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文字游戏

一个月前，SSM公司领导大会的主办者为了帮助我准备发言打来电话。通常而言，这样的任务有一两名员工提供信息就够了，可我却跟SSM的6名员工说了话，每个人都贡献了宝贵的意见。该团队的发言人是史蒂夫·巴尼（Steve Barney），他也是大会的主席。整个过程中，史蒂夫的态度都亲切而温暖，可到了最后，他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他提醒我：“你在演讲里不能说‘致命要点’，也不要告诉大家怎样‘攻克’影响力问题。”我抗议说，没了这些词汇，我演讲的力度会削弱。史蒂夫回答：“你可以保留它们，但要把它们改个说法。”我拿出了自己习惯性的“巧妙”应对：“呃……什么？”史蒂夫解释说：“我们是一家医疗机构，是进行治疗的，所以我们从不使用跟暴力相关的语言。我们不说‘致命要点’，而是说‘信息点’。我们不‘攻克’问题，而是‘处理’问题。”

在大会上，我向一位与会的医生问起这一非暴力语言政策。他举出了更多的例子：“我们把业务‘靶子’(8)改成了业务‘目标’。而这些目标之一，就是不再‘战胜’竞争对手，而是‘超越’他们。”他甚至还给出了一个慷慨激昂的理由：“你难道看不出来，对我们来说，把自己跟‘目标’‘超越’联系到一起，比跟‘靶子’‘战胜’联系起来要好得多吗？”老实说，我的确没看出来。这些小小的措辞调整真的能对SSM公司旗下人员的思维与行动产生什么有意义的影响吗？我很怀疑。2

& &

但那是在当时。现在我已经心悦诚服。对SSM严格的语言政策，我之前的反应是“啧啧，真蠢”，而今变成了“啧啧，高明”。这样的转变，发生在我对数量惊人的研究做了一番集中考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