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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桅顶瞭望

第三十五章 桅顶瞭望

我和其他水手们轮流上桅顶瞭望,我第一次上去是在气候比较宜人的季节。

在大多数美国捕鲸船上,几乎在船离开港口的同时便派人上桅顶瞭望,哪怕船离正式猎捕鱼场还有一万五千哩或者更远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航行了三四年或五年以后,船离家已经很近的时候,只要船上还有什么可以装油的空地方,哪怕是一个瓶瓶罐罐,也要派人在桅顶守到底:一直守到第三层帆在港内如林的帆樯中收起才会放弃再捕一头鲸的希望。

现在,在桅顶值班,不管是停在港内也好,漂洋过海也好,都是件非常古老有趣的活儿,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里谈得细一点儿。我以为最早站桅顶的是古埃及人,因为在我全部研究中没有发现比他们更早的人。毫无疑问,他们的先人——古巴比伦人的通天塔的建造者[1]想以此立起在全亚洲或全非洲最高的桅顶,然而(在加上最后的桅杆顶之前)他们的那根巍峨的石桅杆,在上帝暴怒的可怕飓风中,可以说是被扫到了海里;因此,我们不能把通天塔的建造者列于埃及人之前。把埃及人说成站桅顶的民族,这是有考古学家中一般看法作根据的,这看法是最早的那些金字塔是为观测天象而建造的;这一理论得到下面的事实的极为有力的支持:这些建筑物的四面都有别致的梯形结构,借此那些古代天文学家的腿可以登上去,经过一段艰难漫长的路程,到达塔巅,大声报告观察到新的星星,正如现代船只上的瞭望者大声报告一艘船或一头鲸鱼刚刚出现一样。一个待在桅杆顶上的勇士的极好例子是圣斯泰利蒡斯[2],那是古代一位著名基督教隐士,他在沙漠里建造了一根高高的石柱,在石柱顶上度过了他整个下半辈子,所需的食物用一只滑车从地上吊上去;雾也好,风霜雨雪也好,雹子雨夹雪也好,都赶不下他来,他无畏地面对一切,坚持到底,真正做到死在他的岗位上。至于现代登桅顶的人,我们只能举出一些没有生命的人,只是一些石人、铁人、铜人;他们虽然足能经受一场狂风,却完全不能胜任发现任何奇怪事物向下报告的工作。这些雕像中有拿破仑,他站在离地约有一百五十呎高的旺多姆圆柱[3]上,抱着双手。至于如今是谁在统治下界,是路易·菲力普,还是路易·布朗,还是路易这魔鬼[4],他都无所萦怀。伟大的华盛顿高高地站在巴尔的摩的摩天主桅[5]之上,像是海格立斯双柱中的一根[6],这主桅标志着凡人不可企及的人的崇高壮丽的巅峰。安置在金属绞盘上的纳尔逊海军上将也是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桅顶之上,即使在伦敦烟雾弥天的时候,仍然在指示人们,此处隐藏着一位英雄人物,因为有烟处必有火。但是伟大的华盛顿也好,纳尔逊也好,拿破仑也好,都无言回答他们俯视下的意乱神迷的芸芸众生向他们发出的急切呼求,求他们指点迷津;不过,我们不妨揣测:他们的精神将穿透未来的浓雾,照耀出必须绕过的浅滩和礁石。

把陆上的桅顶瞭望者拿来和海上的相比拟,不管在哪一方面似乎都有些不伦不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已由南塔克特的惟一史学家奥贝德·麦赛所说的一件事清楚表明了。这位可敬的奥贝德告诉我们,在捕鲸业初期,还没有定期开船出去干这营生的时候,南塔克特岛上的人就在海岸上竖起高高的圆木,瞭望哨就攀着钉牢的楔子往上爬,有点像鸡上鸡埘一样。几年前,新西兰的海湾捕鲸人采用了这同一个办法,发现了鲸鱼便通知靠近海滩的万事俱备只等信号的小船。不过,这种惯用的办法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航行在海上的捕鲸船的真正的桅顶来吧。

那三个桅顶楼从日出到日落都有人守望,水手们按时轮流上去,跟掌舵一样,每两小时替换一次。在热带风平浪静的天气中站在桅顶,那是舒服极了;而对一个充满梦幻、喜欢沉思的人来说,这尤为惬意。人站在上面,离寂静的甲板有一百呎高,那桅杆仿佛就是大得无比的高跷,人踩着高跷在汪洋大海上阔步行走,在你脚下,在你两腿之间,似乎就游着海上最为巨大的怪物,甚至有点儿像古代船只在罗得港著名的大铜像[7]的双脚之间驶过。人站在上面,似乎消失在大海的无穷无尽之中,除了波浪,四下里一平如镜。船像是出了神,懒洋洋地起伏前进;贸易风仿佛倦了,不紧不慢地吹;一切都像要把你消融在倦怠之中。在热带捕鲸生活中,大多半时间你沉浸在一种至高无上的太平无事的状态之中,听不到任何消息,看不到任何报刊;你永远也不会上那些号外中把平常琐事渲染得如火如荼的报道的当,不必要地大惊小怪;你听不到国内的种种苦难;发行证券的公司破产,股票价下跌;你也决不会为了下一顿饭而发愁——因为今后三年有余的所有饭食都已妥妥帖帖地贮存在大桶里,而且你的菜单是不变的。

一个南海捕鲸人在长达三四年的航行中,在桅顶上值的一个个班的时间加起来往往要有整整好几个月长。人生一世,要拿出这么大的一部分时间来消磨的地方却是如此可悲地缺乏安居之感,如此不能使人感到此身有个归宿,哪怕是一张床,一张吊铺,一辆灵车,一个岗亭,一座讲坛,一张榻或任何其他可以容人暂时独处的小小的适意场所,这真是令人深为惋惜的事。在桅顶你最通常的落脚处是上桅顶,那是两根平行的细木棍(几乎是专为捕鲸人而设的),人就站在那叫做上桅横桁的木棍上。波涛起伏,人也随之颠簸,初出海的人觉得像站在公牛的两只角上一样心惊胆战。当然啰,遇上比较凉快的天气,你不妨带着你的屋子登上去,这屋子就是那件瞭望服。不过,正经说来,最厚实的瞭望服并不能比赤身裸体多起点屋子的作用。因为灵魂是胶着在它的肉体的临时住房之内,因而要随意在房内行动,或者想走出房去,那是犹如一个糊里糊涂的香客想在冬天翻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一样,要不招致送命的极大危险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瞭望服算不上是栋房子,它只不过是个封套,或者说包在你身上的一层额外的皮。你没法在你的身体里放一个书架或一个立柜,同样,你也没法把你的瞭望服变成一个方便的小屋子。

关于这一切,令人极为遗憾的是南海捕鲸船的桅顶上并没有安装有小帐篷或看台,俗话叫“乌鸦窠”的那种令人艳羡的东西,而一条格陵兰的捕鲸船的瞭望哨就有这设备以抵御冰冻的海上的酷寒天气。在斯里特船长炉边闲话的、题为《冰山中的一次航行:搜捕格陵兰鲸鱼,不意重新发现古代格陵兰这块消失了的冰岛殖民地》的出色的书中,为所有的桅顶瞭望人作了一番冰川号上有了当时新发明的“乌鸦窠”的有关情况的引人入胜的介绍。冰川号是斯里特那艘船的名字。他称它为斯里特的“乌鸦窠”以颂扬自己,因为他是“乌鸦窠”的原始发明人和专利权持有人。这位船长毫无那套虚伪的可笑的做作,认为我们既然可以给儿子起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做父亲的是儿子的原始发明人又是专利权持有人),我们就应该同样可以给自己制作出来的任何器械起自己的名字。斯里特的“乌鸦窠”的形状有些像一只大酒桶或大烟斗,上头是开的;一边备有一块可以移动的屏障以便在有飓风时可以为头部挡风。由于它是安装在桅顶上的,你只能从它底部一个小活门钻到它里面去。在后边,也就是靠船艄的一边是一张舒适的椅子,椅子底下有一口放雨伞、鸭绒被和上衣的小橱,前边有个皮架子可以放话筒、烟斗、望远镜和其他海上用品。斯里特船长亲自登上桅顶在他的这个“乌鸦窠”瞭望时,据他说他总是随身带一支来复枪(也安放在架子上)以及火药筒和子弹,那是用来一枪打死密布在这一水域中散兵游勇般的独角鲸以及流浪汉式的海中独角兽,因为由于海水的阻力你不能从甲板上向它们射击,但自上而下打它们便是大不相同的事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斯里特船长像在书中那样详尽地描写他的“乌鸦窠”的种种细小的方便之处,那是出于对自己的得意之作的热爱。但是尽管他如此细致地描述其中许多方便之处;尽管他就他在这个“乌鸦窠”中进行的试验作了极富科学性的交代,描述他如何用配备在那里的一个罗盘来抵消罗盘柜中所有磁铁的所谓“局部引力”所造成的误差,一种由于近乎在一个水平面的船板上有铁器而产生的误差,而以冰川号来说,也许是由于在它的水手中有许多身体垮了以后改行的铁匠而产生的误差;我说尽管船长在此处用笔非常周详,富有科学性,然而斯里特船长心里很明白:他虽然卖弄学问,大谈“罗盘的偏差”,“罗盘的方位测定”和“近似的误差”,可其实他并没有在这类深奥的关于磁力的思考中浸沉到如此地步,以致对在“乌鸦窠”一边放得好好的,灌得满满的而又一伸手就是的方瓶子连偶尔碰一下都不碰。虽然,总的说来,我十分景仰,甚至深爱这位勇敢、正直、学问渊博的船长;但是一想到他戴着连指手套和风帽,在高高的离桅尖不到十五到二十码的鸟窠里琢磨数学问题时,这方瓶子必定是他的何等忠实的朋友和慰安者,我就对他绝口不提那方瓶子一事大不以为然。

然而我们南海捕鲸人却没有像斯里特船长和他的格陵兰船员在桅顶上住得那么适意;不过我们大多是在那些迷人的海域航行,我们所享受的大不相同的宁静足可以抵消那方面吃的亏。拿我来说,我就喜欢非常悠闲地攀上索具,在顶上歇一歇,跟季奎格或在那儿碰上任何别的下了班的人聊一会儿天;然后再往上登一小段,懒洋洋地把一条腿跨在中桅帆桁上,先瞧一眼那水上牧场的景致,最后才终于攀到了最终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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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在这里彻底坦白交代吧,让我老实承认,我的守望实在马虎。我心胸间萦绕着整个宇宙的问题,而在这令人思绪纷呈的高度要完全由我自己管束自己,我又怎能认真对待我的责任呢,这责任就是执行所有捕鲸船上长期有效的命令:“时刻留神天气,一有变故立即呼叫。”

再让我在此处出于至情地正告你们,你们这些南塔克特的船主们!干你们这行时时需要警惕的捕鱼业,千万不可录用细眉凹眼、性喜胡思乱想的小伙子,那些头脑中装满了斐多[8]而不是鲍迪奇[9],来到船上找活干的人。我说千万要提防这种人。宰杀鲸鱼你首先要发现鲸鱼,而那种柏拉图式的凹眼睛的年轻人能拉着你绕地球十圈,也决不会叫你挣上一品脱鲸油。这类忠告决非多余。因为今天看来,捕鲸业为许多浪漫忧郁成性、整天心神恍惚、讨厌世俗的种种忧烦心事而在水手和鲸油中追求情趣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庇护所。恰尔德·哈罗德[10]曾多次置身在一条不走运的失望的捕鲸船的桅顶上用愠怒的词句呼喊:

汹涌前进,你这深不可测的靛青色的大洋,前进!

有千条捕鲸船在你身上往来追逐,却劳而无功。

这种船的船长往往斥责那些心不在焉的青年哲学家,怪他们对捕鲸航行缺乏足够的“兴趣”,隐隐约约地提醒他们,一切雄心壮志于他们已然无份,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宁愿看不到鲸鱼。但是这一切都是痴人说梦;这些柏拉图式的年轻人有个想法,就是他们的视觉有毛病,他们患有近视症;既然如此,睁大了眼睛瞭望又有何用?他们把自己的望远镜忘在家里啦。

“怎么啦,你这猴子,”一个镖枪手对其中的一个小伙子说,“我们已经巡航了将近三年,你还没有打到一头鲸鱼。只要你在这船上,鲸鱼就变得像母鸡牙齿一样稀罕。”也许它们真是少得稀罕;也许在远方地平线上,鲸鱼多得成了堆;可是这个心神不属的青年被波涛与思绪的混合韵律催了眠,进入了空虚的不自觉的幻想所引起的服了鸦片似的四肢无力状态中,最后终于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把自己脚底下的神秘的海洋看成那人与自然中无所不在的深蓝无底的灵魂的视觉形象,看成自己捉摸不到的种种奇怪、隐约可见、一滑而过的美的事物;某种不可辨认的形体露出的朦胧可见的一鳞半爪,在他看来都是那些飘忽不定的思想的体现,这些思想只有不断在灵魂中闪过才能在灵魂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着了魔似的心情中,你的精神渐渐退落到它的来处,消融在时空之中;像泛神论者克雷默[11]撒在海里的骨灰那样终于成为全世界每一处海岸的一部分。

此刻,除了那轻轻摇晃着的船所赋予你的摇动的生命以外,你没有其他生命;而船的生命是大海赋予的,大海的生命又是上帝的不可思议的潮汐赋予的。但是趁你现在在睡梦中,只消挪动你的手或脚一吋,彻底放走你所掌握的;那时候,你的本性便会吓得回到你的身上。你将翱翔在笛卡儿的旋风[12]之上。说不定到了中午,天气无比晴和,你一声沉闷的尖叫,你就通过透明的空气落进了夏日的海洋,永远也冒不了头啦。你们这些泛神论者啊,好好听着吧!


[1]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塔并未建成。

[2] 即五世纪的叙利亚人圣·西米翁。他在柱上生活了三十五年以上。

[3] 指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雕像,原来穿罗马式长袍的像于一八一四年被毁,重建的像是头戴三角帽称帝后的拿破仑。

[4] 路易·菲力普,一八一四年加冕为法国国王;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这魔鬼指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在作者一八四九年访问法国时,他已开始转而采取独裁统治。

[5] 华盛顿雕像柱建成于一八二九年。它比英国的纳尔逊像柱和法国的拿破仑像柱都要高。

[6] 在直布罗陀。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神海格立斯曾在直布罗陀海峡杀了三头六臂巨人革律翁。

[7] 罗得港是希腊罗得岛主要城市,位于岛的最北端,有高逾三十米的太阳神大铜像。传说中像的双腿站在两道防波堤中,形成港口的入口处,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8] 斐多(约公元前417—?),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斐多篇》记录了苏格拉底同他的友人在狱中毕命前关于死和生命不朽的对话。

[9] 纳撒尼尔·鲍迪奇(1773—1838),美国航海人和数学家,著有《新美国实用航海学》一书,印行六十余版而不衰。

[10] 英国大诗人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主人公,这两句诗见长诗第7章第179节。

[11] 托马斯·克雷默,英国坎特伯雷第一任新教大主教,被罗马天主教会判有传播异端邪说罪,于一五五六年被烧死。

[12] 笛卡儿(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唯物论哲学家。他认为地球系统的形成是由于宇宙物质的旋转所致,而宇宙是物质在一系列漩涡或旋风中运动而形成。基督教的宇宙创造说被说成是一套力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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