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了解未来
1．生物发展的死路
“对于世界的理解或解释我们已经找到了终结性的结论，或是我们的理解处于终极阶段，因此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最大限度或最佳的”。我对这样的说法持否定的态度。当然，我持有这样的观点并不是由于现在的各门学科仍在发展研究中，哲学和宗教上的努力会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影响。实际上，我们按照这个途径在下一个两千五百年里取得的成就，也许与自普罗塔哥拉[52] 、德谟克里特[53] 、安提西尼[54] 之后取得的成就不能相提并论。之所以这样讲，是由于我们对大脑是反映世界的所有思维器官中最高级的观点并没有十足的理由。一种可能性很大的情况是，某个物种与人类的大脑相似，但是它们反映的世界与人类的大脑相比的话，就正如把人脑的意象与狗的相比，或者是把蜗牛反映的世界与狗的相比。
虽然原则上与我们的论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上述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话，仍然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很想知道我们的后代，或者我们中一些人的后代，作为人类能否遇到这样的事件。地球年富力强，它完全可以充当这种事件发生的场所。在过去的10亿年中，地球是我们的生存场所，从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到现在我们所进化成的模样，这些无疑都很好地证明了在未来的十亿年地球依旧是人类生存的空间。但是我们人类自身是什么样子呢？如果现在的进化论我们全然接受——我们目前还没有比这更好的理论——那么我们的文化很有可能接近停滞阶段。我们人类身\_体上的那些固定遗传特征能否继续进化？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或许，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尽头或者遇到了一条死路，这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我们根据地质学记载了解到一些物种并没有灭绝，几百万年来一直保持着形态不变，或者没有明显的变化。例如，乌龟和鳄鱼就是这样的物种。我们也了解到，与动物界的其他物种相比，昆虫的种类要多得多，因此它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奇怪的是，百万年来它们的形态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在这段时间变化得无法找到最初的形态形成鲜明对比。不像我们人类的骨骼位于身\_体-内，昆虫的骨骼在体外，因此这有可能是导致昆虫无法进一步进化的原因。虽然这样的骨骼盔甲具有一定的力学稳定性，并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但是这也导致它们无法像哺乳动物那样，骨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经历着生长。于是，它们的个体生命史中的适应性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
下面有几个几乎可以有效阻碍人类进一步进化的论据。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有利的变异在自发性变异中被自动地选择。不过，这些变异只是一个非常细小的变化，对于进化的益处微乎其微。因此，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的进化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从而导致那些有很多后代的物种只有很少一部分存活下来。一小点的改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就是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种机制却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起着消极的作用。总之，自己的同类承受痛苦的折磨甚至消亡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法律和社会制度便被慢慢引入到我们当中来了。这些法律和制度一方面保护生命，号召人们禁止弑婴，尽量帮助病弱的人生存；但另一方面，它们把后代的数量限制在了生计允许的范围中，这无形中相当于替代了自然选择，抛弃了那些不适应生存者的法则。这种平衡，我们可以通过实施生育控制实现平衡，也可以通过降低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来达到。除此之外，战争、灾难和错误也有助于这种平衡，当然这种方式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无数的人们因为饥饿、毒气、传染病而失去生命。过去的部落间的氏族战争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选择，然而在历史上它的积极作用体现在哪里却是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况在当前是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就像医学和手术尽力挽救每一个生命一样，战争和灾难意味着盲目杀戮。尽管我们认为战争和医术在道义上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它们都不具有任何选择的价值。
2．达尔文主义的悲观情绪
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物种，可能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也不是很大，这些都是上文所暗示的。即便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不必要担忧。我们可以不发生变化继续存活数百万年，像鳄鱼和许多昆虫一样。但是从哲学观点来看，我们还是避免不了沮丧的情绪。因此，我必须在进化论的某一方面有所深入，这样在朱利安·赫胥黎教授的《进化论》[55] 一书中我找到了论据；虽然如果按照他的看法，这方面的论点是得不到近来的进化论者的全部好评的。
由于生物体的被动性在进化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因此，沮丧泄气的看法很容易从达尔文的理论中获得。突变自发地出现在基因组中——基因即所谓的“遗传物质”。我们坚信一点，物理学家所称的热力学涨落规律非常适合基因的突变，也就是说它们是由概率引起的。生命个体对于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与生命个体留给后代的遗传宝库一样，不发生任何影响。“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在出现的变异中发挥作用，再一次表明变异是一种概率现象。因为有利的变异在增加生物体生存、繁殖后代的希望的同时，还将被继续遗传给后代。由于变异的其他生命活性不对后代产生影响，因此这类变异似乎与生物学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获得性状不会遗传给后代。比如，生物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和训练，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却不会被传递下来。于是，这种情况对于有智慧的生命来说，他们会发现大自然的无情，总是拒绝与他们合作。因此，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生命无所作为，陷于虚无。
其实，达尔文的理论算不上真正的第一部系统的进化论。在它之前有拉马克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下面的假设上：生物个体可以将在生育前的特定环境或行为中获得的新特征传递给后代，而且事实上也是经常传递给后代。虽然传递的这些特征不是全部的，但是至少可以看到某些痕迹。因此，如果生活在沙土或砾石上的动物的脚底长出了茧，这是一种保护性的肌肉组织，并且这种茧获得了遗传特性，那么它的后代就可以获得这样的遗传特征，而不需要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无数次的磨炼而获得。同样地，为了特定目的而不断使用某个器官，并引起其器质性的变化都会保留下来，且至少部分会遗传给后代。拉马克这个观点让我们对生物体的那些精致细巧的身\_体结构和对环境的特殊适应能力有了基本的了解，而且更给予我们精神上的喜悦与鼓舞。与达尔文的悲观主义情绪相比，它更加具有吸引力。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生命的进化链条不会中断，智慧的生命可以做出生物学上的努力来改变自身、适应环境。虽然这种生物学上的改变极其微小，但是它却是物种进化日趋完善的一个部分。然而不幸的是，拉马克的理论假设是错误的——获得性状不能遗传。虽然那些自发的偶然的突变与个体一生中的行为无关，但是它们才是决定进化的关键因素。这样的话，我们又回到了达尔文的理论那里。
3．行为影响选择
我接下来要向你们说明事实不是这样的。不用改变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我们可以直接看出个体行为在进化中的作用，虽然它是以潜在的方式在运行；甚至可以说个体行为在其中是最有直接关系的角色。拉马克主义认为，不可撤销的因果关系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某一特征——性质、器官、能力或身\_体特征——的真正有效地使用与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是这个特征在漫长时间中的发展以及为了被有效利用而在世代交替中不断获得改良。这是拉马克理论中的一个非常正确的要点，这种被改良和被使用之间的联系也是这一理论中重要的一点认识。它继续存在于目前的达尔文理论中，但是如果你对达尔文理论仅限于一知半解的话，那么它就会很容易被你忽视。实际上，拉马克主义的理论描述与事物的进程几乎相同，只是它与事物的发生机制相比要简单很多。我们对于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理解和掌握，所以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可以先把结果表达出来。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器官，然后就它的任何可能特征比如习惯、装置、行为以及该特征细小的附属部分来进行讨论。拉马克认为这个器官：（a）被使用；（b）因此得到了改进；（c）这个改进传给了后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这样考虑：这个器官（a）经历了偶然的变化；（b）积累了有利的变异或至少有利的变异总是被选择；（c）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被选择的变异形成了持续的进化。根据朱利安·赫胥黎的解释，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最为相同的地方在于：真正的突变并不是引发过程的最初变化，也不是那种可以遗传的类型。但是如果这种突变是有利的，它们会被所谓的“器官选择”所作用；当这些突变朝着“理想”的方向作用时，它们就会为真正突变的到来提供服务。
让我们对上文作一些讨论吧！新特性的产生常常源于突变或突变外加一点选择，它很容易使得生物体与环境发生作用，从而使生物体朝着对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由于拥有新的变化特征，个体便具有改变它的环境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具体的改造或是迁移，或者根据环境的需要来改变自己的行为。无疑地，新特征的有用性依靠这些具体的能力得到了加强，从而使个体沿着这个方向加速了选择性改良的速度。
或许你认为这个论断不严谨，毕竟它需要个体具备较高的目的性和智力水平。但是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论断中的个体虽然包括高等动物的有目的性的智慧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在其他动物身上也有可能出现而不仅仅限于高等动物。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如下：
一个物种中的个体所面临的环境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差异的。例如一种野生植物的花朵，有些生长在阳光下，有些生在背阴处，有些生长在低谷的谷底，有些生长在高山的山脊。例如多毛的树叶的变异，在海拔高的地区它生长得非常好，而在低谷中几乎找不到它的影子，于是它被高山选中。结果好像是多毛的变异使得迁往高山这个环境对它进一步的变异更加有利。
另一个例子：鸟儿凭借自己的飞行能力在高高的树梢上筑巢，这样它们的幼仔就不会被其他动物吞食掉。习惯于在这种高度飞行的鸟儿就具有了选择性优势，而这样的高耸住所也必然会选择幼鸟中那些能够飞起来的鸟儿。因此，环境由于这样的飞行能力而有所改变，或者说使得个体的行为不断朝着有利于这样的飞行能力的环境改变。
分化成物种是生物界最为显著的特征，许多物种对于它们赖以生存的特殊复杂行为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如果动物园能够把昆虫生命发展的历史也包含进去，那么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特动物博览会了。但非特异性是例外，规则仅仅适用于那些具有特殊技巧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如果大自然制造不出来的话，没有人会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特异性。但是，非特异性却不是这样。人们很难相信达尔文的“偶然积累”居然已经论及到了这些特异性。无论你愿不愿意，事情总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外在力和倾向性的影响，越来越变得遥不可及；而且“简单明了”似乎代表着事物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与“简单明了”不断分离可以引发新的力量，从而加剧了在这个方向上的进一步分离。尽管达尔文的观点已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人们也经常引用他的理论来思考问题；但是如果生物体的某一种特性是由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所致，那么达尔文主义在这个问题面前就束手无策了。我坚信一点，这种结构只源于那些“在某一方向”上的初始微小起步。越来越系统的选择在起初获得优势的方向上不断创造出“锤击可塑材料”的环境，这样物种就发现了它们前进的生命方向，并且将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4．伪拉马克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个体的某种优势来自于偶然突变，并且由于这种优势使得个体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和生存。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换一种方法来说明，为什么与通常的看法相比，偶然突变更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它们的自身被利用、使用的可能性能有效地提高进而能够接受环境的选择性影响。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环境看做不利和有利环境的总和。不利的环境包括来自其他物种的威胁、毒药和恶劣的环境等；有利的环境包括食物、水源、房屋、阳光及其他。为了简单明了，我们将第一种称为“危害”，第二种称为“需求”。并不是每一种危害都可以避免，每一种需求都可以满足。一个物种为了生存往往采取在获取资源满足最迫切的需求和避免最致命的敌人之间的一种折中行为。有利的突变可以减小来自某些敌人的威胁，或者使资源更易于获得，或者是这两种优势都有，因此它提高了个体的生存概率。此外，由于有利突变改变了个体接受需求和灾祸的相对比重，因此它还改变了最佳的折中点。于是，选择更青睐于那些能够通过智力或机会改变它们行为的个体，因而它们也更容易被选中。虽然这种行为的变化不能通过遗传基因的作用传递给下一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被传递。多毛突变型花的产生就是一个最简单和最直接的例子。多毛突变型的高山优势使得他们将种子播散到更多的“山坡区域”，这样可以有利于他们的下一代整天上迁，会更加促进它们的有利突变。
上文的论述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整个环境是动态发展的，这其中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一个大量繁殖的物种，除了个体的存活以外，它们的整体存活率由于外部威胁的存在远远大于需求使其没有明显的增长。还有一点，危害和需求总是一起到来，只有在勇敢地面对敌人时紧急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正是由于危害和需求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一个减小危险的特定突变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波及到那些挑战危险并且能够避免其他危险的突变。于是，一种未曾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值得注意的选择就会出现，不仅与遗传特征有关，还与使用这种特征的技能有关。后代通过学习或示范就可以学会这种行为，同时行为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了在这个方向上的有利突变。
这与拉马克描绘的生物机制几乎相同。虽然既没有将引起的任何变化直接传给下一代，也没有获得性行为，但是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与拉马克认为的恰恰相反。父母的身\_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选择改变了它们的行为；行为的变化又通过示范、讲授或者其他更为原始的办法，与基因携带的性状变化一起传给了后代；而不是拉马克认为的那样，行为改变了父母的体格，并通过遗传改变了后代的形体。“通过教授”为迎接未来遗传上的突变敞开了大门，并且能够随时最好地利用那些变异，使其更容易被选中，因此这种方式的传递行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进化因素。
5．习惯和技能的遗传固定
行为本身的变化并不通过身\_体遗传、通过遗传物质和染色体来传递，所以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里描述的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一种适应性进化的基本机制。因此，我们的观点会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的确，遗传上确实不能保证习惯和技能的稳定性，并且它们是如何融入到遗传基因的宝库中也是个未解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例如鸟类筑巢、猫狗的清洁等习惯可以遗传，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如果依照传统的达尔文思想的话，这些将无法解释；由此看来，达尔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的全部努力和劳动能对物种的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希望能在纯粹生物学的意义上推理出。因此，这个问题在人类身上考证其真实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所作的一些简单描述。
根据我们的假设，身\_体的变化与行为的变化是平行的，后者是前者偶然变化的一种结果，由于它自身利用了最初的优势，并且只有在同一方向前进的突变才具有选择价值，因此它会很快引导深入的选择机制进入既定的路线。行为随着新器官的发展越来越与其紧密相连。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具体的劳作但却拥有一双灵巧的手的话，那么这双手一定会妨碍你。从来没有经历努力的飞翔，你不可能拥有一双翱翔的翅膀；从来都不模仿周围听到的声音，你也不可能拥有一个精致的发音器官。把强烈希望使用某个器官并通过练习提高其技能与拥有一个器官看做是生物体的两个不同特征，这只是一种人工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对应，它只能通过抽象的语言来实现。行为是不会主动进入染色体的结构并在那里拥有其一席之地，这是我们都欣然同意的。但是，新器官自身携带习惯和使用方式如果没有在生物体的使用过程中起到实质性的协助作用，那么选择机制在“制作”新器官的过程中就显得毫无作用了。因此，就像拉马克说过的那样，这两个平行发展的事物会在遗传上固定下来，并最终合二为一形成一个使用过的器官。
与人类制造工具的过程相比，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果不仔细研究的话，它们之间似乎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当人们非常急躁地制作一个精致物体时，在完成的过程中反复地使用它很有可能摧毁它。而大自然却不是这样，虽然它无法制作出生物体新的器官，但是它以连续的方式不断检验生物体新器官的效率，使得它们在自身的检验中不断完善，这是与人工制作完全不同的。然而，这个事实上的类比却是错误的，人类制造工具相当于个体从种子发育到成熟的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干扰因素是被限制的。在获得该物种拥有的全部技能和力量前，幼小的必须被保护而不能让它们工作。也许用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和生物进化作类比更为合理。展览会可以用火车、汽车、飞机、打字机的历史来作对比，告诉你这种工具是怎样一年又一年、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经历着变化。不过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就像在自然进程中一样，所说的机器应该是被连续使用的，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而事实上依赖实际获得的经验和改进的需求使得改进不断完善，而不是仅仅依靠使用来完成的。顺便讲一下，这里作类比的自行车就像一个老的有机体，已经到达了它可以达到的最完美阶段，因此以后将不会有新的变化。不过，它将继续保留而不会消失。
6．智力进化的危险
让我们重新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人类到底有没有进一步进化的可能性？上面的讨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论点。
第一点是关于行为的生物学重要性。虽然行为本身不能遗传，但可以不同程度地加速生物体进化的过程；只要生物体在这种过程中能够顺应与天赋的器官功能以及外部的环境，并且能够随着两者中任意一个因素的改变而进行有效调节。在植物和低等动物中，恰当行为的产生源于缓慢的选择过程，换句话说，改错和试验可以造就恰当的行为；而高智商的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来行事，于是便可以有效地克服诸如过程缓慢、生育较少等不利因素带来的障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让后代的数量超出生计保障的最大范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进一步的进化对于人类来说还有可能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做的事。这一点是与前面一点紧密相关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有些事情是由不可逆转的命运决定的，并任由它们的发生。如果我们不需要它，就不要采取行动。反之，如果我们需要它，就必须采取行动。正如历史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历史事件的次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动而不是命运强加给我们的。因此，作为一种在大时空范围内的历史过程，生物的未来不是不可更改的，也不是按照自然法则预先决定的。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自然法则似乎在关注着每一个高级的物种，就像我们观看鸟和蚂蚁或观看剧中的表演者那样，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无论在狭义上还是在广义上，历史总是被人们看成预先注定的事件并且被固定的法则和规则控制。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每个个体在这件事上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微小作用，他既不能说服他们、调整他们的行为，也不能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为了保证我们的生物学未来，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错过“通往完美之路”的危险系数越来越大。从上文可以看出，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选择是一个确定的必要条件。如果将选择彻底抛弃的话，发展不仅会停滞，而且还有可能会倒退。用赫胥黎的话来说就是：“……有害突变会直接导致器官的退化，当退化的器官没有价值的时候，选择也就失去了作用效力，不能继续保持进化的痕迹。”
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使人愚蠢化”的生产过程和高度机械化程度无不包含着使我们的智力器官严重退化的隐患。当聪明工人和迟钝工人的生存机会伴随着手工业的衰退和生产线单调而枯燥的工作的普及而变得日趋相等的时候，聪明的脑子、灵巧的双手和敏锐的眼睛就成为多余。而对于一个不聪明的人来说，枯燥乏味的苦干、生存、安家、养育后代似乎更适合于他的天性。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天赋和才能方面的负面退化。
为了帮助人们减轻辛劳，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些机构便应运而生，诸如拥有许多福利和安全措施、保护工人不受失业的威胁等等。虽然这些措施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它减轻了个人发展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从而使每个人在机会上倾向于均等，也消除人们在能力上的竞争——这对生物进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不过，人们肯定会拿出一大堆有力的证据来说明福利的益处远大于它自身引起的对生物进化的危害，这一点我早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从我个人来看，益处和危害是一起出现的。除了欲望之外，枯燥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痛苦的又一根源。我们必须改进发明出来的机器，让它做那些对人类来说是机械的、枯燥的工作；而不是让这些机器生产越来越多的额外奢侈品。不要让人做那些用机器来做非常昂贵的工作，而是应该将人类已经十分熟练的劳作都让机器来完成。这样做的效果可以使参与的人更加快乐，尽管这种做法对降低生产成本没有多大意义。然而，这样的做法终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对生物进化毫无价值的世界大公司和企业间的竞争一直存在。总之，把个人间的有智慧的竞争恢复到应有的位置上是我们强调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