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781年10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弗吉尼亚的小型烟草港口约克镇外，被围英军的阵地战壕胸墙后出现一个孤单的鼓手身影，这是请求和谈的信号。在持续的交火声中，鼓声难以引起注意。若非其耀眼的红色军衣，他可能被火力横扫。一名军官手持白色手帕紧随其后，发出投降谈判的请求。美法军队咆哮的加农炮陡然沉寂。大陆军宾夕法尼亚战列中的一名中级军官埃比尼泽•丹尼（Ebenezer Danney）描述说：“炮火沉寂时，我听到前所未有的鼓点，对我们而言，那是最美妙的音乐。”双方士兵在相距不足200码处沉默对视。鼓手被遣返后，尾随的英国军官被蒙着双眼带到乔治•华盛顿的总部，向后者递交康华里伯爵查理的停火24小时建议函，以便双方“在穆尔先生的住所会晤，敲定约克和格罗斯特港的投降条件”。华盛顿在取得更详细的书面投降条件前拒绝接受。下午，对峙双方的炮兵继续交火。不过，战争的确结束了。火炮再度通宵沉寂，谈判于次日全天继续。 [1]

10月19日中午，战败的英军降下国旗后被迫从胜利者面前走过。尽管华盛顿要求投降仪式两点准时举行，但英国和德国部队还是迟到了1小时，他们穿着崭新的军服组成两条长达一英里的纵队。美军和法军分列在道路两侧。许多来自邻近郊区的居民欢乐地围观，他们急切等待“焦点”康华里的露面。大陆军中的外科医生詹姆斯•撒切尔（James Thacher）描述了人们如何期待司令的耻辱出现。但康华里托病不出，大家的希望落空。他派出副司令，近卫旅（Brigade of Guards）的查理•奥哈拉准将（Brigadier General Charles O' Hara），一个面色红润又健谈的爱尔兰人出席仪式。奥哈拉准将曾在吉尔福德县府战斗中被刺刀刺伤。他还认为北美战役胜利无望。 [2]

在经历了约两小时安静的期待后，战败的英国陆军扛着武器、包裹，打着鼓，风笛吹奏着英国和德国的爱国进行曲，开始以缓慢而庄重的步伐沿汉普顿道路前进。奥哈拉将军请求会见法军司令罗尚博伯爵让•巴普蒂斯特•杜纳坦•德维缪尔将军（General Jean 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 comte de Rochambeau）。奥哈拉除帽后，为司令康华里未能列席致歉。法方记录表示，奥哈拉随后准备向罗尚博伯爵缴交康华里的佩剑，但遭到拒绝。罗尚博要求奥哈拉向华盛顿缴械。而一位美国军官则表示奥哈拉误以为“我军统帅位于右侧”。其实奥哈拉没错，英国人拒绝承认败于美国人，宁愿向法军缴械。随后，奥哈拉犹豫地试图向华盛顿呈交佩剑，但华盛顿把战利品移交给曾被英国人-羞-辱的本杰明•林肯将军（General Benjamin Lincoln）。1780年，林肯在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投降时，英国人曾拒绝给予其礼遇。接剑后，林肯简单地退还佩剑，并指示奥哈拉率部到指定场地缴械。 [3]

在靠近缴械地点时英军的秩序开始涣散，“步调不一”，步伐紊乱，队形屡屡走散。部分人似乎“带点醉意”。进入缴械点以后，随着英军的士气和荣耀面临的考验达到极点，大戏的终篇登场。英国人无法掩饰耻辱感，下达缴械令的排级军官尤其沮丧。据一名大陆军的新泽西军官回忆，全体英国军官“仿佛在学校接受鞭笞惩罚的男孩”。部分人紧咬下唇或者噘起嘴，另一部分人痛哭失声。他们漫不经心地打着鼓。许多士兵的愤慨溢于言表，狠狠地把武器摔向地面，似乎决心彻底毁掉装备。在南下1500英里、经历了一场围攻恶战后，一名身高76英尺的下士把武器全力抡向地面，导致装备受损。他咆哮道：“没有人能得到完整的你！”圆形宽沿军帽挡住了士兵的屈辱神情。对一支开战时以军事优势自负的军队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羞-辱。南卡罗来纳的艾德努斯•伯克（Aedenus Burke）在目睹士兵如此受辱以后，表示他一度忘记了他们以往的“傲慢、劫掠和冷酷” [4] 。

1781年11月，伦敦尚未接到约克镇之战结局的确定战报。随着关于敌军阵地的消息接踵而至，英国政府日益焦虑。乔治三世和内阁负责战争的主要阁员乔治•杰曼子爵曾对胜利信心十足。他们在国会开幕讲稿中甚至预言了英国在北美的胜利。杰曼子爵尤其清楚，约克镇之战的结果将决定战争的走向乃至诺思政府的未来。他开始向友人透露不安。1781年11月25日，杰曼子爵在贝尔梅尔街的卡尔顿官邸获得官方通报，确认其最忧虑的结局。他一言不发，随即乘专用马车前往另一位国务秘书斯托蒙特男爵（Lord Stormont）在波特兰区的住所。在向斯托蒙特透露了康华里投降的“灾难性消息”后，斯托蒙特随即乘车前往大奥尔蒙德街会晤大法官瑟洛（Lord Thurlow）。三人在短暂会面后，决定鼓起勇气，亲自拜会首相诺思伯爵。 [5]

当天下午1—2时，几名阁员抵达唐宁街首相官邸。诺思尽管早就对战争表示绝望，并且多次请辞首相，但依旧对消息感到震惊。杰曼回忆首相的反应“仿佛胸口被狠狠击中”。在屋里踱步几分钟后，诺思突然张开双\_臂高呼：“上帝啊，都结束了！”他在紧张和沮丧的情绪中不断重复这句话。冷静下来之后，阁员们开始共同商讨是否延缓即将在48小时内登场的国会开幕式。他们最后决定按原计划举行，因为多数议员已经抵达伦敦。而后数小时内，几位阁员重新起草了国王届时将在上议院王座发表的讲稿，初稿曾预言胜利，新稿暗示性地提到了约克镇。随后，杰曼向位于伦敦外围克佑宫的乔治三世报信：“康华里伯爵的远征哀伤地结束了。”杰曼随后返回白厅办公室，在一份法国的记录中，进一步确认约克镇的败绩。 [6]

当晚，传记作家纳撒尼尔•拉克索尔作为一名政府支持者兼国会议员，和其他9位客人一起参加了杰曼在贝尔梅尔街官邸举行的晚宴。除托马斯•德格雷（Thomas de Grey）和此前曾任杰曼副秘书的沃尔辛厄姆之外，其他客人对来自北美殖民地 [1] 的消息一无所知。晚宴结束前，一名仆人传达了国王的紧急消息。杰曼直视沃尔辛厄姆，表示“国王的笔调如常，但我发现他省略了写信的时间”。在以往的信件中，乔治三世通常在结尾留下成书的精确时间。尽管杰曼的评论旨在引起客人们的好奇，但因其三位女儿在场，其他来宾克制着好奇心，一言不发。 [7]

杰曼在女儿们离席后知会来宾，法国首席大臣德莫尔帕伯爵（Comte de Maurepas）“行将就木”。拉克索尔表示，如果他是德莫尔帕，将因生前无法知道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斗争结果抱憾九泉。对此，杰曼表示德莫尔帕的寿命足够他见证结局。拉克索尔以为杰曼暗指英法舰队在切萨皮克湾的非决定性海战，于是他进一步明确自己说的是德莫尔帕无法知道弗吉尼亚战事的结局。于是杰曼再度表示，德莫尔帕已经看到了结果。“陆军已经投降，你将在那张纸上看到投降的细节。”随后，他不动声色地从口袋中掏出信纸递给拉克索尔。后者高声地朗读，其他人则在震惊中一言不发。这则消息让后半夜笼罩着阴沉的气氛，来宾陷入了对政治后果的沉思。 [8]

宾客们迫切期待国王的反应，并预感国王将会极为痛苦，这是其在位期间最耻辱的事件。此前，乔治三世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动力，还曾威胁说他宁愿退位，也不愿接受战败。杰曼高声朗读国王来信以飨来宾，但同时表示，来信证明国王依旧坚毅且始终如一。三十年后拉克索尔回忆此景说，尽管时间流逝，但他对当晚聆听时的印象仍然十分深刻。信中未见沮丧或绝望，笔迹暗示作者的情绪是放松的。国王高傲地表示，这则消息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看法，战争将继续。他永不言败。 [9]

一

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是一个长青话题，战争催生了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它是一场英国志在必得的斗争，为此英国投入8年进行了一场被铁杆支持者称为“圣战”的斗争，打击“危险的”革命原则。这种原则“威胁包括宗教、民政在内，一切为人类所尊崇的制度”。甚至温和派也认为拥有北美是英国在欧洲强国地位的保证。《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失去殖民地……给英国人造成的恐惧甚至超过西班牙无敌舰队，或者一次来自法国的入侵。”英国拥有职业陆军优势，还有一支世界头号海军以及沙场老将、充裕的军事补给和畅通的信贷渠道。发达的英国经济引领农业创新、商业、银行业、信贷和运河工程，而且快速带来人类历史上首个工业国家。世人多因此认定英国将轻松取胜。一旦局势急转直下，也很容易把失败归咎于领导失误。 [10]

本书的传记涉及负责英国北美作战的10位关键人物，他们是：乔治三世，《独立宣言》称之为需为独立战争负责的暴君；首相诺思伯爵，因其致命决定，在1774年《强制法案》（Coercive Act）中为波士顿茶党事件惩罚马萨诸塞-州人民，被视为战争制造者；威廉•豪和理查德•豪，兄弟二人在战争前半段，分别负责指挥英国陆海军，因此被认为需对1776年丧失击败大陆军的机遇负责；1777年在萨拉托加投降的约翰•伯戈因将军；负责北美的国务秘书兼英国境内北美战争事务的主要缔造者乔治•杰曼子爵；战争后半段指挥北美英国陆军的亨利•克林顿爵士被指过于被动；康华里伯爵，他在约克镇的投降实际上结束了英国在北美的战事；乔治•罗德尼爵士兼海军上将成为在战争中被称道的英国指挥官，但也未能免于物议，批评者认为，他未能阻止德格拉斯伯爵佛朗索瓦－约瑟夫•保罗指挥的法国舰队包围困守约克镇的康华里所部；还有桑威奇伯爵约翰•蒙塔古，批评者认为这位第一海务大臣应为皇家海军的失败负责。

这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沦为讽刺的对象。批评者包括：美国的菲利普•弗雷诺（Philip Freneau）、托马斯•潘恩、默西•奥蒂斯•华伦（Mercy Otis Warren）和弗兰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以及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英国讽刺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在此后的虚构小说、普及本历史书和电影中，上述军政领导人继续受到挖苦。尽管学术著作相对温和，但也能看到这类讽刺漫画充斥其中。人们理所当然地假定，失败必定源于平庸无能的领导层。丢掉美国的人是历史的反面，反对进步并且试图建立专制政府。他们在一次成就美国国家神话的事件中沦为丑角，在这次事件中，代表过时贵族立场的英国注定在一场反对美利坚共和精神和精英主义的斗争中失败。这像个故事。战争的结果成为先验的结论，因为历史必然走向现代化。 [11]

但是，丢掉美国的人尽管失败，却并非泛泛之辈。本书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考察他们的弱点和对战败的责任，但也将揭示公众认定他们无能守旧的偏见。成功和失败的界限十分微妙。赢得1777年萨拉托加之战的美国将军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稍后在1780年的卡姆登之战（Battle of Camden）中败于康华里。后者随后又在约克镇缴械。1781年，德格拉斯伯爵在切萨皮克角击败海军少将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奠定了约克镇胜利的基础。然而，他却在1782年的桑特斯海战（Battle of Saints）中沦为海军上将罗德尼的阶下囚。本书描述了一群卷入恶战的能人，其批评者和获胜的对手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中被视为伟人，其中包括英国的埃德蒙•伯克、查理•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威廉•皮特，以及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北美英军的将领并非庸才，他们和今天的职业军官一样甘于奉献。军旅生涯属于终身服务，许多英军指挥官出身于拥有深厚军事传统或军方关系的家庭，自幼加入兵团或者船队。乔治三世及其内阁在选拔驻北美陆军将领时，无视年资，任人唯贤。获选者全力磨砺军事技巧和战争知识。他们通过视察战场、阅读最新军事理论和海外训练，研究战略和战术。在重视经验的军事职业中，他们是一群曾经在欧洲和北美高级指挥官领导下工作的悍将，也曾效力于同时代最优秀的指挥官。他们在陆军每年夏天的操练中，通过指挥部队机动砥砺技术，也在行动中充分展示了个人勇气。由于长期离家在外和随时可能阵亡，其军旅生涯牺牲巨大。 [12]

英国军事领导人属于寡头政权的成员，但激烈的集团内竞争仍需要强烈的进取心。由于长子继承制导致长子继承家族大部分财富，次子只能另谋高就。可能的出路之一是购买军职，但这并不等于获得高级任命，此外只有三分之一的中级职务可供购买。1760年以后，购买和晋升操作面临更严格的管理。陆军人员的组成极具国际性，包括众多来自欧洲大陆的军官。比如生于瑞士的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Frederick Haldimand）和奥古斯丁•普雷沃斯特（Augustine Prevost），两人都曾于独立战争期间服务于北美英国陆军。对于人才，皇家海军比陆军更为开放，社会流动性更强，被认为居于欧洲前列。这是一个公职领域的成功足以媲美商业成就的时代。而且两大军种还有一个诱惑在于，如果成功会得到总督职务或者其他闲差的奖励。当然，还有英雄主义和期待举国喝彩的贪欲驱动。军官的崇高社会地位导致军职成为理想的选择。不过，英国军队的社会结构至击败拿破仑为止并无变化。1871年，英帝国巅峰时期，仍未取消购买陆军职务的做法。 [13]

认为英国领导层无能的普遍看法掩盖了事实，实际上，战局至战争末期仍未明朗。这种误解也令乔治•华盛顿和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等美国将领的成就失色。他们在一场恶战中克服巨大困难，带着当代读者无法理解的绝望击败了彪悍的对手。我们以为独立战争的胜利理所当然，相反，英国的强大足以迫使华盛顿基本上在避免交锋。英军在1776年的长岛之战、曼哈顿之战，1777年的布兰迪维因之战和杰曼敦之战中痛击华盛顿。英国指挥官并未完全坚持被称为“前哨战”的欧洲传统战术。这一战术的主要目标在于避免伤亡，保存军队，成功的关键在于强调机动性。实际上，欧洲战事并未完全局限于这一战术。许多英国军官在1756—1763年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在北美服役。因此英国陆军对于边疆作战的认识优于同时代的任何一支欧洲军队。

英国指挥官调整战术，使之在非传统战斗中更具弹性。具体举措包括采用更适合环境的制服、运用轻步兵和打破严格的直线队形。英国指挥官偏离步兵分为三条平行线的欧陆做法，采取不要求火力齐射的散兵双行延展线。他们的思想毫不守旧，攻击时放弃了欧洲的做法，重点依靠机动和凶猛的刺刀冲锋。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步兵经常在端起固定在枪口15英寸的三棱刺刀冲向敌人前，仅作一次齐射。英国将军们也了解战争的心理层面和获得民众支持的必要。因此严肃地评价英国领导层，更能彰显美军指挥官的成就。 [14]

英国政治领导人的才华也高于固有评价。今天的美国依旧欣赏英国首相能够直面“国会首相质询时间”铺天盖地的充满敌意的问题。而在当时的国会会期里，首相诺思每三天就要面对一次这样的挑战。英国的政治制度从未腐败到政府可以通过资助关系获得支持，当时也没有纪律严明的政党制度支援内阁。这一时期的首相必须通过游说赢得下院支持。诺思伯爵尤其擅长公开讲话，成功地为政府辩护，并且确保下院的多数支持。他在作为第一财政大臣和财相时，还精通管理国家账目。另外，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伯爵和北美事务国务秘书乔治•杰曼子爵也都属于精干的官僚。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程部队调动中，他们有效地处理了各种后勤问题。内阁的多数成员拥有长期处理军事事务的经验，并非菜鸟。

二

英国领导层间的相互指责给外界留下了战败源于无能的印象。乔治•杰曼子爵与历任北美英军总司令——威廉•豪爵士、亨利•克林顿爵士和盖伊•卡尔顿关系恶劣。克林顿将军曾与海军将领皮特•帕克爵士（Sir Peter Parker）及马里奥特•阿巴斯诺特（Marriot Arbuthnot）争吵。指挥官与下属也关系不佳，豪与克林顿、克林顿和康华里、罗德尼和海军少将萨缪尔•胡德爵士（Sir Samuel Hood）概莫能外。在19世纪更为成熟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以前，这类争吵盛行于一个保卫个人荣誉优于公职操守的时代。但人们过度强调个性作为这类争吵的成因。在战争期间的其他战场上，也存在类似争端。比如，和克林顿与阿巴斯诺特在纽约的争吵一样，牙买加总督约翰•达林（John Dalling）和海军将领帕克的争论也导致了类似的僵硬关系。同样在英国，海军中将奥古斯塔斯•凯珀尔子爵（Augustus Keppel）和休•帕里泽（Hugh Palliser）的争端导致了海峡舰队内部的分歧。这类耗损性争吵的普遍性暗示，在个人荣誉以外存在更为宏观的原因。此外，北美独立运动中也存在类似分歧。

英国指挥官和政治家遭遇贬损，不仅因为其对手获胜，并且撰写了历史，也存在国内原因。在英国国内，战争期间就已存在领导无方导致丢失北美的看法，这些看法在战后立即成为普遍信念。1792年，英国首位驻美领事会晤华盛顿总统后，在报送国内的报告中表示，华盛顿是“一位伟人……但我不禁想到，我军指挥官的失误，成为造就其伟大的主因”。进入20世纪，还有英国历史学者视乔治三世和诺思伯爵为进步的敌人，认为二人密谋在英国和北美建立违宪的专制政府。这一看法主导了辉格派撰写的历史，成为大西洋两岸历史的正朔。该观点源于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奥托•特里维廉爵士（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在其1899—1905年出版的六卷本名著《美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中提出的观点。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也在其《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中谴责英国在独立战争中出现的错误在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多种错误……违反了所有战争准则和原则”。丘吉尔认为，诺思政府尽为“无能之辈”。 [15]

但是美国学者更为同情独立战争时期的英方，尤其是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帝国史学派，以劳伦斯•亨利•吉普森（Lawrence Henry Gipson）为其发展巅峰。在1917年美国一战期间的亲英气氛中，一名电影出品人甚至因为在一部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中反面描述英国而入狱。这部名为《76精神》（Spirit of ’76）的电影带来了一场名为“美国诉《76精神》”的诉讼。由于独立战争是一场民族耻辱，英国历史学家倾向于予以忽略。诺思伯爵的首部全本传记迟至1913年问世。唯一关于亨利•克林顿的学术著作出现在1962年，康华里的全本传记出现在1971年。独立战争从未成为英国历史课程的主要科目。英军指挥官的学术传记多出自美国。 [16]

独立战争的英国层面因此基本属于-处-女地。相对于对南北战争期间邦联方面的丰富记录，对独立战争期间的英国研究乏善可陈。这是我们认识独立战争的空白。鉴于独立战争主要源于北美殖民地对英国国会的战争政策倡议和对英国攻势的抵抗，这种学术空白尤其惹眼。 [17]

三

丢失美国的人并非代议制政府和自由的敌人。他们不仅没有考虑在北美殖民地建立独裁政治，甚至自认为是自由和法治的卫士。他们认为只有维持国会的最高权威才能保护自由与代议制。其自称辉格党人，严守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宪政安排建立的议会制政府原则。独立战争前夜的大西洋两岸都存在阴谋论观点。殖民地极端分子认定国王和政府小圈子阴谋摧毁北美殖民地的自由。英国政府则认定革命是一小批叛乱者夺权和独立的伎俩。伦敦认为叛乱旨在建立独裁，压制意见并以威胁实现服从。战争的第一年，双方出现彼此自称保卫英国宪法的怪相。豪和康华里都反对刺激北美独立的政策。 [18]

英国政治家和指挥官们并非无知的自大狂。在一个以“启蒙时代”自诩的历史阶段，其谙熟启蒙运动强调的理性。乔治三世热爱音乐、建筑、天文、科学和农业，曾创建优秀的图书馆，奠定了不列颠博物馆的基础，还充实了查理一世以来的王室艺术收藏，并且建立了“王室艺术学会”。桑威奇伯爵毕业于伊顿中学和剑桥，是首位在三一学院公开讲授古典作家的贵族，也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古典主义者和东方学者，对历史、天文和货币学兴趣浓厚。另外，作为诗人和音乐家，他还赞助剧场和歌剧。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他还支持包括詹姆斯•库克船长远航澳大利亚在内的海上探险，太平洋的桑威奇岛就源于他的名字。

约翰•伯戈因是一位成功的剧作家，兼演员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 ）和艺术家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 ）的朋友。诺思伯爵是牛津大学校长，在爱德华•吉本和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眼里，诺思思维活跃、知识渊博，是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他支持反对奴隶贸易的最早期请愿，也是以利亚撒•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 ）为印第安人所设学校的赞助人。该校后来成为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 ）。乔治•杰曼子爵作为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毕业生，是剧作家理查德•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 ）和美国裔科学家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 ）的朋友和主要赞助人。亨利•克林顿爵士是一位成功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严肃的古典学者。和诺思伯爵一样，他也是爱德华•吉本的朋友。罗德尼海军上将是吉尔伯特•布兰爵士（Gilbert Blane ）的赞助人，后者后来成为优秀的海军医药专家兼现代流行病学家。引发美国革命的帝国改革项目本身则是一种强调理性思维的产物，其出现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本书部分主角的生涯在战后花开二度。康华里的复兴最为瞩目。他先后被任命为爱尔兰和印度高级军政和行政长官。威廉•豪爵士、约翰•伯戈因、亨利•克林顿爵士和康华里伯爵后来都获得最高将衔。伯戈因后来成为成功的作曲家。罗德尼带着战争中获得的荣耀晋升贵族。海军上将豪成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保卫英吉利海峡的民族英雄。亨利•克林顿被任命为直布罗陀总督。诺思伯爵在与其前对手——独立战争期间最直率的批评者查理•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结盟后，一度短暂地返回权力中心。拿破仑战争开始后不久，乔治三世的形象从专制君主变成稳定的象征兼爱国主义的堡垒，成为法默•乔治（Farmer George）和约翰•布尔（John Bull）一类的人物。其声誉与日益恶化的精神状态及被削弱的权力成反比。伯戈因最后作为国家英雄入葬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海军上将豪、海军上将罗德尼及康华里伯爵均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纪念碑铭刻的人物。

四

本书的传记人物面临的巨大困难导致他们在北美获胜几乎无望。他们的最大挑战来自人民对独立运动的普遍支持，以及实施反颠覆作战的难度。1774—1776年，革命者成功控制了美国的政府机构，包括议会、行政会议、法院、地方政府和媒体。他们驱逐英国官员，还控制民兵，此举证明在迫使对手服从、惩罚亲英派、攻击补给线和对英国发动非传统战争方面作用举足轻重。美国的权力转移相对顺畅，因为“反叛者”早已具有一定的自治经验，并且能够适应现有的代议制机构。尽管独立运动既是内战，也是叛乱，导致家庭和共同体的分裂，但是亲英派未能迅速形成党派并争取主动。在1776年3月撤离波士顿以后，英国不仅撤离了叛乱的殖民地，而且面临美国入侵加拿大的危险。英国领导层此后面临征服和占领美国的任务。1776和1780年，英国陆军两度高奏凯歌。但其胜利仅仅激活和动员了美国的民兵和大陆军。 [19]

英国指挥官知道他们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但这一目标时常有悖动武和获得战斗胜利的需要。1778—1782年任北美英军总司令的亨利•克林顿爵士表示，必须“赢得和压制美国的心灵”。但是，英国陆军的存在本身却激起了美国的反对。英国必须动用德国雇佣军解决陆军规模不足的问题。以“黑森人”（Hessians）著称的德国雇佣军来自德国多个公国，包括黑森哈瑙（Hesse-Hanau）、不伦瑞克、安德巴赫拜罗伊特（Anspach-Bayreuth）以及安哈尔特－泽布斯特（Anhalt-Zerbst），其中近三分之二来自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因此被称为“黑森人”。约18 000名德国雇佣军在独立战争期间于英军服役，总数相当于北美英军的三分之一，1781年达到37%。英国还试图动用美国的社会边缘人补充陆军规模，包括叛乱奴隶主的奴隶和原住民，也因此恶化了美国白人的民意，而英国获胜就需要美国人的支持。另外，陆军--奸--yin-掳掠的传闻也无益于英国。 [20]

丢失美国的人必须迎-合英国的政治制度，而这种制度难以形成明确的战略优先考虑。国王只是政府和陆军的名义首脑。1688年废黜詹姆士二世后，继任君主与国会的政治妥协已经限制了王权。国王无法决定战略和政策，只能坐等内阁与国会多数派达成协议。尽管他有权任命国会，但只能任命获得下议院多数选举议员支持的候选人。政党系统还在雏形阶段，政府必须经常与各种派系结盟，也淡化了统一行动目标。在当时，内阁的集体责任，即阁员联合支持协定政策的观念，也尚未成熟。

英国领导层还面临中央指挥系统缺位的局限，因此无法为负责战争工作的各种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协调。陆军缺乏类似参谋本部的机构，也无法直接控制兵力运输。战争初期，多个不同部门同时负责陆军行政。战争办公室是唯一专门负责陆军工作的部门，但其作用局限于兵团行政，且由名为战争秘书的文官领导，其不具备阁员身份。至1779年为止，3个不同部门负责运输士兵、弹药、补给、宿营设施、医疗储备、马匹和衣物。各部门彼此竞争海运舱位，支付不同价位。1779年后，海军委员会总管运输业务，改善了局面，但是委员会依然必须依赖海军部处理一个精致的系统。乔治•杰曼子爵1775年成为北美部国务秘书后，也实际成为英国的战争总监，但其无权直管海军、陆军运输和补给。这是一个分裂的指挥系统。乔治•华盛顿和大陆军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与对手的关键区别在于，美国政府和陆军之间没有3000英里的距离。 [21]

行政系统的弱点由于跨大西洋作战的补给问题而恶化。渡海航程无论往返，均需历时2个月，有时长达3—4个月。英国政府最初预期陆军将相对自给，依靠所控制的北美殖民地领土自给自足。而现实是，陆军和海军继续依赖本土补给。英国陆军的人员规模超过北美的多数城市，平均34 000人和4000匹战马的陆军每天需要37吨食品和38吨草料。根据1778年4月的预测，陆军需要127 400磅蜡烛点亮4900个房间。随军人员还有妇孺，各自消耗的补给相当于正规作战人员的一半和四分之一。战争期间，女性与士兵的比例翻倍。政府还必须为大批亲英派难民、逃奴、战俘和印第安人提供食物和衣物。北美缺乏仓库和码头设施，导致补给船时常滞留充当浮动仓库，无法返航。地理跨度和不同的地形恶化了补给难度，并且使英国北美驻军无法集中。 [22]

提供运输和补给面临诸多不定和困难因素，导致军事行动基本无法准时、顺畅。由于逆风和风暴，补给和士兵经常晚点抵达。集结、上货和卸货的耗时造成进一步延迟。补给船和运兵舰还需要护航，这也限制了其航行的频率和弹性。尽管陆军自行携带的辎重经常被视为欧洲老旧战争做法的典范，但英国陆军除了自行携带补给和宿营装备，在一场漫长的战役中，除在敌对人群中机动外，别无选择，这也导致英军难以在避免触犯本地人民的情况下，临时征集补给。 [23]

省钱成了军事行动的主要限制。政府必须随时考虑降低战争成本，以维持国内纳税人的支持。18世纪，人们始终普遍担心国家无法承担国债。这是英国政治的主要议题，也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的致命决策出台的主要原因。英国是欧洲税负最高的国家。1700—1783年，人均税负翻倍，国家税收总量增加了15倍。此外，税收增长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独立战争前10年，国债的利率负担占税收的43%。1757—1783年，该数字从2 735 925英镑升至9 406 406英镑。利息负担和军事开支占政府开支的75—85%。 [24]

1778年起，由于美国独立战争转型成为英法全球战争，西班牙与荷兰又于1779和1781年先后参战，英国成功征服北美的困难日增，也陷入了历史上最孤立的时期，处境之糟甚至超过1940年。当时的英国绝非纪录片里老生常谈的世界头号强国。由于担心陆军成为暴政工具的潜在可能，英国陆军规模较小。其过往的军事成功源于和其他欧洲强国结盟。以1756—1763年英国取胜的七年战争为例，在这场法国与印第安战争构成北美战场的全球冲突中，英国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结盟。老威廉•皮特后来曾吹嘘“在德国征服北美”。因为普鲁士扮演了牵制法军的关键角色，从而协助英国集中兵力征服加拿大。1763年以后，旧有同盟结束。英国与法国单独媾和激怒了腓特烈二世，英普同盟破裂。同时，英国也成为七年战争胜利的受害者，前所未有的胜利导致欧洲敌视和猜疑英国。英国没有参与1772年首次瓜分波兰；在1778—1779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期间置身事外。1773年6月，英国与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联盟谈判失败。至北美独立战争为止，腓特烈二世忙于和法国媾和。而法国的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comte de Vergennes）也决心避免卷入欧洲战争，以便集中资源打击英国。1780年，英国试图与俄国和奥地利建立三国同盟，但为时已晚。 [25]

早在法国于1778年宣战前，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已开始影响北美战事。在法国看来，北美战争只是英国攻击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前奏。为了安抚法国和国内的纳税人，1775年，英国仅对其军事力量进行部分动员。海军预算被削减，因此当时的英国海军规模小到无法支持陆军镇压海盗，提供补给和封锁北美。此外，海军获令不得在欧洲水域拦截向北美运送弹药和补给的法国船舶，也因此无法有效地封锁北美。战争初期，法国、西班牙及荷兰就已开始向北美运送火药、贷款和军用装备。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只是独立战争初期自愿冒险支持北美的欧洲人典型。他们当中还包括在击败英国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弗雷德里希•威廉•奥古斯塔斯•冯•斯托伊本（Baron Friedrich Wilhelm Augustus Von Steubon）、卡西米•普拉斯基伯爵（Count Casimir Pulaski）和赛迪斯•科休斯科（Thaddeus Kosciusko）。 [26]

1778年以后，英国海陆军不仅要对付北美，还得分兵保护英属西印度、地中海、非洲及印度属地。陆军在全球分散部署兵力，驻守安提瓜、牙买加、巴哈马群岛、米诺卡、直布罗陀、西非戈里至印度孟买的广大帝国前哨站。1799年以后，陆军的北美驻地包括彭萨科拉和圣•奥古斯丁、奥古斯塔、查尔斯顿、纽约、纽波特和魁北克。还有多个内陆据点，包括尼亚加拉堡、底特律、中西部的马金瑙城（Mackinaw City）、伊利诺伊的卡斯卡斯基亚（Kaskaskia）、下密西西比的曼查克（Manchac）和莫比尔。除了加拿大，上述地区的存在意味着英国仅在北美就必须补给和监控27支不同地区的驻军。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发生在印度。此外，1778年夏季至1780年，英国本土遭到入侵的威胁增加，人们同时忧虑爱尔兰爆发革命的可能。独立战争成为18世纪英国未能取得海军优势的唯一一次战争，也不具备“两强海军”对抗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因为1778年以后，英国试图以小于1776年规模的少量部队和一支小型海军赢得北美战争。 [27]

本书的各章传记将在主角面临的约束和导致其失败的困境中评价他们。这种多传记路线将帮助读者从多人的视角而非某个参与者的专有视角来看待战争。篇章将兼顾他们的胜利与失败。由于战争并非一系列失败的线性过程，英国政府也从未放弃赢得北美的信念。

[1] 　全书以“北美殖民地”和“北美殖民地居民”指代美国独立时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及其居民群体。在谈到美国和美国人时，英国方面也使用目前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标准称谓“America”和“American”，与今天的美国称谓相同。但考虑到英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的立场，不可能承认美国的国家身份，因此全文在以英国立场谈到美国时，均译为殖民地。另外，英属北美领地包括加拿大。但在当时的称谓中，加拿大专称“Canada”，因此以北美作为定语，以区别于英国的其他美洲殖民地，如加勒比殖民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