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捷径的风险

去批评那些观光客荒谬的购物行为很容易，但稍微深入地思考一下以后，我们就会对他们有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这些人都是在“一分钱一分货”的谆谆告诫中长大的，在生活中也多次体验过这条教导的正确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从这条教导中归纳出了“昂贵=优质”的公式。这个公式过去一直很管用，因为一般情况下一件商品的价钱和价值的确是成正比的，价钱越贵，质量就越好。因此，当他们想买质量好的绿松石珠宝却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时，很自然地便想到了价钱这个可靠的老朋友 （Rao Monroe，1989）。

但这些顾客没有意识到的是，单凭价钱来判断绿松石的价值就像一场投机取巧的赌博。他们的想法是，与其去大费周章地掌握判断绿松石优劣的各种知识，以求胜券在握，不如图个轻松，只盯着一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通常是衡量价值的最好指标。一句话，他们相信价钱可以说明一切。这一次，因为有人错把“二分之一”看成了“二”，他们没有赌赢。但从长远来看，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利用这条捷径来赌一把恐怕仍不失为可以选择的最合理的办法。

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这种下意识的模式化行为的影子。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效率（Gigerenzer Goldstein 1996），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发现自己根本就别无选择（Bodenhausen，Macrae，Sherman，1999；Friske Neuberg，1990）。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无疑是地球上所有存在过的社会中节奏最快也最错综复杂的一个。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没有一两条捷径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想要去认识和分析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和每一种处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因为我们既没有这样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具备这样做的能力。因此，我们只有凭自己的经验把事情按照几个主要特征分门别类，而一旦辨识到某一类事物的启动特征，便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与这一类努物相应的反应。

有时候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合适，因为即使是最准确的公式和最可靠的启动特征也不是每一次都会奏效。但我们容忍这种美中不足，多半也因为我们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不借助这些经验和公式，我们只会永远裹足不前——站在原地分类、评价、比较——而可以让我们采取行动的时间却在毫不留情地逝去。而且种种迹象都表明，这种现象在未来只会更加严重。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越来越充满了刺激也越来越复杂多变时，我们也必然越来越频繁地依赖捷径来应付这一切。[4]

心理学家最近发现了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捷径 （Chaiken Trope，1999； Kahneman，Slovic，Tversky），他们把这些捷径称为“启发式判断”。这些捷径起作用的方式都是与“昂贵=优质”的公式大同小异的。它们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简单化的思考方式在大多数时候都非常有效，但有时候也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一类让我们相信某种观点或采取某种行动的“启发式判断”与本书的讨论尤其有关系。比如说，有一条捷径是以“专家的话一定是对的”这一规则为基础的。在第六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盲目服从专家的倾向。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拥有专家的地位，不管他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我们都会赞同和拥护。像这样只对某一方面的信息做出反应的方式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卡嗒，哗”的反应方式；而对所有相关的信息进行考虑然后才做出的反应则可以被称为“有控制的反应” （Chaiken Trope，1999）。

有很多实验表明，当人们既有这种愿望、也有这个能力去对 有关的信息进行分析时，他们更可能对这些信息做出有控制的反应；否则的话则比较可能采取“卡嗒，哗”的反应方式（Chen Chaiken，1999；Petty Wegener，1999）。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有一个实验中，密苏里大学的学生们听了一个主张大学生应该通过一个综合考试才能毕业的讲演。对有一些大学生来说，这一主张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因为他们听说这种考试从明年，也就是他们毕业之前，就要开始实行。因此，他们对这件事情十分关注，对讲演者的论证也逐条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但另一些大学生却听说这种考试要在他们毕业很久之后才开始实行。这一主张与他们毫无关系，因此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老斤斤计较讲演者论证的合理性。实验的结果很清楚：当人们觉得事不关己时，他们完全依赖“专家的话一定是对的”这一规则，说服他们的不是讲演本身，而是讲演者在教育领域的造诣和地位；而当人们会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时，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基本上忽略了讲演者的专家身份，说服他们的是讲演本身的合理性。

昂贵=优质

由此看来，在运用“卡嗒，哗”这种危险的反应方式时，我们给自己架设了一张安全网：如果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便会警告自己不要受这种只关注和考虑一个启动特征的奢侈的诱惑（Leippe Elkin，198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面我们讲过，只有当我们既有这种愿望、也有这个能力时，我们才会以有控制的、深思熟虑的方式做出反应。而最近看到的很多证据都表明，由于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即使是在一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也无法做出全面的考量 （Cohen，1978；Milgram，1970）。也就是说，有时候形势变得如此复杂，时间变得如此紧迫，干扰变得如此强烈，情感变得如此冲动，头脑变得如此疲惫，我们已经不可能理性地进行运作。不管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我们都已经只能选择捷径。[5]

航空工业界经常出现的一种可能对很多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机长综合症”现象就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例子（Foushee，1984）。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难调查官发现，在很多事故中，机长所犯的错误都十分明显，但手下的飞行员们却没有针对这个错误采取任何行动，终于导致了飞机的坠毁。尽管这是一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生死攸关的大事，飞行员们却依赖“专家的话一定是对的”这条捷径，对机长的灾难性的错误或者没有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及时地加以纠正（Harper，Kidera， Cullen，1971）。

IBM公司前主席，小约翰·华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非常生动的证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任务是调查有高级官员遇难或受伤的飞机坠毁事件。有一次，一名叫乌扎尔·恩特的著名空军将领的副驾驶员在飞机起飞前生病了，因此临时给他分配了一名副驾驶员做替补。能够和这位传奇式的将军同飞，这名替补觉得非常荣幸。在起飞过程中，恩特哼起歌来，一边还把头一点一点地随着歌曲的节奏打拍子。结果这个新的副驾驶员以为这是恩特要他把飞机升起来。虽然当时飞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起飞的速度，他还是把操纵杆推了上去，结果飞机的腹部马上就撞到了地上。飞机撞地的时候，螺旋桨的一个叶片割入了恩特的背部，切断了他的脊椎，使他成了截瘫。华生是这样描述副驾驶员的解释的（Watson，1990）：

当我传副驾驶员作证时，我问他，“如果你知道飞机还不能飞，为什么要把操纵扞推起来呢？”他说，“我以为将军要我这么做。”真是一个傻瓜。

傻吗？在这件事情中的确如此。但是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呢？在渴望捷径的现代生活中，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