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班牙

文艺复兴时期，同是拉丁民族的西班牙在理论领域不如意大利热闹。西班牙英武、激烈、富于创造性，但是由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长期威压以及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的长期刺激，他们在理性思维方面比较薄弱。

十五世纪末年西班牙结束了反摩尔人侵略的斗争，当摩尔人的最后守地被占领的时候，西班牙人仅用一天时间把一百五十万卷阿拉伯书籍付之一炬，强烈的民族排外情绪换来了文化的荒芜，剩下的只是寺院中的一些尘封虫蛀的编年史册。

与此同时，美洲的发现使西班牙充当了世界殖民主义的先锋，无数沾血的黄金载装在一艘艘西班牙远征船只上返回欧洲。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君主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是，一次次欢呼，一次次狂热，并未使西班牙的人文主义思潮迅速强健兴盛。到了十六世纪中叶之后，逐渐有一些生动俏皮、辛辣地揭露西班牙僧侣、贵族阶层的所谓“流浪汉小说”流行于世。直到十七世纪初，一个曾在与土耳其的海战中负伤残废的穷苦“英雄”写出了一部模拟骑士传奇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塞-万提斯的著名杰作《堂吉诃德》。它以对贵族和骑士的巧妙否定、对西班牙社会的广阔描绘，开辟了欧洲长篇小说的新阶段。有了《堂吉诃德》，西班牙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足以傲视意大利以至整个欧洲的地方了。

西班牙的戏剧也是从中世纪的宗教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十六世纪初，戏剧家维辛特、纳阿拉曾进行过一些与宗教活动有关的，或摹仿古罗马的戏剧活动。后来又出现了正式的戏班子，第一个戏班子的领导人是通俗剧作家鲁埃达。

塞-万提斯曾回忆过鲁埃达时代的戏剧演出情况：

在这位著名的西班牙人的时代，剧团团长的全部行装可以装在一个口袋里，行装的内容大致如下：四张烫金的白羊皮，四副髯口和假发，四根牧羊人的手杖……当时的舞台是由四到六块木板拼凑起来的，每块木板摆在四张条凳上，条凳摆成方形，高约四米。台上装着绸幕，用两根绳子拉起，演员就在幕后更衣；歌手们也站在幕后，唱着古老的浪漫曲，没有吉他伴奏。

流浪剧团通常借用旅馆的院子演出。大城市的某些旅馆院子变成了专门剧场，这种专门剧场仍然十分简陋，在一个草率搭建的舞台上拉起一张天篷，可遮太阳而无法遮风雨。如此而已。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舞台上，西班牙戏剧以豪迈的步伐跨进了自己繁荣的黄金时代。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就很爱写剧本，共写了二三十出，此外还有莫里那、阿拉贡等剧作家，而其中成就最高、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要数维迦。

维迦又写过一篇著名的戏剧论文《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因此他又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戏剧学的代表者。

维迦（1562—1635），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个并不富裕的贵族家庭，自幼学习击剑、舞蹈、音乐，从五六岁开始就已在阅读文艺作品方面表现出超常的聪慧。十余岁开始创作，后来在任阿维拉主教随从时写出他的第一个喜剧《哈辛托的牧歌》，立即受到欢迎，这就大大激励了他的创作热情和才华。

当时另一位戏剧家曾这样写道：“许多年间，街头海报上只看见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骄傲地出现。”（蒙塔尔凡）在当时西班牙的对外政策下，维迦在二十岁之后也不得不一次次地参加对外征战，还加入过与英国交锋的“无敌舰队”。一五八八年“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后维迦返回，两年后，与塞-万提斯的母方远亲乌宾娜结婚。

维迦一生，生活经历和精神经历都极为复杂，据说他常常放荡又常常忏悔，后因儿子夭亡、女儿私奔而于一六一四年出家从事神职。

如果这些并不仅仅是传说，那倒是反映了一个刚刚从中世纪的混沌里走出来的人文主义者的自身矛盾。

他是一位著作惊人的剧作家，据说作品总量多达二千余种，不知是否确实，但流传至今尚存四百多种喜剧却是无疑的。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剧作史上的一个奇迹。

塞-万提斯回忆说：

因为有别的事情使我脱不开身，我就放弃了写作和编剧；后来出现了大自然的奇迹，那位伟大的洛卜·德·维迦；他建立了喜剧的王国。所有的喜剧演员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服从他的调度；他以自己的高超美妙和结构严谨的喜剧，充满了这个世界，因此，他所写的，就在十万张对折页以上……（《〈从未上演过的八个喜剧和八个幕间短剧集〉序》）

从一六○四年开始，维迦的戏剧集已陆续出版，一直到第九卷，维迦才自己出面监督编印，在生前共出了二十卷。他去世之后，则又由他的女婿续编了五卷，共二十五卷，选了完整的剧本四百六十二种，宗教短剧四十余种。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剧作仓库，当时西班牙剧场几乎天天演他的戏就不奇怪了。须知，二十五大卷还只是他全部剧作的一小部分。维迦的剧作大多取材于西班牙历史故事，富于民族特色，可目为西班牙民族戏剧正式建立的一座里程碑。他的剧作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农民对封建贵族势力有限度的反抗，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基调。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羊泉村》。

一六○九年，维迦应马德里学会之邀作了《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的演讲，演讲稿曾以诗体论文的形式发表，后来在一六一三年、一六二一年、一六二九年又接连三次再版。一篇短短的戏剧论文能在发表之后发生这么大的影响，这在戏剧学上是不多见的。《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对戏剧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迎-合观众心理

维迦像一切戏剧家一样，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是遵循传统的编剧艺术，还是投合流行的剧场风气？是严守权威的戏剧法则，还是照顾世俗的观众趣味？

维迦生动地描绘了自己和同行们的苦恼境遇：谁要是按照艺术的法则来编写，就默默无闻，穷饿而死，“因为在缺乏艺术光辉的那些人中间，习惯的力量压倒了理智和才能”，结果许多无学之徒在粗制滥造，助长了群众的鄙陋。

这当然不足取，于是维迦自己曾几次按照只有少数人领会的艺术来编写，但观众热心去观看的却是那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女-人们大加赞赏的却是那些糟糕的东西。

既不情愿粗俗，也不情愿空场，但麻烦的是二者必居其一。最终，维迦宁可有负于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而决不有负于现代的观众。他以一个喜剧作家特有的顽皮口气说：

我编剧所按照的艺术是博取观众喝彩的人所制订的，因为既然是观众出钱，就应该向他们胡说乱道，讨他们喜欢。

请你们原谅，我只能服从有权力使唤我的人。

咱们西班牙人和艺术反正已经相去很远，咱们对艺术反正已经糟蹋过千百次了，这一次就请那些博学的先生们免开尊口吧。

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十分鄙俗野蛮，实际上却是在嘲弄那些与观众心理背道而驰的艺术法则，嘲弄那些目中无观众、自视清高超群的戏剧家。

那么，他是不是果真要舍弃一切艺术规则呢？当然不是。他要舍弃的只是那些与现实的观众不相容的东西。他说，他一写戏，就得把那些妨碍观众兴趣的艺术法则重重封锁起来，宁可让观众对其他人的剧本的赞赏声在耳边刺激自己。他甚至还要把古罗马喜剧家泰伦斯和普劳图斯的著作从自己的书房里搬开，免得这些古人从哑默的书里对自己大声呵责。不管多么令人尊敬的先辈，只要他们用过的艺术规则已经过时，那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取代。

以什么东西去取代它们？维迦的回答是：以自己摸索的与当代观众心理相符的艺术法则。这些法则在形成过程中每一步，都受到观众心理的制约。他举例说：

双关语和暧昧的措辞在观众里很受欢迎，因为每个看客总以为话里的涵意只有自己一个人懂。有关体面的事件更好，因为能使每个人都深受感动。美德的行为也受欢迎，因为美德是到处叫人喜爱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一个演员如果曾经在舞台上扮作叛徒，大家就非常厌恶他，甚至他要买什么东西，谁也不肯卖给他；如果一个演员扮演了忠贞的角色，大家就肯借钱给他，请他上门，甚至贵人们都尊敬他、喜欢他、访问他、款待他、欢迎他。

一切都从戏剧与观众的联结着眼，小至用语，大至主题，全以观众接受的程度、感受的情况为弃取标尺。由于维迦是一个著作宏富的剧作家，因此对这一点的论述要比贺拉斯更有说服力。

二、冲破时间限制

在维迦面前，戏剧的时间限制问题，也变得简单了。

请听听他这一段辞气鹰扬的演讲词：

不必理会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把事情限于一天之内，因为我们如果把悲剧的语言掺和在格调卑下的喜剧里，我们早已冒犯了他老人家。尽量把故事限在最短的时间以内，除非编写历史剧，事情须有几年的过程，那么，可以把经过的时间放在两幕之间的时间内，或者有必要的话，可以叫某一个角色在这段时间里旅行一番，这个办法内行人都不满意。不过谁不满意就别去看戏。

啊呀，有些人看到限于摹拟的一天以内的事却有几年的过程，他们画了多少次的十字呀！不过如果让摹拟的一天占去十足的一天，他们也不满意。西班牙人一坐下看戏，就指望在两小时内从开天辟地一直看到世界末日的审判，不然就怒不可遏。

维迦在这里非常明确地冲破了两种时间限制——剧情的时间限制和演出的时间限制。这也就直接地冒犯了亚里士多德和卡斯特尔维特洛这两个理论家。

既然不合理就不必理会，哪管他的名声有多大，这就是维迦的气魄。

维迦的优点更在于，他在洒脱的否定之后又随之以具体的艺术建议和真切的观众心理分析，使他的洒脱辅之以周到，使他的否定显得很有说服力。

在维迦之后，戏剧的时间限制问题还会复杂化，还会缠绕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但最后还是证明维迦的意见大体正确。

一个生气勃勃的多产剧作家，没有太多的理论负担，没有太重的传统压力，反倒更接近于归正后的理论，更贴合于消除传统压力后的真理本身。读着维迦的演讲词，人们似乎可以看见，他不仅是对着马德里学会的成员们，而且也是对着他当时看不见的后代古典主义者们在朗声放言，嘴角挂着不无讥讽意味的微笑。

三、“用真实来欺骗观众”

不相信过时的艺术法则而只相信观众，但维迦并不想去迎-合那些不伦不类的鄙陋习气，他认为，真正能吸引大多数观众的，是真实感。他说：

用真实来欺骗观众看来是一个好办法。

这是他最为信奉的戏剧秘诀。

这里所谓的“真实”，主要是指戏剧致使观众获得真实感的手法。艺术造成的真实感再强烈，也不可能是生活真实本身，因此用维迦粗直而幽默的话来说就是“欺骗”，一种高明的“欺骗”。

他所谓的“欺骗”，其实是一种摹仿，以达到感觉上的合理、可信。他说：

家常琐碎的事应该只反映在两三个人的谈话里，在这方面不要浪费格言成语和俏皮的词句。但是一个角色在申说道理、忠告或劝阻的时候，就该有名言隽语。这显然是符合人生真实的，因为一个人在出主意、劝导或阻止一件事的时候，说话的格调与平时不同。修辞学家阿利斯底狄斯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喜剧的语言应该简洁、明白、流利；还说，应该符合群众所习惯的话。这和上流社会的谈吐不同，上流社会的用语是华丽、响亮而有文采的。不要引经据典，也不要用文绉绉的字眼叫人听来不顺……

如果是皇帝说话，尽量摹仿皇帝的庄严。年高德劭的人说话要语重心长。描摹情侣要有热情，使人听了他们的话非常感动……奴仆不该谈论高雅的事，也不用咱们从外国戏里听来的那些奇怪的比喻。

他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事必须避免，因为只应该摹仿真实情况，这是基本原则。”

维迦在上面这段话中具体地说明了戏剧语言在摹仿真实情况时所必须注意的三层“符合”：符合说话者所处的阶层；符合说话者的具体身份；符合说话时的具体情景和说话的针对性。不符合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必须避免。

他又说：“一个角色无论如何不能和自己说过的话相矛盾；我指不可忘记自己的过去。”可见，维迦已把真实性与完整性联系起来。

四、悬念的技法

仍然是从观众心理出发，维迦讨论了布局结构。他不是一般地论述布局结构的匀称整饬，而是以吸引观众为支点，把布局结构归结到了悬念之上。

整个戏该分作两部，接榫的地方要承接上面的开头，然后一气贯注到下一部。可是故事里纠纷一定要到末一场才有分解。观众一知道结局，就会掉头走出戏院，把三个钟头以来眼睁睁等待的情景抛在背后。因为看到这个场面，就没有再要知道的事了。

第一幕说明剧情，第二幕使事情发生纠纷，要使这场纠纷一直保持到第三幕的半中间，谁也猜不到如何了局。常要叫观众猜测不到，戏里暗示的一些事情远不是下面要演出的事。

在分析了观众心理的前提下，维迦正确地把戏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布局的前后贯通一致与前后的分隔保密，区分了开来，从而也统一了起来。

在维迦看来，悬念是把观众安定在剧场里的最重要的精神纽带，再清晰晓畅的布局也不能没有悬念。

他对悬念的具体要求有两条：

第一，必须尽可能地延续到最后，他所谓“一直保持到第三幕的半中间”，是就他最常写的三幕剧体制而言的。

第二，提高保密质量，连“暗示”都不用来作为最后揭示真相的伏笔，而作为巧布疑阵的手法。

总之，维迦要求把戏设计到云谲波诡的地步，这在历来各种编剧技巧理论中也显得分外突出。

五、悲剧和喜剧应该混合

维迦在这个问题上与意大利的瓜里尼意见一致：悲、喜剧混合似怪不怪，反加丰富有趣，连大自然都为这种混合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在悲、喜剧的混合的剧目中，应该不惜让帝王和平民同台出现。

维迦对自己上述一系列的戏剧主张极为自信。原因是有他数量惊人而又极为风行的戏剧作品做后盾。他相信，不向外面伸手，就靠一己的成功，也足以动摇某些戏剧法则了。

他在演讲的最后说，自己已写了四百八十三个剧本，其中除了六个之外，其余全都严重违反了权威的艺术法则，要是不违反就不会风行。因此他全力维护自己的创作实践，“有时候不合规格的东西正因为不合规格而得人喜爱。”

正是出于对自己创作实践的有理由的自信，他以傲岸的口气向人们推荐他的上述戏剧主张：“你们可以把这些看作至理名言，这是从古代的艺术里得不到的。”

塞-万提斯（1547—1616），这位大作家对维迦的创作天才十分钦佩，如前所述，把他称之为“大自然的奇迹”；但是，对他的戏剧学主张却不以为然。

塞-万提斯没有发表过系统的戏剧学著作，然而在他的诗歌、小说、剧本中人们却常会听见对戏剧的议论。由于他的重大社会名声，这些议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往后，都对戏剧学发生了影响。

塞-万提斯只断断续续地接受过一些中学教育，以后的学问全靠自学得来。在马德里，他曾会见过西班牙早期著名的通俗剧作家鲁埃达。

一五六九年，二十二岁的塞-万提斯作为一个红衣主教的随从去意大利，次年参加西班牙驻意军队，一五七一年带病参加抗击土耳其舰队的海战而使左手致残，四年后在返国途中被土耳其海盗劫掳到阿尔及尔，服役五年，于一五八○年被赎回。回国后他囊空如洗，遂握笔谋生，写了二三十个剧本，但并未获得太大的成功，仍不能借此维持生活，于是，又去当了十余年的军需官和税吏，足迹遍及全国，满目皆是疮痍。

这些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使他在五十余岁时（一六○五年）重新拿起笔来写作《堂吉诃德》而一举成功。此后他还写过不少短篇小说、长诗和幕间短剧，都取得不小的成功。

当时，塞-万提斯声名远播而贫困如故，一六一六年刚为自己的一部小说写完前言不久，就因病而逝，随即又被潦草落葬。人们至今都无法寻得这位伟大作家的墓葬所在。

塞-万提斯的戏剧学主张，主要体现在《堂吉诃德》上卷第四十八章教长和神父的谈话中。作为一部小说来读，教长和神父是两个作品中人，但作为戏剧学来说，他们这里发表的意见也就是塞-万提斯的意见，教长和神父即塞-万提斯。塞-万提斯的意见，在许多基本方面正恰与维迦针锋相对。

一、艺术规律与观众心理不矛盾

塞-万提斯非常不满意西班牙当时的戏剧状况，认为凡是风行的戏大多是没头没尾的胡言乱语。编剧和演员为了投合观众，不惜以牺牲艺术规律作代价。他在这一点上与维迦很不一致，坚持认为“演出有艺术造诣的戏比荒谬无稽的更卖座、更走红”。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还举出当时几个严守艺术规律而又受观众欢迎的戏，说：“你瞧瞧，那几出戏不是严格遵守艺术规律吗？遵守了规律，不还是人人欣赏的好戏吗？所以不能怪观众要求离奇荒诞，只怪演员们不演别的戏。”

他力图把艺术规律与观众心理统一起来。

塞-万提斯不仅以事实来说明两者统一的可能，而且深入一步，论证艺术规律必然会使观众更赏心悦目，有目的的艺术处理以及多种艺术因素的精心搭配，只会增加戏的艺术魅力。

他说：

在一出精心结构的戏里，诙谐的部分使观客娱乐，严肃的部分给他教益，剧情的发展使他惊奇，穿插的情节添他的智慧，诡计长他识见，鉴戒促他醒悟，罪恶激动他的义愤，美德引起他的爱慕。随他多蠢的人，看了一出好戏心里准有以上种种感受。若说一出戏具备了这些因素，反不如不具备更能娱目快心，那万无此理。

在这里，他纠正了维迦的某些偏颇，指出了艺术规律与观众心理之间的相容相助关系，这是有理论意义的。但显然他也陷入了另一种偏颇，即完全无视这两者的矛盾和距离，深信“曲高和众”，这是不现实的，因此也不可能使维迦们信服。

此外，他所说的艺术规律，与维迦所厌弃的陈腐法则并不是一回事。如“精心结构”、“诙谐”、“严肃”、“惊奇”、“穿插”、“诡计”之类，很少会有人全然丢弃不顾的，因此，他的驳难对这个问题的现实症结，略有离逸。

二、艺术限制的重要性

塞-万提斯看不惯那些超越矩矱的戏剧作品。

第一，他决不能容忍时限的突破，说：“假如戏里第一幕第一景出场一个穿抱裙的小娃娃，在第二景已经成了有胡子的大男人，这不是荒谬绝伦么？”所以他呼吁“剧情的演展应该遵守一定的时限”；

第二，不能容忍地界的突破，说他竟然看到了这样的怪戏：“第一幕在欧洲，第二幕在亚洲，第三幕收场在非洲；如果还有第四幕，那么准在美洲结局了；一出戏里就遍历世界四大洲”；

第三，不能容忍历史时代的混杂，把发生于各个时代的事情合现于一台；

第四，不能容忍人物身份特征的突破，说“假如描摹老年人勇猛，小伙子懦弱，仆人满口掉文，小僮儿满腹智谋，国王像脚夫，公主像灶下婢，这不又是荒谬绝伦吗？”

对于上述种种突破，塞-万提斯借神父之口十分气忿地骂道：“这种戏编得连真实的影子都没有，荒谬得刺人眼目，情理难容；稍有见识的人看了也不会满意的。糟的是，偏有那些瞎了眼、蒙了心的人，以为这已经十全十美，若再要求改进，就是过于挑剔了。”

接着又说：“作者只要觉得有个奇迹或所谓奇观，可以轰动糊涂人，引他们来看戏，就不顾一切，大胆捏造。这都是歪曲事实、违反历史的，而且也有损西班牙作家的名誉，因为严守戏剧规律的外国人看到咱们编的戏谬误荒唐，就把咱们看作野蛮无知了。”

用如此锐利放泼的言辞，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得那样高，可见塞-万提斯对这类现象真有点怒气难平了。

作为一个操笔自如的作家，塞-万提斯把自己攻讦对象的荒谬性写得淋漓尽致。确实，写戏而不注意限制，从心所欲而不遵守矩矱，很可能闹出许多荒唐事来。但是，透过塞-万提斯的渲染和夸张，人们发现还是维迦的意见和实践更加合理一些。

为了特殊的艺术需要，让某些幕、场、景之间相隔较长的年月，甚至出现由小孩到大人的跳跃，并非荒谬绝伦。

为了适合某些方域移动性较大的戏剧题材，幕与幕之间跨越洲际也未尝不可，其实塞-万提斯自己在剧本《幸运的流氓》中就一下子从塞-维利亚跨到了墨西哥。

至于写老年人勇猛、小伙子懦弱、仆人满口掉文、小僮儿满腹智谋，更没有什么不好。角色既要与自己的身份相衡称，又需要在特殊的情景中产生令人醒目的变易，这在塞-万提斯自己的杰作中也所在多有。

比较有道理的指责是历史时代混杂的错误，但艺术是一个诡谲的海洋，为了取得特殊的喜剧效果，异想天开地让不同时代的人事在同一个舞台上相对照地出现，似乎也可看作一种尝试，只要不是出于对历史顺序严肃性的蔑视，如果说，当时维迦在《清白无玷》等剧本中对不同时代的混杂还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那么，从二十世纪以来的戏剧实践来看也就不太稀奇了。

塞-万提斯有关这方面的指责，一方面显示了一个大艺术家多方面的严谨性，另一方面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他的某些保守性。把维迦一些特殊艺术处理的特殊背景和需要抽去了加以集中嘲弄，在方法上也有失厚道。当然，这里也包含着他所借以发言的那两个小说人物刻画上的需要，不能完全与正式的戏剧论文等量齐观。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主要意见之外，塞-万提斯还借书中人之口大声呼吁，“剧本已成了买卖的货物”，建议请一位有才有识的人常驻西班牙京城，把京城以及全国各地要上演的剧目预先审查一下，一方面促使剧作家多下功夫，另一方面又可使剧团和演员免除忧虑。这就在批评戏剧商品化的正确前提下，走到了请由官方统制戏剧的错误泥淖之中。

引起读者很大兴趣的，是他还对维迦作出了公开的评价：

戏班子是作家的主顾，演员有什么要求，作家总设法迎-合。我们只要看看我国一位大才子所写的数不清的剧本，就知道确是这么回事。他笔下有文采，有风趣；他的曲词非常工致，思想新颖，有许多含意深长的箴言警句，总之，他文字很美、格调很高，所以他名满天下。可是他为了投合演员的喜好，只有几个剧本写得无懈可击，并非个个剧本都好。

孤立地看，这段话中褒多于贬。但是，如果考虑到维迦当时的巨大成功和巨大声誉，考虑到文中一些赞美之词在当时已成了一种难以动摇的社会常识，那么，这段话的主旨显然是贬，褒语只是欲抑先扬。

平心而论，塞-万提斯此处对维迦的两点指责，即无原则迎-合和剧作质量的不平衡，都有根据，但是由于这段话出之于他与维迦的上述原则分歧之后，而在原则分歧中维迦似乎又比他更正确一点，因此这个评价的客观性也就有了疑问。

针对塞-万提斯的责怪，维迦反过来认为塞-万提斯“学术教养”太差，很看不起，这也是意气之辞、偏执之见。

无论怎么说，《堂吉诃德》的作者的学术教养是很难怀疑的。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塞-万提斯的地位超过维迦；但在戏剧史和戏剧学上，维迦的地位超过塞-万提斯。

事实上，塞-万提斯在写出《堂吉诃德》上卷之后不久，也就很快与维迦言归于好了。同是人文主义者，同是有成就的大作家，尽管主张不一，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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