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在线阅读网 > 笑谈大先生 >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置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作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三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过两年也给逮住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而其间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致文人的危险,尤甚于今天的武人。但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赓、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绀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寻找别的说法。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烈士,但他洞见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麟,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教科书从来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就是消失、乌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讲是非,不问对错,不是阎罗王,不是上帝,不是命运,也不是哲学——死神,可能是这一切的总和,也是这一切的取消,直白地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尸。罗兰·巴特写道:“某日,下完了课,有人以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把死亡讲得如此单调乏味。’”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得知,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破坏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岁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五四作家群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

七十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饰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能涉嫌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们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这是彼此选择、彼此凝视、彼此周旋的关系:在鲁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学的痛点,美学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则既有这么一位敢于触问天机,贸然与死神对账的人,那就持续袭击这个异端,夺取他周围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给他灵感,看他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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