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洋人也是人
1．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
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曾国藩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中国还面对着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危险的对手。
什么对手呢？
洋人。
前面说过，就在曾国藩全力以赴与太平天国争夺安庆的时候，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禁下泪悲泣。这一年（1860）九月初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1)
虽然最终决定不派兵北上勤王，但是曾国藩的悲怆是发自内心的。圆明园被焚后，曾国藩在日记里说：“接胡宫保信，知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与语。”(2)
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三十日，曾国藩在南方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的具体条款，不觉呜咽失声，老泪纵横：“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加难堪。”(3)
曾国藩认识到，洋人是比太平军更大也更为根本的祸患：“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4)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这出老戏中的常见角色，官逼民反无代无之。洋人则是这片舞台上新出现的事物。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不同于历史上的匈奴和蒙古。他们穿着的不是肮脏的兽皮而是笔挺的西服，他们乘的不是草原马而是来去如风的舰船，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弓箭而是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他们不是在草原遭遇雪灾时才南下，而是如潮水一样不停地拍打着中国脆弱的海岸线，随时可能再次淹没中国。
怎么对付洋人，老祖宗并没有留下办法。
因此，一想到他们，与太平军对抗之中的曾国藩就睡不着觉。他在日记中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5)
曾国藩的国际观最初和绝大多数帝国官僚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天朝高高在上，外夷自应该俯首称臣。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他说：“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速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6)
这段话说明，他完全是以传统的士大夫的眼光来看待此事，除了发现“洋人船坚炮利”这一点外，没有看到他们与历史上其他蛮夷的区别。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是常见的事。比如明代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认为，如果中国整军经武，全力与战，早晚会扳回一局。因此这次战争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中国有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任何必要。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曾国藩仍然认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7)
直到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还对左宗棠说，与洋人不是不可一战，关键是选好将帅。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将帅不行，所以失败了。这次如果要罢和主战，必须有一批靠得住的将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8)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让曾国藩的想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这次战争让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极其悬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并没有举全国之力，特别是没有动用清朝视为根本的骑兵力量。而这一次，僧格林沁是朝中最能战的亲贵，所辖又是大清最精锐的满蒙骑兵部队，在洋人的军队面前，仍然如同以卵击石，败得一塌糊涂。“大清王朝赖以立命的骑射之本被无情地动摇了。八里桥之战，清军集中优势骑兵向英法联军发动冲击，却在对手的枪炮打击下如同撞上铜墙一般，马步队损失惨重，损失数千人，大溃而归，相比之下，英法军队的损失却微乎其微……死掉的仅5人。”(9)曾国藩发现，大清军队面对洋人武装，如同幼儿面对成年人，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种差距并不是决心、勇气、“良将帅”所能弥补的。
曾国藩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10)。遇事喜欢深思，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他，开始日夜思考洋人的武装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大，那些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其次，这次战争更让曾国藩发现，这些洋人不光是武器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蛮族不同，他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的文明水平也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那些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京城，通常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些洋人却并不这样。他们虽然野蛮地焚烧和抢劫，但只是烧了皇帝的别墅，也就是没有太多政治含义的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没有动。
这当然不是随机的选择，而是有明确的含义。这说明，洋人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他们所志，一是通商，二是要清王朝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往。
更令曾国藩意外的，是外国人在结束战争之后，立刻提出，可以帮助清王朝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并且迅速付诸行动。沙俄赠予清方“一万支来复枪及附件和五十门大口径大炮及炮弹”(11)。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上海正式成立“中外会防局”，英、法军队直接参与对太平军作战，其后帮助清政府收复宁波。后来英法等国又在华组成“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等混合部队，与湘军淮军一起作战。这更证明洋人确实想维持大清王朝的统治。
后来曾国藩说，外国人“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此大者而怨其小者”(12)。
其实在此之前，曾国藩通过“一件小事”已经感觉到这些洋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是得继续进行，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管理时收到的税款七十余万两白银，移交给清政府。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13)
清政府事后脑洞大开，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从此开始由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但是清朝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完全出于被动。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如果能按“外国制度越来越划一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并不一定由英国人来管理，“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以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为例，说他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当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来到北京，与恭亲王奕
具体谈到海关改革时，“恭亲王与赫德谈了一些中国官场上极为敏感的话题。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14)。
外国人将七十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一举动让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赞叹道：“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廉明有效，收到的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的多两倍甚至三倍：“即令沪、镇、浔、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我国令管关者，一体稽查，一体呈验，正税，子税，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15)
这些事情，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他们有自己的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
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者素称恭顺”(16)等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的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的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治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
特别是在拿下苏州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的一万两白银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这件事让曾国藩对外国人的行事风格有了更深了解。
2．师夷长技以制夷
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首先，他认识到，洋人的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天或者说造物的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17)。这意思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一样被消灭或者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中，李兴锐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一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猝灭，诸将不可常恃。且谓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困心衡虑，未可轻率开衅也。”(18)
既然如此，那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必须积极主动地研究外情。
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在鸦片战争之后，曾穷数年之力，写成《瀛寰志略》一书。这本书按地理脉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及各种文明，并且摒弃了以往士大夫们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偏见，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因此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有些离经叛道。比如对于美国的总统制度，书中做了如下介绍：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
美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曾国藩刚开始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爱国官员”一样，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徐继畲“张大英夷”，把洋人说得太好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开始认真研读起这本书来。自己看完之后，他还将此书寄给他的好朋友刘蓉看。1867年回到两江，他又将《瀛寰志略》仔细阅读了两遍。
除了阅读书本，他还努力接触能接触到的西洋事物。1867年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国藩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非常喜欢，特地在总督府中造了三间大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可以随时察看。这对花钱节俭的他来说堪称豪举。
通过不断研究，曾国藩对西方地理学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同治九年（1870）三月，曾国藩在致一位研究世界地理的友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说：
大约海外地形当以洋人之图为蓝本。洋人于地舆之学既所究心，所至又多经目验，惜其文字不能尽识也。若得熟识西字者与之往返商定，或遇西土之有学者，从之访问形势，考核字体，必能有益此书。至于中国诸儒之书，率皆悬度影响以自炫于华人而已，不足据依也。(19)
也就是说，世界地理这一块，还是洋人权威。可惜我们不识洋文。如果通西文，能够与西方学者深入探讨，肯定对你写好这本书有帮助。中国学者所写的这方面的书，水平太差，只能用来唬唬国人，不足为据。
曾国藩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西方的军事秘密。早在刚刚署理两江总督时，他听说上海有一艘破旧洋船，就想买来先试用：“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土只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驶安庆一带，就近察勘使用，督令楚军水师将弁，预为练习。俟明年洋船购到，庶易收驾轻就熟之功。”(20)只是朝廷并未回复，所以没有下文。
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国藩用五万五千两银买了一艘“洋船”，亲自上船考察。虽然仓促之间，曾国藩对轮船的“火激水转轮之处”，即蒸汽轮机及传动装置，没有看得完全明白，但他在日记中赞道：“无一物不工致。”(21)
除了地理学和军舰，对其他西方事物，他也感兴趣。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到上海考察，看到丁日昌送的“洋镜内山水画图”，感觉“甚为奇丽”。第二天他还专门参观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的住处，与军事工业之外的其他西方物质文明有了直接接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初出门，至洋泾回拜法国领事白来尼，倾诚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预为腾出，引余与中丞、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玉宇琼楼，镂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殆不及也。”(22)
在深入研究外情的基础上，曾国藩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深化并升级。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已经开始了“师夷长技”的过程。早在创办湘军水师之初，曾国藩就非“夷炮”不用，水师非船炮齐备不出，最后终以重金派专人从广东购来大量洋炮，并克服重重困难把它安装在炮船上，很快将千里长江控制在湘军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师夷智”不能停留在购买使用西式武器阶段，而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西式武器背后的秘密，也就是进入学习掌握西方科学和技术阶段。只有把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与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战而胜之的可能。
而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外国人居然肯主动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按照传统的东方式思维，军事科技是洋人的命根子，洋人肯定会视若珍宝，绝不外泄。但是洋人却愿意以贸易等方式，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武器，并且倾囊教授使用之法，这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和兴奋。“武器装备是一种极富政治性的商品……1860年后，随着条约利益的扩大，西方政府更是给予了清政府公然、直接的支持，大量供给清军新式装备，帮其训练军队，甚至直接派兵助战。”(23)
1861年8月，曾国藩在讨论购买外洋船炮时上奏说，对西洋武器，第一步是购买，第二步是研究其中的秘密，以便自己可以制造，这样，外国列强就失去了可以依恃的根本：
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24)
在当时地方督抚中，曾国藩是对兴办近代工业最感兴趣，也是最为努力的一人。湘军攻下安庆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洋式的枪炮弹药，并把试制轮船作为军械所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年，徐寿、华蘅芳就造成了一台轮船用蒸汽机。1862年7月30日，曾国藩应邀观看了蒸汽机的试验，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25)
曾国藩所看到的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动力机器。曾国藩最高兴的，是中国人也掌握了西方科技的核心秘密：“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二十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火轮船下水了。曾国藩的日记中说：
出门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计约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26)
曾国藩不顾深冬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八九里远，可见兴致之高。所谓“试造此船，以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那就是与西洋比肩匹敌甚至战而胜之的地步。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出自《商君书·画策》：“黄鹄之飞，一举千里。”不过事实上这条船毕竟是“处女作”，后来曾国藩发现它“行驶迟钝，不甚得法”(27)。
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掌握西方技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又建设了一个更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今天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之一上海江南造船厂，就是由当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发展而来的。
曾国藩对江南制造局非常重视。后来“剿”捻失利回任两江后不过一个月，他便奏请将江海关关税提交户部的四成，截留两成，其中一成用于李鸿章“剿”捻的军费，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的经费，以便扩大制造局的规模。
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制造轮船等事……岂可置之不办？再四思维，实有万难周转之势。查江海关洋税一项……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洋税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如蒙俞允，臣拟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28)
在国家财政紧张和平捻战争进行之际截留解部关税，是需要勇气的。因此容闳说：“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29)
同治七年（1868）五月，曾国藩赴上海视察江南机器局。他在闰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旋出门至机器局，观一切制造机器。屋宇虽不甚大，而机器颇备。旋观新造之轮船，长十六丈，宽三丈许。……计此船七月可下水。”(30)曾国藩参观了容闳等从美国购买回来的机器设备，看到了西式机器启动运行的过程，非常高兴。陪同视察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多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31)
同治七年（1868）七月，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造成下水了。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在彭玉麟的陪同下，亲自乘坐验看这艘轮船，发现它的性能远远超过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的小轮船。曾国藩非常高兴，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32)
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说：
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余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33)
曾国藩一直把制造轮船与“自强之道”联系起来，可见他致力于军事工业，不是为了平定太平军和捻军之类的内部敌人，而是为了对付洋人。这条船比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明轮蒸汽机兵船“清辉”号要早十二年。
曾国藩为官历来谨慎，但是在洋务运动上，他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经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1871年山东派员考察江南制造局，有意在山东设机器厂，曾国藩闻听非常高兴，说：“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34)
在他看来，军事工业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自强之本，是开风气，是源头。
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写信给他鼓励他大办军事工业说：“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35)
3．三个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只令曾国藩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也让他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通过这次战争，曾国藩形成了三个在当时相当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一是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
这听起来很奇怪。一直以来，不都是外国人欺负中国人，强迫中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把中国人当人吗？怎么还要求中国对外国人平等相待？
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36)这句话的前一半是事实，后一半不够准确。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然不肯承认自己与外国是平等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与外国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有一定关系。
中国古人的狭隘观念是只有中国人是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人”，文明的人，其他族类，皆介于人与兽之间。“夷狄异类，近于禽兽。”“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37)
因此，中国人和外国人，当然先天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任何外国人，到了中国，都应该进贡称臣。见了中国皇帝，都必须三跪九叩。乾隆年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到访，因为不同意给乾隆叩头，引起激烈的外交纠纷。后来嘉庆年间另一使团来华，皇帝得知他们不同意三跪九叩，干脆直接遣返。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签订《南京条约》。高级大臣见到条约内容，不痛惜中国割地赔款，却痛惜文中将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王并排平等书写。
清代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城市里定居。正如我在《饥饿的盛世》中已经写过的那样，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还不允许外出，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外国人乃蛮夷，商人又是四民之末，所以外国商人低人一等，不配如同中国人那样住在城里。
洋人当然对此感觉不爽。洋人倒不是非要到拥挤的城市里去生活，“入城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他们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因此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专门有一条是规定外国人从此可以进城居住。“英方要求入城，其目的是无形的而不是有形的，更侧重为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一面。”(38)
然而，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的唯我独尊意识仍然没有丝毫撼动。大清臣民拒绝履行这一条约。割地赔款都履行得很痛快，但是偏要在这个细节上抵抗外国人，就是不让你进城，就是不想承认你和我们是平等的。这样才能发泄我们心中积累的郁闷。所以当英国人提出要到广州城内居住时，广州民情汹汹，群起反对，掀起所谓“反入城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让外国人进城住。朝廷对此也坚决支持，导致外国人迟迟不能进城。
英国人为此事交涉了十年，也没有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是英人的借口之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最令大清君臣感觉耻辱的，也不是国家利益的具体损失，而是其中关于外国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
按照我们今人的理解，国家之间互派公使，也是国际惯例，象征着各国关系平等，没什么不可容忍的。但是大清君臣却不这样想。可以想见，这些外国公使肯定会拒绝在咸丰皇帝面前下跪。这令年轻的咸丰恐惧万分。为此他不惜撕毁条约，选择继续作战，来阻止外国公使的脚步。结果是更惨重的失败，更大面积的割地。
总之，当时中国人对外观念的一个心理症结是无法接受洋人是和中国人平等的“人”，仍然一厢情愿地判定他们是低人一等的半人半兽的生物。
曾国藩虽然早年也曾经认为洋人“性同犬羊”，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却已经完全改变了观念。他认为，外国人也是人。是人，就要用对待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不能用对待野兽或者牲畜的办法。
早在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曾国藩就写信给他说，要把儒学“忠信笃敬”思想运用到外交上。他援引孔子的话：“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
曾国藩用的是古话，表达的却是新观念：要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平常的观念，在当时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革命性的观点。
曾国藩认为，不用智商特别高就会明白，你不可能强迫一个比你强大的人给你下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知狂妄应该被打破了。很明显，我们无法再按藩属之礼要求洋人，和他们只能行“敌国之礼”，即平等之礼。这是符合近代交往规则的。“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39)“不绳以礼法，不待以藩属，徒见朝廷之大方，未必有损于国体。”(40)
今天绝大部分人中国人应该会认同曾国藩的观点，然而在当时，敢于提出这些看法是需要勇气的，搞不好会很容易被骂为汉奸。
曾国藩第二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是诚信外交。所谓诚信外交，就是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
这听起来也很奇怪。外交当然要讲信用，这还用强调吗？
然而当时的大清臣民并不这样想，因为中国人历来处理外交，并不以“诚信”，而以“羁縻”。
什么叫羁縻呢？
“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也就是说，是一种对付牲畜的工具。《史记》说：“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羁縻之道”的出发点是蛮夷非我族类，因此跟他们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以权宜、权术来笼络糊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41)
因此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君臣对付外国人的手段，一直是“羁縻”，或者说糊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然而道光皇帝认为这个条约并不可怕，他的算盘是以此条约“暂事羁縻”，以后时势如果变化，可以随时不作数。不光是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大多是这样计划。比如叶名琛就说“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42)。
因此，在《南京条约》的执行过程中，清政府并不特别认真。广州市民掀起反入城斗争，地方官当然也坚决支持。不过地方官的应对手段不是公开反对，而是“糊弄”。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说，要做通广州市民的工作非常难，要给他时间。多长时间呢？两年。为什么是两年呢？因为此时耆英已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正常的话两年后极有可能已经调往京师。正如他的谋士所说：“缓以两年，此两年中公早内召，可置身事外矣。”(43)到时候这个麻烦事将由后任处理。
两年之后，认死理的英国人再次提出兑现约定，那时的两广总督果然已经不是耆英，而是徐广缙，他毫不考虑耆英已经同意在先，而是果断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道光皇帝览奏对徐广缙的“爱国”情怀感到非常欣慰。他批示说：“英夷进城之约，在当日本系一时羁縻。……前经降旨暂准入城一游，亦不过权宜之计。”(44)表示同意徐广缙的意见，继续找各种借口，不让英国人入城。
洋人是坏人，所以糊弄洋人就是爱国，在道义上没什么不对的。
但是洋人似乎不太好糊弄，他们虽然被中国人界定为半人半兽，但智商似乎并不差，而且性格很执拗。后来中国负责办理外交的官员曾经抱怨地说：“洋人性多坚执。”(45)老外的性格是非常较真儿，爱认死理。进城这个并不是很大的事，他们就是不罢休。
1854年，道光皇帝已经去世，坐在皇椅上的是年轻皇帝咸丰。英国人又一次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要明确进城的时间。叶名琛是近代著名“爱国官员”，更是把“羁縻”方针运用到了极致的“高手”：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时而闭户称疾，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件要事不置可否。
两年之后的1856年，自认为受尽愚弄的英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英国炮艇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英国人又纠集法国人北上天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天津条约》的过程，更是充分体现出清政府的“羁縻”原则。咸丰皇帝在签约过程当中多次反复，和战不定，甚至公然宣称：“自古要盟不信，（以前答应的条件）本属权宜。”(46)也就是说，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是无效的，所以和鬼子们签约，只是退兵之法而已。大臣们更是如此。在《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当中，为了迅速完成任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竟然这样对皇帝说：“此时英、佛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实凭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47)
在天朝大臣的眼中，条约不过只是数张“废纸”，并不会对天朝构成束缚。但是洋人却感觉非常愤怒。后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指责中方外交人员总是进行欺诈外交：“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实据，和局就要裂了。”还指责中国“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48)。
也许很多读者认为我大清君臣的做法合情合理。确实，在敌人的暴力威胁下签订的条约，肯定是“不平等条约”，我们没有去侵略你们，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从道义上，我们理直气壮。但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条约，对待手里握着强大武器的敌人，后果有点儿严重。
等到外国人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之后，咸丰终于慌了。1858年，他不得不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结果从此之后，外国人不但可以随便进城，而且还可以派公使进驻北京。除此之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十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中方同时须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俄国人以“调停”有功为名，逼使中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为此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百年近代中国史，丧权辱国之条约莫此为甚。
因此有人总结当时外交人员的办事风格不外两个字，一是怕，一是磨：
世上现有两等人。一等人看得洋务极怕，似乎洋人全不讲理，只能事事答应。一等人总以洋人为外国，一句话都听不得。此两等人皆不知洋务者也。又有两等人。一则明知外国富强，中国不敌，偏要说好看话，不但不怕他，还要胜过他。一味大话，欺哄上司。一则洋人来商量的事，明知可行，偏要说不行。今朝磨明朝磨，不问自家曲直，也不问外国是非，一味推三阻四。逼得洋人气了，仍然答应，还要自己夸口，说幸尔（而）磨挨，若是快允了，还不止此呢！至死不悟，真真无法。(49)
而曾国藩却反对这样做。他曾经对朝廷说：
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50)
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对外谈判中，应该像君子一样，首重信义。能答应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定不移。不能学市井商人的手段，让人看不起。
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因为“羁縻”外交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曾国藩渐渐形成了诚信交往的思路。
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51)
他在另一封信中，又一次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52)
诚信外交的一个基本点，在于坚守条约。至少在没有实力之前，应该遵守条约：“惟目下一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53)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外人为是。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姑事昆夷，以期駾喙而已。”(54)
他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守约：“惟洋务宜守条约，乃有准绳，不致失信于外夷。平居无事，则大小各官勤廉自励，求所以自强之道。久之政通人和，上下一心，正气盛而邪气自衰，外夷慑服，亦不敢多所要求也。”(55)
坚守合约，第一，你力量不如对手，你越使诈，结果只是自己越倒霉。“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56)遵守条约，不再招打，能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起码能获得喘息之机，以利于自强。
第二，条约约束的不仅是中方，也有对方。坚守条约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列强的要求超越条约范围，我们就要以条约来坚决拒绝：“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57)也就是让他们把侵略步伐限定在条约之内，而不能无限索取。
第三，只有通过诚信外交，才能与西方各国进行正常往来，以便于从西方各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师夷长技以制夷”。
除了诚信外交外，曾国藩还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的观念：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争里子。不要争小处，而要争大处。
这也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得出的教训。我们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过程中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有咸丰皇帝最怕的一条也就是外国派公使进驻北京。所以他毁掉了这个条约，选择继续战争。
不过一开始，咸丰并没有下定再开战端的决心。他曾经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到了一条“万全”的妙计。什么妙计呢？用钱收买洋人不进京。
洋人不是好利吗？我堂堂中国，好义不好利。外国人说以后还要商谈降低关税之事，干脆，我大清帝国所有关税都不要了，换他们别到北京来，这总可以吧？
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所许各项，自可全行罢议。”(58)
如果这样，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设关税的国家。这实在是人类史上一个创举，如此一来，中国经济也很快就会全部崩溃。“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
孟森评价说：“若使当时桂良遵旨请求，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洋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挢舌者。”(59)
咸丰做出这个决定，可谓下了血本。因为当时经济形势非常紧张。早在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消耗巨大，内务府存银一度只剩下了四万一千两白银，仅仅可以勉强支持皇室开支。(60)而此时清政府的海关年收入已达到数百万两，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但是他却仍旧毅然决然地要以“全免关税”来换取不见外国人。
可以想象，如果此议提出，外国人肯定会同意，这笔利益实在太巨大了。但是大臣们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皇帝脑洞开得如此之大。他们纷纷上奏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国已不国，“务以尊崇国体为先，尤以收回利权为要”(61)。大臣们还是据理力争，因为此事太儿戏了。他们说，全免关税后果严重，“胥天下之利柄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62)，保住关税这一实际经济利益高于公使驻京带来的朝廷颜面受损。
大臣们的反对令咸丰帝非常恼怒，朱批骂道：“未见该夷，何以知其势必不行？薛焕真贼之行径也。”(63)但是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咸丰皇帝似乎也明白了取消关税确实会造成国将不国，只能最终取消了这一想法。为了不见外国人，他只好继续作战，最后导致北京被占，自己北逃。
宁可国家经济崩溃，也要保住皇帝的面子，咸丰皇帝的这个构想典型地体现出传统外交对“面子”的热爱。
曾国藩对这一思路却坚决反对。曾国藩通过近代外交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个观点。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写的神道碑中总结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64)也就是说，面子上的礼仪上的事，可以让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不能让步。
用曾国藩奏折中的话具体地说：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来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
至请觐、遣使、开拓传教三事，臣派员赍京册内，皆未议及。伏查康熙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召见俄人尼果赉等，其时仪节无可深考，然当日与俄罗斯议界、通市，实系以敌国之礼待之，与以属藩之礼待高丽者迥不相同。道光、咸丰以来，待英、法、米三国，皆仿康熙待俄国之例，视同敌体。盖圣朝修德柔远，本不欲胥七万里之外洋而悉臣服之也。拟请俟皇上亲政以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
遣使一节，中外既已通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论者或恐使臣之辱命，或惮费用之浩繁，此皆过虑之词。(65)
也就是说，和外国人谈判时，要力争商业利益，保护国民生计。至于公使驻京之类的事情，尽可同意，因为于中国实利无损。当初康熙年间，接待俄罗斯使臣，具体礼仪如何没有记载，但是与俄罗斯谈判边界等事，显然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行为。现在时势变异，更不可能指望欧美诸国甘当我们的藩属，因此应该以平等地位对待他们。
曾国藩关于外交的另一句名言是“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地方要拼死相争，但是不应该在入不入城之类的小事上纠缠。所谓：“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66)“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宽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67)
什么是大事呢？事关国家主权的事，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才是大事。在对外交往中，曾国藩非常注重对国家主权的维护。
1861年，在恭亲王奕的主持下，清王朝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当前可用于平定太平天国，日后则可以成为“帝国海军”。曾国藩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可以通过此举掌握西式舰队的作战技术。
曾国藩向奕建议说，要由中国人做舰队统帅，邀请外国人出任副手，同时挑选中国军人上船学习作战。每艘军舰上用三四名外国人作为教习，其他岗位都要用中国军人。开始以洋人教中国人，后来要做到以中国人教中国人，把军事技术完全学到手，把舰队也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始则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68)
总理衙门具体委托给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去办理。李泰国是一个长期混迹于中国的英国人，资深外资官。此人办事效率很高，很快从欧洲采购了数艘军舰，驶抵中国。
然而令奕等人吃惊的是，到来的不仅是军舰，还有军舰上大批金发碧眼的洋人。李泰国虽然是一个“中国通”，但向来在中国人面前飞扬跋扈惯了，一贯以中国政府的太上皇自居。他在英国居然擅自代表清政府聘请了一个叫阿思本的英国军官做这支舰队的司令，由阿思本挑选了600名军官和海员组成军队，并且规定船上只用洋人，不用中国人。他说这样才能保证舰队的战斗力。
消息传来，天下大哗。要是这样，这支舰队还能叫大清海军吗？总理衙门当然表示反对。但是李泰国极其强硬，称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就立刻将这支舰队解散。这样一来，不但中国建立海军的计划夭折，而且变卖军舰肯定要损失折价，清方还要付给李泰国雇来的众多外国军人遣散费，里里外外一算，一百七十万两白银的船价，至少要损失七十万两。
总理衙门一下子没了主意。事已至此，到底怎么办？是让外国人主掌中国海军，还是认倒霉退回军舰？尴尬之中的奕等人只好致函在战斗一线的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等湘军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
曾国藩的态度十分鲜明。他说，必须由中国人指挥这支舰队，“中国兵权不可假与洋人”，中国政府对这支舰队的主权不容谈判。中国购买这支舰队的初衷“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购船者云，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斯船之主也”(69)。
舰队是中国花钱买的，且订有合同在先，那么就必须按中国人的主张办。如果实在谈不妥，不如退回这支舰队，损失点儿钱是小事，国家主权不能受侵犯。所以他回复了一句很坚决的话：“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万之用款，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70)
将数百万金钱视为秋毫，曾国藩的话听起来有些荒谬，实际上他的本意是要坚定朝廷防止洋人染指中国军事大权的决心，也是给进退维谷的奕以下台的台阶。最后朝廷痛下决心，将英国军舰、水手全部退回，坚决撤销李泰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最后虽然白白耗费了66万多两白银，但是在曾国藩等人的坚持下，中国的主权没有受到损害。
曾国藩更多的外交实践，我们要留到天津教案一章中去介绍。
(1)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82页。
(2)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87页。
(3)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05页。
(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88页。
(5)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12页。
(6)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60页。
(7)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
(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677页。
(9) 兴河：《天朝师夷路：中国近代对世界军事技术的引进（1840—1860）》，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422页。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663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36号〉）》，中华书局，1978年，第38页。
(12)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89页。
(13)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373页。
(14) 王宏斌：《赫德爵士传—大清海关洋总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第37～43页。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48页。
(16)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618页。
(17)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56页。
(18) 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7·日志·地方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
(19) 《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181页。
(20)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187页。
(21)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54页。
(22)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47～48页。
(23) 兴河：《天朝师夷路：中国近代对世界军事技术的引进（1840—1860）》，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423页。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186页。
(25)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306页。
(26)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5页。
(27)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13页。
(28) 《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407页。
(29) 容闳：《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30)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47页。
(31) 容闳：《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32) 《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85页。
(33)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14页。
(34)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628页。
(35)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550页。
(3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7页。
(37) 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上，岳麓书社，2009年，第298页。
(38)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9～120页。
(39) 《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582页。
(40)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261页。
(41) 严可均辑，金欣欣、金菲菲审订：《全后魏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6页。
(42) 《叶名琛奏复英美要求三款实为无厌之求及法使来津意在庇护教士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413页。转引自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第169页。
(43)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8页。
(44)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清实录广东史料》四，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422页。
(45) 《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40页。
(46) 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第2270页。
(47) 蒋廷黻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98页。
(48) 蒋廷黻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49) 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第338～339页。
(50) 《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581页。
(51)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52)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1页。
(53) 《曾国藩全集·奏稿》5，岳麓书社，2011年，第378页。
(54) 《曾国藩全集·书信》8，岳麓书社，2011年，第156页。
(55) 《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792～793页。
(56)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第109页。
(57) 《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806页。
(58) 《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此次前赴上海应照原定办法妥办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23页。
(59)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中华书局，2006年，第614页。
(6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19页。
(61) 《桂良等奏拟请将全免人口税课一节暂缓宣布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130、第1131页。转引自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
(62) 《何桂清奏利柄必应收回税则不可轻免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133页。转引自李育民：《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第151页。
(63) 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5页。
(64) 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曾文正公神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65) 《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581～582页。
(66)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111页。
(67)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570页。
(68) 《曾国藩全集·奏稿》5，岳麓书社，2011年，第377页。
(69)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91页。
(70)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