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和平特使？　豪兄弟

1775年5月25日，配备28门炮的皇家海军六等战舰刻尔伯洛斯号（HMS Cerberus）运送来自英国的增援部队驶入波士顿港。以神话中地狱之门守护犬命名的战舰带来威廉•豪、约翰•伯戈因和亨利•克林顿三位少将。三人于同日获得提拔。由于在陆军中持续服役，豪的资格最老，48岁的伯戈因次之，但在三人中年龄最大。克林顿在三人中年龄最小，资历也最浅。他极为-羞-涩，不愿与6位同屋同挤一室，旅途中经常待在甲板上，这样还能预防重度晕船。在七周“极度不适的航程”中，三位斗志旺盛的指挥官结下了友谊，彼此高度欣赏。他们参与了一项为指挥权、荣誉和在北美的胜利竞争的工作。 [1]

豪、伯戈因和克林顿代表英国陆军最优秀的将领。他们从包括少将到上将在内的119名潜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任命的原因并非年资或者裙带关系。尽管资历高于伯戈因和克林顿，但豪在119名候选人中仅位列第111。由于将军没有退休制度，因此选择取决于年龄和健康状况。其他人因缺乏适当的训练、反战政治立场或者拒绝在北美服役落选。由此导致三分之一的将领无法成为候选人，其中有12人能力卓越。政府对最后的选择表示满意。乔治三世后来提示内阁，三位获选将领被视为领导北美英军的最佳指挥官。在下院，乔治•杰曼子爵称他们为“服务于陆军的最佳人选”。约翰•伯戈因宣称这三人是国王的个人选择，但是其实这类任命最终属于国王的特权。乔治三世表示，人选获得内阁共同批准。 [2]

1775年，国会成员嘲笑陆军将在北美遭遇顽抗的想法。在下院，一位又一位发言人谈到关于殖民地居民的军事能力的“可笑故事”，引起下院的阵阵“哄笑”。英国人认为北美殖民地居民“因为天生胆小，且完全无法适应任何秩序和纪律，既非士兵，也无法成为士兵”。英国人认为，殖民地居民的懒惰、肮脏和性格缺陷，源于“他们无法经历战争的考验”。他们“将在面对敌人前，被疾病瓦解”。2月2日，詹姆斯•格兰特上校（James Grant）告知下议院，北美殖民地居民“不敢面对英国陆军”。作为一位曾参与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的老兵兼前东佛罗里达总督，格兰特宣称只需5000名正规军就足以从北美殖民地的任何一端行军到另一端，不会遭到任何抵抗。4月，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Rigby）表示“想象他们（美国人）的抵抗相当浪漫”。有一场争论的题目因此涉及民兵究竟是享有战俘待遇的敌方作战人员，还是无权获得优待的地道变节者兼叛军。 [3]

英国政府派遣豪、伯戈因和克林顿前往北美支援托马斯•盖奇中将。盖奇在北美居住了20年，并与一名当地人结婚。在法国和印第安战争期间，他组建了一支轻装步兵团，投入北美的非常规作战环境。身材高挑修长的盖奇是位讨人喜欢的官员，即便其批评者也承认其美德。在1770年诺思任首相前，盖奇曾敦促母国政府迅速动武镇压殖民地的煽动性活动。他曾警告说，温和、克制只能助长抵抗者的气焰。

在1774年末，盖奇在发现13个殖民地都支持波士顿的事业以后，态度骤趋暧昧，建议暂缓执行《强制法案》。次年，他对一个兵力底线无法增至2万人的军事解决方案丧失信心，于是表示，叛乱者熟悉环境，“在对抗法国的历次战争中，他们从未展现当前的专注和坚定”。于是英国政府转而批评盖奇怯懦消极，盖奇遂在军队中得名“老太婆”。1775年4月19日的开战齐射中，盖奇所率部队遭遇重创。当时，这支英军远征队被派往20英里外的乡间，抓捕据信藏身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革命领导人和武器。 [4]

在后来启动填海项目以前，波士顿几乎就是一座岛屿，只有一条狭窄的道路连接半岛和大陆。豪、伯戈因和克林顿抵达后发现，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交锋后的日子里，英军和亲英分子被数千名革命民兵围在城里。围攻的民兵数量优于守军，他们被伯戈因称为“仗着胜利和傲慢，前哨推进到英军警戒哨手枪射程内的武装暴徒”。波士顿港内的战舰则暴露在叛军的炮火下。部队、官员和居民仍然“处于4月19日事件造成的震惊中”。谴责、愤怒和失望，各种情绪应有尽有。豪、伯戈因和克林顿官邸的墙上，每晚都被亲英分子涂抹上各种口号，威胁报复叛乱者。还有各种实为挖苦三位将领的欢迎词。 [5]

1775年6月17日，三人抵达后不到三周，三位少将在邦克山首次经历北美战斗的洗礼。亨利•克林顿对革命民兵的坚毅深感震惊。这些民众一夜之间在波士顿北面查理河（Charles River）对岸、查尔斯顿半岛以北的布里德山（Breed's Hill）和邦克山的高地上建立了阵地。在克林顿和豪提出的两套方案中，盖奇决定接受后者，避开正面强攻，实施迂回战术。开战后，豪将以正面佯攻吸引敌军，同时集中部队在陆军野战炮和港口内的海军炮火支援下打击敌军侧翼。战斗中，豪以非凡的个人勇气亲自领导进攻。在交锋的某个阶段，他成为一线唯一站着的军官。根据罗杰•朗姆中士（Roger Lamb）的目击记录，豪“冷静、坚定、镇定自若”。和英国的其他现场目击者一样，敌军的射术令朗姆印象深刻。他们“行动坚定果敢，绝非英国人惯称的鼠辈”。豪也为眼前一波又一波的英国步兵冲击被敌军精准的重复齐射击退而感到震惊。他无法相信精锐的轻步兵被击退，为此写道，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6]

由于大多未经战阵的新兵部队纪律不佳，豪的计划执行不力。由于等待涨潮，攻击延迟6个小时。同时，叛军在攻击开始前就构筑好了防线，攻击的效力大打折扣。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英军无法面对敌军火力，保持刺刀冲锋，导致胜利的代价过高。和豪的命令相反，英国士兵先是呆立，然后后退，而后重新尝试冲锋。最后，英国以惨重代价赢得邦克山战斗的胜利，以致亨利•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表示，“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将迅速终结不列颠在北美的主导权”。部分资深军官和士兵“宣称这是毕生仅见的恶战”。据估计有2200名英军参战，伤亡达到1 054人。伤亡率符合欧洲战争的标准，问题在于军官的阵亡率相当于独立战争期间北美英军军官阵亡总数的1/8。豪表示，想到“众多勇敢的军官阵亡，指挥过程就充满恐惧”。1775年7月25日，返航的刻尔伯洛斯号带回邦克山战斗英军阵亡数量的官方消息。 [7]

盖奇成为首个为英国在北美战败背黑锅的将领。10月10日，他向威廉•豪移交指挥权，而后以接受伦敦内阁咨询的官方理由为名离开波士顿。爱德华•吉本写道，高尚的人为听到他的召回感到高兴。据伯戈因披露，“未公开的真实理由”是豪不希望在北美工作，因为他对盖奇“评价不高”，也因“直接受命于一位才能远不如己的官员”而有所顾虑。实际情况是，由于盖奇给大家造成了叛军的抵抗很容易对付，以及反对派主要集中在波士顿周围的印象，因而误导了本国政府。当他改变判断，预言革命将获得广泛支持，需要派遣更多军队以后，伦敦政府就已属意换将。 [8]

而后盖奇籍籍无名，在伦敦以微薄的收入供养其庞大的家庭。不过他活到了目睹继承人面对相同耻辱的一天。1778年，他参加了调查伯戈因在萨拉托加表现的委员会。1782年，诺思政府倒台后，盖奇晋升为上将，于五年后在伦敦波特兰街（Portland Place）去世。伯戈因写到邦克山时表示，他不记得有意见认为盖奇不适合出任北美指挥官，因为“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合适”。这个职务需要“一流的天才，非凡的决心和来自本土的坚定支持”。这是一种“即使是恺撒也会失败”的局面。 [9]

英国在《独立宣言》签署前4个月就已几乎丧失了北美殖民地。1776年3月17日，遭遇近11个月的围攻以后，豪将全部6000士兵和900名伤病员撤回波士顿。随行的还有约1100名北美亲英民众，多数是农民、工匠和商人一类的平民。尽管本土政府将下令进行战术性撤退，但这被视为耻辱，因为撤退源于乔治•华盛顿指挥的敌军和敌方民兵行动。这位43岁的弗吉尼亚人根据大陆会议的委派，将波士顿附近聚集的暴徒改编为职业化的大陆军。由于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和伊桑•艾伦（Ethan Allen）先后于1775年5月10日和12日夺取了英国位于提康德罗加和尚普兰湖附近王冠点（Crown Point）的堡垒，改变了华盛顿炮兵不足的弱点。随后，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把从堡垒中搜集的58门臼炮和加农炮通过小船、雪橇和牛拖拽到300英里外的波士顿。25岁的诺克斯以前是波士顿的一个书商，军事知识主要来自阅读。在另一次果敢的行动中，围城者一夜间在多切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挖掘战壕，架设大炮，开始轰击波士顿英国驻军。 [10]

就在豪的部队等待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的增援之际，由于叛乱者控制了民兵、法院、媒体和殖民地会议，从佐治亚到新罕布什尔的英国政府全部瓦解。各地总督或者流亡或者直接登上战舰托庇。自吹自擂的英国军事优势显得缺乏实质。在加拿大，由于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和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率领的大陆军分队占领了蒙特利尔，英军为保卫魁北克而被迫采取守势。51岁的英国总督兼加拿大英军司令盖伊•卡尔顿伪装成农民后，才得以从蒙特利尔逃亡到魁北克。英国丧失先机，基本无法保护北美殖民地内的支持者和朋友，在当地，这类人被视为托利派。战争的第一年以英国的撤退和北美叛军的成功宣传战告终。

豪、伯戈因和克林顿的到来并未阻止独立运动的发展势头。尽管被伯戈因称为“荣誉三巨头”，但他们却遭到伦敦一首劣质打油诗的消遣。

看，大西洋中颠簸的刻尔柏洛斯，

带着她的值钱物，伯戈因、克林顿和豪。

汪汪汪！

刻尔柏洛斯号和三位著名的乘客在北美都走了背运。1777年驻扎新伦敦期间，刻尔柏洛斯号差点成为第一代水雷的祭品。这枚水雷由戴维•布什内尔（David Bushnell）开发。这位来自康涅狄格的发明家以发明名为“美国海龟” [1] 的人力潜艇著称。次年，刻尔柏洛斯号气数已尽。1778年8月5日，在未能摆脱两艘法国护卫舰追杀后，船员在罗德岛的纽波特外海凿沉并引爆战舰。三位少将乘客各自成为高级指挥官后，都经历了耻辱的召回，此后互相攻击，成为死敌。他们的名字永远与英国丢失北美殖民地联系在一起。 [11]

一

英国从波士顿撤退后，似乎败局已定。但豪兄弟的到来，却以1776年夏初的一系列瞩目的胜利扭转局势。7月，威廉•豪少将与其兄长海军上将理查德•豪会合。后者负责指挥英国驻北美舰队。两人魁梧不群，拥有运动员型的高大身材。理查德•豪肤色黝黑，在海军中被称为“黑迪克”（Black Dick）。威廉•豪则被母亲和姐妹称为“蛮族”。和诺思一样，两人长相近似乔治三世，他们的母亲据信是乔治一世的私生女。他们的父亲曾任巴巴多斯总督，在两兄弟童年时去世。

豪兄弟关系密切，彼此支持。他们的联合指挥为陆海军协同行动奠定了成功基础。这类协同两栖行动对打击北美殖民地东海岸沿线城市具有关键作用。兄弟两人虽以近乎鲁莽的勇猛著称，实则“深藏不露，沉默寡言”。在谈到“这两个勇猛杰出的兄弟时”，霍勒斯•沃波尔评价威廉•豪“理智，尽管沉默寡言让别人摸不透”。理查德•豪“坚毅沉默如磐石”。纳撒尼尔•拉克索尔认为“理查德•豪的表达晦涩到难以把握他的准确意图”。北美殖民地出生的英国陆军军官查理•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认为，理查德•豪因“傲慢和矜持”的举止“不便成为争议双方的调停人” [12] 。

两人的兄长第三代豪子爵乔治•奥古斯塔斯（George Augustus）是一位前北美战争的英雄，在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殁于提康德罗加之战。他以身穿猎装衬衫和长裤、生活充满边塞-作风闻名。马萨诸塞-湾议会（Gener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 Bay）后来拨款250镑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修建纪念碑以示纪念。在关于北美殖民地危机的第二本手册中，汤姆•潘恩指责威廉•豪健忘地“挥剑攻击自费纪念他兄弟的人” [13] 。

豪兄弟拥有堪称典范的军事纪录，均久经沙场。威廉•豪于1746年进入伊顿公学，17岁成为坎伯兰公爵轻龙骑兵部队的短号手之后，开始了漫长的军事生涯。1759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他在夜色掩护下，率领詹姆斯•沃尔夫少将（James Wolf）所部的前锋攀登阿布拉罕高地（Heights of Abraham），攻占了魁北克。在1760年占领蒙特利尔、1761年占领布列塔尼沿岸的贝尔岛以及1762年征服哈瓦那的战斗中，威廉•豪同样表现突出。1775年抵达波士顿时，豪已享有盛誉，凭借“军事天赋和陆军生涯”获得尊重。 [14]

理查德•豪曾短暂就学于上流社会青睐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和伊顿公学，1739年加入海军，时年13岁。22岁时成为海军少将查理•诺尔斯（Charles Knowles）的旗舰舰长。之后曾随同乔治•安森（George Anson）完成环球航行，而后平步青云，1745、1746年春、1755年先后晋升为中尉、上校及成为敦刻尔克号舰长。理查德•豪打响七年战争的首炮。1759年，他率领一支分舰队在法国圣纳泽尔（St.Nazaire）赢得基伯龙湾凯旋。1760年，理查德•豪指挥高尚号（Magnanime）在法国的艾克斯岛（Ile d'Aix）堡垒60码外下锚。他下令其他船员匍匐，自己与引航员英勇地站着，以超近的距离炮轰城堡，迫使堡垒里的人在35分钟内投降。理查德•豪共在海军服役59年，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海军指挥官。

两兄弟的军事经验使其熟悉北美和加勒比地区。他们发明并且实践了一套适用于北美战争条件的战术。威廉•豪协助长兄乔治在法国印第安战争期间开发了轻步兵兵种。这种更为高速、灵活的兵种比重步兵更适合北美的战场环境。尽管陆军曾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尝试运用轻步兵，但在北美证明该兵种的效果之前，轻步兵从未被正式编入步兵团。轻步兵连和掷弹兵共同构成每个团的精锐，经常被作为侧翼攻击力量。他们有时被组成特殊的营。威廉•豪的轻步兵和非传统战争知识成为其获任总司令的关键。 [15]

1774年夏季在英国，威廉•豪在索尔兹伯里平原集结了7个轻步兵连实施密集训练，而后于里奇蒙德向国王展示其作战能力。威廉•豪以定期谨慎视察部队著称，所部成为英国陆军中最合格、积极的部队。乔治•杰曼曾表示，没有人比威廉•豪更清楚上一次北美战争的经验。他也比别人更清楚轻步兵的必要性，轻步兵“掌握分散隐蔽在树木、墙壁和矮篱的技术”。杰曼认定，威廉•豪将“把目前的陆军”训练到媲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旧部的“强悍”水平。1775年，华盛顿表示，威廉•豪是“美国遭遇的最强对手” [16] 。

在18世纪英国的海军发展中，理查德•豪是最富影响力的一位上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七年战争期间指挥舰艇中队和小型舰艇编队。他热衷于改善舰队机动和作战期间折磨指挥官的信号系统和战术指令，也对行政细节兴趣浓厚。1759年指挥“高尚号”期间，出于改变管理军官和船员的需要，他保留了一本“舰长订货簿”，并对舰炮使用提出了激进的改革建议，包括在平射炮上使用起爆管、法兰绒弹壳和闭锁，提高火炮的安全性和射速。20年后，海军全盘接受了他的观念。 [17]

理查德•豪引领了海军两栖作战规则发展，在这类行动中，海军将负责运输和保障登陆陆军部队后勤。在信号系统和战术指令方面，1758年5月以前，并无登陆战的标准程序。理查德•豪发布了后来成为地区登陆的标准指引和信号指引，还有维持陆军运输船指挥链的规则。他还为海军引进了运力达半个步兵连或25人的平底船，配备铰链升降的船艏，方便部队快速离船。他似乎还参与了这种船型的设计。 [18]

豪兄弟均为国会成员，且都对北美殖民地战争态度暧昧。1776年，理查德•豪成为少数倾向接受纽约《印花税法法案》大会请愿的英国国会成员。和埃德蒙•伯克一样，他支持国会对北美殖民地的绝对权威，但是认为没必要强制殖民地正式承认这种地位。1774年，威廉•豪表态反对旨在惩罚马萨诸塞-的《强制法案》。在同年英国的一次大选中，他向所在诺丁汉选区保证，他将拒绝接受指挥北美英军的任命。1774年12月圣诞节会议开始，理查德•豪通过在伦敦会晤本杰明•富兰克林，致力于启动谈判。他的妹妹卡罗琳•豪对富兰克林透露，她希望理查德•豪作为和平特使前往北美，而非让“威廉•豪前往指挥陆军”。1775年3月，理查德•豪对限制新英格兰贸易的严厉法案表示遗憾，不过还是投了赞同票，并表示，这是“让桀骜不驯的省份认识其义务、避免帝国卷入恐怖内战的唯一温和方式” [19] 。

在不列颠，反战派系在陆海军内部都有支持者。少数军官基于良心考虑，拒绝前往北美服役。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亨利•西摩•康韦、乔治•霍华德爵士和约翰•格里芬（Johan Griffin）等将军。据霍勒斯•沃波尔表示，康韦曾因在国会表示反战官员不应前往北美引起众怒。但是的确有部分军官听从其建议。约翰•卡特怀特（John Cartwright）少校就曾拒绝理查德•豪的邀请，无意出任后者在北美的海军副官，并且表示任职违反其原则。埃芬厄姆伯爵（Earl of Effingham）在其所属的团被调往北美时辞职。伯爵认为调动违背自己个性及反对对北美采取武力政策的立场。他致信战争秘书表示，不愿剥夺同胞们的自由，“该自由构成其效忠与服从政府的最佳保证”。他对违反从小就遵守并且未来准备继续为之奉献的祖传信仰表示沮丧。在1775年5月的上院致辞中，埃芬厄姆伯爵表示，当其军职与作为公民的义务发生矛盾时，他最担心的时刻已经到来。 [20]

豪兄弟属于陆海军军官中的多数。他们认为一旦国王与国会决定开战，军人“没有调查冲突正当性和政策的军事义务” [21] 。当一位愤怒的选民谴责威廉•豪未能遵守选举承诺、接受北美指挥任务时，威廉表示，危机时期的个人感受应当让位于公共义务。他的确向政府请求申请指挥职务，他不仅认为这属于义务，也反映了其军事野心。11月，理查德•豪知会下院自己正在“作为军官和作为人的义务”之间痛苦挣扎。“如果不是因为指挥是他的义务”，他将拒绝。1776年1月，理查德•豪开始为参战辩护，表示由于殖民地反对派的意图已经公布，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力执行海陆行动，或者放弃我们的权利主张，屈服于北美殖民地认定的任何条件” [22] 。

两兄弟不仅负责指挥，而且共同被任命为和平特使。理查德•豪坚持被任命为和平特使作为出任北美海军指挥官的前提。他还希望和平特使拥有广泛授权，能够有权赦免、做出让步，并仅由兄弟两人担任。他的要求遭到北美部国务秘书乔治•杰曼子爵反对，后者威胁，如果给予豪兄弟这一裁量权他就辞职。杰曼还希望赦免对象仅限于宣誓效忠英国的人，且不予额外让步。 [23]

杰曼阻止对豪的任命，直至其成功限制和平特使团的权力，阻止理查德•豪获得做出重大让步或者自行其是的权力。但是，杰曼还是勉强同意允许两兄弟出任唯一的和平特使。在一位内阁内部人士看来，政府处于令人憎恶的境地，因此无法拒绝豪兄弟的条件，以免与之决裂。两人因此拥有北美和平特使和军事指挥官的双重身份。 [24]

二

据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上的步兵报告，英国陆海军逼近的架势仿佛漂浮在水上的伦敦。另一位见证者表示无法相信他的眼睛，入侵的舰队有如风中的松林。1776年6月29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纽约居民见证了一支由9000人、110艘战舰组成的超级舰队逼近。威廉•豪坐镇“灵”号护卫舰，率部从哈利法克斯出发逼近纽约。大陆军指挥官亨利•诺克斯将军（Henry Knox）与妻子露西在早餐桌边惊恐地眺望眼前的景象，地点位于百老汇1号，曼哈顿区最宏伟的一栋公寓楼二楼。城市立即陷入骚动，“预警枪声大作，士兵们动手修理阵地，一切都陷入极度慌乱”。诺克斯致信其兄弟称：“上帝，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25]

入侵舰队持续集结。威廉•豪终日坐等理查德•豪从英国带来的巨大舰队。1776年7月12日星期一晚七时许，一阵“有如凯旋”的欢呼随着理查德•豪的抵达出现，后者坐镇其中的64火炮战列舰鹰号。舰队阵容井然，士兵精悍，旗帜飘扬，礼炮齐鸣。舰队总共配备150艘各型战舰，包括10艘大型战舰、20艘护卫舰、多艘运输舰、10 000名海员和11 000名士兵。8月1日，另一支45艘战舰的分队运载2000名士兵及亨利•克林顿少将和查理•康华里伯爵抵达，与豪会合。该分队此前曾参加亨利•克林顿对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沙利文岛的失败远征。 [26]

随着另一支为数3000人的英军和为数8000人的德国雇佣军抵达，英国方面的兵力持续攀升。高大的士兵们像被打包的鲱鱼一样待在船上，既没法在甲板舱内站直，也无法在铺位上坐直。额定4人的铺位现在塞-进6人，结果导致他们只能像个勺子弯着睡觉，为了转身，必须“呼唤”其他人一起转身。为了运兵前往北美，还得从加拿大、德国、爱尔兰和英格兰各港口征集几乎所有英国商船。 [27]

这是有史以来横渡大西洋的最大一支英国远征军。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和海军45%的兵力服役于北美和加勒比。仅在纽约就集结了400艘型号不同的舰船。联合入侵部队的兵力超过费城的3万人口，这也是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城市。一艘74门炮战舰就拥有600名舰员，更大的战舰舰员人数更多。豪属下的32 000人对华盛顿所部19 000人形成绝对优势。詹姆斯•格兰特将军在战前表示：“如果一次痛快的流血能够让那帮头脑发热的新英格兰人冷静，独立的热情将会立即消散。” [28]

从波士顿撤退以后，威廉•豪在进驻哈利法克斯期间改变了陆军。他和伯戈因、克林顿都认为经验和训练不足影响了英军在邦克山的表现。他不断命令士兵离开运输舰登陆，在紧张且寒冷的环境下接受训练。豪展现了使其成为优秀旅级指挥官的个性，训练所部各团掌握轻步兵战术。为适应北美的作战环境，他引入散兵队形，士兵之间拉开间距，而且只有两行队列，而非欧洲传统的三行，从而提高了军队在崎岖地形的机动性。他的两列散兵队形后来成为英国陆军的标准做法。豪还允许改变制服，换上短夹克，减少褶边，缩小军帽，方便士兵适应环境。他还倾向在军队中提拔熟悉轻步兵训练的军官。 [29]

威廉•豪的目标是攻克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纽约。约翰•亚称纽约为“整个大陆的钥匙”。而在乔治•杰曼看来，“只要控制了纽约，北美大陆就将保持分裂”。纽约是一个重要港口和潜在的海军基地，控制纽约依赖于海权，这也正是英国优势所在。由于位于哈德逊河口，占领纽约将打开经哈德逊河突入内陆、北上尚普兰湖和加拿大的通道，形成切断新英格兰的潜在威胁。此外，城市和下哈德森地区也被视为亲英派的中心。曼哈顿岛当时还是巨大的田野和林地，以及今天中央公园保留的崎岖山地。人口中心位于岛的南端，也就是今天的华尔街和下百老汇。 [30]

1776年8月22日星期四，一夜慑人的雷电过后，豪兄弟开始对长岛发动两栖攻击。上午8点，克林顿和康华里率领由4000名轻步兵组成的精锐前锋占领长岛西南端。随后，豪于两个半小时内在乌德勒支镇附近登陆15 000人，运送了40门加农炮。兵力随后增加至20 000人。华盛顿相信豪将首先攻击曼哈顿，因此只在长岛部署9000人，美军沿郭瓦纳斯高地（Guana Height）和布鲁克林高地列阵。 [31]

登陆5天后，豪在长岛之战（也称布鲁克林之战，或布鲁克林高地之战）中智取华盛顿。豪利用对手预判其以黑森雇佣军正面进攻的思路，重演邦克山战术。佯攻计划来自亨利•克林顿。晚上9时，克林顿将帐-篷和营火留在营地，率领主力部队，通过一条不为人知的道路绕行9英里抵达敌军背后。这条道路的情报来自一位名为牙买加•帕斯（Jamaica Pass）的当地亲英分子。战斗以歼灭告终，英军俘虏了3名美军将领，造成700—1000名敌军的损失。就在豪准备开始对残敌位于布鲁克林高地的阵地开始一场精心策划的围攻时，华盛顿率所部进行了一次漂亮的夜间撤退，他们利用夜幕和晨雾的掩护，横渡东河（the East River）退守曼哈顿。

英军在长岛大捷后兴奋地期待速战速决和结束战争。康华里预言：“陆军短期内将解散，战争将结束。”休•珀西伯爵（Hugh Percy）致信父亲，表示战斗将彻底结束战争。他还致信乔治•杰曼表示：“这趟买卖基本收尾。”胜利也吊起了英国政府圈子的胃口。乔治三世向威廉•豪颁发了其期待已久的巴斯勋章，使之成为威廉•豪爵士。 [32]

随着控制长岛的战斗结束，豪启动了占领曼哈顿的战斗。1776年9月15日，英军进攻基普斯湾（Kip's Bay），一处今天已经成为东34街末段填埋区的小海湾，这里没有敌军火炮防卫。开放的牧场让敌人无法隐蔽。另外，当地接近邮政路，这里是从下百老汇前往今天上东区的主干道。攻击一开始是精心策划的突然炮击。4艘海军战舰从不到200码外的海面实施岸轰。克林顿指挥4000名英国和黑森士兵组成的第一波入侵部队登陆未遇抵抗，而后引发守方民兵混乱，并在华盛顿的怒视下溃退。叛乱集团完全瓦解，解甲归田。最初为数13 000人的康涅狄格民兵分队锐减至2000人。1775年至1776年8月，约18 000名平民因预期英军抵达，撤离纽约，当地人口减少至5000人。至9月15日下午，入侵部队已经占领下曼哈顿。在旧乔治堡（Old Fort George），一位妇女降下并踩踏大陆军的邦联旗，升起英国国旗。 [33]

但至9月下旬，豪已经表露出对于一次战役能否结束战争的忧虑。华盛顿已在曼哈顿、哈林和哈德逊河之间，相当于今天125号大街的哈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建立了强大阵地。豪认为敌军“强大，难以正面进攻”，因此试图派兵登陆曼哈顿岛北角的西切斯特县（Westchester County），迂回哈莱姆高地。行动成功迫使华盛顿放弃现有阵地，向北撤退18英里，渡过哈林河进入白原（White Plains）。1776年10月26日，两军在白原对峙。由于一场暴雨导致地面--湿--滑，豪认为上坡推进过于冒险，于是推迟进攻。不过其此前的侧翼机动已迫使华盛顿撤退，导致两座叛军堡垒——位于今天乔治•华盛顿桥两侧、确保曼哈顿和新泽西交通的华盛顿堡和李堡——失去掩护。11月16日，豪的杰曼雇佣军猛攻华盛顿堡，俘虏了2837名战俘，包括230名军官。11月29日，在试图切断华盛顿向哈肯萨克（Hackensack）撤退的攻势中，康华里攻占哈德逊河新泽西一侧的李堡。已经被英军控制的曼哈顿成为独立战争期间英军在北美的总部。 [34]

占领曼哈顿后，豪派遣康华里追击华盛顿进入新泽西，远达北距费城仅60英里的新不伦瑞克，攻势导致8月高峰时曾达2万人的华盛顿所部仅剩3500人。1776年12月1日，康华里未能抓住在不伦瑞克附近拦截华盛顿横渡拉里坦河（Raritan River）的机遇。豪进而在东泽西建立了一条80英里长的驻军线，确保驻扎纽约的陆军能够获得冬季补给。为了在对新英格兰的最后一击中结束战争，他派遣克林顿攻占罗德岛的纽波特。目标于12月8日不战而降。这是东岸驻泊舰队的最佳锚地，也是攻击新英格兰的理想出发点。在另一重大战果中，英军俘获大陆军将领，前英国陆军军官查理•李（Charles Lee），也是大陆军中最高级的将领之一。俘获查理•李的人难以掩饰狂喜，让自己的战马狂饮。这批人中包括李，他曾作为英国军官在葡萄牙效力于伯戈因麾下。

这是独立战争的低潮。效力于华盛顿部队的托马斯•潘恩开始撰写他的第一批宣传独立的手册，名为《美国危机》（The American Crisis ），文中说：“这是考验灵魂的时刻。”7月以降，豪所部已经俘获包括4位将军在内的4500名大陆军战俘，235门火炮、24 000发爆破弹、17 000发球形炮弹和约2800杆滑膛枪。他打赢了长岛、基普斯湾、白原和华盛顿堡四次重要战斗。大陆会议从费城撤往巴尔的摩。华盛顿写道：“我们的情况很糟……相当程度上，由于敌人的阴险的手法，游戏快结束了。” [35]

三

尽管战果瞩目，人们却似乎普遍认为豪兄弟丧失了打赢独立战争的最佳机会。威廉•豪似乎未能乘胜追击，围歼华盛顿和大陆军。长岛之战后，他既未追杀华盛顿残部，也未试图阻止其撤离曼哈顿。在哈莱姆高地之战中，威廉•豪所部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等了一个月，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切断华盛顿横渡哈德逊河撤退的通道。在白原之战中，豪坐等三天，华盛顿因此得以将补给转移到安全的新泽西，而后豪也没有追击华盛顿。在下令康华里追击范围不得超出新不伦瑞克之外时，威廉•豪可能失去了围歼华盛顿的最佳机遇。1777年被不吉利地称为绞刑刽子手年，因为三个7看起来像三座绞刑架。威廉•豪再度因延迟至6月开战而贻误战机。

威廉•豪的散漫被归咎于其放荡生活。豪的夫人弗朗西丝（Frances）是基尔戴尔（Kildare）郡卡尔斯顿（Castletown）的威廉•康诺利阁下的女儿，战时留在英国。在波士顿围城战期间，豪开始和伊丽莎白•劳埃德•洛林（Elizabeth Lloyd Loring）传绯闻。后者公开陪同威廉•豪出席社交场合，并被英国军官称为“苏丹后宫”（the Sultana）。伊丽莎白的丈夫是一位北美亲英分子乔舒亚•洛林（Joshua Loring），他被豪提拔为战俘管理员。在职期间，乔舒亚•洛林因虐待被监管者恶名远扬。战役延缓启动以后，巷议开始嘲笑这段绯闻。

威廉爵士舒服得像只跳蚤，

终日高卧

在洛林女士暖榻上的梦境中远离伤亡。

亲英分子撰写的另一首小调写道：

醒醒，比利爵士，

草料在平原上，

离开你的小母马，

去打仗。

《伦敦晚邮报》还暗示，威廉•豪以合同向伊丽莎白•洛林的丈夫换取他的老婆。国家被迫为了“小事承担费用”。豪沾染了伊丽莎白的酗酒和赌博习惯。他与节俭的兄长理查德•豪个性迥异，不过这类恶习可能只是军队延迟行动的结果而非成因。 [36]

对于威廉•豪的高度谨慎，更合理的解释在于他与兄长的战略共识。作为特使兼指挥官，两人试图结合军事压力与和解提议获胜。他们采取的精致路线暗示两人对战争中的政治和心理因素的把握。由于目标旨在压制同胞的叛乱而非打赢一场对外战争，他们因此对使用可能疏远多数民众的破坏性手段保持克制。他们青睐更人道的手法以赢得人民的支持，并创造了有利于战后和谐重建文官政府的必要条件。他们估计，优势兵力结合和解姿态将足以说服反叛者抵抗无望。尽管最初他曾考虑以决战取胜，但威廉•豪后来决定改变战术，强调机动而非尝试在曼哈顿围歼华盛顿。这次变动葬送了其赢得战争的机遇。同样，理查德•豪也从未认真考虑攻击和焚毁沿岸港口，因为他认为这将阻碍和解，并迫使人民为饥饿而战。属于黑森雇佣军的轻步兵上尉约翰•冯•埃尔瓦德（Johann Von Elwald）对威廉•豪的克制大惑不解，直到“他了解下一步。我们希望赦免国王的臣民，期待融洽地结束战争，几位英国军官次日肯定了我的推测” [37] 。

在离开英国前，威廉•豪曾表达了他对北美殖民地局势的看法。他认为叛军属于少数，也相信帝国税收的反对者在请求获得救济以后将恢复服从。他还进一步认为少数追求独立的人将在发现“其疯狂理念未获温和派支持后”软化立场。1776年7月登陆斯塔滕岛以后，威廉•豪写道，他满心期待大批来自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的居民参军。他相信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向政府证明其忠诚和热情”。曾在军需处工作的查理•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后来暗示，威廉•豪曾期待长岛的胜利“将带来情绪剧变，导致战争在其兵力能够实现的更极端结果出现前结束” [38] 。

多数北美殖民地居民依然忠诚，革命不过就是“少数胆大领导人阴谋”实现的政变，这一看法成了英国政策的基础。这不是一场自发的民众运动，相反只是一股“歪风邪气”，一批“武装团伙”、少数狂热分子、“无耻的匪徒”，或者一批“忘恩负义的清教徒”在“煽风点火”。他们在一次试验中篡夺法定权威，可能最终导致混乱与镇压。在英国，战争的鼓吹者自视为解放者，准备协助“不明真相的忧伤群众”反抗“专横的领导人”及其“专横的大会与委员会”。他们将要挽救我们，使“在美国的大批同胞免于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专制”。鉴于各殖民地委员会使用淋焦油、沾羽毛、没收财产、逮捕乃至处决在内的各种手法迫害亲英分子，这种观点符合逻辑。这种观点也得到流亡英国的前殖民地官员和北美亲英分子的推动。 [39]

理查德•豪对于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仍抱有幻想。抵达纽约后，他宣布自己作为和平特使给予赦免和宣布和平的权力。伴随舰队的运兵船也采用了“善意”“有益”“诤谏”和“主的善意”等象征性的名称。威廉•豪警告其兄长，宣布和平特使的任务可能无效，但是理查德•豪坚定地向北美人民展示“和解的大门依旧敞开”。抵达北美殖民地后，理查德•豪立即派遣官员带着停战旗帜横渡海港前往曼哈顿，携带了一封致“华盛顿先生”的函件。官员回来时带来答复称“除了华盛顿将军”没有“华盛顿先生”这号人。理查德•豪随后再度向“乔治•华盛顿大人及其他人”致信，也被拒绝。最后，理查德•豪成功促成了其副手将领与华盛顿在百老汇街1号的会晤。会议无果而终，因为理查德•豪没能看到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发布后的局势变化。这场较量不再是平息不满，而是一场为了独立的战斗。 [40]

1776年9月11日，理查德•豪在斯塔滕岛召集了一次和平大会，与此同时，他的弟弟正在准备入侵曼哈顿。海军上将会晤了大陆会议派遣的代表团，其中包括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劳特利奇（John Rutledge）。豪回避提及英国政府规定的某些尴尬的和谈前提。条件依旧缺乏吸引力，大陆会议实际上公布了这些条件。当理查德•豪表示只能以“具有影响力的绅士的私人身份”谈判以后，约翰•亚当斯答复豪，“除了英国臣民，他可以把我当成任何人”。这个答复使得豪向富兰克林和劳特利奇表示，“亚当斯先生是条硬汉”。据豪的私人秘书安布罗斯•塞-尔（Ambrose Serle）表示，“他们会晤，谈话，告别”。这成为两国政府战争结束前的唯一官方接触。 [41]

在曼哈顿成功登陆后，豪兄弟再次试图直接动员人民。1776年9月19日，他们发布联合宣言，宣布国王和国会愿意修改涉及北美的训令和立法。反对派发布了关于这一宣言的新闻，这令伦敦政府措手不及。诺思向乔治•杰曼询问新闻的真实性。各方随后都对宣言表示讽刺，但两兄弟依旧坚持。1776年11月30日，大陆军通过新泽西撤退时，他们发布了另一份宣言，提出赦免任何在60天内宣誓效忠英国的人，这再度令英国政府陷入尴尬。在下议院，亨利•西摩•康韦严厉批评他所称的战争与和解混合机制，指出，战役的目标“应当清晰、简单决断，不应迟疑、混乱且不清”。两兄弟的矛盾目标反映了政府内部的作战分歧。 [42]

和平姿态本身不足以解释威廉•豪未能坚决打击华盛顿的原因。早在抵达纽约之前，威廉•豪对和谈可行性的疑虑就超过了理查德•豪。他曾表示在“大体处置”叛军以前，北美大陆不存在和平前景。凭借超群的预见性和机智，威廉•豪表示，在敌人不太可能在同等条件下公开交锋，而且其对手拥有“整个国家”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他怀疑能否速胜。敌方陆军将撤退数英里，远离可航行河道，导致“我们无法追踪他们”。尽管他赞赏许多“亲近”英国的居民，但是他怀疑在“陛下的陆军以决战胜利获得明显优势前”，这些居民能否给予支持。如果说他的目标看起来似乎在寻找敌军和占领领土之间摇摆，那是因为他无法抓住华盛顿决战。 [43]

豪的谨慎源于他无法在北美承受严重的伤亡。根据他于1779年对国会调查做出的答复，他认为其义务是“避免在目标不清时，随意投入陛下的军队”。“快马”亨利•李后来声称，威廉•豪在目睹了邦克山之战后惊魂未定。但是在18世纪，一场战斗损失部队的三分之一已是司空见惯。豪就其未能在长岛之战后坚决追击残敌坚称，如果继续战斗“唯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多歼灭部分敌军”，代价是己方损失1000至1500人，即便敌军损失翻倍，也无法弥补英军的损失。他无法歼灭主力位于曼哈顿的华盛顿所部。在白原，豪比麾下的将军们更期待交战，但他否认自己能够切断华盛顿向新泽西撤退的道路。豪命令康华里追击华盛顿的范围不能超过新不伦瑞克，因为他的分队可能因此危险地将查理•李指挥的另一支大陆军暴露于打击之下。另外，部队已经筋疲力尽。 [44]

四

当豪展露勇气时，最严重的挫败随之而来。还沉浸在成功登陆曼哈顿基普斯湾喜悦中的英国精锐轻步兵，一边追击敌军的游骑兵，一边发出看到狐狸逃跑时发出的信号“看呐，嘿！”以示嘲讽。挑衅激怒了华盛顿的副手将领，他们认为“这是在加剧我们的耻辱”。随后的交锋战场位于今天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的曼哈顿西区。英军方面包括穿着苏格兰短裙的皇家高地团，又名“黑花格呢”（the Black Watch），该部曾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征战北美。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中午前后，战场是一片荞麦田，相当于今天的百老汇和环河路（Riverside Drive）之间的西120号大街。敌军不再像在基普斯湾登陆时那样不断撤退，英军不仅遭遇顽强抵抗，而且在后路几乎被切断时，耻辱地掉头撤退，尽管他们最后收复阵地并迫使敌军撤退。在经历了一场被后世称为“哈莱姆高地之战”（1776年9月16日）的“小规模激战”后，华盛顿表示：“这点小优势有力地鼓舞了我军士气……他们发现只需要勇气和优秀的军官，就能让（他们嫉妒、害怕的）敌人让步。”此后，豪在发动下一次推进前，等待了一个月。期间他忙于搜集情报和巩固曼哈顿阵地。 [45]

进入新泽西以后，豪更清醒地意识到了大胆战略的危险性。通过占领曼哈顿和长岛，他看到占领大片领土和供应军队的机遇。在康华里的鼓励下，豪在珀斯安博伊和特拉华河之间的新泽西境内以链状驻军分散部署部队，又称兵站。克林顿反对这一战略，他认为敌军早已掌握攻击孤立兵站的技巧。但是相对来说，威廉•豪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他已经在两个月内推进170英里，敌军规模已经缩小，因为其士兵多为由服役期月底期满的市民组成的民兵。 [46]

随后，在独立战争的标志性时刻，乔治•华盛顿率领部队横渡特拉华河返回战场。豪随即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他迫使对手进行绝地反击。在部分士兵在雪地中赤脚前进的情况下，华盛顿及其装备补给不善的手下傲视风暴、冰雪与激流。在一场持续不到两周的出色反击中，华盛顿于1776年12月26日在特伦顿突袭并俘虏黑森驻军，迫使豪撤防新泽西全境除拉里坦河周边小片区域外的全部兵站。

据传特伦顿的1400名黑森驻军在庆祝圣诞节时酩酊大醉，这是一个杜撰的故事。由于敌方军事人员造成的持续预警，驻军在圣诞节期间全程戒备。他们的指挥官是56岁的约翰•拉尔上校（Johann Rall）。他曾经指挥攻击华盛顿堡，因此得到威廉•豪的尊敬。拉尔十分警惕敌方发动攻击，为此在城镇之外建立前哨，并且要求一个连的士兵睡觉时也要持枪上膛。由于不满所部在持续骚扰下无法安睡，他派出一名骑手，在100名士兵和两门大炮的保护下送信，借此向其上级指挥官詹姆斯•格兰特将军（James Grant）表明困境。同时，他还要求英国军队在靠近其驻地的梅登赫（Meidenhead）驻扎。但是，出于对叛军的轻视，他忽略了为炮兵阵地建立棱堡和筑垒。“日益沉迷于烈酒”的拉尔上校可能在开战前夜酗酒，总之，他没能看到一封表明袭击迫在眉睫的预警信件。随后他在一场历时不到1小时的短暂交火中阵亡，华盛顿所部在战斗中击毙和俘虏900人。美军仅损失军官和士兵各一人。尽管豪把特伦顿惨败归咎于拉尔，但杰曼后来指出，豪不应将如此弱小的部队安置在敌军主力附近。 [47]

华盛顿决心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重振革命的士气，于12月末率部横渡特拉华河，迂回康华里所部7000人后，再度于1777年1月3日，重创驻守普林斯顿的英国后方驻军。在发起这些大胆而隐蔽的袭击的最后时刻，华盛顿高呼：“孩子们，这是一场有趣极了的猎狐！”此语明显引用了英国人早前的说法。他估计美军俘虏或击毙了500—600人，而非豪公布的276人。美军以30名士兵和15名军官阵亡的代价，摧毁了普林斯顿的英国第4旅警卫部队。 [48]

豪基于对亲英分子普遍性的估计，在新泽西分散部署驻军。他最初仅考虑在新不伦瑞克和纽瓦克范围内部署部队，但是在5000名北美殖民地居民宣誓效忠英国，其中包括《独立宣言》的56名签字人之一理查德•斯托克顿（Richard Stockton）后，他受到鼓舞，决定扩大驻军范围。占领特伦顿以后，豪曾期待将其认为最具亲英倾向的区域并入蒙默思郡的东普林斯顿。但是随后的经历逐渐推翻了他的信念。1776年12月，理查德•豪对其秘书表示：“所有人无论角色、灵魂都已背叛。”1777年春天，第16轻龙骑兵的指挥官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上校从新不伦瑞克写回家书称：“你要知道我们（我的意思是实际上）在大西洋这一侧没有一个朋友……”7月，曾经吹嘘凭借5000人就能横扫北美殖民地的詹姆斯•格兰特少将也承认：“我们没有朋友。”在国会调查其1779年行动期间，威廉•豪为自己辩护时表示：“发现北美殖民地居民不太愿意加入我们”，并不像他“被告知可以期待的那样”。此外，豪同时低估了对手的反击能力。 [49]

英国占领军不但没有在新泽西找到潜在支持，反而不断遇上名为“小型战争”的小规模游击战。康华里后来在征服南卡罗来纳的战争中发现，英国陆军面临市民组织和当地民兵的持续骚扰和伏击。博思安博伊和新不伦瑞克之间的通讯则经常被切断。整场战役期间，由于难以通过当地居民了解本地地形，威廉•豪不断面临着这种情报上的障碍。当地到处是“树林、小溪和沼泽”，他只能命令军队谨慎地移动，而且无法依靠“完全不了解军事描述的居民”的描述。其所部在组织征粮队的时候，经常遭遇严重的挫败。在这类行动中，他们经常遇到多达700—1000人的反叛组织。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军官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曾描述其中一次这样的对抗导致一名军官和60名士兵阵亡。1776—1777年冬季末期，豪已经损失半数军队，而且还有更多士兵死于袭击而非战斗。 [50]

由于补给、运输和食物上的困难，豪无法对华盛顿实施有力的战略。这种困难出现在豪面对的每个转折点，并且在战争期间持续困扰着英军。由于船舶和补给不足，威廉•豪被迫延缓从波士顿撤军，以及离开哈利法克斯和启动纽约战役的时间。食物短缺限制了其战略选择，他必须夺取领土以维持其部队，否则，他只能从本土运输食物和补给。在其决策中，击败华盛顿的前提在于确保纽约。1776年，他因决定占领罗德岛“饱受批评”。征粮的需要同时也成为入侵新泽西的动机。由于亲英派难民持续涌入纽约，加之1776年9月的神秘大火造成的破坏，对食物的需求上升，并成为组建征粮队的核心动机，也导致英军在新泽西的严寒冬季中损失惨重。同样，缺乏小船也成为康华里无力横渡特拉华河追击华盛顿的主要抗辩理由。 [51]

早在战争升级成为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全球冲突以前，英国的资源在北美就已经几近耗尽。理查德•豪缺乏足够的船舶同时支援陆军和维持海军封锁。1776年，即便他希望执行封锁，也只有15艘富余的舰船可用于巡航大西洋沿岸。此外，战舰通常无法驶入沿岸的小河道或者潮汐港湾。豪试图改善纽约的码头设施，因为他被迫派遣战舰前往安提瓜，或者牙买加罗亚尔港的英国港口维修。由于缺乏有效的海军封锁，敌方得以为大陆军进口重要的军事补给，并对英国贸易发动毁灭性的私掠袭击。尽管其舰队收回了26艘英国船舶，并且俘虏了140艘敌方船舶，但理查德•豪从未能够拥有超过30艘战舰用于封锁美国东岸。 [52]

1776年，英国为了能够在北美大陆发动攻势，曾牺牲本土乃至帝国的安全，减少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西印度的驻军。汉诺威的杰曼雇佣军取代英国部队驻守米诺卡和直布罗陀。战争初期，近12 500名英国士兵驻守爱尔兰，总数将近英国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都柏林拥有欧洲最大的兵营体系。爱尔兰议会则需为15 000名士兵提供经费。和英国不同，爱尔兰以天主教和盖里克语民族为主，天主教和清教徒的比例达到至少3∶1。尽管杰曼雇佣兵取代了部分被派往北美的英国部队，但是，驻军兵力还是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也导致人们担心潜在的动乱。1776年3月中，大陆军海军的9艘船舶和100名大陆军水兵成功袭击了巴哈马新普罗维登斯的拿骚，占领市镇和堡垒长达两周。大陆军水手们搬走了包括火药在内的军事储备，带着成为俘虏的总督前往新英格兰。这是叛军海军的首次两栖行动，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初试锋芒。 [53]

向北美殖民地调集军队成为1776年夏季牙买加奴隶起义的起因。岛上的奴隶人口原本就超过白人人口，达到12∶1。起义发生时，岛上两团驻军正准备启程前往纽约，增援威廉•豪。奴隶领导人发现岛上的驻军“比记忆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少”，英国驻当地海军也正准备护送一支返回本土的商船队。他们知道“英国人正卷入一场绝望的战争。需要调动他们在各地的所有军队。（因此）……他们不会有夺取国家的更佳机会”。牙买加议会的调查结论一致认为，奴隶们“强烈寄望”于军队撤离。这成为阴谋的主要成因。同时，重要的商业护航遭遇迟延，导致叛军的私掠船有暇准备。商船队最终由于恶劣天气，与护航舰队分离，导致敌方私掠船造成超过100万镑的损失。 [54]

在1774年的竞选承诺中，威廉•豪曾经告诉选民，英国陆军无力征服北美殖民地。1775年7月，在波士顿，将军兼珀西伯爵休（Hugh）抱怨陆军规模“太小，我们甚至无法获得一次凯旋，如果这意味着搭上人员损失”。在1776年11月的一次下院演讲中，亨利•西摩•康韦将军指出军事力量“完全不足以满足彻底震慑”北美的目标。埃德蒙•伯克也表示，没有一个具备军事经验的人愿意担保投入北美的兵力足够。战争秘书威廉•巴林顿子爵（William Barrington） [2] 警告称，北美殖民地“可能被海军击败，但绝非陆军”。陆军不足以在进行一场战争的同时，守卫英国、爱尔兰、泽西、加勒比、米诺卡、直布罗陀和印度。 [55]

五

缺乏补给和兵力导致威廉•豪修正了原始的战争计划，也因此成为导致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惨败的诱因。他在1776年11月30日致乔治•杰曼的函件中描述了一项征服新英格兰的宏大计划。1万名士兵将依计划挺近奥尔巴尼（Albany），准备与另一支来自加拿大、由约翰•伯戈因指挥的英军会师。但该计划还需要1.5万人共同组建一支总兵力3.5万人的军队，对抗大陆会议新近拨款建立的大陆军，预计人数为5万人。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先后遭遇挫败后，威廉•豪提交了另一份更为温和的计划，不再提及北上与伯戈因所部在奥尔巴尼会师。 [56]

1777年1月20日，威廉•豪骤然调整计划，准备占领费城。他认为攻击新目标的难度低于新英格兰。他预期不会遭遇激烈的抵抗，因为他仍然相信宾夕法尼亚由亲英派主宰。现实证明威廉•豪的判断错误，但在当时这是个可以理解的观点。当时在费城以及邻近的巴克斯和切斯特，确实存在许多孤立的亲英分子群体。托马斯•潘恩曾经抱怨，在宾夕法尼亚，有许多人“每天根据局势摇摆于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因为许多贵格派的和平主义立场，以及门诺派、阿门宗（Amish）和顿刻教派的中立立场很容易导致英方夸大亲英者的范围。此外，豪认为费城是美国革命的首都，当地还是大陆会议的所在地以及英属北美最大的城市。由于从未放弃粉碎大陆军的希望，豪预计华盛顿将为“保卫首都冒险一战”。在后来的证言中，威廉•豪表示，自己始终认为“击败叛军正规军”是胜利的必由之路。 [57]

但是，早在战役开始前，威廉•豪就遭遇挫折，因为他计划需要一支更强大的陆军。他希望以少于攻占纽约所需部队的兵力，以及一支低于欧洲战争标准的陆军取胜。他最终获得2900名增援部队，仅相当于其最初要求增援数量的1/5，或者相当于其认为进攻费城所需兵力的一半。威廉•豪因此与乔治•杰曼的关系趋于恶化。他对于杰曼在计算其能够用于北美殖民地攻击行动的兵力时计入伤病员这一做法感到愤怒。他也厌恶杰曼的保证，后者认为，“敌方弱点和居民亲英倾向”将弥补兵力不足。威廉•豪以本土政府未能派遣更多军队，佐证其意见不再具有影响力，自己也没能得到大臣们的信任。实际上，杰曼在致威廉•豪的信中难掩讽刺之意，他的不满进而见诸英国的亲政府报纸。6—7月，《晨报》（Morning Post ）发表文章，批评豪兄弟拖延发送报告，并且要求召回两人。 [58]

1779年，在下议院为战役行动辩护时，豪提到指望他能以仅够攻占纽约的兵力就发动新征服是可笑的。在一段概括英国在北美困局的论据中，他坚称，“军队的力量由于人数减少而下降”是不言自明的。而且，战场上的军队数量势必因为“我们占领和必须保卫的城镇、哨所或者堡垒”而减少。兵力短缺也反映了舰队规模不足。因为，为了支持陆军行动，理查德•豪实际上几乎终止了封锁北美沿岸。威廉•豪“以少于我预计的1.4万名士兵”发动战役。他拥有一支足以发动征服的军队，但却无法为收复北美殖民地实施大规模占领。 [59]

由于兵力不足和敌军对交通线的威胁，威廉•豪再度改变战役计划，决定从海路前往费城，而非走原定从纽约出发的陆路，尽管后者较短。此举进一步延缓了战争的启动速度。在4月2日一封致杰曼的信中，威廉•豪表示：“缺乏兵力导致我无力发动更大规模的行动，今年结束战争的希望随之破灭。”他认为年底可能占领纽约、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约翰•伯戈因将军指挥的北方面军的成功。”这封信包含在威廉•豪的《海上入侵费城》建议中。7月7日启航前，威廉•豪警告杰曼称“我并未指望”“能够在这次战役中实现”计划中的两军会师奥尔巴尼。他进而指出：“我认为，一支由1万名有效作战人员组成的兵团能够确保英国在下次战役中获胜。” [60]

由于来自本土的储备品和宿营设备护航队迟延抵达，威廉•豪认为无法于6月7日发动战役。由于他一直没有放弃只有摧毁华盛顿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的想法，威廉•豪再度延误了6周，期间试图引诱华盛顿离开新泽西拉里坦河上游山区的中溪营地。即便在他已经调兵登船、挺近费城以后，威廉•豪考虑到可能还有机会引诱华盛顿，于是再度调回部队，穿过河流。这类无效的猫和老鼠游戏导致他没有选择，只能征服领土，寻求亲英派的支持。 [61]

7月23日，豪兄弟最终发动费城远征，联合兵力达到1.3万名士兵和225艘舰船。鉴于威廉•豪对杰曼雇佣军的反感，总兵力中只有4441人属于黑森士兵，其余雇佣兵交给留守纽约的克林顿。后者共有9000兵力。官方补给报告显示，威廉•豪所部随行人员还有652名妇女和儿童。妇女包括护士、裁缝、洗衣工、厨子、小贩的军人配偶和其他随军女性。

同时，约翰•伯戈因所部从加拿大南下，准备与威廉•豪所部在奥尔巴尼会师。后者再度延缓从纽约出发的时间，以确定伯戈因的远征已经顺利开始。 [62]

7月30日抵达特拉华河口时，威廉•豪错过了最重要的时间，因为他决定不在河口登陆，而是继续推进到费城南面55英里，切萨皮克湾的驯鹿岬（Elk Head），相当于今天马里兰州的埃尔克顿（Elkton）。计划变更导致行军时间多了一个月。期间，部队被迫在盛夏忍受船舱的拥挤。在英国，《圣•詹姆斯纪事报》（St. James's Chronicle ）发表讽刺文章指责政府没能在九曲湖的骑士桥，以及霍尔本的失物招领处找到威廉•豪。实际上，豪避免在特拉华登陆的决定主要是因为海军情报显示登陆点靠近华盛顿的军队，以及在沿河沼泽地形中登陆存在困难。另外，他也考虑切断华盛顿与宾夕法尼亚的约克和卡莱尔军用仓库之间的联系。他预计在马里兰和南宾夕法尼亚不会遇到抵抗。但是，延误也使得威廉•豪继续北上与伯戈因在奥尔巴尼会师变得不可能。8月30日抵达驯鹿岬以后，威廉•豪再度警告杰曼，表示他无法执行“即时与北方军配合”、完全收复宾夕法尼亚的命令。 [63]

威廉•豪在实现1777年战役目标时，获得了巨大成功。他预计北上将遇到来自华盛顿的抵抗。后者将阻止英军通过布兰迪维因溪（Brandywine Creek）的陡峭河岸。对于一支占据深谷沿线山丘和森林的敌军而言，这是一处理想的防御阵地。溪流沿线宽度50—150码不等，仅有七处地点可供渡河。其中最方便的地点是从肯尼特广场（Kennett Square）到费城途中的查德滩（Chadd's Ford）。在9月11日的布兰迪维因溪之战中，威廉•豪重演了在长岛奏效的战略，首先诱使敌军相信威廉•冯•克尼福森中将（Wilhelm von Knyphausen）指挥的部队将发动正面进攻。凌晨2时许，康华里率领7500人行军12英里，横渡布兰迪维因溪支流，试图在查德滩迂回敌军右翼。下午4点半，康华里部在与敌军后卫交锋的同时，克尼福森所部发动正面进攻。在被亨利•诺克斯称为“这次战争中最激烈的行动”的两个半小时交锋中，华盛顿被迫渡过斯古吉尔河（Schuylkill River）撤退。此役美军损失300人，伤600人，另有400人被俘。英军90人阵亡，488人受伤。9月19日晨，信使抵达费城，发出威廉•豪所部正迅速靠近的警报。大陆会议于次日休会，向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转移。另有近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在英军抵达前离城。战斗结束后，陆军上尉冯•埃尔瓦德在日记中表示：“人们将看到威廉•豪是一位优秀的将军而非等闲之辈。” [64]

此后，威廉•豪再度展示了战术方面的天赋。华盛顿依然试图通过留下一个由“疯子”安东尼•韦恩（Anthony Wayne）指挥的分队驻守斯古吉尔河南岸，阻止威廉•豪挺近费城。9月21日，查理•格雷将军（Charles Grey）下令士兵移除枪机上的燧石，使用刺刀发动夜间突袭，此役为他获得“无燧”的绰号。此役中，英军包围了保利旅馆（Paoli Tavern）以南两英里处的韦恩营地。约300名美军死于被称为“保利屠杀”的战斗，英军仅损失18人。威廉•豪而后成功骗过了华盛顿，他指挥军队向河流上游行动，远离费城，给华盛顿造成英军准备进攻大陆军在雷丁的军火库，同时迂回包抄大陆军的假象。

9月26日上午10时许，康华里伯爵一马当先，率领英国掷弹兵和黑森掷弹兵营，在部分炮兵的跟随下进入费城，还有一支乐队吹奏军乐。当英军从杰曼敦（Germantown）沿第二大街进入费城时，居民在沿途围观，而且看起来“为这一情景而高兴，尽管据说在到达前，他们大多公然加入对方阵营”。据约翰•蒙特雷索（John Montresor）上校回忆，“军队得到约数千名居民雀跃迎接，多为妇女和孩童”。随着部队后卫的轻龙骑兵通过，乐队开始吹奏《神佑吾王》。尽管害怕黑森人的阴沉态度和络腮胡子，一个男孩还是对黑森军人严整的军容、友好的态度和热情的握手感到惊讶。另一位观察者则对五花八门的随军成员感到惊讶——山羊、驴、大车、马匹和妇女。德博拉•洛根（Deborah Logan）在位于栗山南边的寓所看到“我们傲慢的罗顿大人 [3] ，还有”康华里大人的“其他副官” [65] 。

华盛顿差点就给驻宾夕法尼亚英军一次类似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反击。10月4日凌晨3点，8000名美国正规军和4000名民兵遭遇英军巡逻队。巡逻队属于9000名驻杰曼敦前哨的英军。威廉•豪认为敌军在近期经历“布兰迪维因那样的失败以后，不敢靠近，因此尚未在杰曼敦筑垒设防”。总之，他正忙于清理特拉华河道，恢复费城补给。他在得知遇袭消息后表示“不可能！”在历时两个半小时的杰曼敦战斗中，他目睹一队英军战列被击退时怒斥：“-羞-耻，轻步兵，我以前从未看到你们撤退，整队、整队！”战场上的厚重晨雾导致视野不足30码。当威廉•豪突然面对火力覆盖时，一名第52团的士兵回忆说：“在总司令指责战列面对一支敌军侦察队后退之后，我们都很高兴地听到葡萄弹在他耳边震荡。”在交战中，华盛顿交还了威廉•豪他走失的狗，连同一张表达恭维的便签，信中表示，狗“机缘巧合地落入他的手中，根据项圈铭文，推测这狗属于豪将军”。如果不是浓雾和坚守杰曼敦北面丘大屋（Chew House）的英军第40团顽抗，华盛顿几乎完胜。这座建筑里“炮弹横飞，四处飞溅的血迹导致房子看起来像屠宰场”。这些炮火来自亨利•诺克斯将军指挥的美国炮兵。费城的康华里前来增援，在这一天挽救了豪。 [66]

在占领费城的九个月里，英国恢复了大陆会议禁止的娱乐。当地重现斗鸡、赛马和板球比赛。索斯沃克戏院再度开张，英国官员带来了一批演员，被称为“豪的巡回艺人”。表演以闹剧为主，但至少有一场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第一部。剧院每周有一两次演出，收入捐献给军属寡妇和孤儿。表演时，观众们可以享受各种精彩场面，比如卡思卡特大人（Lord Cathart）在乔治•法夸尔的戏剧《变化无常》（Inconstant ）中扮演在戏台上挨踢的仆人。英国人还开放费城的俱乐部和其他聚会场所，高级官员举办私人舞会、音乐会和晚宴。“费城酒栈”（City Tavern）每周四举办舞会，同时也是全城最大的赌博俱乐部，里面有一个黑森人运营的法罗牌档，来消遣的人包括“从将军到年轻的步兵少尉”。叫牌的数额可以高达1000几尼 [4] 或者相当于5000美元。赌博毁了诸多优秀军官，部分人“因为绝望而自杀”。还有许多人被迫出售自己的职务离开陆军。第一份刊印《独立宣言》的报纸《宾夕法尼亚晚邮报》（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 ）的编辑已经改变阵营，开始刊登亲英文字。大陆会议表决通过《独立宣言》的州议会议场（独立厅）变成战俘营。士兵们每天在议场庭院里训练和检阅，军乐队定期举行公开音乐会。英军兵营分别从第二大街延伸至第三大街，从坦慕尼延伸至格林街。威廉•豪的指挥部迁到市场广场（Market Square）的莫里斯公馆。 [67]

尽管表面上很有欺骗性，但是即使在华盛顿及所部在福吉谷里煎熬之际，费城里的英国人也远谈不上舒服。公共建筑都被用于安置两千名受伤病困扰的英国和黑森士兵。士兵补给减半，缺乏药物和医疗补给导致英国人和黑森人处于紧张的情绪之中。由于补给障碍，城市成为多达1.5万名居民和士兵的战俘营。军官们的日记和信件充斥着对必需品价格的抱怨。威廉•豪面临组建准文官政府的困境，也导致他与费城主要亲英分子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的矛盾，后者成为威廉•豪在英国的头号批评者。 [68]

早在10月16日，费城战役的成功就已经突然面临伯戈因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托加全军投降的谣传影响，这是战争的转折点。尽管谣言到10月22日尚未确定，威廉豪已经向乔治•杰曼发出辞职信。他在信中抱怨杰曼“忽视……自从我开始行使指挥权以来就已提出的建议”。他的费城战役似乎沦为一场微不足道的短途旅行，更糟糕的是，反而直接成为导致英国在萨拉托加战败的诱因。威廉•豪在费城获胜和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战败的消息几乎同时见诸伦敦报端。在《晨报》通讯员的笔下，“勇将伯戈因的懊恼信息尾随豪将军的成功带来的快乐而至” [69] 。

六

豪非常清楚英国政府期待他在奥尔巴尼和来自加拿大的伯戈因会师，并承担总指挥任务。英国政府原本计划让伯戈因从加拿大南下、豪从纽约北上，在奥尔巴尼会师，沿哈德逊河切断激进的新英格兰同其他北美殖民地的联系，并希望豪和他的兄弟守住新英格兰沿岸。1776年，当杰曼希望豪率部与盖伊•卡尔顿将军从加拿大南下会师时，这已经成为英国的计划。当时放弃这一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卡尔顿未能占领提康德罗加堡，被迫折返魁北克。在首次检讨1777年的作战计划时，豪已经将与伯戈因所部在奥尔巴尼会师的设想纳入计划。

乔治•杰曼曾提醒威廉•豪，希望他与伯戈因联军，而后攻击新英格兰沿岸。7月5日，豪承认接到乔治•杰曼致加拿大总督训令的复本，内容要求伯戈因“不得忽略他们与威廉•豪爵士意图实现的会师，这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8月16日，威廉•豪接获杰曼5月18日的来信：“相信……不论你必须协调什么，必须及时配合从加拿大出发的军队。”根据一份谢尔本伯爵极力传阅的描述，杰曼将撰写和发送作战计划的工作交给他的一个次长克里斯托弗•德奥伊利（Christopher D'Oyly）。因为他急于前往位于斯东兰（Stoneland）的乡村别墅，因此并未等待监督克里斯托弗•德奥伊利执行指令。北美殖民地部的另一位次长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后来确认了故事的真实性。唯一的例外是，他宣称威廉•豪收到包含计划的信件但隐瞒了内容，伦敦也未保留信件复本。诺克斯可能试图暗示这是一次阴谋，多伊利作为威廉•豪的朋友，也可能试图隐瞒这次阴谋。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9月3日，杰曼再度致信威廉•豪，谈道：“你肯定为伯戈因将军的快速进展，以及提早会师的光明前景感到高兴。” [70]

在与从伦敦返回的陆军军官谈话时，威廉•豪也察觉到了伦敦对他与伯戈因会师的期待。5月8日，他与尼斯比特•鲍尔弗（Nisbet Balfour）少校会晤，后者受杰曼派遣，前来敦促威廉•豪支援伯戈因，发动对马萨诸塞-湾和新罕布什尔海岸线的扫荡。7月5日，亨利•克林顿从伦敦返回北美殖民地，在伦敦期间，他会晤了杰曼。克林顿非常熟悉两军在哈德逊河沿岸会师并结束1777年战役的计划。威廉•豪还在纽约期间，克林顿就敦促他放弃计划中的费城战役，以便和伯戈因在奥尔巴尼会师。但是亨利•克林顿的理由受制于他与威廉•豪的彼此厌恶。克林顿在其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由于某种该死的宿命，我们从未达成一致。”除了长岛之战的战略之外，威廉•豪对克林顿提出的任何替代计划一概拒绝。 [71]

至1777年7月中，豪麾下的多数高级军官都反对费城战役。其中包括“无燧”查理•格雷和威廉•厄斯金爵士（William Erskine）。康华里支持威廉•豪，否决了另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幕僚官员威廉•“糊涂”•厄斯金，他说道：“呸呸，‘糊涂’只想和伯戈因会师，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朋友菲利普碰杯。”连乔治•华盛顿也相信威廉•豪“当下的明智决策必然是尽力配合伯戈因”。当7月底的局势表明威廉•豪放弃伯戈因以后，华盛顿仍然无法相信，他写道，他还是忍不住“依旧继续扭头看向身后” [72] 。

威廉•豪辩解称杰曼曾支持其多项占领费城的计划，并进一步辩称自己缺乏同时实施征服费城和袭击新英格兰所需的兵员和船舶。他也怀疑自己能否在一个存在高度敌意的占领区挺过冬天。对计划中的哈德逊河会师，威廉•豪宣称他将因为“仅仅为了确保北路军的进度”浪费一次战役而受到谴责。他进而尖锐地表示，可能会有人说他“嫉妒地分享了”伯戈因的“荣耀”。豪已经预先警告杰曼和伯戈因，他将无力北上奥尔巴尼。 [73]

豪和伯戈因争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可能被伯戈因来自加拿大的威武之师架空。豪是总司令，但是他在奥尔巴尼会师中只是配角，尽管他改变计划攻占费城，为他提供了一个与伯戈因并驾齐驱的机会。在选择通过海路发动进攻方面，豪兄弟也能够通过陆海军联合充分展现其实力。他们将借此展露在各自军种中的才华——使用轻步兵和发动两栖攻击。从伯戈因方面看，他对于一开始并未被任命为总司令感到失望。克林顿也对自己的配角地位感到沮丧。他负责指挥兵力不足的纽约占领军阻挡华盛顿，同时形成一股有利于伯戈因的牵制兵力。1777年的总体战略导致曾经在前往波士顿的刻尔伯洛斯号上和谐共处的三位将领彼此不满。

威廉•豪是一名过于职业化的士兵，不可能坐视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战败。他实际上期待伯戈因成功。威廉•豪在得知伯戈因未能攻占提康德罗加堡之前，并未从纽约启航。此后他也并未能预见北路军将面临顽强的抵抗。这是看似散漫的指令和1777年各次战役缺乏协调的真正原因，整个计划是建立在对一支软弱的敌军和广大人民支持的期待基础上的。在得知伯戈因在提康德罗加堡凯旋以后，威廉•豪写道：“我担心，伯戈因将军在运输物资、为军队提供补给方面遇到的困难远大于敌军抵抗带来的不便。”他还期待伯戈因在北面的胜利能够转移华盛顿所部在宾夕法尼亚的注意力。他毫不担心华盛顿可能北上，因为“伯戈因将军的部队如此强大，我毫不担心事态的发展”。在他看来，伯戈因同样自信无需获得自己的支持。当威廉•豪确认无法在伯戈因南下萨拉托加时提供协助的消息送抵伯戈因时，后者正与加拿大总督盖伊•卡尔顿在一起。杰曼则认为，威廉•豪能够在结束宾夕法尼亚战役后及时支援伯戈因。他在得知会师无望时依然镇定自若，表示“伯戈因如果能不需要来自纽约的协助，自行完成任务，将更加光荣”。他更担心威廉•豪而非伯戈因，并且认为，威廉•豪更需要来自伯戈因的支持。实际上，杰曼只是期待，但不认为必须会师。 [74]

伯戈因战败的根本原因并非战役计划过程中人多手杂办坏事，而是将军和政治家们都假定敌方抵抗薄弱，且亲英派无处不在。各种作战计划都低估了独立运动的民意，也忽略了约翰•亚当斯所说的货真价实的美国革命。这是人民的原则、意见、情绪和感情的急剧变化，伴随《独立宣言》推崇的共和理念扩散。托马斯•杰斐逊跳出了市镇、县、州常规的表达不满的模式，他天才地建立了一系列符合民意的原则，也就是他所说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受杰斐逊对诗歌和音乐爱好的影响，宣言采取了足以媲美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潘恩的雄辩文风。杰斐逊直率地承认，宣言无意于实现原创，仅仅希望捕捉当时的民意，也就是他所说的美国情怀。 [75]

《独立宣言》表达了美国革命的极端共和主义信条。宣言承诺斗争将带来更美好的未来，而不再是一批统治精英取代另一批人。共和主义援引自由、自然权利、代表权和平等一类的措辞，这类措辞具有充分的模糊性和弹性，为措辞提供超过原始含义的内涵。它点燃了普通人的期望，也符合北美殖民地白人自由民相对平等的社会状态。革命带来的共和主义理想改变了各州的宪法，允许人民更为广泛地参与政府事务，并且提出了强化真实代表性的新观点。搭配以救世主式的宗教调门和一种愤世嫉俗的正义感，这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配方，也被革命者称为“正义的事业”。革命者产生了一种他们重整世界的兴奋感。英国人和亲英分子认为多数民众受到少数不择手段的革命分子欺骗，但这一观点的说服力远不如流行的阴谋论。后一观点认为，英国的政策故意在美国创建一种专制政府。 [76]

革命意识形态的认可程度受到抵抗者将面临胁迫这一状况的强化。在1774年的集会上，大陆会议在每个市镇和县建立安全委员会，有时也被称为观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对英国的贸易禁运。委员会的作用因最初各地的地方政府缺位而扩大。它们负责管理宣誓、执法和治安，并且配合民兵监控人民、打击亲英分子。它们的存在迫使平民做出选择。在民众麻木或者反抗的地区，来自其他地区的民兵立即介入。公民必须履行参加民兵的义务，从而迫使在革命中保持中立的人只能积极加入革命或流亡。英国人把这类胁迫性的征兵方法视为革命者的专制和绝望。不过，尽管在今天被称为“沉默大多数”的群体中观点依旧存在波动，但是民众逐渐选择接受革命。 [77]

对抗双方渐视对方为外国人，而非发生内战的同胞。一名英国海军陆战队上校认为美国人是一个“平庸、粗鲁、诡诈的种族”，毫无原则，“一群可悲的长老会无赖”。他尤其反感美国人拘泥小节的服饰和故意降低语速的话风，对于后一种习惯，他恨不得“往他们的喉咙里塞-一块肥皂”。由于美国的民兵采取非常规战术，并且避免公开交锋，英国军官和士兵称其对手为懦夫。1775年4月，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撤退的英国士兵对于身后民宅中不断射出的冷枪表示愤怒。英国海军陆战队的约翰•鲍沃特（John Bowater）表示，当他看到年仅15岁的优秀小伙子四肢残缺不全时，伤感无以言表。他每天都在诅咒“哥伦布和所有发现这片邪恶土地的人”。这种情绪中还有意识形态成分，英国人视对手为罪犯，他们的叛乱和叛国行为不构成常规战争。 [78]

被称为“血背” [5] 或者“龙虾”的英国军人也激发了北美人民的敌意。尽管英国士兵和北美殖民地居民不乏友谊，但一名英国军官承认，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到哪里，士兵就把世仇带到哪里”。威廉•豪所部有1/4到1/3属于德国雇佣兵。无论在地方还是各州层面，英国使用外国雇佣军对付臣民始终是各种独立宣言的主要攻击目标。英国依赖步兵的刺刀和骑兵冲锋给当地居民造成恐惧。上述做法经常成功迫使敌军逃亡，但也带来恐怖的屠杀和血腥的尸块。由于美方军事人员无制服，也不携带制式武器，经常以没有军官指挥的小股形式发动袭击，因此英军面临区分敌方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困境。1776年12月，威廉•豪下令，没有军官指挥、不穿制服、对军人开枪的武装人员将被视为刺客，可不经审判即行绞死。这个命令也成为国会的争论议题。 [79]

尽管双方均不乏暴行，但革命媒体经常复述英方暴行，在北美居民中推动外国敌人占领的印象。长岛之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报纸都刊载了英军刺杀战俘和屠杀北美地方民兵的新闻。此后，1778年5月1日在费城以北55英里处曲营旅馆（Crooked Billet）附近的一次交锋后，提交宾夕法尼亚革命议会的报告称，英军用荞麦秸秆生焚穿着军装的大陆军战俘，并且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暴行。描述勇气和风险的壮烈革命故事还创造了各种殉道者和英雄。威廉•豪下令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大陆军军官兼耶鲁大学毕业生内森•黑尔（Nathan Hale）。黑尔被控于1776年9月22日在纽约从事间谍活动。英国陆军工程师约翰•蒙特雷索上尉（John Montresor）在写给死者兄长伊诺克•黑尔的信中描述死者走上绞架时说“我仅遗憾只能为祖国奉献一次生命”时的情景。 [80]

尽管强---奸-和抢劫属于死罪，但这种情况在英军中依然盛行。21岁的弗朗西斯•罗顿侯爵曾形容“漂亮的仙女”让男人有如追求“鲜肉”的撒梯 [6] 。他还以相同的轻浮语气回忆了一次七人轮--奸-和一群掷弹兵实施的另一次轮--奸-。 [81]

抢劫也是个臭名昭著的问题。威廉•豪试图通过一系列公告和偶尔执行的处决压制这种行为，但是在之后，令康华里震惊的是，威廉•豪日益对此不闻不问。规避抢劫的问题难度巨大。因为军队无法就地买到足够的食物，也难以确保英国的进口量充裕，士兵因此经常忍饥挨饿。此外，抢劫也被视为战争行为的合法收获。

抢劫行为容易敌我不分。在军队里甚至出现专门形容抢劫的词汇，比如“索取”或者“慢球”（lobs）。在新泽西，查理•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少校曾经谴责士兵视所有人为叛乱者的做法。“他们的衣物和财产概莫幸免，而且抢劫手法极其野蛮、残暴。”尽管三令五申“禁止这类行为”，但均被无视，因为犯罪行为不受惩罚。“因此我们继续说服那些还未做出决定的人选择对抗，引诱我们的朋友投身对方阵营寻求保护。”来自纽约亲英派家庭的斯蒂芬•肯布尔（Stephen Kemble）少校谴责抢劫行为，称“难怪郊县人民拒绝加入我们”。他形容抢劫行为如此粗暴、冷酷。抢劫者威胁杀死任何抵抗者，甚至暴力对抗自己的上级。在英国占领的费城，英军的劫掠行为激怒了市民，也引起北美亲英派不满。士兵抢劫房屋的家具、篱笆、大门和棚户当柴火。英国军官和亲英派经常谴责黑森士兵和随军人员，而实际上，抢劫行为无处不在。已经公布的叛乱者的财产被视为正当的战利品。在占领富兰克林的费城寓所后，约翰•安德烈少校无视自己的朋友，年轻的瑞士籍军官皮埃尔•尤金•迪西默蒂埃（Pierre Eugene du Simitiere）的反对，洗劫了富兰克林家中的书籍、乐器和科研设备。也许是奉命行事，安德烈还拿走了本杰明•威尔逊绘制的富兰克林肖像，交给查理•格雷将军。肖像悬挂在格雷官邸的先祖肖像室内，直到1906年返还美国，重新悬挂于白宫。 [82]

长岛皇后郡（Queens County）的情况印证了英军逐步激怒民意的过程。这里是1776年威廉•豪占领的首个地区。抢劫葬送了牛顿、法拉盛（Flushing）、牙买加（Jamaica）、亨普斯特德（Hempstead）和蚝湾（Oyster Bay）等城镇对英国的支持。战争初期，上述地区的居民大多属于中立或亲英派。只有12%的居民放弃效忠英国国王，对比之下，多达27%的居民表态属于亲英派。亲英派的态度在战争进程中由于处在军事而非文官政府管理下，发生改变。他们不仅成为士兵抢劫的受害者，同时也受到腐败的军需官伤害，后者负责向人民购买补给。冬季接受士兵在私人住宅中宿营的制度也令人不满。居民也无法获得法律救济。英国人把他们称为“不服从分子”和“恶棍帮派”，礼拜会所和教堂变成战俘营和兵营，这仍无助于改善军民关系。和17世纪的托利党人不同，北美的亲英派并不认同被动服从和神圣权威，相反，他们和其他国人一样，相信法治、自由和基于协商一致的政府。他们认为叛乱不符合争议，因为当时并不存在绝对的专制；帝国政府的不当举措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扭转。战争后期，皇后郡的居民在投票选举县议员时，日益倾向于中立分子，而非铁杆亲英派。 [83]

这些暴行导致北美亲英派对英国的支持度下降。和威廉•豪对于宾夕法尼亚亲英派的估计相反，在他登陆切萨皮克湾之前，当地居民已经赶着牲口、携带武器、离乡背井。威廉•豪抵达时不但没有找到支持者，反而抱怨“除了少数个人，看起来居民总体对我们抱有强烈的敌意”。他被一个敌对的乡村地区所包围，耗时两个月，克服了试图切断费城补给的华盛顿军队和革命派民兵的顽强抵抗，打通了特拉华河航道。这次战役以炮轰并攻占米夫林堡（Fort Mifflin）达到高潮。 [84]

对亲英派仍抱有幻想，这使得威廉•豪在新泽西展开广泛行动，这也成为1776年亨利•克林顿在南北卡罗来纳发动背运战役的借口。然而，英国人依旧沉迷于北美各地的亲英派数不胜数的承诺。这种信念源于1776年以后对革命事业的热情似乎下降，以及大陆军招募志愿兵遇到困难两大情况影响。托马斯•潘恩为此曾谈到“夏季爱国者和日光士兵”，华盛顿则抱怨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人民的冷漠。英国从宾夕法尼亚东南部的居民中得到有用情报，威廉• 豪因此相信，在他占领费城期间，亲英派的同情立场正在回潮。 [85]

潜伏的亲英派从未冒尖，因为英国从未长期占领大片领土，从而有足够时间检验恢复和重建帝国政府的可能性。亲英派也曾发起动员，但英国在波士顿、北卡罗来纳和新泽西的表现，让他们失望地感到自己被抛弃。英国未能在纽约和费城恢复文官政府更加于事无补。军队指挥官们不相信人民的忠诚，且就军事角度而言，和一个选举议会谈判也不方便。这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局面。英国人必须展现控制领土、吸引支持与忠诚的能力，但是这类战略导致军队负担过重。1776—1777年冬季占领新泽西、1777—1778年冬季占领费城以后，面对全民的颠覆活动，英国的权力走向崩溃。

七

萨拉托加灾难无可避免地波及威廉•豪在宾夕法尼亚打击华盛顿。费城失守后，华盛顿及所部经历了耻辱的福吉谷冬营。他们的奉献和坚韧，铸就了独立战争中永恒的民族形象。也就是在费城失守后，华盛顿的领导地位受到康韦阴谋（Conway Cabal）的挑战。尽管是否存在以霍纳肖•盖茨（Horatio Gates）取代华盛顿的阴谋不无疑问，但华盛顿本人相信存在一种取代他的动态，并且通过大陆会议对抗批评者。华盛顿及其部队通过康韦阴谋和福吉谷的磨炼更加强大，但这只是事后回顾。在当时，华盛顿所部的有效作战人员从1777年12月的14 122人减少至1778年3月的7316人。尽管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但是，拜威廉•豪的宾夕法尼亚战役所赐，1777—1778年冬季依旧是独立斗争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86]

1778年5月25日，威廉•豪爵士乘坐刻尔伯洛斯号抵达北美三年以后，他再度登上仙女座号战舰从费城返回英格兰。座舰的名字源于希腊神话，女主角安德洛墨达曾被海怪塞-特斯用锁链捆绑在岩石上，后来她摆脱-了海怪。战舰的名字极为应景。在与法国开战以后，伦敦命令威廉•豪的部队返回纽约，他的最后任务包括准备撤离得来不易的费城。威廉•豪深受下属军官欢迎，他们为他举行隆重的告别会，名为密斯奇安查（Michianza）的游乐会。告别会先以一场赛艇大会开场，而后是包括焰火表演、礼炮和大型晚宴在内的各种娱乐。威廉•豪爵士谴责上司对他缺乏信任，以及政府对他的建议“不以为意”。杰曼未曾劝阻他的辞职，而且也没有遵循惯常礼节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他知道以后愈发不满。威廉•豪发誓回到英国后一定要为自己澄清事实。 [87]

理查德•豪海军上将和弟弟始终保持一致，随即提出辞呈。两人随后都接获杰曼挖苦口吻更为浓烈的函件。杰曼祝贺理查德•豪没有忙于压制生计艰难的渔民，并且放任大批属于叛军的私掠船离开法国海岸。实际上，理查德•豪始终侧重支援陆军而非封锁海岸和发动袭击。从七年战争时期共事到1776年就和平特使的条件发生分歧，理查德•豪和杰曼存在漫长的争议。理查德•豪和桑威奇伯爵的关系也很恶劣。他曾对秘书披露，1775年达特茅斯伯爵辞职以来，他从未信任过任何一位政府部长，或与之关系融洽，对弟弟的际遇尤为沮丧。 [88]

1778年，理查德•豪等待继任人期间，展示了在后来的英法海战中造就其英雄地位的素养。期间，他协助英军最终撤离费城，其舰队负责保护运载军队补给和亲英分子的运输船。6月29日清理特拉华湾之后，他得到法国舰队在德斯坦伯爵查尔斯•埃克托尔•提奥达特（Charles Hector Théodat）指挥下启航的消息。后者受命在北美东岸诱捕理查德•豪的舰队。在离开特拉华9天以后，理查德•豪得知法国舰队已经出现在北美殖民地外海。英国舰队处于劣势，可能在纽约或者罗德岛水域遭遇法国舰队围歼。一位第4团的陆军中尉描述了理查德•豪如何以“过去命令中惯有的冷静和淡定”应对危机，似乎完全不受纷至沓来的各种问题影响。随后的11天里，两支舰队彼此对峙，期间，理查德•豪充分展示魄力，迫使德斯坦放弃进攻纽约。此外，他也成功协助罗德岛纽波特的英国驻军阻挡德斯坦进攻。如非理查德•豪的行动，英国可能早在纽约或纽波特之战中就已经战败。最后，理查德•豪于1778年9月26日返航英国。 [89]

同时，威廉•豪爵士要求国会组建调查委员会，洗脱其在萨拉托加战败中的责任。这成为豪兄弟与杰曼之间的一次国会私人战争。豪兄弟一度有望获得胜利，他们与乔治三世关系密切，而国王乐于放弃伯戈因，其他政府部长准备保留豪兄弟的北美指挥权。他们的朋友也联合起来表示声援。被报纸比喻为“罗马贵妇”的子爵遗孀夏洛特•豪，指责杰曼利用二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贬低豪兄弟的文章，以此攻击兄弟二人。豪的朋友克里斯托弗•德奥伊利则以辞去杰曼所属的北美事务部次长职务以示抗议。尽管杰曼最终获胜，但是威廉•豪得到宫廷的礼遇。诺思伯爵还曾经接触理查德•豪，探讨由其替换桑威奇伯爵的可能。不过，他们还是因为认定北美战争取胜无望而失去国王支持。乔治三世致信诺思伯爵表示：“豪大人应当注意他的工作，并且像自己制定的计划一样执行作战计划。” [90]

豪兄弟因此令政府难堪，并且有利于反对派。1779年4月22日—6月30日，一个由上下院组成的委员会开始调查北美战争，内容指向豪兄弟的行为。威廉•豪爵士在下院为自己辩护，内容后来结册出版。4月29日，理查德•豪发表讲话，指责政府通过手册、报纸和咖啡厅跑腿的诽谤兄弟二人。5月，兄弟成功争取委员会传唤证人，包括两人极为期待的康华里。但是，康华里的表现令人失望，他坚持陈述事实，但拒绝就指挥官的决定作出判断。康华里当时即将出任北美指挥官。

兄弟二人试图洗白自己的做法等于投票判断诺思内阁称职与否。他们的失败源于政府仍然在下院中属于多数派。调查还受到西班牙宣战的冲击。6月29日，调查暂缓。对手继续通过25本手册维持议题的热度，手册的主要作者是两个定居伦敦的北美亲英分子约瑟夫•加洛韦和伊斯雷尔•莫德维（Israel Mauduit）。加洛韦曾在国会听证期间，作为针对豪兄弟的控方证人。莫德维曾在杰曼的默许下，撰写主张弹劾豪兄弟的手册。这场手册之战导致威廉•豪也加入了出版行列，将其1780年的下院自辩结册出版。 [91]

八

豪兄弟的仕途并未就此暗淡。诺思政府倒台后，威廉•豪成为枢密院成员、军械委员会副总监（lieutenant General of Ordnance）和19龙骑兵团上校。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晋升为上将，在英国抵御拿破仑的布防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此后，他先后成为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地区（Berwick-upon-Tweed，1795—1808）和朴利茅斯地区（1808—1814）总督，并且继承理查德•豪，成为豪子爵五世，晋身爱尔兰贵族。他比伯戈因和克林顿长寿，一直活到滑铁卢之战前一年，于1814年7月12日在朴利茅斯去世，终年85岁时，无后。墓地位于伦敦郊外的特威肯汉姆（Twickenham）。

理查德•豪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海军指挥官。1782年4月，诺思政府倒台后，他晋升海军上将并担任海峡舰队司令，于10月指挥著名的解救英属直布罗陀驻军远征。1783—1788年，理查德•豪在小威廉•皮特任首相期间，出任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1788年，他获得豪伯爵和兰加尔男爵豪的称号，晋身贵族。1792年5月，乔治•罗德尼海军上将去世后，理查德•豪出任英国海军副司令。他的声誉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中达到巅峰，1794年，理查德•豪于阿申特岛击败托马斯•维拉雷•德茹瓦耶塞-海军上将指挥的法国舰队。战斗中，他给法国海军造成7000人损失，俘获和击沉6艘战列舰。此役在后世以“光荣的六月一日”闻名。据称双方舰队持续接触期间，豪在主甲板连续留守了5天4夜。

“光荣的六月一日”成为英国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取得的首次重大海战胜利。此役被描绘在印刷品、纪念品、陶瓷制品、水杯、货币等物品上纪念。曾在1786年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抵达伦敦时为两人画像的马瑟•布朗（Mather Brown）还曾绘制此役的纪念画。战后，乔治三世登上理查德•豪的旗舰夏洛特王后号（Queen Charlotte），授予理查德•豪钻石柄佩剑。其他舰队高级官员获得爱尔兰贵族身份，其中包括海军上将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和萨缪尔•胡德爵士（Sir Samuel Hood），两人都曾参与切萨皮克角之战的指挥工作，在这场战斗中，两人都在弗吉尼亚外海被法国舰队机动迂回。1796年，豪出任舰队司令和海军陆战队总监。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理查德•豪任职朴利茅斯。期间曾经主持对查理、康华里的兄弟海军上将威廉•康华里爵士的军事审判。后者因被控违反海军部命令受审。理查德•豪的裁决有利于威廉•康华里。1797年，理查德•豪成为嘉德骑士团成员。

在海军服役了59年后，理查德•豪终于有机会实践其就北美问题主张的和解模式。1797年5月，乔治三世邀请其以私人身份协调斯皮特黑德的海军兵变。这是一次海峡舰队的集体兵变，期间发生军官被迫离舰的流血事件。尽管18世纪90年代，严重通胀曾推动陆军工资调整，但是海军工资从1652年以来一直没有变。理查德•豪深受普通水手欢迎，这也为他带来“水手之友”的诨名。服役期间，理查德•豪始终关注水兵福利和工作条件。调解期间他亲自乘坐划桨船前往每一艘提出请愿的战舰，聆听投诉。最后通过提出让步和国王赦免，成功结束兵变，舰队在一个月后启航。这成为他的最后一次工作任务，他曾经期待这一结果出现在北美。 [92]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理查德•豪面临着折磨其30年的痛风带来的巨大痛苦。他需要在拐杖的帮助下在伦敦的家中行走，经常需要借助巴斯的矿泉水缓解痛苦，并且借助当时流行的“电”疗医治痛风。1799年8月5日，他在伦敦格拉夫顿街（Grafton Street）的寓所去世，终年73岁，而后未经任何仪式，安葬于在诺丁汉郡兰加尔（Langar）堂区教堂中的家族墓室。年长他5岁的妻子玛丽，在近一年后去世。她来自一个名为哈托普（Hartopp）的大地主家族，两人婚姻长达41年，育有三个女儿。在两人结婚之初，一幅由托马斯•庚斯伯罗（Thomas Gainsborough）绘制的理查德•豪夫人肖像被一位评论家称为是这位画家绘制的最坚毅的女性肖像（图15）。独立战争结束后，夫妻二人在伦敦寓所和赫特福德郡的乡间别墅看门人小筑（Porter's Loge）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不过，玛丽也曾在理查德•豪前往绥靖斯皮特黑德兵变时随行。夫妇俩在英国和爱尔兰留下了大量财产。1803年，英国政府委托约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建造理查德•豪纪念碑，1811年，纪念碑在圣保罗大教堂落成。 [93]

[1] 　又名“布什内尔海龟”。——译者

[2] 　第二代巴林顿子爵。——译者

[3] 　即第一代黑斯廷斯侯爵，弗朗西斯•罗顿－黑斯廷斯。1762年起被称为“尊敬的罗顿”，1762—1783年被称为“罗顿大人”（Lord Rawdon）。——译者

[4] 　几尼，英国旧金币，1几尼值1镑1先令。——译者

[5] 　英文为“Bloodybacks”，同时指代英国的红色军装和英国军官鞭笞下属的惩罚方式。——译者

[6] 　撒梯（Satyr）：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好酒色。——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