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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身攻击,哲学家也不能免俗

和别的领域不同,人身攻击在哲学中经常出现。好些哲学家在雅典因为蒙上了亵渎神的罪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受到敌对同行的起诉,被驱逐和流放,甚至被处以死刑。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似乎非常不客观,但谁可以保证在哲学中永远实事求事呢?倘若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哲学讨论最理想的境界了。就连思想家也喜欢使用破坏性的手段,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实事求事的层面转换到人身攻击的层面。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破坏的游戏,这一话题能写一本书,但在这本书里写一章就足够了。写这一章的目的不是鼓励大家去模仿,而是要让大家看到,这类游戏会有什么后果。因为毁灭他人的游戏,即使只是动动嘴也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哲学历史上好些充满仇恨的悲歌应归功于哲学家叔本华,他的悲观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对生存的诅咒。他在哲学领域的努力受到一种永不沉睡的仇恨的驱使。有的时候仇恨会出击,有的时候则是默默地燃烧,不管怎么说,这种仇恨都能被人感觉到。如果一个哲学观点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就会大发雷霆。例如在讨论康德的哲学时,叔本华认为,康德的绝对律令是“给驴子用的歇脚垫”。然后他又抨击康德“人必须从道德上尊重其他人,但不包括动物”的观点。身为动物之友的叔本华大怒道:“正因为……基督教的道德没有考虑到动物,所以动物在哲学中也失去保护,它们只是‘东西’,可以用作任何目的,例如被活活解剖、被追赶、角斗、竞跑以及被绑在石头车上鞭打而死等等。”

以上是叔本华对康德的发难。他对其他的学家也无好话可说。他把对手黑格尔(1770—1831)称为是“冒牌货”,并宣布黑格尔的哲学是“滑稽戏”。他对黑格尔的著作写过一句耸人听闻的评价:“无论什么时候打开《精神现象学》,我都会感觉到,自己打开了通往精神病医院的窗户。”叔本华在柏林试图与黑格尔竞争,他故意把自己的“世界本质和人的精神的理论”的讲座放在黑格尔课程的同一时间。这一做法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来听叔本华讲课的只有五个学生,而在黑格尔的课堂上坐有两百多个听众。不言而喻,叔本华的责备对正处于巅峰地位的大师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

/黑格尔/

下面的例子情况就不同了。我现在要讲的故事,第一眼看起来太文雅了,几乎没有任何一处表现出暴力,连一个粗口都没有,所有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就事论事。事件的主角是玛丽昂·佐莱特和伊丽萨白·施特勒克。她们曾是科隆哲学所多年的同事,但她们俩很不一样:施特勒克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胡塞尔档案馆的馆长,发表过许多著作。相反,佐莱特教授在哲学界没有什么名气. 她在发表博士论文(共六十四页)以后,只出过一本书(五十五页)和几篇文章。想必女同事的国际声誉让她感到不安。

1990年10月2号的晚上,伊丽萨白·施特勒克从汉堡出席一次会议回来后,在自己办公室的写字桌上发现了佐莱特教授的一本书。同玛丽昂·佐莱特过去的著作相比,这部作品的厚度惊人——超过四百页。看起来作者非常严谨,因为书中到处是注释和引文。但光滑的书皮下面隐藏着激愤。书的标题是《对伊丽萨白·施特勒克有关数字和空间的博士论文的批判性调查》,并附有对她取得大学执教资格的论文的评论文章。披上研究外衣的论文实际上是一场具有毁灭性的表演。玛丽昂·佐莱特声称,施特勒克的博士论文是抄袭之作,把别的书里的东西拼凑在一起,都没有注明出处。她通过细致的比较来证明这一点:左边是施特勒克的博士论文中的段落,右边是施特勒克“占为己有”的有名的和不太有名的思想家作品中的相应段落。

国际上颇有名气的施特勒克难道是一个骗子?这本书是在玛丽昂·佐莱特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的,她把这一出版社称为是PP出版社,意思是出版和玩蛋。公众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件事。在许多文章中,如《时代周刊》和《科隆城市报》都从这本书中摘录了很多内容,玛丽昂·佐莱特的看法被认为是可信的,抄袭似乎已成定论。科隆大学哲学系也支持攻击者,并宣布施特勒克的博士论文达不到所要求的标准。授予施特勒克博士学位的波恩大学被要求进行表态,于是校方很快成立了一个考试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委员会接受了施特勒克的解释,那就是她当时提交给考官的论文已经找不到了,那一版论文里有更多的注释。另外,委员会还为被攻击的人辩护道,那个时候对引用的要求不像今天那么严格。委员会一致的判决是:施特勒克夫人没有抄袭,她可以保留自己的博士头衔。施特勒克获胜了。

不久后,被攻击者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出来打抱不平。在《哲学信息》杂志上的一封公开信里,有一百多个教授批判了在这件事上“媒体的片面报道”,他们认为,施特勒克夫人鉴于其许多著作理应获得尊重。这时,玛丽昂·佐莱特陷入困境。报纸和杂志发表攻击她的文章,说她怀有“盲目的仇恨”,并把她称为是“已被证明的不合格的学者”。伊丽萨白·施特勒克开始予以反击,并起诉玛丽昂·佐莱特,要求她赔偿精神损失。施特勒克在起诉书中不仅提到了她所遭受的名誉损失,而且也提到了受到玛丽昂·佐莱特指责后,她身心受到的打击。曾经有好几个月她无法工作,并且由于严重的健康问题不得不住院。但法庭的判决并不能满足起诉人的愿望,被告既没有坐牢,也不用赔偿,只是达成一项协议:玛丽昂·佐莱特有责任把后记中侮辱对方的八行字删掉。但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报纸上又发表了新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新的官司开始酝酿。后来公众突然就不关心这件事了。

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篇博士论文究竟是不是抄袭呢?对毁灭性游戏来说,看一看各方如何看待攻击者,无疑是最有意思的。那些站在施特勒克夫人一边,并认为她没有抄袭的人,倾向于把玛丽昂·佐莱特的动机视为低下的,是对对手的病态的仇恨或嫉妒。在波恩委员会作出决议后,许多哲学家就持有这一态度,包括施特勒克夫人自己和一些记者。而那些不顾委员会的决议,仍然坚持这一看法的人——这些人也为数不少——则用另外的目光来看玛丽昂·佐莱特和她的动机。有名的哲学家汉斯·瓦格纳认为,玛丽昂·佐莱特的著作中表现出的愤怒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攻击一个在全世界都有朋友并有地位的哲学家需要勇气。

最终,这一故事没有留下胜利者。玛丽昂·佐莱特在自己对这件事的记录中表示,她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形式上的胜利者施特勒克也没有因此而高兴。她的名誉不可能全部得到恢复。2000年出版了她的著作《以科学伦理的名义:一个大学教育遭受毁灭的年代1990—1999》。封面是黑白两色,就像是讣告的颜色。这是施特勒克的最后一部著作,几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下面是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明,人身攻击并不总是以撕破脸皮的方式发生,而是还可以以“玩笑”的面貌出现。一个强大的攻击如果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出现的话,更容易被容忍,甚至受到欢迎。下面的例子是哲学家阿多诺所经历的的“胸部攻击”。这一攻击发生于1968到1969年学生运动期间,是这位哲学家所经历的的一系列攻击中的一个。

这一事件众所周知。1969年4月22日,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第六教室开始《辩证思考维入门》讲座。大教室里非常乱,还有人吹口哨。这是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行动小组策划的“扰乱行动”。阿多诺说:“我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由你们来决定我的课上还是不上。”这时,三个身穿皮夹克的女大学生走向他。她们围着讲台旁的教授先生跳舞,还试图亲吻他。后来她们拉开各自的外套,把赤裸的乳房贴向教授。大家哄堂大笑。受到惊吓的教授拿起公文包,挡住自己的脸,跑出了教室。这件事被当作逸事流传。德国作家罗伯特·格哈尔特甚至还写了一首充满幽默的诗。和现实有所不同的是,诗中只出现了两位女主人公,整个场景被描绘如下:

/阿多诺/

突然这两个人上了台,

四只乳房大得吓人,

一丝不挂,

完完全全裸露着……

充满了诱惑,摇摇摆摆,步步逼近,

要吞下整个男人,

咄咄逼人,气势汹汹,

要颠覆所有的精神,

向教授发起进攻,

教授沉默不语,尴尬不堪,

恐慌地逃窜。

这样的场景,谁不想一睹为快呢?一切看上去都很开心,但是继续读下去,就会让人有点发愣:

乳房的攻击,

给予教授致命打击,

就在这一年,

他离开了人世。

是的,阿多诺确实是在那年过世的,准确时间是1969年8月6日。这是否和那次攻击有关呢?诗歌里说得轻描淡写:

所有的创伤都会被时间治愈,

只有阿多诺老兄没能幸免于难。

谁知道呢,也许这件事对阿多诺来说可没那么好笑。事情发生后不久,在接受《明镜》周刊的访谈时,我们能清楚地感到这位哲学家内心的混乱。电影人吉多·克诺普是见证人。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大学生活。他说:“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我坐在很前面,感到尴尬。三对乳房就在他眼前晃动,这个书呆子男人试图用公文包进行抵御。我发现,他完全不知所措,用公文包挡着自己,流出了眼泪。后来助手们把他带走了。这场面真是令人感慨。”

他哭了吗?诗歌里没有提到受害者的眼泪绝非偶然。笑和同情是相矛盾的,如果其他人感到高兴,谁又会指指点点呢?那些抵御可笑事情的人,只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致。笑转眼就会使那些攻击者得到更多同伙,因为一起笑是很开心的事,且不管笑什么。所以在笑声的掩护下,使人缴械投降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手段。

/小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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