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炎岁月

1988年的1月，距今已经有25年。这一年的1月在上海人的心头深深地烙上了印记。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乱了这个大都市的日常生活。经历过1988年的上海人直到今天都还记得：空前拥挤的医院门诊，摆满病床的工厂、学校，甚至百货公司，以及那满街的传闻和流言……

据原静安寺地段医院医生沈雪芳回忆，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过去就把他抬进来，晕过去就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的。我念是念过传染病医学，自己也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大流行，这样的大流行像瘟疫一样，很厉害的。

这种病，后来被证实是一种急性病毒性甲型肝炎。简称甲肝，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接触传播的传染病。以后短短的一个月里，上海市区就有30多万人传染上了甲肝，大部分是青壮年，其中11人死亡。一时间，人们“谈肝色变”。

——在网上摘抄的一段描述1988年甲肝的文字，作者不详

我是那年春节假期的最后几天犯的病，突然就难受到觉得自己快死了，父母嘴里急急念叨着“千万不要是甲肝，千万不要”把我送进了医院，可惜事与愿违就是甲肝。我心里是明白他们的焦虑的，他们俩已经定好了在瑞典的一出戏剧的工作，父亲的合作者和整个剧团都在等他们俩过完中国传统的春节就飞过去。那时出国可是大事情，父母亲都好不容易请了工作假，办好了所有手续，还垫钱买了当时觉得非常昂贵的机票，突发的一切让他们沮丧极了。医院里到处都是患者，无数的家属暴躁又绝望地问着医生到底该怎么隔离防止传染，这场突发的传染病让所有人都慌了。我躺在传染科的临时病床-上，恐惧渐渐超过了我身\_体的病痛，父亲生过肝病，在身边不停地安慰我，叫我别太害怕。

医院里所有的病床都满了，医生劝父母把我带回去，因为听说他们要出国工作，考虑待在医院里他们受到感染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为了保全万一，不要全家感染，不如让我回去在家隔离治疗。所谓在家隔离，就是父亲先去居委会照会了我的病情，一个由住本区的退休医师组成的街区传染病防治小组，穿戴着全套的防护制服，来我家进行消毒。他们穿着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白色的传染病隔离服，在家里四处用喷雾剂撒药，并嘱咐我的父母尽量把我控制在自己的小房间，不要出来。父母坦陈了我们家的情况，于是善良又积极的居委会干部们一致决定，对我进行“未成年传染病人的特殊保护”。

几天后，还躺在床-上的我，就这样告别了我的父亲母亲。我嘴上说着叫他们放心之类的话，虽然也看到母亲偷偷抹了眼泪，但心里还是非常地难过，甚至有些小小的怨恨。那时我姐姐刚刚结婚，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生活，她答应了父母会经常回来照看我，但毕竟长路迢迢，而且那时她在那个城市好不容易刚刚找了全职工作，请假很不方便，也不敢和同事领导们说是为了探望我这个传染病人，那时节这场发生在上海的瘟疫，是让很多周边城市的人谈虎色变的，虽然她万般不舍，却最多也只能一个月回来陪我几天，就得赶回去上班。

就这样我一个人囚禁在了恐惧和寂寞里，十六岁的年纪。我家隔壁邻居，著名的越剧演员张阿姨一家和我家关系一直要好，应了我父母的托付，每天为我烧些清淡的饭菜送来，虽然他们一家人对我这个病号一再表现出毫无惧色、随时愿意拥抱我的样子，我心里却知道自己是让人嫌弃的，于是总是隔了门道谢，请他们把饭菜放在门口地上，按一下门铃告诉我，直到他们转身进家门才开门端饭。吃完饭也会乖巧地用开水煮了餐具再放在门口。我心里念念知道，无论如何，张阿姨一家都是承担了很大风险在照顾我的，至今想起来心存感激。

虽然有了胃口，身\_体渐渐好一些，精神上却实在寂寞难耐，如同坐牢一般，一周只能出去一次，由街道里的医生陪着去医院检查，居委会已经安排了邻居的几个大妈，在我家附近巡逻，防止我出门成为传染源。我几次偷偷在门镜里看着她们在楼道口搬了板凳聊天，心里也不服气了，觉得她们只是因为我年纪小便看不起我，就下了决心绝不出门，因为心里的这份早熟的道德约束。

实在无事可干，于是决定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看掉，父亲和姐姐各留了一书架的书，除--去几本我认为实在不需要的，硬是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地一本本按着顺序囫囵读了。整个读书的过程是绝望而饥-渴的，绝望是源于一种被世界所抛弃的无力感，唯有读书可以排解心里的寂寞；饥-渴是因为那时小小的年纪，仅有的智识根本无力支持起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我急切地想要在书本里寻找一些遮风挡雨的东西。而书的确成为了我那时的一种救赎，它们一本本从我的眼里到了我的脚下，我得以踏着这一步步的台阶，终于从小小的囚室里探出头来，望到了辽阔的远方，那些我后来成长岁月里决心一定要踏足的地方。我那时第一次认真地读诗歌，读得痛哭嚎啕，在眼泪里奋笔疾书，开始为自己写诗。读哲学，虽然完全不懂，但反复地读，像是面对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壁垒，全不管它们背后的真义，拼命只想要一一跨过去，跨不过便用本子记下，留给长大些再读。那几个月的时光，回头再看的确于我是意义重大的，只是那时太疯狂了，日夜不停地读，全然不顾自己的休养，以至于别人一两个月便能痊愈的症状，我花了半年多还不能康复。

当时家里刚装电话座机，因为父亲受到了些特殊关照，可身边朋友谁家也没有电话。那时越洋电话的费用应该是很高的，爸妈也打不起国际长途，他们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难得的电话问候也似乎都是拿着秒表计算的，只短短几句话便急着要挂机。家里的电话几天都不会响一次，我穷极无聊发明了一种自娱方式，也是因为太需要和别人说说话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拿着听筒自说自话，想象着线路那头，有个年轻美貌的接线员在微笑着安静地听着，只是因为工作规定她不能说话。

后几个月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很遗憾，说我的病理指标仅仅只差一点就算是康复了，已经不再会传染给别人，此时大多数的感染者都已经痊愈，社会上笼罩的那种草木皆兵的气氛也渐渐缓和，但只是这一点我自身的不及格，却永远无法超越一般，使我无法回到学校，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几次三番下来我倒渐渐被磨去了急躁，有些认命自己这“不凡”的命运了。有次从医院回家，那时陪护兼监视我的人也不在了，我弯去了徐家汇的艺术书店，不料没看上什么美术方面的书，倒是带回了一本菜谱。隔壁的张阿姨在我的托付下会帮我去买些菜，父母走时留下的钱此时才派上了用场，鱼香肉丝，番茄炒蛋，蟹粉蛋，我把自己喜欢吃的菜都试了一遍。如今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厨子，便是那时由一本菜谱启蒙的。每天黄昏，搬了高脚凳子坐在自家阳台上，手里端着自己烧的每日一菜，望着窗外的世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就觉得不怕孤独了。

不久之后我终于康复了，从医院里拿了化验单，回家后给学校打了电话，商量好了下学年复学的事情。放下电话，心里竟没有什么很兴奋的意思，自己不免也有些意外。深夜出门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一罐啤酒，打算庆贺下自己的痊愈，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酒，只因为肝炎病人是绝不能喝酒的，心里老早做了决定，病好了便要开始喝些酒。只是啤酒在嘴里只有苦味，根本尝不出有什么好喝的，边走边喝，几口便灌下去了，这想象里酣畅的仪式竟如此草率地就完结，心里很是失落，随手便把空罐子往路边的垃圾箱扔，不料竟掷在门框上弹回身边，于是又飞起一脚想要补射，这次更背，又打在某处反弹至很远的地方了。心里觉得好笑，走过去想再踢一脚，远远看到另外一个垃圾桶，便向着那个方向带球过去，一脚一脚地踢着，突然心里就不想“射门”了，一个人在深夜无人的路上踢着一个空易拉罐，漫无目的地走下去了。那时晚上的路上车子稀少，我边踢边唱歌，自说自话地笑着，有时远远看见一辆车过来，想要把罐子踢到路中央，被汽车压扁，却不料司机们大约远远便看出了我这个疯小子的目的，总是小心地绕开，于是这大难不死的易拉罐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便随着我从淮海西路去了一趟静安寺。

一路上我心想着，以后长大了一定要记下这次生病的经历，记下心里想过的所有念头，也必须记下这个踢易拉罐的夜晚，虽然毫无道理，却总觉得应该记一笔。一边想一边一脚一脚踢着，竟带着这个伤痕累累的易拉罐径直地就穿过了这么多的日子，一直踢到了今夜里来。那个可怜的小铝罐子早就不知所终了，倒是我身上所有磕磕碰碰的印记都还清晰地存着，不过再也谈不上是什么苦痛折磨，青春里的一切总是小题大做的。后来才明白，原来正是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才成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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