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臆想的民族志
日耳曼尼亚的部落居民因不与任何异族通婚而没有破坏其血统之纯净，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纯粹的、仅与他们自己相似的人。因此，甚至他们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体格……凶暴的蓝眼睛、褐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摘引于1899年
一个暴君被刺杀的意义乃是由它的后果所决定的。“坏皇帝倒台后的好日子只是个开头”，只有一个更贤良的继任者才能为谋杀的行径辩护。元老院选择马库斯·科克凯乌斯·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30—98）作为图密善的继承者，他被推举为帝乃是由于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因为他年老而没有子女，鉴于王朝败落的最为切近的教训，后者尤为受到青睐。他让自己及其政策与他那令人嫌憎的前任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且发誓，元老贵族将不会遭到残杀。在意志消沉了数年后，罗马的“精气终于恢复”。涅尔瓦开启了这个最为幸福也是最为昌荣的时代，正如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因其颇具潜力的才干而被他们的前任过继为子的五位皇帝，将会督视帝国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而此时的帝国最为辽阔，它包括了整个西欧、北非、中东以及黑海西部和南部的区域。96年时，已年逾六十的涅尔瓦是第一位收养某一继承者为其义子的皇帝。这是一个及时的举措：涅尔瓦于即位当政15个月后去世，而后，上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马库斯·乌尔比乌斯·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53—117年）即位为帝。
图拉真并没有仓促入主罗马，而是留在他所驻的行省以巩固图密善当政时即已开始的事业，即上下日耳曼行省和边界工事的建设。而与此同时，在罗马，没有人知晓这位新皇帝的意图。当时的一位诗人祈求莱茵河将皇帝送还给“他的人民和城邦”。然而依据“宽宥臣服者，击垮傲慢者”这一罗马信条，许多贵族也许会希望他最终会跨过莱茵河并征服整个日耳曼尼亚（包括莱茵河以东的地区）。自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于意大利北部第一次交锋之后，时已过去210多年。在经过诸多的胜利之后，罗马的将领们为征伐那尚未被征服的敌人而举行了庆典，而此时——也许——一位颇具将才的统帅站在了莱茵河畔？
然而，上述的“日耳曼人”并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叫“日耳曼尼亚”。罗马人划定了边界。征服高卢继而征服罗马共和国的征服者，朱利乌斯·恺撒将莱茵河作为高卢部落和日耳曼部落之间——即那些受到他打击而驯服的部落和那些因其反抗而激怒于他的部落之间——的分界线。他似乎是第一个将这两个部落群体（许多后来的作家重新判定他们同属一个凯尔特民族）进行区分的人。日耳曼人作为一个生活于日耳曼尼亚的民族乃是由恺撒创造的：通过有意地忽略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居民，他将日耳曼尼亚划定为莱茵河以东的区域，称其居住民为日耳曼人，好像他们已形成了政治上的联合。然而事实上诸多的部落彼此存在着争斗与仇视，他们几乎不可能共享一顿没有纷争的餐宴（后来塔西佗即祈祷这样的日耳曼纷争继续下去，“因为命运所能赐予罗马帝国的恩典无过于敌人的内讧”）。恺撒重新划定地理和种族的动机是政治的，并且其政治策略会始终切合罗马在北部欧洲的利益。然而在许多述及日耳曼尼亚的人们中间，元老院议员塔西佗乃是唯一一个对此撰有专著的人。
像朱利乌斯·恺撒一样，但与当时的政治习惯有所不同，塔西佗将莱茵河视为日耳曼尼亚的西部边界（因此基本排除了两个罗马行省）。尽管他充分意识到存在着诸多不同的部落，这些部落接连出现于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中，但他（又像恺撒一样）将他们想像成并说成是一个族群。读者们通过《日耳曼尼亚志》的第一部分了解到这个日耳曼民族——它的形成与出现，以及它的风俗、习惯和制度。塔西佗假定，没有人会愿意迁居到他们的故土上，因为那里“景物荒凉，气候恶劣，不适宜居住和生存”。他那地中海居民的眼睛丝毫不觉得那片被他描述为“密树参天、--湿--沼满地而令人嫌恶”的土地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但是塔西佗接着写道，这个地方的土地诞生了神祇忒斯托（Tuisto）。这个出生于大地的神祇有一个儿子，曼努斯（Mannus），他们被古代日耳曼的歌谣——“他们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颂奉为日耳曼民族的始祖。（现代语言学揭示，忒斯托名字中包含着日耳曼词汇twi，其含义为“两个的”［two］，这可能反映了神祇的双性特征，而他儿子的名字曼努斯所表达的含义则是“人”）塔西佗进而又讲道，由于他们故土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大地之中诞生的这些土生土长的日耳曼人一直与其他民族保持着隔离的状态。在上文引述为本节题记的那一段最有影响的文字中，他认同那些相信日耳曼民族之土著身份和种族纯洁性的人，而这些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的体貌特征则是源于希腊和罗马作家所描述的北方人特征。
为了避免一种类似于购物清单的无关联罗列，塔西佗运用了一种想象性关联的文学表达方式（在古代的民族志著作体裁中尤为普遍），使之编排的结构联系紧密却又不显得生硬艰涩。他的叙述开始于对日耳曼地区的讨论，并将“未被划分的日耳曼尼亚”置于其著作的开端（拉丁语就像乐高玩具一样，它的单词几乎能够以任何一种顺序来排列）。然后他以严格的结构化的叙述方式进入“日耳曼人”当中，并结合相关的气候和土地情况，完成对于“日耳曼人”的描述。接下来的章节开始于对“地貌”（terra）的谈论，然后叙述和讨论了与之相关的金属资源，接着转向对其武器装备的述说，继而叙述了他们的兵伍组织，并补充谈论了他们首领统帅的大致情况。《日耳曼尼亚志》是一个编织精巧的叙述，可以看出，它的作者并非一个初习写作的人。
塔西佗展现了日耳曼人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一些生活细节，并详细叙述了那些他特别关注的人性价值：自由、坚毅、正直，以及淳朴。这些人性价值似乎仍然能够找到，如果不是在罗马的话，那它们至少可以在日耳曼尼亚被找到。罗马生活与日耳曼尼亚生活之间的那种——往往只是隐含的——对立贯穿塔西佗的整个叙述。在那里，他们不知道“炫耀卖弄的生活方式”，这由他们那朴陋的住所、古朴的武器，以及仅仅具有实用性的工具即可证明。他们将陶制的和金属制的器皿“同等地轻视”（一个塔西佗式简明叙述的典型例证：日耳曼人对两者都不大看重）。在那儿，他们反对奢侈及其与生俱来的罪恶、堕落。剑舞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大场面，而骄奢-yin-逸的宴会则仅仅出现在罗马。由于质朴助益于美德，而不见可欲，亦可使心不乱，因而其通--奸-的情形是极其少见的，同样罕见的是他们对此的严酷性：“她们的头发要被剃光，并且将衣服剥去”，与人通--奸-的妇女要“当着其亲属的面被赶出家门”。正如在塔西佗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一句切时的隽语总结了对于性行为方面约制的叙述：“那里优良的风俗习惯要比其他地方的优良法律更有效力”。然而剥离语境后的这句话会飘扬在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的旗帜上，以求重塑被诟病为野蛮的过去。
在这个族群之中，“没有人会对恶习仅仅付之一笑；而且堕落以及受人引诱而致堕落也不被视为‘时髦的风气’”。他们既不“--奸-诈机巧又不精于盘算”，他们在空阔开放的环境中虔心敬畏“神明力量之伟大”，[1]并且做好了准备去为荣誉和忠诚而牺牲。他们那受到塔西佗特别关注的忠诚超越了友人和家庭的狭小圈子：男性加入一个日耳曼将军的扈从队（comitatus）之中，以争得统帅的尊敬与信任。那些与他人竞享权力与威望的将军为他们的扈从提供给养与声誉，而这些扈从则宣誓为其统帅战斗，直至战死。“一个扈从从战场上生还而其统帅战死被认为是可耻的，而且也是毕生的污点。”在大约2000年后，党卫军成员即戴上了镌刻有这句德语名言的皮带扣环：我的荣誉就是忠诚（“Mein Ehre heisst Treue”）。
日耳曼人的生活热衷于战争的勇武与坚毅，而“无所事事的安逸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则是可憎的”。正如15世纪人文主义者坎帕诺以塔西佗的描述为基础所写道的那样，他们是“天生适于战争和军事纪律”的战士。当一个青年男性作为一个成人开始进入社会时，这个青年会得到一面盾和一支矛（framea）来学习技艺，回报社群对他的期望；甚至是丈夫带入婚姻的财产中也包含了武器（此外还有牛和马匹等其他物项）。原因很简单，“没有武器什么都做不成”。无论是身在故土还是异乡，作为战士的他们都在捍卫自由：即便他们的国王都不能实行绝对全权的统治。塔西佗以其特有的嘲讽方式总结了他对200多年来日耳曼—罗马战争的历史考察：日耳曼人成为“宣耀军功的对象，而不是真正胜利的目标”。毫无疑问，“日耳曼人对于自由的渴望比帕提亚（Parthian）的专制要可怕得多”（后者乃是罗马在东方最具威胁的敌人）。
塔西佗不会想到，他所列举的那些日耳曼美德会有助于未来的德意志人以淳朴、忠诚、英勇以及正直来定义他们的民族品性；考虑到在他的笔下，后人信奉并理想化的品格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使得日耳曼人得以奋勇捍卫其自由的勇敢品性乃是以其他文化上的追求为代价的，并且，塔西佗以他们征战的才能衬托了他们农业方面的落后，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则将之作为职业的高级形式。尽管日耳曼人对自由的渴求将罗马训练有素的军团推入了窘境，但是它也造成了他们自己部落之间血腥的纷争。此外，尽管质朴的生活方式助益于品性的养成，但它也使他们欠缺了文艺方面的教养，而且往往是堕落为极端的荒蛮。对于日耳曼人淳朴的生活方式来说，他们的大部分品性价值都具有明显的偶然性：男人和女-人是勇敢和正直的，但这些品性并非出于他们的选择，而是出于生活上的必要，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类似于低等文化发展之早期特质的典型代表。塔西佗对于日耳曼人的描绘将人性价值抛入了一种幽微的光亮之中，展现了它们之间一张一弛的关系，以及那些幽暗的侧面。一些真正负面的特点也有所展露：由于他们性情中存在的某种奇特的矛盾，故而“同样的这些人既贪好闲逸又嫌憎宁静”；他们要么打仗战斗，要么懒散怠惰。如果他们开怀纵饮，想喝多少就供给多少，那么他们就会败在酒上。他们嗜赌而不顾后果，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自己都被当作了赌本。塔西佗后来的读者，即那些有意强调日耳曼人之野蛮品性的读者将仅仅会看到这些消极的面相，相反，对日耳曼人抱有同情心的读者则会简单地对此予以忽视。而两种读法都不全面，因为塔西佗的画布上包含有诸多的色调。
不论读者们是借《日耳曼尼亚志》来谴责日耳曼蛮族，还是将他们称颂为品性优良的战士，在20世纪初之前，塔西佗的这本著作都被当作一种关于真实的日耳曼生活的历史资料而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年早逝的卡尔·特鲁丁纳（Karl Trüdinger）在巴塞-尔大学撰写了一篇关于希腊和罗马民族志历史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1918年，它将《日耳曼尼亚志》置于古代民族志的传统之中，这就向民族志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就拿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当塔西佗论及日耳曼部族的起源和“纯粹”时，他在既有的民族志表中按图索骥：日耳曼人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族群（由于他们反对移民），并且是种族血统纯净的族群（因为反对与异族混居通婚）。特鲁丁纳在定式化的问题与答案之间仔细地进行了区分。然而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一位同时代最著名的拉丁文学学者——几乎同时发表了一项研究，说明了归之于日耳曼人的各种特性是如何从一个异族“游荡”到另一个民族。正如诺登所宣称的，这样一种“主题游荡”的最著名例证是日耳曼人作为一种“除了自己之外与其他种人毫不相似民族”。尽管许多世纪后，这种说法将被拿来作为一种关于日耳曼人的真实报道，并且被当作一种声言雅利安种族纯洁性的论据，但它的确只是类似于希腊人和之后的罗马人眼中的许多异族的典型形象，而其他作家过去就曾将这种典型形象用来描述埃及人和西徐亚人，在此仅举两例即已足够。那时学界内外的普遍观点使特鲁丁纳和诺登所得出的见解遭到了人们的忽视和诽谤，《日耳曼尼亚志》仍然保留了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文献地位。
相比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异族的其他描述——就像行事迅捷的统帅恺撒来到、看到并撰写的有关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那些略偏主题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看起来像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典型形象的一种拼凑，它的作者很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阿尔卑斯山以北，他所关切的乃是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客观确切的事实。塔西佗并非一个见证者，而只是一个读者，为了撰述这本小书，他从许多的文献资料中拣选材料，并从商人、士兵以及其他握有第一手信息的人那里充实相关的细节。当然，这并不是说《日耳曼尼亚志》作为一种历史资料毫无用处，只不过游荡在塔西佗字里行间的日耳曼人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北方蛮族形象，作者受希腊和罗马民族志传统影响，旨趣所在亦是罗马及其帝国。后来，《日耳曼尼亚志》被尊奉为对真实的德意志民族的准确描述，然而事实上，这部著作是一个身在罗马的罗马人写给罗马人看的。只是在后来，这一特殊文化时期的速写才被转变为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民族肖像。
98年，罗马人再一次对日耳曼尼亚有了政治上的兴趣。与图密善为他对日耳曼人的胜利所做的宣传相反，这些蛮族仍然是自由的。塔西佗是否会希望他的《日耳曼尼亚志》将会有助于劝服这位皇帝去打击日耳曼人？这似乎很有可能。然而尽管他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是他的意旨却决然是哲学上的。对于日耳曼人那毫无矫揉造作的勇敢、气节以及为自由奋斗的激昂热情满腔热血，塔西佗表现出了怜惜之情。然而他同样也表露了悲戚之感：因为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美好的价值。席地而眠练就勇猛顽强的士兵，但谁又想摒弃舒适的床榻？
不论塔西佗的最终意图是什么，图拉真很快就将兵锋从莱茵河调转至多瑙河，他正确地认识到多瑙河一带才是更为棘手的边境。罗马人从来没能征服日耳曼人所据的地区。然而他们的军团兵士失败之处，他们的作家却成功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将会确定数世纪的日耳曼神话。
[1] 日耳曼人认为把诸神围在墙垣之中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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