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宋代州府衙门中承担狱讼事务的有司，主要是指两个部门，即鞫司与谳司。鞫司专任审理刑案，谳司专掌检法断刑。即一桩案件的审讯权在鞫司，而判决权则在谳司。掌管鞫司的职官唤作司理参军，负责谳司的职官称之司法参军，二者各司其职互不侵紊。这是为了通过二者的相互制约监督，避免偏听独断，防止--奸-弊冤狱。

宗泽是赞同这种分权互制的司法制度的，认为这比悉凭州府长官一人专断，办案的效率和公正性要强得多。但是，该专断的时候还是要毫不客气地进行专断，亦是宗泽的官场经验。他认为这是职责使然，尤其是在非常时期，若无必要的专断魄力，反而会误事。

六月二十八日这天，宗泽就又要亲自出马专断一回了。因为这天要审理的案件，不是普通案件，而是一桩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间谍案。

行政主官一出马，审判程序便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因而在这一天的堂审中，除了主审宗泽，副审闾勍，司理参军步达昌与司法参军侯云甫亦皆奉命作为陪审出席。担任笔录的，是留守司书写机宜文字宗颖。

那个受审--奸-细叫牛亨吉，是个出生于辽地的汉人，有三十五六岁模样，生得五短身材，面黑体胖，满脸的横肉上镶嵌着一对绿豆粒大小的鼠目，一眼看去，那副容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唯利是图的--奸-商。

他的掩护身份也确实就是采购生药的商人。这牛亨吉潜入汴京已经有十来天，这些天来，他不仅自己四处活动着去收集有关汴京军备的情报，还以洽谈生意为诱饵，收买了一个宋人商贩为其刺探宋军军情。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商贩在重金的驱使下，不惜以身试法，每日里便以兜售廉价日用百货为由，频繁出没于军营附近，煞费苦心地接近禁军官兵，以期套取有关禁军兵员装备兵力部署等信息。

然则那厮毕竟不是个专业细作，缺乏相应的间谍技巧，他那些明显地超出经商范围的问话，很快便引起了某些警惕性较高的禁军官兵的怀疑。闾勍接到禀报，就指示部将待其再次出现时，进行了抓捕。那商贩的心理素质又极差，被抓之后吓得屁滚尿流，未待用刑便将事由一五一十全招了出来。

闾勍拿了口供，让那商贩仍然如约去提供情报，就在接头地点，对牛亨吉来了个瓮中捉鳖。

这宗金人间谍案破获得很顺利，但当接下来审讯牛亨吉时，冒出了棘手的问题。因为那牛亨吉被捕后，不仅态度强硬拒不认罪，还十分傲慢地自称是大金国出使汴京的特使，并当真拿出了由金军统帅完颜宗翰亲笔签署的出使文牒。这就不便似对待一般--奸-细那样断然处置了。事涉国策外交，闾勍不敢擅专，便赶紧上报了宗泽。

宗泽一听即知，这个案子是无人敢于率尔裁决的，无论他想不想专断，到头来都必得由他定夺。这个责任非他莫属。权力与风险的连带关系，到了这种关口就凸显出来了。当然宗泽一向是不怕承担责任的，也正是由于他每每在关键问题上勇于挺身承当，才赢得了历任部属的由衷信服。

尽管牛亨吉到了宗泽面前仍是趾高气扬矢口抵赖，案情真相却不难廓清。宗泽为官起自州县，审案是个行家里手，对于牛亨吉自称其为金国使臣云云，几句犀利的质问便驳了他个理屈词穷：“你是本月几日到汴京的？你在汴京待了多少天了？既是奉命出使，你为何来此之后迟迟不向我官府递交国书？”“你这文牒上写的是出使大楚国，我们这里却并无什么大楚国，你脚下所踏之地明明是我大宋河山。你揣着这张破纸，文不对题地跑到我大宋的京城里来做什么？”“你口口声声言称自己是个使臣，那么你且说来，你之出使有何公干？你到汴京后的所作所为，又有哪一桩哪一件符合使臣身份？”

针对牛亨吉关于其在汴京的种种活动只是出于商业意图的狡辩，更是无须多费口舌。宗泽早已在提审之前，便将功课做足，这时他直接就将那宋人商贩的口供，以及在牛亨吉下榻处搜出的情报记录，给牛亨吉杵到了鼻子底下。

面对宋人商贩的口供，牛亨吉尚可反驳那纯粹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但当看到那份记录着汴京禁军的驻地、布防、兵员、马匹、装备、供给等情况的情报稿时，他却再也不能自圆其说。此前一直努力维持着的镇定和倨傲，至此变得荡然无存。

那份情报稿系用一种柔韧的防水簿生笺写就，密藏在一个特制的皮革佩囊夹层中。记载情报的用语极简，且所用文字既非汉字又非金文，而是中原人很少接触的契丹字符。牛亨吉自谓这个东西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即便是发现了，也读不懂。没想到宗泽不仅已将其搜出，而且还准确无误地予以逐字破译。宗泽在战场上的威名，牛亨吉早就如雷贯耳，今天他终于亲眼见识到了这位老帅的足智多谋。他很后悔没有坚决听从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的叮嘱。完颜希尹曾严肃告诫他，记录情报只可用脑，不可用笔，宗泽非比常人，切莫心存侥幸。现在他除了自认倒霉，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垂头丧气地在审讯笔录上按了手印。

案情审毕，下面的事情就是判决。此案的真正棘手处就是在这里。

当此两国交恶之际，对于一个罪证确凿的军事间谍，断然处决并不为过。但是由于这厮那层所谓的使臣外衣，内中便颇有可虑之处。不要说斩首，就算只判拘押，亦不免遗金军以兴兵借口。

假如朝廷的抗战意志坚定不移，这也没什么。要打就打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就是。问题是目前朝廷的态度暧昧不明，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朝廷的外交方针经常是左右摇摆反复多变。如果金军借口此事动武发难，搞得皇上焦头烂额，很难说本案的判官不被朝廷迁怒于身横遭重处。类似的倒霉先例，在前朝屡见不鲜。

可是倘若只是轻描淡写地将牛亨吉驱逐出境，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泄露了城防军机，且必将助长金军的嚣张气焰，致使其越加肆无忌惮地遣谍入境，严重危害大宋国防。这是宗泽绝对不能容忍的。

所以，尽管宗泽深知此案之棘手程度，却是只能迎难而上，无可迂回敷衍。

宗泽知道这事让有司去议，不会议出什么结果，干脆也不为难他们了，当堂便一锤定音：牛亨吉囚入狱中秋后问斩，那个宋人商贩押赴刑场即日斩决。既然天塌下来有宗泽顶着，有司的手脚便无所拘束了。步达昌和侯云甫二话没说，就立即遵照宗泽的吩咐，按照司法程序分头去整理案卷，以及去进行监押、处决案犯的准备工作。

但是闾勍的神情却不似两位司曹官员那么明快。待两位参军离去后，宗泽同闾勍步入签押房，就问闾勍是不是对方才的判决有异议。闾勍回答正是。他建议说，对那个商贩，斩了也就斩了，但对牛亨吉的处置，是不是可再慎作斟酌。宗泽问闾勍，那厮刺探军情铁证如山，将其收监候斩有何不妥？闾勍说单就其罪而论，此判并无不妥。然事涉宋金邦交，却有许多麻烦。这个牛亨吉的生死，恐非我等可定。

宗泽不以为然，说本官奉命镇守汴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前者那许多不法盗贼，我说斩也就一股脑地斩了。难道一个金人--奸-细，我倒斩他不得了？闾勍摇头道那不一样，那些盗贼纵使杀得再多，也不会落下什么不是。但对这个牛亨吉，如何处置方合上意，却是颇难把握。莫说斩首，就是收监，亦未必不会招致责难。宗泽说照你这么说，难道我们只有将他拱手送归金邦，才算处置得体？闾勍道就这么轻易把他放了也不是个事。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且将牛亨吉暂置驿馆软禁起来，同时上奏朝廷仰待圣意。这也是我刚刚琢磨出来的一个变通办法，不知宗留守以为是否可行。

宗泽听了，沉吟有顷，决然回答，你的苦心我能领会，但是这个主意不行。牛亨吉明摆着就是个--奸-细，抓到--奸-细不敢依法惩办，反而放到驿馆里供着，我大宋的国威何在？再说他已探得我汴京不少情报，不将他囚押入狱，被他跑了怎么办？处斩一个敌国--奸-细，乃留守司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无须奏报朝廷。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了主，我这个汴京留守岂不成了个摆设？牛亨吉欲得免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他愿意把他所知之金军军情，全部向我提供出来。否则他的首级是无论如何也留不住的。我知道你顾虑的是我如此行事的后果。后果无非有两个，一个是金军以此为借口出兵，另一个是朝廷怪罪我惹了祸。其实金军若要出兵，有没有这个借口，他都会照样出兵。你再委曲求全，亦是全然无用。至于朝廷怪罪，我就顾不得了。身为朝廷命官，如果一事当前不是先从社稷着想，而是先考虑如何迎-合上意明哲保身，依我看这个官员首先就犯了欺君误国之罪。我大宋国运衰败，就与官府中存在大量这样的蝇苟之辈有很大关系。我宗泽无力扭转官场恶习，但起码可以做到不与之为伍。何况老夫已年届古稀，却又何惧之有？

听罢宗泽这番剖白，闾勍心中不由得不充满敬畏。他想若是朝臣中有一半人能像宗泽这样肝胆照人，国事也就不足为虑了。但越是肃然起敬，越是令他为宗泽担心。他劝谏宗泽的话，其实并没说透，也不能说透。

他被朝廷指定留驻汴京，除了担任宗泽的副手，实则还有一个隐秘任务，就是对宗泽在汴京的行为进行监视与牵制，使其不得脱离朝廷的掌控。赵构曾有密旨专付与他，敕其对宗泽要“用心佐助，匡正纠偏”，并着重点明了，在对金策略上要“务求圆通，不得孟浪”。

通过密旨的字里行间，闾勍不难领会这位新朝皇帝畏敌怯战、企图以妥协求平安的本意。他一方面对赵构的这种软骨头态度心怀鄙夷，另一方面却也对朝廷当前的实际难处有所体谅，所以在外交分寸上，颇感不好拿捏。不过无论怎么说，上意不可违。而宗泽的所作所为，完全与上意背道而驰，这就不能不令他十分不安。

在他的不安里，有担心自己因未能有效地制约宗泽而遭受皇上谴责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担心宗泽的去留。宗泽固然是不怕被撤职罢官，可是闾勍却深恐宗泽因忤逆了龙鳞而被撤换。因为在闾勍看来，宗泽是当前镇守汴京的不二人选。不用说与金军作战，就是只将宗泽的名字往外一亮，对金军便是一种不小的威慑。倘或另换守将，天知道会是个什么货色。

然而这些隐情，是无法对宗泽明说的。听了宗泽斩钉截铁的言辞，闾勍情知一时难以劝动这位倔强的老帅改变主意。他想好在牛亨吉没有被判立斩，倘有麻烦产生，尚有回旋余地，于是除了奉劝宗泽最好还是将此事奏明朝廷外，余者便未再坚持。宗泽最终倒是接受了闾勍的这个建议，不过行文的口气只是奏报，不是请示。

两人交换完意见，闾勍告退。宗泽踅回后衙书房小憩。

说是小憩，他的大脑却并不暇静。审罢这宗金人间谍案，他的心中亦是十分不安，只不过没表露出来罢了。他的不安，主要倒不是担心可能招致的朝廷责难。因为他忖着，不管赵构对他满意与否，中原防务总需有人支撑，而眼下能够独当一面的统帅实属凤毛麟角。再说，朝中还有个德高望重能够为他力排众议的首席宰执李纲。因之他头顶上的这个乌纱，朝廷一时半会儿欲摘也难。

招致宗泽不安的，主要是由于此案而越加明晰地凸显出来的战争警示。很显然，金军不仅在紧锣密地做着卷土重来的征战准备，而且这个准备已经做得非常细密。相形之下，宋朝的防务却是一塌糊涂。全线的漏洞不去说了，就说作为金军重点进攻目标的汴京，其备战工作也是宗泽到任后才真正启动的，至今尚不足一月工夫。目前的汴京，虽说是在整顿治安稳定民心上见了些成效，但于军备方面却起色不大。尤其是筹措军费和招安义军两大要务，进展微乎其微。假如金军悍然犯境，以目前的守备力量，宋军不堪一战。而从牛亨吉的行为上不难料知，金军发动大举进攻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如果到时候宋军一触即溃，甚至一溃千里，作为守城主帅，那才是罪莫大焉。想到这种情况在宋金交战中屡见不鲜，宗泽不能不感到身上一阵阵地发紧。

然而，希冀朝廷调拨充足的军费显然是望梅止渴，就地强征民财则难免激起民变，况且也未见得能征敛到多少。草关镇案件一直未破，其案不破就很难取信于王子善，而与王部的僵持局面，又直接影响到了留守司对其他义军的招安。这些难题不解决，宋军的劣势无从扭转。可是，解决这些难题的突破口在哪里？

审讯一个牛亨吉竟勾起了如此一堆烦心事，真他娘的见了鬼了。宗泽禁不住郁闷地在心中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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