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那边，你在何方

我早想跟你分享这个故事。

可是太沉重，怕自己讲不好，写了许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无数次邮件，许多回易稿，依旧不能满意。

几天前，终于落笔成文，我发给张一老人看，他看完后，就说了一句话：写得很好，谢谢你，让我勾起这段回忆。

我说，谢谢您，让我有机会参与。

之前，我在台湾参加一个书展，演讲结束后，一位中年人缓缓走来，他问我：尚龙，是否有空，我父亲也在，他会给你讲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我点点头，收拾起电脑，跟他们去了一家餐厅。

餐厅安静简单，故事却被装潢到刺眼。我不停地问，他不停地答；我感叹，他遗憾；两代人思维的对接，情节的碰撞，他儿子在边上，努力地帮我解释着。

我忽然明白，我们没有活在那个离别的年代，真好。

张一老人今年八十多，头发斑白，身\_体硬朗，山东人，1949年时，他刚好十八。

那年，解放战争到了焦灼的时期，蒋介石节节败退，却依旧苟延残喘着用尽全力拼死一搏。山东，早已战火纷飞，人们颠沛流离，恰是人间惨剧，时常飞机飞过，尸横遍野。

张一的父亲是个地主，没念过书，没太多文化，于是给家里三个男孩子起名分别叫张一、张二、张三，方便记，大家也容易认。张一最大，那年十八岁；其次是张二，十五岁；弟弟张三在一次出去玩的时候被国民党抓兵，从此杳无音信。

张三被抓时，父亲和两个哥哥藏得严严实实的，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地看着张三被带走。张三穿上国民党的军服，抬着弹药，朝着父母挥挥手，从此，再也没回来过。据说张三是在一场战役中被打死了，具体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战乱年代，每一次暂别，都可能是永别。

父亲把两个孩子送到山东的一所学校念书，可惜战乱纷飞，学校动不动就停课，要么老师消失，要么教室被炸，学生越来越少，眼看学校就要开不下去了。在这节骨眼上，几名不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骨干组织起山东联校，他们共用老师和场地，随时学习，随时念书。

学生席地而坐，就能听老师讲课；老师拿起粉笔，就能在地上写字。谁也不知道，知识是否能改变命运，战乱年代，能改变命运的，只有运气，不被子弹打到就是好命。

很快，枪炮声就打到了周围，八千名山东联校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南下，开始逃命。张一和张二，就是那个时候八千名学生中的两名。张一爷爷说，那时的火车上挂满了人，行李堆满车厢，人也挂满火车，每次火车进山洞，都会少几个人，有些人甚至死在车里，被当脚踏板一样踩在脚下。几天的火车坐下来，让他们习惯了分别和死亡，那年他们刚成年，却吃着从未有过的苦。

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到达了澎湖，老师与国民党守军沟通，说保证孩子们安全，不让孩子们当兵，让他们继续读书。可是不久，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军方背信弃义，爆发七一三事件，军方强行命令孩子们当兵打仗，老师和学生坚决反对，几名骨干老师和学生遭到枪决，张一和弟弟，都没有免于穿上军装的命运。

那时，穿上军装，就意味着迷失，迷失在生死之间，迷失在炮火中，迷失在熟悉又陌生的国土上。

国民党上层忽然明白，大势已去，要么投降，要么南下，去台湾。

谁也不知道投降后会如何，更不知道这个叫台湾的地方，意味着什么。

于是，军方让剩下的学生自己选择，南下还是北上。

南下，意味着一片茫然，或沉入大海，或远走他乡；北上，意味着战火纷飞，或枪林弹雨，或尸横遍野，或遍体鳞伤。张一叫来弟弟，危难时刻，谁又能有更好的判断？他说：弟弟，我们总要保住一个，才能见到父母，或许能留住我们家的血脉。所以，我们分开走。

弟弟点头，于是当天，张一南下去台湾，张二北上回家。

张一送弟弟时眼睛是红的，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临走前，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完好的笔记本，从中间用力地撕成两半，把一半送给弟弟，说：我们一人一半，记得在路上可以写写东西，就算不写，看到这个，也能想到我。

弟弟把半个本子装进包里，嘻嘻哈哈地上了火车。他跟哥哥说：哥哥，不用着急，等仗打完了，我们再一起读书写字。

他记得弟弟说的最后一句话：哥哥，仗很快就能打完，我们很快就能见到的。

张一老人讲到这里，忽然沉默了好久，他干涸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些思念。或许战乱已经让他流干了眼泪，或许他早已经放下，无论如何回忆，都已无泪可流。

弟弟踏上北上的火车，火车开动。谁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两人再也没见过，弟弟永远消失在了这动荡的年代。

张一爷爷跟着剩余的五千多学生和国民党军队南下，一路颠簸，到了广州，却发现码头上乱糟糟的，都是人。军人军装不整，行李横七竖八，老人哭孩子叫，他忽然明白，船少人多，于是，不得不舍弃一大批人。学校几经沟通，终于决定，让女学生先上船，男生跟着部队，继续行军。

张一没想那么多，反正离开了家，走到哪里都是走，活在何处都是活。

几千名学生加军人一路向西，路上，遇见了国民党黄杰的第一兵团，两路人马合为一路。此时，东北南三个方向已经全部被解放军包围，黄杰无能为力，只能一直往西退。一路上，学生们死死伤伤，将士们跌跌撞撞，张一拿着笔和那半个本子，记载着自己看到的一切。

张一爷爷说，我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时刻，因为那时，每一条路，都看不到尽头。

黄杰军队一路向西行军，解放军追击速度快，国民党援兵又迟迟未到，终于，他们逃到了中越边境。此时此刻，张一才知道，带领他们的将领已经制定了八字方针：假道入越，转运回台。

这八个字深深地印入了张一爷爷的脑海里，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他以为这次背井离乡不会太久，在越南的日子不会太长。

越南，那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多方协商，法国同意黄杰的部队入越，但前提是，放下兵器，纪律严明、听从指挥地入越。

1949年12月12日，他们五百人一组，放下枪，整齐地进入越南。谁想到，陆续有三万人进入越南被软禁，这一关，就是三年。他们先是被关押在越北等地，后来又被转移到南方的富国岛，生活在法方的软禁监管之中。法军常来搜抄，银圆手表全部都被拿走，不给就拿枪托打，受伤没人医治，生病没有医生。法方提供每人每天米仅四两，吃不饱睡不够，水土不服多病少药，死伤不断。

张一老人讲到这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说，每隔几天，就有人死，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他就哭，不认识的他就叹。哭着哭着，也就不哭了，他开始明白这就是命，活下来的，是命好的，死去的，是命烂的。

张一用那半个笔记本记载着发生的事情，那半个本子，密密麻麻的，写满了那段历史。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法国人要出尔反尔地软禁他们，许多年后，当历史浮出-水面，他们才明白，法国为了限制美国，给美国提政治条件，才软禁了这群人。可这群人不知道，张一老人不知道，他们只明白，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他们没有自由，没有足够的粮食，身边的中国人在死去，希望在一点点地破灭着。

可是这些呐喊，谁又能听见。

那层伤痛本应该结疤蜕皮，却再次被揭开，露出血淋淋的伤口，每一滴血都是时代的烙印，每一滴泪都包含着满满的伤痛。

我很想去追问张一老人那三年故事的细节，可是，我不敢继续下去。身为晚辈，岂能理解那漫长的三年，一个学生，二十出头，是如何度过的。

就在那三年，张一老先生得了厌食症，他再也胖不起来，只要吃多，就会深深作呕。这种病，持续了一辈子，就如这段记忆一样，一辈子根深蒂固，无法驱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在两极对峙中，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逐渐失去对越南的统治权。1951年底，富国岛的官兵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张一和同学都加入其中。那几个月，抗议不断，叫骂不止，他们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这一闹，迅速引起了国际注意，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

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三艘军舰到达越南阳东，张一年少，又是学生，被允许第一批登船。踏上去台湾的军舰，他回头看了一眼越南，忽然无比冷静，没有笑，没有泪。

因为他将去的地方，更加陌生，他们说叫台湾，是一个岛。

他忽然明白，世界原来这么大，可家在何方，早已无解。

张一来到台湾，定居台北，青年时的颠沛流离，让他更明白稳定的可贵。一路上他写的资料，变成了历史，很快，他爱上了对历史的研究。后来，他去了台北一所大学，当上了历史系老师，教课、生活、结婚，可一直没有孩子。

他说可能是当年的厌食症和营养不良导致的，所以在他四十五岁时，在老婆的建议下，收养了第一个男孩，很快又收养了第二个男孩。大儿子比二儿子大三岁，他们时常争吵，有时为了玩具，有时为了看电视，吵吵闹闹。

1987年，大陆允许台湾老兵探亲，同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0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至此，两岸打破了自1949年长达三十八年的冰封期。

此时，张一老人已经将近六十，当他知道这件事时，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刚想到他，人瞬间就定在了那里。因为，那个人的名字，叫张二。

澎湖一别，再无相见，他在何方，是否还记得自己，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家，谁也不知。

他无法跟老婆说，毕竟老婆是本省人，更无法明白那段动荡的历史中，两个小人物做出分别的决定。

终于，一天夜里，他跟老婆说，我想回趟家。

老婆问，你不一直都在家吗？

他说，那个家。

当他再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眼睛--湿--润，嘴巴不停地颤-抖着。回到山东时，他忽然跪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哭得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失去一切又找回点滴的孩子。这里有他的青春，可惜，他再也回不来，历史把他冲得太远。

随行的年轻人扶起这位老人，他一路走，一路继续哭着，像要哭出自己的灵魂。

老人没有找到自己的弟弟，他回到了村庄，面目全非。幸运的是，他看见了父母的墓，一旁，是弟弟的墓，他死于十年前，肺癌。村里老人告诉他，张二从南方北上的路上，让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和解放军交战时被俘虏，回到家后，身染重病，时常咳嗽到深夜。

新中国成立不久，父母就离开了世界。接着，“文革”爆发，因为父亲是地主，自己又当过国民党的兵，张二很快被批斗，被打倒。后半辈子，张二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文革”结束前，也匆匆离开了。

张一无法理解这一切，他跪在弟弟的墓碑前，想起分别的时候，想起一起学习的场面，再次失声痛哭。

眼泪滴进土里，让土的颜色变深，周围陪同的人，脸上都挂着泪珠。

忽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半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自己在越南的生活。他跪在墓前，点燃打火机，把它烧成灰。黑色的灰，被风吹到墓碑上，像那段回不去的历史，那再也见不到的兄弟。

“那，另外半个本子呢？”我弱弱地问张一爷爷。

他没说话，许久，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

我坐在原地，久久不能平静，忽然明白，那个年代，活下来就是万幸，谁还在乎半个本子。无论是什么本子，写着什么，谁给送的，都只是纸，随着那个时代的风，被吹散，飘落，然后遗失。

张一老人回家当天，筋疲力尽。

一觉醒来，看到两个孩子继续吵架，不可开交。同一个电视，却只能看一个节目，遥控器被大儿子拿在手上，二儿子冲过去抢，抢着抢着，就打了起来。大儿子把弟弟打哭，妈妈冲过去，一把抢过遥控器，递给弟弟。

大儿子委屈，走到一边，嘟嘟囔囔地跟弟弟说：等我读完书，能赚钱，买个电视自己看，我们再别来往！

话音刚落，一个响亮的巴掌，重重地打到了他的脸上。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打过儿子，他把两个儿子视为己出，这一巴掌，直接让儿子蒙了。忽然，儿子眼睛红了，刚准备哭，猛地抬头，看见父亲眼睛里，满满的泪光。

老人转头进了房间，忽然泪如雨下，他没说话，也没人懂得他经历了什么。

过了许久，老人从房间里出来，指着大儿子，慢慢地，就说了一句话：他是你弟弟，你有义务一辈子去照顾他，让他幸福，听懂了吗？

大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老人叫过来二儿子，拉着他和哥哥的手，把两个人的手放在一起，语重心长地吸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又戛然而止，转身离开。

或许，他不知道如何开口。或许，他明白就算说了，也未必有人能懂。那海的对面，有一个自己的兄弟，可惜，他再也见不到了。

那些关于离别、关于伤痛、关于历史、关于生死的故事，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发生在弟弟身上的、发生在两岸的、发生在整个民族的故事，谁又能懂，谁又愿意听。

他想，既然没人懂，就让它埋在心中吧。

我听完了整个故事，录音笔已经发烫，咖啡早就变凉，一旁的助理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滴。张一老人起身，淡然地说：讲完了，就是这样。

我关掉录音笔，久久不能平息。

一旁，是张一爷爷的大儿子，西装革履，平易近人。他说，谢谢你，父亲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地把故事讲给别人听了，更何况还是大陆那边的青年。

我笑着点点头，目送他们离开。

那天晚上，我整理思绪和文字到一点，写着写着，就失眠了。我走到101大厦的下面，坐在阶梯上，抬头，看着高耸入云的建筑，听着海风，安静的街道上，只偶尔有摩托车的声音，呼啸而过。

忽然几个台湾小伙和小妹尖叫着从酒吧里出来，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们幸福地笑着。

我庆幸无法穿越到那个年代，看那种颠沛流离；我庆幸能活在这个时代，感受着鸟语花香；我不能理解网络上言论不同的厮杀，我不能理解政治不和就给戴帽子和下定论。

我只知道，时光会洗刷所有恨、痛哭甚至记忆，也会升华更多爱、亲情和思念。

但回不去的，是老人的青春，和兄弟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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