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美战争的阿基里斯之踵” 乔治•杰曼子爵
在1778—1779年之间，国会再度打响萨拉托加之战。这是国会剧场巨献，英国顶尖的将领和政治家们全体列席，互相指责。威廉•豪和约翰•伯戈因要求国会调查以恢复名誉。对可能发生在将军、海军上将、内阁大臣和回国的和平特使之间的混战，霍勒斯•沃波尔翘首以待。争议的焦点在于，萨拉托加战败应归咎于政客们的计划不周还是将军们执行不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北美事务国务秘书、英国国内北美战争的首席缔造者乔治•杰曼。&[1]
在国会就萨拉托加辩论期间，归国的陆军军官和将领们的作证给出了灾难性的证词，战争由于多数北美殖民地居民反对英国，已无法获胜。曾经指挥保利旅馆“屠杀”和塔潘之战的“无燧”查理•格雷少将表示：“凭借现有的北美英军，用武力结束战争无望。”他觉得北美人民“几乎一致厌恶大不列颠政府”。战争期间，他不断宣称英军的规模不足以压制北美殖民地。斯塔福德选区的下议院议员、曾在北美当过三年官员的约翰•罗茨里爵士（Sir John Wrotesley）警告称：“即便派驻5万名俄军，他们也将无所事事……我们的港口太多，部队过于分散。……交通线过于漫长。”罗茨里在过去九年里投票支持政府，此前还支持开战。但是他也开始认为我们“无力发动进攻战”&[2]&。
1779年3月，威廉•豪爵士对乔治•杰曼发动“意外且直接的攻击”。豪主张，军事决策即使不是根据大臣们的指引，至少没有反对和排斥这些指引。威廉•豪呼吁全面调查杰曼，以便国民了解1777年英国北美战役失败的真正原因。他将自己以及兄长辞职的原因归咎于杰曼对待两人的方式。他认为，只要战争的决定权还在“当前高贵的北美事务秘书”手里，就无法恢复和平或者继续作战。杰曼似乎“对这一意外的指责感到震惊”，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表示上述指责“视其为战争的唯一管理者，要求其对超过实际情况的后果负责”。在此后几天的辩论中，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指责杰曼是萨拉托加“失误”的元凶，因为后者并未充分、明确地指示威廉•豪与伯戈因在奥尔巴尼会师并给予协助。据称福克斯以“超常的克制和判断“提出论据，“不带一丝尖刻”。辩论期间，杰曼痛苦地坐在下院亲政府议席的第一排，一言不发，不回答任何具体问题。后来，他终于开始“精彩地”自我辩护，“尽管并未澄清诸多观点”&[3]&。
坊间已有许多言之凿凿的谣传，表示政府极为害怕失败，准备牺牲乔治•杰曼，并将其革职。1778年1月，乔治三世已经给诺思伯爵开列选项，“国务秘书或者将军，择一退休”。5月，杰曼在信中表示国会会期令人“疲惫得难以忍受”。他告诉朋友自己准备辞职，但首先必须击退下院对自己的指责。沃波尔估计，杰曼不仅担心自己被政府牺牲，也顾虑反对派启动弹劾。在国会和圣詹姆斯宫，其他阁员公开疏远杰曼。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公然暗示杰曼非常不满，正威胁辞职。通过在福克斯讲话期间展现的姿态，杰曼已经默认，而且他对福克斯的答复也并未试图为其政府同僚辩护。1778年6月，杰曼感觉受到诺思怠慢，后者将其革出贸易委员会（the Board of Trade），将空缺交给了卡莱尔伯爵。为了准备辞职，杰曼还建议卡莱尔接任其北美事务国务秘书的全部责任。在辩论期间，艺术家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绘制了杰曼的肖像，画面也暗示了他的困境（图21）。画像显示杰曼站在北安普敦郡德雷顿的乡村官邸前，背景中乌云压顶。他的手放在一张几乎空白的纸上，手指指向页面顶端，那里简单地写着“致国王”&[4]&。
1780年3月，政府由于国会支持者席次减少，逐步丧失多数派优势时，反对派几乎推翻杰曼。在一次仅以七票告负的动议中，反对派试图取消北美部国务秘书的职务设置。在1780年夏季的反天主教戈登暴乱中，杰曼曾经请朋友帮忙，把贝尔梅尔街沿线进入他官邸的入口和通道封锁起来，而后“沉着地等待民众的攻击”。刚结束出使西班牙任务回到伦敦的理查德•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发现，“北美叛乱被移植到了英格兰”。夜间，在杰曼位于贝尔梅尔街的官邸，坎伯兰在引导下穿过5个套间，“每穿过一个房间，门就在他的身后永远地关上”&[5]。
一
作为多塞-特公爵的幼子兼最宠爱的儿子，身高六英尺的杰曼天生就是乔治•萨克维尔大人。双眼湛蓝、鼻梁高直、体格健硕，塑造了他威严的外表，萨克维尔家族特有的面部表情兼具警觉和忧郁。据纳撒尼尔•拉克索尔形容，杰曼外表精力旺盛，传递出“高贵出身的氛围和尊严”，面部的每一丝细节都渗透着专注。他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眼中散发着知性和“一种敏锐的神情”。但他天性不喜欢阅读文献和经典。&[6]
在公开场合，杰曼显得矜持、胸有城府、自负、冷漠、高傲。私下里，他极为自如，喜欢在家里与亲人共进晚餐，再来一品脱红葡萄酒。他能准确地把握听众，“说话点到即止，不发赘言”，其内容平实，使用“最简单的表达”。他是一个有趣而健谈的人，谈话涉及自己的军旅生涯，也有王室的风流韵事，“为大众拉开遮蔽白厅、圣詹姆斯宫、肯辛顿宫和汉普顿宫的卷帘”；也披露可以追溯到世纪初的名人传闻。拉克索尔认为，在这种社交场合下看到杰曼的人没有人能猜到“他肩负着北美战争的主要工作”&[7]&。
乔治•杰曼是除诺思之外政府在下院的主要发言人，有力的声线和慑人的外形使之成为现场的强势人物。他的发言激\_情澎湃，措辞清晰中肯。在霍勒斯•沃波尔眼里，杰曼堪称下院的最佳演讲者之一。另外，杰曼的对手谢尔本伯爵认为，杰曼的讲话从不涉及没有充分把握的议题。埃德蒙•伯克认为，少有议员像杰曼一样勤奋地列席国会，视争论为主要娱乐。&[8]
1775年成为北美事务国务秘书后，杰曼已经是一位拥有34年国会资历的老到政客。在18世纪50年代，他已经成为老威廉•皮特和亨利•福克斯等国会名人的主要演讲对手。和诺思一样，他是一位熟谙国会氛围的高手，能够精确决定拖延或者加速争论；并解读听众心理，进而决定讲话的最佳长度。他惯于在入座政府支持者席位时，观察反对派席位，确定列席和缺席人员，进而把握当天议场的风向。他经常说，在除了慷慨陈词好像听不到其他内容的下院，他能够洞悉一切。据他说，这是在作为父亲的秘书时掌握的技巧，当时其父正出任爱尔兰总督。杰曼在辩论中的主要弱点在于，他无法像诺思一样平静地把反对派的攻击转化为幽默，他容易拍案而起。因此在辩论方面“不如诺思灵活”，以“不假辞色”著称。作为与战争关系最密切的阁臣，他也成为报纸和反对党青睐的攻击目标。&[9]
作为一名曾经指挥和作战的沙场老将，杰曼在许多方面都适合对北美战争提供政治监控。他出身于优秀的军人世家，在1745年5月11日的丰特努瓦之战中，他眼见所在团被冲散，仅有三名军官全身而退，他本人胸部中弹被俘。一年后，在1745—1746年苏格兰爆发的詹姆斯党人叛乱中，在英国于卡洛登之战凯旋后，杰曼积极成功地在苏格兰高地地区追击战败的部落民众。坎伯兰公爵曾评论杰曼显示了上层社会罕见的勇气和对军旅生涯的偏爱。1758年，他与豪兄弟一起服役，在袭击法国海峡港口圣马洛时负伤。尽管霍勒斯•沃波尔称杰曼与豪兄弟不和成为日后双方摩擦的根源，但杰曼敬佩两人的军事能力，后来支持两人联合承担北美任务。杰曼也是当时的重要战略家陆军元帅约翰•利戈尼尔（John Ligonier）的门徒，并且得到英国陆军中一位备受尊重的英雄——杰曼所在团的前陆军中校、魁北克的胜利者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的称许。&[10]
但是，杰曼身负一项影响陆军服役记录的污点，军事法庭曾谴责他在1759年8月1日北德意志明登战役中的行为。在那次战斗中，43岁的杰曼以中将军衔效力于费迪南亲王麾下，他是西德意志盟军的指挥官兼腓特烈二世的女婿。明登战役是18世纪欧洲的一次大战，反法同盟在这次七年战争的胜利作战中，成功将法军击退至莱茵河。和多数欧洲战役一样，此役令独立战争期间的历次作战失色。杰曼位于由3300人组成的24个骑兵中队前方，但在法军开始撤退时，未能实施追击。在稍作等待后，他仅以少量所部骑兵缓慢地采取行动。后来人们一再指责杰曼故意拒绝冲锋命令，费迪南亲王在战斗的官方报告中对其做出了委婉批评。
随后杰曼辞去指挥官职务返回英国。虽未面临正式起诉，但他坚持组织军事法庭以恢复名誉，并解释其行动。尽管存在有可能被判死刑的危险，但事关个人荣辱。1756年，海军司令约翰•宾（John Byng）就因在军事法庭被认定其未全力迎战法国舰队后，在战舰后甲板上被处决，由此引出伏尔泰在《老实人》（Candide&）中的名言，英国人多次枪决海军司令以“鼓舞他人”。杰曼在明登的被动存在现实考虑，其战场视线受到一片树林的遮挡。相互矛盾的命令由讲德语的信使传达，内容不全且难以听清。这些考虑并未影响列席审判的14名将军认定杰曼抗命，“不适合以任何方式为陛下提供军事服务”。这是法官可以做出的最轻判决。根据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杰曼仅以一票之差逃过死刑判决。&[11]
沃波尔宣称“精明的观察员会认为其（杰曼）抗命源于和费迪南亲王的摩擦而非胆怯”。两名指挥官在战役期间争吵不断。杰曼怨恨费迪南亲王没有允许他同时指挥英国骑兵和步兵。同时，费迪南亲王对计划遮遮掩掩，没能为杰曼提供充分的简报。另外，部分汉诺威军官此前曾投诉杰曼跋扈到“没有一支外国军队能够容忍他”。无论案件的本质如何，杰曼难以获得公正审判，因为他与批评德国战争的反对派领导人有关。乔治二世亲自要求从枢密院名单上删除杰曼的名字，还命令向陆军各团部宣读判决，并评论称此举“比死亡更糟”，同时通过《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报道判决。事件击垮了杰曼的父亲，他一向宠爱儿子，他从此退休隐居肯特郡诺尔（Knole）的家族官邸，闭门谢客。&[12]
明登阴影笼罩了杰曼的职业生涯，也成为他作为北美事务国务秘书的主要困难。许多在北美服役的将军和陆军军官曾经参加明登战役，其中包括康华里、威廉•菲利普斯，还有在伯戈因战役中指挥新不伦瑞克籍德国部队的弗雷德里希•冯•里德泽尔男爵。在参加独立战争前，燧发枪团，或称第23团的半数军官曾经参加明登之战。1779年成为加拿大英军总司令的瑞士籍英国陆军将领弗雷德里克•哈尔迪曼德（Frederick Haldimand），曾经在审讯杰曼的军事法庭上作为被告证人，其他被告证人还包括康华里的父亲。诺思政府的部分主要反对者也曾参加明登战役，其中包括里奇蒙公爵和谢尔本伯爵。1770年，在用了4天时间安顿好妻儿以后，杰曼在海德公园与前西佛罗里达总督乔治•约翰斯顿（George Johnstone）决斗。后者曾宣称“一个失去了自尊的人”没有资格捍卫下院的荣誉。子弹打中了杰曼的手枪，他险些丧命。杰曼以其冷静和无畏赢回部分公众的尊重。约翰斯顿则因自己的“蛮横”显得像一介莽夫。&[13]
无论最初的指责是否合理，军事法庭的判决对于一位战争和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杰曼担任北美事务国务秘书期间，他的对手一再提到明登。1776年，英军撤离波士顿后，坦普尔•勒特雷尔（Temple Luttrell）挖苦称，杰曼在德国为陆军做出了表率。1777年2月，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表示：“诺思大人像一位真正的独裁者一样选择高贵的爵爷成为他的骑手……后者仗着不朽的荣耀和无畏的勇气，骑着不列颠战马，挺近、冲击敌人。”在1778年5月就萨拉托加展开的争论中，在勒特雷尔表示杰曼是凭借抗命和胆怯获得晋升时，两人几乎要决斗。当时，杰曼按剑拍案而起，发誓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刺客兼无赖的冒犯。勒特雷尔拂袖而去，不置一词，宣称宁愿被送到监狱，同时离开议场准备决斗。扭捏了两小时后，他最终选择向杰曼道歉。&[14]
杰曼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显然有能力控制忠诚与尊重。他被当时两部最重要的回忆录盛赞，否则将完全沦为政治光谱的反面。历史学家指责霍勒斯•沃波尔在其回忆录中总是谴责政府，但他却提到了杰曼“非同寻常的能力”并宣称“与之相处融洽”。沃波尔尤为赞赏杰曼对乔治三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的忠诚。后者由于未经国王允许和沃波尔的外甥女结婚，受到冷遇。杰曼是纳撒尼尔•拉克索尔的回忆录中，唯一获得颂扬的政府成员。作者非常熟悉杰曼，在后者的晚年与之“关系密切”，并“以在其友谊中占有一席之地为荣”。杰曼也令部分流亡英国的北美亲英派印象深刻。北美裔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在日记中表示，杰曼“具有伟人个性”，对“两地都抱有真诚的善意”。哈钦森觉得杰曼礼貌、温和、友善。北美裔前马萨诸塞-州首席法官彼得•奥利佛（Peter Olive）认为杰曼判断力强、“意志坚定”，堪任北美事务国务秘书，“也有能力弹压北美叛乱”&[15]&。
但厌恶杰曼的人觉得他精于算计。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曾对杰曼进行过最恶毒的个人攻击。1777年11月，萨拉托加战败在伦敦还属于谣传之际，福克斯对杰曼发动了一次聪明而刻薄的攻击。期间，他指责杰曼“性格凶险”，不适合为国王服务，而且对北美战争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反对派由于过度尖刻而失去支持的范例，其他立场温和的国会议员认为该讲话过于情绪化和严厉。在1777年12月的另一次讲话中，福克斯把杰曼比作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内科医生桑格拉多博士（Dr Sangrado），“他嗜血成性，因为他在撰写一本血书”。他认为杰曼必须为战争暴行负主要责任，包括“雇用……蛮族的反人道措施”。“意在根除”而非“压制我们还打算称为臣民的民众”。他宣布，由于萨拉托加战败，杰曼“最终葬送了我们的殖民地”。在指责政府的愚蠢、无知以后，“福克斯怒气不减，转而要求杰曼为”导致萨拉托加的“全部失策负责”&[16]&。
牛津历史学家皮尔斯•麦克西（Piers Mackesy）认为，不能把杰曼遭遇的敌视简单归咎于明登之战。这些尤为恶毒的人身攻击源于杰曼的同性恋传闻。约翰•威尔克斯、查理•丘吉尔和匿名的朱尼厄斯曾挖苦地写道，丑闻媒体经常粗俗地称杰曼为“鸡--奸-英雄”。1776年上院审理金斯顿公爵夫人重婚罪产生的各种故事震动伦敦社会之际，坊间出版了一部名为《索多玛与俄南》（Sodom and Onan&）的书，书中诽谤杰曼。公爵夫人曾出资印发手册报复萨缪尔•富特。后者在一部剧本中直率地提到伯爵夫人。作为富特的朋友，书中攻击杰曼称：
领导着光荣部门的萨克维尔胆小且恋童，
以时常发出-yin-秽诱惑的唇行吻手礼。
除了明确提到性行为的措辞外，当时没有一句话提到同性恋关系。相对于17世纪末英国对同性恋日益模糊的态度，在18世纪的英国，文献和戏剧日益将同性恋视为娘炮的表现。一种潜在的恐惧认为国家将变得女-人气。这被视为国家衰弱的证据。&[17]
杰曼不太掩饰性取向。他曾与小自己15岁的黛安娜•桑布鲁克（Diana Sambrooke）结婚。1778年1月，独立战争期间，黛安娜因麻疹去世，终年47岁。两人共育有2子3女。在两人首次见面时，戴安娜给杰曼最宠信的姐姐留下了明智、聪慧、温和的印象。尽管桑布鲁克家族是索尔兹伯里伯爵的亲戚，但有人认为，杰曼是屈尊下娶。霍勒斯•沃波尔表示，“她是位良家妇女”，“去世对他是个沉重打击”；正好又遇上萨拉托加的消息新近抵达伦敦。妻子去世时，杰曼缺席了讨论北美战争未来的三次关键内阁会议，躲到诺尔收拾心情。不过对其同性恋或双性恋的传闻早在其妻子去世前就已存在。担任北美事务国务秘书期间，杰曼还因为庇护剧作家理查德•坎伯兰，任命其出任贸易委员会秘书，以及任命北美亲英派科学家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出任自己的副国务秘书，更使得谣言四起。坎伯兰和汤普森在许多领域都出类拔萃，却都以杰曼的爱人著称。&[18]
理查德•坎伯兰曾经放弃剑桥大学的学术前程，去给贸易委员会主席哈利法克斯伯爵&[1]&当私人秘书。他也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剧作家。1769年在考文特花园剧场上演的《兄弟》，1771—1772年在特鲁利街戏院先后上演的《西印度人》和《时尚情人》都出自他手。独立战争结束后，他又以1794年的《犹太人》、1795年的《命运之轮》重建其剧作家的声望，一生中撰写了40部剧本、诗集、小说和几本回忆录。他结婚并育有2女4子。但是，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朋友思罗尔女士（Mrs Thrale）在1777年的日记中提到理查德•坎伯兰时表示“我有个看法，上帝原谅我……”她继而写道，“女态是一种倒胃的举止。加上一点醋意，实在让人恶心。”独立战争结束很久以后，她依然表示，心中默念“坎伯兰已经尽可能像个男人”。1780年，杰曼派遣坎伯兰负责一次重要的出使任务，与西班牙谈判和约。独立战争结束后，两人成为邻居。坎伯兰在一部深情款款的回忆录中，称杰曼为“虽不精于文献、风趣不足，在高雅艺术方面也乏善可陈，却是当代最好的伴侣”&[19]&。
本杰明•汤普森在北美亲英派中以在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获得高位独树一帜。他甚至被册封为骑士，172此举导致韦尔斯利侯爵夫人（Marquess of Wellesley）称之为“索多玛爵士兼萨克维尔大人的副秘书汤普森”。他是所处时代最具天赋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一位火药专家，据说也是第一位指出热是一种动态的人。他还设计了一种被称为“拉姆福特烤箱”（Rumford Roaster）的炉子。汤普森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现在还能看到他的画像，他同时是英国科学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的创始人。他创设了由皇家学会颁发的拉姆福特勋章，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颁发的奖项，还有哈佛大学颁发的拉姆福特物理学讲座教授头衔。晚年，汤普森徙居巴伐利亚，创建慕尼黑的英国花园（English Garden），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冯•拉姆福特伯爵。&[20]
拉姆福特有过两次婚姻，又先后离婚。世人认为他是个危险的野心家，生活在与杰曼同一时期的独立战争年代。北美亲英派萨缪尔•柯温（Samuel Curwen）形容汤普森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的“店小二”，基于“一种奇怪的邪恶共鸣”效力于杰曼，“始终与之共进三餐……如此受宠信”。托马斯•哈钦森在其日记中披露汤普森无所顾忌地谈及与杰曼同居。哈钦森隐晦地表示“部分话题有点别扭”。在其另一本隐晦的日记里，哈钦森表示，他曾听说“难以想象的事”，有人提到汤普森是一个恶棍。他觉得杰曼放任世界“被这类事情污染”。在听闻汤普森复述乔治三世对杰曼的某些私下评论后，哈钦森表示杰曼“向一位年轻人大量转述与国王的谈话极为不谨慎”，尤其是这样一位登徒子。&[21]
1782—1783年，汤普森在北美官至中校，指挥自己的亲英派骑兵和步兵兵团，又名国王的北美龙骑兵。他曾在查尔斯顿作战，还参加了长岛之战。1785年，他从慕尼黑致信杰曼，谈及“级别、头衔、装点、书面称呼的区别……以及我曾经（借助您的保护）取得的各种微末的军事荣誉”，他继而表示，他期望赞美“与我唯一的挚友的友谊！回顾在你手下的工作，亲爱的朋友，我源于您的创造。对于您的孩子实现您的期望，这不是一种快乐吗？”&[22]
二
1775年成为北美事务部国务秘书时，乔治•杰曼在国会中并没有太多追随者支持他加强政府统治。他获选的原因在于他的能力和致力于取得北美战事胜利的专注。此外，相对于前任达特茅斯伯爵，杰曼更加积极和强硬。尽管贬低杰曼，但谢尔本伯爵也承认，如果不是明登问题，杰曼具备成为首相的潜质。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杰曼拥有的重要能力没几个“乡巴佬”能理解或者评价。吉本将杰曼不受欢迎的原因归咎于公众对于军事法庭判决的认识、他本人的傲慢举止、隐居生活和对县会议不屑一顾的态度。获得任命时，杰曼认为政府能得到自己的服务实属幸运。鉴于阁僚多数来自上院，诺思乐于得到这个下院“负责任人士”的协助，但他不喜欢杰曼，而杰曼则认为诺思是“一介微不足道的懒惰大臣”&[23]&。
杰曼由于强烈支持对北美的强硬措施获得政府注意。尽管他支持罗金厄姆政府，但他反对废除1766年《印花税法案》。在辩论1767年建立的唐森德税时，杰曼成功敦促唐森德保证将增加殖民地税收，确保殖民地税收能够覆盖在北美维持驻军的全部成本。他提醒政府沉迷于过去并不会得到“这些不肖子孙”的回报。&[2]&早前任职爱尔兰期间，杰曼还主张，国王有权无须咨询爱尔兰议会，直接处理未经分配的税收。在1774年的《强制法案》辩论中，他对允许北美殖民地“盗窃他们无权拥有的宪法”发出警告，并将危机归咎于上届政府屈服于殖民地的要求。他敦促政府采取“我们目前忽视的、更爷们的方式”处理问题。&[24]
在1774年的《马萨诸塞-治理法案》辩论中，杰曼表示，政府并未充分扩大帝国的监督权。他嘲笑接纳殖民地商人参加政治的做法，表示他们应当专注于本业，而非自视为“本郡的大臣”，卷入“其一窍不通”的政治。他建议由国王任命马萨诸塞-议会、废除城镇议会、修改陪审团选择方法，并规定殖民地宪章可以修改。他谴责往届政府口头主张对殖民地的主权，却不执行法律的做法。他坚信应当“强硬稳健地坚持扭转混乱局势，恢复当地的和平、平静和秩序”。杰曼在法案三读阶段的另一次辩论中表示知道“宁可误纵十人，不可错杀一个”的格言，但又雄辩地质问：“波士顿是什么情况？乱七八糟。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个治安官敢于行动？除了遵循暴民的恣意，他们有没有救济任何人的损失？”他警告称，除非本土政府采取行动，否则暴徒将在自由的伪装下统治波士顿：“他们将行使一切权利，以他们的机会取代你们的国会。”1775年1月，杰曼表示，他乐于接受北美的请愿，“但是如果他们为了所谓的权利抵抗，他将代以罗马式的严厉”&[25]&。
在与爱德华•吉本的谈话中，杰曼“情绪高涨，期待在北美重新征服德国”。他暗示要以北美的凯旋洗刷明登之耻。他东山再起的历程源于乔治三世的庇护。这层关系在他需要改变原名乔治•萨克维尔时帮上了忙。1769年，贝蒂•杰曼夫人留下遗嘱，将北安普敦郡的德雷顿官邸赠予杰曼，但条件是要采纳她的姓氏。贝蒂夫人是杰曼的舅母，无嗣。在萨克维尔家族的子女中，她和丈夫最喜欢乔治。&[26]
杰曼和乔治三世一样，认为失去北美意味着英国不再是强国。他在战争已进行6个月时成为负责战争事务的大臣，因此也继承了一场正在不利于英国的冲突。在他出任北美事务国务秘书前，英军已经在邦克山经历了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提康德罗加堡和蒙特利尔已经失守；波士顿和魁北克被乔治•华盛顿和本内迪克特•阿诺德指挥的大陆军包围。大部分殖民地已经被极端派领导人和革命政府所控制，多数皇家总督作鸟兽散。英国已经做出弃守波士顿、撤离北美殖民地的决定，并派遣远征军前往北卡罗来纳，将领也已经任命好。杰曼因此面对的是精心策划的再次征服北美殖民地、重建当地英国政府的艰巨任务。&[27]
带着在一次决战中翻盘的目标，杰曼为战争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和乔治三世一样相信这次战争的重要性和积极作战的必要性。两人言谈如出一辙，均表示需要采取勇敢、积极和果断的措施。他“希望国家全力以赴，一场战役将决定北美诸省成为自由国家还是臣服于大不列颠”。他积极征兵和组织补给，以便派出有史以来欧洲在北美的最大规模兵力。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就。他派遣的部队超过纽约的威廉•豪和魁北克的盖伊•卡尔顿要求的数量，同时还派兵支持卡罗莱纳的亨利•克林顿。海军部认为这不太可能。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伯爵称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威廉•豪爵士则对杰曼表示赞许。在1776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杰曼意气风发地表示，战争将毕其功于一役，他也将一战成名。反对派的《伦敦晚邮报》甚至预言他将取代诺思成为首相。[28]
杰曼认为谈判必须建基于军事胜利，同时迫切地认为，必须阻止法国介入独立战争。他因此反对诺思和豪兄弟鼓吹的和解路线，表示“我担心，感性的战争风格无法获得预期效果”。他主张宽大就是误导，甚至反人道。因为此举可能延长战争。反对派因此将其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的代表。尽管他认可理查德•豪的海军业务能力，但是杰曼尽一切可能阻止豪兄弟成为独任北美和平特使，也反对宽恕革命者，除非殖民地会议承认国会的绝对权威。因此他与诺思和达特茅斯伯爵存在矛盾，后两者希望赋予豪兄弟广泛的谈判裁量权。双方针锋相对，都发出辞职威胁，直到国王出面调解。尽管杰曼接受豪兄弟成为唯一特使，但也成功限制了两人的权力和行动范围。&[29]
同样，杰曼对战争的态度也比通常人们所了解的更为务实。他自始就已经预见到了北美战事带来的困难，承认远距离导致的与一线指挥官沟通问题，主张他们必须拥有决定战略的裁量权。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从未低估运用非传统方式作战的敌人的潜力。他表示“敌人在公开战场上避开正面接触，这与年轻军官在军队中所学的常规完全不同”。他完全清楚英军在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初期遭遇的挫折，以及1755年爱德华•布雷多克（Edward Braddock）在莫农加希拉（Monongahela）遭遇的败绩。杰曼回忆，布雷多克的部队如何被几乎隐蔽的敌人和自己的军事规则所消灭。根据英军的规则，士兵们集中在一起，作为整体发射火力，“但几乎无法自卫，也不能影响敌人”。他知道作战需要一线指挥官拥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杰曼还建议使用擅长分散和利用树木、墙体或者稻草堆自保的轻步兵，用于保护大部队免受埋伏和突袭影响。他坚定地认定英国无法“承受持久战，也不容国家的大部分力量无所事事”&[30]&。
杰曼制定的1776年战略旨在切割新英格兰，使之与北美殖民地其他地区隔绝。他倾向立刻攻占纽约，因为这里具备位于北部和南部殖民地之间的战略地位，并控制哈德逊河入口。根据计划，海军将封锁新英格兰沿海，并袭击沿岸地区。杰曼希望盖伊•卡尔顿和加拿大英军南进与威廉•豪的部队会师。早在他成为北美事务国务秘书前，杰曼就强调军队“决定性打击”华盛顿的“绝对必要性”。他认为延长战争违反常识，主张“全力……结束这场叛乱于一战”。他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即这是英国打赢独立战争的最佳机遇。&[31]
杰曼的战役企图遭到指挥官的抵制，后者与敌人和解的想法导致他们选择谈判和赦免。豪兄弟丢失了击败华盛顿的最佳机遇，也没能利用他们在长岛之战（1776年8月27日）中的胜利。在从加拿大南下的过程中，盖伊•卡尔顿试图通过释放战俘扭转民意，也拒绝大规模使用印第安军队。卡尔顿在英国的庇主是国会中的主要反战议员里奇蒙德公爵，他也曾经参加明登之战。杰曼和卡尔顿就《魁北克法案》中和加拿大的法国裔居民和解的政策也存在冲突。杰曼对于卡尔顿的看法还受其亲信盖布里埃尔•克里斯蒂（Gabriel Christie）上校报告的影响。他曾试图任命盖布里埃尔任加拿大英军的总军需官，但遭卡尔顿阻挠，后者最后任命其弟托马斯•卡尔顿（Thomas Carleton）出任该职务。克里斯蒂对卡尔顿的批评还得到卡尔顿当时的副手伯戈因对于战役情况描述的佐证。&[32]
杰曼认为卡尔顿而非豪，才是英国未能在1776年战役中获得战争胜利的元凶。他指责卡尔顿未能在敌军抵达尚普兰湖前赶上，以及放弃已经占领的王冠点。他还认为卡尔顿能够牵制纽约的华盛顿，通过持续从加拿大发动入侵，从而阻止英军在特伦顿战败，但卡尔顿却从王冠点撤退，导致敌军能够增援兵力不足的华盛顿部，参加特伦顿之战。此后的英国派遣军再也无法媲美1776年的北美远征军规模。杰曼的计划曾经创造了最好的军事解决机遇，但其反对者质疑一次辉煌的决战胜利能否收复北美居民的忠诚。即便能够击败华盛顿，但维持北美治安的工作，也超出了英军的能力。尽管派遣军的规模足以媲美爱尔兰卫戍部队。&[33]
杰曼制定的1777年战役计划与1776年计划高度相似，旨在隔离新英格兰，但重点转向以海军袭击新英格兰沿岸。他基本采纳伯戈因从加拿大入侵北美殖民地的建议。是豪而非杰曼决定进攻费城，并且经由海路通过切萨皮克前往目标。豪的计划变动时间太晚，导致杰曼只能面对既成事实。但战役在以萨拉托加败绩告终时，伯戈因和豪兄弟为了获得国会反对派的支持，选择联合而非相互指责。反对派们愿意启动一次调查，解除将军们的责任，将战败完全归咎于杰曼。上述行动构成一次全面攻击政府行动的组成部分。目标还包括政府处理北美战争的方法。鉴于杰曼在军事法庭上不光彩的经历，杰曼是一个简单又脆弱的目标。其次，他和其他阁僚关系疏远。同时，在其国会生涯的大部分时期，他保持政治独立，偶尔还投票反对诺思政府。和桑威奇不同，他也没有大批政治追随者，桑威奇若易帜可能影响政府稳定，所以杰曼是可以抛弃的。
但是，其战争计划显示了他在领导北美战争时期始终存在的不足。这个弱点也出现在他指挥的加勒比战争中，尤其是雄心勃勃的远征中美计划。&[34]
三
1780年，乔治•杰曼启动了英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的另一次宏大计划。除了两位因行动成名者的传记，这次行动很少见于其他战争记录。一个是特拉法尔加角&[3]&的胜利者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还有爱德华•马尔库斯（Edward Marcus）中尉。后者于1802年试图夺取伦敦塔并刺杀乔治三世。远征旨在通过中美洲征服西班牙的美洲属地。远征军首席医疗官本杰明•莫斯利（Benjamin Moseley）形容这是“战争期间最完善、协调的重要行动”。这也是将英国的战争重心从北美转向加勒比的重置工作的组成部分。杰曼为此致信小安的列斯群岛英军司令约翰•沃恩少将（John Vaughan），表示“西印度将成为主战场”&[35]&。
1779年6月，西班牙向英国宣战，意在收复此前丢失的领土，包括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牙买加、直布罗陀和米诺卡。由于担心革命对其南美帝国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西班牙既没有与美国结盟，也未正式承认美国，因此只与法国签署条约。根据条约，法国承诺协助西班牙收复直布罗陀。在奥尔良，年轻的西班牙总督唐贝尔纳多•德加尔维斯（Don Bernardo de Galvez）发动了入侵英属西佛罗里达的行动。这一殖民地的边境沿墨西哥湾，从彭萨科拉（Pensacola）向位于今天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莫比尔（Mobile）、曼查克（Manchac）、巴吞鲁日（Banton Rouge）和纳齐兹（Nachez）延伸。至1779年9月底，加尔维茨夺取了英军在曼查克、巴吞鲁日和纳齐兹的阵地，将英国定居者赶出密西西比地区。在中美洲，西属洪都拉斯总督采取相同行动，将英国的洋苏木采木人赶出圣乔治岛（St George's Key）。&[36]
杰曼看到西班牙弱于法国，为此试图用外交和军事手段迫使西班牙退出独立战争。他企图夺取奥尔良，但因加尔维茨的军事准备而未遂，但在中美洲，英国人的进展更为顺利。因事先预见西班牙人的袭击之后，牙买加总督约翰•达林（John Dalling）曾派遣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指挥爱尔兰志愿军组建的小型远征军前往中美洲沿岸协助伐木人。达尔林普尔发现西班牙人已经开始袭击后，改变目标，进攻被视为洪都拉斯湾要害的奥摩阿港（Omoa）。1779年10月，其部攻占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宏伟的石头城堡，这座厚达18英尺的城墙耗时20年才完工。今天，炮火留下的弹坑依旧清晰可见。远征还夺得大批金锭，包括两艘估价达3000万美元的船。这次行动增强了杰曼在中美洲发动更大胆行动的信心。
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英国就已具备全球野心。其中，控制中美洲将为英国打开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通道。通过控制流入加勒比海的圣胡安河及其源头尼加拉瓜湖和附近的太平洋沿岸市镇格拉纳达和莱昂（Leon），杰曼及其手下指挥官们估计，一支部队就足以分隔西属美洲的北部和南部。这是巴拿马运河竣工前，最繁忙的大西洋—太平洋地峡通道，曾用于加利福尼亚黄金潮。一旦控制了圣胡安河—尼加拉瓜湖通道，杰曼及其属下指挥官们还将建立一系列基地链，用于进一步攻击“南美所有最富庶的省份”。在北美方面，计划预计将煽动印第安人、奴隶和克里奥尔人起义反对西班牙。英国人对于获得广泛支持的期待，源于此前发生在圣达菲（Santa Fe）、波帕扬（Popayan）和秘鲁副王区各地的叛乱。&[38]
计划还试图利用在米斯基托海岸（Mosquito Shore）的英国定居者以及当地历来敌视西班牙人的米斯基托印第安人（Miskito Indian）发动颠覆西班牙统治的叛乱。17世纪晚期以降，英国人就在洪都拉斯湾沿岸建立定居点。定居者随后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热带雨林里开采洋苏木和桃花心木。桃花心木家具在英格兰很流行，而洋苏木能够产生用于毛纺品生产的燃料。伐木者形成的非正式群体沿洪都拉斯海岸沿线的黑河（Black River）、圣乔治岛、雷坦（Rattan，即罗阿坦Roatoan）、格雷西亚阿迪奥斯角（Cape Gracias a Dios）以及尼加拉瓜海岸沿线的沙湾（Sandy Bay）、珍珠岛（Pearl Key）、布卢菲尔兹湾和格雷敦（Greytown）分布。西班牙人拒绝承认定居点的合法性，并且试图通过建立奥摩阿的圣费尔南多堡一类的驻防地点，阻止设立定居点。尽管如此，定居点依旧开始活跃，进而发展成为非正式殖民地，拥有向牙买加述职的本地总监。&[39]
和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制定的多数计划一样，杰曼根据一线指挥官、主要民政和殖民地事务官员的建议采取行动。入侵中美的计划主要由牙买加总督约翰•达林少将制定。达林曾经和威廉•豪一起，于征服魁北克期间，在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麾下工作，期间在攻占阿布拉罕高地时受伤。1762年，他曾经在英国占领古巴哈瓦那期间指挥一个团。他吹嘘说，如果英国政府让他指挥一支“不算大”的军队，他就能获得“西班牙在世界上这片地区的霸权”。达林对其行政职务感到沮丧，并且承认他在“各方面都考虑到了军事战线不同于民政工作”。在发现总督工作“不适合军人”以后，他希望亲自领导远征。他承诺“要么为国王带来大陆的霸权，或者将我的尸骨埋在尼加拉瓜”&[40]&。
在增援从英国抵达前，达林派遣一支小型远征军夺取圣胡安河的控制权。部队登陆米斯基托海岸后，达林估计将有约1000名英国定居者来援。增援部队抵达后，他期待远征军能够征服尼加拉瓜湖。远征军随后将继续推进，“攻占位于湖对岸的格林纳达镇，如果可能，还将占领莱昂”。实际上，达林认为，1500名士兵加上志愿军和印第安人，英国足以占领尤卡坦半岛。&[41]
达林的计划得到新任米斯基托海岸英国移民总监詹姆斯•劳里少校（James Lawrie）的支持。劳里对多项后来影响远征的关键错误负有责任。他给人留下了目标河流可以通航及其防御易于迂回的印象，他还让人们相信，远征将得到英国移民和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的支持。他令人震惊地宣称，热带条件将有益而非有害于士兵的健康。劳里有发动远征的迫切理由。他新近取代对手罗伯特•霍奇森（Robert Hodgson）出任总监。有迹象表明，对于那些为采伐而来的移民，军队开始帮助他们全面融入帝国。就在劳里敦促达林执行中美洲计划的同时，其对手霍奇森也在英国向乔治•杰曼推销类似计划。他在其中也有既得利益，两人一起规划美好的前景。
杰曼最初对征服中美的宏图大业态度谨慎，在给达林的信中表示“我担心所需兵力超过你的预计。目前我不知道如何拨付兵力”。他最后改变了看法，向达林表示：“你就我军进攻设想的目标完全符合这里在考虑的各种意见。”1780年1月，杰曼告诉达林他正在派遣3000兵力，主要用于保卫牙买加，但也准备参与远征中美。现在杰曼也沾染了总监对于远征无限可能性的乐观情绪，在信中表示，也许“证明你观点的机会将自然呈现，并且提供更大的目标”。但其主要目标在于迫使西班牙媾和。4月，他派遣亲信兼副国务秘书理查德•坎伯兰启动与马德里谈判，同时增援牙买加的达林，借以强化坎伯兰的谈判地位。&[42]
来自米斯基托海岸的奴隶和米斯基托的印第安人曾经参与1779年攻占奥摩阿港，该事实似乎支持了英国人对当地支持的期待。在准备远征期间，征兵广告登载《牙买加公告》，“邀请所有自由人，不论肤色……担负最光荣的使命，每人将获得5英镑赏金”。轻步兵和游骑兵将包括“两翼由自由的黑白混血族裔组成的部队。他们将因此拥有展示勇气的良好机遇”并平等分享战利品资金而“致富”。达林向杰曼吹嘘称：“自由团中的各肤色人种正在快速集结，他们的存在显示我似乎不缺少远征志愿者。”远征军抵达尼加拉瓜外海时，米斯基托的印第安人加入了远征。据本杰明•莫斯利披露，“如果没有印第安人驾驶小艇的技术”，河流航行问题似乎“无法克服”。事实证明他们是无比宝贵的侦察兵、艇手兼搬运工。&[43]
和在北美部署土著和亲英派一样，杰曼试图通过寻找替代人手资源解决正规军缺额。他甚至希望指挥官使用囚禁在来自牙买加和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独立战争战俘。英军团队中黑人和其他人种混杂。其中包括牙买加军团，兵员主要来自私掠船船员，包括“一些有色人种”。亚历山大•利思爵士（Sir Alexander Leith）的“皇家巴托人”（Royal Batteux Men）的“来源类似牙买加军团”。轻骑兵和龙骑兵也包括来自牙买加的“少量有色人种”。达林期待有色人种“首战告捷，因为他们比刚从欧洲抵达的军队更适合温暖纬度的各种劳作”。轻龙骑兵的军官只有“一两个人”是白人。&[44]
中美洲战役和萨拉托加之战前的伯戈因战役一样存在明显失误。1780年4月，在没有等到延迟抵达的3000名英国增援部队时，达林就发动了远征。他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打乱敌人，并阻止其反击。根据一位同时代评论家的观点，达林拒绝等待增援成为战役失败的主要理由。约翰•波尔森（John Polson）上尉指挥逾1000人的部队，但其中只有约三分之一属于英国陆军正规军。和伯戈因在提康德罗加一样，波尔森部的初期行动很出色，攻占因扼守尼加拉瓜和北大西洋唯一水路通道而被达林视同西属美洲直布罗陀的圣胡安堡。现在又名“完美构想城堡”的圣胡安堡，位于圣胡安河口上游64英里，距尼加拉瓜湖32英里，配备约200名卫戍兵员。波尔森提前向达林报捷，宣称：“现在，大人，南进之门已被撞开。西属美洲被一分为二。”达林急于辞去牙买加总督职务，亲自指挥尼加拉瓜湖区的英军，他幻想着更为宏大的占领墨西哥计划，甚至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秘鲁将成为囊中之物”&[45]&。
远征很快被瓦解，圣胡安堡围攻成为一宗令人绝望的任务。由于军中许多人生病，霍纳肖•纳尔逊和爱德华•德斯帕德（Edward Despard）亲自在俯视堡垒的对面山头设置加农炮，由此延缓了远征立即失败的局面。纳尔逊只有一门野战炮，凭借这门炮，首炮就摧毁了堡垒的旗帜。1780年4月20日，来自牙买加的军队抵达布卢菲尔兹湾，包括250名英国士兵和270名本地征集的牙买加人。他们由第60团的斯蒂芬•肯布尔中校（Stephen Kemble）指挥，后者抵达圣胡安堡以后，取代波尔森成为指挥。时年21岁的肯布尔是一位来自纽约著名家族的亲英派，效力于英国陆军。他在亨利•克林顿那里未受重用，反而晋升资历较浅的约翰•安德烈少校出任北美英国驻军的副官长，之后他要求调职。
5月15日抵达圣胡安堡以后，肯布尔发现疾病导致卫戍部队彻底瓦解，甚至没有足够的人手更换卫兵。此后近两个月里，肯布尔勇敢努力，试图恢复沿圣胡安河的远征行动，但发现西班牙人已经有所防备，并采取措施强化尼加拉瓜湖入口防务，努力因此徒劳无功。7月25日，由于部队过于虚弱，无力冒险进攻，肯布尔留下少量兵力守卫圣胡安堡后率部撤往海岸。至9月，他已放弃继续远征的希望，并指责“达林将军除了忙于通过这条河或者其他河流远征外，无所顾忌。实际上，我认为他目前骑虎难下”。11月25日，他最终获得达林的命令，撤退并炸毁了圣胡安堡。但在西班牙军队于1月初抵达时，德斯帕德中尉仅部分完成了摧毁堡垒的工作。&[46]
和北美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在中美洲获得移民和印第安人广泛支持的期待同样是虚幻的。远征指挥官招募部队的工作延误了宝贵的时间。由于担心将来与西班牙的违法贸易受限，英国移民对协助英军的兴趣不大，甚至散播谣言，表示远征的真实目的旨在奴役印第安人，并把他们押往牙买加，以此阻止米斯基托印第安人支持英军。劳里最终只招募到12名白人移民、60名黑人和230名米斯基托印第安人，而非预期的1000人。牙买加的征兵工作还受到岛上的选举议会阻挠。后者反对在牙买加岛面临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入侵的现实威胁时调离军队。圣胡安堡之役期间，米斯基托的印第安人部队开始开小差，带着小艇离去。此外，当劳里病愈返回海岸时，还发现他所招募的黑人也当了逃兵。
远征构想对当地的地理现实一无所知。达林承认，“他除了杰弗里（Jeffires）出版的地图外，没有其他西印度地图”。杰曼同样依靠托马斯•杰弗里（Thomas Jeffrey）在1774年《西印度地图集》中绘制的地图，其为远征行动推荐的道路看似便捷，拥有一条从海岸到湖边只有100英里的通道，当然，地图并无任何圣胡安河的适航性暗示。达林因此简单地认为这是“一条便道”。实际上，行动的主要障碍就是河流，其导致的延误造成远征失去突然性，也导致部队暴露在热带暴雨之下。远征军还缺乏充分了解河流的领航员。尽管首席领航员理查德•哈纳（Richard Hannah）信誓旦旦，但实际情况表明河流部分航段属于无法通行的危险浅水。首次通航的努力由于部分过载小艇翻船而作罢。由于上述困难，远征耗时3个月，而非预计的4周，而且只能携带用于围攻圣胡安堡的200颗球形炮弹中的53颗。&[47]
疾病成为远征中最灾难性的障碍，大量士兵死于黄热病、疟疾、痢疾和伤寒。由于没有足够人手从圣胡安堡运送补给，坎布尔被迫暂停远征。他没有足够的健康军官报告士兵的恢复情况，并且必须自行承担大部分行政工作。他生动地形容手下如何缺衣少穿、饥病交困，脓水从他们水肿的肢体上滚落。根据本杰明•莫斯利计算，“约1800人参加远征，没有一名欧洲人的健康状态持续超过16天，不超过380人恢复，恢复的人大多面容凄惨”。还有约1000名随队远征的水手死亡，导致损失总量达到2500人。纳尔逊指挥的28门炮的护卫舰皇家辛钦布鲁克号（Hinchinbroke）的200名舰员，只有10人幸存。纳尔逊本人在远征中也因病返回牙买加，在一个名叫库巴•康华里（Cuba Cornwallis）的女奴护理下捡回一条性命，而后他又在英国休养了一年才彻底恢复。远征军每天埋葬6—8人。据莫斯利描述，多数人“陷于极度悲惨的状态，逐渐崩溃，直到没有足够的活人照顾病患甚至埋葬死者”。肯布尔也曾描述军队准备登船返回牙买加时，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埋葬“海滩上碍眼的死者”。约翰•亨特医生在谈到高死亡率的细节时表示，“人类毁灭的恐惧景象充斥心灵”&[48]&。
杰曼在远征失败时发出批评，指责行动偏离了动用印第安人、英国移民、志愿军和冒险者夺取河流控制权后，再派遣军队的原始计划。由于军队只能通过本地人获得补给和支持，因此这种情况下不应动用军队。杰曼承认，在得知米斯基托的印第安人开小差以后，他感到焦虑。他宣布远征是彻底的失败，“诸多勇敢的人牺牲却没有带来公共利益”。不仅失败，而且还掣肘英国在北美的作战。”西佛罗里达英军司令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将军所部尚不足以保护辖区，更不用说攻击新奥尔良。1780年3月14日，加尔维茨占领莫比尔，切断彭萨科拉英军的主要补给来源。在两周的围攻后，彭萨科拉英军于1781年5月10日投降，投降范围同时包括西佛罗里达残余地区。同时，西班牙人沿洪都拉斯海岸发动反击，占领英属港口里奥•内格罗（Rio Negro）。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手和资源，甚至无法保卫英国既有领地，杰曼的攻势作战不切实际。&[49]
四
从波士顿围攻战到约克镇战败，杰曼主管北美作战，他先后参与1777年萨拉托加战役和1779—1781年中美洲远征两次行动的决策。他还对入侵弗吉尼亚的决策具有关键作用，此次行动导致康华里在约克镇战败。后代人认为，杰曼相对于其他人，对失去北美殖民地负有更大责任。其批评者始终认为，他的战略构想都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被后来的战果证明是极为致命的。他鼓吹的攻势战略需要更多兵力负责卫戍和警戒新领土的工作，而此时的军事资源已经达到极限。他的战略高度依赖海军支持，后者却经常无法到位。1779年，在英国损失加勒比的格林纳达和圣文森特岛之际，杰曼还在计划征服波多黎各。
实际上，无论是1777年纽约的伯戈因、1779—1781年中美的达林还是1780—1781年北卡罗来纳的康华里，杰曼所采纳的计划都与手下指挥官和民政总督的敦促有关。1779年征服波多黎各的计划则源自背风群岛总督威廉•马修•伯特（William Mathew Burt）的怂恿。尽管他的计划看来极具野心，但极度熟悉当地情况的一线官员均认为计划可行。在1777年战役初期，威廉•豪曾宣称，他只需要额外的15 000人，就能征服新英格兰，与伯戈因会师，并入侵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
杰曼自称尊重海外指挥官，从不过问指挥细节。1778年3月，他敦促亨利•克林顿“自行决定最有可能摧毁叛乱的计划并采取行动”，他在1779年1月下达的指令中，只指示克林顿自行判断是否改变行动计划，因为后者更了解“这里（指伦敦）无法洞悉”的情况。杰曼执着于信任威廉•豪，允许后者实施攻击费城的独立战略。对此，杰曼面临困境，他无法在战役期间召回一名将军，而且威廉•豪在英国政治背景深厚。直到战局不可挽回，杰曼才开始指责豪兄弟。亨利•克林顿的情况与此类似。在1779年克林顿表现被动以后，杰曼才出手干预。杰曼认为，自己的角色仅限于提出宏观目标，并从英国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但是，他也难免鼓励一线指挥官采取攻势行动。行动虽然经常缺乏足够的资源，但杰曼认为，行动的正当性在于，没什么比“一场沉闷的防御战”更要命。“这种战斗势必以摧毁这个国家告终。”他不断建议新的目标，但缺乏明确的战略优先意识，也导致属下将领沮丧地认为其期待不切实际。&[50]
杰曼还曾被指不切实际地相信英国正规军的不足可以从中美、加拿大和北美本地支持者那里得到填补。实际上，杰曼于1779年6月对下院表示，“他从不认为可以征服北美”。随后一个月，他在写给亨利•克林顿的信中表示他认定：“如果我们不能推动北美人民支持彼此共同的事业……我们的最大努力注定失败。”他坚信革命是少数人的行为，1780年11月，杰曼再度于下院表示坚信，逾半数北美居民是这个国家的朋友，只有“议会的专制”阻止亲英派拿起武器。他“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要求无条件投降”。他只是单纯认为，不应和武装对抗英国的人民谈判。&[51]
杰曼始终高估亲英派能够提供的支持，并且低估革命获得的认同。他坚信亲英派属于多数，否定反面证据。一厢情愿的看法影响了他的观点和认识。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也导致他偏好符合自己成见的情报和信息。1777年，亨利•克林顿生动地描述了与大臣在伦敦的会议。他形容杰曼如何提出预设答案的问题，以及经常自问自答。1779年1月，在从北美前往伦敦访问期间，查理•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上校写信给克林顿，介绍与杰曼的一次交谈。在这次谈话中，他发现，尽管他已经知道杰曼“忽略不符合其意愿的信息，但是我仍然震惊又伤心地发现，凭借这种肤浅的认识，他安于一种有害于我们工作的盲目安全感”。但是，杰曼可以找到很多了解北美一线情况，却愿意迎-合其观点的人。这种误判不限于杰曼本人，而是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绪。[52]
如果杰曼被蒙蔽，那么北美的英国将军和官员们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他们都期待在当地得到支持。伯戈因曾凭借攻占提康德罗加堡之后抵抗将会削弱的印象采取行动。威廉•豪坚信他将在马里兰和南宾夕法尼亚通过友好地区。康华里期待在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得到亲英派支持。杰曼同样从本内迪克特•阿诺德处得到对自己观点的支持。1778年秋末回到英国后，卡莱尔伯爵（Earl Carlisle）和平使团告诉内阁，大陆会议内部广泛存在着不满情绪，而且北美存在大批亲英派，使团在致杰曼的报告中重复了这一看法。1779年调查豪兄弟作战行为期间，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中将有三天出庭作证，期间，他宣称无须提供大规模增援，因为北美殖民地有2/3的人口属于亲英派，只需要“协助好的北美人来打压坏人”。罗伯逊拥有23年驻北美经验，曾任纽约文官总督。在高级将领中，亨利•克林顿对亲英派的力量持怀疑态度，但在英军于约克镇被击败前夜，他也相信东岸的切萨皮克和宾夕法尼亚亲英派的支持力度强大。&[53]
杰曼还受到流亡英国的亲英派影响。后者尤其热衷于强调革命只是少数派的行动，并未获得广泛支持。革命者只是一些精英人士，不代表广大的民意。此外，亲英派倾向建议向其所在地区和产业所在地派兵。杰曼定期在伦敦会晤托马斯•哈钦森、约瑟夫•加洛韦等北美亲英派巨头。理查德•坎伯兰在其回忆录中表示，“大批北美亲英派”成了杰曼的套间里的接见活动的“常客”。1779年，威廉•豪接受调查期间，杰曼获得宾夕法尼亚亲英派约瑟夫•加洛韦支持。后者在国会听证中作证表示，“逾4/5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倾向和大不列颠联合而非独立”。亲英派的观点获得北美事务副国务秘书认同。1778年以后，两名副秘书中的威廉•诺克斯成为资深秘书。尽管他来自爱尔兰，但曾定居佐治亚，并作为殖民地的代表。另外，他在佐治亚还有位于萨凡纳河诺克斯市的两处种植园地产，总面积达到2585英亩，另蓄奴122人。曾经出版反战手册的约翰•阿尔蒙（John Almon）认为，“诺克斯的热情和暗示”给北美事务带来了不幸的后果。1780年，马萨诸塞-的本杰明•汤普森（Benjamin Thompson）成为另一名副秘书，当时，他也选择迎-合杰曼。&[54]
杰曼知道“避免”被亲英派“诱导我们的期待的重要性”，也知道应当“通过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人”获得准确情报，“帮助其了解和阻止欺诈”。为了评估南部殖民地的亲英情绪，他资助前南卡罗来纳总检察长詹姆斯•辛普森撰写了一份关于“主要居民倾向与判断”的报告。辛普森将人民的政治情绪分为四组。第一组属于“如期待般有利”的人，他们后悔早期的反英态度；第二组人担心无法恢复王室政府造成的财务损失；第三类人依然属于革命阵营，但已经考虑投降；最后一小批人属于极端革命分子。辛普森认为“头两类人的数量和影响绝对超过最后一类”。除了亲英分子个人的证词外，杰曼还对军队先后于1776年在新泽西、1778年在费城和1780年在查尔斯顿成功获得大批居民宣誓效忠的印象深刻。1778年在佐治亚，1400名居民宣誓效忠，并组建了20个亲英派民兵连。他对军队控制事态后，人民口头承诺效忠的情况存在误判。&[55]
反对派认为杰曼认定多数北美殖民地居民支持英国的想法很可笑。早在1775年1月，查塔姆伯爵就曾指责内阁蒙蔽公众相信叛乱局限于波士顿。随着证明军队没有得到当地居民支持以及革命符合民意的证据增加，反对派的批评日益冷酷。1777年5月，威廉•豪撤离新泽西之后不久，爱德华•吉本抱怨在下院“否认无法保留北美殖民地”时，面临福克斯的掣肘。1777年10月萨拉托加战败的官方消息抵达之前，约翰•卡文迪什鄙夷地谈到政府“假定只有少数人”支持革命的观点。在上院，罗金厄姆侯爵质问：“那些强大的领导人在哪？北美人如此不加分辨地服从谁？谁以如此专断的规则统治他们？他们当中并无伟人。”1778年11月，福克斯谈到试图赢得北美人同情的战争何等荒谬。他断言，叛乱绝非少数人或者一省所为，弗吉尼亚维权的欲望不亚于马萨诸塞-。无序的暴徒已经转变为一支人数众多、有力有序的敌军。&[56]
1778年11月，福克斯指责杰曼沦为报告的奴隶和“被虚假信息报告者愚弄的傻子，热衷于受骗”。对于认为人民多数忠诚、只需弹压小股暴徒的观念，他认为是可笑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一大帮子人甘于像绵羊一样忍受一小批暴徒盘剥驱策”。突然出现了一支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劲旅，让大臣为了军备搜刮欧洲大陆，倾尽英国所有。福克斯嘲笑那种战争初期认为“北美人都是胆小鬼”，“一顶掷弹兵帽足以使其自乱阵脚”的自负。“必须派遣55 000人加上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才能镇压胆小鬼”，这令人奇怪。谈到萨拉托加时，福克斯又要求杰曼确认自己能否相信一支配备最优秀将领的勇敢军队，被一群无精打采、纪律荡然、无耻又可悲的暴徒击败。&[57]
反对派一直在嘲笑政府的主张和军队在北美的战败形成的反差。对于政府说的“多数人不仅无理由地受少数人束缚，而且完全被迫拿起武器”，“为无赖议会”和“一小撮”反对我们“但被他们视为最好的朋友的派系领导人而战”，反对派的嘲弄中一再提到，政府所描绘的叛乱属于派系行为，但“后者令人惊讶地拥有当地的民政和军事权力”&[58]&。
1778年法国参战以后，杰曼日益强调亲英派在压制前北美南部殖民地新战略中的作用，并期待军队在南方找到比北方更多的亲英派。他希望亲英派能够帮忙减轻正规军的后备和附属工作，弥补军队中的人员不足，更重要的是承担警察和维护被征服领土的工作。随着战争焦点转向地中海和欧洲，杰曼试图以小股部队逐步收复南部，同时由亨利•克林顿牵制位于哈德逊高原的华盛顿。他希望在南部的成功作战和恢复当地的政府能够推动其他力量倒向英国。年底英军征服佐治亚时遭遇的微弱抵抗提高了杰曼的期待。1780年英军占领查尔斯顿，在卡姆登击败大陆军南部方面军，从而攻占南卡罗来纳，局面使杰曼再度趋向乐观。&[59]
尽管事实证明了反对派的怀疑，但杰曼有合理的缘由相信亲英派，因为战争期间，忠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居民情况不断变化。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撰写的《美国危机》一文中痛斥“夏天的士兵和日照爱国者”。华盛顿也谈到打家劫舍的“托利”造成的困境。人们现在还在争论独立战争时期是否存在一种强烈的美国身份意识。1781年约克镇之战前，十三州并未全部签署《邦联条例》。各州频繁抵制招募民兵和军队的措施。1777年初，只有1000人选择重新加入大陆军。当时的大陆军总数比大陆会议设定的目标少35 000人，相对于1776年的巅峰规模，少8000人。尽管1780年对独立的支持出现反弹，但“狂热的军人”和志愿参军率从未达到《独立宣言》公布当年的水平。&[60]
经常有一种观点认为，1/3的白人殖民地居民忠于英国，1/3中立，还有1/3积极支持独立。这项估计可以肯定源于约翰•亚当斯1775年撰写的评论，1815年他在一封信件中重复了上述内容。但是，在与荷兰共和国的谈判中，亚当斯却安慰谈判对手，只有不足1/10的人口属于亲英派。鉴于缺乏民意调查，无法计算亲英派的实际比例，特别是潜在的亲英派。现代历史学者的估计数字分歧巨大，由此也反映了革命时期的局势变化造成的估计困难。纽约首席法官兼亲英派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表示，“没有人知道密友”的真实情感。此外，亲英派人口比例和密度因地而异，高度密集区域似乎出现在哈德逊河谷、南宾夕法尼亚、纽约，还有佐治亚和弗吉尼亚之间的南方前线。然而，由于亲英派既无组织也没有积极性，在战争初期已经向革命派交出了主动权。他们被革命派牵制，后者甚至成功地自称辉格党，并把亲英派称为托利党，由此把亲英派与光荣革命期间鼓吹君主权力、反对辉格派原则的派系挂钩。亲英派缺乏团结的全国性领袖，尽管其中包含许多精英，他们经常包括外来者以及和同胞存在宿怨的社会边缘人物。&[61]
不过，亲英派确实是一支庞大的力量，独立战争因此同时也是一场内战兼叛乱，由此成为英国长期存在亲英派力量的迷思，并且蒙蔽乔治•杰曼的原因。尽管在1776年9月英军占领纽约后，当地只有5000名居民，但是随后抵达的亲英派难民导致人口总量于1781年达到25 000人，1783年达到33 000—40 000人。独立战争期间，约19 000名亲英派服务于英军指挥的省团。1780—1781年10 000名亲英派为英军作战。一份对6000名亲英派的分析表明，独立战争期间有15%达到服役年龄的男性为英方作战。如果这一数据就是战争期间效力英军的平均人口比例，也就是亲英派相当于美国人口中的16%，即513 000人，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唯一的儿子，前新泽西总督威廉•富兰克林爵士（Sir William Franklin）。战后，约3000名亲英派向皇家索赔委员会（the Royal Claims Commissions）申报损失。总之，很大比例的美国人口作为亲英派难民移民英国，数量超过法国大革命期间来自法国的难民。亲英派难民主要前往加拿大，以及英国和英帝国的其他地区，也成为巴哈马的主要人口。当地总督、降格的前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Lord Dunmore）发现亲英派难民和弗吉尼亚时代一样好斗。&[62]
尽管亲英派对南部战略具有重要作用，但英方并未认真考虑如何吸引和维持来自亲英派的支持。亨利•克林顿爵士知道如果军队无法提供充分保护，集结亲英派存在危险。他不相信亲英派能够独立行动，并且脱离军队成为独立力量。他反对袭击，这只能打击亲英派。杰曼希望恢复文官政府，取代英占北美地区的戒严法。但是除了萨凡纳，其希望从未实现。杰曼面临属下指挥官掣肘，他们担心选举议会和民事诉讼可能影响军事行动，但是将军们忽略了宪政政府对亲英派的象征作用，以及戒严法对于敌方宣传工作的价值。除了在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建立一个文官警察委员会外，将军们拒绝作更多让步。杰曼热衷于建立亲英派团队，但是指挥官们反对给予省团的民兵与陆军平起平坐的权利。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从青年时代起在陆军中度过一生的正规军官厌恶文官和自己平起平坐。亲英派军团中的军官因此地位低于同级英军正规军军官。他们没有相同的半薪退休金，受伤后无法得到抚恤，也没有就医的资金。此外，战争期间，始终存在对平民采取怀柔政策和为胜利采取严酷手段的冲突。&[63]
原本普遍存在的亲英情绪随着战争的持续而减少。战争伊始，英国陆军就因抢劫和无纪律声名不佳。这不仅出于敌人的宣传，也得到英军最高层的承认，杰曼为此发出过谴责。焚烧市镇和破坏财物的暴行使得中立人民产生敌对情绪。此外，尽管此前只在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中研究过有关议题，但在独立战争中，士兵们在一个福音派布道人改变的国家里，经常做出亵渎宗教的行为。这些布道人对于正在进行的斗争抱有末日审判式的态度。军团经常在周日训练，而且很少配备随军牧师。部分军官在日记中对在英格兰被称为“异议”或“不服从派”的教派表示鄙夷，其中包括新英格兰主流宗教组织长老派和公理会。英国人还因为动用黑奴、美洲原住民和黑森雇佣军激怒了当地同情者。作为少数派，亲英派出于个人恩怨，报复支持独立的大多数北美居民，也导致问题更为复杂。此外，随着时间流逝，亲英派由于埋怨自己相对于陆军的二流地位，作战意志消沉。1778年以后，英国强调亲英派的战略作用，增加招募，但是总体比例已经降低。1780—1781年，新募集的亲英派兵员已无法弥补伤亡和开小差的人员。&[64]
英国指挥官和政治家们普遍存在认识误区，他们无法理解革命事业如何通过自由、共识和平等的激进意识形态诉求扩大影响力。亚当斯曾指出，更重要的第二次美国革命，是一场人民心灵的和社会实践的革命。社会史学家曾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指出，革命领导人被迫采纳更激进的意识形态以便获得更多的人民支持其事业并赢得战争。现实中出现了“宾夕法尼亚宪法”一类杰出的民主试验。杰曼和内阁对这类管理革新兴趣索然，也无法理解其含义。他们完全无法理解革命的这一层面。另外，杰曼最终相信，只有战争能够保持英国的繁荣和国家地位，他因此愿意抓住任何稻草。&[65]
五
杰曼忙于应付各种否定其能力的约束。内阁的软弱、不团结和首相缺乏决断力造成的掣肘尤为严重。和七年战争时期的老皮特一样，杰曼也许可以填补空白，因为他足够强硬，但他受制于明登的污点和自身的形象不佳。
杰曼决定战略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受到限制。尽管其理念经常得到政府采纳，但是他必须在战略问题上对内阁其他成员和国王让步。他对指挥官的训令因此通常属于建议而非主动命令。他被迫委曲求全，且经常受制于其他阁僚而无法执行自己的理念。1776年，他试图借助一次与华盛顿战斗的胜利，展开态势有利的谈判，但受诺思、达特茅斯伯爵和豪兄弟掣肘。1778年，他抱怨其他人未就卡莱尔和平使团的创建及授权与其磋商。此外，他与其他阁僚无法将全部心思放在独立战争上。1779年1月，查理•斯图亚特中校造访英国时，发现杰曼和内阁“忙于爱尔兰事务，很难吸引他们注意北美事务”&[66]&。
杰曼无力增加缺员的北美英军。部队的数量受制于预算、招募不力和政府支持者对于扩军前景的忧虑。他必须与皇家海军和东印度公司争夺兵源。1776年，当杰曼试图建立一支新的高地人军团时，乔治三世厌恶其对该议题“喋喋不休”，对诺思表示要“把计划扼杀在襁褓里”。国王认为，叛乱将在建立新的军团之前结束，因此倾向扩大现有各团。在1778和1779年的《征兵法案》中，政府诉诸全面强制征兵，扩大兵役适龄范围。政府赦免部分轻罪犯，条件是他们需前往疾病肆虐的加勒比和印度卫戍。法案还放宽征兵范围，招募英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罗顿军团、爱尔兰志愿军因此接收了大批来自英军和大陆军的逃兵。但是，杰曼导致缺员问题更为复杂，他一方面开出增援的空头支票，又欺诈性地将病号算入作战人员，令属下指挥官大伤脑筋。[67]
1778年以后，受地中海、非洲、加勒比、中美、印度和加拿大的兵力需求牵制，在北美的英国陆军规模的确下降了。1780年在印度南部，英国面对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Hyder Ali of Mysore）指挥的一支得到法国支持的8000人部队。英国为此派遣6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还有两个汉诺威营前往印度，总兵力远逾奔赴纽约驰援亨利•克林顿的部队。杰曼还必须派遣更多部队保卫成为法、西主要战略目标的英属加勒比。1779年，由于海军上将约翰•拜伦（John Byron）的舰队兵力严重不足，詹姆斯•格兰特少将（James Grant）在加勒比圣卢西亚的部队被迫编入海军。士兵在加勒比的死亡率极高。1780年11月，查理•奥哈拉准将曾抱怨，英国于1778年11月从费城调动10个旧有团，前往加勒比，而后又派遣11个新团形成11 000人的兵力规模，但其中“超过5000人……已经死亡”。陆军在加勒比地区的年死亡率达到15%，相比之下，纽约和加拿大分别为6%和1%。在三年半的时间里，牙买加的英军一枪不发，已经损失3500人。驻扎金斯顿的第79团（皇家利物浦志愿军团）的1008人中，只有18人活到返回利物浦。其中，德比伯爵的弟弟，第79团的托马斯•斯坦利少校（Thomas Stanley），在高兴地谈到再度看到英格兰之后几天随即去世。临终前，他“激烈批评阁僚让他如陷地狱。他伤感没能战死沙场，却卧于病榻面对恶心的发烧”&[68]&。
尽管两栖联合行动对北美作战的胜利具有关键作用，但杰曼无法控制皇家海军。这意味着没有最高指挥确保军种协同。1776年4月，杰曼已经写明，他难以理解海军部及其对于北美远征似乎漠然的态度。由于缺乏海军的支持，他只能“建议、敦促以致最后抗议。如果这些庞大的装备和巨额支出没有带来好处，将无法避免我的不满”。杰曼希望允许加勒比商人自行武装船舶，作为私掠船攻击北美的敌方贸易和私掠船。但他无权决定。这一问题也成为他与桑威奇伯爵首次争吵的起因。在等待康华里在约克镇的消息期间，杰曼抱怨称，只要桑威奇建议或者完全同意一项计划，船就来了，一旦他不喜欢，“正儿八经的困难也来了”。杰曼也无法撤换与陆军指挥官关系不洽的海军将领，这类关系如牙买加的皮特•帕克爵士和达林。从战争伊始，杰曼就对投入封锁北美沿岸的海军舰船数量不足表示不满。&[69]
杰曼在内阁中公开和桑威奇叫板。这不是一场单纯的个人冲突，甚至不属于部门冲突。冲突反映了分配稀缺资源时的优先性分歧。分歧也出现在下级的将军、总督、海军将领和其他高级官员乃至普通上尉之间。1778年以后，桑威奇和杰曼的分歧公开化。前者倾向撤离北美，相对于英国和西印度防务，桑威奇倾向于将北美边缘化。实际上，北美战争以英国对法国的海军优势为假定前提。随着战争的发展，假设不再符合实际，同时不断制约杰曼的北美战略。1778年4月，杰曼曾威胁辞职，并为此草拟《来自乔治•杰曼大人的抗议》（A Protest from Lord George German），试图以此吁请增加对北美的海军支持。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拜伦海军上将指挥的增援速度迟缓。因为桑威奇曾警告称，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有能力占领加勒比的多米尼加，并且几乎夺取罗德岛的纽波特。1779年，克林顿远征因为缺乏必要的海军支持而中止，也被迫延缓夺取查尔斯顿的计划。由于法国海军在北美水域掌握优势，詹姆斯•格兰特少将无法调回原本用于征服圣卢西亚的军队，令纽约的克林顿倍感沮丧。1781年，杰曼、克林顿和康华里均以英国对法国的海军优势为前提制定战略。约克镇之战前数月，杰曼和桑威奇严重不和，以致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宣称，如果桑威奇遭遇弹劾，杰曼将成为首席控方证人。&[70]
杰曼必须应付多个向其他阁僚负责的政府部门。多个不同部门涉及陆军行政，其中包括巴林顿子爵威廉领导的战争局（the War Office），一个曾于1760年为审理杰曼的军事法庭安排后勤的机构。作为战争秘书，巴林顿曾反对向北美派兵，最终以辞去政府职务向杰曼抗议。为了向北美和加勒比运兵，杰曼还得协调弹药委员会（the Ordnance Board，处理炮兵、工程师、枪械和弹药储备事务）、海军委员会（the Navy Board，负责陆军、骑兵、衣物、医疗储备、帐-篷和宿营设备）以及财政委员会（the Treasury Board, 负责补给）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负责与商人的多数合同谈判，并且设定质量标准。1779年以后，海军委员会从财政委员会接手运输工作，杰曼反对未果。交接初期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杰曼要求财政部重新接受运输监管。&[71]
杰曼还受制于行政结构，后者并未适应跨大西洋运输和补给军队的工作。陆军每天需要33吨食物。其次，配偶、情妇及随军女性占到陆军人员的12%，此外，儿童构成总军事人口的9%。同时补给由2—3匹马拉的四轮大车运输，因此还有4000匹马年均消耗14 000吨干草和燕麦。最后军队还必须养活包括亲英派、逃奴和印第安人在内的难民。1779年11月，英国向来自22个不同部落的3329名印第安人提供补给，这批人来自安大略湖尼亚加拉河口的尼亚加拉堡。这只是无数救助案例中的一个。由于难民、陆军和亲英派军队的数量不断变动，财政部始终低估所需的补给。缺乏补给拖延了战役的启动，也导致陆军在为获取给养发动的袭击中多次受挫。
除所辖部门以外，杰曼协调其他部门的工作更为艰巨，他必须克服作为北美事务国务秘书的下级地位造成的困难。其所辖部门在1768年才分离出来成为独立部门，这是以牺牲南方部（Southern Department）和北方部（Northern Department）两个旧有国务秘书部门为代价的，这两个部门在北美事务部成立后继续存在。尽管工作负担更大，但杰曼的属员编制小于其他两个秘书部，工作压力却高于后两者。杰曼试图控制战争工作的尝试势必带来与另外两个秘书部乃至桑威奇本人的职权范围斗争。其他秘书也理所当然地厌恶杰曼侵蚀他们对于北美和加勒比事务的职权。最后通过致力于明确战争方向，杰曼相对成功地扩大了对战争的指挥权，也证明了他的活力和霸道人格。斗争奏效，源于他得到了国王的支持。在阁僚中，只有杰曼和国王一样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热情。两人都谈到果断打击和为了胜利承担重大风险的必要。不过，由于其他阁僚能够轻易地拒绝执行或者阻挠政策实施，杰曼能做的事不多。&[73]
杰曼和桑威奇一样是一位高效专注的行政人员，其形象绝非是一个无精打采、嗜好赛马和赌博甚于管理和领导的贵族。他享受团队工作和行政事务，对此具有真诚的兴趣。他喜欢研究和在思虑中掌握议题，工作效率高，擅长结合实际，记忆力超群。和乔治三世一样，他执着于“每一个细节”。伯戈因首次拜会杰曼讨论北美事务时，就对他“就议题掌握更多信息、观点，也比任何我曾交谈的阁员更为积极”印象深刻。据理查德•坎伯兰回忆，杰曼通过自己的“决策和调度”速度贯彻了更高的效率标准。他很快终止了“只能牵制业务的累赘报告和无效形式”，用词精确简洁。他厌恶当时盛行的重文体、欠明晰的华丽文风。据坎伯兰回忆，他对约会秉持宗教式的准时，“我们这些手下”苦不堪言。&[74]
作为北美事务国务秘书，杰曼还得负责叛乱地区以外的其他英国北美属地，包括魁北克、蒙特利尔、新斯科舍、圣约翰（近爱德华王子岛）、东西佛罗里达、牙买加、巴巴多斯、背风群岛、圣文森特、格林纳达、多米尼加、多巴哥、巴哈马和百慕大。其信件的数量依旧令学者叹服，对象不仅包括一线指挥官，也包括加拿大、北美和加勒比的文职行政人员。在工作上，杰曼的核心幕僚只有5人，手下从没超过20人处理作战需求。有时杰曼会收到几十封信，问题仅仅涉及一场争议，比如背风群岛总督威廉•马修•伯特和陆军的关系问题，这次纠纷最终以东加勒比英军总司令约翰•沃恩爵士（John Vaughan）威胁辞职达到高潮。&[75]
政府曾估计陆军将能够在英国重新占领的北美领土上达到相对自给自足。而实际上，陆海军始终依赖英国本土的补给。1775—1776年的波士顿围攻战中，包括干草、燕麦、醋、煤、豆子、木头、面粉、绵羊、猪、牛和腌制食品在内的一切都依赖本土补给。此外，船运能力也有不足。尽管战争的指挥和协调工作需要充分的交流，但政府甚至缺少定期交通艇在指挥官和文官总督之间传递信件，而且小艇经常被俘和延误。最后，跨大西洋航程需要至少2个月，有时长达3—4个月。&[76]
在战争的多数时期，陆军甚至缺乏基本的6个月补给储备，这是发动一场战役的基本要求，也因此严重制约了军队的攻势能力。1777年和1779年，威廉•豪爵士和亨利•克林顿爵士启动各自战役季的时间都出现迟延。两人的理由都是未能获得本土增援和补给。迟延经常源于杰曼权力范围以外的因素。在一支由35艘补给船组成、目的地是波士顿的舰队中，只有8艘抵达，其他因风偏离航向前往安提瓜。这是一个总司令同时负责审计的时代，为此杰曼还必须应付一个忙于战略无法充分关注财务问题的司令。比如威廉•豪经常无法明确他的实际需要，克林顿曾因任职期间的会计实践，战后还遭到国会审计委员会批评。&[77]
杰曼还得应付院外集团，比如西印度商人和种植园主团体的压力。和北美不同，英属加勒比存在许多定居本土或者列席国会的种植园主，其中国会议员的数量在20—50人左右。他们创建正式社团，运用请愿和媒体寻求公众支持。战争爆发前，他们曾尝试建立国会委员会，以便展示证据，证明北美战争对英属加勒比的灾难性效果。尽管院外集团的领导成员如理查德•奥利弗（Richard Oliver）属于反对派，杰曼却热衷于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便证明反对派不是铁板一块。1778年后，杰曼成为游说活动的重点对象，希望他能给英属加勒比提供更多陆海军支持。[78]
六
1781年初，局势表明依靠亲英派的策略已经失败，康华里发现甚至难以在北卡罗来纳找到向导，而罗顿则报告南卡罗来纳的亲英派已经瓦解。1782年当政府濒临倒台前夜，纳撒尼尔•拉克索尔描述了他在下院遇到的有趣一幕，诺思在重弹政府老调——英国在北美有许多好朋友——时明显露出尴尬的神情，他补充说，这并非其本人的看法，而是来自杰曼。诺思承认，自己从不认为这类朋友充足到足以“让我们据此发动或者继续战争”。拉克索尔评论称，这些重要表述扯开了围绕内阁的帘布，也承认了阁僚之间的观点分歧。&[79]
1798年，杰曼无意结束作战，他认为谈论战争的结果为时尚早。历史学者普遍认为他受到严重蒙蔽。这一观点忽略了杰曼同样且合理地期待叛乱者失败。他找到了康华里，一位在战争中贯彻主动与坚决打击的将军，杰曼曾敦促豪和克林顿采取相同做法但没有成功。他始终知道北美殖民地居民不愿加入大陆军和民兵。杰曼还获报大陆会议中存在分歧，以及美国财政状况岌岌可危，通胀失控。1779年5月，小麦价格从1776年的1蒲式耳40先令蹿升到150先令，年底又蹿升7倍。早在1779年，大陆会议就以面值1/40的价格出售了所发行的纸币。通货过于疲软，美国出现了“还不值一大陆元”（美元）的说法。叛军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许多地区整体陷于饥荒。1779年12月，平民拒绝接受大陆货币购买补给，导致华盛顿及其部队陷于极度困境，并且失去了在新泽西莫里斯敦的冬季营地，情况比两年前的福吉谷更糟。据杰曼表示，相对于加入大陆军的人数，加入亲英派省团（Provincial Corp）的北美殖民地居民数量更多。
通过截获的敌方信件，杰曼表示，叛乱已经接近崩溃边缘。大陆军早已被迫诉诸短期募兵和强制征兵。每年的开小差比例达到20—25%，1777年以后，军队总规模下降，且部队长期缺乏军官。其次，大陆军在试图向平民寻求补给和物资时经常遭遇抵制。大陆会议无权征税，只能依靠各州的自愿捐赠和欧洲的贷款。在1780年货币遭遇严重贬值后，大陆军军饷支付延误并遇上饥荒。1780年，大陆会议曾试图向各州转移维持军队的责任。局势表明，基于革命运动敌视和反对中央政府的言论和意识形态，革命可能走向自我毁灭。5月，康涅狄格前线的两个大陆军团由于两个半月的配给减少发生兵变。1780年12月—1781年7月，大陆会议甚至缺乏资金出版自己的公报和议事录。1781年1月，大陆军出现新的兵变，首先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前线，1000名士兵走出兵营，而后兵变蔓延至新泽西的其他三个团。还有谣言表示伊桑•艾伦（Ethan Allen）考虑宣布佛蒙特加入英国，人们还有理由相信如果战争超过1781年，法国和西班牙可能结束干预。[81]
在走向约克镇的这段时期里，杰曼对胜利已有清晰的构想。海军已向其保证可以抗衡法国舰队，但是他并未意识到法国的海军优势以及德格拉斯（De Grasse）海军上将所辖舰队的规模。杰曼还期待位于加勒比海的罗德尼部能够先于德格拉斯抵达北美，“做好迎战后者的准备”。由于坚信纽约的克林顿能够继续牵制华盛顿和罗尚博所部，杰曼鼓励康华里入侵弗吉尼亚并且禁止克林顿从切萨皮克撤离部队。结果，导致康华里被困约克镇的原因就在于英国舰队规模不及法国。&[82]
在下院讨论约克镇战败当晚，杰曼发表演讲。他在感慨康华里的命运之余，宣布已做好辞职准备，但坚持除非国王要求，否则不会因为恐吓或者起哄下台。杰曼和乔治三世一样准备战斗到底。他提出计划弥补“我们在弗吉尼亚的不幸”，并且主张维持在新斯科舍、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纽约、查尔斯顿、萨凡纳和东佛罗里达的领土。英军主力依然完整，在纽约有14 000人，查尔斯顿和萨凡纳有13 705人。利用上述港口可以开展大规模贸易并攻击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地。他对失去北美的后果做出警告，表示这一结果将导致英帝国瓦解，“我们不应由于加拿大不会马上沦陷而自我安慰。你们在纽芬兰的渔场和西印度的所有土地都将仰仗敌人的仁慈”。他进而暗示在法国的保护下，乔治•华盛顿将成为独裁者。杰曼还质疑革命能够持续多久，并且认为，“由于失去他们相信曾为之而战的自由，厌恶军政府”以及“对法国的天然厌恶”，人民会躁动，并因此回归亲英派阵营。&[83]
在1781年12月12日的辩论中，杰曼继续作战的态度更加强硬。尽管杰曼起身离开下院的座位时已是深夜，但议员们仍以超乎寻常的兴趣专心聆听他的讲话，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他作为北美事务国务秘书的最后致辞。杰曼表示继续作战的意见符合内阁其他成员的观点，并发誓绝不“染指任何同意殖民地独立的文件”。他表示不列颠及其帝国无法在“我们失去或放弃北美主权后延续”。在1781年12月14日的一次辩论中，就继续作战的问题，诺思同时遭到友人和对手攻击。他随即起身离开政府的前排席位，坐到杰曼身后的座位上，导致杰曼惹眼地独自坐在政府的前排座位上。这一非同寻常的景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也“证实阁僚就北美重大议题的分歧”。下院在小威廉•皮特介入后安静下来，继续关注事态发展，皮特讽刺地将杰曼比拟为两位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我将等待，直到……财政部席位上，贤明的内斯托（Nestor）帮助北美战争中的阿伽门农和阿基里斯达成协议。”&[84]
辩论结束当晚，纳撒尼尔•拉克索尔陪同杰曼返回贝尔梅尔街官邸。据他回忆，杰曼认为他的仕途基本走到尽头。1782年1月，借口女儿结婚，杰曼告诉诺思他将在北安普顿郡的德雷顿乡间别墅待上2—3周。这是一种暗示政府找人替代的礼貌借口，但是政府在杰曼返回伦敦时未能就其去留达成协议。诺思证实杰曼作为下院政府发言人的价值。国王则希望保留杰曼作为国家继续致力于北美战争的象征。但是苏格兰总检察长亨利•邓达斯和主计大臣理查德•里格比却威胁辞职，除非诺思开除杰曼。最后，乔治三世本人决定杰曼必须去职，因为后者反对国王任命盖伊•卡尔顿上将担任驻北美英军总司令的意向。诺思向杰曼知会国王的决定时，杰曼心情振奋：“你说我可以走了？太好了！真遗憾，大人您为什么得留下？”&[85]
乔治三世决定礼遇杰曼，以此避免反对派把他的去职作为贬低北美战事的借口。当杰曼向国王移交北美事务部国务秘书印信，与国王会晤成为一个感性的时刻，两人都意识到这是诺思政府和北美战事结束的开始。国王对杰曼的服务表示感谢，并询问可以做什么以示感激。杰曼请求获得贵族身份，并表示，如果第一项要求可行，他希望第二项要求不至于不合适和违反常理，换言之，他希望不仅成为男爵，而且能够晋升子爵。此外，他表示，“我的秘书、律师和我父亲的侍从都能获得比现在高的级别”。国王表示希望知道他所指代的人选。杰曼表示，第一个人选是曾任北美事务部副国务秘书的沃尔辛厄姆男爵（Lord Walsingham），其次是他长期的法律顾问拉夫伯勒（Lord Loughborough）&[4]&，第三个人选是阿默斯特，杰曼父亲的前侍从。当时，杰曼的父亲正担任爱尔兰总督，经常坐着公务轿厢马车前往都柏林的下议院。国王微笑着表示，要求非常合理，并询问杰曼喜欢什么头衔。杰曼请求被称为肯特波尔布鲁克的萨克维尔子爵（Viscount Sackville of Bolebrook in Kent）。其中，肯特的波尔布鲁克是萨克维尔家族所属的一处最古老地产，与伊丽莎白授予第一代多塞-特伯爵（Earl of Dorset）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的原始贵族身份挂钩。国王拿起座位旁的钢笔和墨水，写下新头衔后直接交给首席法官，而后起身，带着关切和满意的目光目送两人离开。&[86]
不过，杰曼还得经受反对派的-羞-辱。在上院，卡马森侯爵（the Marquess of Carmarthen）动议认为，接受一名“带有背信烙印、背负未销判决”的成员有损上院荣誉。动议得到谢尔本、德文郡、德比、拉特兰、波特兰和克雷文等贵族的支持。乔治三世大为光火，立即下令在报纸上公布杰曼的头衔。但是直到取得上院议席为止，杰曼经历了“毕生最漫长的痛苦考验”。卡马森侯爵“像一只猎犬般”再度启动早先动议，导致在上院高声宣读明登案件军事法庭的判决原文。曾经参加明登战役的人员，比如曾代表费迪南亲王向杰曼下达命令的南安普顿伯爵也加入辩论。期间，阿宾登伯爵称杰曼为“已知的国家头号罪人”兼北美战争全部灾难的祸首，成为辩论中对杰曼最严重的打击。在反驳陈词中，杰曼谈到所经历的指控以及部分人试图置其于死地的意图。据拉克索尔回忆，“他的敌人们也承认，贵族院的墙内从未出现过比本次发言更有才华、庄严、阳刚的讲话”&[87]&。
此后，在短暂的退休生涯中，杰曼经常造访自己在贝尔梅尔街的官邸并在上议院发表讲话。他在1785年8月的最后致辞中反对小皮特放松英国—爱尔兰贸易管制的建议，并呼吁两国联合。从其父担任爱尔兰总督时起，杰曼对爱尔兰事务始终抱有独特兴趣。在德雷顿乡间休养期间，他享受着射击、狩猎和骑马带来的乐趣，间歇时他也会在自己优雅的图书馆里看上几页书。每天上午九点半，杰曼进早餐，时间精确至一个半小时。而后由一名马夫陪同，在自己的领地里策马缓行，这名马夫在为杰曼服务期间逐渐老迈。此时理查德•坎伯兰成了他的邻居，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里，两人经常一起久坐。他把杰曼比作《旁观者》中的罗杰•德柯弗利爵士（Sir Roger de Coverley），并描述杰曼周游各处领地，向佃农们展示表示慷慨的方法。期间，杰曼总会带上一袋零钱分发给小朋友。他还为生病的工人提供医疗救助，并且从他们的花园中购买水果和蔬菜，向他们分发自己仆人的旧制服，并且检查他们的住房情况。&[88]
每个周日，杰曼“阖家盛装”前往教区礼拜堂，穿着通常仅用于社交的正式服装。他通常在布道时起立，检查参加祈祷的人员，震慑任何行为举止失当的人，也会在牧师发表鼓励性的布道时点头称许。一次在敬爱的亨利•伊托夫先生（Rev.Mr.Henry Eatoff）布道期间，杰曼高呼：“干得好，亨利！”他还聘请了“一群朴素的圣诗歌手”，并且极度关注他们的表演，长时间入神地关注表演席。一次，当他的面包师汤姆•布彻（Tom Butcher）唱得无精打采时，杰曼夹杂着面包师的名字和职业大叫：“走调了，面包师汤姆。”&[89]
1785年8月26日，杰曼于其另一处乡间别墅苏塞-克斯威斯汉姆（Withyham）的斯东兰小筑（Stoneland Lodge）中去世，时年69岁。尽管他早已染上坎伯兰所说的“可怕的结石病”，但他从未向朋友抱怨自己显而易见的病痛。他在最后讲话时已经染病，但是他必须长时间坐在闷热拥挤的会议室里。他的致辞长于以往任何一次，满怀“激\_情”，结尾时，他极度虚弱，几乎晕厥。回到乡间后，他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治，行将就木。此时，他决定向曾任首席法官兼北美战争主要推动者的曼斯菲尔德伯爵（the Earl of Mansfield）威廉•默里（William Murray）致以最后的敬意。杰曼蹒跚走入后者的房间时形容枯槁，令曾在明登战役军事法庭中支持他的曼斯菲尔德动容。随后，杰曼为带病造访致歉，表示“然而我如此基于真诚地向你对我的善意和在一段人生低谷中给予的所有仁慈保护致谢”。杰曼请求曼斯菲尔德忘掉两人在激烈的党派摩擦中出现的任何分歧。&[90]
实际上，在他去世前两小时，杰曼坚持要与坎伯兰谈论明登之战。他谈到并未向军事法庭披露的各种战前免责情况。坎伯兰并未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描述这些情况，但是在他的回忆录谈到的另一段描绘中，提到杰曼对费迪南亲王的仇视。此外，杰曼为“他造成的不必要麻烦”向其主治医生致歉。他的意识依然清晰，要求打开卧房的窗帘、升起窗格，以便进行圣餐礼。除了尊敬的萨克维尔•贝尔先生（Rev.Mr.Sackville Bayle）外，只有理查德•坎伯兰在场。杰曼要求在去世时为之进行特殊祈祷并共领圣餐。而后，他紧握坎伯兰的双手说出最后的遗言：“你看，在那些无法掩饰、必须证明一个人精神的时刻，我的内心顺从而宁静，对此生已无所求。而对于所能做的，也已尽力。我希望而且相信已经做好面对彼世的准备。”由于其勇气和刚毅始终为世人所质疑，杰曼希望世界知道他意识清晰且无惧死亡。最后他对坎伯兰表示：“这是一个人必须被了解的时刻，如你所见，我带着宁静与满足离去。”&[91]
[1]& 即第二代哈利法克斯伯爵乔治•蒙塔古－邓克（George Montagu-Dunk）。——译者
[2]& 指北美殖民地居民不会感激英国在此前的七年战争中为北美殖民地提供的军事帮助，也不会在征税问题上配合英国政府。——译者
[3]& 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英国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1805年，英法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外海面决战，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英国海上霸主地位得以巩固。——译者
[4]& 即第一代罗斯林伯爵，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