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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投资于教育

安琪莉·姆温德瑞(Angeline Mugwendere)的父母是津巴布韦的农民,家境贫寒。她总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破烂衣服去上学,同学奚落她,老师则会板起面孔,命她回家把拖欠的学费补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家根本付不起。但是安琪莉宁愿忍受这样的羞辱与嘲笑,也要恳求校方让她继续留在学校。她买不起学习用品,只好想尽办法跟人乞讨。

“下课后,我会到老师家里问,‘可以帮你洗碗吗?’”她回忆道,“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一支笔。”念完小学,她参加全国性的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不只是全校最高,也是全区最高——事实上在全国也数一数二。但是她没有钱上中学,这让她伤心欲绝。看来安琪莉注定要成为另一名农妇或村庄小贩了——又一个人才被白白浪费。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地人如此形容:南瓜收成最多的人,偏偏没有锅可以煮。换句话说,最聪明的孩子往往出生在缺乏教育资源的家庭中。

然而,安琪莉的学业与安·科顿(Ann Cotton)的事业有了交集。安是威尔士女子(用她的话说,是“地道的威尔士人!”),现在却一心想帮助津巴布韦的女孩。她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长大,对于采矿和政治角力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详,她的社会良知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她对教育产生了热情,为有行为障碍的女学生成立帮助中心,不过直到一场悲剧降临之后,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层的方向。

那次怀胎十月后,安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凯瑟琳。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看起来健康无恙。十天大时,助产士来家里给婴儿例检,例检完却叫安赶快把她送去医院,说女婴可能性命不保。送到医院后,凯瑟琳立刻被放进了便携式氧气帐里。

原来凯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气不够,无法充分地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脏和肺部正在逐渐衰竭。接下来的六周,凯瑟琳一直待在氧气帐里。那段时间,安、安的丈夫和儿子简直是以医院为家,他们也与许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好痛苦!”安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无助。我身为一个母亲,却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女儿。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但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小凯瑟琳。

“她夭折后,我们只是一心想要纪念她的生命,以及实践她教我们的所有事情,”安说。但是要如何纪念,当时还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养育三个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后来安的丈夫在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美国签证的相关规定,安无法在那里取得工作许可证,她索性注册了波士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学术兴趣被唤起了,之后她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硕士课程。

根据课程要求,后来安前往津巴布韦特别贫穷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为何当地女孩的就学率和到课率如此之低。一般人会认为,许多非洲家庭基于文化习俗的考虑,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上学。于是安带了好几沓问卷和便签纸,准备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点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学校。在跟学生、家长和学校高层职员谈话后,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战不是文化,而是贫穷。家庭没钱为所有的子女购买课本和支付学费,所以只能把优先权给儿子,因为男生受过教育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津巴布韦女孩求学的决心,让安深受感动。她遇到一对十几岁的姐妹——西西利亚和玛卡利塔,她们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为这里学校的学费比家附近的便宜。这对姐妹邀请安到她们搭建的临时茅屋参观,坦白地说她们不知道下学期还交不交得起学费。这让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尔士所经历的困苦。她觉得跟津巴布韦穷乡僻壤的汤加族女孩有一种亲切感,不禁想象要是自己的孩子处于这种环境该怎么办。

“这种程度的贫穷,是我前所未见的,”安说。她跟当地居民保证,自己会找到方法来支持女孩的教育。村庄长老和学校高层职员热情响应,他们开了一次小区会议,制订了用民间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够帮忙支付费用。

安回到英国剑桥的家中后,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津巴布韦认识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请亲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这样并不够。安本来不喜欢烹饪,也从来没做过买卖,但是为了赚钱,她开始在自家厨房里制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后拿到剑桥市场去卖。这没有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什么起色: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二月天,安和两个朋友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只赚到30英镑。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筹集到足够的钱,让32名女生读上了中学。她们的父母也承诺支持女儿,确保她们好好上学。两年之后,安把她的努力化为一个正式组织,叫作“女性教育运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头几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继续上了中学,不出所料,表现优异。

“女性教育运动”从津巴布韦扩张至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加纳,备受赞誉之余,也使它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相较于大型机构,“女性教育运动”的经费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万美元),但是该运动现在每年能帮助超过40万名孩子就学。打一开始,“女性教育运动”在每个国家就只雇用当地职员。他们非常重视当地社群的支持,至于哪些女孩能够荣获奖学金,是由当地社群组成的委员会来评选的,“女性教育运动”的职员负责审查委员会的决议,以防止贪污。此外,“女性教育运动”还刻意避开了可能危害救援组织的个人崇拜。他们的网站是关于女学生的,而不是关于安,对于启发这一切的女儿凯瑟琳,上面也只字未提。那是我们从安身上挖出来的背后故事。

安在她资助的一家位于赞比亚的学校里为孩子们读书。

(图片由“女性教育运动”组织提供)

这种民间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远胜于得到更多关注的大型联合国会议。我们特别强调“女性教育运动”,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任何一项国际妇女运动,应该少把精力放在举办大型集会或游说新法成立上,而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下乡援助,比如到津巴布韦的乡村地区,聆听社群的心声,帮助他们把女孩送到学校。

“女性教育运动”的支持往往从女孩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是资助穷困学生的广大方案之一。当女孩从小学毕业时,“女性教育运动”会提供就读中学的全套支持,若有必要还包括鞋子和一套制服。如果学生家离中学太远,“女性教育运动”会帮她们安排宿舍并支付费用。此外,他们也向所有女孩供应卫生棉和内衣裤,让她们不至于在生理期无法上学。

安和其他人还必须面对来自老师的性侵害这个问题。尤其在非洲南部地区,有些老师会利用性来与学生交换好成绩:半数的坦桑尼亚女性以及将近半数的乌干达女性表示,她们曾被男老师强迫发生性行为;而在南非,受害者为15岁以下女孩的强暴案当中,有1/3的强奸犯是老师。“要是女孩觉得自己私底下找老师谈话会被非礼,她就不会好好用功,”安说。她也指出,西方人赞助的奖学金如果由老师或校长来颁发,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奖学金得主有时候是最漂亮的女孩,作为回报她会与校长上床。“女性教育运动”让委员会挑选女孩,而不给予校长这个权力,借此避开这个问题。“女性教育运动”辅导女孩在中学毕业后创业,学习技术(如护理)或是教书。如果她成绩够优秀,就会资助她上大学。

“女性教育运动”也提供小额金融贷款,资助一些女孩经营乳制品农场或做其他生意。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也会组织社会网络,彼此交换心得,还会参与女权的公开倡议活动。

比如在津巴布韦,毕业生团结合作,呼吁大家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减少女孩遭受的性侵害。毕业生也呼吁停止例行的处女检验(这是提倡贞洁的传统习俗),此外她们还发起运动反对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加纳,有一名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名叫阿妃薛杜,在2006年参与地区议会选举时,她是唯一的女性,而且高票当选。现在她的目标是进入国会。

或许最大的惊喜是,接受“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毕业生也变成了慈善家。虽然就西方的标准来看,她们的收入相当微薄,但是她们依然在支持其他女学生。安表示,“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中学毕业生,不管在任何时候,平均每人在帮助五名女孩,这还不包括她们资助的自家人。

“她们成为小区的真正慈善模范,”安说,“要是邻居的孩子因没有裙子而无法上学,她们就会送她一条裙子。她们还会支付女孩的学费。这是我们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显示出教育的力量。”

谈到慈善模范和教育的力量,津巴布韦的“女性教育运动”现在出现了一名活力十足的新任执行长。这名年轻女子深知坚持的辛酸,也亲身体验到希望的力量——因为,往往几美元的学费资助,就能够影响一个女孩的一生。

她就是安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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