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5）

1

在我看来，中世纪对罪行的看法是非常个人化的。在但丁笔下，诈骗之罪比杀人之罪更为恶劣。所谓的罪行并不是犯法，而是亵渎了一部分自我，人们会根据你亵渎的那部分自我对你进行惩罚。在但丁简明的地狱结构里，-yin-欲之罪不如易怒之罪严重，而最严重的是冒犯至高权力。

这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因为我们是根据施害者对受害者的伤害程度来衡量罪行的（不是罪孽——唯一的罪孽就是性）。那种无法归类的，没有受害者的罪行，令人想起古人的思维方式。不过，我对那些老观念倒是很感兴趣。我并不是要重拾那些观念——毕竟，由某种外在的权威来告诉你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才是正当的，这太离谱了；那些凌驾于人的身\_体和情感之上的理由，也都荒唐可笑。但是，老观念也有其理智且深刻之处：谋杀、盗窃、殴打等行为既冒犯了施害者，也冒犯了受害者。如果我们能这样想，犯罪行为也就会减少了。我根据电影和电视中的主流观念推断，人们普遍认为，犯罪就是指某人抱着侥幸的态度违反规则；毫无疑问，谁都可能违反规则，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嚣张地以为自己能逃脱惩罚。因此，规则的维护者把这种嚣张气焰打压下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电视里的犯罪就是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这种观点微妙地鼓励了那些大胆的人去挑衅规则。一些著名的规则维护者之所以受人喜爱，是因为尽管他们站在正义的一方，但他们也会破坏规则，会采取非正统的方法。

其实，除了害怕被发现和受到惩罚，那些非法侵入住宅、偷窃和杀人的人还会付出其他代价。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代价，因为我没有体验过犯罪。但我觉得，他对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肯定被动摇了，其中肯定掺杂了些许伤痛、些许裂痕和绝望。当然，除了那些犯罪的人，我猜其他人也常有这样的感觉。有时，最可怕的罪行往往却是完全合法的。所以，或许说这些都没有意义，或许想把犯罪这回事说清是不可能的。但是，古人对罪行的理解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尽管还需完善，但难掩其智慧之光：好的人生就是任何一部分自我都没有被扼杀、被离弃，各部分自我之间也不曾相互压迫的人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才拥有成长的空间。但空间也是需要代价的，任何事都需要代价，而且不管我们做何选择，都不会乐于付出代价。

米拉就像当初陷入奴役一样突然获得了自由。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本可以拒绝离婚，也可以爽快答应，不提任何要求。可最终她同意了离婚，并向诺姆要了一大笔钱，说是她十五年来服役的报酬。诺姆很吃惊，他没想到她是如此看待他们的婚姻的，可同时，他也不忘争辩要扣除她吃穿用度的费用。

离婚并没有给她美好的自由，感觉更像是在暴风雪中被赶出了因纽特人的冰屋。天地广阔，但处处冰冷刺骨。

她心灰意冷，坐在桌前一页一页翻看记满她辛劳的纸，同时查看有哪些公司需要会做这些事的员工。她濒临崩溃。有几天，她就像失控的火车，在家里横冲直撞，拼命地擦洗，从地窖到阁楼，再到每个壁橱，她要把这十五年来的污渍都擦干净。可无论怎么擦，依然无法抹去诺姆的痕迹——那两个孩子。一开始，她偶尔会把气撒在他们身上。其他时候，她就不停地哭，悲恸欲绝，第二天去买东西时还得戴上太阳镜。有时候，她会待在浴室里，泡澡，擦浴油，刮腿毛和腋毛，染发，化妆，试各种衣服，最后再换上旧睡袍。

她开始在白天喝酒。有几次，孩子们放学回家，看到她喝醉了，脚步踉跄。有一次，诺姆回来拿他的东西，发现她喝醉了，还严厉地警告她，如果她再这么“颓废下去”，他就把孩子们带走。她蓬头垢面，穿着打理花园时穿的宽松长裤，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她靠在椅背上，笑了。

“带走吧！”她对他叫道，“你那么想要他们，就带走好了！他们也是你的孩子。长得也像你，跟你一样大男子主义！”

诺姆大惊失色地退了出去，从此再没回来过。每次想起这个场景，米拉都会忍俊不禁。她把这件事讲给玛莎听，讲了一遍又一遍。“哈！‘米拉，我警告你，我要把孩子们带走！’哈！他才不想要他们呢。他们会限制他，让他没法跟他的小-yin-妇厮混。”

然而，到了晚上，在酒精的作用下，她的心情越发沮丧。一天晚上，玛莎打电话过来。她们已经习惯了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打电话给对方，因为再也不用担心丈夫们会抱怨。玛莎凌晨一点打了一次，一点半打了一次，两点又打了一次，可都没人接。她放心不下，于是穿好衣服，开车去米拉家。米拉的车停在车库里，玛莎不住地按门铃，直到诺米睡眼惺忪地来开门。玛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诺米回去睡觉，仿佛凌晨三点来访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近来，两个孩子的生活中出现了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混乱，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每天耳闻目睹，却保持缄默。他们神情木然，只管做自己的事。所以，当玛莎在屋里到处找米拉的时候，诺米已经回到床-上，并且睡着了。玛莎在浴室地板上找到了米拉。她的手腕割破了。地板上有血，但不是很多。玛莎把她的手臂洗干净，替她绑上了止血带。她手腕上的割痕并不深，只是割破了小静脉，并没有伤到大动脉。可她仍然昏迷不醒。玛莎把地板擦干净，用冷水帮米拉洗了脸，她这才慢慢苏醒。

“你在干什么，喝醉了吗？”

米拉看着她：“我想是吧。”她又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哦，对啊。是我干的，我割腕了，我真的割腕了。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嗯，但你方法不太对。”玛莎说。

米拉站起来：“我想喝一杯。”

于是她们下楼去。

“你把孩子们留在家了？”

玛莎点点头。

米拉看了看表：“没关系吗？”

“老天，莉萨都十四岁了，可以自己在家了。”

“好。”

她们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抽烟。

“我一直在想，我应该好好关心孩子们，可我没有。”

“嗯，我理解。在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什么都不重要了。”

“是啊，就连报复诺姆也缓解不了我的痛苦。他可能会愧疚一阵子，但更可能因为我妨碍了他的计划而恼火，怪我把孩子们推给他。而且即便这样，他也总有办法的。他有钱啊。我不能拿他怎样，除非杀了他。我若能打他一顿，心里也会好过些，但我不能。我真想一枪毙了他，可也还是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想让他哭，想让他和我一样痛苦。”

“我想乔治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吧。”

“哦，乔治忙着自怨自艾，根本来不及生气。他要是会生气，那才新鲜呢。”

“是啊。听着，米拉，你得找些事做。”

“我知道。”她叹息一声。

“回学校怎么样？”

“好啊。”

“那好，”玛莎站起来，“我明天要去学校，九点还有课。中午我在学生活动中心等你，一起吃午饭。然后，我们一起走动走动，看看能做些什么。”

“好吧。”

于是，就这么定了。不需要再进一步讨论什么。此时，她们都非常清楚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她们的任何行为和情感都无须解释。

2

那年春天，塞-尔马到蒙哥马利有人游行；几个长相奇怪的家伙的新歌流行起来，他们给自己取名叫披头士乐队。在米拉那一代人看来，这次游行是值得称颂的。它象征着一代人无法实现的愿望。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似乎有点儿吵吵闹闹的。但两者都没有产生更大的反响。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都很安于现状。

米拉去大学报了名，准备秋季入学，学校还承认她之前的两年学历。割腕的这一插曲令她冷静下来。她已经努力去死，可却没能办到，所以，她决定努力活下去。她经常在花园里劳作，也没怎么管孩子们。他们回来又出去，只让她做饭和洗衣服，也不是很挑剔。有时候，她看着他们，心里会想，自己对他们的爱是何时、又是如何被磨灭了的呢？她还记得她抱他们坐在腿上，对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可是，她越往后想，记忆就越发模糊了。他们如今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三岁了，她还记得最后一次爱抚他们是在旧房子里，至少是在五年前。那天，克拉克被一帮孩子欺负了，他哭着跑回家，身上还带着伤。他哭哭啼啼地跑过来，她把他抱坐在大腿上，-搂-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不哭了，靠在她的肩头，眼睛红肿，抽噎着，把拇指塞-进嘴里——如今他晚上还会这样。突然，诺姆回来了，他大发脾气。

“米拉，你要把那孩子教成娘娘腔吗，还让他坐在你大腿上？天哪，你还让他吸手指！你到底怎么回事？”

米拉抗议着，诺姆咆哮着。克拉克急忙爬下来，哭得更厉害了。然后，他被送回了房间。诺姆摇摇头，为自己倒了杯酒，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女-人多么愚蠢和母亲无意识的占有欲。“我不是怪你，米拉，我知道你没有多想。但我告诉你，你得仔细想想。你不能那样惯着儿子。”

是不是从那时候起，当他们触碰她，她想要伸手触摸他们、拥抱他们时，她就会克制自己？她也不记得了。那又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一个对诺姆唯命是从的世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她可以随心所欲。她只在有必要的时候才打扫房间。她可以穿着旧衣服在家里走来走去。每餐饭都很简单、轻松，而且符合孩子们的口味。时间久了，孩子们都平静下来，他们在家待的时间也更久了，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坐在米拉身边，和她说说话。可是诺米长得太像诺姆了，克拉克的肤色和眼睛也很像诺姆，她看着他们的时候，心里会有些不舒服。他们都是诺姆和她的骨肉。她还记得莉莉是如何推开卡洛斯的手，她极力摆脱他，好像他已是一个大人，正准备袭击她似的。他们聊天时，她发现自己不停地纠正他们的语法错误，提醒他们做作业、帮着干活儿，提醒他们身上脏了该洗澡了。如果他们没有打扫房间，她就会数落他们。这招奏效了。他们不再在家里久待，也不和她坐在一起了。但她并不在乎。

唯一和她有深厚感情的人是玛莎。那年夏天，玛莎过得很糟糕。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玛莎害怕失去自己的房子。“这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公寓比这房子还要贵。我们去哪儿住呢？我并不怪乔治，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太浑蛋了。我看，这就是他发泄愤怒的方式。他自己也有公寓，每周还要去看两次心理医生，那可不便宜。我得找份工作。可是，要解决房子的问题，要照顾孩子们，还要去学校，我都不知道哪来的时间。还有大卫，我开始对他失望了。到现在都快九个月了，他还和伊莱恩住在一起。他倒是不时会给我钱，所以我才能撑到现在，可那倒成了他和他老婆住在一起的借口。波士顿的工作没戏了。我觉得他总有找不完的借口。他可真是活在理想世界里啊，两个女-人、两个家庭都以他为中心。他妈的，他可真是妻妾成群！”

但她又害怕因为这件事和他吵架。

米拉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回到了学校。她只上两门课，过了这么多年，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捡起来。不过，在地方大学里还有一大群像她一样重回学校的中年妇女，她们发现对方时都很惊奇。她们都怀着同样的恐惧，都有家里的问题要担心。米拉并不是一个人。她的课程感觉挺容易，她下了三倍的功夫去学习，倒不是因为焦虑，只是出于兴趣。再说，她有时间，她有的是时间。

多年以来，她第一次充满渴望地向往起性生活。她默默回忆起玛莎的故事，想象玛莎和大卫在一起的情景，她在想，自己是否能有玛莎那样的感受。可是，她觉得玛莎和大卫是与众不同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他们都讨厌自己的身\_体。他们一天要洗三次澡。玛莎对自己的生殖器感到恐惧，大卫第一次亲-吻它时，她还想制止他。他喜欢她的阴道，坚持要为她口交，等到放松下来后，她也喜欢上了那种感觉。可一开始总有一阵厌恶感。她也喜欢他的阴茎，几乎是崇拜它，而他一开始也觉得这很荒谬，很恶心。她喜欢口交多于其他性交方式，于是大卫也学会了好好躺着享受。当他们性交的时候，他的阴茎用力地插入，让她几乎晕厥过去；看到她意乱情迷的样子，感觉到她的潮--湿--，他就能达到高潮。他们都从对方身上找到了欲仙欲死的感觉。或者说，几乎是为了对方而经历那种感觉。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们也好像住在对方身上一般，想要成为对方，去体验对方体验过的生活。米拉想，这就是“超越”吧，好像你能超出自己的本体去生活一样。可这又过于激烈了。她一直琢磨着“过于”这个词。你该如何保持感情持久如此呢？

十月末，有天夜里，已经很晚了，米拉的电话响起来。电话那头，一个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在叫她的名字。是玛莎。听不清她是在说话，还是在哭。她的声音很微弱，只是隐约听见声“米拉”，然后就听不清了。然后她又叫了一声“米拉”，就又不说话了。在一片沉寂中，只听到压抑的叹息、抽泣，或是占线的声音。

“玛莎？你没事吧？”

电话里的声音变大了一些：“米拉！”

“要帮忙吗？”

“啊，天哪，米拉！”

“我马上过来。”

她穿上衣服，走进十月的寒夜里。今晚的月亮很早就变成了橙色，此时正在淡去。星星在头顶闪耀，它们像是在为那些年轻的情侣装点天空。或者说，只是在恋人们眼中如此，米拉苦涩地想。她知道玛莎的问题来自大卫。

玛莎家的大门没锁，她直接走了进去。玛莎正坐在浴缸边，趴在马桶上。她手里拿着一个瓶子。米拉走进来，她抬起头。她的脸是浮肿的，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她的一个鼻孔又红又肿，血流如注。她穿着睡-衣，肩膀露在外面，也是又青又紫。

米拉惊叫一声：“天哪！”

“别给他打电话，他站在他们一边。”玛莎说着，突然控制不住，把脸埋在掌心，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

米拉任由她哭。她轻轻地拿走她手中的瓶子，看了看，是催吐剂。妈妈们都知道它，这是用来让宝宝呕吐的，当你怀疑你的孩子误食了祖母的安眠药时，就会用上它。

“你做了什么？”

玛莎在抽泣，说不出话来。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然后大呕一阵，吐出一堆夹杂着软绵绵的碎末的液体。米拉等她吐完，用冰凉的--湿--布给她擦了擦脸。玛莎不让米拉打扫厕所。“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我已经为孩子们擦过无数次了。”

“我也是，我已经习惯了。”

“你才没有习惯呢！”玛莎坚持说，然后，她跪下来，把马桶刷干净。打扫完之后，她站起来：“好了，我感觉好些了。”

“你做了什么？”

“吞了一瓶安眠药。”

“多久以前？”

“在我服催吐剂的十分钟前。”玛莎说着，笑了。

“我要洗个澡，然后让这地方通通气。”她说。

“我得说，你是个特别合作的自杀者，”米拉笑着说，“介意我喝一杯吗？”

“喝吧，给我也倒一杯。”

玛莎去洗澡了。米拉坐在玛莎的卧室里，一边喝酒，一边抽烟。自己吐的东西还得自己打扫干净，自己用过的厕所还得自己冲洗。可不是吗？除非你是个孩子。你不能让孩子们去做这些。不过又凭什么不能呢？玛莎的卧室朴素而雅致。里面布置得很简单，也没有多少东西，但墙上挂着装裱考究的、精致的版画。还有垂挂着的、花纹精致的落地窗帷幔。屋子里非常舒适、非常美好。平衡，平衡。生活中是需要平衡的。

玛莎进来时脸色很难看。她那精巧的脸上有了深深的、忧愁的纹路，嘴角也生出了苦涩的皱纹，眉头紧锁着，眼睛浮肿。她在床尾坐下来，接过米拉递给她的酒。米拉看着她，等待着。她啜了口酒，抬起头来。

“嗯，就是那么回事。”

米拉倾听着。

“大卫今晚过来吃饭，”她说，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始揭开那疼痛刚刚有所缓解的伤口，“我们打算小小地庆祝一下。他的论文被收录进了《比较文学期刊》，他很高兴。我也为他高兴。你知道的，我最近很少做饭，工作以来就没什么时间了。可是今天下午，我跑东跑西，专门去买了做菲力牛排的里脊肉和新鲜的芦笋。我昨天特意炖了只鸡，我的孩子不喜欢吃炖鸡肉，这是用来做意式烩饭的。我还买了一小罐鱼子酱，真的算很挥霍了，还煮了鸡蛋。我还买了新鲜的草莓，草莓已经快过季了，贵得吓人，还买了红酒。依我说，这可真是一顿大餐。我很开心，一切都感觉很美好。能为他做这一切，我真的很快乐，我愿意永远为他做这样的事。他坐在那儿，看起来那么帅气。他风趣地描述同事听到他的文章被发表时的反应。他们系的人忌妒心强，老喜欢背后说闲话。他很风趣，但真的理解他们。你知道吗？他和大多数男人不一样，他听到别人说坏话，还会考虑他们的感受，所以，他很有趣。”

她又抿了一口酒，然后弯下腰去擦鼻子。她吸吸鼻子，血和鼻涕一起淌出来。她擤干净鼻子，站起来，可还是不太通气。

“他带了干邑白兰地过来，我们坐下来，用高脚杯一起喝酒。莉萨在她的房间里做家庭作业，杰夫已经睡着了，我们坐在客厅沙发上，离得不太近，因为我想望着他。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放着喝了一半的咖啡，我们都有点儿醉了……”

她开始哭起来。米拉等待着。

她又重新抬起头来：“后来莉萨也睡了。我靠在沙发扶手上，看着他，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我感觉很温暖、-撩-人又惬意，就那么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突然，他转过身，一脸严肃地跟我说：‘玛莎，我有话和你说。’”

她一边说一边哭，说几个字就要喘几口气。

“我还沉浸在美妙的氛围里，并没有注意他的语气，于是伸出手，说了句‘亲爱的，你说吧’之类的蠢话。他拉着我的手说：‘玛莎，伊莱恩怀孕了。’”

“他双手捧着头，我站起来大叫：‘什么？！’他把脸埋在掌心里，不住地摇晃着，我才发现他在哭。我挪过去抱-住他，-搂-着他的背，摸着他的头，抚慰他。他开口了，他说那是个意外，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还说，她想套住他，因为她知道他想离婚。我也哭了。我摇着他说：‘好了，我理解，亲爱的，没关系，会好的。’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可我的大脑一直嗡嗡地响，火气越来越大。等他不哭了，我一把推开他，坐下来朝他大吼大叫。意外？他们什么时候又睡到一起了？若不是这样，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外？好吧，是骗我的，我也一直知道那是骗我的。可是，她知道我的事，也知道他想离婚，他怎么能相信她会避孕呢？他怎么就一点儿都没防备呢？当时我想起来，他说过想要一个儿子。他爱他的女儿，可是……”玛莎苦涩地笑了，“看着他的脸色，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的真正想法。他从没想过和伊莱恩离婚。我为他毁了自己的生活，但他却从没想过要破坏他自己的生活。我看着他，真想杀了他。我怒吼着向他扑过去，踢他，抓他，破口大骂。他只是一味地躲避。我的样子一定很狼狈，但他也没好到哪儿去。我把他赶了出去。那个狗娘养的浑蛋、杂种、王八蛋！”她又失控了，愤怒而痛苦地叫喊着，抽泣着。孩子们的卧室房门紧闭。玛莎哭了半个小时。“啊，天哪，我不想活了，”她最后叹息一声，“太难受了。”

3

读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所有人常常说起一个词：他们&。而我们所指的就是——男人。我们都曾毁在他们手里，但还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有朋友，我们的朋友也曾毁在他们手里。而我们的朋友又有她们的朋友……但还不只是和丈夫的相处问题。我们听说了莉莉的朋友埃莉的事。她的丈夫布鲁诺是个非常残暴的人。后来，她和他离婚了，可是离婚后，他还会半夜闯进家里打她，她却无法阻止他。真的，就连警察也帮不上忙，因为屋主还是他。她的律师也无能为力。也许律师是有办法的，但布鲁诺威胁过他，他可能害怕了。所以，没有人能帮她。她不想去警察局投诉布鲁诺，她不想让他丢了工作，她尤其不想让他坐牢。可最后，她却不得不那样做。他确实丢了工作，但没有坐牢。只是他再也不会给她钱了。的确，她赢了。可是赢得了什么呢？“靠福利救济的母亲”这样一个身份而已。

还有桃瑞丝的故事。罗杰想离婚，她很生气，于是狠狠地敲了他一笔。她要他每年给她和孩子们一万五千美元，毕竟他年薪有三万五。当初结婚后，她就辍学了，并支持他完成了三年的学业。她同意把鸡蛋放进他的篮子里，因为这是他想要的，可之后他却打翻了这个篮子。你没法责怪她。她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很多年没出来工作了。她以前做过打字员。她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工龄。但罗杰对法官的判决很不满，于是跑到国外去了，她联系不上他。他每个月会给孩子们寄一百美元，可是有三个孩子啊。她毫无办法。

还有敢在离婚后找情人的蒂娜。菲尔也有一个情人，但那是不同的，孩子们又没有跟着他。他说，只要她还和那个男人混在一起，他就不会给她钱。如果她告他，他就把孩子们带走。他用威胁的口吻说：“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名法官都不会把孩子判给一个留宿男人的母亲。婊子就是婊子，你可别忘了。”仿佛他自己就是全知全能的法官一般。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但蒂娜太害怕了，根本没去细想。她说：“菲尔，他是个很好的人。孩子们也喜欢他，他对孩子们的关心比你多多了。”这根本不管用。如果他们之间的问题是她以为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还可能有用，但他却把它当成权力的争夺，并对她嗤之以鼻。结果，蒂娜没有告他，他也就没有给钱。所以，她也靠福利救济。如果你想知道那些靠福利救济的母亲都在哪里，问问你身边那些离了婚的女性朋友吧。靠救济金生活，听起来很容易。可是，它除了带给你耻辱和愤恨，并不能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对女-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当她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时，又会欣慰地笑了。

我们所有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不断有人说起，好像每个人都会经历离婚似的。一段时间后，你就不再问是谁的错；再过一段时间，你甚至不会问为什么。我们都曾无缘无故地结婚，而现在，我们又都无缘无故地离了婚。后来，这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我们并不觉得世界因此崩溃了。结婚久了，你就知道婚姻是多么脆弱。我们都曾听过新闻评论员们虚情假意地感叹离婚率太高。困扰我们的并不是结婚与否，而是我们都太可怜了，被人侵犯隐私（就连诺姆有时也会查看米拉的邮件——他说他有这个权利，因为房子是他的），被人殴打，受尽各种委屈。可是，从警察到法庭，再到立法机关，没有一个人站在我们这一边。有时候，甚至连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三五成群，不安地聚在一起，痛苦地埋怨着。就连我们的心理医生都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骂他们&骂到吐，也不过是把导致消化不良的东西吐出来而已。而恶疾本身仍会长期地、慢慢地折磨我们。我们明知法律是为他们&而定，社会是为他们&而建，一切都因他们&而存在。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只是隐约觉得美国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可我们只能爬进自己的洞-穴-，努力生存下去。

4

经过一番周折，乔治和玛莎又复合了。他们复合主要是因为钱，而且乔治真的没法一个人生活，所以，幸亏玛莎遇上了麻烦。不过，乔治真是一个不错的人。即便生气的时候，他也不会旧事重提。其实他也用不着这么做，和大卫的那段感情彻底毁了玛莎，她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她了。

圣诞节过后是复活节，然后夏天到了。诺姆坚持要离婚，米拉拖着不离。她计算着结婚这些年来，她兼任管家、保姆、洗衣工、司机，以及妓-女（现在她就是这么觉得的，那一直是最令她痛苦的角色），所应得的报酬是多少，然后把账单交给了诺姆。

“钱全都是你的。你以前说过，你就算住旅馆也可以过得很好。你就当十五年来你一直住在旅馆里，所享受的这些服务都是付费的，这就是你应付的报酬。”

诺姆气坏了，他的律师也气坏了，就连米拉的律师也觉得她疯了。他们拿着她的账单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算是谈妥了。米拉和她的律师知道，尽管诺姆的收入很高，可是法官不会答应她的要求。她得到了房子的居住权（因为有房贷和共同所有权——如果她搬出去，可以得到房价折现的一半）、汽车（已付款，一九六四年产的雪佛兰）、每年六千美元的赡养费，还有每年九千美元给孩子们的抚养费（直到他们满二十一岁）。米拉算了算，算上房子、家具和她的衣服，他们结婚十五年间她每年得到两千美元，而离婚后，每年能得到六千美元。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协议，但如今，米拉已经像块椒盐饼干般脆弱。“我看这也不算是苦役了吧。除了吃住，我还得到了其他报酬。”

米拉在学校的成绩很好，而且她也喜欢回到学术工作中去。玛莎活下来了，萨曼莎活下来了，莉莉也勉强活下来了。孩子们在长大，日子在继续。米拉的表现很好，甚至很出色。老师们建议她继续攻读博士。米拉听了《埃莉诺·里格比》^&[1]&，她觉得，流行音乐也发生了变化。莉莉又发病了。玛莎取得了学士学位，进入了法学院，她没有精神错乱。米拉写了申请，还让老师写了推荐信。马丁·路德·金被杀了。罗伯特·肯尼迪也被杀了。“美莱村大屠杀^&[2]&”发生了，尽管当时我们还蒙在鼓里。米拉收到两封信，通知她被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录取了。她坐在那儿看着信，简直不敢相信。诺姆再婚了，他娶了那个被米拉称为“小-yin-妇”的女-人。诺姆打电话来说要买她的那一半房子时，米拉正要将房子卖出去。根据房子在市场上的价值，米拉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价位，可是诺姆出的价比她的心理价位少了五千美元，他们因此吵了一架。最后，他又加了两千五百美元，她同意了。这样也省得她每天早上把房子打扫干净等待买主了。唉，男人啊，去他的，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发生的事已经够糟了，何苦再去回味一遍呢。我真不该开始讲这些故事，但我不得不这么做。现在，我要将它进行到底。现在才七月二十六日，学校要九月十五日才开学。就像人们常说的，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米拉把所有家具都卖给了诺姆。她在一所很好的私立中学给孩子们报了名。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个早上，米拉把行李装进车里，准备去波士顿。她在屋外站了一会儿，看着空荡荡的家。孩子们和诺姆在一起，明天才回来，到时，诺姆和他的现任妻子就会搬进去。她想，那个女-人搬进去时会作何感想，那可曾是她的家，里面的家具全都是她挑选的，而且精心照料了这么多年。她曾把青春奉献给了它们。是啊。她向房子行了个礼。

“再见了，家具们。”她说。可是，家具终究是家具，它们一动不动地静静立着。

5

离开之前，米拉去拜访了两个人。她先去看望了玛莎。玛莎知道她要来，可是，当她到达时，玛莎正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旧家居服，像孕妇似的，头上包了一块头巾，正跪在厨房里刮着地板上的蜡。

“我一边干咱们一边聊，你不介意吧，我最近忙死了。”玛莎说。

米拉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她抿了一口玛莎递给她的杜松子酒，和玛莎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这是玛莎上法学院的第一年。她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她喜欢国际法，可是女-人是不可能学这个专业的。她还讲了一些学院内部的八卦。玛莎长胖了许多。那么多肉堆在她娇小的身\_体上，看上去有点儿奇怪。那些天，玛莎很少和米拉对视。她总是对着墙、地板和刀叉说话，绝口不提大卫。乔治很不高兴。在他们分开的日子里，他已经有了一定独立性，如今觉得玛莎管束他，有了离婚的想法。

“很好笑对吧？他和女同事有一腿，可他并不是因为这个想离婚。他想去曼哈顿潇洒。他想尝试以前没尝试过的东西。我简直没法理解，只觉得幼稚得要命。”她笑了。她一点一点地刮着蜡，干得很慢很慢。

“你要是还有多余的油灰刀，我来帮你吧，”米拉说，“按你这个速度，得两周才能干完。”

“没关系，我自己来。我本来就是个完美主义者，就算你帮了我，我也得返工。”

“乔治是认真的吗？”

“你是说离婚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说要在纽约买房子倒是真的。他想念单身汉的快乐生活，”她又笑了，“虽然他在单身时并不觉得快活。”

嚓，嚓，嚓。

“但我就麻烦了。我还要上两年学。我的工作也只是兼职，赚的钱勉强够吃饭。可现在乔治想住漂亮的房子，他已经不喜欢这破地方了。我都没法想象，他哪有那么多钱。几个月前，他工资涨了不少，可他要觉得那点儿工资够买房子，那真是做梦。更何况，我们分开的时候还欠了两千美元的债呢，其中有一千美元是他看心理医生的钱。”

“他现在还去吗？”

“不去了。他现在有我了啊。”玛莎一本正经地笑了笑。

玛莎仍然不看米拉。

她们聊了孩子，聊了未来。玛莎的声音很单调，没有抑扬顿挫。

“你见过他吗？”米拉终于问出来。玛莎停下手中的活儿，把头巾推至额前。

“不经常。法学院在文理学院的对面。有时候，我看到他在一群学生中间，他好像没有看见我。他看起来还是以前那样。我听到过一些传言，他和一个有夫之妇好上了，听说好像是法语专业的。”

她又开始刮地板。她才刮了不到半平方米。

“你呢？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玛莎站了起来：“再来一杯？”她朝柜台走去，背对着米拉，倒了两杯酒，“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她郑重其事地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真的。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过任何感觉。他是个浑蛋，但我爱他。你知道吗？我就像《我的男人比尔》那首歌里的笨蛋。只要他开口，我明天就可以回到他身边。我知道我会的。我也不是不打算让他吃苦头，但我还是会回去的。可是，他不会开口了。”

“你为什么不重新找一个呢？”

玛莎耸了耸肩：“我想找。至少，我以为我想找。可是，我的心思不在这儿了。现在我只想拿到学位，然后出学校。我已经在学校里待了太久了。天哪，我都三十六岁了。”

“我也是啊，可我才刚开始。”

玛莎笑了：“谁说我们没努力过啊。”

“但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好像以前觉得重要的东西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好像再没有什么事情能那样深刻地触动你的心。它也再不会那么痛了。”

“也许是我们老了吧。”

“也许吧。”

米拉离开的时候，玛莎仍然蹲在地上刮着，她已经刮完一平方米的地板了。“祝你好运，”玛莎语气平淡地说，“还有，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是什么意思？互送圣诞节贺卡吗？你怎么跟联系不上的人保持联系？在神经传导至皮肤之前，她就已经把它们切断了，这样对于任何接触，她都不会再有感觉。米拉理解玛莎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这让她感到可怕的孤独。那玛莎又有什么办法呢？继续去感受？就像莉莉那样？

米拉穿过格林伍德精神病院的庭院。院里有许多草坪，周围种着树，遮盖住四米高的铁丝网栅栏。草坪里也有树，还有长椅。院内还有几个花坛。人们在草坪上散步或者坐着休息。他们衣着整洁，看不出来谁是病人，谁是探病者。走到莉莉的宿舍处，米拉向人打听，一名护士微笑着把她带到草坪一角。几个年轻女-人正坐在长椅上聊天。看到米拉，莉莉马上站了起来。走到一起之后，两人尴尬地抱了抱。米拉动作有些僵硬，莉莉有些紧张。她们心中五味杂陈。

莉莉瘦得惊人，但她穿得很漂亮，比在家时穿得好多了。她穿着整洁的棕色裤子和米黄色的毛衣，还化了很浓的妆，头发也是刚染过的。她向米拉介绍了另外几个年轻女-人。她们也都穿得很漂亮，化着浓妆，涂着浓重的眼影，戴着假睫毛，施着橙色系的粉，涂着厚重的胭脂和深色的口红。米拉不知道她们是病人还是探视者。她们聊了一会儿天气，另外那三个女-人就离开了。莉莉有烟但没火，米拉带了打火机来，她很高兴。“点烟都得找护士，这是这儿的规矩。她们害怕这里的疯子把这地方烧掉。”

“那几个女-人是来探病的吗？”米拉朝离去的几个人努了努嘴。

“哦，不是，她们和我一样，”莉莉笑起来，“这地方其实就是为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建的乡村俱乐部。”

米拉环顾四周。莉莉似乎是在说疯话，可周围几乎全是女-人，而且年龄都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

“就没有男人吗？”

“有啊，但都是些老酒鬼。”

“那有没有女的老酒鬼？”

“有，有很多。我们都是没人要的人。”莉莉吸烟吸得很凶。好像她急着抽完这一支，好再点一支，“不过，我的朋友都和我差不多。”她聊起她们，聊起自己。

“我生病之前，去看我姨妈。她说我是被宠坏了，她说她老公还不如卡尔呢。她还说，与大多数丈夫相比，卡尔算是个好丈夫了。姨妈说我应该感谢卡尔，因为他没有欺负我。有时候，我觉得她说得对，但我就是受不了，受不了和他一起生活。我想离婚，所以我才来了这儿。我想离婚，可是，当他走出家门时，我又会一路追出去，抓住他的外套，哭喊着让他不要走。我没办法独立生活，我什么也不会。我该怎么付账单？我这辈子从没付过账单。厨房里的灯泡坏了，我只能坐在那儿哭，以为就要生活在黑暗里了。我哭着求他回来，可是，他回来了我又受不了他，他就是纳粹分子、冷血动物，我一直努力想让他更有人情味。结果，他又把我锁起来了。姨妈加入了一个自杀互助团。自杀互助团啊！她还想让我也加入。”莉莉爽朗地笑着。

“自杀互助团？”

“是啊，你知道吗，她们会在深夜给对方打电话，她们会说‘过了今天的阴霾，明天的天会更蓝’或者‘我在此为你加油，我知道你有勇气度过这一劫’这类的话。”她又笑了，还是笑得那么灿烂，但笑声中已听不出歇斯底里的味道。看她的样子，也没有在发抖了。“我见过她们的广告。上面用大字标题写着‘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请给我们打电话’。上面还说，如果你毒瘾犯了或者想自杀，或是遇到任何问题，想找人倾诉，就给她们打电话，后面还附上了电话号码。然后用小号字写着‘周一至周四，中午到晚上十点’。我记下了电话号码，却从没打过。这个时间段里我的心情通常还不错。”她又笑起来。

“问题是，”她又继续说，不时地笑着，“我并不想自杀！就好比我得的是感冒而不是肺炎，别人是帮不上忙的。精神科医生——真是笑话！他让我们都化了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像阿斯托太太家的马一样。我们浓妆艳抹地走来走去，就这样去喝茶，我的天！”

一个矮胖的女-人从草坪对面走过来，独自坐在长椅上。她烫着卷发，神情迷茫。“那是伊内兹，”莉莉说，“她老公很久没来看她了，不像卡尔——他每周日都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虽然待不了多久，但谁又能说他没有尽职尽责呢？伊内兹的老公只是偶尔来一次。我听过他们谈话。我看见她哭了，泪流满面，她哭得很轻，从不大声抽泣，也不会尖叫，就像绵绵细雨。她总是呜咽着说：‘乔，求你了，让我出去吧。我答应你这次会好好的，我会努力做一个好妻子，真的，我真的会努力，我会去学的。’可是她太聪明了，她才不会傻到去当一个好妻子。”

伊内兹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跪在后面的地上，看起来就像是在拜那棵树。

“她喜欢昆虫，”莉莉说，“她总在观察它们。她过去在家时经常读有关昆虫的书，可她老公觉得那是有病。她不洗地毯，也不洗碗，只是一味地读关于昆虫的书。精神科医生和她老公的看法一致，他们觉得不能再让她这么疯下去，所以，他们什么书都不准她碰。可她还是会观察昆虫！”莉莉得胜似的欢叫着。

“还有西尔维娅。”她指着一个非常瘦小、干净朴素的女-人说。那女-人的头发精心绾成了蜂窝式，嘴唇涂得就像一道鲜红的伤口。“她老公从没来看过她。她来这儿已经有八个月了。她结婚十五年了，一直想要孩子，可她老公没法生，于是她就出去工作了，在小学当美术老师。她是为她老公而活的。大约一年前，她老公离开了她，和一个有五个孩子的波多黎各胖女-人住在了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她家只有几个街区，她总能撞见他们。她试着一个人生活，可是她太痛苦了。她好恨，她想要孩子，是因为他，她才没有孩子的。她求他回来，她太孤独了。可他就是不回来，还不断地说她多么丑。她看了看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再看了看自己，终于明白了。她带着所有积蓄去医院做了硅胶隆胸手术，花了两千美元。可是，等她恢复后，护士看着她说：‘真可怜啊，你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吗？’手术彻底失败了。她哭了，可医生照样拿走了她的钱。然后，她擦了防晒霜去找她老公，他终于回来了。可每次做-\_爱的时候，他都会拿枕头挡住她的脸，说他看不下去。她开始觉得自己有病，说他想要毒死她。她说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他却说她疯了。她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变得非常多疑，还会在他工作的时候打电话查岗，甚至睡不着觉。她一直觉得他想杀了她。他把枕头放在她脸上时，她害怕他会闷死她。他带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问他，她怀疑的是否属实，他发誓说绝对没有，最后，医生说她患了妄想症。于是她就被送到这儿来了。她很平静，但经常哭，为此，他们还专门给她吃药。无论你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只要经常哭，那就是疯了。就连动物都还会哭呢，是吧，米拉？不管怎么样，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哭了，所以，他们觉得该让她出去了，于是通知了她老公。可他来了以后，却不同意她出去。真是个蠢货！他是开着敞篷车，载着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和她的五个孩子一起来的，护士看见他们，告诉了医生。医生找他对质，他承认了，承认一直都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医生很生气，说因为他撒谎，害她在这里被关了八个月。他责怪她老公。但要我说，他怎么就不相信西尔维娅，却相信她老公说的话呢？有可能她说的是实话啊。可他们从来都不这样想。他们总是相信男人。他们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有点儿疯劲。她下周就要出院了，要回去继续和他生活。和她老公啊！”莉莉笑了，“我告诉她，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把她逼疯了！”

“问题是，”米拉试图控制住涌进莉莉脑中的那股疯狂之浪，于是坚定地说，“那些女-人太把男人当回事了。我的意思是，她们把自己的男人当成了一切。男人觉得她们漂亮，她们就漂亮；男人觉得她们不漂亮，她们就不漂亮。她们把决定自己身份和价值、认可或否定自己的权力都交到了男人手中。她们已经没有自我了。”说完便沉默了。

“是啊。”莉莉用悲戚的眼神扫视着草坪上的人，试着再找一个例子同米拉讲讲。

“她们为什么不忘了那些男人，做回自己呢？”米拉坚持道。

莉莉瞪大眼睛看着米拉，好像她是在说傻话。“对，”她说，“我们都知道应该做自己。可具体怎么做呢？”

“你就把他们从你心里踢出去，就像我对诺姆那样。”米拉自豪地说。

“哦，卡尔太冷漠了，太冷漠了。他让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她聊了很久关于卡尔的事，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别再讲卡尔了！别再想他了！”米拉终于忍不住嚷道。

莉莉耸了耸肩：“卡尔是我生命中最熟悉的人，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他。我留在家里，他去闯荡世界。年轻的时候，我有精力，可慢慢都磨没了。厨房的灯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你知道吗，那灯泡很有趣，是那种长长的，叫什么来着……荧光灯？我都不知道商店里有这种灯卖。我以为它们永远都不用换。卡尔去商店买了一个回来，他爬上梯子，取下天花板上的塑料方块，拿出旧的灯泡，再换上新的。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怎么什么都会呢？而我只会坐在黑暗里哭。

“卡尔，那个机器人，他把自己杀死了，所以也能杀死我。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像自动机械一样走来走去。我不停地喊啊，叫啊，所以，他把我关在了这里。在哈勒姆区，政府通过提供海洛因来控制黑人，而数以千计的医生让家庭主妇服用巴比妥酸盐和镇静剂，让她们保持安静。当毒品不再管用时，他们就把黑人关进监狱，而我们就被送到这儿来了。不许吵闹。我读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每吵闹一次，你就会更安静一分。’这一次，他不会让我出去了。他永远都没钱带我出去吃饭，但他宁肯每年花一万两千美元把我关在这儿。

“他怎么会想我呢？我只是他的麻烦。他带孩子们去吃麦当劳，他花钱请人打扫卫生。他也不想念性爱，我们从来都不做-\_爱。我曾因此去找过律师，他说，如果一年能有一次性生活，你就不能因此提出离婚。反过来也一样吗？男人也一年一次。我喜欢做-\_爱，所以他就不做了。有时候，我洗完澡，躺在床-上，他也会去洗澡。那时我就会非常兴奋，因为他从不在晚上洗澡。于是我从床-上跳起来，穿上我最漂亮的睡-衣，躺在那儿等他。我听见他在浴室里一边刮胡子一边哼歌，就变得欲火焚身。可是，他回到房间，-上-床后就关了灯，转过身去，说：‘晚安，莉莉！’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开心。他简直是虐待狂，是纳粹。我当然是又喊又叫，还能怎么办呢？他为什么非得那么做不可？就算他用枕头遮住我的脸我也不介意，我真的太想要了。我也曾试着找情人，可我做不到，太愧疚了。我还试过自慰。医生说我里面很干，像个八十岁的老女-人。他试着教我自慰，可我就是学不会。卡尔，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啊？他把我关进一个充满了激\_情和性爱色彩的箱子里，可却一直用橡胶管子给我泼冷水，把我的欲望浇灭。我又了解他什么呢？我只是嫁给了一副皮囊而已。”

莉莉仍然住在那里。米拉已经几年没见过她了，我也是。并不是因为我不关心她，只是，有时候，我已分不清谁是谁，我觉得我就是莉莉，或者她就是我。如果我见到她，我分不清我们当中是谁站起来去亲-吻对方，或是沿着石板路走到大门口，走进停车场，发现院子里的人和车里的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即便我坐在车里，我也飘然物外，感受不到自身的存在。我的身\_体在开车，坐在座位上，可我的灵魂还在医院里，我的声音在那儿疯狂地回荡，无休无止。莉莉有无穷的精力，她的眼睛明亮，声音高亢。她永不疲倦，永不认输，永远有话要说。她谈论穆斯林女-人、中国女-人和那些奉行大男子主义的国家的女-人，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女-人。“所有女-人都是一体的。”她说。我知道，这不是她从书里看来的，因为她根本就不看书。“当我听说她们的事情时，我并不觉得自己置身事外，我觉得这也是在说我。我觉得，我们是她们的转生。我甚至记得，从前、在别处，我是另外一个女-人。我背着沉重的柴垛，弯着腰，慢慢地往希腊的山上爬；我戴着面纱、偷偷地走在街上，担心自己真的被人看见；我因为裹脚，连路都走不稳；我做了-阴-蒂切除手术，成了丈夫的所有物，没有性快感却要痛苦地生产。在我生活的国家，法律允许丈夫打我、将我锁起来，惩罚我。”

其实，莉莉和我并无不同：她在那些门里面，我在这些门里面。我们都疯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绝望地摸爬滚打。只是我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固定居所，我得自己打扫房间、自己煮饭，我不用一周遭受两次电击。他们以为，电击就能让你忘了已知的事实，真是奇怪。或许他们以为，如果狠狠地惩罚你，你就能假装忘了那些事实，就会乖乖地做家务。我早就发现，想让人觉得你神志正常，秘诀就是伪装。你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你知道。莉莉也明白这一点，之前两次，她就用了这一招，假装很温驯，假装为自己犯的错而悔过，于是，他们就放她出去了。可现在她太愤怒了，也不想假装了。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乔治·杰克逊的事，可她并没有回信。

米拉给了莉莉一本关于昆虫的书，让她转交给伊内兹，却被一名护士发现了。她拿走了书，伊内兹就发疯了，她凶猛地袭击了那名护士，结果被关进了特殊病房。她在那里要穿约束衣，而且每天都要遭受电击，每天早上不准换衣服，也不准化妆。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在俄罗斯，如果你不同意政府的观点，他们就会把你关进精神病院，这里也如出一辙。总有人会让你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