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

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

张充和回忆昆明生活断片

每次上午去探访张充和先生，她常常正在习字。餐厅的大案桌上，方砚台里的浓墨早已研好，字帖被镇纸压服着，临写过的墨字纸张，往往已经堆成了一小摞。我么，以往总不敢向张先生讨字，最近则开始学会「赖皮」了——我对充和老人说：我要向重庆当年的她学习。她早年向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的时候，有空就陪着老师写字，同时随手捡拾老师写过字的纸张。我现在，也要抓空就捡拾这样的纸张。那天，征得她的同意，我随手捡起桌边一张她练写的纸张，便求她在间距上留下签名，盖上印章。老人从旁边的立柜里拿出盛装印鉴的盒子，从里面选了一枚小小的圆章，章子走过印泥，再轻缓小心地揿到纸上，随口说道：「这枚章子，还是闻一多给我刻的。」

「闻一多？」我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就是当年那位拍案而起、被特务暗杀的闻一多么？」

「是他。」张先生的神情倒是很平静，「闻一多是我的老师，我战前在北大的时候，就上过他的楚辞课。他爱刻图章，知道我在学写字，就刻了这个章子送给我。」

闻一多用黄藤给张充和刻的图章

「我听说，闻一多当年刻的印章，是卖钱的呢！」我忽然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战时掌故，「听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教授的生活很苦，得靠刻印卖钱，补贴日常家用。」

「他刻印卖钱，我当时也听说了。」老人点点头，「闻一多靠着战时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一大家子，手头的困窘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单身的没负担，反而显得很阔气，当时朋友出去吃喝，常常都是我请客。可这个图章，我没请他刻，是闻一多主动刻了送给我的。云南当地没有好的印石，你看，这个章子，是刻在粗藤上的。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质地很硬的。」

我接过了老人手上的印章。果真，远看是一种玉质的黄润，掂在手里，才知道是一小截轻细却坚硬的圆藤。印章上，是章草字体的「张充和」三字，似乎还带着先贤的手泽余温。

我一时肃然。

窗外，绿影斑驳，春阳煦暖。

从手上的闻一多印章，我们谈起了云南昆明那一段的生活。

「我们今天一边磨着墨，一边聊吧！」研墨是老人每日的功课。早晨起来，习字之前，她总是先要把墨汁研磨好，写不同体、不同式样的字，她会用不同的墨锭。在案桌上的托子里，有时候会撂着不同形状和成色的墨条（日后我知道，那些墨条的名堂可大呢）。张先生一边霍霍地磨着墨，一边缓缓说道——

「战时我在云南昆明，待了两年，后来才转到重庆去的。」

「你当时在昆明，做什么事呢？」

「给教育部编高中的国文教科书。我们几个人——朱自清管散文，沈从文管小说，我管诗词歌赋、唐诗宋词。编书给我钱，钱从西南联大汪先生那里拿；朱、沈都不拿钱，他们有联大的薪水。开始我住在城里，来往的朋友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他有时候过来吃顿饭，他好酒，我们不喝酒，就他自己喝。后来日本人的轰炸一来，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这个印章，是闻一多托人带到乡下给我的。」

朱自清，闻一多（还有李公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几个与国运相连、也彼此命运相连的特殊名字，自然引起我探究的兴致。

「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朱自清话不太多，人很好，很和气。他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一边参加编书，他平时不常来，编书才在一起。他个性严肃，不爱讲笑话，所以虽然很熟，但私交不深。听说朱自清的太太也会唱昆曲，但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没和我们一起玩。相比之下，和闻一多则更熟一些。云南没有好石头，他刻印找不到材料，就把脑筋动到这种云南黄藤上了。这种老藤很粗很轻，质地却很细密，拿在手上暖暖的。」

我一直把玩着这个黄润如玉的圆印章，手上确实感受到丝丝暖意——那是岁月的暖意。

「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老人忽然微微笑起来，「我在北大上学时没修过朱自清的课，倒是在中学时读过他的《背影》，没想到后来成了同事。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 sentimental（感伤，滥情），呵呵……」

（左）闻一多在刻印 （右）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酸的馒头」本来是哈佛华裔教授李欧梵对sentimental的 「神译」，没想到老人也如此善用这个updated（时髦）的幽默——我一直注意到，老人的艺术感受力相当锐利，不时会对文字语感、音乐声腔等等话题，冒出一些别致的见解。

「闻一多在北大上课，给我们读楚辞。他好像是湖北人吧，用老辈人的吟诵法给我们吟唱，很好听，那是真正的楚声呀……」老人的思绪散漫开去了，「罗膺中（罗庸）的吟唱也很好听，他教词，从清华过来兼课，他的唱词法也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唱昆曲。听说俞平伯教诗词，也用唱的办法，可惜我没听过。后来与俞平伯熟了，与俞太太姐妹都成了曲友，我们一起唱昆曲。俞平伯不唱，给我们打板鼓……哎，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都比我年纪大……」

「可是，你们一唱起昆曲，就忘了辈分，大家都成了曲友……」我看老人家的话音里略略带点感伤，就接过了话头。

我记得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题为《晚翠园曲会》的文章里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这样写到张充和：

当年呈贡的云龙庵（遗址在原呈贡一中）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是的，那时候，几乎每次大家一起吃饭，饭桌上，我都是年纪最小的，二十几岁，却跟杨荫浏、杨振声他们玩在一起……」老人脸上又重新笑意盈盈。

「杨振声？」我觉得这个名字略略有点陌生。后来稍查资料，我吃了一惊：原来这位杨振声，正是当初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参与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的主将之一！

「杨振声，我们都叫他杨今甫，他好像比我父亲年纪还大，却是跟我关系很亲近的老朋友。他当过青岛大学的校长，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总管，就是秘书长的角色。七七事变后我逃难到四川，是杨先生叫我去云南做事的。那时候我们几家人一起，住在离昆明很远的呈贡乡下。」

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留影

「呈贡，离昆明有多远？」

「从昆明去，要先坐一段火车，到了站，还要走十里地，可以骑马，也可以走路，我和沈先生一般都是骑马。」

「你们住在一起的，是哪几家人呢？」

「杨家，就是杨振声一家，夫妇俩带着女儿杨蔚、儿子杨起。沈家，就是我姐夫沈从文一家，我三姐和我，还有他们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小虎那时候还抱在手里。还有刘家，刘康甫家，他带着女儿跟我们住。还有汪先生，汪和宗，他是杨振声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从小做听差，本来是山东大学的药房伙计，现在既是书记官，管抄抄写写，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普通刻钢板、印制材料一档子的事，他都包了；又是后勤总管，管我们大家的吃饭。我们当时租住在一座叫『云龙庵』的庙堂房子里，那庙可有意思了，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孔孟圣人、上帝耶稣，全都供在一起，每个神明都给烧香磕头。有一段时间唐兰、卞之琳等等好多人，都在云龙庵住过，冰心、吴文藻他们夫妇俩也来过。」

（左）杨振声（1890—1956） （右）章士钊（1881—1973）

（上）一九三八年张兆和携带龙、虎逃难时的护照像。

（下）张兆和一九四五年在云南呈贡跑马山下的桃园新村。

我接过话说：「我看过沈（从文）先生关于呈贡那段生活的一些随笔文字，那时候的呈贡云龙庵，几乎成了昆明郊外一个文化小中心，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很热闹呀。」

张先生颔首微笑：「确实很热闹。我们那时候几家人一起吃饭，大家拿钱，请一个女工做饭。我们把钱交给汪先生，他负责统管。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以后到了台湾才结婚。他是我们大家的小朋友，也是我五弟的好朋友。他叫和宗，我五弟叫宗和。他没有自己的私人印章，我就把五弟不要的图章送他，反正图章的字，『宗和』跟『和宗』，倒过来看都是一样的，呵呵……他真的极能干，我是看着他起来的，他后来一直做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总务主任。那年汉思学术休假，我跟汉思到台湾住了一年，住南港的『中研院』。汪和宗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台风来了，他叫人把我们的窗子钉起来。哎，那是真正的『他乡遇故知』呀……」

谈起昆明旧事，屋里也像是弥漫着春城的和煦气氛。

「那时候的饭桌上，大家都喜欢开玩笑。杨今甫和沈先生都喜欢说笑话，一大桌子吃饭，总是高高兴兴的。开始他们都叫我『四小姐』，我说：『难道我没有名字吗？叫我「充和」吧。』那是抗战年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小姐』。可他们也不愿叫我名字，后来他们就去掉了『小』字，不管大小老少，都叫我『四姐』，除了沈先生和我三姐叫我『四妹』以外。」老人提起这段旧事，笑容变得愈加粲然，「为这事，杨先生就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对于有身份的人，喜欢不喜欢，称呼里该省掉哪个字眼，这可是很有讲究的！你看，蒋委员长，大家都叫『委员长』、『委员长』的，从来都省略掉那个『蒋』字，讲究就在这里——就像『四小姐』得省略掉那个『小』字一样！你看看他说的！呵呵……」

老人像少女一般地轻声笑起来。

我忽然想起另一段老人常常提起的惹她生气的玩笑故事，便说：「杨先生把你跟『蒋委员长』相比，你不生气；我记得章士钊先生把你比作『蔡文姬』，你可是真的生气了……」

「对对，那可是到重庆以后的事了，」老人的记忆又从战时的春城昆明，延伸到了嘉陵江畔的山城重庆，「在昆明编教科书的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转到了重庆的教育部去了。因为我在重庆登台唱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和沈尹默为此写诗唱和，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师长，我也常常跟着他们一起写诗、写字，来来往往的。有一回章士钊赠我的诗里，把我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诗里说：『文姬流落干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章士钊的诗是我的老师沈尹默传给我的。我一看就生气了。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我对沈先生说，这是『拟于不伦』，沈先生知道我是真生气了，就赶紧写了和诗打圆场。唉——」老人忽然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日后还真是被章士钊的诗言中了——我后来，不就真的嫁了个胡人，嫁到『西域』来了么？」

老人顿住了话头。窗外树上的残雪，给屋里投射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我打量着这位常常被坊间称为「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的老人的侧影，仪态端重，衣鬓整然。我想：原来「才女」之谓，竟是「其来有自」呢——还在抗战年间，章士钊老先生就把年轻的张充和，比拟为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了。战争，国难，烽火，胡尘，飘零，沧桑……这些「不伦」的字眼，就这样投影折射到站立于时光之流的河岸两畔，这遥隔千年的两代才女身上……

谈话于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二○一二年五月二日于耶鲁澄斋整理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