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了，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十五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不到四十岁，死于病）

范爱农（三十多岁，死于溺水）

陶元庆（三十六岁，死于急病）

陈师曾（四十七岁，死于急病）

刘和珍（二十岁出头，死于镇压）

韦素园（三十岁，死于肺痨）

萧红（三十岁出头，死于肺痨）

柔石（不到三十岁，死于死刑）

瞿秋白（三十六岁，死于死刑）

杨杏佛（四十岁上下，死于谋杀）

郁达夫（不到五十岁，死于谋杀）

许寿裳（六十五岁，死于谋杀）

陈仪（六十七岁，死于死刑）

郑振铎（不到六十岁，死于空难）

周作人（八十多岁，死于迫害）

瞿秋白与杨之华，摄于1924年。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祥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个情人上吊自杀，一个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个情人死于疯人院，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着。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家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渔、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摩、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讯，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十五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或许可以从这份名单中剔除，而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杨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说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十五位死者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行政长官，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后调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变，事泄，被软禁，后押赴台湾，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_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十五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婉。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的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自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吊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不存芥蒂的人。又是十五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尤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许寿裳、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的同学。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若交谊不深，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有助益。

这十五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七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与鲁迅有涉，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四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被难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另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沙飞，与鲁迅交谊甚浅，却为我们留下鲁迅最后岁月的照片，说来离奇，他也死于死刑：三十年代末，沙飞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因病中的疯狂亲手枪杀一位日本军医，破坏了战后中日关系，不得已，被我军就地处决。我手边有他女儿赠送的《沙飞影集》，开首即是他拍摄鲁迅与木刻青年笑谈的著名照片，结尾，是沙飞死刑目击者的详细回忆，说他临刑镇定，被允许不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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