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假设帝国是一种必需品，那么何为帝国的最大规模，以及最适当规模，是一个道德兼实务问题，这意味着结构、控制和帝国防务，从而确保能够为最大多数的帝国人民创造福利和民主。

——美国外交史学家　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 [1]&

崛起于奥斯曼余烬的现代土耳其创建者凯末尔曾叮嘱继任者，在下次战争中记得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边，因为和他们结盟的人总是胜利者。看一看17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世界历史，这话基本正确，但美国独立战争是一次例外。历史让英国的对手获得一次惨胜，不过毕竟胜了。于是这段时期的英帝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它究竟遇上了什么无法逾越的困境，必须拱手交出过去九十多年打造的帝国精华——北美十三州，也就成为值得每一个帝国体系（或者按今天时髦的话说——世界治理体系）的觊觎者好奇打量的问题。

光荣革命后，从奥伦治王朝到汉诺威王朝，经历九年战争（又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和七年战争，如何建立帝国的难题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不列颠。然而在享受了七年战争大获全胜带来的20年短暂释然后，1776年，问题骤然变成如何维持一个跨区帝国。面对这坛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以“全球治理”的新瓶改头换面抛出的旧酒，18世纪末的英国人一度喝得忧来无方，只好浅斟低唱凭栏意。

在第一帝国瓦解的过程中 [2] ，作为失败一方的英帝国虽未失去话语权，却实在没面子，也不想再去咀嚼这段风干的“窝囊”。这种不难理解的虚荣心让人类失去了一个玩味帝国治理困境的机遇，直到我们在书架上看到这样一个名字——《谁丢了美国》。维护荣誉的观念作祟导致独立战争至今，英国方面鲜有讨论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指挥系统困境和失误的著作。美国方面则限于材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难以从这一视角立论。本书成为独立战争以来，少数涉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指挥问题的著作。作为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本书将完善和丰富中国读者理解这场战争历史的视角。作为一部描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讲述一个精彩而隽永的故事。孤立的故事在进入时空构建的参照体系中被前后比对观察时，就不再是一段激\_情燃烧的岁月，而是某种规律性趋势的注脚，乃至象征。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中面临的问题也是1498年地理大发现以来，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第一代海权帝国和以荷兰为代表的第二代海权帝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的映射。

作为第三代海权帝国，英国是上两代海权经验积累的受益者，但同时也必然承接了此前的所有问题。地理大发现时代建立的海权帝国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新时代的统治者在全新的政治格局中享受着跨区域、全球贸易带来的好处——跨区域帝国的建立，使欧洲的区域霸权竞争得到世界性资源的支持；曾经尖锐的政治问题，由于殖民地带来的新空间和新资源得以缓和。但是，人类的苦恼就在于，这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世界。一种环境，或者一个时期中可以被称为优势或者劣势的因素，在另一种环境，或者下一个时期中，总会展现出其对立面。海权体系在为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带来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多样、复杂的烦恼。海权虽然不需要贪婪地攫取领土，但是延伸的领土和航线也意味着正比增长的庞大防务开支；遥远的殖民地给曾经仰仗母国保护定居者带来了新生活的挑战，以及逐渐形成的离心倾向，也带来了农业时代中央集权化的帝国如何有效控制遥远地方的政治的老问题。所有因素，无论优劣，均为英国所继承，并在英国于独立战争时面对的挑战中被一一反映。

从纯粹的历史旁观角度阅读本书可见，像许多历史事件一样，真实的独立战争并非摩尼教式的正邪决斗，主张殖民地分担帝国防务成本的英国只是提出了一个在现代国家政府眼中无可厚非的要求，却无法为习惯了在防务和各种公共服务领域搭便车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所接受。既然英国并非自始站在历史的反面，也意味着在这场战争中，它也不会因为开历史倒车，而注定要承受被历史车轮碾压的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群似乎应当得到历史潮流垂青的人：启蒙时代精通艺术、文学，走在政治文明前列的精英——乔治三世、诺思；拿破仑时代横扫欧洲的双列散兵线真正的缔造者——威廉•豪；一位已经洞悉不对称战争时代的气息的“学者型将军”——伯戈因。总之，这样一群似乎本应无缘失败的人，却在他们似乎应该最有把握的交锋中，败于经验、资源似乎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大陆军。而在其他历史时期，他们却先后达到英帝国、人类文明与战争活动的巅峰。经验告诉我们，无法在战场上用将帅的战术和战略解释的问题，往往要求深入审视参战国家的后勤乃至制度。

长期以来，这种失败被简单归咎于英国这一时期的外交失误，这导致其无法在欧洲大陆上为其宿敌法国构建过去历次欧洲冲突中惯有的制衡。这也造成英国在欧洲和北美两线作战的困局。这种说法固然符合法国宣战后战争后半期的局势，但忽视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斗争常识带来的问题——一个坚持斗争的可靠盟友是大国形成介入信心的前提。因此无法解释战争前半节的局势。如果没有北美十三州的坚持，法国不会贸然再度横渡大西洋。而弱小的北美十三州能够抵抗强大的母国，最终在顽强的拖延中引来强援干预，则有其更为深刻、有待解释的原因。其根源就在于海权全球帝国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结构的缺陷。

没有全球、跨洋帝国治理经验的民族与国家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全球系统，也带来了其特有的生存逻辑与规律，这种规律为缺乏相应经验的国家所无法理解。即便是身处其中的海洋帝国，也需要一个逐渐摸索与认识的过程，期间难免遇到挫折与灾难。

独立战争是西方海权发展历史的转折点。如果说揭示了什么，无非就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原则——征服不等于持有。这一时期西方海权体系正经历从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第一代海权帝国，以荷兰为代表的第二代海权帝国，到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代海权帝国的转变阶段（美国是第四代）。海权体系在给历代跨洋帝国带来空前商业利润的同时，其治理成本和指挥系统的顺畅性问题日益突出。独立战争成为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次革命。这也导致英国人开始直面如何有效、低成本地统治全球体系的严肃问题，也是在独立战争中困扰英国决策者的问题。

首先，帝国的全球扩张，把世界上许多原本彼此无关的地区纳入了统一的生产体系，它们为宗主国提供丰厚的利润，但也带来更复杂的统治结构。地球不是一张白纸，在以欧亚为代表的多数地区，各种成熟文明早在征服者到来前就已经落地生根。现在，面对西方的海洋扩张，既有文明或者屈服于欧洲征服者的强大武力，或者基于内部或者区域斗争需要，选择与能够为其提供支持和保护的外来征服者合作，加盟征服者，共存共荣。无论上述哪种情况，统治均困难重重。暂时选择向欧洲殖民者屈服的本土文明本身拥有成熟的政治体制和智慧，它们不仅能够迅速理解欧洲列强的对立关系，从而开展博弈，也擅长学习，能够迅速吸收和掌握征服者赖以成功的技术和组织优势，从而逐渐修改原始的力量平衡，最终迫使征服者让步与调整。这正是亚洲许多地区出现的情况；至于北美洲和大洋洲，则证明了另一个人类的古老教训：祖先、亲情和血缘从来就不是政治忠诚的底线，逐步熟悉新地缘环境将改变移民的利益判断。尽管移民初期的白人移民依赖母国提供的安全和经济支持，但是随着殖民地的成熟，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独立的利益，或者说所在殖民地的地缘利益。比如，宗主国对殖民地产品的专买专卖、在国际市场上自由选择殖民地产品买方，或者为殖民地的需要寻找更廉价的供应商更符合殖民地的真正利益。这也成为现代美国商业自由、门户开放国策遥远的思想起源。于是简单直观的商业考虑夯实了独立的欲望。商业缔造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海权，但是，较诸不问世事的农民，商人及其瞬息万变的利益组合也把商业社会随时根据利益调整一切关系的特有高度动荡——那种后来被称为“破坏式创新”的资本主义特有现象，带入工商业海权帝国的政治，迫使其决策者必须面对远比农业帝国更为复杂的政治挑战。一时反应不及的英国因此迎来了美国独立。泛区域性的主体、文化及独立意识的觉醒导致英国在北美必须面对一种迥异于16世纪末—18世纪初的王朝战争的新战争形态，人类要到二十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才意识到这种新形态的特殊性，并从此给了它一个适当的名字——总体战。新的形式导致英国面对的不再是几个可以私下交易的欧洲君主，而是北美的总体民意，只要无法满足这种民意，英国军队就将面对源源不断的对手，正如英国将军们对战胜大陆军的感受——只是把对手打散，并等待他们下次集结。作为欧洲沙场老手的英军能够在每一次交锋中击败显得业余的美军，但是，只要这种民意代表的愿望无法消除，每一次击溃对手后，对手总能迅速恢复。因此，英国为了应付欧洲战场的有限战争而建立的18世纪经典的小型陆军，仅就兵力数量，就已经完全无法应对这种以数十万民众为后盾的斗争。当然问题并不仅限于此。

权利伴随义务，有了利益就有负担，在地表与洋面绵延舒展的航线不仅带来经济利益，也制造了更多的安全隐患，需要帝国增加军事资源予以保护。帝国扩张从来就不是一桩毫无成本的美差。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全成本。在这方面，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幸运的，作为先行者，两国带着先进的欧洲航海和军事技术进入尚未被其他欧洲国家熟悉的跨洋帝国领域，其崛起的主要原因相当程度上在于尚无其他国家加入争夺，使其能以相对低廉的安全成本保有庞大的海外帝国。但是，海权扩张的一大悖论在于，每一步开拓既是利薮，也意味着新的对手和新的战场。每一个新的利益领域都将被其他潜在或者已有的对手认识并觊觎。到了英国，欧洲早已了解并熟悉帝国与全球海洋体系，也对其好处了然于心，随时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

当然，英国面对的问题也许在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时代并不是问题，一意孤行的君主专制制度也许可以凭借君主个人的野心、意志和精力将一场维系帝国完整的战争进行到底。但进入商业时代，一些原有的政治条件不再支持这样的执着。就在这些外部挑战时刻检验帝国安全弹性与能力的同时，另一种西方商业文明特有的现象，则从另一个角度考验着其执行安全政策的意志。这就是往往与资本主义体制挂钩的代议制。回溯历史，从纯粹的功能主义角度看，代议制的出现和维持可能与实现与表达人民的集体意志无关，但却是全球商业活动背后，持续、稳定的长期全球安全政策所必需。结合伊丽莎白时代以降的英国海外商业发展，这种制度在1688年前后，以半精英寡头形态全面主导英国政治的趋势在所难免。海外殖民体系以及殖民地与母国、殖民地与全球市场、母国与全球市场的供应链，都需要海军及海上力量承担保护及兵力投放工作。与陆军不同，作为一种技术密集型和需要长期技术积累的力量形态，海上力量的发展至少需要四方面，数十年以上的长期积累，其中包括军事人员训练及培训系统的建立及长期维持，海军及商船制造技术积累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及维持，船用物资全球供应链的构建和长期维持，以及海外基地、港口的获取、建设、维护和包围。仅在海军造船和修船层面，至少在加拿大和美洲能够提供替代货源以前，英国历届政府必须长期维持波罗的海—北海航线的畅通，以及沿线国际局势及国家政治的稳定，由此才能确保北欧及时、稳定地供应海军依赖的桅杆、帆具材料。具体而言，这又意味着对干预地区局势所需的外交、情报乃至军事手段、设备的长期投入与维持。

全球或者跨区权力布局的工作规模及时间投入决定，上述各类工作从构思、设计、讨论到执行，周期均在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这就对欧洲当时的君主集权体制存在的技术瓶颈提出了严峻挑战。以君主意志为核心的传统制度的根本制约在于君主作为自然人的天然局限，其中包括三大方面：

（1）君主受精力所限，及由此导致的认知局限和决策局限：这种局限将直接影响其是否能够满足作出全球决策所需的巨大工作量以及知识、信息搜集和集成需求。

（2）君主作为人的经验和个性限制：这种局限将导致君主对特定国家目标的投入，不断受到个人偏好、短期需要、表现欲等情绪因素的影响，这种局限将直接影响全球决策对于持续投入的需要。路易十四在这方面提供了令资本家们警惕的样板。法国海军一度曾经因为国王的兴趣，优于英国海军，但同样因为国王对低地的关注，逐渐成为冷门。

（3）君主的生命周期限制：这一局限由两方面组成。首先，君主个人的生命将经历高峰和衰老两个阶段，就君主个人而言，在精力的衰竭阶段，决策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高效、专注、稳定，令人存疑。更大的问题在于第二点，当君主的生命终结后，其继承人同样存在的人的局限，他是否能够为已有的政策建设提供最基本也是最迫切需要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现代资本主义中，大型投资活动的规模及周期决定，这类举措无法容忍那些源于人的“恣意”特征带来的变化乃至风险。在资本主义的决策需要和决策规则中，所有这些超越个人意志的决策周期和规律要求，在启蒙运动中被统称为“理性”。遵守“理性”，决策者将感觉到与客观世界协调同步带来的巨大活动空间，否定“理性”则处处碰壁，于是终于有了卢梭意味深长的归纳——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总之，在君主作为人的局限之上，必须建立某种突破个人局限、压制欲望变动的设计。于是政策合理、稳定与持久所需要的讨论以及权力制衡最终带来了具有集体决策性质的“议会”。既然君主作为个人其认知格局有限，就以集团讨论突破个人的局限；既然生命如此脆弱，就以集团的共识替代个人感受的无常。议会独大的格局为英国商业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与自信，成就了七年战争前后，英国海外帝国的首个高峰，形成了一个跨大西洋帝国。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优势与劣势总会在新的局势下互换。现实表明，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新政治体制对于跨地域领土帝国的存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更为开放的立法机制带来的全面辩论能够为海外扩张活动中投资周期更长、对政治稳定性要求更高的商业和国防项目提供更为有效的决策影响通道，为建立和完善符合商业扩张需要的建设要求更为稳定的政治安全后盾。但更为开放多元的讨论、观察及决策视角也势必带来对于帝国力量布局、实施方式的反思和重构。思想的变化恰恰就在于那个议会体制最初试图保护的商业活动中。通过商业和生产的发展，人们从中逐渐看到了比武力征服更加复杂的统治方式。

问题的基础在于代议制试图保护的商业精英。英国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一次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彻底分工。通过这次分工，工商业精英首次可以专心致力于工商业活动，实现经营手段的专业化。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奠定了其优于一切对手的商业和生产机制及效率。他们确保这种活动不受任何政治层面影响的基本制度保障就是这种随时能够决定政府去留的代议制。他们通过承担赋税换取运作制度的权力，在这种被后世学者称为契约的关系中，商业精英们也开始按照契约的逻辑，谋求自己作为缔约方的利益最大化。在政治领域，这成为质疑一切决策、制度的基本问题——这是否是实现政治目标最有效的策略？而随着商业精英的成长和对商业活动的力量的认识深化，答案注定日益多元。

精英们首先在商业活动中看到了国家力量与财富形成的其他渠道，一种更和平、间接、便宜的通道。至少，比起封建武士领主，城市商业寡头精英们虽然知道武力是商业活动的后盾，但也不再迷信武力和攻城略地的唯一性。商业渠道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渐渐让人们在面对征服问题时不免思考是否有更和平、便宜的方法来替代剑与火。

其次，商业活动对生产、市场、供应等要素稳定性的需要也导致战争的地位正在悄然改变。全面、彻底地征服远方领土的农业帝国式征服，或者成吉思汗式的灭绝式讨伐正在被商业帝国模式下的征服所取代，帝国需要维持原有的生产结构、市场资源，需要的只是这一切能够接受帝国重新安排的市场通道和财富流向，而非在杀戮殆尽后留下的土地空间安置新的农业人口。于是杀戮式的征服正在逐渐被我们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熟悉的介入调整型武装干预配合武力保障的妥协和政治安排所取代。威廉•豪、理查德•豪、克林顿对北美的怀柔政策正在展现这一思维的端倪，而安德烈和特伦顿的报复性讨伐则凸显了这一时代的新老战争思维的交替过程。

上述种种认识导致对付对手的方法更为复杂、多元，也有了更多讨论。英国议会为这种偶尔也许不符合政府口味的浮想提供了一个在实践层面表达的空间，问题的中心就是帝国能否以更有效、节俭的办法来治理？包括将军们对北美战场实况的披露在内，各种表达与探讨带来的多元视角博弈最终动摇了人们对帝国维持方式的信念。乔治三世充满重商主义情调的坚持与执着是否必要？放手是否另有一片天地？这一切虽然没有答案，但是动摇帝国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不论未来如何，在北美战场已经精疲力竭，面对欧洲及世界其他战场，英国人相信至少放手没错。因此约克镇虽然没有耗尽英国继续博弈的资本，但是商业理性告诉英国，这种血本无归的拼搏除了赢得一点面子之外毫无意义。爆发的商业理性带来的怀疑和争论最终动摇和瓦解了诺思政府。

历史就在这一刻走入了新的一页。当然，这一页不是北美人民的正义必胜或者幸福生活，虽然那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英国人惊讶地发现，失去北美并没有导致英国失去过往源于北美贸易的丰厚利润，相反，布朗贝斯滑膛燧发枪和凶猛的刺刀冲锋没有拿下的北美却被商业活动的天然规律所征服。英国的代议制政体再度展现出其积极意义。开放合理的决策讨论带来的良好营商环境、商业举措，相对欧洲其他国家更为透明、高效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更为廉价、优质的产品，决定了政治上脱离英国的北美在市场层面仍然依赖英国，独立战争后的英美贸易不降反升。历史正在验证后来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理念，只要开放，以及没有干预，市场的霸权就属于拥有制度优势及其派生产业优势的一方。另外，只要保持全球交通渠道的畅通，允许货物和资金根据这种优势选择流向，也没有必要对目标市场和货源实施任何行政、军事层面的控制，并且支付由此产生的庞大资金和人力成本。

当然，独立战争过后的英国还无暇品味这段微妙的转折。欧洲还有许多按照重商主义逻辑运行的强国，市场首先属于能够使用武力控制并划定关境的强国。直到拿破仑战争奠定英国的绝对霸主地位之后，在一段延续至19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重新崛起前的“不列颠和平”时代里，这种主要出现在英国与南美和非洲贸易中、被称为“非正式帝国”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才正式步入政治和历史学者的视野。在不以武力直接控制领土、建立关境从而以关税等硬性手段干预市场结构和决策的情况下，对全球市场的控制首次有可能以产品、服务和商业制度吸引力的形式实现。这也导致世界霸权的重点逐步转向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技术和金融手段创新领域，形成一种以产业的优势地位吸引市场，而非武力实体控制市场的新权力模式，这也为后来美国鼓吹的门户开放政策提供了探索实践。

当然，以英国之力实现这种新的体系的能力相对有限。随着其他欧洲强国以及欧外强国在1848年以后的逐步恢复，英国有限的本土资源和市场规模以及帝国必须为庞大的海外领地提供安全保证造成的资源耗损等短板，导致英国无力将上述新的秩序实践上升为一种有效的全球体系和世界秩序。在随后的近一百年里，以19世纪末为起点，英国反而再度卷入重商主义时代的领土扩张与瓜分，以及为了维护全球帝国而进行的殊死搏斗中。直到美国以更为强大的国力和有利的地缘态势取代了英国，并且以今天人们通过《联合国宪章》看到的形式，构建了这一体系。在这一新体系中，《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古老的主权平等原则得以延续，但是更为重要的宪章第二条对武力处理国际事务的否定，则使独立战争后的英国世界帝国实践首次获得了国际法的规范性地位，从而为一种构建资本、技术优势，通过知识产权、技术保护、金融规则实现全球主导地位，更为温和、隐蔽但也更难超越的霸权结构，提供了法律和道义的制高点。不过，今天一切的微妙与精彩都源于1776年之后那段依然久远的回忆，许多今天的设想和智慧起源于那段维护帝国疆土的艰苦斗争和博弈。在这一沓记录今天一切灵感起源的故纸里，预祝读者同参密藏、妙觉恒玄。

最后，谨对本书编辑张盈盈女士提供的出版辅助工作表示感谢，并且文责自负。

林达丰

厦门大学

[1]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New York: Ig Publishing, 1980）, p ．213.

[2] 　英帝国分为两个时期：第一帝国指涵盖加拿大和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跨大西洋时期，于独立战争后终结；第二帝国始于此后征服印度，至19世纪50年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