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撮毛

我上的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小学，一共也没有几位老师，可惜时间太久远，大多沉没在回忆里了，只有三位老师我一直记得。一位是前文提到的俞老师，一位是画老鹰的美术老师，还有这一位是教语文的老师。遗憾的是我对于人姓名的记性特别差，如今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他的样貌在我的脑海里还是非常清晰，五十岁左右的年纪，脸色苍白，稀疏的灰发里若隐若现的头顶尤其地白，戴了一副那时全国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浅黄色塑料宽边的眼镜，他的眼睛藏在像啤酒瓶底一样厚的镜片后面，我从来也没有看清楚过他的眼神。春秋冬三季他永远穿灰白色的中山装，很少穿深色衣服，夏天的时候，是短袖白衬衫，经年累月洗得渐渐薄了，里面贴身穿的白色汗背心上的小洞依稀可见。听别的老师上课时提起过，他原来是大学老师，因为就住在对面的大楼里，“文革”时便调到我们这个小学来，之后也一直没有再回去，用这个老师的话说，遇到这样水平高的老师，是我们额骨头碰到天花板了。可惜那时我不是什么好学的学生，对这份荣幸全无所谓，只是觉得这是个样貌非常清爽的老先生，性格也毫无攻击性，总是对这世界保持着干干净净的距离，好像随时可以离开现世生活，不留任何牵挂。记忆里他从来没有留过胡子，但是在他两片特别薄的向下耷拉着的嘴唇所指引的尽头，好像靠近右腮边，有一颗蚕豆大的黑痣，黑痣上却长了很长的一撮毛。这是他身上我唯一觉得奇怪的地方。

他说一口南方的普通话，虽然和上海方言一样完全没有翘舌音，但也不是上海话，也许是江浙某地口音。作为语文老师，虽然面对的只是一群童蒙小儿，他却分明是有些惶惶的，每次朗读书上的文字，他总是很紧张翘舌音的发音，于是很多本来也不该带翘舌的字儿被他很滑稽地读成了翘舌音。直到有一天他听我读书口语特别标准，便好奇地问我家世，一个喜欢上海话的同学争着帮我说明：“伊拉屋里是北方人，阿爸姆妈都是说普通话的演员，伊倒是不会说上海闲话的。”

后来上课，每次读新的课文。他读完一遍便会问我：“小马良，我读得对不对？”一开始我有些惶恐，总觉得哪里能帮老师指导发音，而且除了读音标准，我的功课并不好，哪里有这样的资格。但是他总是一再地问，“小马良，我这里读得对不对？”“小马良，我那句读得对不对？”渐渐的我竟也有些得意起来，开始斗胆挑些毛病，直到后来，所有的新课文都是我代替老师先念一遍了，我在家读书识字比较早，这事倒也没有难倒我。

其他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总是问我一句“小马良，我读得对不对？”这事儿平白地为我增加了一些威信，我心里便很是喜欢这个老师起来。后来我还被这位老师推荐给了少年宫的朗诵组和话剧组，他当着少年宫老师的面盛赞我：“小马良的爸爸妈妈都四演员，他的普通话非藏标准”。

有一天，那个平时只说上海话的同学悄悄地和我耳语：“侬晓得伐，为啥×老师面孔上的那一撮毛要留勒嗨？”我听了大惊失色，连忙问为什么，他得意地说：“个撮毛交关要命，要是拔脱-了，人就要死脱-了。”最后他还补了一句消息来源，以示可靠：“阿拉爷叔老早批斗过他的，伊告诉我的（我叔叔以前批斗过他，他告诉我的）。”听了这话，之后再看到这位老师，我便会怔怔盯着他脸上的黑痣出神，因为知道了这柔弱善良老师最脆弱的生命秘门，心里生出一阵阵悲伤，想着他被批斗时，那一撮毛风中凌乱的样子，耳边全是那句话：“要是拔脱-了，人就要死脱-了。”

久而久之，这事儿成为了我心里的一块小小的隐痛，总是为这位单薄的老师担惊受怕，每次上课看到他进教室，就瞪大了眼睛仔细去找那撮毛，只有看到了才能安心下来。以至于后来回忆起这位启蒙老师，只觉得他是个谦卑单薄的老人，像是一个薄而透明的人形气球，球上有一颗痣，是那气球的吹气口，扎着这小口的就是这一小撮毛，这一撮“交关要命”的毛，一旦被人拔了去，这人形瞬间就泄了气，只长叹一声，便飞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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