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捕狐” 康华里伯爵
1781年国会开幕前夜，乔治三世准备在王座上发表讲话，表达对英国在北美大获全胜的期待。这一年，乔治•杰曼对英国在北美的前景满怀期待。1781年初，亨利•克林顿开始放弃一贯的悲观主义考虑胜算。事后看来，他们的乐观有点荒谬，也经常被视为本土政府脱离北美战争实际的范例。&[1]
当然，上述希望并非全是镜花水月。1781年，成功似乎指日可待。1月，乔治•罗德尼爵士和约翰•沃恩占领荷属圣优斯特歇斯岛（St Eustatius），根除了大陆军的一大补给来源。同时，英国迅速消除英法的海军力量差距。从1780年春季开始，法国和西班牙均开始厌战。作为美国驻巴黎的外交官，约翰•亚当斯担心法国强加谈判，实现英国和美国的妥协。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德夏尔•格拉维耶（Charles Gravier）同时警告路易十五，“我们有和平的必要”。此外，据相当可靠的小道消息表明，法、西期待在1781年末前结束战争。前大陆会议驻法国代表西拉斯•迪恩（Silas Deane）已经确信，北美的最好选择是与英国和解。&[2]
叛乱似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货币贬值，财政破产，依赖法国补贴。1781年5月，大陆元对英镑的贬值已经从125∶1蹿升到700∶1。大陆军普遍对工资发放滞后和恶劣的服役条件不满，导致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的一线部队发生兵变。1780年10—12月，华盛顿所部兵力从17 586人锐减至8742人，其中仅5982人适合作战。伊桑•艾伦（Ethan Allen）给人留下了他将宣告佛蒙特加入英国的印象。在一封成书于约克镇凯旋前6个月被英军截获的信件中，华盛顿曾表示，如果下次战役无法结束战争，贫穷和疲劳将使革命终结，“我们已经耗尽。……救赎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不会到来。”&[3]
成功征服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以后，英国政府对康华里伯爵查理的期待增加。政府盼望其南下将为战争带来符合杰曼和乔治三世期待的助力。
一
纽约的亲英派、首席法官威廉•史密斯认为康华里“外形不讨人喜，步态沉重，目光低垂”。康华里则认为自己“太胖”，而且拥有无法掩饰的双下巴。厚眼睑掩饰了他的神情，令他看起来惆怅、多疑。这副尊荣源于就学伊顿时的一次曲棍球赛，康华里被未来的达拉谟主教击中。1783年，康华里从北美回国后，托马斯•庚斯博罗曾为其绘制肖像（图27）。画像抓住了他的性格力量以及坚毅。康华里的外形并不傲慢，但是拥有一种威慑力。第42团的苏格兰军官约翰•皮布尔斯（John Peebles）在与康华里共进晚餐后表示，司令显得“轻松、文雅且克制”&[4]&。
在北美英军指挥官中，康华里的贵族色彩最为浓厚。他出生于伦敦的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在第一代康华里伯爵查理的6个儿子中居长。该家族从14世纪晚期开始定居萨福克，在布罗姆霍尔（Brome Hall）建立祖业。康华里在20岁出头时继承爵位，并成为上院成员。后来的平步青云相当程度上源于其地位和社会关系。康华里23岁时成为陆军中校，30岁时任枢密院成员，三年后成为伦敦塔治安官。其家族拥有军事传统。他的叔叔是一名将军，他的弟弟威廉在独立战争期间在皇家海军中表现突出。
康华里在伊顿接受教育，1790年成为伊顿俱乐部一位热心的校友。他短暂就学于剑桥克莱尔学院，但其职业生涯始于18岁加入掷弹兵禁卫军。康华里毕生致力于军事，后来表示“我热爱陆军”。和北美的诸多指挥官同侪一样，他在战争中砥砺军事技巧和知识。1757年，康华里获准离开陆军，与一名普鲁士军官同游欧洲。期间他就学于都灵一所欧洲顶级军事学院，也因此成为少数就读军事学院的英国军官。康华里还曾访问德国宫廷，并在那里讨论战术。&[5]
在得知七年战争爆发后，康华里立即试图加入已经抵达德国的原所在团，但未果。当时康华里19岁，他决心成为一名志愿兵。在致其父的信件中，康华里表示，如果缺乏某种职业能力，他将永远无法获得晋升。凭借其毕生特有的桀骜和坚定，康华里加入英国盟友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尽管此举遭到乔治二世的特别禁止。康华里的父亲只好出面协助儿子。几周以后，康华里出任格兰贝侯爵（the marquess of Granby）的副官，这是军旅生涯的良好开端。成为一位名将的副官，通常意味着进入升迁的便道。乔治•杰曼耻辱地被格兰贝取代以后，康华里随同参加明登之战。1761年，康华里成为一名团级指挥官，并在德国境内的威林豪森之战（the battle of Vellinhausen）中表现突出。次年他又参加了威廉斯塔尔（Wilhelmsthal）和路特尔堡（Lutterberg）的作战行动。在前往北美以前，康华里已经是一位欧洲战争的老兵。&[6]
由于致力于军事，导致康华里自愿于1775年前往北美服役，但他实际上并不赞同导致独立的英国政策。1765年，他成为上院仅有的6名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成员，法案涉及英国首次向北美开征直接税。次年，他又支持罗金厄姆的辉格党废除印花税法。康华里的投票凸显其在殖民地政策领域的独立性。次年，他又反对罗金厄姆的辉格党通过强调议会对北美权威的《宣示法案》。&[7]
和豪兄弟一样，康华里也反对北美战争。除了出于义务感自愿前往北美，同时，他也受到在禁卫军同侪军官亨利•克林顿领导下远征北美南部的诱惑。康华里的服役请求得到诺思的欢迎。诺思认为此举将在“国家对这项事业的热情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温度时”，增加政府及其北美政策的信誉。由于康华里对战争持保留态度，对手指责其虚伪。在1780年11月的一次上院讲话中，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谈到自己对康华里的看法——以“剑和火打击北美人”，“却在几年前表示反对北美战争，并认为本国无权对北美征税”。然而在北美期间，康华里对革命者的同情减弱。他也认同英国政府的看法，认为“这些悲伤的人民被其邪恶的独裁领导人所蒙蔽”。但是，康华里知道，战争最终是一场舆论和说服战，表示“只能引导狂暴的叛徒成为我们的朋友，并说服他们这样符合他们的利益”&[8]&。
作为军人，康华里厌恶矫情。他对繁文缛节缺乏耐心。他嘲笑头衔的空泛，相信声誉更加重要，因为没有人关注过去的伟大将领是不是嘉德骑士。作为将领，他在进攻时身先士卒，无惧直面敌人。而且和华盛顿一样，他曾直面--胯--下坐骑被击毙的险境。康华里还以关注士兵的福利著称。在行军遭遇逆境时，他和士兵同甘共苦。康华里为军事生涯全面付出，这就是他的生命。据他的一位手下表示，他以军队为家。在军队中，“他就是一位父亲，军队中没有斗争也没有派系”。康华里于1768年结婚。他没有选择与豪族强强联手，而是选择了出身中产军人家庭的杰迈玛•图里肯斯（Jemima Tulikens）。尽管他的妻子请求他不要前往北美，但康华里仍然被迫留下妻子和两个“他疼爱”的孩子。他的妻子甚至试图请求康华里的叔叔坎特伯雷大主教介入并说服康华里放弃北美之行。在8年的快乐婚姻之后，康华里仅再看到妻子一次，时间只有一个月。军队依然是需要个人巨大付出的职业。&[9]
在1776年2月10日前往北美之前，康华里晋升为少将。同时，作为第33团的上校，他还享有率领所在团前往北卡罗来纳增援克林顿的特权。他毕生领导33团，还曾在1790—1792年与印度蒂普苏丹（Tipu Sultan）的第三次迈索尔战争中动用该团。早在康华里指挥该团以前，第33团就曾参加1743年的代廷根之战（the battle of Dettingen）。此战中，乔治二世成为最后一位亲帅部队出战的英国君主。建于1702年的第33团的座右铭为“幸运眷顾勇敢”（Virtutis fortunae comes）。历史悠久的第33团拥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制服、进行曲、军旗、军徽和银质餐具。军人毕生隶属于团，以及只从特定区域招募军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实践，这种做法有助于团结，并强化士气。作为第33团的上校，康华里负责装备士兵，而且经常自掏腰包。&[10]
二
抵达北卡罗来纳时，康华里得到克林顿的热情接待，但他对北美战争的介绍并不乐观。康华里曾目睹克林顿和海军司令皮特•帕克爵士的剧烈争吵。他也目睹了战役指挥失误，但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写下来留于后人。在放弃进攻计划后，康华里和克林顿撤退，与威廉•豪会师后攻占纽约。如果战争有望获胜，就是这个时候。
1776年8月抵达斯塔滕岛以后，康华里参加了迫使华盛顿撤离长岛、曼哈顿和新泽西的战斗。在8月27—28日威廉•豪击败华盛顿的长岛之战中，康华里指挥英军预备队。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康华里率领克林顿所部前锋成功迂回通过牙买加隘口并击败敌军的反击。他与克林顿在战斗中高度暴露，两人都把勇气发挥到了愚蠢的程度。这种做法极度危险，因为敌军射手的目标就是军官。此后，9月15日英军登陆曼哈顿时，康华里再度与克林顿一起参加成功歼灭基普斯湾之敌的战斗。康华里迫使敌军沿海港道（今列克星敦大街）撤退。11月20日上午，他率领一支逾4000人的远征军夺取了叛军在哈德逊河上的堡垒之一——李堡（Fort Lee）。尽管华盛顿和2000名大陆军在进攻开始前撤退，但康华里还是俘获约50门加农炮、大量面粉和美军的辎重。
在威廉•豪占领新泽西期间，康华里负责追击华盛顿。他追击敌军的距离超过80英里，但没能实现所吹嘘的“套狐”。推进受制于拦路的树木、毁坏的桥梁和敌军的狙击火力。11月1日，尽管他几乎在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的拉里坦（Raritan）岸边追上“狐狸”，但所部已因长达一周的追击精疲力竭。康华里坚称军队已经无法涉水渡河作战，他耗时四天等待威廉•豪从纽约抵达。尽管“狐狸”巧妙摆脱-了追击，但独立事业达到了最低谷，并且不断撤退。随着战役季节结束，英军开始冬营，康华里准备请假返回伦敦。就在纽约等待船舶时，传来华盛顿回师度过特拉华河、攻击特伦顿黑森禁卫军的消息。
1777年元旦，康华里再度登场，疾驰50英里，在普林斯顿集结8000人，准备进攻华盛顿。但由于泥泞、敌军的零星射击和一群被康华里误判为敌军主力的狙击手，攻击推进只有10英里。他最终在特伦顿追上华盛顿。康华里认为已经“套住了狐狸”且无意冒险夜战，于是选择让部队休息。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而且由于相信敌军的退路已经被特拉华河阻断，没有布置哨兵监视敌人。亨利•克林顿后来形容康华里在特伦顿的行为是“我所知道的下士以上军官中最彻头彻尾的愚蠢”。华盛顿留下数百人继续燃烧营火，然后包裹炮车轮以减少噪音，在夜幕下率部撤离。康华里试图将此举贬低为敌军的最后喘息，但华盛顿反败为胜，率部挺进康华里部后卫驻守的普林斯顿。他还采取预防措施摧毁了康华里可能用于追击美军的桥梁，康华里只能返回纽约。在击败守军的顽强抵抗后，华盛顿占领了普林斯顿。部分英军困守在今天普林斯顿大学的学院厅内，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尉下令加农炮发动一轮射击后，英军投降。华盛顿宣布，此役只要再增加不到1000人，他的部队就能继续推进并赢得战争。&[11]
在短期返回伦敦后，康华里回到北美遭到另一连串的打击。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英军在萨拉托加战败。康华里再度面临部分指责。他是少数支持威廉•豪占领费城的军官之一。占领计划遭到亨利•克林顿力阻，后者敦促威廉•豪北上奥尔巴尼支援约翰•伯戈因。但是，康华里和威廉•豪却率领228艘船舶和12 500名士兵在距费城45英里处的马里兰的埃尔克顿登岸。当华盛顿试图于1777年9月11日在布兰迪维因拦截英军时，康华里成为确保英军获胜的关键。他率领8000名英军迂回对手，横渡一条溪流后再度出现在敌军后方，并在这里包围了约翰•沙利文少将的部队。9月底，威廉•豪佯攻里丁，并让华盛顿上钩。康华里随即一马当先率领3000英军进入费城，一枪不发地实现占领。
在萨拉托加败绩的消息传来后，康华里最终利用请假许可，登上辉煌号战舰（HMS Brilliant）。也许因为牵涉威廉•豪的某些灾难性决策，因此康华里始终忠于豪。在国会调查萨拉托加战败期间，还为豪作证。他甚至在私下对家人的谈话中为威廉•豪缓颊，表示国家应当感谢豪付出的“忠诚、勤奋和巨大的才华”。康华里请求批准辞职。托马斯•哈钦森认为此举同样出于对威廉•豪的同情。“他曾是威廉•豪的头号红人。”豪始终对康华里表示出优于克林顿的好感，而且还曾在致杰曼的函件中，特地称赞康华里。康华里则报以持续的忠诚，也因此影响了未来与克林顿的关系。&[12]
1779年1月抵达伦敦后，康华里获得与乔治三世进行5小时私下谈话的许可。据霍勒斯•沃波尔表示，康华里在谈话中提到了北美“胜利无望”的现实。3月，康华里和查理•格雷将军共同向议会建议，压制北美“不可行”。尽管早先反对战争，但康华里依然得到国王青睐。国王无疑赞赏他的诚实、忠诚、职业素养和对工作的投入。此外，康华里的贵族身份也很重要。乔治三世曾一度因为诺思首相对一位普通绅士的好感高于一位伯爵的长子而谴责诺思，表示这种态度违背了自己毕生的信念。尽管对北美战争的评价负面，康华里还是被晋升为中将，成为克林顿的副手。他还获得一项休眠任命，一旦克林顿阵亡或辞职，他将立刻接手，成为司令。这项任命只是预防威廉•冯•克尼福森中将晋升，他负责指挥德国雇佣军大部，且为克林顿之下资历最深的陆军将领。但是休眠任命的意义重大，因为克林顿已经表达了辞职让贤康华里的意愿。在1779年的辞职请求中，克林顿对杰曼表示：“我严肃地认为，根据目前情况，基于多种理由，如果说谁的努力最有可能成功，很可能就是康华里大人。”&[13]
1778年4月，康华里与卡莱尔和平特使团同船返回北美。和克林顿一样，他对英国政府下令从费城撤军，并将大批部队调至加勒比感到震惊，并随即以在北美“已无法发动进攻”为由提出辞呈。在7个月前光荣进城之后，康华里经受了撤回纽约的耻辱。在1778年6月28日对阵华盛顿的蒙默思之战中，他负责指挥克林顿所部的后卫，并率领精锐部队参加最后阶段战斗。12月得知妻子病重后，康华里和失败的卡莱尔使团再度同船返回英国，并辞去北美的指挥职务。&[14]
在英国，康华里赶往妻子病榻前，她不到一个月后就去世了。她可能曾经对一位仆人表示自己死于心碎，并“要求在墓室上方尽量靠近其胸部上方的位置种植一棵荆棘，以示摧毁其生命的忧伤”。她还指示避免使用石料刻制其纪念牌。后来她的确只在卡尔福特（Culford）家族墓室里使用一块朴素的大理石厚板覆盖遗体。墓地上方的荆棘树后来被移走，但依旧茂盛地生长到1857年。此后，康华里终身未续弦，也无绯闻。&[15]
丧妻之痛让康华里改变了想法，再度出任克林顿的副手，尽管他对战争的前景和克林顿一样悲观。他在致胞弟威廉的函件中表示，他并未受到“征服和野心思想”的驱动，因为北美战争“已无可期待”。对于留任理由，康华里表示无法忍受继续待在家里，想换换环境。他的许多朋友在北美工作，而且他也喜欢陆军。他复出的理由也暗示了其职业性格中贯彻始终的不安分特点。就像华盛顿渴望弗农山庄、杰弗逊怀念蒙蒂塞-洛（Monticello）一样，康华里表示期待萨福克的克里福特庄园的平静家居生活才是毕生所愿，但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美洲、爱尔兰和印度度过，从未退休。&[16]
三
1780年2月抵达查尔斯顿时，康华里再度获得克林顿的热情欢迎。他被视为克林顿的继任，做每个决策前都咨询其意见。但是这种模糊的中间状态成为双方摩擦的根源，因为康华里随时期待取代克林顿，两人的友好状态因此转趋对立。两人之间早已存在紧张的历史，克林顿认为康华里在特伦顿丢掉了歼灭华盛顿的黄金机遇。他的余生还对另一件事不满，康华里曾对威廉•豪披露与克林顿的私下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克林顿表示他“宁愿率领三个连远离”威廉•豪，而非“以任何方式沦为其直属手下”。此外，克林顿认为，康华里在他返回英国期间，曾有独立指挥的计划。&[17]
还在围困查尔斯顿期间，双方的裂痕已然明显。据克林顿表示，康华里突然改变态度，停止提供建议，仅限于处理常规事务，很少前往指挥部。克林顿还怀疑康华里在其他军官那里架空自己。他认为康华里正在散播自己将辞职，以及康华里将取而代之的谣言。克林顿后来宣称，康华里曾承认向其他军官表示克林顿扣发本土政府明确本地亲英派军团军官地位的命令，并且尽可能给予亲英派军官和正规军官相同的军级地位。这对于毕生服务于陆军的正规军官是个敏感话题，他们厌恶亲英派军官享有和他们平等的军衔和待遇。克林顿还认为康华里离开指挥部的目的旨在克林顿一旦失败时，洗脱一切责任。康华里也的确曾经要求英国政府重新安排其前往任何不在克林顿指挥范围内的战场。&[18]
尽管存在嫌隙，康华里依旧协助克林顿取得了占领查尔斯顿的桂冠。1780年4月围攻查尔斯顿期间，康华里通过切断守军通过库珀河的退路，消除了守军撤退的一切可能。他在亲英派的配合下，夺取了敌军的残余阵地。克林顿返回纽约，留下康华里继续指挥8300名士兵后，康华里出发巩固南卡罗来纳的残余地区，并摧毁了亚伯拉罕•比福德（Abraham Buford）指挥的大陆军残部。布福德率部增援查尔斯顿，但姗姗来迟，只能退往北卡罗来纳。由于无法步行追击，康华里下令巴纳斯特•塔尔顿少校指挥的亲英派骑兵追杀布福德。
塔尔顿的名字此后在南方被视同残暴，其行动也凸显英军绥靖南部民众时遭遇的困境。作为亲英派骑兵兼名为“英国军团”的乘马步兵的指挥官，巴纳斯特•塔尔顿成为康华里所部的耳目。尽管他最初的工作只是采购，但塔尔顿很快就因其才华在陆军中获得晋升，参加查尔斯顿围攻战时年仅26岁。和安德烈少校一样，塔尔顿没有传统的地主背景，他来自从事殖民地贸易的商人家庭，其家族和安德烈一样在加勒比的格林纳达拥有地产。家庭的贸易背景也许能够解释两人的社会抱负以及两人选择在陆军中发展的原因。相对其他同僚军官，塔尔顿并未在青少年时代加入陆军，而是入读牛津大学，而后自愿前往北美服役。
人们形容塔尔顿有一张“像女-人一样漂亮”的脸，以及“一幅展现男性阳刚的完美体形”。乔舒亚•雷诺兹为塔尔顿绘制的肖像也是伦敦国家美术馆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图28）。画像创作于1782年塔尔顿从北美回国以后，在真人实体大小的画布上展现了塔尔顿呈弯腰姿态，似乎准备拔剑出鞘，背景是一匹目光狂野的战马、弥漫的硝烟、揭开炮衣露出炮口的加农炮和一面英国军团的旗帜，他的一只手牵住战马的缰绳。除了呛人的烟雾，画面遍布血腥的红色，更加突出了塔尔顿的形象。画家以亮色描绘塔尔顿，主角佩戴白色的围巾、身穿英国军团的制服——绿色军用紧身短上衣，着浅黄色马裤和骑兵靴。他的双眼警觉地望向一侧，回避观众的注视。他那天鹅羽毛制作的华丽黑色头饰在英国陆军中沿用至1814年，并以“塔尔顿”盔的名称享誉英法两国。&[19]
在5月29日发生在南卡罗来纳沃克斯华、后世称为“比福德屠杀”（Buford's Massacre）的事件中，塔尔顿在追杀试图从查尔斯顿逃跑的比福德增援部队和少量敌军骑兵时，展现出后来成为其标志的勇气、精力和虚张声势的能力。被追杀的敌人属于南部大陆军卫戍部队的仅存的残余力量。塔尔顿和约130名亲英派骑兵在54小时内驰骋150英里。追击中，其属下每匹战马承载两名骑手，以便能够运送140名步兵。许多战马死于持续追杀导致的疲劳。最终，塔尔顿及其英国军团在北卡罗来纳边境南侧一处名为沃克斯华的地点追上布福特部。在要求敌人投降后，塔尔顿发动攻击，造成总兵力300—350人的大陆军113死、150伤。塔尔顿所部的伤亡则微不足道。&[20]
塔尔顿本人在回忆录中称事件为“一次屠杀”。他宣称敌人中伤亡率高的原因在于，敌军根据命令，在看到骑兵前不得射击，而其所部推进迅速，在敌军能够开火前将其击溃。在冲击敌军战列时，塔尔顿的坐骑在听到枪支齐射时跌倒，导致塔尔顿落马。他称这一插曲“刺激属下的复仇心理而无法抑-制”。他还认为，他已尽力救治伤员，因此事件不应称为屠杀。他因沃克斯华的行动同时得到克林顿和康华里的称赞，并因此获得“血腥塔尔顿”的称号。因杀害已经投降的战俘，从此带来“塔尔顿式宽恕”的说法。&[21]
8月16日，在查尔斯顿胜利之后，康华里锦上添花，获得卡姆登凯旋。此役中他击败了萨拉托加的胜利者霍拉肖•盖茨。尽管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康华里表现出无畏困境的个性，他的理由是敌军是民兵组成的。双方将领都试图以奇袭占领对手的营地，同时命令部队于晚上10点进军。两军前锋于凌晨2点，在卡姆登以北9英里处遭遇。拂晓时，双方的战场视线受制于轻雾和浓烟。战场左右被沼泽包围，中间是一片开阔的松树林为盖茨所部提供了掩护。两军开始对面列阵展开后，康华里观察发现，移动中的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民兵的阵地面对的是英军最精锐的第23团（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以及康华里直辖的第33团。就是这类部队的训练和纪律决定了英国人在北美获胜的自信。康华里下令上述军团推进。他对康华里详细描述部队的行动“以英军惯有的冷静无畏，井然有序”地前进，“在战机出现后，保持开火或者运用刺刀”。在面对“一次45分钟的顽强抵抗”后，英军“彻底击溃敌人并迫使后者放弃所有营地”。英军在运用胜果击溃敌军一线以后，开始迂回大陆军的正规军。康华里而后命令骑兵乘胜追去。塔尔顿在回忆录中记录如何“在每一处营地追击和歼灭”&[22]&。
根据第23团的旗手罗杰•朗姆中士后来回忆，“康华里大人有条不紊的判断、果断的执行和行动中的坚毅与冷静”，“获得了应有的普遍赞誉”。盖茨的部队在卡姆登之战中被俘和阵亡1050人。尽管数量仍然庞大，但南方大陆军随后溃散，英军68死256伤。在美军死者中有曾向美军引见德拉菲德侯爵（the marquis de Lafayette）的大陆军少将让•德卡尔布（Jean de Kalb）。德卡尔布的坐骑被击毙后，他继续无畏地作战，在受伤11处后阵亡。美军指挥官、前英国陆军军官霍拉肖•盖茨此役以逃离战场著称，他在3天半内狂奔180英里。其军事生涯的首次晋升拜康华里的叔叔，一位将军兼新斯科舍总督所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讽刺地评论盖茨称：“对于这个年纪的人而言，该速度令人赞赏，但作为军人和将领则为人不齿。”人们普遍认为，盖茨在战前的激动及其对民兵的部署有误。独立战争中，双方的指挥官都难免犯错。随后，比盖茨更适合与康华里周旋的38岁将领纳撒尼尔•格林取代盖茨指挥南方大陆军。他将通过协调南方全境的派系抵抗组织，补充所部的弱点。&[23]
卡姆登之战后的两周内，康华里发现，安抚民众的难度超过了他和克林顿的预估。当敌军战斗人员宣誓效忠英国后再度参加叛乱，导致英军难分敌我。他曾经遇上民兵团在护送英军伤病士兵时集体逃跑的情况。因此康华里采取了过激的高压手段。尽管他以前对克林顿要求宣誓效忠的成效颇有微词，但康华里下令，任何此前宣誓效忠英国、随后又加入地方的人将面临监禁和财产罚没。对于曾加入英方，随后倒戈追随抵抗力量的民兵，康华里下令一旦俘获，立即绞死。他曾亲自下达多个处决令。敌方报纸曾出版康华里致亲英派官员的信件副本，信中指令采取“最积极的措施……以最严厉的方式根除叛乱”。出版的信件删除了关于悖誓的字句，导致内容看似将无差别地惩罚所有人。信件因此引发华盛顿对亨利•克林顿的战争罪指责。康华里则反驳称：“敌军每天都有……刑讯和反人道的谋杀。”他一再警告，如果缺乏克制，“当地的战争将沦为真正的暴行”&[24]&。
在意识到骑兵制造恐惧的能力后，康华里派遣塔尔顿震慑农村，此举迅速产生效果。尽管康华里拥有人道主义形象，但其信赖的军官如巴纳斯特•塔尔顿、尼斯比特•鲍尔弗和弗朗西斯•罗顿均主张高压政策。塔尔顿认为康华里过于宽大，指其温和“并未软化敌人，反而……让朋友沮丧”，为了融洽与团结，康华里纵容手下的官兵抢劫和犯罪。尽管他早先曾对威廉•豪处罚抢劫不力表示不满，但其部队却因以抢劫为代表的恶行臭名昭著。&[25]
此外，英国人还因为歧视长老会，激怒了穷乡僻壤的苏格兰—爱尔兰裔群体，引起宗教上的异见人士和拒绝服从者也加入叛乱。英军的詹姆斯•威姆斯少校（James Wemyss）曾焚毁印第安敦的长老会教堂，因为他认为所有这类教堂和会堂都属于“煽动叛乱的店铺”。无论刺刀扎死孕妇或者挖坟掘墓的消息是否属实，通过敌方媒体散布的这类故事对英国人极为不利。克林顿早前宣誓效忠的要求以及恐吓做法激怒了原本可能保持中立的人民。号称“卡罗来纳斗鸡的托马斯•萨姆特（Thomas Sumte）”本来早已告别行伍生涯，因为反抗英军的暴行成为农村地区最顽固、高效的叛乱团伙领导人，英军烧毁了他在南卡罗来纳桑蒂海希尔的住宅。伊萨克•海恩（Issac Hayne）拒绝加入英军，再度成为一名叛军民兵军官。他在被捕后未经审判，就在查尔斯顿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被处以绞刑。1781年8月被绞死后，海恩成为一位殉道者，人们对其遇害的不满情绪帮助格林重新夺回南卡罗来纳。&[26]
美国未来的总统、来自苏格兰－爱尔兰裔家庭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南部战争期间失去所有直系亲属，成为孤儿。其兄长在1779年6月20日的石渡之战中死于中暑。年仅14岁时，安德鲁•杰克逊和他的弟弟共同参加战争，并被英军俘虏。绰号“老核桃木”的杰克逊由于拒绝为一名英国军官清理长靴，被后者持马刀威胁，留下终身伤痕。&[1]&他和弟弟在囚禁期间染上天花，弟弟于两天后去世。他的母亲而后死于霍乱，当时她正在一艘臭名昭著、囚禁战俘的英国战舰上照顾伤员。杰克逊因此终身仇恨英国，并在1815年实现复仇，那次是在1812年战争中的新奥尔良之战中击败了英国。
四
伯戈因南下萨拉托加和康华里北上约克镇有相似之处。军事史学家像争论伯戈因为何冒险从爱德华堡南下一样，质疑康华里离开北卡罗来纳、北上深入弗吉尼亚的动机。尽管康华里没有任何伯戈因式的虚荣，但两人都是高级将领，而且都不是北美英国陆军的最高指挥官。两人后来都将失败归咎于命令僵化和缺乏裁量权。两人都期待通过友好气氛为主的地区。他们也都忽略了命令级别，越级接触乔治•杰曼，并放任补给线过于漫长，部队面临敌军民兵骚扰。两人指挥了英国在独立战争中的两次决定性败仗。
从1778年3月起，英国本土政府开始考虑战争重心从北向南转移的重大调整。战略建基于南方亲英派支持力度更大的假设，这将有利于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继续作战。英国战略的重大调整并非克林顿的意愿，他坚信纽约外围才是战局的关键。在本土增援抵达，并对英国海军优势建立足够信心以前，克林顿只对征服南卡罗来纳和在切萨皮克建立前哨感兴趣。但是，克林顿给康华里下达了宽泛的指令，允许其一旦控制南卡罗来纳，立即挺进北卡罗来纳。他最初只给康华里留下少量部队，但随后通过派遣远征军前往切萨皮克，实际上不断增援康华里，直到康华里手下的南部英军达到北美英国陆军总兵力的3/5。
从1775年起，英国开始琢磨将南部各州从叛乱中分离的计划。南方似乎能够带来许多好处。根据前南方各州王室总督的报告，南方的亲英情绪似乎较为强烈。基于当地的种植业，南方各州还拥有北美最富庶的经济体，但由于较依赖进出口，经济脆弱。种植园的劳动主要依赖奴隶，后者构成南卡罗来纳总人口的过半数、弗吉尼亚人口的1/3，同时占北美殖民地50万奴隶人口的大部分。战争初期，英国就已知道这是美国人的弱点所在，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曾发布公告，邀请弗吉尼亚叛乱种植园主的奴隶参加英军。&[27]
英国还拥有在南方与克里克和切罗基印第安人同盟的优势。在南卡罗来纳，黑奴和切罗基印第安人曾尝试于1776年发动暴乱。南方各州的人口最多，但因人口广泛分散在农村和种植园，各州局势危急。其次，在东部和西部的殖民者之间存在派系分歧，由此导致18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初，在管理者运动（the Regulator Movement）和西卡罗来纳的殖民地民兵之间出现事实上的内战状态。南方为英军动用骑兵团提供了更开阔的地形。此外，在经过三年的相对平静以后，南方各州防卫松懈。南方毗邻加勒比的地理条件也为英国陆军与英国北美舰队频繁采取联合海军行动提供了便利。此外，南方被征服后，也可以为英属加勒比提供急需的木材和补给。当时，安提瓜岛上的奴隶人口已有1/5死于干旱。
南方的确成为战争的焦点，尽管这不是总司令克林顿的目标，他一直强调纽约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康华里的要求，南方逐步成为重点。克林顿的战略观念日益边缘化，部分原因在于除了继续防御，他无法提供更好的替代措施。康华里执行政府倾向的优先征服南方战略。此外，比起克林顿，康华里和杰曼及乔治三世的私人关系更铁。康华里的父亲是少数几个在明登之战后，在杰曼军事法庭中支持被告的证人。1776年，杰曼曾鼓励康华里申请成为北美陆军主官。杰曼和乔治三世在战争期间还曾谈论战争需要勇猛、迅速的打击，这也正是康华里在占领查尔斯顿后执行的战略。两人无法不对康华里的行动和速度与克林顿表面的散漫进行比较。
在其回忆录被删除的一节内容中，克林顿认为康华里横扫南部的旋风式行动完全源于露骨的个人野心和取代其成为总司令的欲望。而实际上，南部征服行动迟缓犹豫。随着康华里开始怀疑亲英派的力量以及他们安抚叛乱地区的能力，他开始修正对南方军事局势的判断。随后，他认定，镇压南卡罗来纳叛乱的唯一出路在于终止来自北部的补给，并通过入侵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粉碎当地未来获得援助的期待。他希望通过这一战略，能够增加亲英派对军队的支持，并导致叛军士气瓦解。其理念符合英国政府的看法，后者期待更具攻击性的战术，也就是国王所说的“坚决打击”。和克林顿不同，康华里从未显示出任何对海军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大型敌方舰队出现会造成危局的意识。此外，在南卡罗来纳保持防守态势也不合乎其个性，他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种战略思路也符合其活泼个性和居无定所的生活作风。康华里相信，战争就是征服。&[28]
由于康华里在1780年的卡姆登之战中击败南方大陆军的多数建制，挺近南部的唯一障碍在于非正规军和民兵。当时，大陆军已经在纳撒尼尔•格林和丹尼尔•摩根的领导下走向复苏，但康华里仍在数量上占优势。晚至1781年2月，格林还曾对托马斯•萨姆特表示，如果他正面迎战康华里，将面对英军10∶1的优势，格林和华盛顿一样，以保存实力、规避英军主力为主要目标。总之，南方的弱点成为康华里愿意冒险入侵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重要理由。&[29]
尽管南方诱惑多，但也存在不利因素。当地水网密集，遍布溪流、沼泽，是叛乱集团理想的藏身处。卡特巴－沃特里河、布罗德、亚德金皮迪河、丹河、凯普菲尔河、詹姆斯河和里万纳河在这里纵横交错，要通行必须架桥或者涉水。陆军的力量由于疟疾一类的热病削弱，而当地的人和殖民者能够抵御这类病害。由于克林顿没有考虑到南方英军中的病号，因此高估了为行动配备的兵员。对比下哈德逊地区和纽约的紧凑地形，南方幅员辽阔、道路漫长，导致补给线漫长，驻军分散孤立。西部内陆远离海岸，增加了陆军与海军的联络难度，也抵消了英军的主要优势。
预计中的克里克印第安人和切罗基印第安人的支持力度令人失望。其中，切罗基人发动的一次叛乱于1776年被击败。1777年，另一次叛乱在长岛被击败，而后切罗基人与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签署了和平条约。根据条约，切罗基人割让蓝岭以东、诺利查基河以北全部属地。此外，切罗基人还与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在南卡罗来纳的德威特角签署了条约。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在1779年于奇克莫加联合后，曾协助英国抵御西班牙防守西佛罗里达的失败计划，也因此影响了他们支援康华里。此外，1779—1780年爆发的天花削弱了印第安人的力量。康华里通过承诺给予食品、弹药和衣物努力赢得印第安人的支持。英国人认为，印第安人能够威胁弗吉尼亚总督托马斯•杰斐逊，迫使其投入资源在西部打击切罗基人。然而，英国人与克里克和切罗基印第安人的同盟却成了边境居民和南方殖民先行者仇恨英国人的主因。&[30]
康华里决心利用卡姆登之战获胜的优势，挺近北卡罗来纳，意图取得主动权、动员亲英派。在深入南方的途中，他似乎一度成功在望，但随着1780年10月7日，一支亲英派分队在国王山战败，好运急转直下。这支部队原本根据康华里的命令进入特赖恩县“保护我们在那里预计为数众多的朋友”，而后横渡卡特巴－沃特里河保护北卡罗来纳英国陆军后方。国王山之战是一次小规模交锋，现场只有一名率领亲英派的英国军人帕特里克•弗格森少校（Patrick Ferguson）。然而，据克林顿事后反思，从国王山战败开始，“我们的事业急转直下”，古老的格言提醒他“大业源于小事”&[31]&。
帕特里克•弗格森少校展现了和巴纳斯特•塔尔顿、罗顿、约翰•西姆科（John Simcoe）等年轻军官一样的闯劲、职业奉献精神和勇气。他们都曾指挥用于平息边境和乡村叛乱的亲英派部队，也和康华里一样坚信作战必须积极冷酷。这批职业荣誉感强烈、视军事行动为科学的军官彼此为荣誉而竞争。尽管他们在临时军事单位中只有暂时军衔，但其级别高于正规军中的同僚，且战后晋升前景更佳，但也因此引起其他军官的嫉恨。由于享有独立指挥权，他们获得崭露头角的机遇，最终成为英国陆军将领。毫无疑问，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弗格森并不属于康华里青睐的军官小圈子，他曾经被克林顿任命为民兵总监，意在监督南卡罗来纳的亲英派部队，增加对英军的支持率，维持秩序。为此弗格森职责广泛，甚至包括主持民事婚礼，也因为过多忙于民政和警务受到猜忌。有人认为，弗格森希望按自己的意图作战。&[32]
弗格森14岁入伍后成为皇家北不列颠龙骑兵的苏格兰灰骑兵。1768年，弗格森购买了第70步兵团的职务，后前往加勒比的多巴哥岛服役。期间，他发明了英国陆军的第一杆后膛装来复枪并获专利。新枪精度更高，射速更快，潮--湿--气候下比英军从安娜女王时代开始采用的布朗•贝斯燧发滑膛枪更可靠。1776年抵达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后，弗格森获准建立了一支来复枪团，建制极为接近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的部队。在1777年的布兰迪维因之战中，弗格森失去右臂，被叛军称为“独臂魔”。弗格森因此没有英国陆军军官在现代媒体中的半吊子贵族形象。&[33]
1780年10月，在卡姆登之战后不到3个月，弗格森率领1125名亲英派士兵前往国王山，南卡罗来纳境内约克县（York County）附近一座拥有密林缓坡的高大山脊，位于今天北卡罗来纳州边境以南约1.5英里处。在一段引起反弹的宣言中，他表示将率部翻越山梁，绞死叛军首脑。此外，叛军成员除非脱离叛乱，否则“其田园将毁于火与剑”。在得知“山那一侧的人”大批云集，准备抵御其翻越蓝岭山后，弗格森决定撤退，与在夏洛特的康华里主力汇合，随后又改变想法，准备在国王山应战。弗格森警告当地居民他们将面临劫掠和杀戮，他们的妻女将面临人渣的虐待，并宣称：“如果你们选择永远忍受一群杂种在头顶上撒尿，马上告诉你的婆娘，让她离开你，找别人保护。”这段声明显然欠考虑，此后，弗格森开始察觉大批敌军靠近，并为此紧急请求康华里派遣卡尔顿增援，但他从未得到增援。塔尔顿感染疟疾，康华里也发起高烧，这让他的军队很受影响，使得英军难以应对敌方的进攻。康华里甚至召回属于第71团正在驰援国王山的营队。弗格森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迎敌，后者得到远至田纳西的兵力增援，其中包括来自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边境居民以及专业射手。美国民兵训练不佳，但是精通印第安式作战。有200人离队征粮，剩余的900人面对1790名由落后边区居民组成的优势敌军。敌军于下午4点靠近英军后，拴好马，分三路登上国王山。&[34]
时年36岁、拥有21年军龄的弗格森以其残缺的右臂有别于他人。他在制服外穿着花格衬衫，随身佩戴发出指挥信号的银笛。英军阵地看似无法攻破，但结局正好相反。周围的树林、巨型鹅卵石和沟壑为敌军提供了掩护，使他们能够安静地爬上缓坡。弗格森陷入包围，随后命令部下发动过去多次震慑北美民兵的刺刀反击。交锋仅持续了一小时。骑白马的弗格森进行了勇猛的抵抗，他穿梭往返于战阵中鼓舞士气，一马当先冲下山坡进行反击，砍倒手下人竖起的白旗。他最后绝望地直冲敌军，而后被从马上击落，身\_体被打成筛子。弗格森没能活到康华里的信抵达，信中表示：“现在我觉得你已彻底安全。”他的部下升起白旗后，流血还在继续。这是复仇精神。弗格森手下的亲英派士兵中，157人阵亡，163人重伤无法撤离，700人被俘。叛军仅有28死62伤。&[35]
国王山战败“重挫”了北卡罗来纳亲英派的士气，也葬送了英军的南部战略，包括寻求落后边区的支持并加以镇抚，也导致康华里挺近卡罗来纳期间建立的一系列陆军哨站面临攻击。康华里被迫放弃对北卡罗来纳的冬季攻势，撤往南卡罗来纳增援位于卡姆登和奈恩蒂西克斯（Ninety Six）的哨站。此后4个月，康华里无力发动进攻，纳撒尼尔•格林在北卡罗来纳重组大陆军南方分队因此赢得了时间。国王山之战也激励了起义者在南卡罗来纳抵抗英军的勇气，同时有利于武装团伙的抵抗。其中弗朗西斯•马里昂和托马斯•萨姆特的手下尤其擅长运用伏击和游击战。马里昂在落后边区给英军和亲英派造成灾难。他精通当地地形，因为擅长在广袤的--湿--地中隐蔽部队而获得“沼泽之狐”的诨名。一则关于马里昂曾经促成攻击卡姆登英军军械库的错误新闻还曾让康华里调派塔尔顿出防。“卡罗来纳斗鸡”萨姆特拥有约1000人，对奈恩蒂西克斯的英国哨站形成威胁。他的部队骑马行动，速度之快让英军望尘莫及。他还以“萨姆特法”（Sumter Law）著称，根据这项规则，其手下的犒赏将来自劫掠亲英派所获的战利品。&[36]
下南部地区内陆多次出现小规模冲突。由于地方民兵和武装团伙对查尔斯顿和温斯伯勒（Winnsboro）之间的英军哨站造成持续的压力，康华里发现，比起“始终保持相当距离，并在我们靠近时撤退”的敌陆军，北美民兵和武装团伙更麻烦。1781年1月，康华里在北卡罗来纳表示，“难民、北卡罗来纳人、后山人（Back Mountain）以及各地此起彼伏的起义，这些武装集团对我军事人员的必然胜利，导致当地持续紧张，到处都需要正规军的援助”。叛军的攻击削弱了补给线，延缓陆军推进，导致每个哨站都需要大批驻军。康华里约有8000名士兵用于驻守萨凡纳到南部查尔斯顿的200英里补给线，其中包括奥古斯塔、卡姆当、奈恩蒂西克斯、奥兰治堡（Orangeburg）和乔治城一类的据点。他还得派兵包围沃特森堡（Fort Watson）、莫特堡（Fort Motte）和格兰比堡（Fort Granby）一类的筑垒。&[37]
康华里原本可以选择撤退，在南卡罗来纳进行防卫战，或者通过启动对北卡罗来纳的进攻抵消国王山的损失。他选择二次入侵北卡罗来纳。因为他可以调集克林顿派往弗吉尼亚由亚历山大•莱斯利准将（Alexander Leslie）指挥的部队。康华里的首要目标是消除复兴的大陆军南方分队的步骑兵造成的威胁。纳撒尼尔•格林和丹尼尔•摩根通过将部队分散成分队，骚扰康华里。格林正在拖时间，因其所部还无力正面对抗康华里。同时，康华里则派遣塔尔顿进攻丹尼尔•摩根。绰号“老车夫”的摩根是传奇来复枪团的创建者。这个单位由神枪手组成，在萨拉托加之战中曾产生关键作用。摩根身高6英尺，他在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后，因为和一名英国士兵争吵，被处以鞭刑惩罚，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痕。双方指挥官都忽略了集中部队的传统军事原则，风险大但是回报丰厚。虽然康华里在派遣弗格森前往特赖恩县时曾表示忧虑，但对塔尔顿击败摩根信心十足。塔尔顿也许将面对优势敌军，但他指挥英军的精锐部队，还有亲英派部队，对手是一支由大陆军支援、以民兵为主的敌军。&[38]
和英国内战中指挥保王党骑兵的罗伯特亲王（Prince Rupter）一样，塔尔顿的行动建基于速度、震慑与勇敢构建的粗糙原则。他经常在敌军获得预警前出现在天际线边。这一次也不例外。摩根试图进行战术撤退规避交锋。敌人憎恨也害怕塔尔顿。在发现卡尔顿已经通过美军前哨、距离所部不足5英里，没有多少时间构建阵地后，摩根决定在一处名为考彭斯的牧牛场迎战卡尔顿。战场位于国王山以西，距离南卡罗来纳边境约30英里。战前，塔尔顿及所部已经行军两天，缺乏食物和睡眠，并曾穿越地势复杂的溪流与河流。在抵达考彭斯前，英军彻夜追击摩根。塔尔顿相信他拥有面对“弱势”敌人的有利地位。开阔的战场有利于骑兵，而且由于敌军战线后方河流的西侧弯道，对手也没有退路。阵地的位置也令摩根属下的军官感到震惊。军事史学家们经常批评塔尔顿不让手下休整。但是这样的延缓曾经导致威廉•豪在新不伦瑞克、康华里在特伦顿先后贻误战机。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塔尔顿的脾气以及立即交战、制造恐怖气氛的战术。
在1781年1月17日的考彭斯之战中，塔尔顿被诱入一处精心设计和伪装的圈套。摩根的部队分为部署在缓坡上的前后三条战列，彼此间隔150码。他命令第一列士兵在清楚看到敌人前不得开火，而后在发射两枪后在射击中退向第二战列。摩根手下有边境居民组成的部队，他们都是专业级神射手以及帮派火并的老手，并且得到大陆军正规军的支援。边境居民擅长奔跑，他们装弹和射击的速度都高于大陆军士兵。摩根将骑兵隐藏在其所在战列后方。他估计塔尔顿将认为民兵会被吓跑，并因此向前追击，正好被隐藏在后排战列的正规军士兵屠杀。整场战斗历时不到1小时。&[39]
英国陆军在考彭斯之战成为独立战争中少有的战术失败。塔尔顿损失至少约800人，或者相当于康华里全军1/6的兵力。塔尔顿本人与250名龙骑兵得以幸免，有110人阵亡、200人受伤、527人被俘。战俘中包括60名从种植园逃出加入英军的前黑奴，摩根方面的损失为12死60伤。战斗到最后，塔尔顿和手下的40名骑兵侥幸逃脱。在得知败绩后，康华里将佩剑一摔为二，并发誓要“不计代价”地营救被俘人员。他致信罗顿，“最近的事情几乎让我心碎”。由于考彭斯的失败，康华里损失了几乎全部轻骑兵。丹尼尔•摩根有理由吹嘘自己给了塔尔顿“魔鬼的一鞭”[40]&。
康华里并未放弃，他向罗顿承认局势紧张，“前途充满危险”，但是如果撤退，其他途径“肯定不佳”。他决定在纳撒尼尔•格林和摩根会师，在横渡达恩河退入弗吉尼亚前追上格林。这就是著名的“向达恩河赛跑”的开始。康华里不知疲倦地在隆冬时节突进，部队沿着夜晚冻结、白天化为泥泞的红土路前进。在得知格林已经通过卡特巴－沃特里河后，康华里下令部队卸掉所有行囊，不带帐-篷，几乎放弃全部食物前进。同时他以身作则，首先放弃个人物品和大车。据罗杰•朗姆中士描述，康华里与士兵同甘苦，“禁止区别对待”官兵。“他没有独自在帐-篷里享受，而是与我们同甘共苦，而且似乎比我们感触更深。”手下军官一致效法，“毫无怨言”。他光着膀子和其他士兵共睡一榻的景象与古板的贵族形象大相径庭。他不是伯戈因，他把部队变成了一支高速、灵活机动的轻步兵。克林顿开玩笑地写道，康华里已经沦为一介野蛮的鞑靼人。&[41]
他也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英军几乎沦为靠抢劫为生的乞丐，饥饿和夜间露宿威胁到他们的健康。战俘以及随军人员拖慢了康华里的行军速度。41岁的查理•奥哈拉准将悲叹他们“在北美最不宜居的不毛之地，面对最凶残的敌人，除了勇气和刺刀，没有行囊、必需品以及官兵必需的其他供应”。关于康华里，奥哈拉写道，他“决心追杀格林的部队，哪怕到天边”。格林最终撤退250英里进入卡罗来纳，这段距离足以媲美著名的马尔伯勒公爵在1704年战役中，从低地国家向布莱尼姆多瑙河段的行军。据称格林在听说康华里焚烧辎重后说“他在我们手心里了”[42]&。
在恢复向卡特巴－沃特里河进军后，康华里的士兵每天饥肠辘辘地行军20英里。他们遇到浅滩、河流等困难，还有复杂、近乎泥泞的小路。由于大部分轻骑兵在考彭斯之战中被歼，又处于陌生的敌对的乡间，康华里只能在不了解方向的情况下盲目推进，每个阶段都遭遇抵抗。在寇文浅滩横渡卡特巴－沃特里河时，河水深及腰部，而且敌军就在河对岸坐等。骑马渡河时，康华里的--胯--下坐骑中弹，不过它还是坚持到渡河后才倒下。莱斯利的战马被湍流冲走，奥哈拉和坐骑一起被冲出近40码。河对岸地方民兵造成的牵制再度证明业余民兵对大陆军的价值。塔尔顿恢复了部分过去的魔力，加入追杀民兵的行动。1781年2月1日，尽管在塔兰特酒馆之战中遭遇优势敌军，塔尔顿还是咆哮着“记住考彭斯”，发动冲锋。他后来夸大杀敌数量，但他宣称自己的勇猛“在居民中引起广泛恐惧”，军队通过北卡罗来纳剩余地区时，再没有民兵发冷枪。追杀摩根和格林成为一场猫抓耗子的游戏，敌军指挥官利用包括佯攻在内的各种策略，始终在康华里的利爪之外。&[43]
尽管南方战役的战略完全建基于获得当地支持，但康华里发现北卡罗来纳的亲英派态度冷淡，导致其难以获得有关当地地理和敌军动态的可靠情报。1780年12月，他在信中表示：“我们在附近的朋友过于胆小愚蠢，导致我无法获得情报。”缺乏情报成为南部战争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塔尔顿在其回忆录中曾形容无法依赖当地居民提供的消息引导军队获得最佳路线。向达恩河赛跑的关键阶段，康华里不断受错误信息和当地地理信息不足的阻碍。当所部于1781年2月1日通过卡特巴－沃特里河的寇文浅滩时，英军的向导逃跑，而且没有告诉他们在两条前往弗吉尼亚的道路中哪条最佳。由于误信偏下游的浅滩无法通过，康华里选择横渡达恩河上游浅滩。2月22日，康华里在希尔斯伯勒升起皇家旗帜召集亲英派加入时，奥哈拉描述了当地居民过来“打量我们”而后带着得到满足的好奇心回家的尴尬景象。塔尔顿也提到有数百人出现在英军营地，“谈论告示、打听消息、参观国王的军队”，但毫无作战意愿。塔尔顿的回忆称，军方也从未认真寻求北卡罗来纳亲英居民的支持。&[44]
这种麻木反映了革命的受欢迎程度。这类同时产生的支持和过往一样，有利于叛乱一方。1776年2月27日在北卡罗来纳，亲英派过早发动起事，结果在穆尔溪桥被击败。此后，在1780年6月20日，近1300名装备低劣的亲英派在雷姆索磨坊战败。美国人打美国人。查理•奥哈拉准将表示：“这些民众的暴烈情绪超过了一切宗教和人类的底线。”“他们毫无约束，每个小时都在宣泄前所未闻的极端、贪婪、损害、谋杀以及各种暴力。”这是一场对抗双方无法辨别敌我的内战，因为没人穿制服。在最初参与雷姆索磨坊的部队中，只有30名亲英派幸存加入康华里的部队。尽管1778年以后，英国尽最大努力吸引亲英派的支持，但招募率实际上趋于下滑。征募两个地方团并征募亲英派军事单位，替代陆军损失的努力在南卡罗来纳宣告失败。&[45]
1781年4月，康华里就北卡罗来纳的亲英派致信杰曼表示，“我们的经验表明，他们的数量不大，支持也很被动”。他悲叹陆军在敌对的乡间，涉河过溪，行军数百英里，危险重重，挫折不断。“在每一处乡间，都缺乏积极有效的朋友、情报和联络。”在行军近一千英里后，奥哈拉恼火地表示，英军从来没有能吸引超过100名支持者，士兵们几乎赤足前进，除了变质的动物肉类和少量谷物，食不果腹，持续面临来自各个方向的敌军有生力量。在“尝试”吸引亲英派支持以后，奥哈拉发现，“政府竟然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上当”。他认为对支持的期待“纯属幻想”，并且质问“政府”何时“通过适当媒介看到这些人民？我肯定从来没有”&[46]&。
康华里的兵力太弱，无力保护少数愿意支持英军的亲英派。亲英派民兵上校约翰•派尔医生（Dr John Pyle）和三四百名应康华里在希尔斯伯勒的召唤前往响应的追随者的命运悲剧性地反映了这一现实，在看到穿着绿色夹克靠近的骑兵时，他们以为这是准备迎接他们前往希尔斯伯勒军营的塔尔顿英国军团。派尔的亲英派民兵于是沿道路列队行注目礼欢迎。但来者实际上是25岁的“快马”亨利•李（Henry Lee）指挥的大陆军骑兵。随后，亲英派士兵被射杀。李后来宣称，美军首先遭到射击，但双方的伤亡率显示情况相反。李所部无一伤亡，他的骑兵却射杀了100名亲英派，打伤其他200人。来自弗吉尼亚精英家庭的李并非穷乡僻壤的山民，他在新泽西学院（今普林斯顿）和中寺律师学院（the Middle Temple at the Inns of Court）接受教育。同时，他还指挥职业军人。格林将军称赞李发动的歼灭，以及“对那些这个国家过多的不满者产生的愉快效果”。安德鲁•皮肯斯将军告诉格林“行动震慑了当地所有托利派”。事件也反映了南方战局恶化的程度，双方，尤其是在参加内战的平民之间，都出现了暴行，塔尔顿甚至误杀了部分前来投奔的亲英派。&[47]
由于康华里在“向达恩河赛跑”中遭遇失败，来自亲英派潜在的支持进一步消减。现在格林拥有数量优势，他得到了增援，返回北卡罗来纳，使得许多“冷淡的朋友”放弃英国阵营。康华里估计，他只有1950人面对格林所部1万人。克林顿后来称，鉴于南方民兵的低劣素质，数量差距意义不大。康华里高估了格林的力量，但他的确面对美军二比一的数量优势。此外，格林已经掌握了有效使用其4400名民兵的方法，他让他们作为射击手，避免将其用于传统的战阵。&[48]
但康华里还是选择攻势。1781年3月15日在吉尔福德县府之战中，双方在战斗中短兵相接。这是一次漫长且异常血腥的战斗。由于茂密的树林遮蔽了部分战场，战局多次陷入混乱。康华里以步兵快速推进启动战斗，随后对敌军第一线发动刺刀冲锋。这是英军在北美的标准战术，行动震慑了普遍没有配备刺刀，因此在近距离交锋中处于下风的民兵，英国步兵的推进成功突破了北卡罗来纳民兵的第一线，而后，又冲破了弗吉尼亚民兵的战列。据说康华里为了改变战局，曾下令炮兵故意射击难分敌我的战场，导致己方大量伤亡，在受伤的奥哈拉请求下才停止行动，这可能是谣传。不过他的确亲自率部发动危险的冲锋，期间先后战损两匹坐骑，差点阵亡。奥哈拉大腿中弹，包扎后又发动另一次攻击，直到他的战马被击毙，并且二度负伤，这次是在胸部。他还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战斗的混乱和恐惧让许多参战者在余生中仍受困扰。1787年36岁时去世前不久，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沃特金斯（Thomas Watkins）良心不安地承认，他在战斗中曾杀死一名求饶的英国军官。&[49]
康华里打赢了吉尔福德县府之战，但付出损失1/4兵员的代价，最大的损失在于其精锐禁卫军团的伤亡。霍勒斯•沃波尔笑称：“康华里大人用鞋子和补给征服了自己的士兵，用士兵征服了自己。”英军继续留在遍布双方死伤人员的战场上。奥哈拉表示，“在那个我永远也不希望再经历的夜晚，面对战斗之后的残局”。在不到10周内，康华里所部损失4000人，导致其残部不到1500人。塔尔顿后来评论，在这个阶段，即便是一次决定性胜利也无济于事，尽管胜利具有决定性。康华里名义上建立了对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的控制。战后，他与罗顿的联络被仅仅率领1500名士兵的格林切断。此时罗顿正根据康华里的命令保卫远至萨凡纳的南方剩余哨站。尽管获得了一次象征性胜利，康华里却被迫放弃70名伤员，向东南方向撤退175英里，退入威尔明顿。&[50]
康华里击败格林能够号召亲英派的想法遭到克林顿的打趣。克林顿怀疑，在部队严重减员、缺乏补给的情况下，康华里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在战后的手册论战中，克林顿嘲笑康华里提交的报告，其内容称“许多居民策马来到我的营地，和我握手，表示见到我并且听到我打败格林，而后绝尘回家”，克林顿对此评论，看到陆军被一长串伤病号拖累的“忧伤景象无疑令”居民离开时“心情沉重”。克林顿始终认为，如果人民无法确保始终能够得到陆军的保护，那么敦促他们反正，就是一种反人道的糟糕政策。据一位认为多数人民倾向和母国重新统一的见证者描述，本地人民非常害怕加入英军。过去，他们多次被承诺欺骗，最后却发现军队随后撤退。他们担心如果英军离开北卡罗来纳，自己将面对叛军“魔鬼般的行径”，他们将严厉惩罚亲英派的家人。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认为，康华里未能在北卡罗来纳获得支持以后，应当返回南卡罗来纳，但是尽管在吉尔福德县府之战中损失惨重，康华里却准备入侵弗吉尼亚。&[51]
五
历史学家像质疑邦联军将领罗伯特•E.李进军宾夕法尼亚的理由一样，质疑康华里进军弗吉尼亚的理由。这看似是一次愚蠢的推进。康华里和李一样，倾向防御战，但偏好保持攻势。至少从1778年开始，康华里就认识到胜利无望，但他决心赌一把。塔尔顿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机会了解他的动机，并且就康华里的行动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他表示康华里“适当地测试了本土政府的热切期待”。按奥哈拉、克林顿、塔尔顿和杰曼的说法，这是一次“试验”——测试本土政府唤醒多数北美人民忠诚感的假设是否为真。伴随入侵弗吉尼亚的行动开始，试验将在北美各州展开，而替代出路则是撤回南卡罗来纳。&[52]
伦敦的政局也要求康华里继续行动。他不仅肩负北美的命运，也承载诺思政府的未来。国会的反对派数量增加且日益喧嚣。1781年3月，反对派在令诺思“个人倍感痛苦和愤慨”的攻击中，借机对战争债务和为此支付的高额利率，以及政府作战行为中的奢侈浪费发难。国会议员普遍忧虑帝国的结构“似乎因为自重或者外部压力，到处崩塌”。在印度，海德•阿里（Hyder Ali）击败威廉•贝利上校（William Baillie）指挥的近4000名英军，挥师入侵卡纳提克（Carnatic）。爱尔兰要求“政治与贸易自由之剑在手”。6月，康华里的急件抵达伦敦，信中抱怨在北卡罗来纳缺乏支持，并谈到吉尔福德县府大楼恶战。&[53]
在下院，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呼吁政府停止北美作战。他警告称，国家因为冲突而衰弱，并引用来自康华里的信息。福克斯认为，康华里来信证明征服北美不具有可行性。尽管康华里已经突入北卡罗来纳并击败格林，但胜利并未带来任何收益，由于康华里无法维持胜果，因此既没有获得新朋友，也没有占领领土。福克斯指出，反对撤退的唯一可能理由是承认北美独立的尴尬。但他预言性地表示“从现在开始六个月内”，大臣们将提出结束战争的类似建议。&[54]
康华里成为未来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的进军看起来远不像是一场死亡之旅，反而激励了政府的支持者，并且有助于通过提供胜利期待挫败反对派。他最终建立了英国的战争动力。报纸通常用阴沉悲观的笔调来进行战争报道，但这次把他描述为一股势如破竹的力量。伦敦媒体称其为下一个汉尼拔。北美在伦敦的亲英派头号人物约瑟夫•加洛韦把康华里比作恺撒或亚历山大。加洛韦宣称，康华里已经实现了少数人才能成就的业绩，并且吹嘘称，自己经常表示，这就是征服北美所必需的将军。&[55]
比康华里在弗吉尼亚的战败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造成的大混乱。各地的地区防务基本崩溃，立法机构向西逃窜至谢南多厄谷地的斯汤顿。即使不考虑真实问题，康华里也愿意赌一把，因为一支英军在威廉•菲利普斯少将和本内迪克特•阿诺德的指挥下已经进入弗吉尼亚，于1月初占领里士满。康华里的总兵力因此达到7000人，从而迫使格林放弃尾随其进入弗吉尼亚。尽管康华里在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留下的后卫哨所不多，但格林还是任由康华里进入弗吉尼亚。此外，康华里自信22岁的罗顿能够守住南卡罗来纳境内的英军哨所，罗顿于1781年4月15日在霍布柯克山击败格林指挥的优势叛军后，更强化了康华里的信心。
弗吉尼亚是北美最大、人口最多的州，是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塞-，同时也为英军在切萨皮克建立海军基地提供了可能，此外，这里是重要的食物和补给来源。1778年后，弗吉尼亚为大陆军提供了10%—15%的兵员，当地还拥有北美境内最好的马。康华里希望切萨皮克成为“战争基地，甚至在必要时，以放弃纽约为代价”。他认为，在南部获胜的概率高于北部，而成功征服弗吉尼亚将确保英国安全控制其他南部殖民地。其目标旨在占领弗吉尼亚，推翻美国政府，并建立亲英派民兵监督民众。其次，利用弗吉尼亚供应充足的马匹，康华里有望建立6个轻龙骑兵团实现每天推进30—70英里的目标。他还另外给七八百名步兵配备了马匹，骑兵数量由此翻倍。在独立战争中，英军几乎首次能够跑赢敌人。&[56]
由于大陆军南方分队的主力不在场，弗吉尼亚防务薄弱。格林只保留了少量由冯•施托伊本（von Steuben）指挥的小型正规军单位。施托伊本曾负责在福吉谷训练华盛顿的部队。许多参加南方大陆军的弗吉尼亚士兵多数在卡姆登之战和南卡罗来纳的沃克斯华之战中阵亡或被俘。另外，民兵过去倾向抵制动员。当地有1/3的人口属于奴隶，在某些地区，奴隶人口甚至超过白人。弗吉尼亚的货币严重贬值，杰斐逊甚至表示还不如树叶值钱。同时，由于战争的上半节基本在北部进行，州政府中还存在分歧和自满。1779年，英国陆军持续两周劫掠弗吉尼亚沿海地区和当地的军械库，未遇任何抵抗。缺乏兵员的状况极度恶化，导致在1780年马里兰采取相同做法以前，弗吉尼亚成为唯一通过官方立法许可招募黑人自由民的南部州。州议会被迫重新制定征兵制，以便满足大陆军必需的人员配额。德拉菲德侯爵率领3000人抵达后，该州的危险局面得以缓和。根据华盛顿的命令，德拉菲德将阻止英军的沿岸扫荡行动并抓捕本内迪克特•阿诺德。[57]
1781年5月，康华里于匹兹堡和本内迪克特•阿诺德会师，同时接手指挥弗吉尼亚的全部英军。由于格林还在卡罗来纳，康华里因此在弗吉尼亚掌握了数量优势和职业化军队两项优势。时年38岁的弗吉尼亚州长托马斯•杰斐逊就康华里的动向不断得到来自另一位未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报告。英军曾拦截的一封致杰斐逊的信件敦促杰斐逊动员民兵，并表示康华里的入侵后果堪比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占领汉诺威。弗吉尼亚对这次入侵措手不及，而康华里最初的目标是诱歼德拉菲德。在抵达詹姆斯河沿岸的韦斯托弗后，康华里发现德拉菲德已经放弃弗吉尼亚州府里士满北上，该州的南部和西部已对康华里洞开，英军“长驱直入”。康华里还得到情报显示，州长和州议会已经离开里士满前往夏洛特维尔，另外，冯•施托伊本的小股部队正在守卫位于福克点（Point of Fork）的州军械库和大陆军补给。康华里指令塔尔顿抓捕夏洛特维尔的州议会成员，并指示锡姆科夺取福克点军械库。&[58]
塔尔顿直趋蓝岭山脉宏伟景色映衬下的谢南多厄谷地。他率领180名龙骑兵和70名乘马步兵直奔夏洛特维尔；约翰•锡姆科则于同时率领女王骑兵团出发前往福克点。英军计划同时发动打击。塔尔顿沿途焚毁大陆军的车队和储备，他还俘获了包括一名大陆会议成员在内的多名弗吉尼亚“重要士绅”。为了实现突袭，他在24小时内行军70英里，在里万纳河击败大陆军后卫后，冲入夏洛特维尔城中心（这座城市的名字来自乔治三世的妻子王后夏洛特）。就在几个月前，在萨拉托加投降的约翰•伯戈因部队还囚禁在夏洛特，随后根据杰斐逊的命令被匆忙转移到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堡。
塔尔顿于乔治三世的生日当天——1781年6月4日——抵达夏洛特维尔，他的龙骑兵击毙了数名美国官员及其他人员，包括一名美军准将斯科特。英军还俘获7名州议会成员，包括代表费耶特县的传奇人物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以及1000杆崭新的燧发枪、500桶枪药和部分大陆军衣物。杰斐逊在其位于蒙蒂塞-洛山顶住宅附近的一处高地上通过一副小型望远镜看到英军龙骑兵在靠近。凌晨四点，他就已经通过约翰•茹埃特上尉（John Jouette）得到塔尔顿靠近的预警。茹埃特在路易莎附近的布谷鸟酒馆看到塔尔顿的士兵喝酒后，连夜驰报蒙特赛罗。在安排妻儿逃离后，杰斐逊在塔尔顿的部队在登上蒙蒂塞-洛的山坡以后撤离。英军在《独立宣言》作者的家里待了18小时。杰斐逊表示他们“极度谨慎地保护一切”。塔尔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命令军官对蒙蒂塞-洛秋毫无犯。尽管其在回忆录中对逮捕杰斐逊工作的“低效”表示失望。&[59]
这次经历困扰着杰斐逊的余生。在他州长任期的结尾正好碰上夏洛特维尔遇袭，另外由于州议会逃亡斯汤顿，弗吉尼亚州一度有一周的时间没有政府管理。州议会曾考虑创设一名独裁者，后来又启动对杰斐逊的弹劾指控。虽然后者在袭击期间比其他议员更有勇气，留在临近危险的里士满和蒙蒂塞-洛。杰斐逊作为州长权力有限，除了公众对英军入侵普遍预见不足，弗吉尼亚州防御能力不足的原因还有很多。然而，杰斐逊对朋友表示，对其指责造成的伤害只有“平复一切的坟墓能够医治”。在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爆发前，“快马”亨利•李曾在回忆录中指责杰斐逊应对丢失里士满负责，还指责其胆小地逃离蒙蒂塞-洛。杰斐逊从未公开回应指责，但通过其他人反驳李。同样住在蒙蒂塞-洛的路易•H.吉拉尔丁（Louis H．Girardin）根据杰斐逊的请求撰文回应李的指控。&[60]
1826年去世前两个月，杰斐逊试图说服小亨利•李不要出版他父亲的回忆录，或者至少删除关于杰斐逊在1781年英军入侵弗吉尼亚期间表现的段落。杰斐逊甚至为此提供了一个替代版本加入新版回忆录。杰斐逊在生命的最后一周还在惆怅此事，并与小亨利•李在蒙蒂塞-洛会面。杰斐逊去世后，小亨利•李于1827年出版原始回忆录。和许多“建国者”一样，杰斐逊关注后代对自己的看法，并为此操纵后任对自己的看法。入侵的话题使下一代人出现分歧。当杰斐逊的外甥出版杰斐逊的文件选集时，内容包括贬损亨利•李的信函，还有杰斐逊致詹姆斯•门罗的函件，信中将李的回忆录比作一本为读书不加甄别的读者撰写的历史小说。小亨利•李对此针锋相对。争议表明，康华里在约克镇被击败前一周，仍被对手视为强敌。英军已经突入美国最重要也最繁华的心脏地区。他的行动给那个时代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托马斯•杰斐逊也不例外。&[61]
在离开夏洛特维尔后，塔尔顿返回康华里在西古奇兰（western Goodchland）伯德溪的麋鹿山种植园（Elk Hill）总部。这个种植园属于杰斐逊，康华里从这里发出的函件均冠以“‘杰斐逊’营”的名字。和塔尔顿在蒙蒂塞-洛的行为大相径庭，康华里的军队离开时，麋鹿山种植园一片狼藉。杰斐逊为此指责康华里的行为是“大灭绝”。英军焚毁杰斐逊的房屋和谷物，吃掉所有的牛、羊和猪，带走杰斐逊的马匹，还割断了母马的喉咙。此后，杰斐逊再未饲养马匹。杰斐逊还指控英军带走了属于他的30名奴隶，并在弗吉尼亚州总共带走3万名奴隶。他的数字有夸张成分，而且英军的行为不存在胁迫。实际上，他的3座种植园总共损失23名奴隶，其中包括罗宾、巴纳比（Barnaby）、哈里（Harry）和一名叫威尔（Will）在蒙蒂塞-洛加入英军的男孩。也许在麋鹿山种植园，儿童和妇女更容易逃亡，其中就包括和英军一起离开的布莱克•萨尔（Black Sal）和他的三个宝宝。后来，杰斐逊派出代表收回了出现在约克镇之战中的逃奴，其中包括罗宾、巴纳比和威尔。巴纳比在此后不久去世，几个月后杰斐逊卖掉了罗宾，1790年又卖掉了威尔。&[62]
据当代人的理解，奴隶制的存在违背了宣传自由和平等的革命理想。部分英军和黑森军官指责美国的奴隶制，而其他军官如塔尔顿却批评给予叛乱者的逃奴自由的措施。塔尔顿家族在奴隶贸易中获利丰厚，后来他还领导了英国国会中的反废奴运动。他正确地指出，解放奴隶的做法激怒了南方的白人。英军指挥官释放奴隶，并非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因为面临战局和人手短缺的压力，因此他们并未释放后来被重新安置在加勒比和巴哈马的北美亲英派所属奴隶。当时的英国是欧洲的头号蓄奴国家，在其加勒比属地统治着4万名奴隶。这里的奴隶法规普遍严厉，而且奴隶死亡率也高于北美。&[63]
至康华里抵达约克镇为止，英军共有三四千名非洲裔北美人跟随。在通过卡罗来纳期间，约有2000名逃奴加入英军，经过弗吉尼亚时，至少又有1000人加入。他们从事苦力、征粮、手工、服务、煮饭、洗衣和看护等工作，并运送补给，部分穿着来自原来主人的各色衣服。年轻的逃奴通常负责替代正规军士兵从事挖掘战壕一类的苦工，或者直接编入正规军。和逃奴多为年轻男性的殖民地时代相比，独立战争时期加入英军的逃奴通常是包括老人和残病人士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约翰•冯•埃瓦尔德估计，共有约4000名逃奴跟随英军。他形容“这群人像蝗虫一样，每到一处就把当地吃光”。“这些人以前住哪”成了困扰他的谜题。不过他庆幸陆军“很少在一个地方驻扎超过一天或者一晚”&[64]&。
尽管存在某些人食言的情况，但英国政府总体兑现了给予自由的承诺，由此也成为战后英美摩擦的起因。尽管冲突期间，非裔北美人加入双方军队作战，但多数人在英国一边。保守估计显示，10万人中至少有2万人参战，其中许多人死于天花和其他疾病。行军中，尽管遭到奥哈拉反对，康华里还是放弃部分“不幸的黑人”，导致人们指责其试图发动细菌战。其他黑人加入了北方的自由黑人社团。约8000—10 000名前黑奴后来于1782—1783年随同英国人离开北美，其中包括6名逃离华盛顿弗农山庄的奴隶，另有一名属于帕特里克•亨利的奴隶。多数逃奴被重新安置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部分人前往伦敦和英帝国其他地区。另外，在被送往新南威尔士博坦尼湾刑事殖民地的最初一批罪犯中，至少有11名北美逃奴。其中包括属于第一批“丛林居民”的凯撒，今天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形象。此外，逃奴也将成为废奴主义者在塞-拉利昂建立黑人殖民地试验的主要力量。他们以塔尔顿、罗顿和豪等英国军官的名词命名弗里敦的街道。一位前往新斯科舍的逃奴则改名为“英国自由”。最后，始创于1779年的“弗吉尼亚黑人团”继续成为英国加勒比的团级建制，并且成为北美最大的黑人部队、著名的“西印度团”（West India Regiments）的起源。&[65]
六
猎物似乎远离弗吉尼亚。尽管晚至1781年3月，华盛顿依然相信双方将在纽约决战，他还是派遣“疯子”安东尼•韦恩和1000名弗吉尼亚大陆军进驻弗吉尼亚，虽然该部队到6月才与德拉菲德会师。同时，康华里成功占领里士满和前州府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在得到克林顿要求在切萨皮克湾确保一处海军军港的指令后，康华里离开威廉斯堡，德拉菲德和韦恩的部队一度尾随。7月9日黄昏，英军横渡詹姆斯河以后，康华里在格里斯普林种植园设局诱敌。为了让敌人相信英军主力已经渡河，后卫力量薄弱，康华里派遣辎重部队打头，他则与英军主力一起等待敌军。在随后的战斗中，他未能获全胜，只是因为叛军主力在日落后才抵达，而两军在夜幕降临时就已脱离接触。康华里继续尝试为德拉菲德“下套”，“诱骗这个男孩”，德拉菲德凭借精湛的技巧才得以摆脱圈套。康华里赢得了在南部指挥的所有重要战斗，造成弗吉尼亚的严重混乱。
他能够凯旋，但是无法产生吸引力。英军几乎横行北美殖民地，但问题正如奥哈拉所说，他们无法征服一个“持续成功却无法带来持久优势”的国家，在这里，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挫折都会如同“电火”一般引发全大陆“基于遥遥无期的希望”开展抵抗。海军将领托马斯•格雷夫斯形容英军在北美的行动有如“通过海面的航船，行踪立时消失”。康华里了解其处境的荒谬，笔下谈到他对“挺近充斥风险的大陆精疲力竭”。克林顿钦佩康华里的“坚定无畏、积极和不懈”，但是认为他的行动鲁莽、毫无意义，是“一次毫无意义、无利可图的弗吉尼亚漫游”，为此葬送了卡罗来纳的安全。康华里还在弗吉尼亚时，格林曾经攻击其后方哨站，将英军消耗至只能守卫威尔明顿、查尔斯顿和萨凡纳。&[66]
1781年7月的这次弗吉尼亚远征令克林顿震惊，他突然转趋积极，严令康华里回师纽约。而后，又自相矛盾地下令康华里在切萨皮克湾找一处深水港建立前哨，并且派遣其余部队攻击费城或者纽波特。康华里认为保持设防军港毫无意义，该举措对南部其他地区毫无影响，而且只能导致守军沦为敌优势舰队的猎物。他要求返回南卡罗来纳。在7月23日致罗顿的信件中，他表达了对克林顿的疑虑，认为克林顿“决定让我承担全部责难，且否定我所做的一切”。他还表示，除了自己的服从意识，没有其他因素“能够让我继续”接受其指挥。&[67]
如果康华里率主力返回纽约，英军在约克镇的战败可能不那么惨重。实际上，晚至1781年7月，康华里已着手安排部队登船返回纽约，其中女王游骑兵团已经登上运输舰，准备离开弗吉尼亚。但康华里留下该团，因为一旦该团离开，他将缺乏部队筑防和防守约克镇。康华里耗时数周调查朴次茅斯和汉普顿锚地（Hampton Road）的老波因特康弗特角（Old Point Comfort）的多处深水泊位，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唯一适合战列舰停泊的地点位于约克镇和格洛斯特。约克镇是一处小型烟叶出口港，距离英国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詹姆斯敦只有23英里，也邻近前弗吉尼亚首府威尔明顿。由于位置危险，而且易为敌军接近，康华里并不喜欢这里。不过，他和克林顿对于抵近的法国舰队拥有的优势规模一无所知。&[68]
克林顿给康华里下达了为海军基地设防的明确命令，并且具体指令康华里在约克镇和汉普顿锚地的老波因特康弗特角两个地点中做出选择。这是他在几个月以来少数明确的命令之一。但是，选择地点的意义不大，埃尔瓦德在其日志中表示：“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英国舰队的成功，只要英国继续统治海洋，就有一扇门对我们开放。”但是，他们的出口被驻泊在萨皮克外海的由德格拉斯指挥的优势法国舰队封锁。康华里同时面临华盛顿麾下占绝对优势的7800名法军和8850名美军包围。这是一个死局。&[69]
克林顿批评康华里在约克镇没能采取更多自救措施，认为康华里并未对约克镇充分设防并建立据点。克林顿认为，他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敌军会师，切断拉斐特的军队和来自圣多明各的德圣－西蒙侯爵（marquis de Saint-Simon）所部的会合，他们由海军将领德格拉斯的舰队护送登陆。他认为，康华里过早地放弃了外围工事，否则他能够在炮击下坚持更长时间，坚持到增援抵达。这些批评得到塔尔顿回忆录的响应。&[70]
因为期待克林顿增援，康华里并未寻求突围。1781年8月，他开始筑防约克镇，由于士兵受炎热和疾病的困扰，行军速度缓慢。直到9月8日，他还没有意识到罗尚博和华盛顿所部正在逼近。联军已经从纽约出发南下行军400英里。到9月23日，他对法国舰队的规模及其封锁约克镇的能力同样一无所知。不过他还是在河道里设置障碍和沉船，阻止法军沿约克河顺流直下。9月25日，克林顿来信保证增援的远征军将于10月5日抵达。在援军预定抵达日期的两天后，康华里及所部遭遇了一次经典的围攻战，一种经过法国陆军完善的战争形式。法军还拥有欧洲最精良的炮兵军官，31岁的亨利•诺克斯把美军炮兵变成了一支劲旅，同时他还指挥法国炮兵。宾夕法尼亚大陆军的埃比尼泽•丹尼少尉（Ebenezer Denny）描述了夜幕降临后，两军的炮弹划过“夜穹，拖着长长的尾焰弧线下坠，场面壮丽”。在所有作战方式中，围攻战最程式化、科学化，如果获得足够的支持，也最具胜算。&[71]
随着敌军从四面云集，康华里放弃外围工事，退入一个周长2000码、覆盖约克镇区的半圆形区域。战线包含8个由战壕、栅栏（木桩排）、障碍物（尖端对外或对敌的木棍）和鹿砦（木桩）组成的据点。敌军的毁灭性炮轰从10月9日开始。次日，康华里被迫将指挥部从一所私宅迁入花园中的洞-穴-，他本人也差点被一颗球形炮弹击中，利用岩壁掩护才得以幸免。10月10日夜晚，天际被英军的44门炮护卫舰卡戎号（Charon）的火光照亮。战舰在利用约克镇附近的峭壁掩护前被法军炮火击中。四天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率领美军攻占9号据点，法军攻占掩护约克镇西南翼的10号据点。在持续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后，这些攻击导致英军在不到350码的距离内暴露在联军炮火下。康华里发起绝望的出击，试图摧毁敌方大炮，但战果寥寥。10月17日，由于面对两处被占领据点的英军工事缺乏大炮和弹药，守军在塔尔顿的指挥下，试图利用夜色撤退到约克河另一侧的格洛斯特点（Gloucester Point），但因突如其来的风暴行动未遂。康华里的部队三倍于敌军，而且暴露在敌军逾百门大炮的火力覆盖下。据罗杰•朗姆中士形容，他的堡垒“沦为废墟，没有一杆枪能够射击，仅存一门8英寸臼炮和不到100发臼炮使用的青铜弹幸存”。随着手下驻军由于“持续的观测和不间断的任务精疲力竭”，康华里宣称，要求部队继续坚持有悖人道。此时英军已经忍受了9天连续炮击，造成156死、326伤，而根据部分当时的记录估计，实际损失为该数字的两倍。&[72]
1781年10月17日，康华里打出和谈旗帜，谈判所部7100人投降事宜。四年前的这天，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投降人数等于北美英军总数的1/4。他未能获得与伯戈因相同的宽大待遇，投降条件和亨利•克林顿在查尔斯顿给予本杰明•林肯将军的条件一样。他的部队最终被视为战俘，只有高级军官允许获得假释。投降各团不得在投降礼上展开军旗。横笛和军鼓只能在行军时奏鸣。据诺克斯回忆，美军专门禁止英军吹奏《扬基歌》。这支曲子原本是在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战争期间，英国嘲笑民兵素质的讽刺性曲目。曲调的最后一段一个长音，听起来有如表示轻蔑的咂舌。另外并没有来自当时的证据显示英国人踩着《乾坤颠倒》（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曲调行军。康华里托病很可能是一种避免列席投降礼、回避个人耻辱的手腕。不过，其说法不乏真诚，因为他曾经感染疟疾，在南方战役期间两度卧病。投降过程不乏讽刺，康华里由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监管。后者曾经起草投降条件，而且还是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儿子。亨利•劳伦斯是前大陆会议主席，在前往荷兰谈判条约途中被英军俘虏后监禁于伦敦塔，当时伦敦塔的挂名总督就是康华里，现在成了约翰•劳伦斯的阶下囚。[73]
10月19日，约5600名步兵、水手和平民投降后，滞留在拥挤的约克镇和格罗斯特点。战场依然尸横遍野、狼藉一片。在被炮火摧残的建筑物映衬下，约克河滩上遍布渗染血迹的床垫、毯子和被单。一位亲历者形容“现场的房屋有如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灯笼”。地面到处是炸弹和臼炮制造的弹坑，难以下脚。地面上还有黑人士兵和部分被从英军战线中强制赶出的黑人随军人员尸体，在第二次正式投降礼上，塔尔顿在格洛斯特点向法军投降，此前由于缺乏草料，他曾下令杀死数千匹军马。部分大陆会议成员要求基于英军在南部的暴行，以战争罪处决康华里。不过最后他却和美法两军的指挥官一块喝葡萄酒和进晚餐，并且获得诸多邀请，以致必须拒绝一些人的好意。随后，他获准离开前往纽约的英军总部。&[74]
约克镇曾经是一场等待启动的灾难。塔尔顿曾经指出，即便克林顿成功营救出康华里，也不过就是让“邪恶的日子延以时日”。类似情况在战争伊始就已出现，只是因为英国陆军的运气和技巧加诸敌军的错误得以避免。而约克镇则成为法美完美协调的战役。罗尚博曾经建议率领一支人数比大陆军多的部队南下弗吉尼亚。实际上，加上德格拉斯舰队的水兵，法军兵力超过大陆军和弗吉尼亚民兵总和。另外，华盛顿成为批准计划并且必须为失败负责的总司令，“狐狸”套住了它的“捕猎者”&[75]&。
七
在所有丢掉北美的人中，康华里的战后生涯最为辉煌。他虽战败，但是勇猛作战，创造了结尾时的神话。他还测试了南方多数人属于亲英派的假设，实现了英国政府发动攻势作战的指令，也和国王关系良好。作为报答，政府公布了一封克林顿的来信，证明康华里并未就筑防约克镇获得自由裁量权。
回到纽约后，康华里在本内迪克特•阿诺德的陪同下返回朴次茅斯。此前他曾经乘坐强健号（Robust）离开美国，但是由于船只漏水严重，只能返回纽约。两人最终于1782年1月抵达英格兰后，阿诺德通过向媒体写信谴责克林顿在约克镇战败中的责任，支持康华里。康华里还得到弟弟威廉所获荣誉的支持，他弟弟在萨缪尔•胡德指挥的舰队在圣基斯外海的行动中，成为海军英雄。媒体对康华里唯一的指责仅在于，他没能在投降条款中争取亲英派的安全。亲英派的福祉成为英国国家良心的重要议题。除此以外，他在回到英格兰后被视为英雄。在伦敦，民众包围康华里，把他扛在肩膀上送往伦敦市政厅，据报纸描述，沿途围观民众无数。“欢呼的场面只能意会，无以言表。”&[76]
国王和伦敦民众一样赞许康华里。乔治三世表示“对康华里阁下毫无怨言”。1782年6月，国王跟克林顿说康华里是在南方四处闲逛，迷了路，仅在一天之后，乔治三世却安慰康华里，其行为已经证明他对国王、国家和陆军的忠诚。1786年，国王未与内阁协调，就将康华里晋升为嘉德骑士。克林顿于1783年出版了第一部小册子，就约克镇指责前下属康华里。作为一个比克林顿圆滑的人，康华里回避与克林顿的激烈纠缠。康华里对此认为，出书是“种错误做法”，不太可能为克林顿“带来有利的民意”。1787年出版的塔尔顿回忆录对康华里的批评，对康华里的伤害更大。康华里把回忆录视为一次个人背叛，他指责塔尔顿知道而且赞同自己的决定。甚至在考彭斯之战后，康华里还不断向本土政府推荐自己的手下，甚至支付塔尔顿在战争中拖欠的债务。但塔尔顿误以为康华里拒绝让他接受一份在印度的职务。&[77]
职业生涯后期的康华里成为一名帝国问题的消防员，以成功将领和行政官员的形象著称。1786年2月，他接受任命，继任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出任孟买总督和英属印度军队司令，所部规模比北美时期指挥的部队更大，下辖2万人。他率领这支部队在1790—1792年的第三次迈索尔战争中打败提普苏丹（Tipu Sultan）。战争中，其麾下将领包括众多北美时期的同僚。康华里成为首位大量使用大象拖曳大炮的英国将领。在一场和约克镇之战攻守双方互换的战斗中，康华里对提普苏丹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围攻战，差点攻占对手的都城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或Srirangapatna）。&[2]&他在战役中占领提普苏丹在迈索尔地区的半数领土，为英国称霸南印度奠定了基础。作为和平协议的担保，康华里还挟持了提普苏丹的两名幼子作为人质。此役使他再度被英国誉为汉尼拔第二，并因此获得国会投票表决致谢，以及东印度公司提供的5000英镑年金。康华里接受提普苏丹提供人质的场面成为热门的画作主题，阿瑟•戴维斯（Arthur Devis）、詹姆斯•诺思科特（James Northcote）、爱德华•伯德（Edward Bird）、乔治•卡特（George Carter）、罗伯特•霍姆斯（Robert Homes）、罗伯特•斯默克（Robert Smirke）、马瑟•布朗（Mather Brown）和亨利•辛格尔顿（Henry Singleton）都画过这一主题。这一景象还成为印刷品、勋章、锡盘一类纪念品的主题。在1792年的民间诗歌中，康华里又以“凯旋康华里”著称。伦敦市为此委托美国裔画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绘制康华里的肖像。在他于1793年从印度回国后，乔治三世册封康华里为第一代康华里侯爵。&[78]
在1798年的爱尔兰大叛乱中，康华里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兼驻军总司令。他率部参战，并击败约瑟夫•亨伯特（Joseph Humbert）指挥的1100名入侵法军。这是爱尔兰历史上，总督首次亲率部队参战。1799年他从凤凰公园（Phoenix Park）步行到都柏林城堡（Dublin Castle）时，遭人蓄意暗杀，一名伪装成哨兵的男性对其开枪后逃逸，他受了伤。&[79]
康华里以其美德和独立思考著称，个人的朴素成就其典范。他不尚虚荣、浮夸。在爱尔兰，他选择入住凤凰公园附近的小屋而非都柏林城堡作为官邸。在印度，因为认为不适合领双份工资，他谢绝了总司令的收入。1805年，当他二度返回印度赴任，取代韦尔斯利伯爵理查德（Richard Marquess Wellesley）出任总督时，立即取消一切前任用于彰显身份的排场。他也不接受亲戚提供的礼物。康华里还提高官员和法官的工资，减少贿赂对他们的诱惑，并致力于创建高效、廉洁的帝国官僚系统。但是，他像过去在北美对待克林顿一样对待本土政府，只在无法扭转时，才汇报其决策。&[80]
北美的经历在其担任印度和爱尔兰指挥官时继续发挥影响。他曾特别教导手下一位将领，告诫他要充分搜集情报、与盟友有效合作及避免指挥权分裂。在一段文字中，康华里提到“冒险派遣小股部队被蚕食的糟糕后果”，等于承认其南部战役的失败。他坚持强调在印度和爱尔兰必须兼顾军事和政治行动。他还倾向国家扩大接管原属东印度公司的事务，并为此表示特许权&[3]“对我没有多少说服力”。他对殖民地精英出任高官和分享权力表示警惕。在爱尔兰，他支持天主教多数派享有民权，制衡都柏林少数派英国国教精英，因为他们拥有与人数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爱尔兰亲英派让他想起了北美亲英派，“只是数量更多，力量更强，而且凶猛百倍”。和曾经反对英国的北美政策一样，他曾经大胆反对乔治三世，支持《天主教徒解禁法》，坚信只有这样的法律能够为爱尔兰带来安全与和平。在爱尔兰大叛乱结束后，尽管在类似其在南卡罗来纳的措施中，康华里处决了部分核心分子，但他总体上倾向宽恕叛乱者。&[81]
在印度，康华里对本地精英的反对态度导致官员中出现种族隔离，白人帝国官员逐步垄断高级职务。康华里还排斥此前主导英属行政部门的混血后裔出任官员。在一封致阿瑟•李——前独立战争时期美国驻法国代表——的著名信函中，康华里表示，他坚信“理性自由造就人民的美德”，而美德带来人民的幸福。他宣称认同普世自由和普世幸福，但笔锋一转，对于李在印度实现自由的潜在可能的看法予以否定。康华里坚称印度人无力享有自由，比起莫卧尔皇帝和他的官员，他们更享受英国的统治。但他警告，最仁慈的待遇也无法确保如此庞大且存在宗教、习惯差异的群体始终服从。其态度反映了19世纪日益严重且遭人憎恶的种族区别。这是一种统治方式的区别，存在于以有色人种为主的国家的威权式帝国政府和以白人为主的代议制政府国家之间。英国最终给予白人主导的国家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好望角殖民地。&[82]
康华里对行伍生活和动荡生涯热情不渝。独立战争结束后，他一度回到卡尔福特庄园，回归家庭生活，享受狩猎和运动，与子女共度时光。期间，他爱上阅读军事书籍，并且“日益坚信军事类阅读的必要性”。不过，准退休状态无法令他满足，从返回英格兰之时起，康华里就开始讨论接受孟买任命的问题。后来当英国面临拿破仑的威胁时，康华里表示“没有工作和目标，一刻也坐不住”。在通过职业生涯获得“知识和经验以后”，碌碌无为令他感到痛苦。成为爱尔兰总督10天以后，他表示这个职务是个“烂透的主意”。有趣的是，他却反对自己的儿子加入陆军。他没有直系孙辈，但是有6位曾侄孙辈加入军队，其中4人死于克里米亚战争。&[83]
1805年10月5日返回印度后不久，67岁的康华里在北印度贝拿勒斯（Benares）的加齐普尔（Ghazipur）去世。下议院为此投票，在圣保罗大教堂为他建起纪念碑和塑像。加尔各答的英国居民还集资在墓地之上建造了一座传统的庙宇形陵楼。建造墓地的岩石从英国进口，墓地坐落于俯瞰恒河的峭壁上。墓志铭上写着：“加尔各答英国居民集资建立的纪念碑，印证了他们对那些即便在化为尘土后，依旧被数百万人回忆的美德的感受。”陵墓向康华里的军事成就及其在和平时代展现的“克制与温和”致敬。&[84]
克林顿还经常提起约克镇战败责任归属的话题。陆军将领们的争论淡化了海军将领的同等责任。南部战役期间，陆军将领的行动建基于将得到海军充分保护的信念。他们得到保证，将得到本土政府以及加勒比海军将领的充分支持。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国舰队的规模，当认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在与康华里的纠缠中，克林顿忽略了加勒比舰队司令乔治•罗德尼爵士以及坐镇伦敦的第一海务大臣桑威奇伯爵的作用。就在约克镇之战前近一年，乔治•华盛顿曾表示，海军优势“是一切的基础”&[85]&。
[1]& 该军官的马刀砍伤杰克逊头部和左臂。——译者
[2]& 康华里此役攻占塞-林伽巴丹城的外堡，迫使提普苏丹求和。——译者
[3]& 指东印度公司根据英国国王特许，治理印度的权力。——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