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造就杰出作家
他们按贵族出身来选举国王，以其勇猛来选拔将军。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引自《日耳曼尼亚志》，1748年
关于塔西佗的时代，已经所知甚多，但关于塔西佗本人则所知甚少。这位史家对自己缄口不谈，恰如其名在拉丁文中的含义：“沉默”（tacitus）。然而，除了在其作品中零星分散的自传性评论外，他那娴于辞令的友人小普林尼（63—113）的书信和两个极其残缺不全的铭文中，也有一些评述。其中一个铭文在19世纪晚期发现于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麦腊萨（Mylasa），其中用塔西佗的名字来代替日期（在当时，记录事件的日期往往是参照当时首要的地区官长之名）。另一个只是最近才与这位史家牵扯上关系，它似乎是从罗马大理石块儿上抛落下来的残余的三行字母：“CITO”在第一行，下面两行记录了其罗马的公职生涯，鉴于罗马人的名字很少以 citus结尾（名字以 cito结尾是其与格形式），而塔西陀是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在元老院待过的人，故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塔西佗的墓葬碑文。经由这些著作文献和铭文资料，我们或许能够重构其职业生涯的关节点。然而我们应该谨记，大多数的日期都只是推测，他的名字尚未被确证的事实表明了他的情况大都不确定。因此下文所呈现的就只能是一个轮廓，而非一幅肖像。
插图3：塔西佗墓葬碑文。Livius.org，2008
塔西佗似乎出生在一个历史久远的罗马行省，要么是位于法国东南部的纳尔傍南西斯高卢（Gallia Narbonensis），一个“更像是意大利的而不是行省”的地区；要么就是意大利北部的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阿尔卑斯山南边的高卢），这一地区在塔西佗的时代已不再是一个行省，而是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这个怡人的地区为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波河以及地中海所包围，并经常受到带有淡淡盐海气息的微风的轻抚，它不仅以其土壤的肥沃和经济的繁荣而著称，而且也因其居民的德行而为人所知。那些寻找罗马传统德行——虔敬、淳朴、守纪之品性——的人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它们，正如塔西佗自己会写道的那样，这里“仍然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满足罗马的公务之需，这正是一个理想的征募之地。
塔西佗的父亲属于骑士等级，[1]并处理财务方面的事务——如果他就是普林尼的舅父[2]所提到的罗马骑士（鉴于塔西佗这一姓氏非常罕见，这一猜测应该是可能的）。[3]他凭借其勃勃雄心和充裕的资产，使儿子接受了完好的教育，并给了他以后在罗马安身立命的必备财资。塔西佗出生于55年左右，恰巧在此时，年轻的皇帝尼禄（37—68）作为其呆拙的叔伯和继父克劳狄（Claudius，前10—54）的帝位继承人——后者死于一次晚膳，可能是食用了有毒的蘑菇，而且也许就是他的妻子所为——开始当政。年老痴拙的克劳狄为口吃所困扰，并迫于难堪的家庭而多年避于公众视野之外，但之后他却被拥立为罗马帝国的皇帝。没有人比克劳狄自己更为惊讶，正如在他死后人们写下的一句戏言（“神赐的”［“Pumpkinification”］）所表明的，他从来就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毫不费力地登上帝位的。尼禄，朱力亚·克劳狄王朝（Julio Claudian）最后一位皇帝，一个年少而看起来谦逊的17岁孩子，与其前任相比颇受欢迎。
这个年少的皇帝最初的那些犹豫不决的政治行为是一个好的兆头——同时也是个错误的兆头。人们希望尼禄将会“为其贫疲不堪的臣民带来幸福的光景，并打破法律的死寂”。的确，由于他的家庭教师——著述甚丰的廊下派哲学家小塞-涅卡（Seneca the Young）即是其中之一——所给予的稳健的教导，罗马安享了5年的祥和与稳定，一段被誉为“黄金五年”的时间。皇帝寻求文娱食色之乐——这相比于后来的纵欲享乐是有所节制的——帝国则有他人代为治理。但当其家庭教师对他的影响日渐衰微，并摆脱他那心怀叵测的母亲小阿格里庇娜（Agrippinna the Younger）的控制后，他的统治很快就沦为了绝对权力的恣意妄为。那次“预谋已久的罪恶计划”，即谋弑他的母亲，标志着一种最为恶劣的转变；而阿格里庇娜的死则结束了罗马皇帝的姐妹、妻子或母亲对政事的干预。
此后，告密、诛戮，以及“疑似”自杀的事件接踵而至，数不胜数。罗马大火“是出于偶然还是皇帝蓄意为之，很难说清”，但传言说尼禄和着大火的噼啪声抚弄他的竖琴。每一个罗马人都可能明白，如果不是那场大火将已有的房屋烧得一干二净的话，皇帝的金宫——一座从埃斯奎里安丘岗（Esquiline Hill）延伸至帕拉廷（Platine）的占地约一百英亩的繁复建筑——是不可能建起来的。被焚毁的残迹变成了人造湖泊、茂盛的牧场和富丽堂皇的王宫大厅——其中镶镀有大理石、象牙或黄金，并饰以马赛克和壁画。“罗马被改造成了一个王宫”，其宏伟只有它主人的自大才能比拟。
尼禄挥霍无度，人们的不满亦日渐滋生。元老贵族们在私底下喏喏地抱怨说他们除了性命外已经一无所有——这事实上反映了他们的幸运。一系列的阴谋叛乱随之而来。陷入不安的皇帝“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找个借口就处死任何一个人”。（这些受害者中有尼禄的前家庭教师塞-涅卡，对于他的自杀，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4]在17世纪早期有过著名的描画。）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68年，尼禄为情势所迫，失去了帝位，也丢掉了性命。在皇帝自杀时，塔西佗正值少年，大概15岁。塔西佗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罗马的情势变化，这已非历史的探究所能及（这与尼禄统治时期的真实处境相符，因为古代的历史叙述是有偏颇的）。然而，此时正是这位未来的历史学者成长为史家的时期，后来他就把尼禄的统治视为暴政而写入他的第二部长篇著作《编年史》（Annals）中。这里的叙述正是以这部著作为基础。而这将不会是他唯一一次与暴政相遇。
尼禄死后，内战随之而来。这“漫长而独一无二的一年”目睹了，或者不如说瞥见了四位皇帝：除了最后一位，他们都祈拜已经注意到他们各自继承者的罗马神灵。“罗马的首都被军队所占领，意大利满目疮痍，各行省遭到搜刮抢掠。” 塔西佗的家庭也受到切身的影响，劫掠成风的罗马军队从一位短命皇帝曾驻守过的欧洲北部过来，在通往意大利的路上抢掠烧杀，而他的家因与之邻近而日夜惶恐。许多年以后他了解到，他妻子的祖母就在那段令人备受摧残的日子中被杀害。在那三个不幸的皇帝败亡之后（关于他们，塔西佗讥讽说“无论谁赢得胜利都将是更糟糕的结果”）。和平、稳定以及一个新的王朝在东方出现，它由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伯芗（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9—79）所开创。
据说理想的统治者无心御权为治，韦伯芗正是如此。当他获悉罗马新的事态发展时，他正被派驻到罗马的犹太行省（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镇压犹太人的起义。他对第一个短命的皇帝宣布效忠不久，即得知那位皇帝突然死亡。他已明白，如今的皇帝“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同在罗马一样被拥立”（迄至尼禄，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是在罗马为元老院所拥立）。当附近的叙利亚罗马总督建议其竞逐皇权时，他虽最终听从却回答得勉强而犹豫。韦伯芗是一个谨慎的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尼禄那个附庸风雅的罗马皇帝给他造成的命运沉浮的新近体阅：在这位自诩为最伟大之天才的皇帝唱歌的时候，韦伯芗要么打瞌睡，要么离场而去，结果遭到了贬黜。（罗马传记作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说，一个妇女生孩子也没敢在那位握有生死大权的“艺术家”表演时离开。）但犹太的叛乱使得尼禄不得不回头依靠他这位最有能力且久经磨炼的将军，对此，韦伯芗已在不列颠和阿非利加等不同的地方证明了自己。而在他年近六十之时，他发现自己再度处在一个重要的权力位置上，而且拥有统治罗马乃至世界的支柱力量：军队。
韦伯芗举兵的消息一经传开，即赢得了诸多的支持：埃及总督投入了他的阵营，其他的军官和地区长官亦随之而来。在东部，从北到南，迅速积聚的风暴即将降临罗马。就在他的拥护者们进行战争的时候，他待临于帝国的南部，固守于埃及这个罗马的粮仓。在其坚定的支持者之中，他可以倚赖他的长子，即不久以后成为其共治者的提图斯（Titus），但在当时，他被任命去负责围攻耶路撒冷。另一方面，他的小儿子图密善则是“倚仗他父亲的权势纵欲寻欢”。然而，这句话写于这位暴君被杀以后，乃是事后作出的无须顾虑的评价。
韦伯芗的军团进入罗马标志着弗拉维王朝统治的开始。也许就是在韦伯芗当朝的最初几年，年少的塔西佗为了完成他最后的学业而来到了罗马。当时的学校教育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享有特权的学童跟随一个不惮于使用教鞭的老师学习阅读和写作，往往是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然后大致从11岁开始，他们要通过学习文法来充分理解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学作品，许多内容还必须要记诵。那些文法教师也会教给他们一些精致优雅的修辞术。在此基础上，这些学生从15岁开始要师从一位雄辩家来训练演说方面的良好技艺。最后将有一段实践和见习期：一个经验丰富且颇具声誉的公众人物将会把某个年轻人收入门下，这个公众人物一般是充当一种模范的作用，不过在更多情况下，他会把学生介绍给一些政治领导互相认识，或带他去法庭，给他解释一些法律程序方面的知识。在一个没有好的口才就没有机会获得公职的社会，扎实的修辞术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寡言少语、不善言辞被认为是可耻的”。因此毫不奇怪，年少的塔西佗会用心去聆听那些杰出的长者们之间的对话，并在后来完成了一部与此相关的短篇作品，《关于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e on Oratory）。用不了多久塔西佗就会成为罗马的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并受到其他年轻人的追捧。
如果他的写作体现了他的演说风格，那么塔西佗则具足讽刺和挖苦之能事。述作甚丰的书信作家小普林尼将他誉为“最雄辩的”演说家，并赞其演说风格“庄重凝肃”。几乎从一开始，塔西佗就给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他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引起了一直寻找人才以满足罗马及其广大帝国行政之需的皇帝的注意。成功很快随之而来。带着一种外省人的雄心壮志，塔西佗发现自己正处于令人羡慕的世界中心，他与一个颇具声望的家族联姻，从而步入了传统的仕途。
韦伯芗成为皇帝时，已经61岁。政治的稳定需要明朗持续的前景——虽则这只是王朝的特质，因此，强权统帅再次争夺空缺皇位的幽灵必须被消除。一俟他的长子提图斯结束攻陷耶路撒冷并洗劫其神殿的那场成功的毁灭性战役，于71年回到罗马，韦伯芗就正式地宣布他为共治者。与其父一样，他获得了恺撒的称号，并被任命统领驻守在罗马附近的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尽管近卫军负责护卫皇帝的生命安全，但他们亦多次被怂恿去参与对皇帝的谋害。（而建立一支近卫军的初衷本是为了安全守卫。）在韦伯芗御政的最后几年中，他有意将提图斯培养成继任者，允其在显赫战功之外积累治国经验。但时运不济，在父亲于79年去世后独自当政不过两年，提图斯就去世了。据说，他在临终时曾言：“我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值得懊悔的，只有一桩事情除外”。无疑，他是个幸运的人，甚至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懊悔哪一个无法释怀的错误。
可能就是在提图斯短暂的御政时期，塔西佗当选为财务官（quaestor），即一个管理罗马或某一行省之财政事务的公职。这一职位标志着他在罗马仕途上第一个重要的基点，并使得他可以自由地进入罗马元老院。senatus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长者”（senex），其确切的意思是“长者们的议会”。在罗马共和时期，它是最高等级的，也是最重要的统治机构；而在帝国时代，其重要性已有所变化，但是，即便被专横的皇帝所无视，它仍然是等级最高的议会机构。而随着他的任职，塔西佗也就步入了将会纵横三十余年的权力长廊之中。
当韦伯芗的小儿子图密善（51—96）于1世纪80年代初继承帝位时，有传言说其兄长之病乃是他下毒所致。若果真如此，那么这肯定是源于嫉妒，因为图密善缺乏提图斯所具有的那些资历或声望：军事成就，作为一个政务管理者所应有的认可，以及和善的品性，最为重要的是，在犹太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已使得提图斯作为一个能堪大任的统帅而获得认可，他的胜利为至今保存着的一个展现其各项功绩的拱顶所记颂着。而这些功绩之多正映衬了图密善的诸多缺点。当图密善的兄长已经成为他们父亲的共治者时，他只是担任过几次执政官，以及一些不重要的祭司职务，而在责任的幌子下，他肯定察觉到了自身无足轻重的地位。此外，正如他戳刺苍蝇的轶事所表明的，图密善可能也缺乏一些社交技能。有一次，当他独自在宫中待了几个小时候后，守卫在其宫门前的近卫兵被一位路过此处的人问及说是否有人同皇帝在一起时，近卫兵一针见血地答道：“连一只苍蝇都没有。”
根据历史上的传统说法，这个新皇帝将偏执和一种自卑的变态心理（后者往往伴随着一种狂热的自我确信）带到了他的统治当中。据传他说过，直到由自己的死来证实之前，没人会相信一个皇帝对阴谋的恐惧。在其统治的后期，他更喜欢散步于壁面极其光滑的长廊中，这样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反射影像——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看到身后发生的一切。恐惧引发恐惧。元老贵族们不久也开始注意他们的身后。
他进行了若干急于求成而事倍功半的军事征伐，这只换来了元老院对他的不屑。莱茵河与多瑙河周围一带的北部和东部是图密善时期存在军事问题的主要地区。早在83年他就曾为征战卡狄人（［Chatti］一个日耳曼部落）而庆贺其第一次的胜利，而此时卡狄人还尚未被征服。当时对他心怀敌意的一些人对此嘲讽说，相比于赢得胜利，他更喜欢庆祝胜利。他们暗示说，那些按传统在罗马凯旋仪式中展列出的俘虏在图密善这里乃是被买来装扮而成的。对他们而言，图密善在钱币上将Germanicus的缩写印铸在皇帝的名号之中，并非名正言顺。（这也许为塔西佗在图密善被谋杀两年后撰写《日耳曼尼亚志》，以揭示所有的日耳曼尼亚尚未被征服提供了一种理由。）然而，另有证据表明，皇帝进行的那些受到非议的战争的确巩固了罗马的疆土：他建立了两个日耳曼行省，开始构筑抵挡蛮族进攻的罗马大坝（被称为limes［边墙］），此外还通过与颇具实力的戴恺巴鲁斯王（king Decebalus）[5]缔结和约而稳定了多瑙河地区。但即便如此，图密善的元老院反对派宁愿被杀也不愿给予其信任；而且，据塔西佗所述，许多人就这么做了。
同样狂热的是，这个皇帝自封为监察官，即一个监督道德风尚并惩处劣行的官职。从其御政之初，图密善就想涤荡罗马之污腐。从当时的作家那里判断，这肯定事出有因。他惩罚维斯塔贞女（the Vestal Virgins），即侍奉灶星神维斯塔圣火的备受尊崇的女祭司，不过是他维护罗马习俗之严酷行径的最显著之例。维斯塔贞女一旦被控丧失贞洁，犯罪者就会被下令活埋[6]——图密善因此而得来的声誉则是：在其统治之下“尽管没有动荡也是残酷的”。
作为一个专横暴戾且独断朝纲的皇帝，图密善在元老院的举动犯下了最为严重的错误。他喜欢被称为“主人和神”，其中有“主人”（拉丁语：dominus，等同于英语master）这个易惹众怒而致使其他皇帝避之不及的词。每当皇帝被致以“主人和神”的名号时，元老院就想到了自己奴隶般的处境，尤其当它还对权力抱有幻想时则尤为痛苦。但复仇的时刻会来的。在这位“主人”被他的宫廷侍卫弑杀后——他那被放逐而后又被召回的妻子即参与其中——元老们下令“销毁记忆”（damnatio memoriae），他们赢到了最后。人们抹除了这位暴君的名字：他的肖像被捣毁或者（通过替换头部）被重新利用起来，并且除--去了带有他名字的题词，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然而有些时候，抹除恰恰加深了记忆：正如每一个威尼斯大国会厅［the Sala del Maggior Consiglio］[7]的参观者都知道的，在历任总督之中，第五十五任总督马里诺·法列罗［Marino Faliero］[8]被涂黑的画像总是——而且往往是仅有的一位——在导游册当中被提到）。最终，图密善注定不会被忘记，他作为一个恶棍保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诸如塔西佗这样的元老院作家必然会将他的统治判定为专横暴政而使之遗臭万年。他们使他至今恶名昭彰。然而就像尼禄的统治一样（讽刺作家们把图密善称为“秃头的尼禄”而将其比之于前者），图密善的统治亦未盖棺定论：阿谀奉辞腐蚀着当时的作品，厌恶愤恨弥漫着事后的解释。
在98年撰写的那部关于其岳父阿古利可拉传记的文字-处-女作的开篇中，塔西佗陈言，人生15年的青春在图密善的统治下被折杀了。正是在这15年期间，他从一个官职逐级稳步地攀升到另一个官职。在他少有的一段私人评述中，这个“沉默的人”告诉他的读者，在88年，他除了卸下其作为一名行政官（praetor，罗马第二等级的共和制高级官职）的职责外，他还在一个祭司团体中担任职务，该祭司团被称为十五人祭司团（“quindecimviri”，这一名称一直保留，即便其成员扩充为十六人）。他们的职责包括在困境时祈询希腊神谕，以及组织一些非宗教性的赛会，正如在图密善接替其兄长提图斯之帝位将近7年后，于88年所举办的那场竞技会。[9]由于这个职位通常分配给颇具声望的年长政治家或者血统优良的世家子弟，因此塔西佗的上任或者证明了其所具有的特别才干，或者说明他得到了特殊的赏识——或者最有可能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一般来说，这样的职务地位预示着以后的坦荡仕途，对塔西佗而言，当是如此。在其罗马仕宦之后，塔西佗离开了罗马而赴外省做了一名官员；其去向并不确定。而后在97年，即图密善死后不久，他获任为执政官，该职位在共和制时期乃是政治上的最高官职，在帝国时期仍然是最高等级的公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代表意义。而年近40的塔西佗可能是被那位令人憎恶的暴君所任命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晋升乃是以沉默为代价的，而沉默则助长了恶行。因而最终手上沾满血迹的，不是暴君，而是“将［政治家和执拗的哲学家］赫尔维狄乌斯（Helvidius）拖入监狱的我们”。正直似乎本应该战胜恐惧。但与此同时，担任公职才会在罗马得享尊荣，作为一个罗马人，应该“首先考虑什么有利于其祖国，其次是他的双亲，最后才是他自己”。以帝国（而且往往是反叛者的生命）为代价反抗皇帝正应和了塔西佗直言不讳的批判和隐秘的钦赞。
塔西佗的首部著作超越了一部常规传记的标准，该著作反思了如何在“如此残暴，如此对美德抱以冷诮的时代”，秉持优良品性这一问题。他试图去证明人性价值能够持存于一个非人性的体制之中，“即使在暴君的统治下也存在贤德的人物”。 而他的岳父就是一个为公务出力却又不同流合污的典型。然而，其中或有更深层的动机促使了该书的写作。或许塔西佗如此立论也是在为自己辩护。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似乎并未使自己信服。因为自我责难的语气深切地蕴涵于他的第一部作品之中，这部作品发表时，罗马刚从长期的昏暗之中摆脱出来，更为美好的时代似乎就在眼前。发表的时机本身包含了一个信息：缄默的声音能够再次声言，此时，人们可以“按其愿望去想，按其心里想的去说”。之后，塔西佗即回顾了弗拉维王朝，在其第一部长篇历史著作，即《历史》（Histories）中，记述了这个王朝的统治，以及之前的那些短命的皇帝。他在开篇中坦言，自己在弗拉维王朝中平步青云，毫不讳言在图密善治下的升迁。但是他还能做什么呢？每一个身在罗马的读者定然明白，作者自称对体制的批评中正平和，却已为这体制出过力。
然而弗拉维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图密善一朝，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塔西佗：尽管文本的阐释者在将一部作品过于紧密地与作者的生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某些诗人将他们诗中的酒悉数饮遍，爱过他们诗中所有的女-子，他们哪里还会有时间作诗），不免会冒有被嘲笑的危险，然而毫无疑问，他在图密善统治下的经历将之造就成了一名作家。如果他出生于这位暴君统治的末期，在“贤君”图拉真（Trajan）统治的早年时期形成其政治意识，并且幸福地度过马可·奥勒留（Marc Aurelius）当政的日子，那么他可能仍然是一位著述家，只是这将是一位极为不同的著述家——或许他甚至不再是一名历史学家。可以说，暴君图密善造就了史家塔西佗。因此，他那关于元老院奴仆的尖刻言辞肯定吞噬了他自己的自豪感。
塔西佗对于价值（values）如何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情势的关注贯穿了他整个的写作生涯。对于这一问题，他也在自己的第二部短篇作品中有所展开，此即《日耳曼尼亚志》。
[1] 骑士等级，源于古罗马王政时代后期塞-尔维乌斯改革中的骑兵森都利亚（centuries）。该改革将罗马公民按财产多寡划分为五个等级，各等级提供数目不等的森都利亚（百人队），此外，第一等级中最富有者还要组成18个骑兵森都利亚。到公元前3世纪时，骑兵大部分为辅助军队所取代，骑士仍保留其社会地位，但作用改变，即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贸易和金融商业的发展，骑士作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大多从事金融（罗马禁止元老从事金融业）或包税事务，从而使得骑士阶层之实质转变为富裕的金融商业阶层，并在与元老贵族的冲突中深刻地影响了罗马政治传统。
[2] 指小普林尼的舅父老普林尼。
[3] 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提到过与之相识的一个名叫科尼利乌斯·塔西佗的罗马骑士。
[4]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近代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代表人物。
[5] 古罗马图密善时期达契亚人部落的首领，86年率军渡过多瑙河，多次击溃罗马军队，并一度唆使一些日耳曼部落和萨马提亚部落一同进攻罗马边境，图密善军事失利，遂于89年不得不与之缔结和约以缓解帝国边境所受之威胁。依和约，戴恺巴鲁斯保存了自己的领土，并从罗马那里得到了赔偿金，但承认自己为图密善之藩属。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55页。
[6] 维斯塔贞女是古罗马起源最早的一种宗教之一，因侍奉圣火者须守贞而得名。古罗马惩处维斯塔贞女之不洁的习俗即将犯罪者活埋于地下，这种惩罚方式并不被认为是死刑，因为在活埋的同时要随葬一些食物。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1页注②。
[7] 指威尼斯总督府中的大国会厅。威尼斯总督府始建于9世纪，属中世纪罗马风格建筑，但亦受到伊斯兰建筑的影响，其中的大国会厅装饰精美，内置元首宝座和国会议员座椅，为意大利最大的大厅。
[8] 马里诺·法列罗，1354年以80岁高龄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之后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名叫斯泰诺的年轻人亲-吻了他新婚的年轻妻子，法列罗无法容忍，遂将这名年轻人关入监狱，但“十人会议”对这位年轻人的判决却仅是关押两个月后驱逐出威尼斯，法列罗不满这样的决议，遂纠集同谋者阴谋消灭“十人会议”中的显贵，但计划败露，威尼斯共和国成立审判法列罗的法庭，并最终判处其死刑。如今在威尼斯总督府的“十人会议”厅中，陈列着威尼斯共和国历任元首的肖像，但本应摆放法列罗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椭圆形框，框下有一行题词：“这是因背叛而被处死的马里诺·法列罗的位置”。1820年，著名诗人拜伦即据此创作了其著名历史剧《马里诺·法列罗》。
[9] 指世纪竞技会（又称百年祭），该竞技会大体制定于公元前249年，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46年，公元前46年没有举行。奥古斯都据西比拉（西方传说中能够预言未来的女巫）预言书中所说的一百一十年的世纪和十五人祭司团的传统，于公元前17年举行了该竞技会。克劳狄时期又恢复百年世纪，并举行了所谓的自罗马建城以来（前753—47年）的第八个百年竞技会。图密善举办那次竞技会的计算年头从奥古斯都举办的那次算起，但他却于88年提前六年举办了此次赛会。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27页；另参见塔西佗，《编年史》（下册），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27页及其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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