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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意识和物质 第一章 意识的物质基础




1.问题


我们的感觉、知觉和记忆是建立于共同的世界之上的。虽然世界通常被看成独立的客观存在,但是这样的存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显示出世界自己。不过,它如果要显示出来的话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那些发生在世界特殊部分中的一些特殊事件,这些特殊事件就是发生在我们大脑里的某些事件。由于这种关系的特殊蕴涵性,于是我们不禁会问:大脑活动是凭借什么样的性质使得自身区别于其他活动,并且创造出了世界的形象呢?我们能否知道拥有这种力量的物质有哪些,哪些又没有呢?换言之:什么样的物质活动与意识有直接的关系呢?

唯理论者会以他们自己的观点作出草率的答复。他们认为,从我们自身的经验以及由此类推的其他高级动物的经验的起源来看,意识通常与发生在有机体-内的某些事件相关联,即与某些神经功能有关。然而,对于有些更为本源的问题,如动物界中的意识起源可以上溯到哪一个“低级”阶段?意识的原始样态是怎样的?……我们无法回答,只能根据想象去推测。至于其他形式的事件,诸如无机物中的事件是否与意识通过一种关系相联系,那更是无端地胡乱猜测了。因此,上文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讲是无法证明的,虽然是空想,但是无法被驳斥,因而不能对我们的认知有任何启迪。

不过,将上面这些问题悬置起来并不是理性的做法,因为逃避这些问题的回答意味着理性世界中的空白。在某些种类的有机体上神经细胞和大脑的出现是一件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人们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和意义。神经细胞和大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机制,个体通过大脑和神经细胞这一特殊的机制就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作出行为上的调整,而且是相互对应的调整,因此它是一种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特殊机制。无论在哪里,这种机制都能很快地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它是在所有机制中最精致和最具有创造力的。然而,它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很多种生物体尤其是植物那里,它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达到相似的功能。

我们说服自己相信,在高等动物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世界借助意识的光照亮了自己,也使得高等动物有了意识。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点,世界就像一部没有观众的剧目,不为人所知了,从而我们也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世界真的是走向了末路,一切美好的图景都将破产。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找出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而不应该因为唯理论者的嘲笑而停止我们探寻真理的脚步。

斯宾诺莎认为,在神的力量的作用下,每一种生命或事物都是一种无限实体。这样的无限实体以其自身的每一种属性尤其是思维属性和广延属性来表现自身。实体在时空中的有形体的存在就是广延属性,就实体的意识而言则是思维属性。但是,斯宾诺莎认为即便是没有生命的实体也是“神的思想”,它也存在于第二个属性即思维属性之中。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是有生命的,这种大胆的设想在此被提出来了;虽然这不是第一次提出甚至在西方哲学中也不是第一次。两千多年以前的爱奥尼亚哲学家曾经将其命名为“万物有生命论”[45] 。斯宾诺莎后,G.T.费希纳[46] 的天才并没有由于把灵魂赋予植物或天体之一的地球及行星系而感到丝毫的愧疚。我本人并不同意这些奇思妙想,但也不想去判断是费希纳还是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理。



2.一个尝试性的答案


我们明显地看到,任何对意识领域问题的深入尝试都会与神经活动以外的其他过程联系,陷入没有证明也无法证明的推测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相反的角度思考问题,或许论证的基础会更坚实一些。不是每一个神经过程或大脑活动都与意识紧密相随。即便它们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上有非常类似的“有意识”活动,它们中的大部分也不是这样的。相继的传出刺激和传入刺激构成了所谓的“有意识”活动,在时间控制和反应调节上同样具有显著的生物学意义。这些反应中有一部分是对正在改变的环境作出的,有一部分仅仅发生在系统内部。对于后者,仅仅是指脊椎神经中枢所控制的那一部分神经系统内的反射行为及脊椎神经中枢自身。有许多反射过程不属于意识的范畴,虽然它们通过了大脑;或者说它们与意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此我们将会作出专门的研究。对于前者,这样的区分的界限不是很明确;总是有中间情况处于完全有意识和完全无意识之间。人体-内的相似生理过程中就有一些区别性的特征。我们只要经过观察和推理便可以寻找到。

我十分坚信,问题的答案就在下面这些人熟知的事实中。有些事件发生时不仅有我们的感觉和知觉,还有以同样的方式不断出现的一系列行为。像这样的事件实际上已经逐渐脱离了我们的意识范畴。但如果环境条件或者场地突然发生改变,较以往大有不同的话,这些事件的发生就是有意识的。诸如此类事件的发生过程中,那些变化或“差异”最先闯入意识的领域里,它们使得新事件较以前的事件大为不同,因此便需要“新的考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生活中的经验找到更多的类似事例,所以对于上述这些情况就不必要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整个结构来说,意识的逐渐隐退的意义十分重大。通过重复的练习不断习得新的东西,我们便逐渐建构起精神生活。理查德·塞-蒙[47] 用“记忆”概括这个过程,我们将在后文中作进一步的论述。在生物学上,单独的一次且不重复的经验是微不足道的,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有机体对情景的适当反应的学习才是最有价值的。当这种情景周期性地一再出现时,如果有机体能够保留在同一个场地中,那么相同的反应就会发生。我们还可以从自身的经验中了解到下面的情况:在重复刚开始出现的那几次中,在脑海中会出现一个新的元素,这是阿芬那留斯[48] 所称的“已经遇到”或“非全部”。经过不断的反复,整个系列事件随着不断的重复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乏味,最终成为固定程式。因此,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已经丝毫不用再怀疑它的准确性了,这时便从意识中消退了。就像男孩熟练地背诵诗歌,女孩快速地演奏钢琴奏鸣曲一样。当我们每天在同样的地方穿过街道,沿着同样的路线去上班,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完全不在走路上面,却想着其他的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情况发生一些改变,比如我们原来走的马路现在没有了,我们必须绕道而行。这时候的改变以及我们对变化作出的反应便顺利地闯入了我们的意识。但是如果这些变化被我们继续不断地重复,它们也将再次从意识中消退。我们可以在岔路口毫不犹豫地选择正确的路线去往大学报告厅或物理实验室,但前提是我们之前经常去那个地方。

虽然这样的区分、反应的变化、分岔等的数目非常巨大,彼此之间错综复杂且互相干扰,但是意识中只保留最近才发生的、生物体处于学习或练习阶段的这些变化。我们似乎可以用一个比喻加以解释,像一名指导生物体学习的教师一样,意识总是让学生独立完成依靠自己便可以顺利完成的作业。但我强调一点,这仅仅是一个比喻。最为重要的事实仅在于,那些旧的久经练习的情况不在意识的领域之内,只有新情况及其引发的新反应才保留在意识中。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专心和细心学习的地方有很多,比如小孩第一次学习走路,他会由于第一次成功而高兴得大喊,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成年人系鞋带、开灯、晚上脱衣睡觉、用刀和叉吃东西……所有这些动作虽然现在不会觉察自己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的。不过,这偶尔也会引发一些可笑的失误。比如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在一次家庭晚宴上,当所有的客人都到齐之后,却找不到他的身影。最后,他的妻子却在卧室里发现他躺在床-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换一条新的衬衣领他来到卧室,正在陷入沉思的他摘掉旧衣领的这个动作引发了往日习惯性的一系列事件。

在我看来,来自个体发育的这些广为人知的情况,对于我们认识无意识的神经活动系统诸如心脏的跳动、胃肠的蠕动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们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或者有规律的变化情况下早已训练有素,因此在意识的领域中找不到它们。不过有些中间情况确实存在,例如通常不被人注意的呼吸,当环境变化的时候,例如在哮喘病发作或浓烟的过程中,呼吸由于发生了变化而被意识到。还有一个例子,由于悲伤、喜悦或身\_体上的疼痛我们突然流泪,虽然这是有意识的,但却与意志的影响没有任何关系。生物体的某些遗传特性被记忆保留了下来,虽然看起来有些滑稽,但是这些反应在过去一定有它的生理意义;比如因恐惧而毛发竖起,因极度兴奋而停止分泌唾液等等,这些至今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遗传特征,原初的意义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觉得肯定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和我一起论证下一步的问题,即到神经活动之外去寻找这些概念的起源。在我看来这非常重要,但是也只能作简单的提示。不过这个仅有的扩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什么物质事件和意识相关或者与意识事件伴随出现、什么物质事件不是这样的等等问题。我们前面论述的神经活动的特性大体说来是器官活动的特性,只要这些特性是新的,就与意识有关系。

依照理查德·塞-蒙的观点,大脑甚至整个身\_体的发育都是在不断重复同样1000多次的系列事件。生命的第一阶段是没有意识的,从我们的亲身经验中便可以知道这一点。生命体在母亲子宫中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以及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的时间,意识都是在睡眠的状态中。在这段时间里,旧有的地位和习惯在婴儿身上不断持续,它能遇到的有差异的具体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只要身\_体的器官调节自身的功能,不断与环境发生作用,意识就会随着这些变化而出现,不断受到环境的影响,经受一定时间的锻炼后,被环境以特殊的方式而修改。像我们这样的高级脊椎动物,在神经系统中就拥有这样一个器官。这个器官的特殊功能与意识不断发生联系,通过经验使自身不断适应外部变化的环境。因此,物种经历发育变化的地方就在神经系统这个部位;如果把我们看成植物的话,神经系统就在茎干的顶端处。归纳一下我的假设:生物体的学习虽然与意识紧密相关,但是它对学习是怎样发生的却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3.伦理观


伦理观的问题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至今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对我而言却十分重要。即便没有最后的理论延伸部分,我描述过的意识理论对于科学地解释道德观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以往的任何时代,所有的民族古往今来都恪守一种自我否定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与我们的原始意志相背离,以一种要求和挑战、“你应该如何”的方式而出现。“我要”和“你该”的对比是从哪里缘起的呢?一切压抑原始的欲望,使得个体不能自己做主且违背真实自我的要求都是荒谬的吗?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对上述问题的嘲笑,并且这种嘲笑比其他的任何时候都要多。我们偶尔也会听到这样的口号“我就是我自己,我需要发展个性的空间!让与生俱来的欲望恣意生长!反对我的‘应该’的一切要求都是荒谬绝伦的。”对于这些毫不隐讳的声讨,要想彻底反驳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康德的道德律[49] 被他们公然地当做非理性。

不过,幸运的是,这些声讨者的科学基础是薄弱的。通过对生物体形成过程的了解,我们大概知道了原始的自我欲望必然与有意识的生命进行着持续的斗争和较量。与祖先的物质遗产相比,作为自然属性的个人的原始意志和欲望是较祖先要强烈的。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不断地发展,人类进化的前沿处处是我们的身影;因此我们进化的点滴深切融入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天,并且仍在积极地进行中。人类生活的每一天以及个体漫长的生命史,充其量是一座永远无法完成的雕塑上的一点细小的确凿的痕迹。这些无数的痕迹汇聚成为我们今天所经历过的巨大变化。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可遗传的自发变异是这种转变的介质和它出现的前提。其中,突变载体的行为和生活习惯在进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范围内,我们也无法理解物种的起源和选择的趋势;而且我们还应该知道这样的时间范围毕竟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当时拥有的某种形体在生命的每一天、每一步中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它们可能或被删除、或被征服、或被某种新的形体取代。在此过程中,现存的形状对改造其形体的新形体的抵抗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的原始意志中,且以一种精神上的呼应为表现形式。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自己既是斧头也是雕塑,既是征服者也是被征服者。一个真正持续不断的“自我征服”在个体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群体的进化过程与个体生命、历史纪元相比是比较缓慢的,因此那种认为它与意识有明显直接的关系是不是很荒谬啊?这个漫长的过程是不是悄然无息地进行着的呢?

不是。根据前面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情况肯定不是这样。这些考虑把意识与生理进程最终联系在一起,在与环境的不断相互作用下,改变从未间断。我们的结论还有一点是,被意识到的只是那些仍旧处于训练阶段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将来会成为固定的、无意识的物质遗传上的财富。总之,在进化范畴内意识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现象。在发展的地方世界才能显示出来,或者世界只有通过发展才能产生新的形式照亮自己。意识中消失的总是那些停滞的地方,当它们与进化的地方相互作用时才会出现。

如果承认上述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内心的欲望与意识的纠结似乎从没有停止过,甚至它们之间是成比例地互生互长。尽管这些听起来似乎不符合逻辑,但是已经被伟大时代中的那些最智慧的人证实了。璀璨的意识之光是世界送给人类的最好礼物,而人类也用意识之光塑造和改变了那些凸显人性的艺术作品,还用演说和文字甚至生命来证明它。因此,内心不和谐引起的剧烈痛楚在人类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比其他任何物种的都要强烈。意识之光带来的艺术作品可以说算是给痛苦的人类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因此,进化就是来源于这种不和谐,正是这种不和谐使得人类能够忍耐一切痛苦。

我不是一个道德的说教者,而是一名科学家。所以,不要误解为我为了寻找宣传道德准则的有效动因,才把物种向更高目标的发展提出来。既然这个道德准则是公正的动因、无私的目标,那么它必然已经包含了美德,并且时刻准备着被接受。对于康德实践理性中的“应该”,我和其他人一样无法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个道德以最简单的普通形式出现。尽管大部分人无法解释,但是还是为许多不经常遵循它的人所认同。像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表明了人类正在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的转变,这一点也说明了人类的社会属性。利己主义对于单个动物来说是一种优势,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物种的生存;但是对于一个集体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弊端。如果一种动物处于刚起步发展的阶段,利己主义将会是它们生存的最大威胁。在像蜜蜂、蚂蚁和白蚁等这类系统发育已久的物种这里,利己主义几乎找不到踪影。然而利己主义的下一阶段,民族利己主义已经肆无忌惮地传播开来。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其他的蜜蜂会把一只迷失走错蜂房的工蜂杀掉。

在我们人类身上,某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崭露头角。在第一次变化还没有完成之前,在第一次变化的方向上前进的第二次变化轨迹就已经很明显了。尽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强烈的利己主义者,但是我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主张抛弃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极其错误的。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就会出现。在第一步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利己的动机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不过对于第二步调和不同民族间的矛盾或许更为容易。令人恐怖的新式侵略武器随时都有可能威胁我们每一个人,因此和平是我们期望的民族间的永久主题。

本章的思考和结论可以向前推进30年,足见其久远性。对于我个人而言,它们从未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但是我很担心它们慢慢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淡化,因为它们是以“获得性状的遗传”即拉马克主义[50] 为基础。然而,即便我们抛弃拉马克主义,全然接受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一个事实即物种个体的行为对进化的方向具有重要作用对我们来说也是成立的,因此这似乎是某种伪拉马克主义。在下一章中,我们尝试用朱利安·赫胥黎[51] 的观点对上面的说法作一个简要解释;但是这些解释主要针对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而非全然为上述的说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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