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邦昌的努力在赵构那里取得的效果不错，赵构果然有意对他网开一面，甚至一度拟安排其继续任职于新朝。可惜的是尘埃并未就此落定，月余后，李纲赴阙，讨逆波澜顿起，其汹涌澎湃之势，大出张邦昌所料。此后尽管张邦昌使尽解数，到底是未能逃过大劫。

由于忙于平抚江南叛乱，李纲赶到应天府时，已是五月底。

赵构的登基日期是五月一日，宋朝的年号，自此已由靖康二年改称建炎元年。赵构授予李纲的官职，是正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陇西郡开国侯，权位之重在新朝臣属中首屈一指。任命诏书当李纲行至宝应时即已送达。

廷除李纲如此显位，朝中颇有大不以为然者。但是赵构考虑到李纲的声望在目前无人匹敌，江南兵马当时又均以李纲之马首是瞻，从迅速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出发，还是坚持让李纲担任了开国宰相。

李纲晓得树大招风，自诫须尽量注意低调行事。所以当他前往应天府见驾时特地将麾下所聚之湖南金陵兵马全部留于泗上，随身仅带了扈从百骑。

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不肯迁就。他的脾气是，无论官职大小，这个官要么不当，要么当好。尸位素餐他做不来，姑息养--奸-更不能容忍。张邦昌最怵头的，就是他这个凡事死较真儿的要命脾气。

六月一日，李纲入殿面君。他先以自视缺然不胜其任为由请辞相位。此乃官场套路，谁也不能免俗。而在得到赵构“四方安宁，总赖相卿，此志已定，卿其勿辞”的勉励后，便马上进入了状态。

上任伊始，李纲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做了三件大事。

首先，他接连具札，对新朝的国策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的建议。这些建议依类分为十项。一曰议国事，二曰议巡幸，三曰议赦令，四曰议僭逆，五曰议伪命，六曰议战，七曰议守，八曰议本政，九曰议责成，十曰议修德。

在这十议中，包含了他对立邦兴国之要旨多方面的反思与前瞻。而且其中有许多事项，如车驾当至京师拜宗庙以慰都人之心，朝廷应以长安襄阳建康为巡幸之备，部队宜沿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等，都提得十分具体，既述其然，又述其所以然，绝非大而化之的泛泛空谈。

赵构阅札之余不禁暗暗诧异，心想这李纲到底是名不虚传，有点真实才干。国朝初立百废待兴，诸多问题朕尚未及理出头绪，竟已被他逐一梳理得一清二楚面面俱到。看来此人胸中丘壑，确非常人所及。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于大宋中兴问题，自靖康朝立时起，便已在李纲的反复考虑之中。而后根据形势的演变，他又不断地补充进去了新的想法。现在提出的各项主张，实为其多日深思熟虑的结果。

李纲认为，既蒙皇上付以重托，自当披肝沥胆言无不尽。却不想这样一来，未免又显得鹤立鸡群锋芒毕露，无意之间便引起了黄潜善、汪伯彦之类腹空无物却又嫉贤妒能者的忌恨。

其次，李纲大力举荐了许翰、张所、傅亮等一批忠心耿耿之士出任军政要职。他主张为官之才应当德才兼备，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二者不能兼得，则宁可舍才而取德；否则，就是其人才干越强，祸害越大。

许翰等人，在才干上虽各有其短，但皆品行端正，肝胆赤诚。仅凭这一点，李纲感到使用起来就比较放心。至于他们的文韬武略水平，完全可以在实践历练中逐步提高。而战绩卓著的老将宗泽，在李纲的心目中属于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因此他鼎力推荐其执掌枢密。

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坚决抵制。宰执中有一个李纲就够他们头疼的了，如果再加上宗泽，往后还有他们说话的份吗？鉴于宗泽此前在出兵救援汴京问题上与赵构发生的分歧，赵构也不愿将这个曾目睹他袖手旁观二帝蒙难的知情者留在朝中。当然这些理由都不能直说。黄潜善、汪伯彦的说法是“宗泽语多迂阔，难以共商大略”，赵构的措辞好听一点，道是“宗泽御夷有术，堪宜戌疆镇边”。一贬一褒，意思相同：宗泽不可任为执政。

李纲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改荐宗泽为汴京留守兼开封知府，方得到了赵构的勉强允准。

宗泽也是迟至五月底才到应天府见驾的。他倒不是不能早来，而是因为他在此前接到的帅令是“勒军卫南待命，不必参加大典”。从这道命令上便可看出，赵构当时即已决意将他排斥于朝政中枢之外。基于此，宗泽在思想上甚至已做了被赵构闲挂起来的准备。汴京留守在品阶上虽比不得知枢密院事，但其职责非轻，有志者据此亦大有用武之地。宗泽明白，自己得授此职，李纲在其中是尽了力的。因此新职发表后，他即专程登门拜会了李纲。

这是两位抗金英雄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晤。

李纲与宗泽，彼此慕名已久的两个人一见如故，谋面恨晚，把酒长谈了近两个时辰。在军国大计上，两人所抒之见解出奇地一致，而对于新朝的前途，他们也都同样地深存忧虑。赵构是何等样人，宗泽已由其言行中看得分明。李纲虽被委以宰相重职，然而从诸多迹象中，亦已感到了新朝的政治格局和方针不容乐观。这种感受不便明言，两人只能心照不宣地互嘱珍重。

宗泽此次前来应天府，还特意带上了甘云。李纲得知甘云在开德十三战中大显身手、屡建奇功，异常欣喜，叮嘱甘云好好向宗帅学习战术战法，以期能够成为一名真正堪负重任的大将。宗泽自知其毕竟已是风烛残年，抗金卫国任重道远，这副重担很快就需要由年轻人来承接，对甘云等后起之秀亦多有栽培之意。此后甘云随宗泽驻守汴京，在肃匪御寇的惊险战斗中叠有建树，被不次擢升为统领武职。照此发展下去，他是大有希望成长为像岳飞那样的一代名将的。

令人痛惜的是，一年之后，年届七十的老英雄宗泽壮志未酬抱恨终天，汴京留守一职由心术不端的杜充接任。甘云因不满杜充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出兵剿灭已经接受了招安的民间抗金武装的行径，竟被杜充以谋反罪悍然逮捕杀害，遇害时年仅二十四岁。

李纲上任后做出的又一个大动作，便是呼吁惩办逆首张邦昌了。

李纲与张邦昌从来便互相瞅着不顺眼，尤其是在战与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屡屡针锋相对，早就冰炭不容。事实证明，对于城破国亡之祸，作为一味主张屈膝求和之首要分子的张邦昌，断然难辞其咎。不过单从这一点来讲，李纲认为，尚属政见错误范畴。尽管后果极为严重，也还只能说是误国而非叛国，内中尚有可赦情由。

但是张邦昌公然建号称帝，其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李纲头脑中的节义观念极强，认为天下万罪唯此为大，大宋出此败类，实乃奇耻大辱，对此叛国大逆，必须明正典刑。

这个观点，李纲在其十议之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三札中已经申明。因见赵构未置可否，他又专门具札再奏，坚决不同意将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声言，谁有不同议论，他愿与之廷辩。百官中多有主张严惩张邦昌者，皆因觑得赵构态度暧昧，未敢贸然出议。既然李纲毫不妥协地挺身擂响了讨逆战鼓，朝野上下的声援浪潮，立时便风起云涌。

这一下子，把张邦昌搞得方寸大乱。

此前，由于张邦昌已围绕着赵构下足了功夫，并且听吕好问透露说，赵构对他的表现还比较满意，正在考虑给他以适当的封属，大约可望位列太傅，他那颗忐忑之心业已安放下了十之八九。所余之一二可虑者，是李纲被赋予的职权太重。这个政坛老对手如今居高临下一语千钧，对他是个不小的威胁。不过话说回来，李纲既蒙如此厚重的皇恩，理当不至于过分地违背圣意。不识这点进退，还当什么宰相。所以张邦昌认为总的来说，麻烦固不可免，但应当也不会太大。

岂料李纲偏偏就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明明看出赵构有意庇护他张邦昌过关，却依然装疯卖傻，不依不饶，似乎舍此便显不出他姓李的是大宋王朝的第一诤臣。这就麻烦大了。

张邦昌深知，李纲这个人具有极强的煽动性。想当初他罢官在家，尚能引爆一场声势浩大的二五请愿，现在他高居相位，其能量又何止百倍于昔。如果坐视事态进一步扩大，恐怕连赵构亦未必能支吾得住。所以一时间他是惊惧交加，一颗心忽悠一下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赶紧左右奔走，去向中书侍郎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和尚书右丞吕好问三位现任执政求援。

吕好问是他的故交，黄潜善、汪伯彦曾得过他的重金贿赂，倒是都还愿意帮他周旋。只是黄、汪二人也要给自己留后路，他们眼见李纲气势甚盛，唯恐上意有变，自家到头来猎狐不成惹身臊，只能察言观色地向赵构模糊进言，不可能跳出来与李纲公开叫板。吕好问由于本身便有就任伪楚宰执这个前科，更不敢公然替张邦昌辩护。因此这三位执政虽都不同程度地做了努力，却是收效甚微。

由于讨逆声浪愈演愈烈，且李纲已出“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之语，赵构的态度似乎也开始动摇。吕好问反馈给张邦昌的消息是“上意深焉，莫测其衷”。这一来张邦昌可真正是慌了手脚，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好像腊月的西北风，搅得他遍体寒彻。

万般无奈，他只好依照吕好问“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指点，不惜忍受--胯--下之辱，去向那个令他恨之入骨的李纲当面认罪求恕。好在从目前的迹象看，他交代给危国祥的那件事，虽然没有办成，却也不曾败露，否则连这个登门告饶的法子也使不得了。

李纲没想到张邦昌会做出这个举动，接到求见的手刺，他本欲拒之不纳，随后转念一想，就此把话堂堂正正地当面与其讲清楚也好，省得这厮怀着龌龊心理在那里胡思乱想。便吩咐胡长庚将张邦昌带进了寓所前厅，并按照通常的待客礼节，给张邦昌让了个座。

张邦昌此番前来，两手空空寸礼未携。他知道李纲根本不吃那一套，越弄那一套反而越糟。而其趋庭揖逊之状，却是极为谦卑，坐下时也只半个-屁-股沾椅，除了没有三叩九拜，姿态几与面君无异。这种甘拜下风的表示，实则是比任何厚礼都意义重大。李纲见了，不禁暗叹，这厮能丢下脸皮做状若此，也真是难为他了。

张邦昌心知李纲不会耐烦与之长谈，落座后即开门见山申明了来意。说辞他早已诵熟，意思共分四层。其一，承认自己僭位附逆罪孽深重；其二，恳述他当时之所为乃情势逼迫，不由自主；其三，历数了自己保全都城宗庙匡扶康王登基等种种的将功折罪之举；其四，指天为誓，如李纲宽宏大量容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大恩大德他将铭记终生。

李纲耐心地听过他的表述，回答得也很简明。

他义正词严地对张邦昌说：“你既自知罪孽深重，便应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不该强词夺理自我开脱。你身为国朝的大臣，理当做忠义表率，以死守节，情势所迫不能成为叛逆的理由。你对都城有所保全不假，但你保全下来的一切，却全都姓了张。甚至连后宫的嫔妃，都成了你的-yin-乱对象，你说这是功是罪？而当今陛下之立，盖出于天下臣民之拥戴，岂能说是你张邦昌的什么功劳。我李纲主张对你明正典刑垂戒后世，完全是出以公理大义，与个人的恩怨无关。你所犯者，乃天下共怒之罪，不是我李纲抬抬手便能放过的。我今天想对你当面说明的，主要就是这一点，希望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张邦昌说：“在下绝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李宰相目下一言九鼎，邦昌之命就握在李宰相手里，亦毋庸讳言。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邦昌恳望李宰相不看僧面看佛面，高抬贵手给在下留一条出路。将来若有用得着我张邦昌之处，邦昌万死不辞。”

李纲说：“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李纲个人要与你过不去。如果你坚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看来我是免不得要开罪于你张子能了。但是我若不开罪于你，便要开罪于天下。你不承认这一点，就说明你并没有真正认罪。而你既不认罪，出路又从何谈起？”

张邦昌咬着牙探问：“那么敢问李宰相，将欲如何治罪于在下呢？”

李纲回答，如何治罪须由皇上定夺，我想你自己也该心里有数。

软话已经说尽，目睹李纲这种油盐不进的态度，张邦昌心知再说什么也皆属多余了。他忍辱含垢来向李纲讨饶，本来就是死马权作活马医，眼见得哀告无望，反倒镇定下来。他直起腰板说了一句“李宰相既如此说，那就悉听尊便吧”，不待李纲下逐客令，便自动起身告退。

在即将步出房门前，他忍不住回转身，面含冷笑又奉送了李纲一句话：“我料得你李宰相如此为官也难长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请相公好自为之。”李纲听了，付之一哂。

张邦昌回到住所，闭门高卧，心如止水，从此不再枉费任何徒劳之力。

其实张邦昌去李纲那里走这一遭，并非全然徒劳。他那副摇尾乞怜的狼狈状，多少还是让李纲动了一点恻隐之心的。事后，李纲认真考虑了张邦昌的陈述，认为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张邦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灵涂炭，的确是个事实。他在战后为恢复汴京秩序所做的一些好事，亦不应一概否认抹杀。因此，当赵构问起对张邦昌的处理意见时，李纲放弃了坚决处其以极刑的初衷，所提之方案是“贷其死而远窜之”。

不久，诏命发表，责授张邦昌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这个惩罚不够大快人心，但也不算量刑过轻。张邦昌把持朝纲时，潭州曾是李纲的贬谪地，如今张邦昌自己倒被鼓捣到那里去了，颇使世人大发一笑。张邦昌自是深感其辱。然而此刻能够留得一命，就算千幸万幸，哪里还顾得上计较许多。他知道自己免受一戮，全赖赵构法外开恩，暗忖既然皇上有意放生，他张子能便必有否极泰来之望，心情因之复归坦然。

首犯贷命不诛，其他人便跟着占了便宜。朝廷对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莫俦四人的惩处，亦仅是分别贬窜湖湘及岭南。吕好问审时度势，主动提出辞去尚书右丞职务。念其只是伪楚朝的陪衬，圣命授他出知宣州。嗣后，自范琼以下的附逆者，也一一受到了相应的论处。被处极刑者有之，但是人数不多，官也不大。

众皆以为，这场惩办伪逆的大戏，至此就算幕落曲终了。谁知下面偏又生出故事。

这一回的生事者，却是赵构。

原来，赵构起初有意宽赦张邦昌，除了对其主动奉献大宝的行为比较满意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留着这个通金分子，有便于今后与金人斡旋。但经李纲挑起的这场讨逆风波一闹，张邦昌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再欲起用已不可能。张邦昌为政多年门生众多，且又狡猾善变里通外国，如果不能为己所用，存之便是祸根。再说，这厮曾做下的穿龙袍卧龙床睡龙妃的那番勾当，赵构每每想起来，心里也觉腻歪。

那么，与其留着这块心病，就不如索性借其项上人头，来树立自己的明君威望了。

于是，张邦昌刚被安置下去没几天，监察御史马伸便持着将其赐死的诏书赶到了潭州。随后，前往高州赐死王时雍的使者亦奉诏出动。

正在天宁寺里空乏其身卧薪尝胆的张邦昌闻诏大惊失色，他没想到过了初一还有十五。他断定这必是李纲穷追猛打的结果，他切齿痛悔没有早下狠心弄死这个可恶的对头。因此当引颈受缢前，张邦昌在满含浊泪面北叩辞君王的同时，内心里充满了对李纲极其恶毒的诅咒。殊不知最终把他送上黄泉路的，并不是他心目中不共戴天的仇人李纲，反倒恰恰是被他视为救命方舟的“恩君”赵构。

而赵构闻得回朝复命的马伸奏明张邦昌已被缢毙于潭州天宁寺平楚楼时，他的表现是，在拍案惊奇之余，不禁放声大笑曰：“平楚楼中诛楚王，是事何其巧乎哉！宁非天意使然耶？彼亦死得其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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