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海的那边，你在何方 还差一句对不起

世界上有很多事，都以为可以拖到明天，无奈时光最残忍，把很多我爱你变成祝福你，把很多理想淡化成愿望，把很多对不起变成来不及。

假设明天是最后一天，你还有什么没有做？

我把这个问题问我表姐时，她哭了，哭得很难过。她说，应该是跟我父亲、你大伯，认真地说一声对不起。

大伯是一个才子，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满满的艺术热血，被洒在了地上。

十几岁的大伯，正是青春年华，那个时候全国闹灾荒，好多孩子吃不到饭。爷爷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抗战，1948年国民党去台湾，爷爷没跟着去，加入了共产党。

他借了一个收音机，里面时常放着一些歌曲，大伯喜欢里面的音乐，爷爷就找当地一个音乐老师教他五线谱，他学得很快，能很快把一首歌的乐谱写下来。

几年后，他学会了弹琴，拉会了二胡，甚至会写歌。他有一副好嗓子，我听说很多孩子那个时候都在跟我大伯学习唱歌，电台里经常放大伯写的歌曲，我也在照片里看过那个时候长发飘飘的他。

伯妈是一个踏实勤劳长相平平的农村女-人，我私下问过我长辈，为什么那么风华正茂的大伯竟然最后娶了大伯妈。

长辈叹了一口气，说，大伯那时坐过牢。

我问为什么。

长辈叹了口气，说，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是我们90后永远无法想象的时代，饥饿、自然灾害、左派右派、四人帮、伟大领袖逝世……那些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他们身边。

有时候读历史，你会想那时候的大江大海，会想那些人饥肠辘辘，而反观我们，却正在努力减肥。

后来知道，大伯最青春的八年在劳改房里度过，当他出来时，已经三十好几。

爷爷不让大伯回家，那时的劳改犯，所有人都会回避，包括亲人，怕他的出现让这个已经被打成右派的家庭雪上加霜。爷爷的父亲是地主，自己又参加过国民党，出身不好，那时爸爸和三伯准备当兵、考军校，爷爷就坚决不让大伯回家。

于是，大伯定居在武汉，经人介绍，和刚从农村回来的女-人迅速结婚生了孩子，有了我姐。

接着，姐姐成了劳改犯的孩子。

没人规定劳改犯的孩子不能上学，但好事儿的档案上偏偏要多上一栏，写着父母背景。

不知道是哪个班干部翻开了档案，看见了这一栏，然后散播到班上。

从那时起，姐姐就习惯了被同学耻笑：你爸爸就是那个劳改犯啊。逐渐，她习惯了抬不起头，习惯了被老师低看一眼。虽然姐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只知道，这一切，都是这个人——她的父亲，就是他，让自己被同学耻笑被老师瞧不起。

她回到家就冷嘲热讽，而父亲只是沉默，沉默，像是为过去的时光赎罪。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大伯家，目睹了大伯和姐姐的争吵，他们为了很小的事情，吵到焦头烂额。

逐渐，他们父女关系疏远。

逐渐，沉默造成更多误解，误解引发更多争吵。

逐渐，争吵变成冷漠，冷漠引发冷战，冷战使得彼此更加疏远。

那时一个人进了劳改房，就像后半辈子被烙上了无法改变的耻辱，没有人关心原因，只为了饭后多一些谈资；那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身边的人，就没有客观评论只有围观，像极了吃人血馒头的围观群众。

时光虽能抚平所有伤害，可是人言最可畏，寂寞的邻居没什么能做的，却总能在酒足饭饱后翻出往事继续嚼着舌根。这些闲言碎语对别人无所谓，但对曾受过伤的当事人，这一切就像旧的伤疤被层层揭开，露出血淋淋的红色，疼痛不已。

终于，大伯病了。

记得小的时候我去大伯家玩，他跟我们讲话，动不动就哭，鼻涕流到嘴巴里，显得特别不好看。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总是很认真地听。他喜欢教我音乐，我每学会一首歌，他就感动到泪奔。

当时我心想，怎么泪点这么低啊。

大伯总喜欢哭着跟我说，要好好活着。

然后姐就走过来说，你别总废话，别人又不像你，整天寻死觅活。

大伯转身，擦着眼泪，再也不讲话。

几年后，大伯得癌症去世，五十出头，永远离开了这个纷争无奈的世界，离开了这个缺少包容理解的年代。

葬礼上，姐姐哭得晕倒，她跪在地上不停地说对不起。

我忽然明白，大伯之所以喜欢流泪，是因为他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所以，他对每个人都那么真，每句话都那么走心地说，毕竟，谁知道哪一天生命就画上了句号。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伯的时候，他目送我上公交车，他身上因为化疗鼓起了很多包，走路也蹒跚了起来。他听不太清楚我说的话，可我还努力地比画着。那时我太小，不懂事，父亲告诉我，要好好听大伯讲话，他说下次可能见不到了。

我不懂什么意思，人在，怎么见不到呢？

公交车启动的刹那，他追了两步，然后停了下来，我从车窗探出头，看到他早已泪流满面。

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每次暂别，或许都是永别。

那年，大伯只有五十多岁。

姐姐哭着说对不起，一直哭，哭到我眼睛--湿--润。

那时我小，只觉得奇怪，为何不生前对大伯好点，死后才道歉。

几年后，姐姐给我讲了一段故事：

大伯年轻时爱上了一个姑娘，两个人在树下写诗，在夜间弹琴，那个年代，也只能用爱去饱腹，用诗去陶冶，用歌去感动。

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可是那时，一个当兵的也爱这个姑娘。

这个人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经过许久的博弈，最终以破坏军婚罪把大伯送上法庭，法庭当庭宣判有罪。

这一关，就是八年。这一关，就丢掉了青春。

当他出来的时候，已经丢掉了所有。他开始郁郁不得志，怨天尤人，多愁善感，又没人可以讲话。英年早逝似乎是对那个时代才子的必然诠释，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一辈子的故事更能被后人记住。

姐姐说，大伯没错，错的是她自己，错的是那个时代，错的是那个世界。

她哭得稀里哗啦，可惜，世界的那边，大伯无法听到。

许多对不起，就这样变成了来不及，变成了还不起，也变成了再也听不见。

姐从此不怎么喜欢说话了。

我时常问姐，让她给我讲当年大伯故事的细节，她摇摇头，说自己不知道。许多细节，就像历史一样，永远只能以偏概全，永远只能找到片段，找不到细节。

几年后，我找到姐，问能否把大伯生前的音乐给我，我想听听。

姐姐说，别听了，人要往前看，对生者好些就好。

我点头，没再追问。

我想起那时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滚蛋吧，×蛋的生活》，如果明天是你最后一天，你还有什么没做？

去跟一个暗恋多年的姑娘说我爱你？去一个一直想去的地方？还是做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情？

或者，去说一声对不起。

越亲的人，越容易忽略他的感受，越近的人，越可能伤害到他的心灵。

许多时候，只欠一句抱歉。

许多时候，这句抱歉都来不及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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