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老赌棍” 约翰•伯戈因
伦敦难以接受英军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灾难的谣言从1777年11月初开始流传。12月初，坊间依旧充满揣测。《晨早纪事报》（Morning Chronicle ）通讯员还曾呼吁读者抵制阴险的间谍和“声名狼藉的虚假”渠道制造“坏印象”。这份报纸同时报道了威廉•豪占领费城的丰功伟业。12月4日，加拿大总督盖伊•卡尔顿发出的信件首先确认了这一败绩。“获报之际，乔治三世陷于极度苦闷。”据霍勒斯•沃波尔描述，国王为了掩饰焦虑，一度假装大笑，装出“不合时宜的轻松，以至诺思伯爵必须出面阻止”。在下院面对反对派发言人伊萨卡•贝尔（Isaac Berre）的质询时，乔治•杰曼子爵被迫以“震惊全场”的讲话承认战败。“阴霾笼罩着每个议员的面庞，有如坎尼的消息抵达元老院时，每位罗马元老似乎应有的表情。”12月15日，官方的投降消息抵达伦敦，消息得到证实。 [1]
国会中代表卡莱尔选区的议员安东尼•莫里斯•斯托勒（Anthony Morris Storer）致信友人时表示，他无法预测伦敦人对败讯的反应。他表示那些对战争漠不关心的人从昏睡中惊醒，看到“我们陷入多么可怕的境地”。安东尼认为，每个人“都对该危局”负有责任。没有人能够回答谁应当负责，但“所有人似乎都愿意原谅伯戈因”。《大众晚邮报》（The General Evening Post ）描述了咖啡馆的老顾客成为扶手椅将军的方法——“舒服地坐在炉火边，纸上谈兵”。他们对于伯戈因将军的行为各抒己见。 [2]
作为萨拉托加英军的指挥官，伯戈因似乎囊括了半吊子和小丑的贵族形象，注定得栽在朴素、务实的敌军指挥官手里。兼具士兵和剧作家身份的伯戈因，也是拥有舞台举止和言谈的表演家，生性具有赌博和纵欲的鲁莽倾向。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华而不实”，游戏人生的性格赋予其当代讽刺作品当红主角的地位。霍勒斯•沃波尔多次称其为“神气活现的将军”和“尤利乌斯•恺撒•伯格尼乌斯”，形容其为“虚荣的野心家，一知半解，不如不懂”。纳撒尼尔•拉克索尔认为，他的外形似乎更适合待在画室而非军营。 [3]
在一幅由其友人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于1766年绘制的肖像中，棕发的伯戈因形象迷人（图16），他的头侧向一边，凝视一侧的目光流露出坚定的神情。他的面容因黑眼圈愈显苍白。他在凸显肖像戏剧性效果的战斗场面和黑色硝烟背景中，穿着全套猩红色锦缎将军制服，搭配时髦的黑衬里灰色马甲，装饰银扣和代表所属第16轻龙骑兵团的肩章，右手拄马刀，左手叉腰。较诸其他英军指挥官，讽刺和传记作品更青睐独立战争期间的伯戈因。他还成为萧伯纳1897年的作品《魔鬼的门徒》中的角色。实际上，伯戈因成了丢掉美国的人的典型。 [4]
伯戈因在北美英军指挥官中实际上是最不具贵族色彩的。相比之下，豪兄弟是一位爱尔兰子爵的儿子。克林顿是第二代纽卡斯尔公爵的表亲。康华里是伯爵，托马斯•盖奇是一位爱尔兰子爵的次子。伯戈因的头衔只是“约翰尼绅士”。他来自一个早在1500年就已定居贝德福特郡萨顿（Sutton）的地主士绅家庭。他们利用修道院瓦解后拍卖土地的机遇发家。16世纪50年代开始，该家族进入国会，在随后的英国内战中支持国会反对查理一世。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门阀世系，不过人们怀疑伯戈因的婚生子地位。据霍勒斯•沃波尔复述的传闻，伯戈因是宾利大人的私生子，他是安娜女王时代的财政大臣 [1] 。据说传闻来自宾利夫人。约翰•伯戈因的母亲获得宾利男爵的大笔遗赠以后，故事流传开来。因无合法后代，宾利意图让剩余地产归入“我的教子约翰•伯戈因”名下，换取后者改姓本森。 [5]
不过，伯戈因的政治影响主要来自于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的大地主德比伯爵的关系。第一代德比伯爵为协助都铎家族取得英国王位，在1485年的博斯沃思之战中亲历锋镝。第五代德比伯爵曾赞助威廉•莎士比亚，后者曾在德比家族在利物浦附近的住地诺思利担任演员。第12代德比伯爵创设了至今仍然流行的年度赛马会——橡树林赛马会和德比赛马会。德比家族是英格兰西北部的重要政治势力，尤其是在兰开夏郡和利物浦。伯戈因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学校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德比伯爵领继承人兼斯特兰奇男爵（Lord Strange）的詹姆斯•史密斯•斯坦利（James Smith Stanley）。尽管比斯坦利小5岁，但是伯戈因仍与他成为密友，并表示对于斯坦利，“我极度欣赏他的美德和政治判断，他是我的恩人、赞助人兼朋友”。28岁时，伯戈因在与15岁的夏洛特•斯坦利结婚后，成为斯坦利的连襟，他的妻子是第11代德比伯爵的第六位女儿。他的岳父最初反对这门婚事，但最终还是屈服了。伯戈因与斯坦利家族的关系在1771年斯特兰奇男爵去世和1776年夏洛特夫人去世后依旧热络，这也成为伯戈因个人魅力的佐证。 [6]
德比家族赞助伯戈因获得高级骑兵军官地位和声誉。伯戈因家族拥有军事传统，在亨利七世时代获得持有武器的权利。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位陆军上尉，但因赌博散尽家财，去世时沦为债务人。15岁离开学校以后，伯戈因入役陆军成为骑兵禁卫军的一名副旅长。其军事生涯两度中断，影响了他在军队中的年资。第一次，由于尚未明了的原因，伯戈因于1741年11月出售了他在骑兵禁卫军中的职务，而后作为一名掌旗官加入第一皇家龙骑兵团，该单位又名“皇家团”。伯戈因在该团晋升至上尉，并且在对抗法国的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参与实战。他所在的团在1745年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的丰特努瓦之战（the battle of Fontenoy）中多次发动冲锋。1751年与夏洛特•斯坦利夫人结婚后，伯戈因再度出售军职，并迁居法国躲避债务。夫妇俩随后造访罗马，期间画家阿兰•拉姆齐（Allan Ramsay）曾为伯戈因绘制以斗兽场遗址为背景的肖像。阿兰后来还曾绘制乔治三世的加冕肖像。伯戈因从军的志向见于其每天阅读当代重要军事手稿的习惯，以及他与未来的法国首相德•舒瓦瑟尔公爵谈论军事议题。1755年，女儿诞生后，伯戈因获得岳父接受，回归德比家族，恢复在英国的行伍生涯。 [7]
伯戈因在欧洲的军事声誉形成于七年战争时期。作为一名上尉回归陆军加入第11龙骑兵团后，他在1758年布列塔尼外海的圣马洛岛登陆战中表现突出。这也是英国对法国沿岸数次不成功的袭击中的一次。其他后来在北美相互诿过的人物也都参加了这次登陆战，包括乔治•萨克维尔（杰曼子爵）、威廉•豪和理查德•豪。伯戈因随后被任命为陆军中校，加入第二步兵近卫军团。该经历对于其卑微的地位而言，既带来实际的好处，也是巨大的荣耀。随后，他被任命组建一个新的骑兵团——第16龙骑兵团，该团也被称为伯戈因的“快马”。骑兵团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骑兵团军职的卖价也高于步兵团。
在招募和指挥他的新骑兵团时，伯戈因尽显眼光和匠心。他并未采取授权招兵军士挑选士兵的传统做法，而是亲自在北安普顿郡处理招兵工作。为此，他与当地士绅把酒言欢，鼓励他们成为骑兵团军官，或者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吸引民众参军。伯戈因还发放海报，宣传在轻骑兵团服役的荣耀与刺激，承诺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战马、“漂亮的服装“和“最丰富的饰品”。他描绘了一种广受尊重的生活，骑兵团成员将得到全社会的追捧和女性的仰慕。他的广告中还专门谈到失业和贫穷，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人生事业有起有伏，如果趋势勇往直前，定能功成名就”。他在结尾签字称“马上行动报名参军吧”。 [8]
他还为新骑兵团的军官撰写守则，这在19世纪约翰•穆尔爵士（John Moore）改革前，在英国陆军中是史无前例的。伯戈因表示，守则不仅是“来自指挥官的命令，也包含友谊，部分借鉴和建基于观察与实践”。他禁止军官对士兵发誓，并且鼓励军官把部队视为“思考的人”。伯戈因在军官的私人谈话中鼓励“彻底的社会平等”，鼓励废除繁文缛节，甚至允许偶尔开玩笑。他建议军官每天花一定时间学习。他还提倡军官们学习法语，因为“我们这行当代最好的作品都以这种语言记录”。他强调写作技巧和绘图能力，认为军官应当能够完成要求手下完成的任务，特别强调军官应当能够亲自装备战马，如套笼头，他们应当了解每一条皮带和扣环。这种认识将确保军官更准确地检阅部队，以高标准要求部队。 [9]
伯戈因通过英国的老盟友葡萄牙获得了军事生涯中的桂冠。1762年西班牙宣战以后，伯戈因获派前往保卫葡萄牙，效力于绍姆堡－利佩伯爵威廉，也就是利佩伯爵（Count La Lippe），后者是一位德国军事冒险家，也是当时著名的炮兵军官，以乔治一世的私生子闻名。为了阻止西班牙军队通过边界进攻里斯本，伯戈因率领一支由多国军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勇敢地占领了瓦伦西亚•德阿尔坎塔拉（Valencia de Alcantara）的边境城镇。在强行军50英里以后，他率领一支骑兵发动冲锋，夺取了三个西班牙军团的军旗。西班牙人后来恢复元气，并开始入侵葡萄牙。伯戈因再次派出查理•李（Charles Lee）占领位于维利亚镇（Villa Velha）的西班牙前哨和军需站。这座村庄的两翼有两座破败的穆尔时代城堡。查理•李后来成为大陆军将领。伯戈因凭战功晋升为上校，并且得到了由葡萄牙首相庞巴尔侯爵（Marquis de Pombal）亲自颁发的国王钻戒。利佩伯爵为此撰写了一篇关于伯戈因服役记录的颂文，发布于《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 ）。他还在1766年出钱请乔舒亚•雷诺兹爵士为自己绘制肖像。该画像现陈列于纽约弗里克藏馆（Frick Collection）。 [10]
一
作为一位杰出的指挥官，伯戈因很成功且作风前卫。1765年，他的足迹遍及欧洲，意在了解各国军队，借机与沙场老将兼指挥官谈话，如不伦瑞克的斐迪南亲王。他还凭借在国外获得的查塔姆伯爵的引介，造访中欧各大战场，并与“双方主要人物”谈话。期间，他参加了不伦瑞克军事学院（Brunswick Military Academy）的数学和语言课程。在布拉格，他乔装前往侦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基地，并目睹了奥地利军队中的摩拉维亚和波西米亚军队步操训练。
返英后，伯戈因撰写了名为《当前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军事状态的观察与思考》（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s Upon the Present Military State of Prussia, Austria, and France ）的手册，比较欧洲各国军队。1766年草成后，伯戈因将草稿发给曾经在七年战争中领导英国获胜的查塔姆伯爵。伯戈因的手册显示了其抽象思考战争的能力。他尖锐地提出了一项社会学论据，指出训练和战术反映了民族性。在赞赏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训练方式的刻苦和细致之余，伯戈因认为腓特烈二世的训练方式降低了“所有的智力天赋因素”，将人贬低到“近似机器”。他不认为这种方式适用于英国士兵，伯戈因坚持认为应当视士兵为“思考者”。指挥官应当发掘士兵的理性、爱国心和同志情谊。他认为一种奉行“服从而非理性”的制度对高级军官而言是一种负担，制度导致军官们沦为“专家技工” [11] 。
伯戈因对于在欧洲军队中晋升高级军官的爱尔兰流亡者，尤其是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三个天主教强国的爱尔兰军官的素养印象深刻。其中包括被称为“野吉斯”（Wild Geese） [2] 的前爱尔兰詹姆斯党人旅士兵，1745年的英法丰特努瓦之战中，就是这批爱尔兰人扭转了萨克斯元帅所部法军的命运。伯戈因暗示，英军应当招募传统上被排除在征兵范围外的罗马天主教徒，含爱尔兰天主教徒。尽管关注自己的服饰，但伯戈因相信军装设计应当考虑“轻便保暖”。他还强调充足的薪给对陆军士气和素养的支持，关注士兵的待遇，这也为他带来了“绅士约翰尼”的绰号。 [12]
伯戈因的手册虽以博学著称，但内容也露骨地进行自我推销，预测下一次欧洲战争爆发。为了升迁，伯戈因有些不择手段。他的游说活动即使按照18世纪的标准也很有野心。1757年再度加入陆军一年内，伯戈因致信一位指挥官，对于“要听命于原先的手下”表达了厌恶之情。他极度自负地希望能够弥补早前职业生涯中断造成的晋升迟延，这种迟延导致他的级别无法与同代人比肩。1762年在葡萄牙，他成为唯一获得临时准将军衔的英军中校，从而拥有指挥葡萄牙和英国军队的资格。但是伯戈因并未满足，他致信首相比特伯爵，要求成为上校。比特回信表示，鉴于还有其他资格更老的中校，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一解释未能安抚伯戈因，他再度向负责战争的国务秘书查理•唐森德（Charles Townshend）提出申请。在得知亨利•克林顿在内的其他中校晋升后，他的请求更加频繁。他抗议对其他人的晋升考虑的是家庭背景，并不是完全基于美德。他警告说，拒绝他的晋升请求等于蔑视其保护人斯特兰奇男爵，且认为他“与克林顿先生列举的条件相同”。比特的立场最终软化，“出于对斯特兰奇大人的尊重和你的美德”，晋升伯格因为上校。 [13]
和许多雄心勃勃的陆军军官一样，伯戈因还谋求进入国会。1761年首次获选成为米德赫斯特（Midhurst）国会议员后，他成为下院60名拥有陆军军官身份的议员之一。他自视为独立议员，却很少偏离沃波尔眼中下院最杰出的演讲者——斯特兰奇男爵的立场。成为议员的最初十年里，伯戈因鲜少在辩论中陈词。1768年的选举中，他代表北兰开夏郡的普雷斯顿（Preston）当选。当地的众多选民属于德比伯爵的佃户。尽管全国选举中仅包括不到20%的成年男性，投票的权利却因选区存在区别。在伯戈因的个案中，德比伯爵说服下院给予普雷斯顿全体成年男性户主选举权。作为德比伯爵的指定人选，伯戈因的候选人资格对当地议员形成挑战，在此之前后者是绝对垄断市镇的国会议员资格的。选举由此成为争夺普雷斯顿未来政治控制权的斗争。选举中暴力横行，充斥着抢劫、拳头和帮派游街，候选人被迫动用了保镖。 [14]
伯戈因为此携带上膛的手枪前往投票，并自辩此举旨在自卫，但对手声称，他持械是用于恐吓。伯戈因还穿着骑兵团制服并有多名士兵保护。凭借与宗教异见分子结盟，伯戈因最终胜选。不过他还是为成功付出了代价。失败的对手在王座庭起诉伯戈因实施恐吓并胜诉。伯戈因为此支付了1000英镑巨额罚款，其部分支持者每人支付100镑罚款。另外，伯戈因手下的三名军士和鼓手由于穷困无力支付罚款，被判入狱。著名的报纸匿名作者朱尼厄斯（Junius）表示，作为政治支持的回报，首相格拉夫顿公爵为伯戈因垫付了罚款，并以收入丰厚的苏格兰威廉堡总督闲差赠予伯戈因。朱尼厄斯对此表示抗议，认为这种做法过去旨在作为年金奖励优秀退伍军人，不应该交给一个“未建寸功”的新丁。朱尼厄斯就伯戈因表示，“没有什么比他的尊严更加不堪一击”，进而暗示伯戈因是一位在皮克牌游戏中耍弄酗酒的年轻贵族的老千。几年以后，当类似指责再度出现在下院议场时，伯戈因起身拔出了手中的剑。 [15]
1772年，伯戈因和威廉•豪、亨利•克林顿一起晋升为少将，乔治三世经常检阅伯戈因的骑兵团，并在温布尔登公地（Wimbledon Common）观看该团演习。1766年，骑兵团被乔治三世升级为皇家单位。第16骑兵团而后以“女王的轻骑兵团”著称。 [16]
伯戈因继续平步青云。他出入于伦敦最时髦的会所和社团。热爱剧场和艺术界的伯戈因结交了莎士比亚剧作表演者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和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伯戈因也是德文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Devonshire）乔治亚娜•卡文迪什交际圈的成员。他还结交亲政府和反对派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诺思伯爵、查理•詹姆斯•福克斯、马奇和昆斯伯里伯爵乔治•塞-尔温（George Selwyn）以及德文郡公爵。伯戈因也是特鲁利街戏院（Drury Lane Theatre）绿屋（Green Room）演员休息室的常客。他不但定期光顾“星期三晚俱乐部”以及里奇蒙山的“星星与吊袜带餐厅”（Star and Garter），也没冷落布鲁克斯俱乐部和怀特俱乐部的赌局，以及索尔兹伯里和纽马克特的赛马会。1768年普利斯顿选举后，伯戈因在伦敦和兰开夏购买了气派的住所，聘用苏格兰建筑师罗伯特•亚当重新装修至今仍位于梅菲尔区（Mayfair）的赫福特街（Herford Street）10号的伦敦寓所。同时，他又在兰开夏郡沃尔顿勒代尔（Walton-le-Dale）的库珀山（Cooper Hill）动工建房。地点位于一处古罗马军营，靠近斯特兰奇男爵的住所佩顿寓所（Patten House）。伯戈因设计了住所，该建筑可能是首栋装配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的避雷针的英国建筑。 [17]
1774年6月，伯戈因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剧本。后来首次在伦敦西区（West End）公演的《橡树林的少-女》（The Maid of the Oaks ）是一种刚开始流行的野宴活动，或者乡村节庆剧目，剧本为庆祝伯戈因21岁的内弟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后来的第12代德比伯爵——与阿盖尔公爵的女儿贝蒂•哈密尔顿夫人订婚而作。橡树林是伯戈因向德比伯爵租借的乡村兼狩猎别墅，位于萨里的埃普索姆镇（Epsom），距离伦敦中心约西南14英里。伯戈因为举办仪式花费了350万英镑，比房子本身还贵，以极度的奢华成为仪式大师。他向来宾们致意，随后带着宾客体验“感官盛宴”，内容包括专门种植的橘树林，以小提琴家弗朗索瓦•希波吕忒•巴托罗门（Francois Hippolyte Barthelemon）为首的乐队演奏的小步舞曲，同时还有著名女高音珀莉•杨（Polly Young）到场，以及酩酊大醉的厄斯金伯爵演奏小提琴。宴会上还有焰火、射箭、九柱戏、佩戴天鹅绒翅膀的牧羊女和悬挂在树上的仙女，年轻的男孩置身于快乐的农民中参加保龄球和撞柱游戏，这情景让人想起了世外桃源。两位丘比特向女性宾客敬献花束。许多表演者是著名演员，来自伦敦皇家剧场（Theatre Royal）的戴维•加里克旗下演出团体的艺人。建筑师罗伯特•亚当为宴会设计了一座临时的帐-篷展览馆，内设一座装饰伊特鲁利亚艺术品和猩红色座位的舞厅。 [18]
晚宴结束后，宾客观看了伯戈因的假面舞剧，戴维•加里克后来改编了该剧本，使之成为一出在皇家剧场上演的五幕剧。这部剧本预示着音乐喜剧的出现，这种表演形式后来得到崛起的中产阶级追捧。故事是一出闹剧，一位绅士被指定与一位平凡的村姑兼孤儿结婚。新郎的一位朋友试图阻止婚姻，为此质疑新娘，进而指责全英国的女性贪婪。新郎的父亲威胁取消新郎继承权。婚礼得以继续，新娘的监护人最终表明自己就是女孩的父亲，表明女孩是一位继承人，身份保密的原因只是其父希望女孩能够获得真爱。戏剧由于其中一个由弗朗西斯•阿宾登（Frances Abington）出演的角色主张女性平等而出名。乔舒亚•雷诺兹曾为阿宾登制作肖像，现陈列于耶鲁的英国艺术中心（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该剧的舞台布景由著名艺术家菲利普•詹姆斯•德卢泰尔堡（Philip James de Loutherbourg）绘制。不过戏剧为之庆祝的那场婚姻的结局并不快乐。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出现是1778年5月2日从圣詹姆斯宫的画室出来，之后，伯爵夫人私奔，并与前情人约翰•弗雷德里克•萨克维尔（John Frederick Sackville）育有一子。萨克维尔是多赛特伯爵的儿子，以及乔治•杰曼子爵的外甥。 [19]
二
伯戈因其政治上的独立性自豪，但偶尔反对政府也能为其取得政治回报，换取未来的支持。在1770年阿根廷外海的福克兰群岛争议之后，他投票反对一项与西班牙的和平条约。乔治三世致信诺思时表示，“看到少数派中出现伯戈因上校的名字不同寻常。我几乎以为自己眼花了”。伯戈因还投票反对1772—1773年在圣文森特的加勒比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岛上的种植户试图夺取原居民的土地，由此引发涉及原居民权利的激烈争论。伯戈因在争论中站在加勒比人一方。在经历了博弈后，伯戈因支持1772年的《王室婚姻法》（the Royal Marriage Act），授权乔治三世限制王室成员未经国王许可结婚的权力。国王曾为此致信诺思表示，如果伯戈因不能支持法案，“我将考虑撤换威廉堡总督” [20] 。
在代表英国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问题上，伯戈因更加积极，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声誉。这是一个拥有陆海军和行政人员，甚至拥有佩饰星星和条文旗帜的商业实体。公司似乎无法自我管理，由于领土扩张导致防务和行政成本持续上涨，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但是政府认为公司规模太大，难以容忍就此破产。伯戈因为此提出多项旨在恢复公司信用和公众信心的措施，包括减少股东分红，以及宽限公司清偿债务的期限。他主张，这类临时措施必须配合对公司行政系统和雇员财务操守的根本改革。 [21]
1772年4月，伯戈因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国会讲话，期间主张政府必须“作为公司的真理明镜”，东印度公司管制不足的情况，引发了“人的邪恶情感”。他提议建立并领导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最终揭露了公司内部轰动社会的腐败行为。委员会成员包括乔治•杰曼、理查德•豪、伊萨克•巴雷和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伯戈因试图增加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监管和介入，但是诺思伯爵希望二者关系保持暧昧。触及私人财产权是一个敏感话题，同时也会引起恐惧，人们担心国家控制将为政府提供政治庇护的资源，从而打开政治腐败的阀门。诺思无意公开公司雇员的欺诈行为，并且建立自己的秘密委员会旨在架空伯戈因的委员会。诺思还为公司提供贷款，同时却主张政府没有义务扶植存在危机的私人企业。 [22]
1773年5月3日，伯戈因表示，如果不揭露并惩罚此前的罪行，改革没有意义。他披露，其所属委员会的调查暴露了东印度公司重量级首富兼成功的雇员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的罪行。克莱武又名印度的克莱武，曾致力于巩固英国在次大陆的霸权。他是1757年普拉希之战的指挥官，并凭借这次胜利，成为普拉希的克莱武男爵（Baron Clive of Plassey），这次战役对英国扩张在孟买的霸权具有重要意义。克莱武与诺思政府有关。多名阁僚的地位也与克莱武的关照有关。真相被揭露后，伯戈因在下院成功推动多项措施通过，包括主张英国拥有东印度公司获取的全部土地。其次，公司雇员接受私人馈赠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在试图正式审查克莱武方面，伯戈因面临克莱武的积极抵制，遭遇挫折。克莱武为此留下了一句名言，在获取津贴和礼物方面，“我对自己的克制感到震惊”。经历伯戈因的调查以后，克莱武经常失眠，并且沉迷于鸦片。1774年11月，印度的克莱武在伦敦伯克利广场的寓所自杀。 [23]
与豪兄弟和康华里不同，伯戈因坚定支持对北美殖民地的威慑政策。1766年，他投票反对废除《印花税法案》并且支持《宣示法案》（Declaratory Act）。1774年，伯戈因又支持后来诱发独立战争的《强制法案》。他秉持国会拥有权威的传统观点，认为北美殖民地是个被不列颠的“宽容和温柔”宠坏的小孩。不过他依然希望通过说服化解危机。在1774年4月19日涉茶税的争论中，他表示无意看到殖民地“匍匐在我们的脚下”。这句话来自一年前诺思伯爵一段不合时宜的讲话。当时，诺思表示“希望看到殖民地被理性说服，而非屈服于刀剑暴力”。他相信有事好商量，视北美殖民地为帝国的合伙人，也认为废除茶税能够消除北美殖民地的所有不满——“其目标是征税权而非税费本身。当地在这一立法领域的独立状态，才是争夺的关键”。在他讲话期间，听众“因厌倦争吵”，有的走神，有的窃窃私语。人们私下暗语“将军成了驽马而非快马”。沃波尔形容伯戈因是一位自负的演讲者，讲话辞藻华丽、深思熟虑，但并不出彩。 [24]
三
1775年2月，伯戈因获邀接任北美高级指挥官，但他无意接受，直到乔治三世出面游说。1月，伯戈因首次从查理•詹金斯处获得任命的暗示，后者是国王和诺思公爵在财政部的亲信。当两人漫步穿过下院外的人潮时，詹金斯表示期待伯戈因奔赴北美，“眼神和强调口吻异于寻常谈话”。伯戈因怀疑詹金斯意图试探，表示“每位士兵都有义务奔赴命令指示的方向”，但他相信“基于目前情况，没有人喜欢那票事”。2月2日，战争秘书威廉•巴林顿子爵召见伯戈因。两人先开始了一段非正式谈话，内容涉及政府前晚关于北美问题的争论，讨论这个议题令内阁成员们很晚才回家，且“极度疲惫”。巴林顿“闲聊各种相关话题”后突然话锋一转，表示他期待随着伯戈因的到来，“北美的一切将好转”。巴林顿突然转换话题时依旧面不改色，仿佛事不关己。 [25]
伯戈因认为这种透露新闻的方式在“涉及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意外且……最不愉快的事件时”，“不同凡响”。尽管担任战争秘书，但是巴林顿反对和北美开战。如果战争势在必行，他倾向避免使用陆军，而是采用海军封锁。在任职初期，伯戈因曾经冒犯巴林顿，他在致信巴林顿时提醒后者，自己的新骑兵团尚未配备牧师和唱诗班，这些配置将提高他来自骑兵团的收入。这项要求惹得巴林顿大怒，他在回信中表示，伯戈因攀比“陆军中长期服役的高级官员”，而且他已经得到了“陆军中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关照，这些好处就其现有的各种为人素养而言，他尚无资格以军人身份享有。” [26]
当伯戈因回信表示如果可以选择，他将拒绝接受前往北美的任务时，巴林顿立即向伯戈因保证，他相信伯戈因是国王的个人选择，这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他选择将军“仅仅出于谨慎的考虑，根据其判断，最适合每个特定军种的人选”。伯戈因表示他为“被归类为这类同僚”感到荣幸，请大臣向国王代为表达其随时领命的意愿。 [27]
伯戈因把领命时的犹豫归因于家庭因素。他顾虑妻子日益严重的瘫痪和病患。夫妇两人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孩子——10岁的女儿夏洛特•伊丽莎白•伯戈因。夏洛特于1764年下葬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北回廊。伯戈因写信表示：“长期甚至永远离开一位温柔、忠诚、友善的同伴与友人的痛苦。一位在24年里的每一刻都无可指摘的妻子，这可能是一位男性获得的最好祝福。”他担心一旦阵亡可能导致妻子陷入财政困境：“对于她的地位和美德我（竟然）只能报以轻率。” [28]
伯戈因还从职业角度感到不快，因为委任并未给予其独立指挥权，仅仅指派他成为两名资深少将的属下。他表示“自己开始遗憾获选仅为补充三头政治”。伯戈因通过游说政府成员，取代威廉•特赖恩（William Tryon）成为纽约总督。他还试图弥补与首相诺思由于东印度公司存在的分歧。伯戈因与查理•詹金森交谈，因为相信后者指派他接受任务，意在让他成为北美的唯一指挥官。他还会晤了乔治•杰曼。在接触威廉•豪时，他表示愿意接受“某些更积极的工作，而非仅仅管理一个旅”。此后，伯戈因逐渐倾向认为诺思支持自己，认定威廉•豪利用“各种手段”抵制自己。因此，早在刻尔柏洛斯号启航前，将军们围绕指挥权早已心存芥蒂。 [29]
离英前，伯戈因在下院发言，支持政府的北美政策。他积极投身北美政策辩论的做法与威廉•豪和克林顿的沉默反差强烈。后两人也是下院议员，但在为北美的指挥决策自辩前，从未发表讲话。对于自己的介入，伯戈因认为公众臆测军事指挥官们在北美问题上的情绪。人们尤其担心，将军们由于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利，他们可能受到煽动性言论的影响而倾向暴力，或者鼓吹可耻的让步。他表示自己愿意出于勇敢和激\_情采取行动。陆军成为矫正的工具在所难免，但它将避免“突发的一时冲动” [30] 。
伯戈因承认“自由的梦想和徘徊瓦解了英国人的怒气”。英国人固然应当牢记他们“在与臣民和兄弟争斗”，但也不应忽略他们正在为帝国的命运而战。伯戈因相信过去10年里的历届政府对错误负有某种责任。但是，国家的代表们是否愿意支持“英国多数理性的人民”的信念，即国会的最高权威，是个简单的议题。否则，不列颠将回归“世界版图上原始的卑微地位，而费城的大会”将成为“无须帝国保佑的立法机构”。沃波尔认为伯戈因的讲话是一篇“漂亮话”，不过也值得称赞。伯戈因后来出版了讲话，它也成为1775年北美大陆出版和流传的少数英国反独立作品。 [31]
离开伦敦前往朴次茅斯前不久，伯戈因与托马斯•哈钦森共进早餐。托马斯被视为英国境内消息最灵通，也最重要的亲英分子。席间伯戈因公开批评英国政府缺乏坚强领导，内阁行事寡断拖沓。尽管他将在一周内动身，却未获得任何指令。1775年4月18日上午，伯戈因在朴次茅斯登船前往北美前，托友人代为保管一封信件。一旦伯戈因阵亡，信件将致送国王，请求为其妻子夏洛特•伯戈因夫人提供王室保护。信件内容再次表明了伯戈因的忧虑，他担心妻子的健康一旦恶化，可能面临“财务窘迫”。他表示，妻子除了违背家族意愿嫁给自己，没有其他过错。除了他经常外出执勤，两人从未彼此疏远。 [32]
四
伯戈因在波士顿充满沮丧和躁动。他得到了“舒展将军”的绰号，因为他以说“让我们赶快到达，我们将舒展拳脚”闻名。抵达三周后，伯戈因在致信诺思时抱怨他的职务令其无法为北美战局做出贡献，请求在圣诞节离开，返回英国。在致一位国务秘书的信件中，伯戈因又表示觉得自己在1775年6月17日的邦克山之战中沦为“无用的旁观者”。作为资历最浅的少将，他率领炮兵在一次持续射击行动中，与敌军短暂交锋。他抱怨所在位置使之处于“无所作为、昏昏欲睡、令人厌恶的状态，乃至投闲置散，对于指挥而言，地位太低，对于行动而言，要求太高”。他表示，自己对这一状态已有言在先。 [33]
伯戈因生动记录了邦克山之战。他希望自己的记录能够广为流传，因此在写信时没有封口，以便妻子能够在转交最终收信人以前，摘抄信件内容。这封致帕莫斯顿的信件记录了约翰•皮特凯恩少校的阵亡经过，后者曾率领向康科德进发的英军前锋。在邦克山，他率部对敌军战列发起最后冲击，并高呼：“现在，光荣属于海军陆战队！”人们历来认为，他是被皮特•塞-勒姆（Peter Salem）击毙的。这是一位出现在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就邦克山之战所作著名绘画中的黑人士兵。伯戈因描述了皮特凯恩之子，当时正站在父亲身边的另一位海军陆战军官，在父亲倒下之际“扛起父亲返回1/4英里外的小艇，亲-吻父亲后立刻返回战场”。伯戈因的战争视角充满艺术和传奇性，他在描述结尾认为，“在一位优秀的画家或者历史学者笔下”此景“将媲美古典作品”。此后，他到处宣称自己是伟大事业中的小角色。 [34]
伯戈因的确曾敦促政府动用宣传手段说服敌人，同时影响任何地区的民意。历史学家阿桑•比利亚斯（Athan Billias）誉之为理解心理战的人，能够“把握革命理念的内涵，了解英国人在和武装的人民而非职业军人作战”，知道他们在进行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伯戈因表示，明智的政策在于通过文字和讨论，制造正规军优于敌方非正规军的印象。他建议政府委员会在下一次战役开始前制作一份声明。伯戈因已经看到了说服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夸张改变观感的可能性。1775年6月22日，托马斯•盖奇将军指派伯戈因撰写一份对马萨诸塞-实行戒严法的告示，旨在通过赦免放下武器的人，和威胁继续抵抗者，分化民众。尽管告示因堆砌辞藻遭到嘲讽，但也代表英国为说服做出的努力。 [35]
伯戈因同样希望通过他与英裔美国将领查理•李的公开通信影响舆论。李曾在葡萄牙效力于伯戈因，此后因为失望移居北美。李是大陆军将领中最具原创性和创意的战略家，曾建议完全采用游击战对抗英军，也是他启动了与伯戈因的信件往来。在谈到伯戈因时，李表示：“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人的尊重和友谊能赋予我更多荣幸。”写信的目的在于警告伯戈因避免被英国国内对北美观点的误读所误导。李曾经前往东岸各地与各阶层人士交谈，并发现“同样的精神鼓励了所有人”，他们立志不自由毋宁死。李因此预言，任何镇压叛乱的尝试“势必无果而终……你不可能成功”。伯戈因回信称，并不存在专制的状况，而且依然可能从英国获得对不满的救济。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对洛克先生的学说以及其他人权的优秀宣传者并不陌生”，并宣布自己对斯图亚特时代“接受和运用上述学说的不朽的辉格党人的敬意近乎偶像崇拜”。伯戈因提议双方举行一次会晤，但是受到英国政府和大陆会议阻挠。 [36]
伯戈因的寻欢作乐凸显了波士顿的沉闷。他在老南区会议厅（the Old South Meeting House）建立了一所马术学校，以此鄙薄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教徒。在他沦为战俘后，捕获者在经过波士顿时，挖苦地对伯戈因提起他的这所学校。此外，伯戈因还为英国陆军中的职业演员撰写剧本，经常在法纳尔礼堂（Faneuil Hall）上演。他还为伏尔泰的《扎拉》（Zara ）改编本撰写开场白和后记，乘机挖苦公理会教徒假正经。这两部分由罗顿侯爵和一位10岁的女孩分别朗读。伯戈因还撰写了名为《封锁波士顿》的闹剧，戏中华盛顿沦为“戴着特大号假发、佩剑拖地的胖子”。开演后，幕布升起时，一名值班军士冲上舞台大叫“扬基攻击”。观众鼓掌欢笑，直到听到真的预警枪声，军官们随即解散返回单位，并且贴上告示——“危局来临时，让女士们留在礼堂里”。默西•奥蒂斯•沃伦（Mercy Otis Warren）在她1776年撰写的剧本《白痴》中讽刺伯戈因，剧中伯戈因被称为“舒展空间”。作者与波士顿的反抗运动关系密切，也是爱国领导人詹姆斯•奥蒂斯的姐姐。她后来撰写的三卷本战史，成为美国方面最早的战争记录之一。 [37]
同时，伯戈因继续向国内发送各种结束战争的计划。在目睹了邦克山之战后，其观点转变，开始从宏观的政治和军事层面看待叛乱，同时提出政治和军事解决方案。和豪兄弟一样，伯戈因倾向优先尝试和平路线，实现谈判妥协，为此建议允许其放弃军职，到尚未受到战争影响的北美其他各州旅行，了解事实。他否认获得正式授权的意愿，仅仅希望作为“议会成员个人、人性之友兼祝福者实现两国联合” [38] 。
当然，伯戈因也在考虑军事出路，并对波士顿的情况做出晦暗描述。他并未贬低叛军，反而指出他们的防御思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坚守邦克山。他们勇敢、聪明地撤退而非溃散，同时他们也是使用枪炮的专家。他们的领导人可能是政治理念“建基于错误原则……依赖诡辩和疯狂支持的”“放荡伪君子”，但普遍“能力卓越”。乡间到处是筑垒。因此叛军只是被从一个山头赶走，撤到另一处阵地，导致必须发动下一轮围攻战。面对一支“完全属于轻步兵”的敌军，英军的数量仅足够确保部队和补给站之间的交通，草料和牲口数量不足，伤病员无法得到给养，甚至连汤都没有。部队缺乏情报，他们不仅不了解大陆会议，甚至不清楚几英里外山丘的情况。实际上，伯戈因认为最好撤离波士顿。英军在缺乏军队和补给的情况下进行坚守。 [39]
伯戈因建议，短期缓解波士顿局势的出路在于英国舰队攻击罗德岛沿岸，逐步摸索当地情况，向南推进。行动同时构成牵制，用于掩护和协助更重要的目标——纽约。伯戈因认为控制纽约对控制北美具有战略意义。长岛是一个潜在的补给资源，能够支持哈德逊河沿线的行动。他设想两支部队从纽约和加拿大出发，沿哈德逊河对进会师，切断新英格兰的外联。 [40]
伯戈因表示，不列颠和爱尔兰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军队镇压叛乱。他宣称这一观点表达了“北美战局内行们的情绪”。他认为，必须大规模招募外国雇佣军启动哈德逊河行动。同时，来自加拿大的英军应当包括英国正规军、加拿大部队和“大批印度军”。伯戈因动用印度军队的期待后来被认为与杰曼有关。不过伯戈因承认，“相对于应对其他措施，叛军对于印度军队接触的报告更警惕”。他因此推荐“认真准备和运用这一力量”。伯戈因进而建议正规军数量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补充黑人士兵配合正规军震慑南方各省实现”。此外，陆军的行动应当获得大规模舰队的支持，后者负责扫荡东岸，从而“可能在一次战役中完成目标”。英国无法接受这种办法，这种做法只能导致“更多颗粒无收的开支、大量死伤和各种失望” [41] 。
五
12月底以前，伯戈因回到伦敦，开始为在北美获得更好的职务努力，期间逐渐接近北美事务秘书乔治•杰曼子爵。回程路上，伯戈因继续研究对下一次战役的看法，并写成《北美战争反思》的文件呈递内阁。他建议实施更有效的海岸封锁，切断叛军补给。和1776年计划一样，主要的军事目标依旧是纽约北上部队和加拿大南下部队会师。
伯戈因的修正版本的要点在于，计划对叛军的作战能力表示敬畏，并且洞悉北美战争带来的各种问题。叛军倾向避免决战和阵地战。他们偏好运用土方工事和砍倒的树木建构的栅栏实施掩护和坚守。伯戈因还否定了英国军官对北美民兵的贬低。他认为对手善于运用树林、沼泽、石墙、袋地和隐蔽点等地形。“每个人都是将军，他们把每棵树和灌木丛变成临时堡垒”，“依托隐蔽带来的安全感，深思熟虑、冷静、笃定地”开枪后转进其他有利地点。伯戈因的结论指出，民兵在撤退时，仍旧是可敬的对手。 [42]
伯戈因强调应对北美战争环境时机动性和弹性的重要作用。他主张扩充轻步兵的规模，使之成为英国陆军的标准单位。他还设想通过炮兵动摇叛军阵地后，由轻步兵发动坚决攻势的战术。为了实施更有效的海岸封锁，伯戈因还建议使用包括从90吨小型纵帆船到手摇船在内的各类小型武装船舶。他设想这类较小型船艇可以成为环绕大型战舰或护卫舰的卫星船，功能类似轻步兵，能够在浅滩、海湾和浅水道中巡逻。 [43]
他最终成功获得晋升，成为加拿大总督兼总司令盖伊•卡尔顿（图19）的副手。英国政府原本准备任命亨利•克林顿，但因克林顿指挥的查尔斯顿远征失败而作罢。这项任命苦乐参半。伯戈因还在英国活动期间，他的岳父母于两天内先后去世。他妻子原本不佳的健康状况又因双亲的去世雪上加霜。伯戈因原本打算留下来陪她，同时考虑回绝任命，但在1776年3月，他还是被迫再度启程前往北美。
就在威廉•豪属下的部队和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云集纽约港之际，伯戈因正率领一支大规模增援抵达加拿大。1776年5月初至6月中，仅900人的加拿大英国驻军扩张至12 000人。其中1/3属于德国雇佣军，主要来自不伦瑞克。伯戈因一行包括一批睿智的麾下将领，如41岁的弗雷德里希•冯•里德泽尔男爵（Baron Friedrich von Riedesel），其属下含3个杰曼旅。还有45岁的炮兵指挥官威廉•菲利普斯少将（William Phillips），他曾在葡萄牙作战期间隶属伯戈因。托马斯•杰斐逊后来称菲利普斯为“地球上最自负的国家里的头号自大狂”。西蒙•弗雷泽准将（Simon Fraser）指挥轻步兵单位，他在1761年北德意志境内的魏岑村（Wezen）曾仅以50人击退400名法军的进攻。 [44]
1775年12月以后，魁北克就处于理查德•蒙哥马利和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将军指挥的大陆军围攻下。其中，蒙哥马利是一位前英国军官，也是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的好友。参与围攻的大陆军数量不多，但是骁勇善战。美军于12月31日的暴风雪夜发动半夜进攻。蒙哥马利在初始攻击中阵亡，阿诺德腿部受伤，被迫撤往蒙特利尔。随后，由于兵力锐减和独立战争期间北美大陆流行的天花，围攻逐渐失去动力。随着圣劳伦斯河解冻和伯戈因所部援军抵达，阿诺德放弃进攻，开始撤退。 [45]
伯戈因抵达魁北克后发现，盖伊•卡尔顿已经开始追击撤退的大陆军。卡尔顿担任代理总督已达10年。他6英尺的身材 [3] 和慑人的军人作风使之以冷漠和傲慢著称，但卡尔顿也被视为能吏，他是詹姆斯•伍尔夫（James Wolfe）的密友。根据罗杰•朗姆中士（Roger Lamb）的描述，“他犹如一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守备队，不容偷袭”。1776年，卡尔顿成为北美英国驻军最高长官。加拿大的欧洲居民包含以商人和工匠为主的3000名英国臣民，和多达75 000名法裔加拿大人。卡尔顿曾设想推动庞大的法裔融入英帝国，并为此游说本土政府恢复法国法律，宽容罗马天主教。他反对建立选举会议，因为这将导致3000名英国臣民统治占多数的法国天主教徒。他的建议获得认可，并见诸1774年《魁北克法案》。这项法案触怒了少数派英裔，使他们同情革命。但让步被证明有利于维持法裔居民中立，虽不足以促使他们积极支持战争。 [46]
1776年5月底，伯戈因随同卡尔顿前往圣劳伦斯河与魁北克蒙特利尔之间的印第安人三河区定居点（Three Rivers，法语Trois Rivieres）。大陆会议全力入侵加拿大，增派5300人二次进攻魁北克。和英国人高估北美殖民地亲英派数量一样，大陆会议夸大了加拿大地区支持革命的潜在人口规模。6月8日，西蒙•弗雷泽准将在三河地区击退大陆军的约翰•沙利文少将（John Sullivan）指挥的敌援军前锋。
威廉•豪准备入侵纽约之际，伯戈因正追击撤退的沙利文部，期间，“其属下几乎生擒阿诺德”。伯戈因的部队乘坐运输船追赶敌人，但是苏利文和阿诺德还是借助逆风，在圣约翰会师。伯戈因抵达时正好目睹敌人划船驶向尚普兰湖。由于缺乏小艇，伯戈因和卡尔顿无法继续追击。但是到了1776年7月初，伯戈因已将敌军逐出加拿大。本内迪克特•阿诺德最后撤离，他可能开枪击毙了他的马以免落入敌人手中，同时他发誓将回师夺取加拿大。不过，战后重新作为英国国民回到加拿大时，他才兑现了这一誓言。 [47]
卡尔顿和威廉•豪一样谨慎，而且相信和解态度有助于双方重新接近。他释放战俘，以示仁慈，希望借此动摇北美殖民地的民意。战俘中包括“老车夫”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后来成为大陆军将领，并取得1781年考彭斯之战（the battle of Cowpens）大捷。伯戈因并未浪费时间等小船，而是在获准后随即率部横渡安大略湖，在敌军能够阻止英军横渡尚普兰湖、挺近纽约州北部前，切断敌军。伯戈因同时希望他建议的牵制行动协助威廉•豪从纽约出发，沿哈德逊河北上，与卡尔顿会合。但其要求遭到了卡尔顿的拒绝。卡尔顿迁延了一周的时间等待从圣约翰运来的大炮。他的运输艇也为此分散用于通过尚布利，以及卡尔顿所部海军陆战队从圣劳伦斯河增援。他的延误使敌军有时间加固了王冠点和提康德罗加地区的筑垒。前一地点位于乔治河的北段，而后者位于尚普兰湖的南端附近。 [48]
卡尔顿再度沿黎塞-留河进军时，他的推进面临菲利普•斯凯勒将军（Philip Schuyler）安排的舰队阻击。斯凯勒深刻了解维持尚普兰湖地区大陆军海军优势的重要性。这支舰队由阿诺德匆忙组建，但还是导致卡尔顿浪费了关键的时间用于造船对抗阿诺德。尽管他最终在1776年10月11—13日的瓦尔库尔岛海战中击败阿诺德，但是延误使波兰籍工程师萨帝厄斯•柯斯丘什科得以加固提康德罗加堡的大型筑垒。这个堡垒控制了尚普兰湖的战略要害，保卫进入纽约地区的入口。11月3日，卡尔顿占领国王点的堡垒，从而控制了夺取提康德罗加堡的天然跳板，两座筑垒仅相距15英里。由于冬季到来，以及驻提康德罗加堡垒的大陆军兵力强大，卡尔顿决定放弃王冠点返回加拿大。经此役，他成功保卫了加拿大，导致敌军损失了5000人。但是，他未能继续进攻意味着其无力执行支持威廉•豪的任务。 [49]
和在波士顿围攻战期间的做法一样，伯戈因再度离职返回英国。他曾认为卡尔顿将固守王冠点，以便来年开战。只是在离开时才发现卡尔顿放弃了堡垒。和豪属下的克林顿一样，尽管伯戈因没有公开质疑卡尔顿，但对自己的建议未予采纳感到沮丧。他在一封致克林顿的信件中表达了不满，这封信也起因于1776年6月，他离开英国期间妻子去世。她被葬在已经去世的女儿位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北回廊的墓旁。伯戈因在信中试图寻求同病相怜的鳏夫克林顿的安慰。他告诉克林顿，自己几乎把信烧掉，因为清楚“你的心境，知道你读信时难免痛苦”。而后笔锋一转，开始抱怨卡尔顿在加拿大战役中的举措。尽管伯戈因对杰曼表示返回英国是因为健康原因和处理妻子的后事，但他对克林顿表示，“在一支二流军队中的二流驻地里，让人无法容忍”。1776年12月9日抵达英国后，伯戈因于次日拜会乔治•杰曼，会晤恰逢其时。 [50]
杰曼对属下各指挥官的进展感到失望。加拿大的盖伊•卡尔顿、纽约的威廉•豪和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克林顿都未能凭借杰曼于1776年派遣的大军获得决定性胜利。早在卡尔顿撤离王冠点之前10周，杰曼和内阁已经决定伯戈因将取代卡尔顿，但在1777年春季到来前，任命并未抵达加拿大。杰曼绝非出于恶意做出决定，因为他希望在两路军队汇合前，保留威廉•豪的统帅地位。后者的资历比卡尔顿浅。然而，卡尔顿与杰曼的关系恶化，前者向后者发出了一封怒气冲天的信。乔治三世虽然欣赏卡尔顿，但不赞同他“信笔向国务秘书发泄愤怒”的做法。杰曼则批评卡尔顿在战役后期的做法“愚蠢或死板”。他还试图阻止乔治三世授予卡尔顿巴斯勋章，以奖励后者成功保卫加拿大。 [51]
伯戈因否认自己曾试图取代卡尔顿指挥加拿大英军。离开加拿大返英前，卡尔顿交给伯戈因一份准备递交政府的建议，内容涉及1777年战役计划。在回国的路上，伯戈因修订了卡尔顿的计划，使之扩充成为一份名为《加拿大服务观察及备忘》的16页报告。他在报告中增加了自己明确标记的评论，名为“观察”，在观察中，他根据“卡尔顿将军的要求”进行评论和扩充。 [52]
除了会晤杰曼，伯戈因还获准觐见乔治三世，国王已经认为卡尔顿“可能过于冷漠，未按预计积极行动”，应以“更为进取的指挥官”取代之。国王为此向诺思推荐伯戈因。1776年圣诞节，甚至在其正式就任加拿大陆军司令以前，伯戈因就已经以价值50几尼的小马和反对派领导人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在伦敦布鲁克斯俱乐部的一本工资簿上登记打赌，伯戈因宣布，他将“在1777年圣诞节从北美凯旋”。1月初，报纸报道伯戈因和乔治三世在海德公园一起骑马近一小时。 [53]
伯戈因的计划与卡尔顿和威廉•豪看似犹豫的战略反差强烈。他的论调和杰曼、乔治三世相同，承诺实施勇猛打击。2月底，他向杰曼递交名为《从加拿大一侧发动作战的思考》（Thoughts for Conducting the War from the Side of Canada）的备忘录。计划旨在实现北方英军和威廉•豪所部在奥尔巴尼会师。此举意在通过控制哈德逊河分割新英格兰与北美其他地区的联系。该河道的可航段可上溯至奥尔巴尼。当然，两军会合的想法早就是1776年战役的目标，当时威廉•豪曾期待与卡尔顿的加拿大英军会合。 [54]
伯戈因在其备忘录中仅做出部分增补，显著变化是派遣第三路牵制部队沿安大略湖—奥斯威戈湖一线向莫霍克河推进。143第三路军队兼具政治和战略目标，旨在支持莫霍克河谷沿线的亲英派。指挥官由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时期的边境老兵巴里•圣莱热（Barry St.Leger）担任。伯戈因还建议同时攻击康涅狄格。其备忘录还提出了一个备选方案，根据该方案，陆军从魁北克登船前往纽约与威廉•豪会师。但是，他并不认为海路行动和陆路行动一样，是一种“结束战争”的有效战略。但是伯戈因的计划明显遗漏了陆军抵达爱德华堡以后的运输和给养环节。他似乎从未设想在横渡尚普兰湖、占领提康德罗加堡以后将面临任何障碍。 [55]
六
1777年3月，伯戈因获命出任驻加拿大英国北路军司令。此前，杰曼曾接触回到伦敦的克林顿，他表示只要克林顿开口，任命就属于他。但是克林顿踌躇不决。习惯众星拱月的伯戈因却毫不含糊地接了下来。这次任命同时达到了排挤卡尔顿和克林顿的效果，威廉•豪也在命令中沦为会师行动的配角。伯戈因后来在战役全程中的行动显示，他自信能够摆平一切，从未设想需要被其排挤的其他将领帮助。
1777年4月2日，54岁的伯戈因乘坐阿波罗号从朴利茅斯启程前往加拿大。英国政府对其发出的指令包含了其此前计划中的关键内容，基本未作改动。这种微调也导致伯戈因后来对此发出谴责，并完全归咎于杰曼。但是命令也否决了部分伯戈因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伦敦并未批准其实施东向康涅狄格河的佯攻，或经由海路前往纽约。这些变化符合乔治三世在他写的《评论“从加拿大一侧发动作战的思考”》中的想法。评论至少建基于两份备忘录，而且很可能包含弹药总监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的建议，后者也是政府青睐的军事顾问，兼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的英雄。伯戈因当时对计划微调不以为意，对核心部分为国王和内阁采用深表满意。 [56]
在离开英国前，伯戈因致信威廉•豪，谈论奥尔巴尼会师命令的细节。1777年5月6日抵达魁北克之后不久，伯戈因再次致信威廉•豪，再次提及其出任加拿大英军司令的消息及双方挺近会师的命令。他随后接获威廉•豪致卡尔顿的信件，内容明确表示无法挺近奥尔巴尼会师。豪的解释称，所部规模太小，无法分兵沿哈德逊河推进。因此，如果伯戈因认为方便向加拿大以外推进，他将“难以指望这里（纽约）的帮助”。威廉•豪还警告称，伯戈因准备向纽约推进时，他可能正在宾夕法尼亚，因此伯戈因应当“判断最有利于为陛下服务的时机，执行这一举措”。伯戈因不为所动，后来在自辩时表示“不以为意”。他认为信件写于威廉•豪获得杰曼的新指令以前，“我推测应当涉及”与未来两人在奥尔巴尼的“合作” [57] 。
远征的筹备过程并不顺利。伯戈因表示自己惊讶且苦涩地“看到一份蒙特利尔的报纸披露了全部战役计划，精确到有如直接抄袭国务秘书的信件”。其实际兵力比最初要求的兵力少1/3，总数为7300人，而非其备忘录中特别要求的11 000人。伯戈因下辖6740名正规军，其中3724人为英国人，其余多为来自不伦瑞克的德国雇佣兵。伯戈因和威廉•豪及克林顿一样更喜欢德国兵。这种偏爱基本合理，但是雇佣兵也造成行动困难。因为语言不通，难以将其纳入一支单一作战力量，不过，伯戈因的部队包含英国陆军中最古老、最优秀的团级单位。其属官中包括30名未来的将军和4位国会议员。 [58]
其次，远征军只招募了400名印第安人，而非伯戈因建议的1000人。其中包括来自易魁洛部落和阿尔冈昆部落的战士，两个部落均位于魁北克和安大略湖之间及附近地区。易魁洛联盟也称“六族”（Six Nation），曾经是上纽约地区的强大力量。在1775年的奥斯威戈会议中（Council of Oswego），莫霍克人酋长约瑟夫•布兰特（又名“泰因德尼加”，Thayendanegea [4] ），以及英国印第安事务总监盖伊•约翰逊爵士（Guy Johnson）曾经讨论与莫霍克、塞-内卡（Snecas）、奥内达加族（Onondagas）以及卡尤加族（Cayugas）的联盟问题。但英国人未能赢得站在大陆会议一方的奥奈达人（Oneida）和塔斯卡罗拉人（Tuscarora）的支持（图18）。1775—1776年冬季，布兰特和约翰逊曾前往伦敦，1710年，布兰特的父亲曾是四位觐见安娜女王的印第安酋长之一。布兰特曾经参与由巴里•圣莱热指挥、从加拿大出发沿莫霍克河推进的第二次远征。行动旨在鼓励当地的亲英派，同时形成牵制力量，协助伯戈因挺近奥尔巴尼。在伯戈因的远征军中还有来自奥达那卡（Odanak）、比坎考尔（Becancour）、卡纳瓦（Caughnawaga）、圣里吉斯（Saint Regis，又称Akwasane）以及两山湖（Lake of Two Mountains, 又名奥卡，Oka）的渥太华人和阿布纳基人（Abenakis）。据历史学家科林•G.卡洛韦（Colin G．Calloway）分析，多数印第安战士受到威逼，被迫加入远征。英美双方寻求印第安人支持的做法导致印第安人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尴尬地位。 [59]
伯戈因只有800名民兵和法裔加拿大人，而非他在递交杰曼的备忘录中预计的2000人，而且在两周内，这部分力量因开小差下降到只剩30人。卡尔顿曾尖锐批评伯戈因对加拿大人支持的期待，他表示这种期待“肯定不是源于我提供的信息”。尽管卡尔顿显然暗指杰曼，但实际上这种估计来自伯戈因，他并未注意1776年卡尔顿攻势中加拿大人的低参与率。和威廉•豪不同，伯戈因并没有要求改变计划，尽管情况表明其无法获得最初要求能够确保成功的兵力。 [60]
行程中，伯戈因还有情妇相伴，这是一位名叫卢梭的军需官的妻子。其他随军妇女包括身怀六甲的哈丽雅特•阿克兰夫人（Lady Harriet Acland），她是伊尔切斯特伯爵（earl of Ilchester）之女兼掷弹兵司令约翰•戴克•阿克兰（John Dyke Acland）少校的妻子。随后又有杰曼部队司令的太太、38岁的弗雷德里克•冯•里德泽尔男爵夫人加入。随行还有她的三个女儿。男爵夫人决心和丈夫同行，并为此耗时一年，完成从德国到北美的旅行。在北美期间，她撰写了游记并于1800年出版。尽管后来的调查认为，随军妇女多达2000人，但官方统计随军人员共约225名妇女和500名儿童。 [61]
远征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缺乏各类运输车辆、马匹和驾驶员托运火炮及补给的制约。伯戈因由于随行火炮和补给的数量受到批评，这些物资阻碍了英军通过森林、河流及莽荒的速度。他的炮队包括138门野战炮和攻城设备，为此需要1500匹拖曳马。伯戈因认为火炮适合对付“菜鸟部队”和擅长建造工事的敌人，为进攻和防御提康德罗加和奥尔巴尼所必备。不过，当时没有证据支持伯戈因用30辆车运送私人物品的传闻。他在加拿大滞留一个月，试图凑齐400匹马，这一数量不到其要求马匹的三分之一，另外还要筹备500辆四轮大车。他和卡尔顿都认为可以使用强制劳工，即由政府征用的非武装本地居民分队负责修理道路、运输补给和提供临时劳役。 [62]
伯戈因了解舆论在战争中的威力。他在船上的办公桌前就开始撰写针对北美居民的宣言，并于1777年6月24日印刷出版。宣言谴责“当前反自然的叛乱”建立了“彻底专制体制，上帝在不悦时曾一度以此统治鲁莽顽固的一代人”。叛军的委员会和会议“在调查罗马天主教时”实施“专断的囚禁、没收财产、迫害和折磨”。他请人民回归“合法政府的保护和祝福”。他还严肃地威胁，他被迫“允许麾下的印第安军队自由行动”。伯戈因宣称这一力量“多达千人”，他们将压制“大不列颠的顽敌”。他还指出国家会对故意自绝于社会者进行报复，并且构想了“破坏、饥饿和各种伴随军事任务出现的恐惧” [63] 。
1777年6月21日，伯戈因在相当于今天博奎特河（River Bouquet）威尔斯伯勒的地点，在400人印第安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呼吁战士们“凭借勇气和事业的力量”前进，“打击公共秩序、和平和快乐的扰乱者、商业破坏者以及伤害国家的人”。他还忠告应避免残暴行为。他禁止屠杀放下武装的敌人，以及对老人、妇孺和战俘使用刀斧。同样，他仅允许印第安人剥去死去敌人的头皮，同时奖励缴交战俘，并且请求印第安人善待俘虏。 [64]
在英国和北美，伯戈因的演说和宣言同时引发了恐惧和嘲弄。他和英国政府都因招募印第安战士受到国会反对派和北美革命者的谴责。查塔姆伯爵说他在议院往席位上扫视的时候看到大家脸上的不快。而根据霍勒斯•沃波尔的回忆录记录，连阁僚们都在“嘲笑他吹牛”。另外，就伯戈因向印第安人的讲话，埃德蒙•伯克讽刺伯戈因有如伦敦塔动物园暴乱中的狮子管理员，他形容伯戈因气势汹汹地打开“野兽笼”时宣布：“我礼貌的狮子、仁慈的狗熊和温柔的鬣狗们，冲啊！但我要忠告作为基督徒和文明社会成员的你们，悠着点，别伤害任何男女和儿童！”这段幽默的讲话让诺思笑到抽搐，胖脸上笑出了眼泪。 [65]
伯戈因动用印第安人、法裔加拿大人和杰曼辅助部队的做法使得进军有如外国入侵，也激怒了北美殖民地居民。人们怀疑加拿大人是暴君的潜在帮凶，因为他们多数属于认同欧洲大陆绝对主义政权的法裔兼罗马天主教徒。《独立宣言》称杰曼人“为庞大的外国雇佣军”。他们的到来“旨在熟练地制造死亡、流离和专制”。宣言还提到“残忍的印第安蛮族，他们的战争规则是无视年龄、性别和条件的无区别摧毁”。使用这类兵力表明英国人面临的窘境，人员不足导致英国必须与北美社会最边缘的力量结盟。 [66]
为了避免1776年钳制卡尔顿行动的延误，伯戈因的入侵部队开始浩浩荡荡地沿着尚普兰湖南下，沿途向西可以眺望阿迪朗达克山脉，向东则青山入目。随着他的运输艇靠近湖区最莽荒的部分，天朗气清，甚至没有一丝微风。他的部队“秩序井然，是你所能构想的最严谨盛大的划船比赛”。这是华丽壮阔的一幕，印第安人划着桦木质地的独木舟作为前锋，每条船载20—30人。随后是炮艇，伴随双桅横帆船和单桅纵帆船，还有妇女营尾随。舰队出现在提康德罗加堡的地平线上时，呈现出一副横扫一切的架势。这一次它轻易摧毁了叛军海军的抵抗，其规模和年前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在瓦尔库尔湾的行动规模已无法相提并论。 [67]
七
尽管霍勒斯•沃波尔尖刻地将伯戈因形容为一个“昂首阔步的将军”，“承诺一个三级跳跨越北美”。但是伯戈因重返北美的最初行动的确成就瞩目。他以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卡尔顿在1776年历时4个月的行程，并成功占领王冠点，完成卡尔顿失败的工作，同时还取得占领提康德罗加堡的瞩目成就。这是北美最大的堡垒群，能够驻军1200人，位于纽约北部的尚普兰湖南端，扼制关联尚普兰湖和乔治湖的战略要害。大陆军曾耗时一年强化堡垒。7月2—6日，伯戈因筑防提康德罗加。其炮兵官员威廉•菲利普斯少将倾向在一处不设防的岬角上架设大炮。该地名为糖堆山（Sugar Loaf Hill），也就是后来的反抗山（Mount Defiance）。据说他曾留下名言：“山羊能去的地方，人就能去；人能到的地方，就能架上炮。”一旦看到英军占据优势，被围的1567名大陆军驻军将全身而退，任由伯戈因控制提康德罗加。 [68]
在确认胜利的消息到来前，英国政府圈子内对于胜利的期待高涨。苏格兰总检察长亨利•邓达斯兴奋到无法自持，甚至等不及公告。副国务秘书兼诺思的亲信威廉•艾登（William Eden）认定叛乱已经接近结束。北美事务部副国务秘书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预计报纸将撰写特稿宣布凯旋。财政书秘书约翰•罗宾逊建议诺思暂缓召集国会，直到北美捷报到来。占领提康德罗加堡的消息抵达伦敦后，据称乔治三世冲入王后夏洛特的卧室宣布：“我打败他们了，打败了所有的北美佬！” [69]
伯戈因顿时成为焦点，他得到晋升成为名誉陆军中将，并获邀加入巴斯勋章获得者行列。在他离开英国以前，他就认定自己将得到这一邀请，并且请求德比伯爵届时代表他回绝。对于一个野心如此露骨的人而言，这是个古怪的决定。乔治三世曾亲自修改巴斯勋位的威荣，限制发放数量以维持勋位的特殊性和地位。但是，他已经向威廉•豪爵士、亨利•克林顿爵士和盖伊•卡尔顿爵士授予骑士身份和巴斯勋章。赌徒本性促使伯戈因为了更高荣誉押下最高赌注。华盛顿估计伯戈因的成功“可能预示其失败”，他将遵循“这一极度有利于我们的行动路线” [70] 。
伯戈因留下其正规部队的十分之一留守规模庞大的提康德罗加堡。他错误地预测来自加拿大的增援将替代留守兵力。他的增援请求最初为卡尔顿所拒绝。卡尔顿认为根据杰曼极为明确的命令，他无权分配兵力在加拿大以外进行行动。没有证据表明卡尔顿怀有恶意，尽管他对杰曼对待自己的方式很恼火，并于1777年6月底请辞加拿大总督。伯戈因还在英国期间，卡尔顿对于征集马匹、大车筹备伯戈因战役着力不多。他反对使用印第安人，因此仅为伯戈因征募了400名印第安战士，但同时却为圣莱热沿莫霍克河谷的远征筹备了1000名印第安战士。另外他迟延两周后，才把威廉•豪致他的信交给伯戈因，其中包括豪无法与伯戈因会师奥尔巴尼的重要信息。卡尔顿明了信件的重要性。他在转交伯戈因时附上评论称，豪“希望您的战役愉快而成功”。伯戈因出征后，卡尔顿在致杰曼的信中谈到在他的政府中“作为伯戈因副手”时，由于“总司令成为下属官员势必在公众中产生非议”。不过，伯戈因从未指责卡尔顿，他后来还总是特意感谢卡尔顿的协助。 [71]
和占领纽约之后的威廉•豪一样，伯戈因在占领提康德罗加堡之后并未想到会遭到顽强抵抗，他预计接下来将是一次通过亲英派控制区南下奥尔巴尼的胜利游行。其兵力对菲利普•斯凯勒将军所部仅5500人的大陆军占绝对优势。而且斯凯勒因为曾经支持纽约对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的土地请求，在新英格兰不受欢迎。新英格兰人更喜欢曾与斯凯勒争夺领导权的霍拉肖•盖茨。根据英国官员的证词，“英军基本”没有考虑敌军“将在任何地点实施抵抗的可能”。伯戈因对获胜极为自信，甚至请求在冬季返回英国休假，并且为命令没能准许其进攻康涅狄格感到失望。威廉•豪也认为伯戈因在提康德罗加之后将一帆风顺。他等待确认伯戈因获胜后，才率领舰队从斯塔滕岛出发，前往费城。豪相信他正在通过牵制华盛顿，实施有利于伯戈因的牵制行动，而且伯戈因也没有发出求助暗示。 [72]
随后，伯戈因开始积极追击撤退的提康德罗加堡守军，这一行动要求他经陆路通过斯坎斯伯勒，也就是今天纽约的怀特霍尔（Whitehall），而非水路通过乔治湖挺近奥尔巴尼。尽管伯戈因为自己的决定辩护，称其缺乏船舶运输补给和行李穿过乔治湖，实际却是他希望维持胜利推进的表象，而走水路需要他两次返回提康德罗加堡。还在王冠点的时候，伯戈因就已下达“本军不得撤退”的命令。在他后来为战役行动所做的辩护中，伯戈因承认他考虑了“后退态势可能对敌我心态”的总体负面影响。在斯坎斯伯勒，600多名亲英派加入伯戈因所部，这一情况似乎肯定了先前就行动对当地居民的政治说服作用的乐观估计。 [73]
不过，伯戈因还得暂停行动，等待补给、运输队和帐-篷。他后来回忆，每花1小时思考军队的战略，就得耗费另外20小时考虑如何补给军队。西蒙•弗雷泽指挥的前锋意外遭遇撤退敌卫戍部队后卫的激烈抵抗。在此前几周高歌猛进150英里后，伯戈因的部队耗时近一个月完成从斯坎斯伯勒到哈德逊河爱德华堡的22英里行程。英军极度缺乏大车，只能利用100艘小艇运输，每艘小艇配备6匹或更多马匹拖曳。他们每前进10—12码就会遭遇敌军沿途砍倒的树木阻碍。期间，英军建造了40座桥梁用于通过深谷，并且建造了一座木桩堤道通过一处2英里宽的沼泽。他们还得通过溪流、沼泽、--湿--地/多山的乡村和茂密的树林。瓢泼大雨使得路况更加恶劣，一些空地和农场已被毁坏。斯凯勒正在执行焦土战术，他的士兵还牵走了所有的牲口。伯戈因部队随行的有1400匹马，但是沿途的草料极度匮乏，所部的行进速度还受到绵延的炮队牵制。他还缺乏足够的马匹搭载所部德国龙骑兵。而在同时，大陆军不断得到华盛顿指派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和本杰明•林肯准将指挥的增援补充。 [74]
在接近爱德华堡时，伯戈因在试图赢得当地居民支持时，却因简•麦克雷（Jane McCrea）遇害而受到重挫。这次事件也成为英国在北美暴行的一次传说。据称简的死因是两名伯戈因所部印第安人在争吵后用战斧袭击了她。两人护送简与她军中的未婚夫约会之后因为酬劳发生争执。死者因此成为革命事业中一个奇怪的英雄人物，因为她准备嫁给一位名叫戴维•琼斯（Daivd Jones）的亲英派军官。但这个事件还是成为革命者的宣传工具。在后来出版的致伯戈因信件中，大陆军将领霍雷肖•盖茨对“著名的伯戈因少将，集优雅绅士、学者和军人于一身竟然雇用北美喜欢剥取欧洲人和欧洲人后裔的头皮的野蛮人”表示震惊。盖茨情绪化地渲染此次事件，称“美丽、高雅、和蔼的年轻女士……被残忍地剥除头皮和毁尸”。他形容死者“盛装前往会晤满怀期待的丈夫”，却遭遇“你雇用”的杀手。死者前往会晤亲英派丈夫的事实导致事件更加令人心酸，这暗示由于伯戈因无法控制其印第安盟友，后者可能无差别屠杀北美白人。盖茨的描述被所有1777年8—10月出版的报纸转载，这个故事因此成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个永恒的形象，地位有如约翰•范德林（John Vanderlyn）于1804年的画作。 [75]
抵达爱德华堡时，伯戈因的补给线从蒙特利尔出发，已经延伸至185英里。缺乏补给使得“所部难以确保每天的供应”。但他依然乐观地在致克林顿的信中表示有望不迟于8月23日抵达奥尔巴尼。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表示，信件显示伯戈因“精力旺盛，没有表示任何希望或者期待”威廉•豪“配合的表示” [76] 。
伯戈因在爱德华堡又滞留了一周，由于缺乏供应，他已丧失了最初的动力，但伯戈因还是理想化地期待在抵达奥尔巴尼前集结三个月的补给。由于缺乏马匹所需的草料，伯戈因派遣征粮队前往本宁顿，当地有一个军用仓库备有谷物、面粉和牲口。伯戈因听说这里只有少量民兵守卫，他相信敌人已经“惊恐地濒于瓦解”，同时当地居民以5∶1的优势倾向英国。尽管里德泽尔曾经建议袭击康涅狄格谷地，但是伯戈因却下令实施更为野心勃勃的行动，他派遣弗雷德里克•鲍姆中校（Friedrich Baum）指挥的德国雇佣兵分队继续向南。伯戈因试图继续南进，并于奥尔巴尼和鲍姆会合。因此后来他也因远程调动部队但分配兵力不足而受到指责。 [77]
随之而来的是，分队于8月16日遭遇惨败。对此，和威廉•豪在特伦顿之后的做法一样，伯戈因指责德国军官。他指责鲍姆未能根据指令，“高度稳健”地推进，为安全撤退建立哨所，并避免在缺乏“成功把握”的情况下交锋。鲍姆的分队被敌军假扮的亲英分子渗透，他还不幸地遇上两千名来自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正好计划前往本宁顿集结的叛军民兵，由邦克山的老兵约翰•斯塔克上校指挥。在随后的战斗中，鲍姆的部队被占据数量优势的敌军民兵组成4条纵队包围。伯戈因派遣海因里希•冯•布雷曼（Heinrich von Breymann）指挥下的龙骑兵前往增援。受制于配备超长筒靴和大号马刺的笨重龙骑兵军服，增援部队与鲍姆所部的下场几乎一样。布雷曼的外套被打中5次，大腿中弹一次。伯戈因为夺取本宁顿的军火和补给实施的两次出击导致1000人损失。
尽管鲍姆执行任务时判断有误，但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对北美亲英派的力量情报有误。敌军对鲍姆拥有2∶1的人数优势，情况表明新英格兰居民普遍支持革命。在不到一周内，十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加入新罕布什尔民兵。巴里•圣莱热指挥的远征也没能动员莫霍克河沿线的亲英派起事，从而牵制伯戈因的敌人。在围攻斯坦威克斯堡未果后，圣莱热在距离爱德华堡的伯戈因部仅有不到24英里时撤退。与伯戈因不同，他没有执行杰曼的命令，沿莫霍克河挺近奥尔巴尼，接受威廉•豪的指挥。 [78]
7月底，伯戈因表示，他并不知道威廉•豪的动态。他发现敌人至少绞死了他的两名信使，因此怀疑豪派出的信使也遭遇了类似厄运。8月3日，他接获威廉•豪两周前发出的信件，内容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宾夕法尼亚，并准备迎战华盛顿。豪保证如果华盛顿北进，一定追击，并安抚伯戈因，表示纽约方面的克林顿将“伺机”行动。伯戈因并未向所部，甚至下属指挥官如里德泽尔转达通信内容。克林顿随后通知他，威廉•豪已经前往切萨皮克。8月20日，伯戈因向杰曼承认，由于民众多数支持革命，且敌人的行动“无与伦比的隐蔽、迅速”，战役前景“极为不利。” [79]
在8月20日致杰曼的同一封信中，伯戈因阐述了他在萨拉托加战败后使用的理由。他表示，如果没有更加可靠的命令，他将考虑固守，或者撤退到“我与乔治湖的交通更为便利的爱德华堡，直到情况有利于我前进”。但是，伯戈因坚称，命令并未指示其固守，而是要求他“挺近与威廉•豪会合”。他表示，他从未预想，他将自行决定如何“在缺乏纽约方面任何合作的情况下，通过这片荒郊以及敌群”。信件结尾是一段华丽的辞藻，表示无论命运如何，他坚信自己的善意不容置疑。 [80]
伯戈因把赌注压在了谴责要求其继续前进的命令上。他本人发誓，所部从未后退，且其本人对1775年盖奇和1776年卡尔顿先后执行的消极战术持批评态度。他本人的声誉建基于勇敢和胆略，同时其他英国军官没有人认为必须执行愚蠢的命令。相对于伯戈因，威廉•豪在战役期间曾擅改来自本土的命令，后来又指责杰曼并未发出充分肯定的命令，要求其前往奥尔巴尼。奥尔巴尼因此始终是战役的最终而非当下目标。杰曼曾就伯戈因的计划指出，“从未期待豪所部的配合……远征被视为分配给他的部队的一次独立任务”。伯戈因甚至写信表示需要重炮，以便于“在当地过冬，且可以在无法打通与纽约的交通时保卫奥尔巴尼”。如果伯戈因表示基于道义，乃至所部和乔治•杰曼的期待，必须向政府做出保证，也许更具说服力。 [81]
后来在面对国会调查时，伯戈因的辩词并不一致，谴责命令的同时也表示他面对所部要求继续前进的压力。他传唤原副手军官作证，证明当时军队认为在返回加拿大前继续冒险行动是部队的天职。鉴于部队的情绪和措辞，只有渡河迎战敌人能够满足他们。总军需官莫尼（Money）上尉表示，如果不战而退，“全军将永远无法原谅将军，将军也不会原谅自己”。第29步兵团上尉哈林顿伯爵（earl of Harrington）表示：“若止步于爱德华堡，伯戈因将军不会获得军队、国家或是敌人的好评。”在为1780年战役而出版的自白中，伯戈因宣称：“如果我没有前进，尝试与敌人交战，当时的局势、情报或者推理将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向国家证明我，使我免遭同行的谴责，或令我释怀。”对此，他只需要引用1776年卡尔顿从王冠点撤退后，来自杰曼的批评。 [82]
八
9月14日，英军搭起了一座船桥横渡哈德逊河，借此伯戈因渡过了卢比孔河。他曾经受到警告，一旦采取这一行动，其交通线的安全性将全部没有保证，同时会失去从蒙特利尔开始绵延200英里的补给线。其属下军官和士兵早先已经放弃所有行李，只带着关键物品。此外，尽管英军在过去30天里全力征集补给，但伯戈因宣布他只有13天的给养。不过，他及属下官兵均未感觉到厄运即将来临。全军士气高涨，勇于求战。里德泽尔男爵夫人在游记中回忆官兵们“对胜利和抵达乐土的期望”，以及他们在听到伯戈因的动员口号“英国人从不撤退”时的热情。但他从未知会所部无法与豪会师的事实。不过当时他也从未暗示本次战役旨在会师。 [83]
同时，新英格兰大陆军指挥官霍拉肖•盖茨所部正在比米斯高地（Bemis Heights）恭候。作为前英国军官，盖茨曾经在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在北美和加勒比作战。他的母亲曾是利兹公爵的女管家，传闻霍拉肖是两人的私生子。他的教父则是霍勒斯•沃波尔。面色红润、戴着厚眼镜的盖茨比伯戈因更加政治化，也更有野心。在察觉到有一线机会截断伯戈因后，华盛顿派出丹尼尔•摩根和本内迪克特•阿诺德指挥的部队增援盖茨。丹尼尔•摩根是个身高英6尺、体重200磅的大个子，他指挥着一支顶级来复枪团。该团使用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制造的枪械，比英军使用的布朗贝斯滑膛燧发枪（Brown Bess）更精确。后人记忆中的美国叛徒本内迪克特•阿诺德此前却是位北美英雄，曾成功占领提康德罗加以及发动1775年入侵加拿大行动。1776年又阻止了卡尔顿挺近瓦尔库尔岛，而后挫败了英军会师奥尔巴尼的首次计划。
盖茨所部拥有内线优势和情报、数量、地形、补给优势，而且便于再补给和增援。横断前往奥尔巴尼道路的比米斯高地是一处位于高原上理想的防御阵地。周围环绕着高达两三百英尺的悬崖，能够俯瞰哈德逊河西岸的峡谷。这里树林密布，偶尔有块地方清空成为农场的空地，因此不利于伯戈因所部机动，也制约其火炮的威力。地形有利于大陆军民兵和步兵进行小规模狙击。伯戈因因此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忍受敌军的夹道攻击，要么正面冲击敌军的完备筑垒。随着敌军逐步攻占加拿大—北美殖民地沿线的堡垒和补给站，包括爱德华堡，他撤退的机会变得逐渐渺茫。
在一个月内，在萨拉托加的战场环境下，伯戈因被一系列彼此关联的交锋击败。横渡哈德逊河以后，多数随军印第安人离队。尽管伯戈因后来否认印第安人的作用，实际上英军却因没有了印第安人充当侦察兵而失去了耳目。山林地形使伯戈因看不清敌军的动态，此时，其核心中队靠近了一处名为弗里曼农场的小空地。这个名字以当地农民命名，他放弃了位于田野中央的小屋逃走了。尽管仅相距4英里，但两军并未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直到盖茨的巡逻队发现正在另一处废弃农场中挖马铃薯的英军征粮队。 [84]
9月19日，伯戈因派遣一支由托利党人、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分队前往另一处未设防高地建立前哨，这里能够俯瞰比米斯高地的盖茨所部。他希望在动用步兵从哈德逊河地区驱逐叛军前，利用该有利位置架设炮兵阵地。此举引发了弗里曼农场之战，也称第一次萨拉托加之战。经过此役，盖茨所部对伯戈因占据优势。伯戈因历来相信英军的刺刀冲锋是胜利的保障。但是由于树林茂密和敌军步兵的精准射击，反复的刺刀冲击并未奏效。期间，部分敌军射手甚至挂在树上射击。本内迪克特•阿诺德不仅挫败了英军攻占高地的计划，还发现了英军阵地中央的弱点，并伺机通过攻击冯•里德泽尔的德国雇佣兵分割英军。根据爱尔兰人罗杰•朗姆的现场观察记录，伯戈因“充分展示了个人勇气，无惧危险，其存在和行动极为鼓舞士气（为了他们敬爱的将军）”。在后来被罗伯特•格拉夫改编为小说的朗姆陈述中，“伯戈因的命令精准、冷静；在激烈、危险的战斗中不失镇定、坚毅和无畏的军人本色”。交战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英国士兵受伤、阵亡或被俘。朗姆表示，在双方持续4小时的连续射击中，“攻防行动非常坚韧”。第62团战斗开始时编制350人，夜幕降临时，仅有4—5名军官和60名士兵维持有效战斗力。在一个炮兵分队中，队长和48名士兵中的36人已经阵亡或者受伤。 [85]
硝烟中不容一刻喘息。一名神枪手在瞄准一个蕾丝边马鞍后，认为自己已经击毙了伯戈因，实际上他打伤了菲利普斯少将的副官格林上尉。英军中拥有大量的年轻军官。在第20团的阵亡人员中，有三名年轻的军官被埋在一起，最大的一位只有17岁。16岁的陆军中尉赫维（Hervey）是英国陆军副官的外甥。他在受伤后食用过量鸦片缓解剧痛，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告诉我舅舅，我像一名军人那样死去。”里德泽尔及其不伦瑞克雇佣兵回援时，英军已经濒临战败。英军在最后一次绝望的刺刀冲锋中守住阵地，但损失惊人。 [86]
伯戈因计划于次日恢复攻势，但被弗雷泽劝阻。在得到亨利•克林顿爵士将从纽约北上“挺近”、牵制盖茨的消息后，受到鼓舞的伯戈因停止进攻，转而沿英军的2.5英里前沿构建棱堡固守。两军随后僵持了17天，期间逾6000名来自康涅狄格、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和纽约的民兵增援盖茨，其总兵力达到15 000人。朗姆中士如此描述道：“大批各派民兵有如云集猎食的飞鸟。”伯戈因的前哨遭遇奥奈达、塔斯卡罗拉和斯托克布里奇莫西干（Stockbridge Mohican）族印第安战士的袭击，这也是仅有的站在大陆军一方的印第安部落。两军由于极度接近，小规模冲突持续不断，“火炮轰鸣和子弹呼啸”昼夜不停。英军官兵穿着制服入睡，随时准备交锋。伯戈因则完全寄望于克林顿的救援远征。 [87]
伯戈因不到9月21日就表示需要克林顿的援助，并要求后者攻击或威胁纽约哈德逊河段上游50英里处的蒙哥马利堡（Fort Montgomery）。克林顿本已对威廉•豪进攻费城、让自己以“弱旅保卫”纽约感到愤怒。他在回忆录中表示，9月29日的信件到来前，伯戈因“从未要求支持，很少暗示他需要合作”。伯戈因也没能告诉克林顿其所面临的紧急局势。克林顿形容，除了在本宁顿堡遭遇阻击，10月5日以前的所有描述都“显示其高歌猛进”。伯戈因与克林顿的通信存在困难。两人以暗语通信。两人各自拥有一个沙漏形读文框用于分割信息内容与信件文本的其他内容，继而解码。信件通过敌区困难重重。第9步兵团的丹尼尔•泰勒中士（Daniel Taylor）作为一名不幸的信使，就在送信时被捕继而被绞死，被捕时，他吞下了塞-在银质燧发枪弹丸里的密信。10月3日，伯戈因减少部队给养，并向部队保证，强大的援军已在驰援路上。他现在寄望于同日率领三千人沿哈德逊河上溯的克林顿。这注定是个奢望，克林顿没有足够的部队实施救援，其行动只是为了打通至奥尔巴尼的哈德逊河段，最多只能牵制盖茨所部。 [88]
比米斯高地之战（又称第二次萨拉托加之战）前夜，盖茨预计到绝望的“老赌棍”伯戈因会冒险孤注一掷。伯戈因拒绝了里德泽尔撤回米勒堡（Fort Miller）的建议，在这里他可以维持与加拿大的交通。战斗于10月7日开始后，伯戈因亲率1500人攻击敌军左翼，试图攻占在首次交锋中未能夺取的山丘。在这次危机中，朗姆中士表示，伯戈因显得“冷静勇敢”。当盖茨所部同时突破英军左右翼时，伯戈因下令一名将军撤退，但是信使在中途负伤。在没有盖茨授权的情况下，阿诺德主动承担起战场指挥的任务，冲入混战，同时召集部队组织英军炮兵向大陆军射击。一名德国雇佣军直接命中阿诺德在魁北克受伤的膝盖。这次枪伤导致阿诺德终身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腿长，但并没能阻止他把战斗变成大陆军决定性的胜利。战斗中伯戈因也亲临险地，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帽子，另一颗子弹穿破他的马甲，他宣称，要不是阿诺德，他将重创敌人。 [89]
战斗开始蒙上悲剧色彩。伯戈因的朋友兼顾问西蒙•弗雷泽遭到致命枪伤，当晚由里德泽尔男爵夫人看护，第二日太阳升起时根据其遗嘱埋葬于战场。敌军的炮弹溅起的灰尘笼罩着葬礼上的人群，但主持仪式的神父淡定从容。伯戈因形容“每个人的表情凝重但理性而庄严”，相信记忆将留到“每个与会者生命的最后时刻”。伯戈因同样为哈丽雅特•阿克兰夫人遭遇的险境所感动。她与丈夫一起经历了战役期间的所有艰难生活。在后者在战斗中被击穿大腿俘虏后，哈丽雅特夫人只身前往敌营看护。他为一位“已经习惯了上流社会精致华丽、高雅享受”的妇女所展示的勇气和坚韧所动容。战斗中，英军和大陆军分别损失600人和150人。 [90]
和康华里在约克镇一样，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时，已经被占据优势的敌军包围。在10月7日的攻势被击退后，伯戈因撤退到现名为斯凯勒维尔（Schuylerville）的老萨拉托加（Old Saratoga）时，军队在持续火力覆盖下已经濒临饥饿。伯戈因召集将官、团级指挥官以及上尉开会，与会者一致表决同意投降。伯戈因部残余6500人，但战斗人员不足4000人，盖茨则有20 365名有效战斗人员。面对困顿，投降在所难免。里德泽尔男爵夫人形容伯戈因迎来了“快乐的时光”，在“夜晚的大部时光里在一名军需官太太的陪同下吟歌喝酒，她是他的情妇，和他一样爱好香槟”。在最后的日子里，男爵夫人回忆夜间追悼一位去世中尉的情景，逝者的手臂被炮弹从肩部打断，“天花板发出的回声令人毛骨悚然” [91] 。
10月13—17日，伯戈因开始投降谈判。约翰•沃恩（John Vaughan）少将指挥的亨利•克林顿所部距离奥尔巴尼不足45英里，由于担心这路敌军，盖茨提出宽大条件。伯戈因再度把走钢丝的危险游戏玩到极致，他认为有了一线生机，威胁终止谈判，重新召集属官开会考虑推翻投降协议。投降协议因此更像一份停战协议，伯戈因还试图把投降协议命名为《萨拉托加协定》，来掩饰投降的事实。协议允许伯戈因的军队返回英国，条件是再不返回北美。 [92]
在随后的投降仪式中，一位见证人形容鼓点如何似乎失去了此前的精气。乐队弹奏北美英国驻军喜欢的《不列颠的掷弹兵》（British Grenadiers ），“几个月前还能振奋人心的乐曲，因为柔弱的弹奏仿佛以在这类场合奏乐为耻”。战败的士兵放下武器时，盖茨允许英军留在视野外的树林里，以免进一步-羞-辱不列颠人。同时，大陆军的横笛和军鼓奏响了《扬基歌》。在此后于约克镇重演的情景此时已经出现。部分英国士兵带着无处发泄的怒气和耻辱抛掷枪械时，碰坏了燧发枪的枪托。两军指挥官相互脱帽致意，伯戈因对前英国陆军的半薪少校表示：“盖茨将军，战争的命运使我成为您的俘虏。”盖茨回应：“这与您的才智无关，我永远为此作证。” [93]
大陆会议从未批准《萨拉托加协定》，理由是部分士兵保留了自己的漩涡状花饰盒子。另外，也因为伯戈因对他在波士顿的住宿不满，曾表示“公信已经荡然无存”。实际上是因为协定让步过大，伯戈因的部队能够留在北美，也能够回国替代本土派驻北美的其他部队。实际上，威廉•豪的确曾秘密计划派遣德国雇佣军返回英国，同时保留萨拉托加撤回的英军驻守北美。投降协议因此不过就是一纸空文以挽回伯戈因的颜面。
战俘走入剑桥时，看似一群“可怜、肮脏、瘦弱的人形污浊生物”。大量随军妇女看似一群“驮兽，背负大量篮子，压得她们的腰弯到近乎地面”。衣衫褴褛的战俘群跣足行进。此后，伯戈因的部队被持续羁押，成为英国最高指挥部门和伦敦政府的烦恼根源之一。 [94]
1778—1779年冬季的6周里，4000名英军协议战俘从剑桥行军641英里前往夏洛茨维尔。近半数战俘属于不伦瑞克雇佣军。他们被安置在阿尔比马尔兵营（Albemarle Barracks），他们前往营地的道路现在被称为兵营路（Barracks Road）。由于战俘数量超过弗吉尼亚任何一座城镇的人口，战俘营成了一座简陋的城镇。普通士兵生活条件恶劣，缺乏保护。但是，还是有一群英国军人建立了一座每周开演两次的“滑稽剧场”。更换布景时，一块告示牌写着：“谁期待这里的一切！”一位德国军官回忆。鼓手变成了“女王和美\_女”。租住当地士绅种植园府邸的军官住处依旧豪华。威廉•菲利普斯少将入住爱德华•卡特的住所布莱尼姆寓所。托马斯•杰斐逊经常在蒙蒂塞-洛住所招待德国和英国军官。他在致菲利普斯的函件中表示，分裂两国的战争不应成为个人敌对的根源。菲利普斯则邀请杰斐逊访问自己的剧院包厢，并在布莱尼姆寓所设晚宴招待杰斐逊。此外，杰斐逊尤其喜欢男爵德盖斯马尔少校（Baron de Geismar），两人一块儿拉小提琴，玛莎•杰斐逊提供钢琴伴奏。同时，里德泽尔则成为当晚蒙蒂塞-洛舞会的领舞。获释后，盖斯马尔将其活页乐谱赠予杰斐逊，留言称：“成为我的朋友，别忘了我，并且成为我的挚友。”许多协议战俘于在押期间成功逃跑，相当一部分人重新加入纽约英军，1780年11月，剩余3000名战俘被迁往马里兰。逃跑还在继续，1782年最终战俘被全部释放时，仅剩472名战俘。 [95]
九
在萨拉托加投降后，伯戈因最终作为战俘而非胜利者抵达奥尔巴尼。他致信外甥女，自己筋疲力尽到无力执笔，并表示处境让他觉得身处困惑、沮丧和磨难之中。他对于“被敌人包围、受到虚假的朋友虐待、被己方部队主力抛弃、完全没能得到威廉•豪援助”感到痛苦。在经历了持续16个不眠之夜的火力袭击、一直没有更换衣服的他必须进行一场艰巨的谈判，要求他保持高度冷静。在经历了所有的不幸以后，他知道，他即将面临另一场“与大臣”的战争，“他们将总是归咎于失败的下属”。他写给另一收信人时表示，他期待大臣们的忘恩负义将“出现在所有国家，有时显得司空见惯，以此免除下达行动命令的责任”。伯戈因准备再度作战，在不列颠证明自己。 [96]
他的辩护策略重点在于将错误归咎于杰曼的命令。他指责该命令除了指令继续向奥尔巴尼推进，没有提供其他选择。他宣称他的部队肯定是被政府故意作为协助豪牵制力量的牺牲品，并且表示自己只是“热情高涨地执行了命令”，“最恶毒的批评也只能是我太鲁莽”。他还以防万一，把解释信的一份复本寄给德比伯爵，以免“大臣们在公报中隐瞒或者扭曲部分内容”。1778年4月，伯戈因宣誓后获释返英，5月抵达朴利茅斯。纳撒尼尔•拉克索尔披露，伯戈因去会晤了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在一次秘密长谈中，”福克斯承诺，如果伯戈因指责杰曼而非威廉•豪，他将给予支持。无论他是否与福克斯达成协议，伯戈因的确加入了反对派。他和豪兄弟一起，希望获得一次军事法庭审判或者国会调查以恢复名誉。 [97]
在返回伦敦以后，伯戈因拒绝觐见乔治三世。他最初获准接受军法审判，但是法庭拒绝裁判其作战行动，因为他是战俘。伯戈因的策略是在追究大臣责任的同时，主张战争获胜无望，同时寻求福克斯的支持。此举激怒了乔治三世，国王因此选择支持杰曼。尽管国王起初支持开展调查的想法，但是政府随后强烈抵制这一企图。伯戈因拒绝执行政府要求其返回北美继续成为战俘的命令。1779年5月，国会最终召集委员会调查他和威廉•豪的指挥行动。尽管调查有助于伯戈因传唤和盘问一批证人，但是调查于国会会期结束后终止，而且从未发布报告。10月9日，伯戈因得到最后通牒，或者被剥夺军职，或者返回北美。他选择放弃报酬丰厚的任命，也导致他在财务上几乎破产。他戏剧性地称之为“职业存在的自我了断”。杰弗里•阿默斯特男爵认为这一措施“严苛”，但未能说服乔治三世。 [98]
伯戈因从此变得心怀怨恨，随时准备在下院讲话回顾战役的细节。在埃德蒙•伯克的鼓励下，他出版了1779年离开军界后写给选区民众的自辩信，而后又于178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在下院关于从加拿大出发的远征陈述》的小册子。伯戈因深谙公开化的好处。他前往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邀请伯克阅读和修改草稿。1780年，小册子扩充内容后再度出版，并献给留在北美指挥被俘军队的威廉•菲利普斯少将。小册子以“当一个位居重要公职的人基于正义必须向世界发出呼吁……”开篇，也因此有了《独立宣言》的弦外音。不过伯戈因放弃了撰写回忆录的打算。1782年2月，他最终摆脱誓言约束，正式与南卡罗来纳的战俘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交换。后者作为外交特使前往荷兰时被英国逮捕，并羁押于伦敦塔。 [99]
1783年战争结束时，伯戈因已经60岁了。在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与诺思伯爵的短命联合政府执政期间，伯戈因曾出任爱尔兰陆军司令兼枢密院长。他在当地指挥一支15 000人的军队。在福克斯—诺思政府倒台后，伯戈因于1784年1月辞职，完全结束军人生涯。由于把赌注压给了赌场和俱乐部的伙伴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伯戈因彻底失去了乔治三世的政治庇护。在一次参加王室举行的男宾下午聚会时，伯戈因“尴尬地察觉国王的面容异于往常的礼遇”，从此不再造访宫廷。1788年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时，他再度表达愿作为“一名老兵”服务的意愿，他说如果死神临近，“他将重回沙场迎接它，而非等待老死于病床的哀伤和折磨” [100] 。
伯戈因的政治活跃程度相应降低。纳撒尼尔•拉克索尔曾形容他在独立战争后半阶段的情况，评论其身高体格异于常人，“不过，运动员的外形难掩岁月蹉跎”。伯戈因投票支持国会改革。他保持反对派的身份，投票反对小威廉•皮特政府，继续支持强化东印度公司公共责任的措施，并支持弹劾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后者被控在1787年担任印度总督任期内贪腐。伯戈因还倾向于进行军队改革，并且批评卖官鬻爵，表示“没有见过士兵或者燧发枪”的军官不应出任高官。其最后讲话涉及陆军薪资，期间表达了对中层军官报酬的关注。 [101]
尽管在独立战争之后未能恢复军事和政治生涯，但伯戈因的人生另辟天地，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剧作家。他和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合作音乐喜剧《庄园主》（The Lord of the Manor ），1780年12月在德鲁里街剧场（Drury Lane Theatre）上映，谢里登是剧院经理，在创作《造谣学堂》（The School for Scandal ）时，声望达到顶峰。伯格因最成功的剧本《女继承人》（The Heiress ）最初于1786年1月在德鲁里剧场上演。此后一年内经历10次再版，并被翻译成4种语言，在法国和德国出版。沃波尔开玩笑称“伯戈因的战斗和讲话将被忘记，但是他的快乐喜剧《女继承人》还将继续为舞台带来欢乐，并且成为国内最让人快乐的剧本”。在诺思利（Knowsley）经历两个夏天的创作以后，伯戈因把剧本献给第12代德比伯爵。伯戈因曾在后者的婚礼上首次献演《橡树林的少-女》。伯爵痴迷《女继承人》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法伦（Elizabeth Farren），于首任妻子去世后几周后就与之结婚，成为社会丑闻。此前伯爵与前妻长期分居但拒绝离婚。
伯戈因未再婚，但和一名女演员苏珊•考尔菲尔德（Susan Caulfield）长期保持关系，育有4名子女。长子约翰•福克斯•伯戈因（John Fox Burgoyne）于1782年8月受洗。1812—1815年，他作为上校参加第二次英美战争，参加新奥尔良之战，随后作为拉哥伦的首席工程师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他退休时获得元帅军衔。他在伦敦的塑像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其父。他的儿子休加入皇家海军，于克里米亚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战争结束后几年，他在他的实验性铁甲舰首领号（HMS Captain）倾覆沉没事故中去世。 [102]
1792年8月4日，在为莎士比亚的作品《皆大欢喜》谱曲时，约翰•伯戈因突然于伦敦寓所去世，时年70岁。根据他的遗愿，丧礼从简，只有少数人出席悼念。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妻子和女儿墓旁。墓地在此后的160年中没有任何标志，只是简单地标注“约翰•伯戈因1723—1792”。他的最后遗愿和遗嘱表达了对过往风流韵事的悔恨，并且希望“我的放纵从未伤害或者扰乱别人的平静”。伯戈因去世时几乎破产。他从未获得公开纪念，直到近年他在梅菲尔区（Mayfair）的赫福特街（Herford Street）的寓所才增加了一块指示牌。 [103]
十
尽管他与威廉•豪及反对派结盟，试图将萨拉托加战败的责任归咎于杰曼，但人们普遍认为伯戈因是英国在北美战败的根本原因。他看到英国的战略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是潜在亲英派的错误预测基础之上的。在横渡哈德逊河之前，伯戈因致信杰曼表示“大部分地区无疑在原则和情绪上都倾向大陆会议”。他描述陆军的行动如何受到民兵的威胁。后者通常能在24小时内集结三四千人，自行携带补给，并在危机结束后返回各自的农场。云集英军侧翼的民兵有如“蓄势待发的风暴”，其中有来自汉普郡赠送地（今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州）的民兵，据伯戈因介绍，“上次战争时，这里还是不起眼的莽荒，现在生产大陆上最活跃和叛逆的族群”。在1777年10月17日的投降仪式上，伯戈因恭维盖茨拥有无穷的人力，有如“许德拉的头，砍一长七”。在萨拉托加战败后，他曾经和杰曼在蓓尔美尔街进行了一次长谈，期间，伯戈因表示他代表“北美人民的真实意愿”。他知道这与政府盛行的看法“迥异”。 [104]
在其出版的1780年战争记录中，伯戈因尖锐地批评北美潜在的来自亲英派的支持。他发现英军中的亲英派团体在“耗费时间和耐心”。他们各怀鬼胎，很难协调安排。有人试图组建军团，有人只关心自己的居住地受到保护，还有1/3的人想公报私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听指挥，在派遣一支德国雇佣兵分队前往本宁顿征集补给品和马匹时，伯戈因被告知当地“不列颠事业的朋友达到五比一，他们只需要一支保护兵力的出现”。他从“长期定居当地且经验丰富的”人员处获得这些消息。“叛乱爆发时他们就在现场，所提供的信息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 [105]
伯戈因指出，敌军指挥官在征兵时并未遇到抵抗，相反在汉普郡赠送地“没有一个亲英派能热情地为我报信”。他雄辩地质问，为什么奥尔巴尼周围的亲英派没有奋起挑战远道而来支援盖茨的各路军事集团？在据称忠诚的莫霍克河谷沿线，为什么没有大规模起事支持驻兵斯坦威克斯堡的圣莱热？伯戈因悲伤地表示，“作战距离内任何方向一次重要的起义都能形成牵制以确保本次战役成功” [106] 。
伯戈因私下承认，提康德罗加堡凯旋时，他对敌人的估计有很大的变化。他承认早先的观点“存在错觉”，并认为他“有义务宣布和承认这点”。他蔑视那些怀疑叛军军事技巧的人。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需要长期与之斗争的偏见”。甚至在战役期间，他就已经承认敌军无比的隐蔽性和警惕性。萨拉托加投降后，他对大陆军表示赞赏。他“难过”地表示，大陆军具备训练有素的部队的所有基本要素——纪律、服从、整齐和勇气，能够匹敌北美的任何英军。民兵在战法和运动方面不如英军，“但并非不足挂齿的草莽”。伯戈因意识到自己被蒙蔽了，这可以解释他对杰曼的仇恨，后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亲英派的潜在支持，以作为继续战争的理由。 [107]
萨拉托加战败改变了英国在北美的战争。尽管法国已经考虑和美国结盟，但萨拉托加展现了美国成功抵抗英国的潜力。通过确保法国参战，英国的军事资源受到加勒比、地中海、印度及海峡等地优先事务的牵制，此役把战争变成了一场全球斗争。
[1] 即第一代宾利男爵——罗伯特•本森（Robert Benson）。——译者
[2] 指16、17、18世纪离开爱尔兰前往欧洲服役的前爱尔兰士兵。——译者
[3] 约一米八二。——译者
[4] 印第安语，意为两根捆绑在一起的棍子。——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