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边皇上与太上皇翻了脸，下面臣子之间钩心斗角的活动也开始抬头。
自神宗朝熙宁变法开始，宋朝朝廷中的党争就一直未断。党争的性质起初还比较堂皇，主要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变法派的政见之争。但到后来，事情就变了味，所谓政见分歧逐渐成了排除异己的借口，而其实质，则变成了官员们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相互倾轧。这种政坛拉锯战曾经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各派力量此起彼伏，大量官员卷入其中。许多人得势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失势时则遭到严酷的报复和迫害。徽宗时期的蔡京等人，就是借助这个手段，打着所谓“绍述新法”的旗号，炮制出骇人听闻的“元祐--奸-党案”，清除掉了大量的异己分子。
靖康朝建立于危难之际，当时强虏压境国门欲摧，命悬一线人人自危，官员们一时顾不上操作这种窝里斗。现在敌军已退危境已解，一些大臣便有了相互攻讦的精力和谋算。大约这也算是走仕途者的一项日常作业，身在官场，若不处心积虑地将同僚们挤对出局，自己又如何能捷足先登更上一层楼？
有些官员虽未必热衷于党争，却亦喜无事生非，终日里以高谈阔论务虚议空来显示自己的高瞻远瞩雄才伟略，其实也是为了博得皇上的注意和赏识。连日来这些人今天一个主张，明天一道奏章，所提者皆大抵是整修祖庙、检详祖制、倡习《春秋》、改革科举等无关紧要之类，却危言耸听振振有词地声称此皆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还有些在前一段时间遭受压抑者，认为现在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便居心叵测地提出要强化太学管理，收拾带头闹事的陈东，并揪出其幕后指使者，以期公报私仇渔利其中。
总之，在赵桓与赵佶摊牌的这段时间里，众多朝臣的注意力亦集中在了这些蝇营狗苟各怀鬼胎的烂事上。这使百姓们对新朝新皇皆大失所望。当时在汴京的市井间就流传出一首叫作“九不管”的民谣，讥讽朝廷是“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民谣中的“舒王”是王安石的封号。“聂山”乃聂昌原名，“昌”字为赵桓某日一时兴起御笔所赐，寄寓勉励其效仿汉高祖刘邦麾下的汾阳侯周昌忠心报国之意。“二太子”指金东路军统帅宗望。
无论是赵桓还是那些臣子，能够如此放心放手地进行萧墙之内的拳打脚踢，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意识基础，那就是认为当前外患已消，边事已宁。既然外部威胁已不存在，当然要回过头来抓紧解决内部问题。
然而，且不说他们解决问题的动机方向是否对头，单就“天下太平”这个认识而言，便是大错特错。金军业已北还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宋王朝从此便可高枕无忧。目下战略要地燕京地区仍在金东路军手中，西线重镇太原之围始终未解，威胜军德隆府等地又被金西路军于回师途中相继拿下，整个北部防线依旧是千疮百孔捉襟见肘，而金军则秣马厉兵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敌情严重若此，哪里是宋朝君臣想要太平便能太平得了的。
如果说赵桓及其臣属一个个全是毫无头脑的白痴，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假如真是那样，他们-屁-股底下那把交椅也坐不住。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这种杀机四伏的局面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只是落在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上，而丝毫没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
有国才有家，国强才能家安，这个大道理人人会说，但落实到行动上，却未必人人都会按照先国后家的原则去做。因为国家利益与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局部的利益，在许多时候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严重地背道而驰。牺牲个人利益去成全国家利益，舍己为公碧血丹心一场，到头来受益的是别人，而自己却落得个倒霉透顶的下场，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赵桓和他的那些臣属们天生不是做这种非常不划算的傻事的人，所以说，他们并不白痴，他们很会算账。相对而言国家利益总是显得比较虚，而个人利益则很实在，国家利益受损，要倒霉人人有份，而个人利益受损，倒霉的该是谁就是谁。这笔账这样来算，应当先顾哪头，自是一目了然。
至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不是仅仅通过哪一个人去体现的，因此哪一个人也犯不上单独去操这份心。赵桓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眼前利益忙碌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去务那个国家利益的虚。
有句名言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皇上和朝廷大员的境界尚且如此，广大黎民百姓中又能有多少人会真正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豺狼入室只求苟且自保，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只要屠刀还没压颈，尽量不去引火烧身，便成了普遍的处世之道。千百年来，泱泱华夏不能坚凝如铁挺立如山，却似一座松软的沙丘，只须小小外夷随意戳上一拳，便能捣他个稀里哗啦，其中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这种自上而下普遍信奉的将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全局利益之上的处世之道，无疑是尤为严重的一条。因为这样一来，当面对凶猛残忍的强敌时，首先便自我消解了自身的最大优势。
李纲在这种内耗方面不随大溜，他不耐烦而且很厌恶去纠缠那些钩心斗角的烂事。他要抓紧做的是他认为有意义的大事，他所关注的是对当前局势的了解和研究，因此这时他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为了防患于未然，从南都返京后，他便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放在了思考下一步的御敌之策上面。他认为这才是当前首当其冲的当务之急。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纲向赵桓条具了备边御敌八策。这八策，包括了建太原真定中山河间为藩镇、遣使团结训练河北河东保甲、复祖宗监牧之制括养天下马匹以充军用、在安肃广信西山一带开壕设沟限隔胡骑、在近京四辅郡诸畿邑筑城置橹、优免河北河东州县租税、赈恤三镇民众、储峙籴买充足的粮草以备战事、恢复陕西解盐旧制以慰关陕兵民之心等内容。它虽不能说已是面面俱到尽善尽美，但从国防到民生，从军事到政治，从目前到长远都考虑到了。而且其中没有脱离实际的空话，基本上皆切实可行。
李纲对这八策的实效是颇为自信的，他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在皇上的主持下，经过集思广益补充修改，形成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御敌方略，并且尽快地付诸实施。他相信，如果上下齐心，全民协力，将这些措施一一迅速地贯彻落实下去，朝廷的国防力量必定会在较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增强，从而令敌国暂时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稳住阵脚后，再进一步全面地健全和推行富国强兵之策，汲取历史教训，革除前朝积弊，则不出数年，敌强我弱被动挨打的势态便会发生本质性的改观。
联想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前景，李纲的心情很有些激动。能够亲手引导大宋从孱弱重新走向强盛，那种彪炳千秋的成就感，是获得怎样丰厚的物质利益都不可替代的。
然而李纲的想法却不免幼稚了。众人皆醉其独醒，众人皆浊其独清，有史以来这样的人就很容易碰壁。建策呈奏上去，赵桓看了兴趣不大。他认为如今天下方安，依李纲之言这么折腾反而添乱。他很无所谓地将李纲的奏折交付宰执们传阅，宰执们看出皇上对此并不热衷，附和李纲之建策者也不多。于是李纲苦心设计出来的这备边御敌八策，便被当成一沓废纸束之高阁，没了下文。
赵桓一干人终日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什么立东宫、开讲筵、肃异党、详礼仪之类。李纲认为这些事都不是眼下应当做的，其中有些事还非常无聊，因此态度消极很少参与，这就显得与人格格不入，比较不合时宜，无形中便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另类。他与皇上赵桓的关系，亦在不知不觉中渐次疏远。呕心沥血捧出满腔热忱，却毫无道理地受到这般冷遇，这令李纲感到甚是失落和苦闷。
让李纲苦闷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赵桓与赵佶翻脸的事。李纲得知这事比较晚，待他闻知时，已是覆水难收无可补救。
赵佶回京后的状况竟然如此糟糕，使李纲深感意外且极为不安。太上皇是由他出面劝说回京的，对于皇上恭请太上皇回京的诚意，他是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的。虽然那些保证皆为传达圣意，但毕竟是出自他的口中。而太上皇刚一回京，席不暇暖，言犹在耳的承诺就统统变成了屁话，这岂不等于是他李纲红口白牙哄骗了太上皇吗？有朝一日再见到太上皇，他将以何颜面相对？
其实在这件事上赵佶倒还真没迁怒于他。言而无信的责任在赵桓，李纲不过是竭诚为君王效力而已，这点主次关系赵佶还是分辨得出的。但赵佶现在是怎么想的，李纲无从知晓。而李纲即使知道赵佶不怪罪他，亦仍觉心中有愧。事情弄成这个结果，仿佛就是他帮着赵桓做了个套，花言巧语别有用心地把太上皇诓回了汴京，这个黑锅背得实在冤枉！
李纲一向注重名声，如果陷其于不义者是另外的什么人，他肯定要拍案而起当堂对质，丁是丁卯是卯地说个明白，然而这事是皇上办的，却是让他如何发作？不仅不能发作，就连私下里说两句怨言他也不敢。至于外人的误解，他亦只好听之任之。
既是有苦难言，唯有自我排解。汴京城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青楼教坊连巷塞-陌，要想消愁破闷，有的是发泄的去处。可是李纲偏偏不擅风流，于酒色上兴趣不大，因而他的排解方式无非就是读书。
他所读之书侧重于史籍，思古抚今最易使人浩然兴叹感慨丛生。一日他翻阅汉史，心有所动浮想联翩，乃临案吟哦，书写下了《水龙吟》一首，题曰“光武战昆阳”：
汉家炎运中微，坐令闰位余分据。南阳自有、真人膺力，龙翔虎步。初起昆城，旋驱乌合，块然当路。想莽军百万，旌旗千里，应道是、探囊取。豁达刘郎大度。对勍敌、安恬无惧。提兵夹击，声喧天壤，雷风借助。虎豹哀嗥，戈铤委地，一时休去。早复收旧物，扫清氛祲，作中兴主。
此词所述乃汉光武刘秀以三千之众大破王莽数十万大军的昆阳之战。它在赞颂前朝英主丰功伟绩的背后，实是隐含了对现实状况的深切失望。李纲之咏史词多有此意，但这一层饱含苦涩的弦外之音唯其本人知道，断难语之于人。
苦闷归苦闷，肩负的职责他却是一刻也不曾忘怀。强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感，驱使他不敢人云亦云，将军国大事视同儿戏。别的事他管不了，枢密院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他想他总还应当是可以左右的。本着这个想法，他且放开其他政务不提，专门谋议兵事。所幸枢密院副使许翰与其志同道合，对他的主张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在许翰的佐助下，他悉心制订了防秋兵的具体计划，下令尽起河北河东之将兵、民兵、保甲、弓箭社、刀弩手等武装力量，及早控制战略要地；乞降旨许京官监察御史以上及外官监司、郡守、帅臣等职不拘一格荐举文武人才，由枢密院籍记姓名量才录用；又乞圣允自枢密院选派使臣，对驻扎京师隶属于三衙而骄惰成性的马步军十万之众严加整肃教阅，以备缓急之用。
这些举措与此前的备边御敌八策相比，涉及范围已大为缩小，亦难兼顾长远，只是为了防备金军秋季进犯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由于朝廷的兵权实际上是总控在皇帝手里，就是这些纯属军事范畴的措施，枢密院做起来亦须事事请示，不能自行决断。再加上殿帅王宗楚等人恐分其权，以李纲所为侵紊三衙不合祖制为由，动辄告状，处处掣肘，这就使得这些措施推行起来也是步履维艰，很不顺利。甚至就连李纲量才补授了两个进武副尉，也有人随即上告他专横独断滥用职权。赵桓也不问青红皂白，提笔便批下“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之语，弄得李纲不得不诚惶诚恐专请面对，奏清事实辨明原委，方得赵桓缓颊。
这些莫名其妙的阻力已搞得李纲头疼不已，可是更令他气愤的事，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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