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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考虫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我问尹延,你说,咱们三个人的创业故事,该怎么结尾?

他一边吃着饭,一边神经兮兮地说,结什么尾啊,你就写着呗,反正你能写。

我说,你想写死我啊?

石雷鹏说了一句人话:那就先别结尾,反正还没结束,路才刚开始。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本书上市后,考虫会是什么样?

没人能够预测以后,却能回忆起以前,那段一无所有的过去。

2015年,我和尹延、石雷鹏从新东方辞职。

那时,我们算是新东方搭配最好的几个老师。三个人坐在咖啡厅里,桌子上放着喝完的咖啡杯。尹延和石雷鹏高声地“较量”着,他们在讨论课程的分布与产品的价格,在我看来,他们吵的内容是一样的。

可为什么还要声音那么大地吵呢?因为那时的我们,对未来一片迷茫,不知道路的前面是什么。所以,只能把迷茫变成提升的音量,对彼此发泄。

我们三个加起来讲了二十多年课的老师,在互联网教育的浪潮中,忽然手足无措。知道停下来就是死,必须前进,却不知道前方到底是什么。

那个年代,是互联网教育刚起步的时期,线上对线下的冲击巨大,许多先行者已经扎根在了在线教育。可对我们这些一直只会上课的老师来说,互联网到底是什么,今后我们应该怎么招生,怎么使用平台,怎么和学生互动,和线下课有什么区别……我们像傻子一样摸索着,艰难地变着轨道,荆棘满路地前行。

记得辞职当天,尹延告诉我,尚龙,辞职后,估计你会有三个月没有收入。

我说,好,没有就没有。

那次在咖啡厅开会,应该是我们三个最精疲力尽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存款投资了一部电影,最后血本无归,龙影部落很快就面临解散。我以为自己硬,可以扛很久,可当包租婆敲了房间门,才知道无论什么人都会为五斗米折腰。

石叔本想那年结婚,却也被繁重的经济压力压得喘不过气。那天我们三个在咖啡厅,他们俩对着对方升着调,嚷嚷着,却谁也提不出一个解决方案。

我看他们吵得厉害,就时不时地打圆场,说,算了。

可他们还变本加厉,继续争论着。我看出了情绪不对,于是说,你们这么吵有用吗?

记得最后,尹延跟我说,尚龙,我把你和石叔弄出来,就应该对你们负责。

我不解地说,谁用你负责,我没成年啊?

当天晚上,他给我在微信里转了一万块钱,还贱兮兮地说,省着点花哦。

我嘴上说你怎么不上天,心里却十分清楚,他看出了我的窘迫。

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没有钱,寸步难行。那一万块钱,交了房租,就没剩多少了。

那段日子,偶尔上一些一对一的课,勉强维生。

也就是那次会议后,我突发奇想地开了“夜猫子学英语”。初衷很简单,我说,我想每天晚上讲十分钟的英语,和学生有互动,你们两个就在后面使劲地做广告,总是能招到生的。

也就是那次会议后,尹延和石雷鹏的微信沦为了广告阵地。

我不太愿意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比如他们两个会怪我为什么最近不发广告;比如我会跟他们说,微博广告不能发多,学生会有意见,会掉粉。

就这样,我们扛了一个学期,弹尽粮绝,接着,龙影部落解散。也就是那时,逼着我写了《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这本书。

好在老天看得起我,让努力的人都能得到合理的回报,那本书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大卖。

可是,龙影的兄弟,全部散了。有的去了博纳,有的去了乐视,有的去了腾讯,有的去了万合天宜,有的走得更远,去了三亚。

我知道自己的电影梦要破了,可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无能为力。

兄弟去的单位,都是高大上的,忽然让我明白,龙影部落团队里面没有废物,全部是精英,最废物的,是我。

那年考完试,我们三个又坐在了一起,石叔扭着脖子,我才知道,他过得也不好。他长期盯着电脑,压力巨大,他的颈椎出了严重的问题,刚看完医生,准备明天复查。

尹延状态更不好,他黑着眼圈,考前那几天,他整晚整晚地失眠。甚至为了缓解学生的压力,他晚上跟学生在QQ群里唱歌;那时他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唱完歌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打开一瓶啤酒,继续惆怅着迷茫着。

尹延笑着用沙哑的声音说,尚龙,你有多久没洗头了。

我笑着,没说话,看着他们两位,眼睛忽然红了。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本来应该聊聊暑假部署的,可到了最后,我告诉他们两个,我准备出国了,学导演,托福、GRE都背着你们考完了,以后都不当老师了。

石叔说,我准备结婚了。

尹延就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

那次在咖啡厅的场景,直到今天,历历在目,无法忘怀。

那天我走在北京的街道,本想打车或者坐地铁回家,却硬是从五棵松走到了国贸。到家时,已经是凌晨。

几天后,尹延打电话给我和石雷鹏,笑嘻嘻地说,再出来聚聚。

这次,我们约在五棵松下面的一家酒吧,尹延笑着说,喂,你们两个说,我们把所有的课综合在一起,一百二十多个小时的课打包,包邮教材,再送所有的学习用具、答题卡甚至笔记本,可能还能无限地回放,只卖一百九十九,学生会不会炸?

我愣在那里,心想,这哥们儿难道昨天晚上吃错药了吗?疯了吗?

那一刻,他真的笑得像个孩子。

石叔问,是会炸,那我们的宣传呢,互联网呢,我们还是不懂啊。

尹延笑了,说,可是有人懂啊!

这次和我们合作的团队叫选课网,整个团队之前都是从网易出来的,对互联网领域有着非常强大的认知,对在线教育有着超强的理解,他们除了没有内容,其他的都显得那么合拍。

而内容,刚好是我们熟悉的。

许多合作,其实都是强强联手,但分开后,却孤掌难鸣。

刚搬去三里屯时,选课网的副总说,我们准备今年招两万人。

我第一反应就是,一群神经病,你去哪里招这么两万人。

石叔脱口而出的是,你们怎么招啊?

那人开玩笑地说,我们牛啊。

我也笑着说,不,是我们牛。

其实我知道,我们谁也不牛。只是因为产品好,价格便宜,更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能上得起顶尖老师的课了。

后来,我延迟了出国的计划,毕竟,这个团队需要我。我决定先干完这一年,等一切稳定了,再走也不迟。

后来,石叔一边结了婚,一边上着课,我们真的开始往前走了,我们一起把这个新团队叫:考虫。

新团队的每个人都很好,我曾经问过选课网CEO李好宇,干吗要定一百九十九这么便宜,他说,他想让教育平等。

一开始我不太相信,后来自己新书签售,去了很多地方,看见无数学生的刹那,才明白这个项目改变了多少人。

在这个英语教育价格昂贵,在线市场混乱的时代,考虫真的做到了教育平等。

后来许多的教育机构都学我们,价格统一都定在了一百九十九。

我依稀记得第一个班招了两千人,上课前,我们遭到了无数的质疑:这课这么便宜,老师水吧,骗子吧,讲课质量能保证吗?

开课前,我们几个对着墙,把课讲好多遍再打开电脑,页面的右边,几百人刷屏,疯狂程度我从未见过。夜猫子学英语,也从原来一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在线,也变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我跟石叔有次笑着说,夜猫子再也不用你在后面打广告了。

石叔也笑着说,广告还是要不停地打的。

那一年,我们开了五个班,招了两万人,学生们自豪自己是考虫的学生,在微博上晒着自己收到的资料,他们称为炸药包。他们签到,他们给我们留言,我们给他们回复。

而我们三个,只会看着微博上的评论,像个傻子一样笑。

第二年,我们拉了投资,用这些钱打磨出了更好的资料,然后又有了Allen、陈仲凯、刘云龙、谢昭奕、Vivian这些大牛的加入,考虫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一些学校里,整个宿舍都在一起学习。

考虫起步了。

尹延开始坐班,一心一意地打磨课程和产品细节。

石叔在准备大婚后的造人运动,很少来公司了。

而我,莫名其妙地新书大卖,让我经济忽然缓了过来,于是第二年,我认真着笔,出了第二本书《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那一年,我带着书,一个人,走南闯北地去见每位读者。

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去一个地方,都有学生拿着小黄(我们开发的背单词资料)找我签名。

记得一个男生,一只耳朵失聪,走过来告诉我,龙哥,要不是因为你们,我早就放弃自己了,我们家根本交不起高额的学费,可你们让教育平等了。对了,我四级听力差点考了满分。我明白自己不能放弃自己,更不能骄傲,我开始准备考六级了。

记得那些天,我一边签售一边上网课,加上四六级改革,旧课件基本上都作废,讲的都是新课,所以,常常是在飞机上备课,在高铁上写下一场演讲稿,在宾馆里对着电脑改PPT。

3月初我染上的感冒,一直到5月份才好,这是我最漫长的一次感冒了。到厦门时,我的感冒已经加重到眼睛长期是红的,讲话全是鼻音。做完分享后,有一个孩子给我递来一张纸,说,龙哥别哭,我们都在。我说,我没哭,我过敏。

她这个举动搞得我特别尴尬,不知道要说一些什么。

后来她竟然跑出去给我买了两盒抗过敏的药,这个时候我刚签售完准备离开学校。

拿到药的时候,我真的哭了。

在深圳时,记得一个姑娘带着母亲来签售,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本来有抑郁症,因为喜欢你们说话,变得喜欢讲话了。那姑娘一下子哭了,说,龙哥,谢谢夜猫子,每天陪着我,我觉得听到你的声音就不孤单了,能抱抱吗?

我张开双\_臂:抱抱。

那段时间,我时常蓬头垢面地到处奔波着,有时候十一点还在外面吃饭。有一次在长春,有个学生发我的照片在微博上@尹延,说看到我了,很疲倦。那时,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北京。

尹延在微博上转发说,请虫子们告诉尚龙,我很想念他,让他注意身\_体。

我和尹延很少说一些矫情的话,虽然是兄弟,但见面都是臭贫打嘴仗,那一刻着实把我感动了,我很想告诉他我看到的这一路的故事。因为考虫,他们的生活真的发生了改变,可是,我不能继续这么上课了,因为明年要出国,那是我的电影梦,不想这么快放弃。

可回到北京,什么都变了。

我签了两年的合同,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后来我知道,陈仲凯老师也放弃了去英国深造的机会。在开会的时候,我把一路上见到的故事和学生的对话,讲给他们听,那时公司已经有了许多新面孔,许多我甚至不认识。

我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很伟大,你可能不知道,你的每个举动,都是光,在照亮遥远的别人。

我讲完,尹延打趣地说,鸡汤龙又要讲故事了。

我看着他快成熊猫眼的眼睛,使劲地笑了笑。自从创业,这货从来没有十一点前到家,第二天还跟打鸡血似的到处跑。

我知道,那就是创业,那就是为了教育的执着。

许多人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放弃了自己的舒适,我想我还会拍电影,这是我的光,不会熄灭。但我答应了那些学生:只要我还活着,夜猫子就一直上下去,我也一直会在教学第一线陪着大家。

后来,我们从小办公室搬到了大办公室;后来,我们又有了许多新鲜血液加入;后来,我一边拍电影,一边上课;后来,石叔有了孩子,叫小石榴。

再后来,我们三个时常联系,却很少见面。

虽很少见面,但一直在教学一线,认识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我们,虽累,却一直幸福着。

一次,北京卫视要来采访考虫。

导演说,想拍你们三个创始人刚开始一起努力奋斗的感觉。我笑了一下,说,那就去咖啡厅吧。

我打电话给他们两个,一个小时后,石叔和尹延就来了。

导演说,你们就重演一下当时创业期的争吵。

石叔挠挠头,说,我们不吵架啊,我们很团结。

尹延说,就是,很团结的。

于是我们摆拍了几张,点了三份盒饭,聊了聊家常,我就被导演叫过去拍其他素材了。

咖啡厅的老板走过来,问,你们在拍什么啊?

尹延笑着指着我说,他可厉害了,写了好多东西。

石叔说,是啊,你在网上都能搜到他,畅销书作家。

我装作没听到,只觉得眼睛似乎红了。

或许以后会离教学岗位越来越远,但这段创业的经历和兄弟感情,我一辈子不会忘怀;或许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知道我,但勿忘初心的本质,永远不会变。

那天我们三个吃饭时,我忽然说,写了这么多东西,要不,好好地写写咱们创业的故事,放在下一本书里吧?

尹延说,你写呗,但我十九岁这个事实不允许篡改。

石叔说,我十六岁的本质是不能变的。

我笑了,那天问他们,任何一个故事都应该有结尾,那咱们三个人的故事,该怎么结尾?

尹延一边吃着饭,一边神经兮兮地说,结什么尾啊,你就写着呗,反正你能写。

我说,你想写死我啊?

石雷鹏说了一句人话:那就先别结尾,反正还没结束。

是的,反正还没结束。

而且,我们会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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