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自从我们成为牛津的同窗以来，Charles Stopford Sackville就是一位慷慨的益友，他提到自己是一个丢掉美国的人——乔治•杰曼子爵的后裔，也无意中提出了关于本书题目的建议，我希望他不要介意本书低估了杰曼子爵在英国丢失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另一位大学同窗Caroline Neville也是本书主角的后裔。其父布雷布鲁克勋爵Robin Neville介绍我接触奥德利角庄园（Audley End）收藏中属于康华里的工艺品和材料。Caroline的丈夫，现任德比伯爵Edward Stanley后来为我提供了约翰•伯戈因将军的档案，因为后者的配偶是第11代德比伯爵的女儿。
尽管书中的观点来自我早先研究独立战争期间英属加勒比的著作《分裂的帝国：美国革命和英属加勒比》（An Empire Divid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Caribbean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但以上个人关系决定了本书的纪传体形式。我通过撰写本书，充分意识到从全球层面来看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的军事义务。尽管皮尔斯•麦克西（Piers Mackesy）此前曾在《美国之战，1775—1783》（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一书中研究了这一层面。他虽然认为失败源于领导质量，但选择将军而非政治家承担罪责。和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皮尔斯剖析了英军指挥官们的行动逻辑。他暗示如果英国指派盖伊•卡尔顿（Guy Carleton）出任北美英军总司令，本有胜算。但受越战美国经验影响的约翰•夏依（John Shy）反对皮尔斯的观点。不过，指责领导层的陈词滥调还在兴风作浪。本书将详细阐述反对这一观点的理由，并且通过英国的视角提出更有效的主张。
2001年9月，我开始撰写本书。感谢威斯康星奥什科什大学给予的一年假期和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尼尔早期美国史研究中心巴拉高级学者资格的帮助。我还得感谢威斯康星奥什科什教员发展委员会（Wisconsin Oshkosh Faculty Development Board）。作为威斯康星大学体系中职业发展支持的典范，该机构资助了我的学术假。Franca Barricelli慷慨地在我外出期间代为管理院系。她和她的丈夫Lane Erans在各方面都是优秀的同事。麦克尼尔早期美国史研究中心由于创始人Richard Dunn和现任总裁Dan Richter的远见，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学术温床。每周举行的研讨会富于挑战和建设性。作为麦克尼尔中心成员的经历也让我理解了英国人对费城的赞赏。
我还得感谢Charles Baxley, Richard Bernstein, Douglas Bradburn, Amy Turner Bushnell, Theodore Crackel, Douglas R．Cubbison, Harry Dickinson, James Donald, Christian Ducomb, William M．Ferraro, Julie Flavell, Edith Gelles, Jack Greene, Benjamin Lee Huggins, J．Jefferson Looney, James Kirby Martin, John Minniear, Cassandra Pybus, John Roche, Robert Selig, Taylor Stoermer, Gregory J．W.Urwin, Bruce M．Venter, Mathew C．Ward, Bill Welsch, Henry Wiencek Jr., Gaye Wilson和Neil L．York。Nicholas Cole友好地为我翻译和确认了介绍威廉•豪庆功宴的拉丁引语。感谢那些浏览具体章节或部分手稿的读者，包括Bruce Bailey, Jeremy Black, Jim David, Grant Gilmore, Paul Lanford, Peter J．Marshall, Paulin Maier, Holly A．Mayer, John Roche, Leonard Sadosky。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审阅和评论手稿全文的读者，包括Stephen Conway, Frank Cogliano, Harry Dickinson, Julie Flavell, Ira Gruber, Michael Kranish, Maya Jasanoff, Peter Onuf, Gary Sandling, Keith Thomson, Mark Urban。此外，Steven Strumlauf及其配偶Sonia Fox在他们的读书会里开了个小会审阅手稿，并在会后，于夏洛茨维尔的家中举办了一次快乐的晚宴。我的朋友Jeanie Grant Moore编辑了本书的后期草稿，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一起承担教学工作的快乐回忆。那是一个在剑桥大学休斯学院历时两年的标准学期海外项目。
还要感谢为我提供反馈意见的各位学术听众，包括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就本书举办的研究生讨论会、军事史学会年会、弗吉尼亚大学早期美国史研究研讨会、美国哲学学会首届秋季大会第一届理查德•邓恩专题讨论会和麦克尼尔早期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各位听众。Michael Zuckerman曾邀请我在他举办的一次非正式“沙龙”上发言，这次会议荣幸地在George Boudreau家中举办。会议召集人和广大与会者的评论令我获益良多，其中包括吉尔德•莱尔曼教师机构研讨会的David Armitage，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托马斯•杰斐逊美国革命之子协会的Phil Williams，夏洛茨维尔联邦行政研究会的James Sofka，殖民地威廉斯堡美国史有限责任公司的Bruce M．Venter和Keith Thomson，以及牛津玛丽女王二号发现项目、弗农山庄乔治•华盛顿专题研讨的Nancy Hayward、北卡罗来纳州平赫斯特桑德希尔英语联盟的Tom Reedy，斯坦福继续学习机构的Jack Rakove以及威斯康星路德会学院的Aaron J．Palmer。辛辛那提学会资助了我在他们的汉普顿－悉尼学院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年度讲座。在两所大学，我分别得到John C．Coombs和Sarah Hand Meacham的帮助。另外，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威廉斯堡的继续和职业学习大学与Jeremy Black和Peter Onuf共同讲授英国对美国革命的看法议题时，获益良多。
还有Bruce Bailey，一位和善的东道主兼消息灵通的档案管理员。他引导我探索乔治•杰曼子爵在德雷顿官邸的档案和工艺品。其次，感谢克佑区国家档案馆、密西根大学威廉•克莱蒙图书馆以及弗吉尼亚大学哈里森机构和奥尔德曼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本书的第一章中的部分段落来自我早期关于乔治三世的论文《“如果其他人消极，我必须鞭策”：乔治三世和美国革命》（“If Others Will Not Be Active, I Must Drive”：George Ⅲ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该文获《早期美国研究：一份跨学科期刊》第二卷第一期（Early America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 no.1, Spring 2004，pp.1-47）主编采纳。Howard Morhaim作为我的著作经纪人，为我提供了深思熟虑的建议。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Christopher Roger的合作也很愉快。同时还要感谢Christina Tucker, Gavin Lewis和Margaret Otzel，以及同意为本书绘制地图的Rick Britton。
我还得特别感谢协助我在美国获得教职的Richard Dunn，Joohn Mc Cusk和Peter Onuf。我永远尊崇他们作为优秀学者的典范地位及其对于后辈学者的鼓励。获得蒙蒂塞-洛大学聘用后，我有幸成为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斐逊基金教授Peter Onuf的同事，我在研究生阶段作为美国古物研究协会成员时，结识了他。他是上天赐予学生和同事们的智者，推动人们的理念发展，却没有强加任何的历史路线和具体框架。他每年在蒙蒂塞-洛大学为吉尔德•莱尔曼教师机构研讨会的博士后成员举办读书会。2011年5月13—14日，在蒙塔尔托的史密斯教育中心的创办会上，Peter主持了一次关于本书初稿的论坛，其他与会者包括研究英国对于美国革命看法的主要专家，包括Stephen Conway, Harry Dickisen, Julie Flavell, Ira Gruber, Maya Jasanoff, Michael Kranish, Mark Urban，我不会忘记Peter及其他与会者的贡献。
在蒙蒂塞-洛大学肯伍德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办公室完成这部书，的确是一份奖励，罗斯福在这座办公室里度过了4天，准备诺曼底登陆。不断有来访者、演讲者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杰斐逊图书馆早期美国史研究研讨会的定期会议为我提供灵感。我的办公室临近杰斐逊图书馆。馆中不但有庞大的资料储备，还有管理员Jack Robertson及其同僚Anne Berkes和Endrina Tay提供的有力帮助。还有Jeff Looney和杰斐逊图书馆“托马斯•杰斐逊文档退休系列”（The Thomas Jefferson Papers, Retirement Series），及Ed Lengel和奥尔德曼图书馆乔治•华盛顿文档（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的帮助。托马斯•杰斐逊基金总裁Leslie Greene Bowman积极支持本项目，并且允许我摆脱繁重的行政事务投身写作。还有她的前任Dan Jordan以及蒙蒂塞-洛大学图书馆馆长Susan Stein的视野与鼓励。Gaye Wilson友善地在我缺勤期间承担系主任的工作，尽管她也有自己的著作等待完成，此外，还有来自Mary Scott-Fleming和Christa Dierksheide的协助。Lize Blain和Lindsay Mericli筹备了由Peter Onuf主持的手稿论坛，作为蒙蒂塞-洛大学史密斯教育中心的开幕活动，会场上我们领略了蓝岭山脉和蒙蒂塞-洛的雄伟全景。Leah Sterns和Margaret Huckaby协助提供了绘画景观。托马斯•杰斐逊基金管委会展现了他们把研究作为保护和教育任务核心部分的奉献精神。我还要感谢管委会主席Donald A．King及其配偶Janemarie，还有Donald的前任H.Eugene Lockhart以及学术活动委员会的几位主持人，包括Charles Gullen和Jeffrey C．Walker。此外，还有前托管人A.D.Hart及其配偶Maryaret。他们在自己的杰斐逊时代的住所中准备午膳，让我阐述本书，他们也代表了弗吉尼亚的优良品德。
最后，谨以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兄弟。我的父母阅读并修改了本书第一版手稿的每一页。家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执教后我们全家移民美国。父母启发了我对英美互动历史的兴趣。其诱人之处在于美国历史并非英国历史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我的母亲Marjorie带我参观纽约各地的博物馆和历史遗迹，也引发了我对美英历史关系的深入兴趣。我的兄弟Nicholas25年前在牛津与我谈论了本书的构思。父母和兄弟始终支持我研究该专题。我带着爱、尊重和感激，以本书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