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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晚上开始,一切都变得真诚温和。天气不那么冷了,雪在从天而降的过程中变成了雨。孩子们摸黑踢着足球,根本不把黑暗和雨当回事。停车场里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光,来自披萨店的霓虹灯招牌和娱乐中心的厨房窗户,布里特-玛丽就站在窗口,躲在窗帘后,远远望着他们。坦白说,大多数孩子的球技都很糟糕,就算有更多盏灯照明,也只能让他们的弱点表现得更清楚。

老鼠已经回家了。布里特-玛丽锁上门,又洗刷了一遍整个娱乐中心。她回到窗口,望着外面的世界,足球时不时地跃过地上的几个水坑,砸到路面上,然后孩子们就用猜拳决定谁去捡球。

大卫和佩妮拉小的时候,肯特曾经告诉他们,布里特-玛丽不能和他们玩,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玩。但这不是真的,布里特-玛丽非常明白怎么玩猜拳,她只是觉得把石头放进布袋子里有点儿脏而已。至于剪刀,根本连想都不用想,谁知道来历不明的剪刀曾经剪过什么东西。

当然,肯特总说布里特-玛丽“消极得要死”,这是她缺乏社交能力的旁证。“该死!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开心点儿?”肯特拿出雪茄分给客人,布里特-玛丽打扫卫生、收拾家务,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肯特还算有点儿快活劲儿,布里特-玛丽总是臭着一张脸。也许生活就是这样,要是你每次都负责打扫别人留下的狼藉,恐怕很难高兴起来。

薇卡和奥马尔姐弟俩踢球时,薇卡比较冷静,精于算计,用脚的内侧轻轻拨球,就像你熟睡时无意识地在你家另一口子身上蹭脚指头那样。她弟弟却爱耍脾气,患得患失,紧追着球不放,好像足球欠了他一-屁-股债。连布里特-玛丽这种对足球一窍不通的人都看得出来,薇卡是停车场上最棒的球员,至少不会是最挫的那个。

奥马尔的风头总被他姐姐压着,和场上其他小孩一样,她让布里特-玛丽想起英格丽德。

英格丽德就从不消极。这种人有个特点,你很难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太积极,但也许积极的原因恰恰是每个人都喜欢她。英格丽德比布里特-玛丽大一岁,身高也比她多出五英寸——当然,要想压过妹妹的风头,不用高出这么多就能做到。布里特-玛丽已经习惯了给姐姐当背景,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

有时候,布里特-玛丽也会真的渴望得到一些东西,渴望到几乎忍不住,这感觉简直要人命,不过它不会赖着不走,忍忍总能过去。

英格丽德当然总是渴望得到各种大大小小的东西——比方说她想当歌手,认为自己命中注定会出名,所以邻居家的男孩太普通,配不上她。布里特-玛丽却觉得,邻居家的那些男孩太不普通,以至于看都不看她一眼,而对姐姐来说,他们又太普通,哪方面都配不上她。

与她们住同一层楼的邻居家男孩是兄弟俩,阿尔夫和肯特。布里特-玛丽不明白的是,他们不管为了什么事都要吵架,而她却是姐姐的跟屁虫。然而这个问题从未困扰过英格丽德。“就咱们俩,布里特。”她常常在晚上这样低声告诉布里特-玛丽,说她们将来会去巴黎生活,住进一座满是仆人的宫殿里,这也是她叫妹妹“布里特”的原因——“布里特”听上去像美国名字。

诚然,巴黎居民有个美国名字似乎也挺奇怪的,但布里特-玛丽从不会提出不必要的反对意见。

薇卡性格严肃,可当她的球队冒着雨,在黑暗的院子里把球踢进两只饮料瓶组成的球门里时,她的笑声听上去竟很像英格丽德。英格丽德也喜欢玩。和所有爱玩的人一样,很难弄清她究竟因为爱游戏才擅长游戏,还是因为擅长游戏才爱游戏。

一个红头发小男孩的脸上被球狠狠地砸了一下,倒栽在泥坑里。布里特-玛丽不禁打了个寒战。砸中小男孩脸的那只球正是砸过她脑袋的同一只,看到那些泥巴,她很想给自己打一针破伤风,然而又很难不看孩子们踢球,因为英格丽德也会喜欢看的。

当然,如果肯特在这里,他会说这些小孩踢起球来太娘们儿了。肯特就是有这个本事,能用“太娘们儿了”五个字来形容所有的糟糕事。布里特-玛丽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反讽,但她敏锐地注意到,眼前的比赛中,踢得最不娘们儿的那个恰恰是个小女孩儿。

布里特-玛丽终于恢复了理智,不再犯傻似的盯着外面,在别人发现她之前离开了窗口。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娱乐中心沉浸在黑暗中,布里特-玛丽摸黑给她的花盆浇了水,往土里撒了小苏打,越发思念起她的阳台来。即便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也不算彻底的孤单,街上那么多汽车、房子和人都陪着你,你既属于他们,又不属于他们,这就是阳台最大的妙处。第二个妙处在于,她可以一大早(肯特起床以前)就站在阳台上,闭上眼睛,感受风从发间穿过。布里特-玛丽经常这样做,感觉就像在巴黎。当然她从没去过巴黎,因为肯特不和那边做生意,但她解决过许多关于巴黎的填字游戏,它是世界上跟填字游戏最有缘分的城市,住着各种有钱的名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清洁工。英格丽德喜欢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们到了巴黎会有多少仆人,只有这点布里特-玛丽不太同意——她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的姐姐不擅长打扫,以至于到了请别人帮忙打扫的程度。布里特-玛丽的母亲就曾经用蔑视的口气谈论这样的女-人,所以她不希望别人也这样谈论英格丽德。

既然英格丽德将来注定要精通外面的世界,布里特-玛丽就想象自己擅长家里的各种事,比如打扫卫生、收拾屋子。她姐姐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注意到了她。布里特-玛丽每天早晨都帮她绑头发,英格丽德跟着她黑胶唱片里的旋律摇头晃脑的时候,从来不忘评论一句:“谢谢你,你绑得很好,布里特!”布里特-玛丽就从来不想要什么唱片,假如你有一个能真正看到你的姐姐,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呢?

门上传来一声巨响,似乎有人拿斧头劈了门板,布里特-玛丽惊得跳了起来。薇卡站在门口,虽然没拿斧子,但也和拿了斧子差不多糟糕:她身上的泥巴混合着雨水,滴滴答答淌了一地板,布里特-玛丽的内心在咆哮。

“您为什么不开灯呢?”薇卡眯缝起眼睛,盯着黑魆魆的屋内说。

“灯坏了,亲爱的。”

“您没试着换个灯泡?”薇卡皱着眉头问,语气似乎原本想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上个“亲爱的”,后来硬生生地憋住了。

奥马尔从她身后跳出来,他连鼻孔里都沾着泥巴。请注意,的确是鼻孔里面。布里特-玛丽根本想不出他是怎么做到的,地球上难道没有重力这种东西吗?

“您需要买几个灯泡?我有最好的节能灯泡!特价!”他热情地介绍着,不知从哪里拖出个背包。

薇卡踹了他的小腿一脚,脸上带着青少年特有的想装老成却放不开的紧张神情。

“我们能在这儿看比赛吗?”她问。

“什……什么比赛?”布里特-玛丽反问。

“那个比赛!”薇卡回答,跟人家问你“什么教皇”,你回答“那位教皇”时的语气差不离。

布里特-玛丽交叉着扣在肚子上的两只手无意识地拧了一下。

“比赛什么?”

“比赛足球!”薇卡和奥马尔吼道。

“哈。”布里特-玛丽嘀咕道,反感地打量着他们泥水斑斑的衣服。当然,她只对脏衣服有意见,可不是针对孩子们。她一点都不讨厌小孩。

“他总是让我们在这儿看球。”薇卡指着门里墙上挂着的照片说。照片上是那个举着黄色球衣的老头。

旁边另一张照片上,这个老头站在一辆卡车前,穿一件白球衣,衣服前胸有两只口袋,一只上面印着“博格足球”,另一只印着“教练”。这衣服该洗洗了,布里特-玛丽想。

“我怎么没听说?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得找他去。”她说。

两个小东西都没说话,沉默得仿佛要把屋子里的氧气吸光。

“他死了。”过了很长时间,薇卡盯着自己的鞋尖说。

布里特-玛丽看着照片里的老头,又看看自己的手。

“那真是……哈,真是太遗憾了。可这也不是我的错呀。”她说。

薇卡恨恨地瞥了她一眼,接着拿胳膊肘捅了捅奥马尔,有些愤怒地说:

“走吧,奥马尔,我们去别的地方。别他妈的指望她了。”

薇卡转身要走的时候,布里特-玛丽发现几英尺开外的地方还有三个小孩在等着,全都只有十来岁的样子。一个红头发,一个黑头发,一个从体态看胆固醇明显偏高。三个人同时用控诉的眼神瞅着她。

“我能问问你们吗?为什么不在披萨店或者修车铺或者……管它是什么……看球赛呢?如果这个比赛那么重要的话?”布里特-玛丽礼貌地问,一点儿都不咄咄逼人。

奥马尔一个大脚把球开到停车场对面,平静地说:

“他们在那儿喝酒。要是输了的话。”

“哈。要是赢了呢?”

“赢了喝得更多。所以他一直让我们在这儿看球。”

“你们不会回自己家看吗?家里没有电视吗?”

“我们全队都要在一起看,谁家的地方都不够大,装不下这么多人。”薇卡突然斩钉截铁地插话道。

布里特-玛丽掸了掸裙子上的灰。

“你们的球队不是没了吗?”

“我们有球队!”薇卡咆哮道,跺着脚大步朝布里特-玛丽走来。

“我们在这儿,不是吗?我们还在这儿!我们还是一个队!就算他们关了王八蛋球场、王八蛋俱乐部,我们的王八蛋教练犯了王八蛋心脏病上了西天,我们还是一个球队!”

孩子眼里的怒火竟然让布里特-玛丽抖了起来,这种表达方式显然不适合正常的人类。薇卡的脸颊上出现两行泪水,布里特-玛丽拿不准这孩子是打算扑过来拥抱\_她还是和她拼命。

她觉得这两样自己都有点儿受不了。

“你们先等一下。”她惊慌地说,关上了门。

嗯,一切就是这样开始变得真诚温和起来的。

布里特-玛丽站在门里,呼吸着--湿--漉漉的花土和小苏打的气味,想起肯特看球赛时总是酒气熏天、吵吵嚷嚷,但他从来不到阳台上去,所以阳台只属于布里特-玛丽,对她来说是个非常独特的处所。至于她的那些花,她都谎称是自己买的,因为她知道,如果照实告诉肯特它们是从垃圾房或者街上捡来的(邻居搬家时丢掉不要了),他一定会说些非常难听的话。花花草草让她想起英格丽德,英格丽德喜欢有生命的东西,就因为这个,布里特-玛丽日复一日地拯救无家可归的植物,以此纪念她没有能力拯救的姐姐。只有这样做,她才能鼓起勇气想起英格丽德。你是没法和肯特解释这样的事的。

肯特不相信死亡,他相信进化。“那是进化。”有次电视上播出一档自然节目,看到一头狮子咬死了一匹受伤的斑马时,他点头赞许道,“就该这么对待弱者,不是吗?只有这样,物种才能延续下去,如果你不是最好的,就得接受自然规律,给强者让地方,对不对?”

和这样的人没法讨论阳台植物的事。

也没法讨论想念别人的感觉。

布里特-玛丽拿起手机,指尖微微颤-抖。

拨了三次号,劳动就业办公室的女孩才接起电话。

“喂?”女孩气喘吁吁地说。

“您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吗?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布里特-玛丽?我在健身房!”

“您可真棒。”

“有什么事吗?”

“来了几个孩子,他们说想在这儿看什么球赛。”

“噢,是的,那场比赛!我也准备看呢!”

“我怎么不知道我的职责还包括看孩子……”

女孩在电话那头-呻-吟了一声,好像撞到了什么地方。老实说,这一声听起来很矫情,似乎故意想让布里特-玛丽听见。

“布里特-玛丽,抱歉,我其实不应该在健身时接电话的。”

然后她叹了口气,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不过……您想想……这也是件好事,要是孩子们在您那里看足球的时候,您突然去世了,就不愁没人知道了!”

布里特-玛丽干巴巴地笑了几声,接着再也没说话。

女孩无奈地深吸一口气,然后传来跑步机关闭的声音。

“好了,对不起,布里特-玛丽,我只想开个玩笑。我不该那样说,我不是故意的……喂?”

布里特-玛丽已经挂了电话。半分钟后,她打开门,胳膊底下夹着一叠刚刚洗净折好的球衣。

“你们可不能穿着带泥巴的衣服进来,我刚拖了地!”说到这里,她突然闭了嘴。

在孩子们中间站了个警察,矮墩墩胖嘟嘟的,发型像一天前刚举办过自助烧烤聚会的草坪。

“你们这回又打算干什么?”布里特-玛丽咬牙切齿,低声质问薇卡。

警察看起来进退两难,眼前的这个女-人和孩子们说的不一样。没错,她确实既挑剔又霸道,可也有点儿别的什么,比方说坚决、爱干净,还有种莫名其妙的……独特。他傻呵呵地盯着布里特-玛丽研究了一会儿,想对她说点什么,但最后觉得还是采取最文明的手段比较保险。于是,警察拿出一只大玻璃罐子,递给布里特-玛丽。

“我叫斯文,欢迎您到博格来。这是果酱。”

布里特-玛丽看着果酱罐子,薇卡看着斯文,不知所措的斯文茫然地拉扯着警服。

“蓝莓酱,我自己做的。上课学的,在镇上报的班。”

布里特-玛丽从头到脚扫了他一眼,又从脚到头扫了第二眼,每次扫到警服衬衫的时候,她的目光都会停一停。衬衫紧紧地绷在斯文的肚子上。

“我可没有适合您穿的球衣。”她告诉斯文。

斯文-脸-红了。

“不不不,不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想……欢迎您到博格来,只为了这个。没别的事。”

他把果酱罐子塞-给薇卡,踉踉跄跄地跨出门槛,穿过停车场,向披萨店走去。薇卡瞅着果酱罐子,奥马尔瞅着布里特-玛丽没有戒指的左手无名指,咧了咧嘴。

“您结婚了吗?”他问。

布里特-玛丽被自己脱口而出的速度吓了一跳。

“我离婚了。”

这是她第一次大声说出这个事实。奥马尔的笑容更明显了,他朝斯文的背影点点头。

“斯文现在单身,告诉您一声。”

布里特-玛丽听见别的孩子嘀嘀咕咕起来,她把球衣往奥马尔怀-里一塞-,从薇卡手中夺过果酱罐子,消失在黑漆漆的娱乐中心里。六七个小孩愣愣地杵在娱乐中心门口,翻着白眼儿。

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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