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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卫视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四、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五、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社会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在指鲁迅骂人的那一面,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曾公开宣判鲁迅为“法西斯缔”,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不仅左倾,而且是共产党员——当“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摹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翔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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