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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大师和南太平洋的部落头领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尝试让自己的看法获得某个名声好的圈子的认可,进而说服更多人。具体的做法就是,把这种看法和某个人或机构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和机构必须是我们所要说服的对象熟悉的。权威可以使某种观点成立。在广告中,大家常常称之为“用名人做背书”。当然人和东西的联系必须具有说服力,不是任何一个名人都适合为某种产品代言。

例如,如果舒马赫 [2] 把一种哲学观点绣在自己赛车时戴的帽子上,就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每一个组织和社区都有自己的权威,而哲学的权威就是那些经典大师。他们在过去的日子里交过手,并从交锋中脱颖而出。即使这些大师早已作古,但在哲学讨论中,如果把一种观点同康德或柏拉图联系在一起,依然会更容易被他人接受。

但是,对大师们的尊敬使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哪些人成为大师,而哪些人被遗忘,这之中有不小的偶然性。一旦一个人在集体记忆中获得了一席之地,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功绩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卡尔·马克思(1818—1883)就是一例。许多影响历史的名句,例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工人们失去的无非是他们的锁链”或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们都以为出自马克思之口。事实上,关于宗教的那句话是德国诗人诺瓦里斯(1772—1801)说的;关于锁链的那句话出自法国革命家让·保尔·马拉(1743—1793)之口;而最后一句则是卡尔·沙佩尔的话,他是马克思的战友,却鲜为人知。因为马克思引用了这些话,读者就把这些话记在了这位哲学家名下,而真正的作者却被淡忘了。名人的精神火花在他们死后,以这种方式变成熊熊大火。

/佐默大夫/

/卡尔·马克思/

某种程度上说,古典大师不过是人为的产物,后人把他们放在了纪念碑上。而还有一些权威则完全是虚构的,例如那个善良、年长的佐默大夫(他自1969年以来,在一本杂志上为年轻人提供咨询)。实际上这位大夫根本不存在,而是一个由编辑和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在回答问题,现在这本杂志也不再掩盖这一秘密了。

相比之下,“南太平洋部落头领图依阿维”的欺骗性要大得多。图依阿维的观点都收录在一本名叫《帕帕拉吉》的书中,他从一个海岛居民的角度出发,与欧洲人(也就是帕帕拉吉)展开辩论。这个名字奇怪、行事风格又非常特别的部落头领喜欢评头论足。关于书籍,他写道:“欧洲人把所有的想法,不管是好是坏,一律都扔到很薄的白垫子上。这非常糟糕,而且是灾难性的。帕帕拉吉说:‘这些东西要印出来。’他们把许多这样的垫子装订在一起,称之为书,然后运到国家的每个地方。接受书上思想的人,很快都会被传染。人们吞咽这些白色垫子就像吃甜美的香蕉。这些白色垫子堆放在每个房子里,把箱子都塞满了,男女老少都啃这些垫子,犹如老鼠啃甘蔗。结果,只有少数人能像正直的南太平洋萨摩亚人那样理智地、自然而然地思考。”>>更多新书朋友圈免 费分享微信xu eb789

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反感钱:“如果你同一个欧洲人谈论对上帝的爱,他会撇嘴和微笑,讥笑这一想法单纯。但如果你给他一枚光亮的硬币或一张纸钱,他就会两眼发光,流出口水。钱是他的所爱。钱是他的神。”

尽管是以孩子气的口吻写来,这本书仍显得有点老套和保守,但这并不妨碍它获得成功:这本书成为环保运动的《圣经》,而且卖出了几百万册。当然,现在已经证实,这些言论并非出自某个波利尼西亚居民之口,而是一个叫埃里希·朔伊尔曼(1878—1957)的人杜撰的。在封面上,他的名字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现。他于1914年去往萨摩亚,在那里待了不满一年,然后途经美国回到德国,1920年在德国出版了《帕帕拉吉》。他在书里提出了文化批判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当时很新潮。一开始这本书没有获得什么反响,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朔伊尔曼的“思想垫子”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出版社赚得盆满钵盈,并竭尽全力要掩盖这一骗局,因为让一个南太平洋部落头领来抱怨欧洲,要比一个对文明感到疲倦的德国人这么做有意思得多。因为创作了图依阿维这个人物,朔伊尔曼被评价为“触碰了深层次的世界观”。自那以来,这位想象出来的部落头领在关于文化批判的讨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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