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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暴君”乔治三世

《独立宣言》称乔治三世为导致北美革命的头号恶棍。宣言表示,他的性格充斥“暴君的标志行为”,“不适合治理一个自由的民族”。


曾经属于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的约翰•亚当斯后来表示:“如果是我起草,不会这么写,更不会称国王为暴君。”在88岁回忆往事时,亚当斯认为“对于这样一份严肃而庄重的文件而言,(上述表达)过于个人化……情绪化,有如谩骂”。并且对以其名义发布的“残忍”法案表示不安。在其自传中,亚当斯还批评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乔治三世的“严重仇恨”和个人敌意。亚当斯表示,富兰克林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放过中伤乔治三世的机会。 [1]


独立战争后,在一次尴尬而著名的遭遇中,此前的对手终于见面。革命领袖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见到遭其痛斥的君主。1785年6月,亚当斯作为首任美国公使,在圣詹姆斯宫觐见乔治三世。这是一次独立的吹鼓手和宣布宁可放弃王位也不接受失去北美殖民地的国王之间的动人会面。穿着黑色正式外套、绸缎马裤,佩戴绶带的亚当斯告诉国王,这次会晤将成为英国和美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他还表示,他比其他美国同胞们更幸运地成为首次站在国王面前的外交官。他希望在恢复两国人民固有美德与幽默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英美人民虽然远隔重洋,政府各异,但共享语言和宗教。他强调两国人民的文化纽带,而非最近导致二者隔绝的政治。据亚当斯回忆,颤声作答的乔治三世似乎大为感动。 [2]


乔治三世自觉气氛融洽,于是开玩笑地对亚当斯表示,有人认为比起他的同胞,亚当斯对法国较为疏远。尽管亚当斯对这种草率的说法感到惊讶和尴尬,但还是迎-合了国王的幽默,表示其除了祖国别无所爱。乔治三世迅速表示,一个诚实的人绝无二心。在得到国王告退的信号以后,亚当斯根据王室礼仪,面对国王后退至国王迎宾时的门口后,鞠躬离去。而后亚当斯在一名王室官员陪同下穿过王宫的厅堂前往马车,期间,沿途经过的大厅中林立的仆人、士绅门房和普通门房雷鸣般地宣告“亚当斯阁下候车”。高兴的亚当斯充分感受到其地位、个人和国家得到的尊重和礼遇超过了他对国王的期待。他与夫人阿比盖尔后来成为乔治三世的粉丝。 [3]


1786年,约翰•亚当斯安排向国王介绍托马斯•杰斐逊。后者将面对乔治三世的降格礼遇。当时,杰斐逊尚未以《独立宣言》的作者闻名。在18世纪90年代的政党政治盛行以前,他并未刻意突出此事。不过和亚当斯不同,杰斐逊在作为美国驻巴黎公使时,以亲法著称。递交国书当日,英国宫廷的与会人员罕见地寥寥无几,只有少数王室成员、阁僚和外国使节。除了在会计簿上记录他支付圣詹姆斯宫传令官的消费之外,杰斐逊没有留下这次会晤的任何记录。35年后,他在自传中的披露更为详尽。没有什么比国王对“亚当斯先生和我”的表示更粗鲁。杰斐逊“立刻看到那段往事的伤害,让我们的存在毫无意义”。据亚当斯的孙子表示,“列席的臣民注意到”国王公然以背对杰斐逊和亚当斯的方式冒犯两人。 [4]


杰斐逊从未停止谴责乔治三世对英美关系破裂导致独立战争而负有个人责任。他相信,乔治三世从执政伊始,就试图在北美建立独裁统治。他写道:“未来的人难以想象,一个人如何坚定地试图在12年里建立露骨的独裁。”1786年,杰斐逊从伦敦回到巴黎以后,他挖苦说乔治三世是美国的弥撒亚,12年来致力于推动美国人民发现自己的福利,“他在尘世的每一位朋友都要像我一样哀叹其如此漫长而巨大的损失”。在杰斐逊眼里,乔治三世是一个十足的恶棍,美国方面最初叙述中的反派。这也是各种关于国王的虚构的起源。杰斐逊认为,这并非渲染,而是露骨的事实。 [5]


实际上,乔治三世的权力无法媲美欧洲任何一位君主。17世纪的英国已经历过两次革命,国会支持者先后推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后,英国曾经成为共和国长达11年。1688年詹姆士二世倒台后,国会制订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史称“光荣革命”。其中包括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宽容法》。两部法律奠定了英国宪政,确保国王此后通过国会治理国家。国王保留任命政府的权力,但实践中仅限于任命得到国会支持的首相。尽管选举制度依然腐败,国王通过赞助关系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但政府的存在总体取决于选举产生的下议院独立成员。英国因此称其制度为自由堡垒,以区别于欧洲的绝对君主制。


乔治三世登基似乎预示着一个前景远大的新时代降临。此时适逢英属北美、加勒比和印度帝国的高速扩张。1756—1763年,在一场名为“七年战争”的全球冲突中,英国在欧洲对阵法国,在北美卷入印第安战争,并赢得对法国的历次辉煌胜利。英国“在全球多地奏捷”,威廉•皮特自诩英国的世界版图令罗马失色。 [6]


1760年,乔治三世在欢快和期盼的氛围中登基。他是安娜女王(1702—1714)以后首个母语为英语的英国国王。登基伊始,乔治三世就宣布他生在一个以其“不列颠”之名为荣的国家,并在这里接受教育。乔治三世那时是一位活泼、文雅、温和、乐观、精力充沛的22岁青年,蓝眼、褐发,声音浑厚悦耳。他极度在意身材,不断以健身和马术保持体型。霍勒斯•沃波尔(Homes Walpole)的回忆录成为后世历史学者贬低国王的主要起源,但其对国王的初始印象不错。沃波尔表示,乔治三世不会像其前任兼祖父——77岁的乔治二世那样垂头看地板。他四处走动,和每一个人交谈。1761年9月,国王决定与17岁的杰曼公主、梅克伦堡-斯特雷利茨公国的夏洛特(Charlottte of Mecklenburg-Strelitz)联姻,公众的热情高涨。 [7]


乔治三世似乎具备了我们认为属于启蒙时代的修养、胸怀和好学。他的法语和德语流利且熟悉意大利语,对科学的兴趣超过任何一位先辈。在他统治的前十年,乔治三世搜集了当时最精良的科学工具。他尤为热衷天文,于1769年建立了里奇蒙皇家观测所观察金星。他也是威廉•赫舍尔(William Herschel)的赞助人。后者在1781年的约克镇之战时期,发现了天王星,改变了人类对太阳系的认识。国王也是一位机械装置发烧友,尤为寄情于钟表,能够准确拆装。他委托制作了一份记录机械原则的表格,还制作了一个展示大气特征的空气泵。乔治三世也热衷园艺和造林术,为此扩建了克佑宫的王室花园。1771年,国王任命约瑟夫•班克斯爵士(Joseph Banks)担任其植物学家。他也没放过农业和畜牧,以至于后来获得“农夫乔治”的绰号。他又是一位优秀的骑手,每天骑马出游,还有定期享受歌剧的癖好。 [8]


乔治三世也是查理一世以降,最著名的王室艺术赞助人兼收藏家。1768年,他在建立皇家艺术学院方面发挥影响力,并且继续积极参与学院行政,协助学院于1780年迁址萨默塞-特宫。国王尤其追捧宾夕法尼亚籍艺术家本杰明•维斯特(Benjamin West)的作品。后者也是王室学院的创始成员兼第二任院长。同时作为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徒弟,乔治三世也是一位称职的建筑绘图师,制作了众多建筑平面图和绘图。他是同时期众多杰出建筑师的赞助人,包括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Athenian” Stuart)、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詹姆斯•怀雅特(James Wyatt)和托马斯•桑德比(Thomas Sanby),还资助了造景工程师“能干的”布朗(“Capability” Brown,原名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国王热爱音乐,能够演奏长笛、钢琴和羽管键琴,还曾经搜集吕里(Lully)、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斯卡拉蒂(Scarlatti)的作品。追求王后夏洛特期间,乔治三世还亲自谱曲,将其命名为《皇家新娘》(The Royal Bride )。1764年,沃尔夫冈•阿马迪厄斯•莫扎特访问英国期间,国王多次邀请这位时年8岁的音乐家前往宫廷演奏。1765年,莫扎特在离英前,创作了一批羽管键琴弹奏的小奏鸣曲献给夏洛特王后。乔治三世后来还试图说服约瑟夫•海顿常驻伦敦,并在协助其最喜欢的作曲家乔治•弗雷德里克•韩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东山再起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国王也是一位热情的藏书家,其收藏奠定了英国图书馆的基础。至其1820年去世为止,该图书馆已有65 000本藏书。 [9]


乔治三世也了解当代的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埃德蒙•伯克、爱德华•吉本、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他允许学者们使用他在王后宫的图书馆。该图书馆后来成为白金汉宫。萨缪尔•约翰逊认为国王是“我见过的最文雅的绅士”,并且认为国王是一百年来,首位试图严肃对待人民利益,并与国民建立友谊的君主。1767年,当乔治三世得知约翰逊定期造访王后宫的图书馆后,请求管理员引见,而后就当前的神学争论、最优文学期刊询问约翰逊的看法,还向他了解牛津大学在从事哪些重要工作。当国王问及约翰逊自己的作品进展时,约翰逊答复,他“认为已经履行了作者的义务”。乔治三世回应:“要不是你写得这么好,我也这么认为。”约翰逊高兴地把答复视为“符合国王身份的恭维,是显而易见的”。会晤后,约翰逊告诉朋友他没有继续回答,因为“我不应该和自己的国王插科打诨”。后人误以为乔治三世与爱德华•吉本交谈时说:“又、又一本大部头!你总在写啊写,没完没了,是吗,吉本先生?”实际上这是国王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的话。 [10]


乔治三世并未推动导致独立战争的殖民地政策。这些先于乔治三世登基的政策出自政府大臣而非国王。国王登基时毫无政治经验。18世纪60年代,他忙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国王任命政府的大臣,这是仍然属于国王的重要权力。但选项仅限于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人选,并且主要取决于国内而非国外考虑。


乔治三世并未推动导致帝国破裂的政策,他甚至限制大臣们提出的某些极端方案。其涉及北美事务的首份声明旨在就殖民地在法国印第安战争所受损失接受补偿提出建议。乔治三世还曾阻止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政府在1765年的《住宿法案》中制定条款,允许士兵进驻北美人民的私宅。他后来表示《印花税法案》“充斥谬误”,“首先通过限制北美人民的贸易,剥夺其致富的方法,而后又向其征税”。他支持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领导的内阁于1769年主张的与殖民地和解的政策。 [11]


国王还反对美洲国务秘书希尔斯伯勒伯爵(Lord Hillsborough)更为严苛的建议。他认为,如果取消马萨诸塞-湾会议的选举,可能真会“导致殖民地居民有必要继续其活动,直到适当为止,因为修改特许非常麻烦,所以他们始终避免实际行动”。他还反对取消殖民地会议的建议,尽管殖民地会议否认国会享有绝对主权。他认为该举措“过于强烈,似乎只能激化而非缓解导致殖民地会议采取行动的愤怒”。国王告诫殖民地的总督们“必须高度谨慎,避免为殖民地会议再度受到动乱蛊惑提供口实”。他还建议总督们暗示殖民地,若接受1767年《唐森德法案》可以免除茶税。1769年,他表示愿意向弗吉尼亚和英属西印度殖民地提供这项优惠,但随后放弃,因为“弗吉尼亚殖民地在春季显得过于莽撞”。 [12]


1773年波士顿茶党事件后,乔治三世突然积极卷入北美的帝国危机。他转而激进地相信,危机源于对殖民地过于宽大,并且后悔英国此前于1766年废除了《印花税》。他认为此举宠坏了殖民地居民。乔治三世认为退让可能被视为软弱,只能带来更多的勒索,因此反对绥靖殖民地。他对北美英国陆军司令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的建议令人印象深刻。后者表示“如果我们是羊,他们就是狮子。如果我们展现决断,他们将选择顺从”。他否认希望动武,但表示武力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13]


乔治三世认为,斗争是保卫秩序和宪法的基础。作为一位虔诚的教徒,国王从道德角度看待政治问题。在其统治后期,国王还反对立法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选举权,因为他认为,即位时的誓词要求他支持英国圣公会。他认为英国正在北美为了保护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权威,进行一场“立法之战”。殖民地承认议会的最高权威被视为维持秩序和等级的保障。随着革命的共和色彩日趋浓厚,乔治二世对于摧毁叛乱、保卫王权尊严的态度日益情绪化。他认为君主是自由的保证,作为宪政的制约机制,旨在防止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贵族和民主因素过度发展。 [14]


乔治三世强烈支持成为北美独立催化剂的《强制法案》。该法案基于国会的集体责任感,在1774年的动荡间歇通过,成为因茶党事件惩治马萨诸塞-的一系列法案之一。国王表示,他在得知法案第一部分《波士顿港口法案》在下议院无异议二次通过时,喜不自胜。当在北美殖民地出生的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抵达英国时,乔治三世随即与之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会晤,并以其对北美的知识给哈钦森留下深刻印象。哈钦森逐字记录与国王的谈话,包括国王的表情和动作。乔治三世详细询问哈钦森,包括约翰•亚当斯是否与萨姆•亚当斯(Sam Adams)有关。国王熟悉萨姆,但希望多了解约翰。但是他的问题零散,缺乏重点。正如此前对其建筑兴趣的评价所示,他忙于细节,忽略总体。随后,国王宣布哈钦森向其保证,《波士顿港口法案》是一步妙棋,能够成功压制波士顿。哈钦森的回忆中并无此节,相反,他反对法案,并在会晤后表示,他曾告诉国王法案引起波士顿居民的“高度警觉”。 [15]


乔治三世惊讶但愉快地发现国会并未反对《强制法案》,从而坚定了他对法案正当性的信心。他高兴地看到辩论比预期结束得早,政府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管制马萨诸塞-州政府法案》。这部法案可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一部法律。乔治三世也对1774年大选表示赞赏,这次选举增加了下院政府支持者的人数,结果一度导致国王赞许选举使更多地主士绅取代东印度暴发户和西印度种植园主回归国会。他认为后两者并未做好与北美“开战的准备”。在1774年9月正式开战以前,国王认定,骰子已经出手,殖民地只能投降或者取胜。11月,他认定新英格兰政府已经走向叛乱,“必须采取措施决定他们究竟是要走向独立还是成为这个国家的臣民” [16] 。


1774年11月,托马斯•盖奇将军表态对于在北美动武持保留态度,并敦促延缓执行《强制法案》,但被乔治三世斥为最荒谬的建议。他再度表示,要么主宰殖民地,要么放任自流,视其为寇仇,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然而,就在同时,首相诺思伯爵也开始改变主战预期,并且建议向殖民地派遣和平特使,调查争议。但国王表示反对,认为此举等于示弱,无益于推动殖民地的理性判断。1775年,他同意但反感诺思伯爵提出的雄伟计划——《和解建议》。 [17]


1775年,乔治三世对北美殖民地的看法突然与国会的反对派发言人的意见大相径庭。埃德蒙•伯克和老威廉•皮特在部分演讲中表态倾向于和解。而罗金厄姆反对集团在军事解决方案进入冲刺阶段时退缩。1774年极度被动的商人院外集团态度转趋暧昧。倾向和解与和平的请愿骤趋普遍,这是群众性反战运动的首个现代范例,请愿书获得十分之一选民的签字。1775年4月,在伦敦市长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的鼓励下,代表贸易商会的伦敦同业公会和民众选举的伦敦平民会向国王提交有利于北美殖民地的请愿。 [18]


但国王日益坚持动武是唯一出路。1775年2月,他发誓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决不动摇,坚信殖民地面对坚定意志终将屈服。3月,他慎重表示,充分考虑处理危机的最佳方式以后,他坚信只要假以时日,正义、坦率和坚定的举措势必奏效。4月份战争爆发后,他坚信不列颠人民已对北美殖民地的行径丧失耐心,也坚信任何无法胁迫就范的行动势必带来灾难性的罪孽后果,因此发誓坚持既定路线。国王坚信正在履行自己的义务绝不屈服,也日益厌倦下议院就北美的争论,质疑下议院为何一再老调重弹。他坚持“我们必须坚定地为迷失的北美人恢复义务感” [19] 。


乔治三世因此忽视了殖民地要求国王作为调停人的请求,并且准备采取胁迫政策。1775年4月,国王打破传统,拒绝接受伦敦同业公会同情北美的来信。他尤其鄙视与其死敌、平民主义政治家兼伦敦市市长约翰•威尔克斯有关的伦敦平民会。威尔克斯曾发表演讲支持北美。国王称请愿是“来自商店、充斥捏造的新侮辱”。但诺思伯爵说服国王不要冒犯平民会,警告说违反礼数可能招致更多怨恨。而尊重传统程序接受和回绝这类呼吁无伤大雅。鉴于国王故意回避威尔克斯可能增加后者的支持率,诺思建议乔治三世改变对待他的方式。但国王顽固地拒绝“我的意见”,不愿在王座上接受威尔克斯煽动的“无礼”陈词。 [20]


1775年8月,乔治三世对内阁就北美叛乱发布宣言的缓慢进度备感烦躁。他认为政府应当展现决心,“坚定执行一切制服迷途人民的措施”。于是,诺思伯爵以国王的名义发布宣言,镇压叛乱和煽动行为,指责殖民地“公然走向叛乱”,并宣布一切教唆行为均构成叛国。战争开始以后,必须切断波士顿革命者的军事补给,但是,此举也摧毁了大陆会议中的亲英派,以及约翰•迪金森一类的温和派谋求与英国妥协的一切希望。 [21]


通过拒绝接受约翰•迪金森的《橄榄枝请愿》——一份保证支持英国殖民地政权的文件,乔治三世令所有谋求其调停的殖民地居民感到失望。铁杆亲英分子兼前宾夕法尼亚总督理查德•潘恩(Richard Penn)携带请愿书抵达伦敦,但国王回避接受,直到英国政府发布叛乱和煽动声明之后。当乔治三世最终接受请愿书后,他仍然拒绝在王座上聆听请愿内容,并且明确表示不予答复。他有足够的宪法上的理由做出上述举动,因为请愿内容实际上等于请求国王反对国会。然而,国王的“藐视”甚至令宾夕法尼亚会议的亲英派也恼-羞-成怒。在1775年10月对国会的演讲中,他批评这类请愿“不过是含糊其辞地表态忠于母国,和强烈地向我效忠,取悦于我,同时准备全面叛乱”。演讲同时呼吁加速行动,结束殖民地的军事活动和外国对殖民地的支持,从而压制叛乱。这一表态重创殖民地的民意,殖民地革命者已无法继续表示忠于国王。 [22]


1775年夏天,乔治三世以汉诺威选帝侯和陆军总司令的身份,寻求从德国招募雇佣兵。他在写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个人信件中,还希望获得俄国的军事帮助。尽管他只是执行内阁的决定,但其做法在殖民地居民眼里是一种二次侵害,因为国王放弃了保护北美臣民的基本政府义务,反而使用外国军队攻击北美臣民。1775年11月,国王在国会开幕致辞中谴责马萨诸塞-殖民地抵制和拒绝遵守法律的行为。托马斯•哈钦森亲临现场,他在一封信中表示,现场效果比阅读出版物更强烈。在马萨诸塞-殖民地,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预言,演讲将成为乔治三世政府永远的污点。 [23]


国王的作用给殖民地留下的印象就是,国王就是拒绝要求的主谋。直到1774年乔治三世积极支持压制政策以前,他并未成为北美民意针对的个人目标。实际上,他在北美比在本土更受尊重。在本土,期刊时常出版中伤国王的内容。比如《北不列颠》(North Briton )和《公共广告》(Public Advertiser )以“朱尼厄斯来信”为名出版的诽谤性影射内容,足以媲美现代的小报新闻。比如暗示王太后和比特伯爵帷薄不修。英国媒体最严重的攻击是,议会制政府已经沦为废物,以及一群非选举顾问的遮-羞-布。他们是所谓的国王密友,利用腐败和贿赂操纵国会。另外,至1774年为止,北美殖民地的批评侧重于阁僚与国会。新泽西学院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指出,无论在伦敦还是北美任何地区,国王是更重要的攻击目标。 [24]


实际上,由于帝国危机的关键在于殖民地否认英国国会的最高权威,北美殖民地并未否认国王的权威。1774年,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代表殖民地居民撰写多部手册,否认国会的权威,同时继续承认国王构成帝国唯一权威,并期待国王介入抵制议会。1774年,他们依旧不忘向乔治三世效忠,尽管已经准备派遣代表参加首次大陆会议。在康涅狄格的新伦敦,宣布本地代表名单的同时,还鸣枪向国王致敬。在纽约,代表伊萨克•洛(Issac Low)启程时,一支乐队奏响了《神佑我王》。大陆会议提交的请愿书称国王为“全民敬爱的父亲”,并祝他健康。甚至在1775年4月战争爆发后,殖民地居民依然沉迷于幻想,认为己方以国王的名义对抗邪恶的内阁,抵抗国会,保卫英国的自由。直到1775年,他们还称英军为“内阁军”或者“议会军”。北美殖民地的公共建筑继续悬挂国王的纹章,法院仍以国王的名义开庭,圣公会教士继续祈祷国王打败其敌人,各地议会继续以国王登基为准,标注立法时间。此外,正式的文件结尾依然写着“神佑我王”。 [25]


1776年,31岁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匿名出版《不列颠北美属地权利要点》(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 of British America ),这是迄今为止各类殖民地手册中,对乔治三世最严重的告诫。杰斐逊主张,国王是仆人,而非人民的主人。尽管文风桀骜不驯,但杰斐逊依然呼吁国王出面调停,并恢复动用已经废止的否决权,1707年安娜女王成为最后一任动用否决权的英国国王。杰斐逊表示,国王最好为人民着想并代表人民,因此邀请国王行使其传统权力,独立于国会采取行动。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论据,表明殖民地居民极力寻找宪法出路,帮助其规避国会的绝对权威,同时继续成为乔治三世的臣民。他们是一群三心二意的革命者。《伦敦纪事报》(London Chronicle )再版了杰斐逊的匿名小册子,他被出版物称为“马里兰坎伯兰县一位可敬的商人”。 [26]


伴随战争升级,反对国会而非国王的设想难以为继。1775年夏季,马萨诸塞-伊普斯维奇的牧师约翰•克利夫兰(John Cleaveland)化名“埃勒莫的约翰尼斯”(Johannes in Eremo)撰写文章,说国王没有错误这句格言纯属胡扯。他提醒读者,人民向国王效忠,换取后者保护人民的权利。在列克星敦和1779年4月19日的康科德的冲突之后,克利夫兰喊出:“乔治三世,再见!我们不再呼吁你的保护,为保卫你的人民流血。”1775年10月23日,在伦敦,名为斯蒂芬•塞-尔(Stephen Sayre)的北美人,一位以商人身份返回伦敦老家的前市长,遭到指控,罪名是企图在乔治三世前往国会开幕式的路上绑架他。他被指控计划在伦敦塔囚禁国王,并迫使国王流亡到位于德国汉诺威的领地。指控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弗兰克•理查德森(Frank Richardson),一位第一近卫步兵团中尉,他宣称曾从塞-尔处听到阴谋的细节。 [27]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 )一书匿名出版,内容首次直指国王。潘恩并未罗列对国王的不满,相反他试图打破王权的神话,挑战王权制度。他挖苦王权体制的矛盾,在他看来,这种机制导致国王对世界闭目塞-听,却又要求国王无所不知。这不是一种神圣的制度,只是一种人为的发明,源于某种可疑的祖制,其中包括征服者威廉一类的祖先,而后者不过就是“一个率领武装帮派登陆后自封英国国王的法国杂种”。尽管潘恩没有提到乔治三世,但他还是对“英国的王室野兽”发出各种意图明确的挖苦——“老练阴沉的法老……带着‘其子民之父’的虚伪头衔麻木聆听人民被屠杀的消息,灵魂溅淌鲜血却高枕无忧”。潘恩写下名言,一位诚实男性的社会贡献超过“迄今为止,所有戴王冠的恶棍” [28] 。


1776年夏天,损坏国王形象、移除王室纹章以及移除国王名谓,预示了北美与乔治三世的象征性决裂。马萨诸塞-的陪审团“因为令状以国王名义发布”拒绝出庭,议会立法规定“以后的法案、授权和程序法不再使用国王的名字”。7月《独立宣言》公布后,市场上出现欢呼的人群移除、践踏和焚烧公共建筑、咖啡馆和旅馆王室纹章的场面。约翰•亚当斯曾描述在费城翻转国王的画像后倒吊的景象。还有各种模拟审判、处决和吊唁乔治三世的活动。在相当于今天曼哈顿百老汇南端的鲍灵格林,一群人拽倒了乔治三世的镀金骑马铅像。约瑟夫•威尔顿(Joseph Wilton)制作的这尊塑像着装风格模仿罗马朱比特神殿外的马库斯•奥利略皇帝塑像。随后,国王像的头部被切割,和坐骑一起被送往康涅狄格的利奇菲尔德,由当地妇女融化后制成铅弹。马尾巴和少数残片以及石像的大理石基座目前由纽约历史学会保存。 [29]


殖民地反对派接受了阴谋理论,声称国王试图超越国会,打破政府的权力平衡传统,试图在北美和英国建立独裁政体。1776年7月,《独立宣言》夸大了乔治三世的角色,连带一通对其个人的啰唆抱怨。宣言意在表明国王造成“持续的伤害并试图篡权”,以便实现“建立绝对独裁的直接目标”。宣言指责国王必须为皇家总督们的各种决策负责,实际上这些决策出现在乔治三世登基前。杰斐逊起草的宣言甚至把奴隶贸易也算在乔治三世的头上,他甚至还谴责英国国民。大陆会议后来为了避免宣言刺激英国,删除了这段话。宣言对国王个人的谴责对于建立“叛乱”的正当性具有关键作用,证明“叛乱”旨在反对独裁。由于多年来相信英国宪法的保障,殖民地居民发现设想国王个人而非国会的集体独裁更容易。尤其是在1776年的情绪化谴责气氛中,《独立宣言》证明,煽动对个人的仇恨比对抽象集体的怨恨更容易成功。作为帝国在北美权威的最后来源,乔治三世难免成为最后一只替罪羊。


同时代人也许夸大了国王对争议起源的作用,但其对战争持续的确具有关键作用。战争成为一场其个人的十字军。在他的末日视角中,独立战争成为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严重冲突。 [30]


乔治三世比其手下的内阁大臣更信服地论证了战争的正当性和对英国的重要性,但其重点因时而异。国王最初为战争所做的辩护强调维持国会权威和宪法。随后,他逐步转向强调战争对于维持英国欧洲强国地位的意义。他认为帝国是国家财富和权利的关键来源,丢失北美十三州将导致英国崩溃,因为其他殖民地将随后效法谋求独立。英属加勒比群岛将首先放弃效忠,此举并非因为叛乱的本能,而是因为当地依赖北美殖民地提供食物和补给,爱尔兰将成为下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1779年,英国面对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入侵之际,乔治三世宁愿冒险面对入侵,却无意放弃加勒比的产糖岛屿,因为没有了后者,将“无法为继续作战募集资金” [31] 。


国王因此认为,除了坚持作战或面对毁灭,别无选择。丢失帝国贸易及由此而来的制造业衰败,将导致英国成为贫穷的岛国。他希望永远不要活着见到英国因为接受北美独立而失去自尊,沦为欧洲次等国家的一天。英国在约克镇投降(1781年10月19日)前4个月,国王依旧坚信只有一条道路可行,“我们正在为成为欧洲强国或者沦为无名小辈而战”。在国王看来,思考其他出路的人无权成为英国人。晚至1781年11月,他依然写道“骰子已掷出”,英国不是成就伟大的帝国,就是沦为欧洲的无名之辈。 [32]


作为英国陆军的首脑,乔治三世参与军事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他为此搜集战争类书籍、定期参加陆军在伦敦附近的夏季露营、每周2—3次检阅御林军、复制海军地图、搜集主要堡垒的模型。在国王所属图书馆中搜集的地形资料包括战役、筑垒、兵营和运河的记录。乔治三世通晓欧洲主要港口的浅滩,以及筑垒城镇。在诺思政府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伯爵的指导下,国王日渐熟悉海军事务,水平超过詹姆士二世以来的历任英国国王。 [33]


乔治三世勤奋地致力于了解案头每一份关于北美战争的官方文件。他阅读“叛乱者”的报纸,曾一度抱怨从报纸的页面上闻到了走私进入北美的馅饼味道。国王对于战略事务没有最终决定权,其观点还多次被内阁否决,但其对于战争方向和作战过程依旧具有影响力。在177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修改了约翰•伯戈因的《从加拿大出发的作战计划》。国王批评伯戈因低估杰曼雇佣军,同时否决伯戈因经海路从加拿大运兵前往美国与威廉•豪爵士汇合的建议。尽管其任命的官员数量少于其父亲乔治二世,但诺思伯爵却抱怨国王在军官晋升和任命方面,影响过大。 [34]


乔治三世尤其青睐法国和印第安战争的英雄——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Jeffrey Amherst),为此于1775年和1778年(图13)两度试图说服政府任命后者担任驻美英军总司令。但是,尽管国王一再邀请阿默斯特发表建议,但后者对参与内阁会议意兴阑珊,在内阁中以沉默的人著称。乔治三世还选择并亲自任命威廉•豪、亨利•克林顿和约翰•伯戈因。他在推动桑威奇伯爵任命理查德•豪伯爵出任驻北美英国海军司令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不过这类任命通常已经咨询过内阁和军事顾问。此外,国王更青睐伯戈因和康华里伯爵查理一类的执行冒险战略的将军,而非谨慎的威廉•豪和亨利•克林顿。他认为必须承担某种风险,“否则只能在战争中无所事事”,乔治三世更青睐“展示勇气,或者来一场毁灭性的决战”的人。 [35]


由于首相诺思伯爵的疑虑和犹豫造成领导力空白,乔治三世已不仅是参与战争,而且成为北美战争的原动力。诺思伯爵能力超群,但不便担任战时领导人。他在一封表示自贬的信件中承认自己的弱点。诺思断然表示,希望被视为财政部的另一位代表,而非首相。此外,诺思对战争缺乏信念,而且日益消沉。他坚持和谈。1778年初,诺思未咨询内阁就制定了一份和平计划,内容包括完全放弃殖民地税收,以及派遣和平使团前往北美。此举遭到乔治三世反对,他认为,无论诺思提出何种建议,都将面临国会反对,也无法被北美殖民地所接受。1778年8月在得知诺思指派的卡莱尔伯爵(Earl Carlisle)和平使团失败后,国王表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都是笑话。由于知道大陆会议除了独立别无所求,乔治三世在许多方面比诺思更为现实。 [36]


乔治三世不断鼓励诺思采取行动,并坚持保留诺思的领导地位。他赞赏诺思的管理能力和对财政部的领导。国王在战争初期的信件中表达了对诺思的尊重和亲切,称诺思是自己的底牌,希望后者在处理每一件事务时都能展现特有的从容。国王对诺思在1770年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突然辞职后接任首相表示感激。他赞赏诺思作为一名国会管理者所展现的机巧,认为他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能力与真诚兼备。国王对1777年萨拉托加战败后,诺思在国会为政府做出的辩护表示赞许。诺思说服下议院“客观看待当前的不幸,虽然严重,却非无法挽回”。乔治三世为此承诺绝不会忘记诺思伯爵的友谊和热诚,并且提醒诺思不要忘记内阁给予的支持,以及下院对诺思的喜爱和赞许。当然,还有公众对诺思的普遍尊重。这些“必然振奋你的精神,帮助你直面过去以及当前的各种窘境”。国王还对诺思表示,后者对自己缺乏自信,并且对于诺思对他说话的坦白态度仿佛“坦诚面对一位朋友”感到高兴。 [37]


一旦奉承无法奏效,乔治三世立即威逼利诱。他担心内阁缺乏计划与团结。1778年1月,他敦促诺思抓紧时间考虑未来的北美作战方式。国王进而指出,关键在于政府制定计划,以便击退反对党的攻击,反对党经常以调阅文件和要求质询作为攻击战术。对此,国王写道:“你必须领会。”他鼓励诺思于下次内阁会议讨论上述事项,保留记录以便实现某种共识,并实现内阁团结,共同面对可能的反对意见。乔治三世对诺思表示,他必须先行向下院最有影响力的议员以及独立的乡绅阐述政府的政策,否则,这些目标人物可能因为不了解有关议题而反对政府。国王的言辞暗示对诺思行为模式的批评。 [38]


1778年初,诺思试图在法国宣战前夜辞职,并且要求国王与反对派议员谈判。他早已觉得无法胜任工作,并且被职务相随的责任压垮。他变得更加焦虑,因为认为自己无力缔结同时兼顾爱国者和“政府中狂热友人”的和平条约,诺思相信,自己继续执政只能成为与北美殖民地媾和的障碍,担心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将自取其辱。为此,诺思请求辞职,表示其健康和理解能力因难以胜任的工作严重受损,并要求国王选择一位过往政策污点较少的首相继任者。1778年3月,他要求立即允许自己辞职,因为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他希望不要将他继续留任作为为他选择一位继任者的条件。目前的局面需要“一位新人兼干将”。诺思写道,比起首相工作的煎熬,他宁可接受死刑。 [39]


诺思抱怨国王不断拒绝接受他的辞职,导致事态更为复杂,也让他的首相工作难以为继。他也无法理解国王执意挽留的原因,尽管已经有各种证据显示诺思无法胜任。他相信,国王对局势过于乐观。由于在公众和私人中的信誉如此低劣,诺思怀疑国家能否在未来的两年乃至多年中获得贷款继续作战。他为此提醒国王“目前为止,借款的权力是英国伟大和地位的源泉”。他认为国王应该为能与北美媾和,从而规避与法国的战争感到高兴。诺思认为,继续作战将导致英国的损失高于对手。问题“不在于战败,而在巨大的开支。开支将摧毁英国,任何伟大的胜利都无法弥补开支”。他警告“坚持北美战事可能导致战后的经济紧缩” [40] 。


乔治三世对诺思“喋喋不休”地敦促政府全面换届倍感厌烦。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同意诺思辞职,而且将把诺思辞职视为对国王本人的背叛。1778年3月,乔治三世向诺思发出了著名的函件,质问诺思是否真准备在关键时刻离开自己。国王对诺思重复已被多次否决的措施倍感懊恼。乔治三世表示绝不向“我看来耻辱而且损害王国与家园”的建议屈服。他抱怨已经厌倦了诺思要求辞职和与北美进行和谈的老调,认为诺思的悲观严重损害了政府工作,并且觉得自己必须要求诺思“书面明确答复”是否还想掌权。国王恳请诺思配合,尽力恢复政府各部门的活力和行动。诺思一如既往地答复要求辞职,但是他要命地承诺在国会剩下的会期内继续担任首相,希望国王能够在此期间迅速任命一位首相人选。诺思请求“不要让我带着伤害国王和国家的负罪感离去” [41] 。


乔治三世只能软硬兼施。他恳请诺思牢记辞职对王国与国王的伤害,二者利益密不可分。他多次对诺思进行动员谈话,告诫后者其多数困境源于没能遵循计划的冒进,尤其是在任命官员时未能咨询国王本人。乔治三世还询问诺思,过往还有谁更能让他以朋友而非大臣的身份“袒露心迹”?1778年11月,国王的敌意加强,要求诺思立刻完成一份计划,应对下一任国会中的反对派。一周后,他严责诺思未能及时完成其要求。当诺思表示清楚且确定自己既无能力,也无权威完成本职工作时,国王勃然大怒,要求诺思书面说明什么是没有权威。 [42]


此后,乔治三世对摇摆不定的诺思渐失信任,开始通过诺思圈内的两名成员——战争秘书查理•詹金森(Charles Jenkinson)和财政秘书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监视诺思。诺思发现国王在写给罗宾逊的函件中批评自己后勃然大怒。罗宾逊在一系列阿谀奉承的信件中,对国王与诺思的紧张关系表示同情。在得知诺思对此一无所知后,罗宾逊担心经常出现在宫廷可能引起诺思的怀疑。他安慰国王,只要坚定诺思的信心,首相不会辞职,诺思的软弱心理需要国王的支持和坚定,帮助他恢复元气。罗宾逊还鼓励国王无视诺思的辞职抗议和威胁,因为诺思实际上期待尽可能长期留任。罗宾逊还在其他场合暗示诺思的声明只是把战争责任与责难转移给国王的借口。结论认为,“所有的一切表明,他试图向世界表明,他准备辞职,但是陛下您却坚持要他继续目前的状态”。据詹金森表示,罗宾逊认为诺思绝对不会自动离职。 [43]


但诺思去意已决。1779年6月,詹金森致信国王表示,诺思精神良好,准备继续工作,但是诺思在致函国王时却表示,希望再度提出辞呈不至于失礼,并且提醒国王,自其履任以来,每年都曾提出辞呈,对此深表自责,但是现在他已经肯定,自己就是国家糟糕状态的罪魁祸首。同年后期,诺思再度表示愿意在没有任何荣誉和闲差奖励的情况下去职,因为他“已经几近崩溃”,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诺思表示,他卑微遵守国王的指令长达10年,已无法忍受负罪感与痛苦的交相煎熬,自己的决策无法得到任何肯定令他尤其痛苦。首相任内最后两年,诺思坚持去职。1779年11月,他致信国王表示必须在本届国会会期结束时确定新首相。更令乔治三世和詹金森抓狂的是,诺思于1780年4月急不可耐地表示他退休后可以由国会反对党领导人查理•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继任。 [44]


如果乔治三世需要一位既愿意继续战争,又能获得下院支持的首相,除了留任诺思,别无选择。霍勒斯•沃波尔理解国王的处境,换言之,他“无人可用”。国王也对乔治•杰曼子爵坦承:“尽管我对他并不满意,并且希望有所改变,但我不知道谁能做得更好。” [45]


在乔治三世眼里,战争的反对派等于叛国,因此他也无意与反对党谈判。他嘲笑同情美国人的立场。后者认为美国人是“温和的可怜人,反复陈情未获听取后,只能选择忍受奴役或者奋起反抗”。国王提到查塔姆伯爵老威廉•皮特时表示,那些“背信弃义的人”领导政府反对派鼓吹叛乱。但是诺思希望查塔姆继任,后者虽然强烈反战,但坚持英国拒绝承认北美独立。诺思明确表示,国王反对的唯一原因只是霸道的查塔姆揽权。1778年,在上议院就北美问题发言时,查塔姆突然体力不支,随即去世。诺思的最佳继任人选消失。乔治三世对下议院表决为查塔姆举办国葬,并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建立纪念碑表示震惊,表示这种敬意是“对我个人的冒犯” [46] 。


乔治三世为了避免反对派领导人执政,宁愿面对宪法危机。国王在于1778年3月间致诺思的一系列函件中郑重、庄严地宣布,绝不与查塔姆伯爵交易。他还表示,这“不是私怨,而是最近17年的统治经验”。国王表示,绝不会在随后的日子里成为反对派的奴隶。与其执行被称为“个人耻辱”的决议撤离北美,他宁愿丢掉王位,国王认为“人民不可能背弃我,如果他们放弃,请另择明主,我毕生不会执行令我蒙-羞-的决定”。在提到查塔姆和罗金厄姆侯爵两位反对派领导人时,国王表示:“与其受制于两人”,“宁愿失去王冠,坐视任何新的政府统治这座岛屿,而非耻辱地尸位素餐” [47] 。


查塔姆去世后,唯一能够取代诺思,但因致力于结束战争而无法见容于乔治三世的反对派领导人消失。1778年法国宣战后,罗金厄姆派希望立即结束战争,倾向承认北美独立。但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取代查塔姆成为反对派首脑后,对是否给予北美独立,态度较罗金厄姆含糊。他期待立即结束战争,但是希望和美国保持非正式的帝国关系。他的主张试图让革命者自行其是,坐待革命者派遣特使提出条件。国王无法容忍上述意见,因此只能继续留任诺思。诺思为此自辩“我年复一年地恳请辞职,却不被允许,反被恳请留任”。他能继续领导政府,但谁来驱动战争? [48]


乔治三世抱怨说:“如果别人不懂,那就我来。”凭借强硬而执着的性格,国王在1779年末,勉力维持四分五裂的政府。他支持阁僚对抗反对派。后者包括部分国会最聪明的演讲者,如埃德蒙•伯克、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和谢尔本伯爵。国王动员大臣们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威胁。1779年6月,英国面临法西联合舰队入侵,这是自西班牙无敌舰队以来最严重的入侵危险。在加勒比,法国占领格林纳达和圣文森特。爱尔兰似乎也准备效仿美国,数万人武装起来参与据称旨在自卫的志愿运动,但是运动随后转向鼓吹更高程度的自治。北美战争几乎陷入僵局。下院中支持政府的多数派数量萎缩。威廉•梅雷迪思爵士(William Meredith)在下院中动议和谈,宣称:“没有一个国家以英国的规模向远方派遣如此规模的舰队和陆军。”诺思再度请求于国会会期结束时辞职。 [49]


乔治三世的立场依旧坚定,准备同时应对在国会的挫折和阁僚的辞职威胁。他致信诺思表示,经常听闻后者谈论战争的获益不如开支。但在国王看来,这就像站在柜台后面拿着秤的商人。乔治三世承认,没有一个健全的人会承认“取消一项税收值得带来这么多罪恶”,北美的要求逐步加码,最终走向独立,但“英国绝不屈服”,没有比这更高的代价。1779年6月21日,乔治三世在女王宫私人图书馆召见内阁,成为安娜女王执政以来,首个采取这一举措的君主。会上,他拒绝就开会提供任何个人理由。国王打破惯例邀请全体-内阁绕桌围坐,本人坐主席位。杰曼子爵对其副手秘书表示,他“开始觉得内阁将被解散,其他人可能也这么想” [50] 。


在这个著名的场合中,乔治三世复述了殖民地斗争的历史,仅仅对他在1765年变更首相和于1766年同意废除《印花税法》表示遗憾。他称赞桑威奇伯爵的海军建设工作和财政部“为北美战争提供的充足供给”。他还为在北美作战的将军——豪、伯戈因和克林顿辩护,他们最初的任命得到“普遍认可”。国王表示,“其原则以及宁可牺牲、不愿坐视国家分裂的决心,支持他履行对上帝和人民的职责,在任何时候直面一切艰难险阻,护卫着国家完整”。他因此期待大臣给予坚定支持。如果内阁需要,他愿意给予新的任命,但“他需要大臣们在一切情况下给予支持”。谈话持续近一小时,“并非高谈阔论的演说,而是一种以交谈进行的直白陈述”。国王后来致信诺思表示:“希望在今天彻底阐述我的感受以后……每个人都能理解我对当前局势的重视,并因此知道,他们完全可以期待我以行动、坚韧和热情表达的支持。”乔治三世后来对诺思表示,他希望为大臣们打气,期待后者展现更大的决心,直到对西班牙宣战。诺思继续拐弯抹角地要辞职,但国王不予理睬。 [51]


历史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述中认为乔治三世像丘吉尔一样坚韧。国王的信件中回荡着对坚毅、热情、敏捷和气魄的呼唤。他视坚毅为英国的民族本色,并发誓“只要还有10个英国人支持我”,我就会继续前进。乔治三世承认“时局举步维艰,但必须振奋每个英国人的精神支持我”。他绝不投降,“每一个无意忍受城下之盟的人,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英国不会屈服”。他呼吁牺牲,“我们必须奋起自卫,承担某种风险。因为如果我们谨小慎微,势必面临灭顶之灾” [52] 。


为了加快皇家海军的建造和派遣,乔治三世亲自视察查塔姆、朴次茅斯和希尔内斯的海军造船厂。1779年,国王支持15岁的儿子威廉亲王加入海军成为海军少尉候补军官。1780年12月,他又指派另一子佛雷德里克亲王前往汉诺威学习军事。其尚武精神见于他委托本杰明•维斯特(Benjamin West)绘制的肖像。画面以皇家乔治号鸣放礼炮和一支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和洛锡安侯爵(Marquess of Lothian)指挥的第15轻龙骑兵分队为背景,身穿猩红色军装的国王展现了手持军事宿营计划的陆军总司令形象(图3)。1776年前后,乔治三世将主要的王室休闲地从克佑迁往尚武风格更为浓厚的温莎城堡。城堡当时已经破败,但平日节俭的国王斥资装修,从1778年开始,驻跸温莎的时间逐渐增加。这里也适合打猎。国王入住城堡期间,一支军乐队每晚演奏。1777—1779年,乔治三世模仿神圣罗马帝国王公的做法,在宫廷中推广名为温莎制服的军队风格装束。 [53]


反对党对于驱动战争持续的力量洞若观火,并相应改变战术,直指国王本人。罗金厄姆的辉格派发起了一场改革。这项被埃德蒙•伯克称为“经济改革”的计划,重点旨在减少内阁大臣对下院的影响,并非改善政府的效率和防止浪费。计划由多项法案组成,旨在限制“禄虫”,那些接受任命并且获得国王给予干薪的下院议员。1779年12月,“经济改革”运动的初始阶段获得来自约克郡协会(Yorkshire Association)的外部助力。协会发起人克里斯托弗•怀维尔(Christopher Wyvill)是一位圣公会教士兼地主,他领导了一场逐步走向全国的国会改革运动。


查理•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在一系列著名的国会演讲中逐步成为乔治三世在独立战争中的宿敌。他谴责国王必须为失利和帝国瓦解负责,进而含沙射影地提到革命和推翻斯图亚特王朝。讲话中还有诸多类似的引用。诗人兼讽刺作家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表示,他并不是唯一认为“现任国王和查理一世极为相似”的人。柯珀提到国王的不正当影响,排挤遭到宫廷厌恶的人,浪费公帑,成为“两位国王共同面对的问题”。漫画家们紧随其后,把乔治三世描绘成一位独裁者。和在北美一样,由于国王公然积极推动反对派厌恶的战争,“国王无误”的幻想,以及战争源于--奸-臣误导的看法日益站不住脚。在反对派的圈子里开始浮现北美战败意味着本土王权加强的论调。 [54]


1780年4月,反对国王本人的运动因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推动通过一系列立法逐渐强化,在一次动议中达到高潮。动议表示“必须降低国王已经具备并继续增强的影响”。动议获得下院233票中的215票支持。这一数字意味着部分支持政府的传统力量也认为国王过于碍眼。这是国王的一次挫败,他原本希望“他们没有针对任何个人”,并且安慰自己反对派的喽啰们“过火了……大多数人不可能期待推翻宪法”。相反,他谴责“派系领导和堕落的人” [55] 。


部分当代的评论者批评动议是妄图夺权的丑行,无非旨在“优雅地无视显而易见的事实和趋势”。这类评论满足于批评改革者“无端小题大做”,因为所谓的禄虫数量在1761年达到高峰后,至1780年,数量已经减少1/5。政府控制的腐朽选区数量同时下降。此外,乔治三世时代的举措在乔治二世时期已有先例。 [56]


这种论调想把国王的影响淡化为某种公式性结果。国王对战争的影响增加,不应以国王在议会中控制多少拥有王室官职的议员为准,重点在于乔治三世的性格力量,尤其是他控制诺思的能力。反对派通过立法减少持王室官职的议员,只是一种打击国王个人权威的象征性武器。国王权力上升表现为乔治三世在继续北美战争方面的影响力。他拒绝与反对派谈判,除非后者签署一份协议“保持帝国完整”。他不允许北美殖民地独立,也不允许从北美撤军,这两点构成与反对派谈判的条件,也是启动谈判的底线。乔治三世要求反对派竭尽所能维持帝国的完整,在任何地区竭尽全力作战,并且尊重过去的政策。国王表示,这是其底线,任何人如果认为他将因逐渐出现的困难选择让步,都是错误的。国王愿意为了与反对派结盟“牺牲任何内阁成员”,但强调绝不改变政策。乔治三世强调宁愿“在国会挨揍”,也绝不与反对派签署任何城下之盟。在1780年夏季与反对派的谈判中,双方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反对派对于未来的北美殖民地政策模棱两可。乔治三世只有在反对派“不违反我的原则”的前提下,接受反对派入阁。据国王的现代辩护者表示,国王将其权力限于建议任命和选择大臣。但这相当于决定政策。 [57]


与反对派的斗争趋于个人化。在反对派通过“经济改革”支持限制国王的影响力以后,乔治三世日益坚定地拒绝反对派入阁。继续战争与在本土维护王权彼此关联。国王决心排挤其眼中的危险派系。在他看来,这类派系的原则和学说与北美革命者沆瀣一气。他尤其强调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是“叛乱的通道”。因为后者曾在过于激动的讲话中中伤乔治三世,将其比作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二者唯一的区别是俄罗斯帝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领导下扩张,而英国却因乔治三世的统治沉沦。国王怀疑反对派试图修改宪法。他不像诺思那么在意在国会的成败,视这类成败为“对民众大会的偶尔冲击”。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在国王心中密不可分。反对派因此开始把在北美的胜利等同于乔治三世个人的权力斗争胜利。 [58]


通过拒绝诺思辞职,并让他取代倾向给予北美独立地位的反对派领导人,乔治三世实际上延长了战争。1780年6—7月,他对北美的看法延缓了与罗金厄姆侯爵的结盟谈判。此举是对诺思的重创。国王深谙吸收反对派强化政府的必要,也愿意更换部分大臣,但政策不变。至1780年6月,国王和内阁的处境恶化。国会的支持者数量下降,同时反对派走向联合。但是命运再度青睐国王。战况改观,支持了国王胜利在望的观点。其乐观并不为过,这不是一场连战皆北的战争。1780年4月,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爵士在马提尼克外海险胜,击败了海军上将吕克•于尔班•吉尚(Luc Urbain Guichen)指挥的法国舰队。5月,亨利•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接受查尔斯顿投降,俘获5000人。8月,康华里于卡姆登击败萨拉托加之战的美国英雄霍拉肖•盖茨(Horatio Gates),并俘虏南方大陆军大部。9月,大陆军将领本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在位于西点的指挥部向英国投诚。美国方面绞死了阿诺德的英国同谋——勇敢且受欢迎的约翰•安德烈(John André)少校,此举引发英国公众舆论反弹,也突显了一位美军杰出高级将领投降的宣传作用。 [59]


国王获得清白,除了海外的好运,本土的反对派也面临窘境。反对派各党的短暂联盟如昙花一现,再度分裂成谢尔本领导的查塔姆伯爵前支持者和罗金厄姆侯爵的支持者两派。双方的分歧在于议会改革。谢尔本派支持改革,但罗金厄姆派反对。1780年6月2—11日,伦敦的戈登暴乱遏制民众支持改革和政府变动。这次反天主教改革针对1778年公布的开明法案《公教救济法案》。在查尔斯•狄更斯1841年的小说《巴纳比•拉奇》描述的暴乱中,伦敦陷入6天动乱,数百人死亡。在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9年以前,戈登暴乱就已囊括多达5万名获释囚犯,他们攻陷了新门监狱和克林克监狱。暴徒们还冲击内阁大臣官邸,近14 000名示威者试图攻入下议院。11 000名士兵为镇压进驻圣詹姆斯公园和海德公园。覆盖女王宫到骑兵禁卫军阅兵场沿线的驻军帐-篷成了海德公园的一道风景。令反对派领导人大惑不解的是,暴乱反而导致议会外的改革运动,同时要求改组政府的呼吁失去信用。11月,国王察觉其对手兼约翰•威尔克斯的政治基础——伦敦市民组织的情绪发生变化。这类组织“对反对派的观感恶化”,趋向认为改组政府“势必危及公众”。诺思停止与反对派谈判,并且呼吁借助全民支持,迅速组织选举。 [60]


反对派犯了沉迷于尖刻言论而表现得过于同情敌人的经典错误。凭借“出身、关系、才华和口才”成为反对派明星的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尤甚。他被下院独立议员视为煽动者兼极端分子,无法获得信赖。福克斯曾经公开指责某些“自称为乡绅”的议员,挖苦他们“盲从宫廷的一切举措”,执着于“颗粒无收”的政策。由于其含沙射影的革命变革言论,福克斯终于因为人身攻击国王引火烧身。 [61]


福克斯看似为祖国的军事困局幸灾乐祸的表现,给人留下了不爱国的印象。他与支持者坐在反对派席位上,身穿象征辉格派的蓝色长袍外套,但这也是大陆军的军装颜色。 [62] 福克斯在1780年11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参与向在北美战争中获得桂冠的官员致谢的表决”,甚至包括他同样服役于北美的亲兄弟。他的放荡生活加剧了他人对他的政治猜忌。坊间传闻他只爱三件事——女-人、玩乐和政治,但其从未与任何女性建立稳定关系,赌博耗尽家业,并且一生大部分时间跻身反对派阵营。英国的乡绅阶层和中产阶级更喜欢乔治三世和诺思伯爵标志性的宗教虔诚以及正直的生活作风。 [63]


不过,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依旧能够设法蛊惑他的批评者。相比之下,最具才华和远见的反对派领袖谢尔本却遍遭白眼。他被视为不可信的人,因此得了个“伯克利广场的耶稣”的诨名,也叫马拉戈里达(耶稣的西班牙名)。剧作家戈德史密斯(Gold Smith)认为将二者相提并论极不公平,“因为马拉戈里达是个大好人”。谢尔本的形象经常在傲慢和溜须拍马之间摇摆。他对改革国会的兴趣被罗金厄姆视为过激观点。乔治三世和诺思伯爵的政治和社会保守主义比反战领袖的改革观点更符合多数国会成员的胃口。 [64]


甚至在1781年约克镇战败以后,乔治三世的求胜意志依然坚定。他毫不屈服,视战败为暂时的挫折,并且准备继续战斗。他相信议会接受噩耗以后,还将考虑为了避免国家完全崩溃的需要继续作战。他无法接受军事失败的判断,也无法接受国会支持者阵营的瓦解,坚定表示自己绝不会成为分裂国家的工具,并将“背水一战,挽救帝国”。随着约克镇败绩的消息于议会年度开幕式前夜到达,国王迅速修改讲稿,因为原稿曾预言战争将以英国速胜告终。在开幕式前的午夜,乔治三世拒绝接受讲稿的修正版,并坚持修改仅限于强调政府无意从北美撤军。他宣布:“如果为了自己的和平诉求,或者人民暂时得到喘息的需要,牺牲维持英国未来的力量和安全必须依赖的关键权利和永恒利益”,他将失去自由人民的信任和忠诚。 [65]


1781年11月27日,国王在上议院王座发布最终讲稿。对“近期康华里阁下及其军队被俘”的轻描淡写令人震惊。讲稿仅表示战报“不幸地”导致国王“在弗吉尼亚的武装力量由于军队在该省的损失而终结”。讲稿进而表示“该地区近期的不幸迫切需要国会的团结和协助,以挫败敌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同样不利于北美以及大不列颠的真正利益”。讲稿“继续表示国王坚信其事业的正当性”和坚持作战的意志。 [66]


约克镇之战后,内阁多数成员已不再认同乔治三世的作战意愿。唯一继续鼓吹战争的内阁成员乔治•杰曼于1782年1月离开政府时,诺思对其表示:“你的离开于事无补,因为国王的看法和你一样。”的确,乔治三世告诉诺思如果政府试图以杰曼离职表示接受北美独立,那“你还得多走一步,推着我走”。随后,国王册封杰曼为萨克维尔子爵,以示支持杰曼。诺思为此对自己的秘书表示,国王宁愿更换大臣,也无意改变政策,他期待“我一个人执行那些在我看来,在目前局势下缺乏可行性的毁灭性计划” [67] 。


1782年3月,诺思明确表示离职意愿后,乔治三世倍感“受伤”。诺思最终与国王摊牌,表示自己因丧失下院多数支持而无法履行职责。在一段著名的勇敢辩驳中,诺思写道:“国家、王公和国王无权违背下院的明确决定。”他提醒国王,先王同意变革政府,以避免政府两大分支的冲突造成恶果。国会的“情绪已然改变,其情绪无论对错,必须执行”。在一篇极为直白的声明中,诺思称赞国王“尽可能维持了他认为正确的政策”,并进而写道:“如果像几位著名和光荣的祖先那样接受下院的意见和期待,国王将保留荣誉。”随后,乔治三世威胁诺思,如果诺思不能给他预留时间思考随后的应对举措,将失去他的尊重。据霍勒斯•沃波尔不怀好意的闲话披露,当诺思前往领取正式的离任许可时,国王表示:“阁下请记住,是你抛弃了我,而不是我抛弃了你。” [68]


乔治三世从未原谅诺思的离任决定,后来还曾与诺思就1780年选举的经费债务发生争执,国王最初试图坚持诺思必须为有关成本承担个人债务。后来当诺思与国王的死敌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结盟后,诺思与国王彻底决裂。福克斯与诺思两位前对手后来建立了一个短暂而杰出的联盟政府,又名“福克斯-诺思任期”(1783年4—12月)。乔治三世决心搅局,指示其在上议院的朋友否决政府关于东印度公司管理的法案,成功推翻了联合政府。


在最终被迫接受北美独立后,乔治三世致函国会,宣布退位。函件宣布,其在北美事务中面临的所有困境均源于“其忠于国会权利”,为此他还谈到对英国宪政的奉献。他尖锐地抱怨“立法部门分支之一”“情绪突变”,“彻底葬送其有效作战的能力,以及获得有利于英国核心利益及商业的和平条约”。带着这一遗憾,国王自认已无益于国家,“痛苦地决定永别”。因此他决定“向亲爱的儿子兼法定继承人威尔士亲王乔治移交大不列颠及自治领王位,希望他能够成功致力于推动不列颠帝国的繁荣”。这封退位信从未呈交国会。 [69]


1782年12月5日,乔治三世对国会发表演讲,承认美国独立。在他读到“独立”一词时,音调“骤降”。一位年轻的美国商人埃尔卡纳•沃森(Elkahah Wason)回忆,乔治三世在读到“自由和独立的国家”时,语调迟疑,但“不失风度”。国王真诚表示他为了国民的意愿,牺牲其看法,迎-合国民的立场。尽管同情国王,但纳撒尼尔•拉克索尔表示,这是“英国君主最古怪”的一次讲话,其内容更适合反映一位道学或者圣人,而非君主的精神和看法。讲话的中间部分包含了一段恳求或者祈祷,国王借此恳请上天介入,阻止前殖民地由于选择独立和推翻君主权力,可能面临的灾难。拉克索尔表示,讲话成为讽刺的对象和笑料。而埃德蒙•伯克则认为讲话令人“难以忍受”。乔治三世最喜欢的儿子、年仅4岁的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去世,加剧了承认北美独立对国王个人的打击。 [70]


1783年,在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一位来自美国的大使时,乔治三世的答复强调,这让他难受,他也无法对任何接待“来自革命国家的公使”的英国人保持好感。他预言,美国将多年“无法建立稳定的政府”。国王还拒绝遵循常规,向在巴黎的美国和谈人员赠予饰品和画像,并且愉快地在宣布最终和议当日离城出游,这一天也被他视为英帝国的终结之日。乔治三世认为英国缔结和约的意愿是宗教和公共精神“被邪恶和懒散”消磨的悲剧结果。为此他写道,前殖民地在他的统治时期分裂,成为对他的深刻伤害。他坚信镇压北美独立是英国曾经发动的最正当的战争。 [71]


乔治三世在其统治的后半段,经历了造神运动。这尤其反映在同时代的国王漫画形象上。乔治三世的形象从独立战争时期的东方暴君变成象征英国坚韧与阳刚的约翰牛。简朴作风和对农业的兴趣成为他的优点,导致国王被描绘成朴素的“农民乔治”。《神佑我王》逐步取代《统治不列颠》成为流行曲目,剧场表演开始前演奏该曲逐步成为惯例。统治初期,国王使用放大镜的习惯,一度成为漫画形象的基础,借以挖苦国王政治短视。但后来这却成为矮化拿破仑的讽刺元素,描绘国王试图用放大镜观察拿破仑式的矮小对手。王室庆典日益盛大,也更受欢迎。早先令国王如鲠在喉的约翰•威尔克斯向国王呈交伦敦城的荣誉市民权,表示支持“国王的法定特权和人民的宪法权利”。最后有3万人参加国王的葬礼,尽管国王生前表示要简办。 [72]


乔治三世成为伊丽莎白一世以降,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在许多国民出生前登基。此外,其统治时期正逢经济和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爱德华•吉本、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简•奥斯汀、沃特•斯科特爵士和威廉•沃兹沃思(William Wordsworth)等人物。1792年,法国革命爆发强化了国王的地位,革命导致乔治三世成为民族身份的化身、延续与稳定的象征。在这方面,君主似乎比自封的拿破仑皇帝更具有与众不同的合法性。革命导致地主和宗教精英急于展示团结,由于担心法国的平等主义革命热情,他们急于推动公众对君主的支持。此外,媒体也加入到歌功颂德的行列,协助营造公众对国王的支持。还有城市领袖,致力于建立民众的荣誉感,王室庆典还得到急于和极端派系撇清关系的独立志愿组织的支持。 [73]


乔治三世还具有个性优势。他远离极端主义圈子、坚定反对变革的做法,在革命时代被保守力量视为美德。他毋庸置疑的勇气也为他赢得了喝彩。1800年,国王先后面对玛格丽特•尼克尔森和詹姆斯•哈德菲尔德(James Hadfield)的刺杀毫不退缩,坚持不拘礼节地与臣民打成一片。尽管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不喜欢国王的白眉毛和红脸,但是乔治三世还是赢得了他的欢心。


乔治三世的私德不断为他赢得尊重。在一个以贵族堕落闻名的时代里,国王忠于王后夏洛特,与之共有15名子女。在结婚19年以后,乔治三世感谢“上天引导我的选择……没有这位感情细腻的朋友吐露心迹,我将无法支撑下去”。她的“优秀品质时刻支持着我”。乔治三世病入膏肓之际,王后依旧佩戴着有国王小画像的项链。国王厌恶所处时代的混乱性关系和邪恶。出于对王权尊严的忧虑,乔治三世还与未获其许可就结婚的兄弟发生争吵。国王认为他选择的配偶不合适,即便在与兄弟和解以后,他依然拒绝接待其妻子。他还和儿子们就他们的情妇问题发生冲突,并且告诫他女儿,没有合适的欧洲王公对象就不许结婚。乔治三世的生活简朴、规律,他甚至没有自己的酒窖,只在有需要时向商人购买。他的模范作风与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乔治反差强烈,后者的放荡作风在战后臭名昭著。 [74]


在人们普遍认为国王受到疯癫病的困扰后,乔治三世的公众魅力达到巅峰。独立战争期间的国王非常健康,看不出任何后来的病症,只是在1765年通过《印花税法案》时,他曾因坠马出现后来最终成为顽疾的症状。1788年夏季,国王由于面临长期疾病,一度出现是否需要由其子出任摄政的政治危机。乔治三世的症状包括躁狂症、失眠、妄想、口齿不清、脉搏频繁和视力下降。症状类似卟啉症,这是一种导致神经病和紫色尿液的血液病。他因此经历了多次屈辱的治疗,期间被捆绑在椅子上。1788年发病期间,国王对女儿们表示,他比李尔王幸运,因为没有里根和贡纳莉的折磨,相反有三位考迪莉娅在照顾他。 [75]


1810年10月,乔治三世最后一次以国王身份会晤公众。他像李尔王一样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在温莎城堡几近囚徒,他的儿子作为亲王摄政代理国务。期间他想象自己检阅军队行进,并且喜欢和早已过世的诺思谈话。他继续把玩羽管键琴,试图聆听。据国王的一位医生表示,他似乎“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对现实失去了一切兴趣”。夏洛特王后不再探访乔治三世,因为他表现得有暴力倾向,国王患有老年痴呆,认不出家人,最后王后先于国王过世。乔治三世的在世时间长于其他参与独立战争的指挥官和政治家。1820年1月29日,乔治三世过世,葬于温莎的圣乔治教堂,终年81岁。死后他的民望继续攀升。但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政治影响力消退之后,他不再具有威胁,反而可以被安全地视为民族荣耀。 [76]


在实际行使权力方面,乔治三世时代是英国王权的回光返照。国王长期抱病、其子又缺乏威望的情况加速了英国王权影响力的衰弱,最后王权成为象征,英国被认为只是打着国王旗号的共和制。1761年乔治三世接受固定收入,而非从王室获得岁入,同时接受国会的年度资助表决,此举无意中导致王权的财政能力削弱。1780年,旨在限制下议院中王室官员和王室资助议员的“经济改革”成效微弱,但为降低王权对议会的影响提供了巨大的象征性动力。此外,还有其他深层次的趋势在发生作用,包括内阁责任意识的强化,推动大臣们要求国王接受内阁的集体意志。同时,民众通过游说和议会外动员参与政治进一步降低了王权的影响力。最后,19世纪初,议会中的贵族派系逐步减少并被纪律化的两党制取代,严重限制了王权。


对于丢掉了北美,乔治三世这样自我安慰,他认为“如果没有人跑到门口谴责我,到头来让臣民变成了外国人,说我该为此负责,而我对此无动于衷,那我才应该感到难过”。在1785年与约翰•亚当斯的感性会晤中,乔治三世为自己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份恰当的定论:




先生,我希望你相信,在最近那场冲突中我仅实施了基于对人民的义务必须采取的措施。我希望美国人也能理解。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是最后一个同意分裂的人,但是分裂最终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我总是像现在这样说,在美国成为独立强国时,我是第一个希望得到其友谊的人。




和他的许多贵族反对派不同,国王赞赏美国革命对欧洲旧秩序终结的象征意义。乔治三世曾经为自己视之为国王专属的权利辩护。他认为这是国王保卫人民自由、抵御某些政客的关键。在他看来,某些政客试图改变王权对国会的制衡。乔治三世利用一切方法保卫帝国、抵御革命。他相信革命的成功将瓦解英国的国家地位。他问心无愧地保卫一切其认为有助于匡正世界的制度——君主制、等级、正统宗教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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