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大师和南太平洋的部落头领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尝试让自己的看法获得某个名声好的圈子的认可，进而说服更多人。具体的做法就是，把这种看法和某个人或机构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和机构必须是我们所要说服的对象熟悉的。权威可以使某种观点成立。在广告中，大家常常称之为“用名人做背书”。当然人和东西的联系必须具有说服力，不是任何一个名人都适合为某种产品代言。

例如，如果舒马赫 [2] 把一种哲学观点绣在自己赛车时戴的帽子上，就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每一个组织和社区都有自己的权威，而哲学的权威就是那些经典大师。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交过手，并从交锋中脱颖而出。即使这些大师早已作古，但在哲学讨论中，如果把一种观点同康德或柏拉图联系在一起，依然会更容易被他人接受。

但是，对大师们的尊敬使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哪些人成为大师，而哪些人被遗忘，这之中有不小的偶然性。一旦一个人在集体记忆中获得了一席之地，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功绩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卡尔·马克思（1818—1883）就是一例。许多影响历史的名句，例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工人们失去的无非是他们的锁链”或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们都以为出自马克思之口。事实上，关于宗教的那句话是德国诗人诺瓦里斯（1772—1801）说的；关于锁链的那句话出自法国革命家让·保尔·马拉（1743—1793）之口；而最后一句则是卡尔·沙佩尔的话，他是马克思的战友，却鲜为人知。因为马克思引用了这些话，读者就把这些话记在了这位哲学家名下，而真正的作者却被淡忘了。名人的精神火花在他们死后，以这种方式变成熊熊大火。

/佐默大夫/

/卡尔·马克思/

某种程度上说，古典大师不过是人为的产物，后人把他们放在了纪念碑上。而还有一些权威则完全是虚构的，例如那个善良、年长的佐默大夫（他自1969年以来，在一本杂志上为年轻人提供咨询）。实际上这位大夫根本不存在，而是一个由编辑和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在回答问题，现在这本杂志也不再掩盖这一秘密了。

相比之下，“南太平洋部落头领图依阿维”的欺骗性要大得多。图依阿维的观点都收录在一本名叫《帕帕拉吉》的书中，他从一个海岛居民的角度出发，与欧洲人（也就是帕帕拉吉）展开辩论。这个名字奇怪、行事风格又非常特别的部落头领喜欢评头论足。关于书籍，他写道：“欧洲人把所有的想法，不管是好是坏，一律都扔到很薄的白垫子上。这非常糟糕，而且是灾难性的。帕帕拉吉说：‘这些东西要印出来。’他们把许多这样的垫子装订在一起，称之为书，然后运到国家的每个地方。接受书上思想的人，很快都会被传染。人们吞咽这些白色垫子就像吃甜美的香蕉。这些白色垫子堆放在每个房子里，把箱子都塞满了，男女老少都啃这些垫子，犹如老鼠啃甘蔗。结果，只有少数人能像正直的南太平洋萨摩亚人那样理智地、自然而然地思考。”

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反感钱：“如果你同一个欧洲人谈论对上帝的爱，他会撇嘴和微笑，讥笑这一想法单纯。但如果你给他一枚光亮的硬币或一张纸钱，他就会两眼发光，流出口水。钱是他的所爱。钱是他的神。”

尽管是以孩子气的口吻写来，这本书仍显得有点老套和保守，但这并不妨碍它获得成功：这本书成为环保运动的《圣经》，而且卖出了几百万册。当然，现在已经证实，这些言论并非出自某个波利尼西亚居民之口，而是一个叫埃里希·朔伊尔曼（1878—1957）的人杜撰的。在封面上，他的名字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现。他于1914年去往萨摩亚，在那里待了不满一年，然后途经美国回到德国，1920年在德国出版了《帕帕拉吉》。他在书里提出了文化批判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当时很新潮。一开始这本书没有获得什么反响，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朔伊尔曼的“思想垫子”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出版社赚得盆满钵盈，并竭尽全力要掩盖这一骗局，因为让一个南太平洋部落头领来抱怨欧洲，要比一个对文明感到疲倦的德国人这么做有意思得多。因为创作了图依阿维这个人物，朔伊尔曼被评价为“触碰了深层次的世界观”。自那以来，这位想象出来的部落头领在关于文化批判的讨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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