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归派与今日的海归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档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查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麟；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人士史沫特莱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时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认知上的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乙己的凄惨末路，但绝对想不到后世的学者教授会在一夜之间沦为囚犯或贱人；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哪料到阿Q们后来可能纷纷当上役使乡民的地方长官；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作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难以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政府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钧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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