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延伸阅读
1
排队研究来自Oberholzer-Gee（2006）。提供帮助的义务感、未能帮忙时的愧疚感、提供帮助的频率，均与对方是弱者或穷人有关，证据可见Berkowitz（1972）；de Waal（2008）；Dijker（2010）；Schroeder et al.（1995）；Stijnen Dijker（2011）。
2
Taylor Fiske（1978）发表了泰勒对该主题大部分研究的总结。随后的研究将“焦点就是原因”效应的作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证明旁观者会将原因地位给予对话里说话更大声的人（Robinson Zebrowitz-McArthur，1982），或是互动中穿着更引人注意的人（Zebrowitz-McArthur Ginsberg，1981）。甚至有人指出，在体育比赛里，裁判会为队服颜色更扎眼的运动员分配更多的因果关系（Hagemann, Strauss Leissing，2008；Rowe, Harris Roberts，2005）。
3
审讯员诱使嫌疑人做出虚假口供的证据出自多个专业信息源（Davis，2010；Kassin，2008；Lassiter Meissner，2010；Leo，2008），如果读者希望一次性地看到虚假口供的细节，可见Drizin Leo（2004），文中收录了125起案件。虚假口供对诱导方和受到劝诱的人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相关故事可见www.thisamericanlife.org/radio-archives/episode/507/confessions?act=1#play。
4
在我看来，避免请律师的愿望不可小视，因为请律师一般来说要花钱、拉长审讯过程、加剧警方的怀疑。举个例子，199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6岁的乔恩贝尼特·拉姆齐（JonBenet Ramsey）遇害后，她的父母清楚地意识到，警方几乎立刻就把自己当作了罪案嫌疑人，于是拒绝跟警方谈话，除非有律师在场。结果，来自执法机构、媒体、公众的许多旁观者都开始相信，“请律师”这一举动泄露了他们的罪行。当时的科罗拉多州州长甚至发出声明，敦促他们“不要再藏在律师背后”。在很多人眼里，尽管没有他们卷入此案的任何切实证据，夫妻俩仍然是这桩未决命案的主要嫌疑人。时隔20年，两人最终靠着DNA检测，彻底为自己洗刷了清白。即便如此，博尔德地区检察官在写给乔恩贝尼特父亲的一封信里，仍然这样说：尽管新的DNA证据免除了夫妻两人的嫌疑，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有罪。
5
有关上述各因素提高了无辜者受诱导做出认罪口供的数据，请见Blagrove（1996）；Kassin et al.（2010）；Leding（2012）；Loftus（2011）；Mazzoni Memon（2003）；Perillo Kassin（2011）；Rajagopal Montgomery（2011）；Shaw Porter（2015）。
审讯员想要运用这种有问题的手法获得口供的可能原因很多，除了希望找出罪犯的合理愿望以外，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原因：拿到口供会给审讯员带来荣誉。广为流传的刑事审讯员手册（Inbau et al., 2001）揭示了审讯员的动机：“每个调查员都希望提高自己的绩效评分，或是向上级彰显自己的价值。此外，在同行里提高知名度也是件很好的事情，更不要说还能为审讯员自己带来自我满足。”（p.55）作者还不经意地这样说：“这一切完全可以理解，无非是正常的人类行为。”（p.55）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但在利害关系重大的审讯过程中，作者语带傲慢地提到绩效评分、出名、自我满足这些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6
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引言，出自他的作品Argument on the Murder of Captain White （April 6，1830）。布伦南的评论，出自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Colorado v. Connelly一案（p.182）。虚假口供常使得嫌疑人在法庭上被定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口供败坏了其他证据来源。也就是说，一旦录入了口供，法医对弹道、头发纤维、笔迹和指纹等的分析，目击者和警方线人的证词，都会出现更多错误，以求与口供相吻合。显然，口供不光让法官和陪审员确认被告有罪，还说服了案件里的证人，他们可能会无意识地调整证词，以求适应当下的视角（Kassin, Bogart Kerner，2012）。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请参见Kassin（2012，2014）。
彼得·赖利案的详细介绍，见Donald Connery（1977）和Joan Barthel（1976）所写的图书。后者收录了赖利讯问的完整笔录，并于1978年依据此书拍成了电视电影《杀母疑案》（A Death in Canaan），导演是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我对此案的介绍，节选自我执笔的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Kenrick, Neuberg Cialdini，2015）(5)中论说服的章节。
7
拉塞-特做过多次实验，证明在观看口供的过程中，视角左右了对责任的判定。拉塞-特曾对这些研究做过很好的综述（Lassiter，2002，2010）。这项研究至少已经使得新西兰政府采取了行动，该国现在要求所有警方讯问都从侧面录像。
8
高估领导者的作用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商业机构，当然在商业机构中是肯定少不了的（Flynn Staw，2004；Mendl, Ehrlich Dukerich，1985；Pfeffer Salancik，1978；Salancik Mendl，1984；Schyns, Felfe Blank，2007）。同样如此的还有政府机构（Salancik Pfeffer，1977）、教育机构（Birnbaum，1989）和运动队（Allen, Panian Lotz，1979）。
CEO与职工薪酬的数据来自一份对标准普尔500指数里334家公司的分析（Beck，2011）。近年来，这一差距并没有缩小：2014年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指出，在350家顶级上市企业中，普通员工的薪水是CEO薪资1%的1/3，2015年的一份研究则指出，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已接近1%的1/4（Krantz，2015）。这么大的薪酬差距自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社会影响（Stiglitz，2012）。有研究使用了1972-2008年的数据，发现低收入美国人的不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加大而上升。这种不幸福，不是因为收入差距增大对他们本人的影响，而是因为收入差距增大让他们产生了不公正、不信任的感觉。收入差距大，收入较低的公民就会变得更加困扰，因为他们从整体上觉得无法信任别人的公平性（Oishi, Kesebir Diener，2011；同类结果还可参见Twenge, Campbell Carter，2014）。经济差距对信任感破坏作用的加大，还扩散到了学术造假这方面。在以收入差距大为特点的地区，学校的学生们有更大的概率浏览教他们如何在作业和论文里作弊的网站。这种作弊倾向是由学生们对人的不信任感造成的，可能也与他们认为其他所有人都会作弊有关（Nevill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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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研究来自Oberholzer-Gee（2006）。提供帮助的义务感、未能帮忙时的愧疚感、提供帮助的频率，均与对方是弱者或穷人有关，证据可见Berkowitz（1972）；de Waal（2008）；Dijker（2010）；Schroeder et al.（1995）；Stijnen Dijk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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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Fiske（1978）发表了泰勒对该主题大部分研究的总结。随后的研究将“焦点就是原因”效应的作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证明旁观者会将原因地位给予对话里说话更大声的人（Robinson Zebrowitz-McArthur，1982），或是互动中穿着更引人注意的人（Zebrowitz-McArthur Ginsberg，1981）。甚至有人指出，在体育比赛里，裁判会为队服颜色更扎眼的运动员分配更多的因果关系（Hagemann, Strauss Leissing，2008；Rowe, Harris Robert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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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员诱使嫌疑人做出虚假口供的证据出自多个专业信息源（Davis，2010；Kassin，2008；Lassiter Meissner，2010；Leo，2008），如果读者希望一次性地看到虚假口供的细节，可见Drizin Leo（2004），文中收录了125起案件。虚假口供对诱导方和受到劝诱的人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相关故事可见www.thisamericanlife.org/radio-archives/episode/507/confessions?act=1#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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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避免请律师的愿望不可小视，因为请律师一般来说要花钱、拉长审讯过程、加剧警方的怀疑。举个例子，199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6岁的乔恩贝尼特·拉姆齐（JonBenet Ramsey）遇害后，她的父母清楚地意识到，警方几乎立刻就把自己当作了罪案嫌疑人，于是拒绝跟警方谈话，除非有律师在场。结果，来自执法机构、媒体、公众的许多旁观者都开始相信，“请律师”这一举动泄露了他们的罪行。当时的科罗拉多州州长甚至发出声明，敦促他们“不要再藏在律师背后”。在很多人眼里，尽管没有他们卷入此案的任何切实证据，夫妻俩仍然是这桩未决命案的主要嫌疑人。时隔20年，两人最终靠着DNA检测，彻底为自己洗刷了清白。即便如此，博尔德地区检察官在写给乔恩贝尼特父亲的一封信里，仍然这样说：尽管新的DNA证据免除了夫妻两人的嫌疑，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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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述各因素提高了无辜者受诱导做出认罪口供的数据，请见Blagrove（1996）；Kassin et al.（2010）；Leding（2012）；Loftus（2011）；Mazzoni Memon（2003）；Perillo Kassin（2011）；Rajagopal Montgomery（2011）；Shaw Porter（2015）。
审讯员想要运用这种有问题的手法获得口供的可能原因很多，除了希望找出罪犯的合理愿望以外，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原因：拿到口供会给审讯员带来荣誉。广为流传的刑事审讯员手册（Inbau et al., 2001）揭示了审讯员的动机：“每个调查员都希望提高自己的绩效评分，或是向上级彰显自己的价值。此外，在同行里提高知名度也是件很好的事情，更不要说还能为审讯员自己带来自我满足。”（p.55）作者还不经意地这样说：“这一切完全可以理解，无非是正常的人类行为。”（p.55）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但在利害关系重大的审讯过程中，作者语带傲慢地提到绩效评分、出名、自我满足这些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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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引言，出自他的作品Argument on the Murder of Captain White （April 6，1830）。布伦南的评论，出自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Colorado v. Connelly一案（p.182）。虚假口供常使得嫌疑人在法庭上被定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口供败坏了其他证据来源。也就是说，一旦录入了口供，法医对弹道、头发纤维、笔迹和指纹等的分析，目击者和警方线人的证词，都会出现更多错误，以求与口供相吻合。显然，口供不光让法官和陪审员确认被告有罪，还说服了案件里的证人，他们可能会无意识地调整证词，以求适应当下的视角（Kassin, Bogart Kerner，2012）。对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请参见Kassin（2012，2014）。
彼得·赖利案的详细介绍，见Donald Connery（1977）和Joan Barthel（1976）所写的图书。后者收录了赖利讯问的完整笔录，并于1978年依据此书拍成了电视电影《杀母疑案》（A Death in Canaan），导演是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我对此案的介绍，节选自我执笔的一本社会心理学教材（Kenrick, Neuberg Cialdini，2015）(5)中论说服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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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特做过多次实验，证明在观看口供的过程中，视角左右了对责任的判定。拉塞-特曾对这些研究做过很好的综述（Lassiter，2002，2010）。这项研究至少已经使得新西兰政府采取了行动，该国现在要求所有警方讯问都从侧面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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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估领导者的作用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商业机构，当然在商业机构中是肯定少不了的（Flynn Staw，2004；Mendl, Ehrlich Dukerich，1985；Pfeffer Salancik，1978；Salancik Mendl，1984；Schyns, Felfe Blank，2007）。同样如此的还有政府机构（Salancik Pfeffer，1977）、教育机构（Birnbaum，1989）和运动队（Allen, Panian Lotz，1979）。
CEO与职工薪酬的数据来自一份对标准普尔500指数里334家公司的分析（Beck，2011）。近年来，这一差距并没有缩小：2014年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指出，在350家顶级上市企业中，普通员工的薪水是CEO薪资1%的1/3，2015年的一份研究则指出，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已接近1%的1/4（Krantz，2015）。这么大的薪酬差距自然带来了令人不安的社会影响（Stiglitz，2012）。有研究使用了1972-2008年的数据，发现低收入美国人的不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加大而上升。这种不幸福，不是因为收入差距增大对他们本人的影响，而是因为收入差距增大让他们产生了不公正、不信任的感觉。收入差距大，收入较低的公民就会变得更加困扰，因为他们从整体上觉得无法信任别人的公平性（Oishi, Kesebir Diener，2011；同类结果还可参见Twenge, Campbell Carter，2014）。经济差距对信任感破坏作用的加大，还扩散到了学术造假这方面。在以收入差距大为特点的地区，学校的学生们有更大的概率浏览教他们如何在作业和论文里作弊的网站。这种作弊倾向是由学生们对人的不信任感造成的，可能也与他们认为其他所有人都会作弊有关（Nevill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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