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首相 诺思
1779年6月22日，首相诺思在下院一度哽咽。这是一次对乔治三世的公然反抗，他告诉议员自己期待辞职，而且实际上多次请求未果。6月初，诺思再度请辞，承诺如其妨碍确定继任人选，他将离开政府，并表示自己难以胜任工作，救国需另择高明。 [1]
战争期间，诺思伯爵在国会惹眼的失控表现并不新奇。自从1778年法国宣战以来，诺思就处于瘫痪状态，决策延误成为家常便饭。1778年3月，他对下院表示他曾想辞职想了十年。12月，在被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抨击之后，他令人“动容”地在下院垂泪。一年后，其去意不改。在一次遭遇反对派就其缺席发起的言辞谴责以后，诺思动情地为自己开脱，提到同年初儿子去世。甚至早在战争开始以前，诺思就已出现两次情绪失控。这并没有为他带来同情，人们认为他在装腔作势。这种批评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发生这类事件之后，他总是傲然宣布自己将坚守岗位。1779年6月，在被福克斯要求兑现其辞职意愿时，诺思表示他必须等到合适的人选出现，并坚称有义务在关键时刻坚持工作。 [2]
诺思希望辞职，他对英国恢复对北美的主权已经丧失信心，也预见自己将为战争承担个人责任。早在1776年，法国大使夫人卡斯特里夫人（Madame de Castries）曾就嘉德骑士团成员身份询问诺思是否因为“丢了北美殖民地”而成为骑士团成员 [1] 。在1778年的《公共广告》中，“菲洛皮门”（Philopoemen） [2] 告诉诺思，别指望通过谴责将军摆脱责任，因为诺思的失望源于自己的愚蠢见解。1780年在下院，一位议员指责诺思是“另一个丢了北美的人”。诺思对北美战争的保留态度并未得到乔治三世和内阁多数成员认可，也未获其议会支持者接受，后者反对诺思与大陆会议媾和的企图。这一紧张关系成为诺思寻求辞职的主因。他认为北美的革命者不太可能和他们眼中的战争罪魁和谈。他视自己为和平的障碍。 [3]
导致诺思恋栈的动机复杂。批评者认为其辞职缺乏诚意。此举也被批评者认为是诺思在一旦丢失北美的情况下，逃避责任的战术举措。诺思本人则把道德困境归咎于儿时已彼此相识的国王。诺思的父亲是乔治三世的导师兼其父亲弗雷德里克亲王的朋友。诺思因此成为弗雷德里克亲王的教子，取名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亲王甚至还向诺思家族赠送了一块方尖碑，置于诺思家族在牛津郡罗克斯顿修道院的家中。 [4]
诺思还欠了乔治三世的人情。1772年，国王授予诺思嘉德骑士称号，使其成为罗伯特•沃波尔爵士（Robert Walpole）以来，首个获此荣耀的在任首相。乔治三世还赐予诺思布希公园护林官职务，这一待遇优厚的挂名差事——包括工资和一栋住所，成为诺思在唐宁街首相府之外偏爱的休闲去处。国王还任命诺思的父亲吉尔福德伯爵（Earl Guilford）担任王后的财政官，并且任命诺思的弟弟布朗洛担任罗切斯特主教。1777年9月，国王为诺思还了16 000英镑的债务，并表示无意要求回报，“只希望你能够成为不负我爱戴的人物，就如我尊敬作为大臣的你”。1778年，“作为我尊敬的新标志”，国王任命诺思担任五港监督，这是一份收入丰厚的挂名差事。他还承诺授予诺思财政部首席出纳一职，这是国王所给礼物中收入最丰厚的职务。国王敦促诺思担任“财政部的头儿，你的家人也会拜我所赐而受到诸多助益” [5] 。
诺思认为，自己“对国王负有义务，永远无法放弃为国王服务，而他也希望我留任，并且认为我对他有益”。但后来，诺思却觉得自己被“绑上了火刑柱”。1778年3月，由于国王威胁宁愿退位，也不愿和反对派妥协并同意美国独立，诺思的困境变得更加严重。他担心自己辞职可能导致危机，多次谈到“其辞职可能立即导致混乱”。由于多数内阁成员均为上院成员，诺思始终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他需要一个能够领导下院的人选。诺思同时还面对来自霸道父亲的压力，后者期待诺思为其家族获取更多好处，并且在诺思任首相期间，与国王保持通讯。 [6]
一
1770年，成为首相时的弗雷德里克•诺思时年38岁。笨拙难看的外形使他很容易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他被形容为是一个肥头大耳、身\_体比例失调、嘴唇厚实、眉毛浓密、舌-头过大影响发音的胖子。霍勒斯•沃波尔有一个著名的形容，称诺思眼大无光，仿佛盲人号手。肥厚的眼睑令诺思时常显得昏昏欲睡，加上辩论中的打盹习惯，给人一种经常无精打采的印象。 [7]
尽管他的外表不尽如人意，但甚至诺思的对手也承认喜欢他的自嘲和文雅。他总是满脸堆笑，天性似乎远离愤怒和仇恨。诺思以睿智的谈话著称，历史和文学典故信手拈来，显示了其深厚的欧洲文化底蕴。在结束伊顿和牛津的学业后，他曾前往欧洲大陆游历三年，期间他掌握流利的法语，并通晓德语和意大利语。作为一位有天赋的古典主义者，他终生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爱德华•吉本把《罗马帝国兴衰史》的第四卷和末卷献给诺思伯爵，并赞美他“内心充满活力、志趣高雅”。纳撒尼尔•拉克索尔在回忆录中曾亲切地提到诺思，称在他的社交圈里一点不觉得沉闷。据纳撒尼尔回忆，历任首相中，诺思最为自然、谦卑。诺思也的确乐于随时扔掉公开场合的虚饰。 [8]
诺思执政时接手面对北美的革命局势。早在18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建议要求改变当地的殖民政府框架。选举产生的殖民地会议要求取得等同于国会的权威，人们普遍认为，必须重申受到侵蚀的英国权威。英国的国土正在扩张，军事更为强大，也更加中央集权化，由此产生改革与强化帝国政府的政策冲动。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和帝国主义自豪感高涨的年代里，人们期待建立一个融合程度更理想的帝国。由此产生的观点认为，与殖民地的贸易构成国家繁荣的基础，应更为严密地控制这类贸易。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随着英国在上中西部地区、加拿大、印度和加勒比地区占领大片领土，治理北美的任务日益艰巨。战争导致英国的国债翻倍达到1.33亿镑。债务的年利率就达到500万镑，而英国的年收入只有800万镑。政府相信，殖民地由于从战争中获益，应当分摊债务。 [9]
1770年诺思出任首相的前10年，连续六届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导致北美革命危机的政策。这类通常根据不同部门和利益集团的要求制定的改革零敲碎打，缺乏构建统一制度的协调性。七年战争结束后，宗主国政府试图更为积极地规范帝国贸易，包括禁止殖民地自行发行纸币，以及限制北美殖民地的西进。1762—1763年执政的比特伯爵（Lord Bute）政府制定了后果严重的政策，决定和平时期在北美维持10 000名英国驻军。为了支付帝国政府的开支兼冲销国债，历届帝国政府均试图对北美殖民地直接征税。1765年，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首相试图在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开征印花税。1767年，查理•唐森德推动对北美的特定进口货物征税，包括茶税。前述政策屡遭殖民地激烈且成功的抵制。抵制行动也催生了极端主义领导人，推动了群众运动组织，孕育了政治意识、殖民地之间的联盟和对英国的深刻猜忌。殖民地居民通过发动一次限制帝国权威的讨论，形成和敲定了统一的理念，为抵制英国的行动提供了正当性。殖民地总督与殖民地会议之间已经出现关系破裂，并且导致南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僵局。1770年3月5日，诺思就任首相后首次演讲之日，波士顿英国驻军向民众开枪，史称波士顿屠杀，局势趋向叛乱。 [10]
在成为首相前，诺思曾鼓吹和支持导致北美危机的政策，包括支持国会有权对北美征税的法案。1768年，他向朋友保证，对殖民地的军事压力将推动征收1767年制定的唐森德税，一位官员曾形容诺思“完全且绝对”地倾向于对殖民地实施胁迫性措施。诺思曾反对国会对北美的征税权听证中来自纽约会议的陈情。在一段后来困扰诺思的谈话中，诺思曾表示他将反对取消唐森德税，“直到北美拜倒在他的脚下”，并进而表示“北美在爱你之前必须先学会怕你”。马萨诸塞-殖民地代表威廉•博兰（William Bollan）曾描述诺思在下议院表态，坚决反对继续对北美让步。在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政府时代，诺思曾在废除茶税的表决中，投出决定性的反对票。 [11]
1770年成为首相后，诺思的殖民地政策趋向缓和。其并无前任首相乔治•格伦维尔和北美国务秘书希尔斯伯勒伯爵（Earl of Hillsborough）的僵硬立场，相反，诺思取消了除茶税外的所有唐森德税，鉴于其此前的强硬立场，这是一次显著的让步。对于让步理由，诺思表示，税收并不符合商业理性，因为实际上等于对输往英国的货物征收出口税。其政府进一步以撤离波士顿市内驻军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废除1764年的《货币法案》，允许新英格兰南部各殖民地发行纸币。随后，诺思进一步安抚殖民地民意，放松受到《1763年公告》所规定的界限控制的西进活动。当他在西进议题上的缓和态度导致北美国务秘书希尔斯伯勒辞职后，诺思任命其极度同情北美殖民地的同父异母弟弟达特茅斯伯爵（the Earl of Dartmouth）接任该职。
诺思的观点和行动绝无对北美实施专制的意图。他希望缓和紧张局势，部分原因在于确保其政府的稳定性。由于缺乏自己的派系追随者，诺思的政治基础薄弱，只能依靠不同派系联盟的支持。此外，他本性厌恶对抗。诺思有一种拖延重大决定的习惯，犹豫且经常改变想法，以至于批评者指责他缺乏原则或者统一的思想。人们至今还在争论诺思是否有连贯的北美政策。他对于怀柔还是强硬模棱两可，在妥协和镇压之间摇摆不定，他不希望示弱或者在殖民地极端分子的威胁面前退让。他的摇摆态度反映了英国政府和反对派政治领导人面临的困境。他们希望避免与殖民地冲突，同时明确国会治理北美的最高权力。 [12]
只要不影响国会的权利，诺思愿意向殖民地让步。因此，他最后只保留茶税，并且主张这是一种殖民地能够轻松承担的奢侈品税，并非对母国产品的税收。他提示下院，早先的怀柔举措并未导致殖民地居民服从或者软化，相反，却“激励他们冒犯我们的权威，评论我们的权利，试图建立独立政府”。主张征税权的时刻也是这项权利遭到否定的时刻。他警告“敷衍了事等于投降，而且，如果母国的权威目前只是不受支持的话，将因此被实际上放弃” [13] 。
尽管立场缓和，但诺思最终必须为导致美国独立的政策——1773年《东印度茶叶法案》——负责。该法案旨在通过取消从英国向北美殖民地出口茶叶的税收，缓解东印度公司的财政问题，因此将降低北美殖民地的茶价，改善东印度公司的销售。但是，这个法案也将增加来自茶税的收入，维持国会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权利。法案同时授予获得政府青睐的商人茶叶专营权。诺思非常清楚北美殖民地对该法案的厌恶。东印度公司曾试图说服诺思废除北美殖民地的茶税，由于担心此举有如政府绥靖北美殖民地，东印度公司主席甚至愿意为此发动国会请愿。一位反对派领导人警告称，如果保留茶税，殖民地居民将停止喝茶。反对派因此提议，改变策略，继续在英国境内征收茶税，但取消北美殖民地的茶税。 [14]
该税收议题对大西洋两岸而言，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与其在国会中的多数追随者一样，诺思认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税收属于国会对于北美殖民地最高权威的组成部分。国会主权绝非抽象学说，其中具有光荣革命宪法胜利的情感色彩，被视为保护人民总体自由的关键。对英国而言，对殖民地的征税权是治理北美殖民地的权利基础。但税收也迫使殖民地反对派放下成见，结成联盟。殖民地居民视帝国直接税为潜在的专制工具。他们坚持只有自己选举的代表拥有征税权，这被殖民地居民视为殖民地会议存在与保持影响力的关键。征税和代表议题引发了根本性争议。内容涉及主权和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权威的界限。 [15]
诺思愿意承诺不再开征新的帝国税，但坚持保留茶税作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主权的象征。他并未预见到任何困难，因为殖民地已经开始支付茶税，且新的法案导致茶叶降价。根据他的估计，北美殖民地居民个人支付的茶税仅为英国本土居民个人支付茶税的五十分之一。后来他也以此自辩，表示“他无法想象，北美殖民地居民会因为饮用一磅降价九便士的茶叶发动反抗”。诺思完全无法预测殖民地的任何反抗。财政部甚至没有向北美殖民地国务秘书通报运茶船抵达北美殖民地的时间，殖民地的总督们因此未能得到预警。诺思的《东印度茶法》成为一次重大失误，导致1773年波士顿茶党事件。事件中，波士顿的革命者伪装成莫霍克（Mohawks）印第安人，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倒入波士顿港。 [16]
被波士顿茶党事件激怒的诺思随即制定《强制法案》（在北美殖民地又称“无法容忍的法案”），法案于1774年春季分阶段通过，并且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诺思的本意是通过法案惩罚马萨诸塞-以儆效尤。该殖民地“经常成为反对国会权威的发源地”，也是“波士顿发生的非常规煽动性行为”的起源。诺思认为此前的让步仅仅导致更为无度的要求，任何缺乏强制的措施都将造成政府缺乏决心的印象，英国政府必须向北美殖民地表明“我们是认真的，而且将展示决心和热情。如果他们发现我们迟疑，将动摇这一信念”。诺思及其许多同僚一样，认为殖民地反对活动并非全民运动，只是谋求独立的少数派的阴谋。母国只是与否认议会权威的少数派，而非殖民地全体存在争议，因此，殖民地的愤怒缺乏实质内容，只是掠夺船舶、规避贸易和航海法案兼赖债的借口。他认为所推动的措施有助于保护殖民地官员和忠于英国的力量，并以此自辩。问题是“我们在当地是否拥有权威” [17] 。
诺思宣称，《强制法案》得到全国的支持，实际上，该法案也的确获得了国会多数支持。在伦敦，本杰明•富兰克林沮丧地表示：“我们在英国从未如此缺乏朋友。暴力摧毁茶叶似乎使所有反对我们的力量走到一起。”甚至国会的反对派也对波士顿茶党发出谴责。其他殖民地不满情绪的传统支持者，比如伦敦的商人群体在关键的时候，并未介入支持北美殖民地。 [18]
波士顿茶党事件后，英国出现全国性的报复情绪。《米德尔塞-克斯日报》（Middlesex Journal ）呼吁至少吊死“约100名波士顿清教叛乱者”。查理•范（Charles Van）对下议院表示：“必须教训并摧毁波士顿。必须摧毁迦太基 [3] ……我认为在摧毁蝗虫的巢-穴-以前，无法获得这个国家对法律的适当尊重”。查理•范后来表示，如果马萨诸塞-湾的居民反对国会的措施，“我将遵循不列颠古代的做法，烧毁他们的树林，夷平其家园，停止为他们提供现有的保护。如果我们可能失去这片土地，我宁愿从我们的士兵手上失去，而非被我们叛逆的子女抢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其小册子《征税而非专制》（Taxation no Tyranny ）的前期草稿中宣称，如果他掌权，“第一个决策就是在城市居民家中安排驻军 [4] ，如果任何人拒绝免费为驻军提供食宿，那么如果他的房子和别人家挨着，就推倒他的房子，如果是独栋，就纵火焚毁”。约翰逊抱怨小册子中的这段煽动性段落被政府删除，而正是后者委托他撰写了这本册子。 [19]
《强制法案》通过以后，诺思遭到北美殖民地居民的鄙视。弗吉尼亚居民焚烧了其塑像。在马萨诸塞-，诺思的名字成了陆路运输货物遭遇不便时的咒语。因为波士顿港口被封闭，此举也被称为“诺思老爷的法案”（Lord North's Act）。陆运时车辆因石头颠簸导致震动总会伴随车夫的一句“该死的诺思老爷！”货运四轮马车被改称为“诺思老爷的船”。如果车辆陷入泥泞，事故道路就会被称为“诺思老爷的路”。连教士“在祈祷中也提到了诺思老爷”，一段来自神坛上的批评称：“哦，东、西、南方的主啊，保卫我们抵抗北方的主。” [5] [20]
二
在意识到制裁并未导致北美殖民地其他地区孤立马萨诸塞-以后，诺思开始担忧《强制法案》的效果。他在获悉北美殖民地秘密筹备大陆会议的新闻后，开始全面评估殖民地反对意见。筹备大陆会议的力量于1774年9月17日通过《沙福克决议》敦促民众反对《强制法案》并准备自卫。1774年12月15日，《伦敦晚邮报》（The London Evening Post ）发布《大陆盟约》（Continental Association）的条款。根据盟约，大陆会议表决在经济上抵制英国。诺思及其内阁未能预测殖民地抵抗运动的程度。他们被情报中关于大陆会议内部有分歧的内容所误导，因而假定如果英国威胁动武，就足以平息抵抗。其他殖民地也将因此疏远马萨诸塞-。此前，英国政府曾秘密拦截来自北美殖民地的通信，由此获得的情报鼓励了上述判断。有关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支持马萨诸塞-行动的力量属于少数派。非常熟悉北美殖民地情况的人，比如出生于北美殖民地的前南卡罗来纳州总督威廉•布尔（William Bull）和生于安提瓜岛的北卡罗来纳总督乔塞-亚•马丁（Josiah Martin）所提供的意见也强化了英国政府的这一判断。 [21]
就在乔治三世及诺思以外的其他内阁成员的态度日益强硬之际，诺思开始与达特茅斯伯爵谋求妥协方法。博尚子爵（Lord Beauchamp）对霍勒斯•沃波尔表示，他觉得“政府正在倾向妥协”，生于北美殖民地的前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表示“明显察觉”首相“乐于在（来自大陆会议的）请愿中找到任何导致妥协的信息”。霍勒斯•沃波尔相信，诺思急于在圣诞节前制定预算“阻止向北美派遣增援部队”。一位内阁同僚指责诺思经常改变观点，偶尔宣布他无意对北美征税，“看似谈及征税权，却轻描淡写，甚至暗示同意取消征税”。爱德华•吉本“越来越肯定，只要坚定，一切都会改善，但我有时怀疑诺思阁下” [22] 。
诺思倾向派出获得授权的国王特使与北美殖民地居民妥协，但遭到乔治三世的拒绝。于是他转而寻求通过第三方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秘密谈判。中间人是达特茅斯伯爵的医生约翰•福瑟吉尔医生（Dr John Fothergill），还有一位是贵格派银行家兼兰开斯特公爵领总管海德 [6] 的朋友戴维•巴克利（David Barclay）。诺思每天获得两人的交谈报告。巴克利告知富兰克林，诺思政府希望避免内战，只要保住面子，愿意为了摆脱当前的尴尬局势讨论任何条件。在1774年12月初的一次会议上，福瑟吉尔向富兰克林保证，尽管部分国会成员态度强硬，但“他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他人态度相反”。巴克利和福瑟吉尔谋求试探殖民地的和解条件。为此，富兰克林将答复写在一张纸上，名为《就可能带来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永久和平的条件进行对话的启示》。 [23]
豪海军上将同时通过他的妹妹卡罗琳•豪表达和平姿态。卡罗琳邀请富兰克林前往她家中下棋。据富兰克林表示，“她竟然能打败我”。她问道：“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就争议还准备做什么？我们不会发生内战吧？”话题由此转向和谈。1775年圣诞节，双方再度会晤下棋，期间她把富兰克林介绍给了自己的兄长。和巴克利及福瑟吉尔一样，豪表示“他诚恳相信部分大臣极度希望合理的妥协，只要保住帝国政府的面子”。他继而邀请富兰克林“就有助于双方彼此理解的条件写点建议”。在另一次会晤中，豪对富兰克林表示“现在可以保证，诺思阁下和达特茅斯阁下真诚希望与北美殖民地消除分歧，并且期待看到任何可能推动这一有益目标的建议”。豪还就派遣特使前往北美殖民地调查和谈判的建议询问富兰克林的看法。前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波纳尔（Thomas Pownall）告知富兰克林类似内容，表示诺思并不赞同强制政策，“他极为倾向推动任何照顾政府面子的和解” [24] 。
1775年2月20日，诺思向下院提交他的《和解建议》，此举令国王沮丧，也令诺思的政治支持者们大惑不解。文件建议殖民地可在充分承担行政成本的前提下，自行征税。尽管他承认国会无法放弃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权，但是如果殖民地同意增加对英国国家收入的贡献，诺思将“立即暂缓行使这项权力”，他承认部分国会成员将指责他与叛乱者谈判，但他辩称“从未表示所有的北美殖民地居民都是叛乱者”，他甚至乐于看到“向叛乱者开启回归义务的大门”。富兰克林在一次关于伦敦谈判的日记中提到，《和解建议》包含了他此前提出的观点——废除茶税和糖税。此外，诺思原本还计划纳入戴维•巴克利更为激进的计划，后者曾负责与富兰克林谈判。 [25]
后来的意见认为，《和解建议》并非真诚的让步，而是一次旨在瓦解北美殖民地、强化对不列颠支持的战术措施。反对者认为，建议并未允许和大陆会议展开直接谈判。他们也反对诺思继续筹备战争和准备进一步的报复措施。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和解建议》并未触及关键议题，包括征税模式以及分配和控制税收的自由。富兰克林比喻诺思的邀约有如“一位拦路强盗，把手枪和帽子放在客运马车的窗口，并不提出具体的数额要求，他将礼貌地避免直接把手伸进你的腰包，只要你交出所有的钱，或者数额让他满意。否则，这里可是有手枪”。《和解建议》也未能解决殖民地的其他不满，比如驻北美英军和强化执行《强制法案》。此外，相关条款的消息在1775年4月19日引发独立战争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冲突之后，才到达北美殖民地。 [26]
不过，诺思的立场毫不轻率。他实际上制定了一项无视国王、内阁同僚和国会支持者意愿的措施，可能危及政府内部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追随者。公爵曾高调鼓吹强制政策，他的支持也是诺思的下院支持者雄踞多数派的关键。《和解建议》对于厌恶对抗，也被视为乔治三世工具的诺思而言，是一项展现政治勇气的杰出举动，由于无法确保下院多数派的支持，诺思只能寻求下院反对派的帮助，他异乎寻常地在提交草案前向反对派提示动议即将出台，“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提示政府的朋友” [27] 。诺思旨在支持《和解建议》的演说反映了他的犹豫，由于“措辞含糊”以及“结构混乱”，这次讲话被视为诺思最糟糕且愚蠢的一次发言，也导致部分下院成员无法把握诺思的意图。根据沃波尔的回忆，《和解建议》出台时“引发震惊与愤怒”。政府“已经让国会和人民狂热地相信拥有高于北美殖民地的权力，而这份建议却犹如贬损国家的尊严”。《年度纪事报》（Annual Register ）曾形容现场的政府支持者如何面面相觑，不知道诺思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8]
国会的政府支持者席位区陷入混乱。诺思的支持者首先对《和解建议》开火，以致诺思被迫六次介入辩论。据富兰克林描述，动荡拥挤的下议院充斥着密谋和低语。警觉的贝德福特派“开始宣布反对首相的胆怯、政治立场多变，他们甚至开始清点人数，了解能否在否决其动议的同时，拉诺思下马，把他轰出政府”。据爱德华•吉本表示，内阁成员“慌乱地进入下议院，随时准备面对贝德福特派的叛乱”。《和解建议》不但没有在北美殖民地居民中制造分裂，反而被诺思政府的支持者视为“放弃了在启动所有涉及北美殖民地的措施时设定的立场”，违背“国会的所有法案和宣示”，同时似乎承认国会对北美殖民地征税的确欠妥。海军财政大臣吉尔伯特•埃利奥特爵士（Gilbert Elliot）为诺思缓颊，表示建议并无退让，也无缓解政策力度的意图。诺思安抚支持者，保证建议符合强制政策。他们的战术随即奏效，却又影响了诺思和解态度的信用。 [29]
诺思试图通过威胁动武和做出有限让步避免战争，实现两头讨好。由于继续让步势必得罪国王和下院中的政府支持者，他也面临着困境。任何一位18世纪的首相都必须学会平衡二者，因为二者的支持均非理所当然。他必须能够维持独立的乡绅阶层的支持，后者不属于任何派系，但基本属于政府的可靠支持者。不过，他们也有能力独立投票并且迫使首相辞职。查理•詹金森曾对托马斯•哈钦森表示，下院有约“150人的机动分队，你无法判断他们对下一个问题的立场”。诺思也深谙其政治地位的弱点。 [30]
诺思提交《和解建议》已属险招，但他继续进行与大陆会议谈判的危险尝试。尽管大陆会议的存在并未获得英国政府承认，其名称在政府圈子中也属于禁忌，通常代以“费城召开的会议”这一含糊的表述。诺思与定居费城的英国居民吉尔伯特•巴克利（Gilbert Barklay）会晤，交给他一封转交大陆会议的信件。信中的内容是敦促“各殖民地接受《和解建议》。该文件将消除涉及税收的一切不满，构建殖民地与母国的妥协”。信件还警告称，“母国的精神和气氛”不利于任何进一步妥协，没有改变政府的可能，英国人民已经团结起来准备采取任何处理殖民地叛乱的有效措施。诺思表示自己愿意和拉尔夫•伊泽德（Ralph Izard）、休•威廉森（Hugh Williamson）、约翰•尤因（John Ewing）和亨利•克鲁格一样，随时准备成为大陆会议在伦敦的中间人。相对于内阁同事，诺思更愿意回避战争。1775年夏季，他对战胜的前景更为怀疑。诺思得知英军在邦克山的惨重损失后，向威廉•艾登（William Eden）披露，自己不认为存在军事征服殖民地的可能。 [31]
诺思与反对派领导人存在多项类似观点。后者也认同国会的最高权威，但怀疑与北美殖民地开战的正当性。和诺思一样，反对派的立场面临批评。18世纪60年代，反对派在不同时期掌权，也曾启动并支持导致北美危机的政策。1774年，众多反对派成员曾投票支持《强制法案》。他们后来为此自辩，指责政府提供“有瑕疵、片面的信息”。伯戈因曾指出，无论哪个党派具体引发了叛乱，“英国的所有党派都与叛乱形成有关”。国会主要党派对北美问题的意见分歧不大。反对派提出了自己的和解计划，但是反对派也坚持国会对北美的绝对权力，所以成功的概率不会高于政府提出的计划。除了国会之外的极端分子和新教徒，查塔姆及其小派系是国会中唯一否定对北美征税权的力量。但是，查塔姆的计划也要求殖民地分担政府的管制费用，并且允许驻军入住民宅。但是，反对派内部存在分歧，无法协调反对政府的工作。 [32]
1775年，英国对于北美问题的看法日益分歧。以卫理会创始人闻名的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撰写了一部小册子支持政府。作者“反对殖民地的主张”，但“权衡各种正误主张”，韦斯利又自问“对北美殖民地居民动武”是否符合“常识”。詹姆斯•博斯韦尔向大臣们大喊：“发动一场绝望的战争”是发疯。正如约翰逊在1775年8月对斯罗尔先生（Mr.Thrale）表示的，北美殖民地成了一个时尚话题，“现在充斥于每个人的嘴，甚至塞-满某些人的脑袋”，而在18个月前，情况完全相反。当时据埃德蒙•伯克表示，“豪恩斯洛任何一个出名的拦路强盗都能制造比北美更丰富的话题”。现在争论却肆虐媒体。《政治记录报》（The Political Register ）、《伦敦纪事》（London Chronicle ）、《伦敦晚邮报》（The London Evening Post ）、《利兹使者报》（Leeds Mercury ）、《巴斯杂志》（Bath Journal ）、《伯明翰和斯塔福德纪事报》（The Brimingham and Stafford Chronicle ）等地方报纸共同打造同情北美殖民地的舆论。当大陆军将领理查德•蒙哥马利少将（Richard Montgomery）在魁北克殁于与英军的战斗时，被反对派的报纸《苏格兰人杂志》（Scot's Magazine ）誉为英雄，并与詹姆斯•沃尔夫将军（James Wolfe）对比。《晚邮报》以黑框标题报道蒙哥马利战殁的消息。《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 ）则推测蒙哥马利不希望任何人“为了祖国命运”以外的事垂泪。 [33]
1775年，在当时最大规模的公众请愿活动中，反对和支持战争的对立请愿代表了英国的12个县和47个自治市镇，共有45 000人签名。反战请愿的签字数量超过亲政府签字的总数。1775年全年，媒体收到的多数信件谴责政府想法愚蠢、无知、欺骗且邪恶。对立双方又各自建立捐款团体，其中包括宪法社（the Constitutional Society），其工作包括发布来自约翰•哈内•图克（John Horne Tooke）的极端广告，也涉及为寡妇、孤儿和北美殖民地居民的孤寡父母筹集资金。最后一类人的子女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遭遇国王军队的反人道杀害”。反战派系的主要中心位于伦敦，当地人口占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十分之一。不列颠的宗教异见分子如理查德•普赖斯博士（Richard Price）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尤其同情革命者。殖民地独立事业在约翰•卡特赖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和约翰•索布里奇（John Sawbridge）一类的英格兰极端分子中受到欢迎。民意的分歧存在于经济和社会层面，工匠和商人比地主士绅和专业阶层更反战。 [34]
诺思担心国内的反战力量升级。他与内阁其他成员就是否和北美殖民地谈判做出妥协存在分歧。这是一个诺思遭遇挫败的公共舆论评论的话题，他“没有批准”同僚提出的“暴烈措施”。在反对战争的内阁成员辞职后，诺思在政府内部的地位更为孤立。其中，格拉夫顿公爵由于反对战争，辞职改任掌玺大臣。此外，在敦促诺思寻找和平道路中扮演主导角色后，达特茅斯伯爵辞去北美事务国务秘书的职务，更为好斗的乔治•杰曼子爵接任。随后，由于亨利•西摩•康韦将军（General Henry Seymour Conway）和托马斯•利特尔顿男爵（Thomas Lyttelton）改变立场，诺思在下议院失去了两位最有力的政府代言人。他决心说服达特茅斯伯爵留在内阁。如果达特茅斯伯爵未能获任掌玺大臣，诺思甚至不惜通过辞职制造危机。 [35]
诺思依然认为，可以说服部分翻盘的殖民地达成和解，因为这部分殖民地仍然在以寻求不满获得救济作为战争理由，并且否认谋求独立。诺思希望向对英国表示效忠的殖民地居民发出赦免，同时任命一位获得广泛授权的和平特使，但是由于萨福克伯爵和桑威奇伯爵的反对，诺思延缓提交和平建议。尽管乔治三世不耐烦，但诺思无意宣布北美殖民地的行为构成分裂和叛乱。这项声明最终只能在乔治三世的压力下，经由萨福克和威廉•伊登起草。1775年11月，在一份禁止与北美殖民地开展贸易的法案中，诺思最终成功地通过一项条款，创建和平特使。后者有权赦免那些“倾向回归义务”的人。这项政策导致诺思与乔治•杰曼发生冲突，杰曼反对和平特使享有诺思期待的裁量权。杰曼认为，必须在战争掌握优势的情况下开始和谈，并且希望以承认国会权威作为任何赦免的前提。 [36]
政府内部围绕和平特使授权的分歧浪费了关键的5个月。诺思、达特茅斯和杰曼轮流威胁辞职，均被乔治三世挽回。1776年5月，危机消除时，就特使并未获得广泛授权而言，杰曼胜出。但是，豪兄弟的任命部分抵消了杰曼的战果。豪兄弟二人早先曾反对导致战争的政策。根据任命，两人兼任北美驻军司令及和平特使，由此也导致政府的战略模糊不一致。沃波尔因此形容“诺思伯爵和杰曼子爵的矛盾用语导致国会完全无法判断两人的和战立场。另外，如果和谈，他们究竟希望给予北美殖民地温和的和平还是期待后者委婉地表示服从”。约翰•卡文迪什（John Cavendish）抱怨内阁未能制定政策、“和战不定”。反对派认为，“混淆战争与和解”的政策“极度不合适”，并且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和战，应当清晰、简单且坚决”，而非深陷“疑虑、混乱与暗箱操作” [37] 。
诺思高度怀疑国王以及内阁多数同僚对于获胜的设想。1776年9月，国王私下表示，他与诺思之间，就纽约战事传来噩耗的可能性有高度分歧。1777年8月，诺思致信自信满满的副国务秘书威廉•伊登表示，“对我而言，数月以来的情况表明，如果我们无法以目前豪、伯戈因与克林顿麾下的兵力镇压殖民地，我们将无法增援更多兵力实施镇压”。尽管诺思还在为国王草拟1777年11月的国会致辞，但他在询问伊登“我们应如何称呼北美殖民地？我们应当强硬，还是应当利用我们事业的兴旺状态，摆脱这场战争，并且使用温和的措辞？”时，辞职意愿显而易见。他还认为，最辉煌的胜利也只是有助于尽快摆脱争端。诺思还曾因在一封致媒体的函件中立场温和、退缩而受到指责。 [38]
三
1777年英军在萨拉托加战败后，诺思愿意做出允许独立以外的任何让步。由于军事挫折，他更加沮丧和迟疑，认为法国势必会与大陆会议缔结条约，此后，北美殖民地将永远“分裂，西印度也将跟随。基于这些忧虑，我必须接受一切和平条件”。他不相信英国能够迎接出现的所有挑战，也担心下院对政府的支持率下降。诺思再度谋求与法国和谈，却无意中加速了与法国开战。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夏尔•格拉维耶（Charles Cravier，comte de Vergennes）担心英国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推动下，法国人正在考虑这种可能。 [39]
受在北美殖民地拥有家族利益的威廉•伊登影响，诺思试图通过保罗•温特沃思（Paul Wentworth）、威廉•普尔特尼（William Pulteney）和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ely）等人作为中间人，与大陆会议进行秘密谈判。1777年12月，萨拉托加之战的消息抵达伦敦两天后，温特沃思被派往巴黎与美国特使本杰明•富兰克林、西拉斯•迪恩（Silas Deane）、阿瑟•李（Arthur Lee）谈判。出生在新罕布什尔的温特沃思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此前曾担任殖民地在伦敦的代理商，曾经在巴黎工作。他将根据命令，谋求可接受的妥协方案，并且获得授权，通知北美殖民地特使。英国降低了预期，缓和了情绪。1778年3月，威廉•普尔特尼带着同样的计划抵达巴黎，试图开展谈判。作为国会的一名独立议员，他曾经出版一本名为《当前涉北美殖民地事务状态》（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with America ）的册子，内容倾向北美殖民地，反对无代表权征税。4月，诺思和富兰克林的友人兼下院最高调的反战议员戴维•哈特利会晤富兰克林。哈特利曾推动出使任务，诺思鼓励他，并强调，没有什么比利用一切机遇推动和平更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最迟在1779年4月，哈特利告诉富兰克林，诺思可能会在一份为期10年的停战协议中默认殖民地独立，并制定最终协议。 [40]
在与法国开展秘密外交的同时，诺思着手安排派遣谈判人员前往北美殖民地。这批人被称为“卡莱尔和平特使团”。诺思在一个由威廉•伊登、查理•詹金森和约翰•罗宾逊等高官组成的小圈子中敲定计划，但并未就此咨询内阁同僚。向诺思提出动议的伊登后来回忆表示，生计大臣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Rigby）极为反对这项最新的和平动议。伊登还谈到首席检察长瑟洛带着“最刻薄的表情”阅读和平特使的条件，“而后表示，‘伊登先生，请对诺思阁下转达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是最可怜耻辱的方法，不仅会丢掉北美殖民地，也将毁掉英格兰’”。伊登因此询问瑟洛，是否真的希望他“如实”回报“如此苛刻的评论”。瑟洛则强调会逐字向诺思重复。然而，由于急于让北美殖民地知道他的邀约条件，诺思还是在国会批准以前，派遣特使携带草案前往北美。 [41]
当他向下院表达目标时，诺思“做好了被烤死的准备”。他计划承诺在征税问题上完全让步，并且再度任命一个有权与被“视为合法组织的”大陆会议直接谈判的和平特使团。他希望使团成员获得广泛的谈判裁量权。诺思表示愿意法律承认北美殖民地当选官员，同时考虑接纳北美殖民地代表进入下议院。特使团成员获得授权向殖民地保证，未来将保留殖民地特许不受帝国政府干预、和平时期撤离陆军、选举终身制法官、选举公职人员、完全由北美殖民地官员管理当地海关和继续召开大陆会议等政治条件。诺思秘密指令特使团避免把北美独立作为谈判的主要障碍，重点在于实现停战并且要求伦敦的进一步指示。在完成起草特使团的授权法案以前，诺思向威廉•豪发送草案条款，转交大陆会议。 [42]
据《年度纪事报》描述，在宣布新动议的讲话中，诺思进行了一次“关于北美事务信条的独白”。他在讲话中强调和平是其一贯的治理原则。《强制法案》在必要的时间出现，但是“造成意外后果”。诺思回忆如何在“战剑出鞘”前制定《和解建议》，却被视为“制造分裂”的阴谋，最终被大陆会议拒绝。他承认战局出乎意料，结果令他失望。诺思在下院建议，除了对北美殖民地的象征性权威外，作出所有让步，人们仔细聆听建议，在“一阵绝望的沉默”后，开始“惊慌、沮丧和恐惧”。诺思宣称，讲话表露了他“历来的所有感受”，这与其他国会议员的认识存在偏差。后者认为诺思“顽强坚持他现在建议让步的那些权利”。甚至有人怀疑政府隐瞒了某种“令人恐惧的非常情况”，这样才能解释如此明显的措施、原则和论据转变。哈钦森怀疑多数政府支持者并不喜欢诺思的措施，但被迫投票支持。 [43]
诺思的朋友和支持者“强烈谴责”其继续推动和平特使团计划。反对派总体倾向诺思的计划，但依旧无情地嘲笑诺思的转变，质疑“阿基里斯的长矛能否治疗已有的创伤”。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恭贺所属党派获得（诺思）这样强大的辅助”。他高兴地看到，和平特使团提出的条件就是1775年埃德蒙•伯克提出并遭诺思拒绝的建议。福克斯进而“指出诺思大人完美改宗，反对派过去未能奏效的论据现在已被阁下全盘采纳”。据沃波尔对下议院现场的描述，福克斯起身，“而后高傲地坐下，直到迫使诺思大人感性地承认，他认同福克斯及其朋友的观点”。而后他又质问首相，最近10天，法国和北美殖民地缔结商务条约的消息是否属实。这是关于美法同盟首次发布的官方信息。 [44]
30岁的卡莱尔伯爵所领导的诺思使团注定夭折。英法战争给这次任务蒙上了阴影，其次，使团未能得到内阁多数派，尤其是乔治•杰曼子爵的支持；使团成员缺乏经验和地位，彼此之间也不团结，成为在北美时期的丑闻话题。此外，最后敲定的指令大幅削减了他们决定给予赦免的裁量范围。此外，政府未就允许威廉•豪撤离费城，以便集结兵力征服加勒比的圣卢西亚一事警告代表团，也削弱了代表团的谈判地位。卡莱尔伯爵质疑“在一年里最不适合作战的季节里，为了微不足道的西印度群岛”放弃如此重要的外交任务，令人难以置信。海军上将德斯坦指挥下的法国优势舰队抵达北美，北美殖民地即将“从大不列颠榨取独立许可”的普遍信念。特使团成员在北美度过了颗粒无收的6个月，他们提出的条件遭到大陆会议拒绝。 [45]
诺思在整个任务过程中行为怪异。他允许杰曼和萨福克伯爵改变对特使团成员的指令。而这两人一贯坚持革命者应放弃“独立幻想”，并在启动任何谈判前，寻求国王的赦免。诺思早前曾表示，这种条件势必导致任务失败。此前，杰曼于1776年试图要求豪兄弟执行相同的条件时，诺思曾威胁辞职，但这次却不加抵制。他似乎也失去了选择和平特使的兴趣，导致威廉•伊登感觉遭到背叛，因为他既与诺思有私交，也是卡莱尔和平特使团的成员。在动身前往北美殖民地以前，他对内阁大臣漫不经心的接待感到迷惑。伊登形容后者对待自己有如“在门口接待一位借用厕所五分钟的泛泛之交” [46] 。
诺思似乎在特使团启程前往北美前就已绝望。在巴黎秘密会晤富兰克林以后，他发现特使团的条件可能没有市场。他也无法得到国王或者内阁同僚的支持，并且发现无力聘请符合条件的资深人员任职特使团。卡莱尔伯爵甚至不在最初的备选人员名单上。在内阁准备与法国开战之际，情绪烦躁的诺思致信国王请求辞职，并热情推荐唯一明确反对北美殖民地的反对派成员查塔姆伯爵接任。由于此后查塔姆突然去世，诺思的身\_体状况恶化，在上议院讲话时一度晕厥。 [47]
尽管卡莱尔和平特使团失败，但和平倡议显示，诺思愿意就英国的底线做出让步。沃波尔表示“政府冒险全盘改变过去的做法”。诺思还擅自告诉英国人，“他们必须放弃所有过去曾用于安慰他们的幻想，屈身不计代价地向北美殖民地乞求和平”。爱德华•吉本幽默地对比了圣公会祈祷仪式中的训令和诺思北美政策的变化，表示“人们会说，哦，主啊，大臣下台以后，让我们再转变一次，行吗？”他在《晨早邮报》（The Morning Post ）撰文指责诺思向“一群不自然、下贱的杂种”提出“耻辱的和解条件”，并且“默认他们不可战胜”。除了公开认可，诺思愿意接受一切独立形式。此后的战争成了为维持对北美殖民地的名义控制而挽回颜面的行动。伊萨克•巴雷（Issac Barré）表示，政府治理这个国家“只是为了面子” [48] 。
废奴主义者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后来回忆，诺思曾准备于1778年1月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但是由于面对激烈的反对，闷闷不乐地停止公开宣布”，1778年6月，诺思曾致信伊登表示“北美殖民地居民公认的目标”只有独立，“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提出，就没有其他条件可以满足他们”。他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无法武力阻止”时，政治上却缺乏建议给予他们独立的便利。诺思的幼女表示，他的父亲从未“怀疑镇压独立战争的正当性，然而我可以肯定，战争正式结束前三年，他就希望媾和”，但是他听从了乔治三世的游说，继续任职。 [49]
四
诺思对于使用武力持保留态度无助于他成为一位有力的战争领导人。他不是七年战争时期领导英国的查塔姆伯爵。尽管倾向诺思，但纳撒尼尔•拉克索尔认为，诺思在一个重要方面极为欠缺——“他不懂得如何像老皮特那样煽动恐惧”。诺思过于温和，过于厌恶对抗。苏格兰总检察长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也表示，诺思“还需要一种素养使其成为伟大而杰出的政治家，我的意思是，更加专横的脾气”。据纽卡斯尔公爵表示，查塔姆“有各种毛病”，但是“计划和执行既定计划”的能力无出其右。尽管支持政府，但是塞-缪尔•约翰逊却希望查塔姆能够取代诺思。因为查塔姆“是一位能够驱使国家行动的独裁者，而现在正缺乏强力手段，所有的秩序趋于松弛” [50] 。
诺思不否认自己的弱点，他特意拒绝了首相的头衔，也禁止家人使用首相一词，“表示英国宪法中并无此事”。1778年，他通知下院“他不认为宪法授权建立这一职务，他是陛下内阁会议的成员之一，但不是那个叫首相的动物”。次年，他再次提醒国会成员“他从未谋求成为首相，只是作为内阁成员采取行动……他无意回避任何事务，除了被假定为首相。他从未承担也不希望被赋予这项职责”。当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称诺思为第一大臣时，诺思表示，他的称谓有误，并表示自己不知道存在这样的大臣。他希望只被视为一个与内阁同僚配合工作的关键部门的首脑。 [51]
内阁首脑大臣的确从未形成首相的惯用称呼，独立战争期间这一职务还处在演变阶段。斯图亚特王朝晚期的首席大臣已经成为这一职务的早期先例，这是一个传统上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关联的职务，他也被誉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通常该职务与财政大臣挂钩，但角色尚无定位。诺思的同时代人将诺思与罗伯特•沃波尔对比，并贬低前者。塞-缪尔•约翰逊在詹姆斯•博斯韦尔面前指责诺思，称“没有首相，只有一个政府在下院的代理人”。国家由内阁治理，“但内阁和罗伯特•沃波尔时代一样群龙无首”。查理•詹金森对托马斯•哈钦森表示，诺思不具备“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影响力”。不过，诺思的同时代人显然忘了，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40—1748）初期的逆势是沃波尔倒台的主要原因。 [52]
诺思本人坚信必须找人代替自己，成为“独裁者兼政府重要措施的独裁者”。他成为第一个承认这点的人，表示“必须有人能够制订明智的计划，团结政府投入运作，使这个国家能够团结有力地采取行动，我显然不合适”。他一再警告国务无法正常运转，“除非有人能够领导内阁，洞察不同观点，迅速自信地做出决定，统合政府的全部行动，这个国家才能团结有力地采取行动”。诺思进而表示他“不合适，却面临掌握急需上述能力和素养的局势”。他警告乔治三世“无法期待有这种情绪的人付出更多” [53] 。
由于诺思认为无法胜任工作，怀疑继续作战的必要，因此他请求乔治三世允许他辞职。他的幼女后来回忆，诺思经常在唐宁街首相官邸怅然地望着窗外，在这座他的正式居所中叹息，升迁后他从未感到快乐。早在北美独立战争以前，诺思已对其职务感到不适，并且致信其父表示，“我始终希望在我完全丧失仅有的一点面子、由于无知被动损害公众以前，摆脱这个不能胜任的职务”。法国宣战以后，他的辞职请求更为公开、频繁。 [54]
据称诺思曾私下表示，他“无所适从，我曾经希望辞职或者放弃无力胜任的工作，我无法主宰自己，只能被绑在火刑柱上动弹不得”。约翰•罗宾逊形容诺思是“我一生见过的最无精打采的男人，对什么都没兴趣”。1779年11月，诺思向其异母兄弟坦陈，“现状令我烦躁，只是勉强克制”。他形容自己大厦将倾，一木难支。1781年康华里伯爵挺近弗吉尼亚期间，诺思致信其父表示，他没能证明自己，也无益于公众。“我的处境不妙，我肯定从未期待这种局面，我已经受到了焦虑、紧张等各种伤害的惩罚。” [55]
诺思的优柔寡断对一位战时领导人来说是致命的弱点。法国宣战后，诺思向国王坦陈，他“无法取舍不同意见”。内阁一位高级大臣将“波及所有工作的厌恶归咎于诺思咨询过多不同意见，面对分歧却委决不下。当他准备决定时，局势又变了”。诺思最亲密的顾问哀叹其提供方向和动力的能力。1780年夏季，约翰•罗宾逊抱怨说：“一事无成，没有确定路线、内阁和事前会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拖延势必危及一切。”一封致《古苏格兰使者报》（The Caledonian Mercury ）的信件认为国家的问题在于“缺乏一点坚定振奋的精神，激励、引导我们的舆论，并且提供持续、积极和最终见效的国家政策。一言以蔽之，缺个首相” [56] 。
诺思的内阁同僚也从不讳言厌恶由他领导。希尔斯伯勒伯爵认为诺思是个“好人，但是喜欢出尔反尔”。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伯爵告诉国王，他打算致信诺思，敦促其坚定地领导内阁，“秉持成为”政府中“头号人物的精神”采取坚决行动。财政部审计长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Rigby）认为政府所有的问题都应归咎于诺思优柔寡断的管理。大法官瑟洛抱怨内阁并未充分准备应付必须处理的事务。在一次对约翰•罗宾逊大动肝火时，瑟洛表示：“这该死的人就是阻碍一切的累赘，没有什么能刺激他前进。”诺思不相信他的同僚，抱怨他们未能回报他付出的忠诚。他受到桑威奇的伤害，说桑威奇“刻薄地评价我的智力和我所有的建议”。但诺思又可怜地补充说：“也许真的是这样。” [57]
诺思的领导力导致内阁分裂，也延缓了有难度的决定出台，进而导致军事目标模糊。在诺思所谓的部院政府中，他被一群内阁强人包围，他们彼此争吵不断，提出的动议也彼此矛盾。诺思信赖的财政部秘书约翰•罗宾逊曾公开谴责这种局面，表示“战争无法在部院中进行，必须由具备磋商、团结以及多部门友谊、真诚的协调驱动机构运作”。罗宾逊认为内阁完全脱节，缺乏彼此的尊重和关照。大臣、下属之间的争吵反映了他们的上司之间的对立，尤其是海陆军之间的对立。所有因素造就了一种彼此怨恨、指责的气氛。 [58]
诺思承认自己“对军事细节极为陌生”。因此在战略问题上尊重阁僚的意见，但其优柔寡断影响了战争。在战争爆发前关键的准备阶段，北美的亲英分子托马斯•哈钦森“奇怪”地发现“各办公室无所作为”。希尔斯伯勒伯爵对此表示，“对北美问题的所有懈怠都源于诺思对这件事的厌烦”。哈钦森在日记中表示：“可以肯定，所有的事务都呈现奇怪的懈怠状态。首相似乎比往常更依赖旁人。” [59]
诺思无力提供决定性的领导成为英法开战后特殊的不利因素。从1788年开始，诺思内阁就存在战略分歧。一派意见倾向于继续同北美进行陆战，另一派属意撤出北美，集中力量与法国打海战。两位主要战争负责人观点相左：乔治•杰曼子爵致力于北美战争，而桑威奇伯爵侧重英国海防。两人都有自行其是的强势个性。杰曼寻求向北美派遣海军增援，阻止法军获得优势。但桑威奇鼓吹应变式政策，跟踪法国海军，防止其在欧洲水域获得优势。两位大臣意见相左导致的延误，加上恶劣天气和军事行动迟缓，为德斯坦海军上将（d' Estaing）攻占多米尼加提供了先机。英国政府该庆幸的是，损失并不大。内阁从未解决军事优先性的问题，导致资源浪费，海军经常无法充分保护陆军。政府于是只能依靠运气和临时拼凑。诺思多次预言，并且在那段时间里私下致信国王，建议撤离北美。 [60]
诺思的领导能力欠缺并非完全源于个性缺陷。他也面临同时负责多个部门的过度要求。诺思是首相，也是下院领导人、第一财政大臣和财政部长。他同时负责超过常人理解范围的外交政策工作量。正如他对国王所说：“承担财政部工作，一周三天时间参加下院会议，会晤与首席财政大臣日常工作无关的大批人员，并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考虑政府主要政策，需要最能干的人，和空前绝后的精明政治家。”在政府依然高度个人化的历史时期，诺思需要应付各种要求，从关系户的各种批评到驻杰曼雇佣军司令的妻子冯•里德泽尔男爵夫人（Von Riedesel）的个人信件，内容涉及请求许可其行李获得免税进入英国的待遇。 [61]
在财政部，诺思拥有一个由23名职员组成的幕僚团购买军需品。他们与商人及供应商谈判合同，监督购买所有必需品，包括黄油、燕麦、面粉、帐-篷、干草、箩筐、煤炭、蜡烛、衣物和军营家具。至1779年，该部门的工作又包括运输补给和向北美殖民地运输军队。1778年，财政部拥有一支115艘船组成的舰队，总吨位30 052吨。1775—1782年，诺思在财政部委员会的670次会议中，只缺席23场，缺席场次半数归因于健康问题。1781年，他的部门还要负责为补给和供应86 000名士兵缔结合同。财政部逐渐强化招标和竞争，要求承包人承担更大的责任。1779年以后，陆军开始指责补给品的质量显著下降。法国加入战争以后，诺思向国王建议由查理•詹金斯取代其财政大臣的职务。威廉•伊登在写给诺思的信中表示，首相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应对合同、工作、私人请求等小额付款项目，极为荒谬。 [62]
诺思最大的错误在于未能为内阁提供统一政策，但这一问题部分源于政治体制。要求阁僚联合支持政府政策的现代内阁责任制当时尚未成熟。18世纪的首相无法完全决定内阁成员人选，相反，他必须在和国王的“扯皮”中建立一个部分成员只给予首相有限支持的混合内阁。曾公开鄙视诺思的爱德华•瑟洛却被乔治三世任命为大法官。诺思内阁进入战争后期以后采用正式决策记录和政策共识才实现了集体行动。 [63]
诺思在国内外均面临着棘手问题。从1778年起，随着在北美战争中显露败象，以及英国在一场全球战争中，先是在1779年独自面对法国、西班牙，而后在1781年增加了荷兰，诺思的优柔寡断成为家常便饭。在1778—1780年的三个夏天里，英国面临法国进攻英国沿海的威胁。英国政府还忙于应对爱尔兰境内武装志愿运动造成的革命暗流。该运动借口英国军队调往北美、当地需要应对国外危险而形成。爱尔兰当时正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诺思得不断分神处理爱尔兰局势。1779年9月，他每天投入18小时处理涉爱尔兰和东印度公司问题。10月，他致信伊登表示，每一封来自北美的信件都能让他颤-抖。 [64]
1779年，由于内斗不断，国会多数派的席次总数下降，政府似乎真的面临下台的危险。诺思尤其担心内阁成员改变阵营。他们不仅彼此就战略存在分歧，而且为了升迁展开权力斗争。1779年3月，萨福克伯爵去世导致国务秘书职务出现空缺，结果由于竞争激烈，诺思保留空缺达6个月。期间首席检察官亚历山大•韦德伯恩（Alexander Wedderburn）为了谋取这一职务进行的游说甚至令诺思震惊。10月，高尔伯爵（Lord Gower）辞去枢密院大臣一职，以此抗议政府处理爱尔兰问题的举措。11月，韦茅斯子爵紧随高尔之后，辞去北方部国务大臣之职。《年度纪事报》对此评论称：“大臣们似乎没有人民那么团结。”1780年5月，政府最有效的发言人，曾经带头鼓吹开战的理查德•里格比由于转趋反战，辞去主计大臣职务。国会中支持政府的多数派议席从绝对多数的150席，下降到80—90席。政府的支持者对辩论日渐意兴阑珊。政府用于引诱支持者的王室职务，也难保后者出席国会时的立场。 [65]
诺思面临强硬的反对派，后者的战术包括质疑战争的合法性，乃至作战方法。1779年1月，反对派成功利用了对奥古斯塔斯•凯佩尔海军上将（Augustus Keppel）的军法审判。后者被指控未能在韦桑岛中积极应战。这是个时髦的理由，因为坊间传闻审判有政治背景，凯佩尔反对战争，也是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的盟友。2月，凯佩尔被无罪释放引发一轮反政府欢庆，审判结果也促使反对派挑战桑威奇伯爵。3月，在一次谴责桑威奇伯爵的动议中，诺思表示，这等于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此后才勉强刹住政府的颓势。1779年6月，约翰•伯戈因将军和威廉•豪爵士各自在国会就其北美的指挥行动进行辩解。国会迎来了将军们和政府大臣们就导致萨拉托加惨败的原因相互指责的壮观景象。
在以“经济改革”闻名的运动中，反对派接近完胜，这次改革的实质在于遏制行政而非推动财政缩减。1779年12月，克里斯托弗•怀威尔（Christopher Wyvill）召集约克郡的本地士绅，发起请愿，反对公然浪费公帑。怀威尔的请愿引发了更为广泛的改革运动。反对党开始联合行动，并在国会运动中采用怀威尔运动的建议。1780年3月，反对派在一次取消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的投票中获胜。1780年4月，反对派又通过了丹宁动议（Dunning motion），要求减少国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反对派多次接近胜利，加上内阁分歧和战争扩大，成为诺思在写给国王的信件中表示绝望的原因。对于他个人没有根据的腐败指控，他确实感到遗憾。 [66]
和以往一样，诺思忧虑战争的财政代价，以及日益增加的国债，这也是他最初的主要反战理由。至1778年，战争开支已相当于国际收入的11%。诺思增税30%，但是来自税收的国家收入仍然只能冲销战争成本的20%。税收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诺思一度开玩笑表示准备对发型征税。战争期间，英国的国债从1.27亿英镑增至2.32亿英镑。而战争的总成本为5250万英镑。诺思认为“争斗永远无法补偿成本”，但遭到国王反驳。 [67]
自罗伯特•沃波尔以来，无情的个人讽刺和媒体攻击导致诺思的工作更加困难。由于报纸日益受到欢迎，加上记者新近获得报道国会争论的权利，比起此前的历任首相，诺思面临更严密的媒体监督。战争最后阶段，伦敦的报纸销量达到4万份。报纸在咖啡馆和私人住宅中司空见惯，每份报纸都被多次阅读。由于人们经常高声读报，无论阶级和性别，人们都可能了解战争进程和政府的活动细节。在媒体眼里，诺思伯爵成为英国在北美失败的头号替罪羊。面对大量的人身攻击，他公开表示无所谓；却对国王私下表示，自己已经名誉扫地。媒体刊登的来信和讽刺内容恶毒，诺思不胜其扰。 [68]
五
诺思作为一位战争领导人的素养有待斟酌，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其他优点，这场战争无法继续。作为一位政府决策的发布人兼吹鼓手，诺思在下院的表现出众。政府获得的多数支持率绝非理所当然。诺思的存在和在上院的声望具有关键作用。与其反对者的指控相反，诺思通过说服实现政府治理。尽管有下院成员担任政府官员，并被称为关系户，还有其他人的议席来自政府的资助，但其忠诚并非理所当然，且这批人的数量仅占下院议员总数的1/5。大部分独立议员普遍支持政府，但他们也可能随时倒向反对派推翻政府。
纳撒尼尔•拉克索尔经常在下院看到诺思，他热情地描述“会议实际上变成了他（诺思）唱主角的舞台，他吸引了所有注意力”。诺思的“辩论干练流畅”，经常脱稿讲话两小时。他每周至少在下院与会3天。他经常在觐见国王后，穿着宫廷礼服，佩戴嘉德勋章和宽幅品蓝绶带，这令他经常在辩论中被称为“带蓝绶带的贵族老爷”。他很少缺席，以至缺席经常引发报纸评论。在下午3点左右开始公务讨论以前，国会议员们期待诺思的到来，之后的辩论通常会持续6—8小时。会议经常持续到午夜，次日无休，继续开会。诺思定期就重大议题提交动议，并作为政府政策的例行代表发言人，经常在现场等待辩论结束后最后致辞。1774年，仅就《强制法案》和《魁北克法案》，他就已经致辞104次。 [69]
据拉克索尔描述，“就才智而言，诺思足以匹敌埃德蒙•伯克”。尽管诺思音调不佳、单调而且不必要地装腔作势，但其讲话以清晰、优雅、切题著称，能够凭借智慧规避反对派的攻击。霍勒斯•沃波尔曾形容诺思如何“在除针对其人身之外的任何议题中插科打诨，玩笑不断”。托马斯•唐森德（Thomas Townsend）也曾表示：“无论发生什么，贵族老爷都能以玩笑相对。”诺思甚至能把最沮丧的问题“变成展示欢乐和机智的题材”。拉克索尔承认，诺思有时过于轻浮，但他“无法抗拒诺思阁下开玩笑的智慧” [70] 。
诺思充满娱乐和自嘲的智慧并无恶意。比如，他在一次公共财政辩论中打瞌睡，被同事推醒时，发言人正在谈论1689年的国家收入和开支，于是诺思说：“见鬼，你竟然提前一百年把我叫醒。”在另一次争论中，一位国会议员表示昏昏欲睡，诺思回应“但愿我是神”。1778年1月，诺思被国会问及英国军队在费城宿营民宅的条件如何时，他表示士兵们好极了，他自己也希望在那里过3个月。当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指责诺思懒散、喜欢奉承时，诺思回应“在没法偷懒也没有奉承的国会打发了多数时间”。在对“政府的挥霍最猛烈的一次抨击”中，埃德蒙•伯克的一个拉丁词发音错误，诺思随即纠正，伯克对自己的错误报以“颔首或者承认的表态”。当一位国会议员质疑诺思还在使用“我们叛乱的臣民”这一表述时，诺思反驳称“好吧，接下来，我将称他们为彼岸反对派中的绅士们” [71] 。
诺思喜欢国会辩论，也欣赏对手的才智，尤其是雄辩的埃德蒙•伯克。在后者一次讲话结束后，诺思立即回应：“现在，发言人先生，我认为我已打发了一位尊贵的绅士砸来的所有问题，除了他的智慧。我承认他的智慧令我一筹莫展，他在这方面令我望尘莫及。”尽管伯克经常对诺思不假辞色，但据拉克索尔披露，“下院里，没有谁比首相”更享受伯克倾泻“妙语”。诺思甚至为针对自己的笑话而发笑。一次，伯克回忆首次成为国会议员的诺思的苗条身材，以伊索语言中的狐狸或者黄鼠狼比对，后者后来因为脑满肠肥无力脱逃，这一比拟“引起国会乃至诺思的支持者哄堂大笑” [72] 。
1547年以降，下院就在威斯敏斯特的圣斯蒂芬礼拜堂开会，过去的唱诗班席位成了议员的长凳，而布道坛被发言人的座位所取代。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Christopher Wren）把礼拜堂改建成一座配备楼座的平顶辩论厅，还有面对泰晤士河的罗马式窗户。由于空间狭小，辩论厅只能让总数558人的下院议员中的2/3感到舒服，议事厅里也营造了一种亲切的俱乐部气氛。即便是讨论重要议题，与会者总数也很少超过300人，通常只有150人。游说和议事厅由屏风分隔开，原本这被用于分隔礼拜堂和门厅。政府大臣和反对派主要成员通常坐在对面两侧座位的第一排。此外没有其他正式安排，因此反对派和政府支持者的座位经常混在一起。通常在11月末国王宣布国会年度会期开始以后，会期持续6个月。主要的议题在圣诞节到复活节之间讨论完毕。 [73]
在国会辩论最精彩的一个时代里，诺思以发言著称。这一时期的交锋质量极高，国会成员无法容忍表现失误，以至爱德华•吉本在自传中承认，他从未具备在辩论中发言的勇气。吉本当时特别希望就北美事务发言，却“担心自曝其短”，因此只能“安全而-羞-愧”地安坐。尽管下院不乏俱乐部气氛，成员多半来自有远亲关系的地主阶层，但是只有半数成员在议员生涯期间发表讲话。独立战争期间全程参加下院讨论的吉本回忆，他非常感谢参与会议，他认为这些会议通过向其传授政府治理艺术，为其成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有益的训练。他曾经“近距离观察同时代精英的个性、观点和情感”。他“激动”地聆听“和平与战争、公正与政策中最重要的议题”，围绕这些议题发生了“雄辩而理性”的争论。他称诺思为“游刃有余地运用理性和幽默的高明辩论大师” [74] 。
诺思面对反对派众多独步当代的人才，经常必须在辩论中与之巧妙周旋。凭借“处变不惊”和彬彬有礼的作风，“指向他的冷嘲热讽和严厉谴责时常有如击中羊毛袋的球形炮弹”。他也因此精于规避反对派。诺思创造了至今依然流行的“烧烤首相”一词，用于形容反对派的攻击。他尤其擅长转换辩论议题和规避战术，也是一个规避具体问题、寸步不让的老手。爱德华•吉本也承认，反对派“缺乏如此高超的手腕”。其他论者也赞同吉本的看法。在霍勒斯•沃波尔看来，威廉•伯克经常在“想象力和口才的洪流中迷失”。拉克索尔也认为，伯克的“口才不及理念”，尽管伯克先声夺人，却时常精疲力竭。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在下院中激烈地反对北美战争，很少就其他议题发言，但据拉克索尔表示，“他的举措总像个就餐铃”，一位对手曾指责戴维•哈特利讲话冗长，更适合在北美的大陆会议而非英国国会讲话。在哈特利的一次讲话中，近2/3议员离场。他还一度宣读《暴乱法》中的暴乱集会声明，导致伯克拉扯其外套说：“《暴乱法》，你干吗？没看到暴徒们都已经散了吗？” [75]
反对派内部过于分裂，无力推翻政府。他们最初就国会对北美的权力已经存在内部分歧，而后就冲突和解条件继续争吵。1779—1780年，他们看到了共同反对战争的理由，开始集结，但到了1780年6月，反对派各分支的合作由于对反天主教的戈登暴乱再度发生分歧，结束合作。狂热的暴徒帮助了诺思。暴乱发生后的一个夜晚，暴徒云集在诺思的唐宁街官邸外，屋内有士兵保护诺思。他的晚宴客人之一杰克•圣约翰佩带武器，导致诺思宣称：“比起暴徒，我更怕杰克•圣约翰的手枪。”夜幕降临后，客人们喝完葡萄酒，诺思带着客人们来到首相府的屋顶，他们在这里“注视伦敦的7处火点，以及来自不同方向的士兵有规律的射击声”。暴徒的革命性质引发民众对反对派的反感。随后，反对派内部由于对暴乱的态度分歧，发生分裂。一位内阁大臣承认，“反对派遭到普遍厌恶和恐惧”以至国民继续支持政府。这种支持“源于比较，而非政府应得” [76] 。
诺思也了解在国会以外发动宣传的重要性，并且试图通过影响国内民意支持战争。1775年战争开始后，他和罗宾逊成功发起大规模支持政府的请愿活动，以对抗反对派的请愿。诺思雇用了一些当代著名写手制作支持战争的宣传手册。写手中最著名的是塞-缪尔•约翰逊。其作品《征税而非专制》1775年3月出版，首月已再版4次。出版三周后，约翰逊获得牛津大学颁发的民法博士称号（D.C.L.）。不过，诺思本人就是牛津大学的校长。肖像画艺术家阿兰•拉姆齐（Allan Ramsay）“放弃绘画，成为报界一位常年为宫廷说话的小文人”。另一位政府写手约翰•米恩（John Mein）以“人马座”的笔名发表报纸评论。在这些文章中，他以嘲讽来娱乐读者，比如，他在战前形容富兰克林是一位“通过报纸倾吐毒液的帮派老间谍”。诺思还利用了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文学伪作《奥西恩诗集》（The Poems of Ossian ）的作者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此外还有亲英派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手册写手约翰•谢尔比（John Shebbeare）以及国会议员约翰•达尔林普尔爵士（Sir John Dalrymple）。进入战争晚期，加洛韦和麦克弗森的手册把北美战争的困境“归咎于陆海军将领” [77] 。
诺思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讲者，也是一位国会事务里手，在国会中维持着政府的多数党地位，直到约克镇战败后数月。他出乎同时代人意料，成为沃波尔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拉克索尔指出，诺思“加入国会时，只能通过长期辩论和每天与会逐步揣摩关于下院的核心知识——其形成、组成以及行为模式，或者对其施加集体影响力的方法”。1775年，诺思把一份反战请愿转交给了负责制定商业规则的委员会，后者也被埃德蒙•伯克称为“健忘委员会”。1774—1780年，诺思两次提前选举，以此突然袭击反对派。在萨拉托加战败的消息抵达英国时，诺思宣布国会休会六周，以规避反对派的攻击。他还任命了几位天才级的高级政客协助其处理多数派政府支持者。这批助手包括约翰•罗宾逊和查理•詹金斯。其中，罗宾逊担任了某种相当于现代政府党鞭（whip）的职务，负责培植政府支持者的选票，并且保留详细记录，内容涉及每一位国会议员的政治游说，以及各选区可能的选举结果。 [78]
同时，诺思还以其财政知识，起到支持北美战争的关键作用。18世纪的首相由于关注国债，普遍精通财政。英国在北美征税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试图减少英国的债务。独立战争开始前，英国国债的规模达2.45亿镑，而同时的年度税收只有约1200万镑。随后的债务利息已达总税收的66%。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借款9180万镑，还债额达到1亿1530万镑。诺思亲自谈判贷款，通过向国会索取额外拨款，天才地完成了这一艰难任务。随着贷款人要求更大的刺激和更优惠的回报，获取经费的任务更加艰巨。他在一次被誉为“华丽、清晰、能干”的长达两小时的讲话中，成功推销了预算。据拉克索尔描述，诺思对“朋友和支持者们”宣布年度预算通过当天是“胜利日”。大家为其“在展示国家财政状态，或者建议新财政负担时展现的才能欢呼” [79] 。
诺思也是一位重要的金融改革的创始人，小威廉•皮特延续了这场改革。诺思相信，美德与能力应当成为财政部的主要标准。1780年，他开始创建“公共会计委员会”，全面检讨会计制度。在其首相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诺思引入了竞标式贷款报价，停止与单一贷款人议价的传统方法。英国的财政制度和政府获取贷款的能力成为英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优势来源。法国参与独立战争后走向破产，而英国对债务应付自如，也成为诺思能力的证明。 [80]
六
诺思说出“上帝，都结束了”时，表明他深谙约克镇战败的含义。如拉克索尔在杰曼的晚宴上所见，乔治三世和杰曼都试图坚持。诺思最初并未公开表示政府无意撤离北美。 [81]
这是他三个多月以来维持本届政府的政治技巧和声望的佐证。拉克索尔生动地描述了诺思政府最后的喘息。他表示相信自己见证了“反对派议席上人杰云集”。其强大的智慧因查塔姆的儿子小威廉•皮特和剧作家理查德•谢里登（Richard Sheridan）的加盟而强化。“18世纪创造的两位异彩纷呈的才俊。”两人短短几天内先后开始国会生涯，并且准备“释放他们的力量”。21岁的小威廉•皮特让依旧怀念老皮特的人燃起了希望，每个人都在倾听他的儿子讲话，“由此也打消了人们对常人试图发表国会演讲时存在的所有顾虑”。在聆听小皮特讲话时，埃德蒙•伯克表示，他“不仅像他的父亲，简直就是其父再现” [82] 。
诺思最终因拒绝明确承诺从北美撤军而退位。独立议员改变阵营成为其下台的关键。诺思向友人坦陈，继续战争毫无意义。同时在乔治•杰曼敦促继续北美战争时，他以离开政府支持者席次首排座位表明真实看法。诺思向国会表示无意明确宣布结束战争的意愿，因为这将削弱英国与美国谈判的地位。他还私下表示无意公然忤逆国王，但希望说服国王看到放弃北美是大势所趋。 [83]
由于国会成员开始怀疑诺思政府结束战争的意愿，支持政府的多数派数量趋减。1782年2月末，政府在一次亨利•西摩•康韦将军的动议中仅以一票优势推翻动议。这次动议认为战争“已不再是为了武力实现那个国家居民的服从这一缺乏可行性的目标”。几天以后，康韦在另一投票中推翻政府动议，其基本立场认为，继续执行北美作战，将因削弱英国在欧洲的获胜概率，危及英国安全。3月15日，最后一次打击来自政府在一次反对派的谴责动议中，仅以9票胜出。动议由独立议员提出，后者指责政府“导致国家从光辉繁荣走向耻辱与灾难”。尽管军官通常属于可靠的政府支持者，但是这次有16张军官票支持反对派，仅有15票反对动议。拉克索尔怀疑诺思“对政府的道德失败并不遗憾”，反而希望伺机摆脱负担。 [84]
3月27日，诺思带着深刻和标志性的幽默出场。在相当于不信任动议的表决前，他撰写了致国王的辞职信。诺思在信中以少见的激动提醒国王，要求后者注意向下院多数当选议员的希望屈服的宪法义务。诺思并未就自己的决定向支持者示警。在与国王进行持续一个半小时的会晤后，诺思动身前往下院。午后的会议约有400名国会议员到会，议场满员，“大门每次打开都引来议员们的关注”。诺思入场时穿着全套宫廷礼服，佩戴绶带。人们吼叫着“秩序”和“地位”向诺思致意。在他进入政府席位的前排就座，并起身准备对发言人讲话时，他的声音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咆哮掩盖。人们要求先讨论萨里伯爵的动议。 [85]
随后，诺思无视查理•詹姆斯•福克斯“让萨里伯爵先致辞”的动议，宣布了辞呈，全场肃静。拉克索尔回忆说“难以想象这次宣告对一次民众集会的效果”。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曾带着焦虑或者快乐聆听其发言，现在，他们的“情绪因惊讶而高亢”。诺思发誓他不会逃跑，像以前一样“随时奉陪，也绝不逃避”对其公务活动的“调查”。离场时，他通知一位朋友回家共进晚餐，“并且得到与一位倒台大臣，在其倒台当日共进晚餐的名声”。诺思已经备好马车，赶在国会议员“散会后把消息带往伦敦各地前”尽快离场。在先行离场时，他在进入车厢前“带着一贯的从容”转向附近的人说：“绅士们晚安，你们看到了将会成为秘密的事。”这是一个对阴谋论的讽刺，这种论点咬定政府存在暗箱和小圈子。 [86]
七
除了作为财政大臣的诺思和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伯爵，国会里资历较轻的议员不认识其他大臣。拉克索尔形容“重新认识转入并且分散在反对派席次中，包裹在大衣中或者穿着长袍和长靴的他们”何等困难。更让人震惊的是，前反对派成员不再穿着类似大陆军的蓝色和黄色外套，而是穿着带有装饰的全套正装，或者配有从宫廷回来时带的那种佩剑、花边和发粉。
诺思退居反对派席位的时间不长。通过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难以预想的联盟，他在一年后于1783年重新执政。尽管他明显无意成为首相，并且尊重福克斯的看法。在这段9个月的短暂任期内，福克斯—诺思联盟被普遍视为一个无耻自私的联盟，令诺思失去了部分最忠诚的支持者，后者转而支持政治新星小威廉•皮特。诺思后来对妻子表示，他对此举的后悔超过任何举措。然而，诺思继续效忠福克斯，并且穿着蓝黄外套参加威尔士亲王在卡尔顿府（Carlton House）举办的派对。其官邸成为前反对派时髦的消遣去处，访客包括福克斯、伯克和谢里登（Sheridan）。诺思官邸位于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一侧，对面是美国公使约翰•亚当斯的住处。两栋住所紧邻，以致亚当斯可以透过诺思官邸的窗户查看屋内动静。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表示，“我们并未袒护诺思阁下，我们仍然面对他” [88] 。
诺思的幼女夏洛特•林赛女士认为，“可能是在失败的北美斗争期间造成的焦急心态”导致诺思健康状况恶化。他在此后的5年里完全失明。诺思以辞职和耐心应对这一折磨。这一时期，剧作家理查德•坎伯兰曾经在“周围一切已然暗淡，除了他的内心依旧灿烂时”造访诺思。坎伯兰称赞诺思“当职务赋予他的伟大逝去，自尊与独立赋予其本质的伟大”。他依然“拥有海量的信息指导和娱乐他人”。在无眠的夜晚，诺思忍受压抑，妻子为他读书，直到他入睡。他继续偶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最后一次在议事厅露面时，失明导致他必须由儿子引导入座。 [89]
但是他从未失去幽默感。比如有一次，他在坦布里奇威尔斯（Tunbridge Wells）偶遇同样失明的伊萨克•巴雷上校（Issac Barre），后者是“自由之子”一词的创造者，曾多次因为反对北美战争与诺思争吵。但诺思却对巴雷表示“尽管我们过去有争执，但是我打赌今天没有两个英国人比我们更高兴看到彼此！”尽管他喜欢别人陪伴，但“只有”在周末于乡间“与家人或者一两位密友相处时状态最佳”。他结婚时，妻子只有17岁，比他小7岁。诺思的女儿在写到诺思的婚姻时表示，“没有一段婚姻能够比这段持续了36年的婚姻更快乐”，我们从未“看到或者听到他们彼此之间传递恶意的眼神或言辞。他对她的感情就如她对他的爱与赞美一样，从未衰减” [90] 。
诺思的女儿们轮流为他阅读、写信、导盲，并且一直陪伴他。诺思尤其喜欢他的长女朗读莎士比亚。在其生命的最后10天里，他的长女“虽然伤心欲绝，但仍以惯有的精神状态，每天长时间为他朗读”。她还朗读法国报纸上关于大革命爆发的新闻。他对此表示，“我要走了，感谢我没能看到即将压倒那个不幸国家的混乱和流血” [91] 。
1792年8月2日去世当天，诺思表示“严重关切其形象和声誉，希望知道世界如何看待自己”。他知道时日无多，在床前召集家人。当家人们围绕在他身边时，他回忆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宣布这段时间给了他无悔的满足。据他的外甥表示，诺思“而后告别家人”。他在感谢他们对自己的仁慈和关照后平静离去，终年60岁。 [92]
诺思至死仍为自己在北美战争中的角色辩护。他坚持战争并非“旨在维持国会对殖民地的宪法权威，与在北美实现专制的暴政意愿无关”。他承认与北美的战争“不幸但非不义”，进而表示“即便由于执行战争面对绞架，我还将坚持，战争源于正当和必要”。他认为这不是一场国王抵制人民意愿的战争”，而是“一场国会的战争，通过两院的所有批准程序；也是一场人民战争，为维持他们对于帝国属地的权利”。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提醒下院，这是一场起初受到欢迎的战争。他认为国王具有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影响力，是一种荒诞的看法。只是因为作战失败导致“人民呼吁和平”和战争失去民意，但这仍然是一场多数人民批准的战争。他表示即便改革国会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民意，人民仍将支持对北美开战。 [93]
[1] 法国大使夫人的挖苦之语，嘉德骑士身份通常授予对英国有杰出贡献的贵族。——译者
[2] 雅典政治家兼将领，此处为媒体化名。——译者
[3] 腓尼基语，意为“新的城市”。古迦太基曾是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强国，曾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争霸，后被古罗马打败，于公元前146年灭亡。——译者
[4] 一种欧洲的驻军制度（quarter），安排士兵直接入驻市民家中，由后者免费提供食宿。18世纪时这一举措经常被用于惩治发生叛乱的城市。——译者
[5] 诺思老爷的英文拼写“Lord North”与英语中“北方的主”（Lord North）相同。——译者
[6] 海德（Hyde），即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托马斯•维利尔斯（Thomas Villiers）。1756年月3日，因继承妻子的祖产，海德男爵领成为海德男爵，晋升贵族，所以又称海德。——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