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与接班人李鸿章共同“剿”捻

1．妙手：裁湘留淮

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三日，正忙于两江事务的曾国藩突然接奉上谕，北上“剿”捻。

原来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北方黄淮一带也兴起了捻军起义。这一起义一开始对清王朝威胁不大，因为“捻匪本无大志，其意专以掳掠为生”⁽¹⁾。他们保持着“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习惯，乡土观念严重，组织也不严密。

然而太平天国被绞杀后，原本的配角捻军却异军突起，驰骋于黄淮流域，横扫千军如卷席。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率领部分太平军残部加入了捻军，对捻军进行了重新整编，在战斗中大量获取敌人的马匹、装备，逐步改步兵为骑兵，建立起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以大规模运动战对付敌人。改编后的捻军，连骑逾万，急如狂飙。

负责“剿”捻的本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他急于求成，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想一口把捻军吃掉。捻军故意避而不战，拖着他兜圈子，然后抓住时机，设下伏击，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将僧格林沁包围后杀死于麦垅地中。满蒙贵族最后一根柱梁摧折，朝廷四顾无人，遂急命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督军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

拿下天京之后，为了解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曾国藩已经裁撤了大部分湘军，自剪了羽翼。剩下一点湘军余勇，“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²⁾。

那么怎么办呢？难道如同当初创建湘军那样再从头练一支军队出来吗？

这倒不用。

做大事的人至少要看出三步。当初曾国藩在大规模裁撤湘军的时候，留有后手，那就是“裁湘留淮”：他虽然将手中的湘军遣散，但是却保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所部的淮军。

军权是决定国家走向的关键权力，有没有这个权力，对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虽然裁撤了湘军，但是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完全放弃了这份权力。保留淮军“以济湘勇之穷”，可以让湘系集团继续稳操兵权，从而保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决定性地位。

当然，把军事重心由湘军转移给淮军，也就意味着李鸿章是曾国藩在部下中最器重也最信任的人，否则这支淮军他将来调度不动。换句话说，曾国藩已经选定李鸿章做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曾国藩为什么会在名将如林的湘军集团中选择一个非湖南籍的李鸿章做接班人呢？

2．曾国藩的人才大计：塑造李鸿章

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培养人才。

晚清政治环境压抑，人才凋敝已极。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咸丰刚刚登基时，曾国藩上的《应诏陈言疏》就指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³⁾

曾国藩一生对人才问题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天下兴衰的关键：“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⁴⁾并说善于审视国运的人，“睹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⁵⁾。因此选拔、培养人才是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⁶⁾

曾国藩还有一个颇为“唯心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社会，整个风气都受居于高位的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心性品行的影响，换句话说，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⁷⁾“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⁸⁾

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兴起洋务运动的同时，曾国藩还致力于培养“正人”，以为“种子”，来挽回天下颓风。他对胡林翼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寄公缄中种火之说也。”⁽⁹⁾“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借以图报国者也。”⁽¹⁰⁾他在家书中也说，“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¹¹⁾。

因此曾国藩一生为人才培养事业倾注了大量心力。我们在这一章中就以李鸿章为例子，展开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颇早。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因此年轻时曾入都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文章。李鸿章文笔出色，“每落笔，藻采纷披”⁽¹²⁾，颇得曾国藩青眼。曾国藩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敏有识，进取心极强，将来必有可观。曾国藩后来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¹³⁾李鸿章二十四岁中了进士，并和当年曾国藩一样进入翰林院。

李鸿章

李鸿章身高在1.82米到1.85米之间⁽¹⁴⁾，眉宇间精明外露，一望而知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他功名心极强，而且从不屑于掩藏这一点，在他的早年诗作中，“欲封侯”“梦封侯”“登鳌顶”“入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比比皆是。太平军兴，安徽沦陷，他以翰林身份回到家乡办理团练。“不做翰林做绿林”，希望以军功迅速获得升迁。

然而真正接触军事之后，李鸿章才发现打仗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他在安徽“宛转随人”，“浪战”数年，没有成绩，只好于咸丰八年（1858）投奔曾国藩大营。

一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李鸿章就发现这里很特殊。首先，曾国藩的幕府规模很大。所谓幕府，即幕僚班子或者说助手班子。一般官员的幕僚，不过数人数十人，而曾国藩身边，盛时保持着一二百人的幕僚队伍。容闳回忆同治二年（1863）秋他在曾氏幕府：“我在总督大营大约住了两个星期……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最少有二百人，这些来自各地的人都是为了各种目的聚集于此。除了幕僚（不少于一百人）而外，还有候补官员、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等；总之，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¹⁵⁾

朱东安在《曾国藩幕府研究》中认为曾国藩幕僚先后共有四百二十一人；凌林煌在《曾国藩幕府宾僚探究》中统计，幕僚总数前后共为四百九十七人。

当然，曾氏幕府的特殊不只在于其大，更在于它很像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中主官与幕僚的关系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¹⁶⁾也就是说，他在幕府中对待下属，就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¹⁷⁾

确实，曾国藩是把他的幕僚们当学生看待的。我们从曾国藩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即便在戎马倥偬之中，曾国藩也按期在幕府中组织考试，一般是每个月两次，方式是曾国藩出题，让幕僚们作文。然后他像老教师一样，在深夜批卷。同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曾国藩给他的二十多名幕僚出了一道“策问”题，同时还让每人拟一道告示。事见曾国藩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日记：“夜接课卷二十余篇，盖初六日余出策题一道，拟告示一道，令忠义局及各员应课，至是始交卷也，粗阅一过。”⁽¹⁸⁾

为什么要把幕府办成学校呢？这是曾国藩的人才战略决定的。

要办大事，必须用可用之人。大清王朝到了晚期，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科举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废才，就是半成品。要想适用，就要自己动手，进一步陶铸。所以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备人才之库，也是陶铸人才之所。

曾国藩的人才实践，第一步是求才。他说，“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¹⁹⁾，而“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²⁰⁾。寻找人才，要如同饿鹰扑食，贪商求利：“采访如鸷鸟猛兽求食，如商贾之求财。”⁽²¹⁾他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贴出告示，“询访英贤”，广为访察，称“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²²⁾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曾国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²³⁾

所以李鸿章的到来，他非常高兴。

第二步是观察。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认真面试。李鸿章到来之前，曾国藩先寄给他三百两以安其家。到来之后，曾国藩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与他多次长谈，就是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他，看看他在数年军旅生涯中有没有什么长进。

要做到用之无误，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新人到来后，曾国藩通常都会让他们到前线去经历一段，一是让他们直观了解湘军的面貌，二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前线近期的情况，三是通过这种方式鉴别他们的能力。

李鸿章到来后不久，曾国藩就给了他一份任务，让他随同曾国荃率军自抚州进兵景德镇。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17日）曾国藩致书李鸿章道：

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²⁴⁾

这显然是在考察李鸿章的见识。

一般经过这两项考察后，曾国藩才会确定幕僚的具体工作：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

李鸿章是一个综合型人才，既能办事，又长于文字。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²⁵⁾因为身边正缺乏文案高手，曾国藩遂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

安排好工作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培养。曾国藩认为，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天生大才极少，中等以下人才都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²⁶⁾

他的教育方式，一是如前所述，进行定期考试，以批答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字水平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二则是通过谈话，也就是今日所谓面授。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六日日记：“阅《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未毕，二（二字乃洐文）及诸生呈缴功课，余教以‘诚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云云，反复开导。”⁽²⁷⁾

不仅经常找人个别谈话，曾国藩还利用吃饭这个大家聚齐之时，同大家谈古论今，表面上看是闲谈，实际上是向幕僚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读书心得。李鸿章后来回忆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²⁸⁾

李鸿章这样描述曾国藩在众弟子面前的老师形象：“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真被他摆布苦了。”⁽²⁹⁾

和孔子一样，曾国藩内心深处很热爱这个教师工作，甚至比做官还要热爱。曾国藩曾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便是“宏奖人才，诱人日进”⁽³⁰⁾。

也和孔子一样，曾国藩长于“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关于李鸿章入曾幕之初的情况，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的《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中专有一文，其中说：

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谂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天黎明，都要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有睡懒觉的习惯，对曾国藩大营中的这个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李鸿章到来之后，曾国藩整个早饭期间一言不发，直到吃完了，才说了一句话，说我大营所尚，只有一个诚字。意思是批评李鸿章“不诚”。李鸿章从此日日早起。⁽³¹⁾薛福成说，曾国藩此举是为了折折李鸿章的气焰。

晚年李鸿章更亲口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³²⁾

可见确有其事。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多。他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又一帆风顺，因此待人接物，经常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播弄之”⁽³³⁾。到了曾国藩幕府后，他自恃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经常不自觉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若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须再经一番磨炼，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折他的锐气。

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有不少“雄谋善辩”之士，如左宗棠、李元度等，口才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就经常有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士”的风采。比如咸丰九年（1859）八月初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让他听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

至于曾氏本人，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³⁴⁾。方宗诚在《柏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

公每日清晨辄起，食后行三千步。步毕乃治公犊。少奏疏批牍书札，皆手自为之，事毕则与幕友围棋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棋毕即读书两卷或三卷。有客至，随时召见。午后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为常，虽佳节时令无稍变也。

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荃公“每日盥毕，据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笃老未尝或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³⁵⁾。

可以说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真是从形似到神似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合肥俗语“打痞子腔”），在曾国藩面前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纶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³⁶⁾

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诨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³⁷⁾。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³⁸⁾他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³⁹⁾。

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⁴⁰⁾。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说：

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⁴¹⁾

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而曾国藩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材，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薛福成说：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人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⁴²⁾

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5人，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总督16人，出任总督30人次，巡抚28人，出任巡抚50人次。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最不济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⁴³⁾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

比如咸丰十年（1860），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指武汉。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明知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但是因为武汉的位置实在太重要，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1860）五月初十日上午，他和名将李续宜“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二时之久”，讨论思考了四个小时，没有结论。下午，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荃数言而决”⁽⁴⁴⁾。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决意不撤皖围之兵，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在曾国藩遇到的另一次重大危机，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中，李鸿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召集文武僚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各立一议。大多数人主张“入卫”。但是李鸿章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谓夷氛已迫，入卫实属虚名。六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⁴⁵⁾李鸿章建议用“拖”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事实证明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非常高明。

经过多年培训历练，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咸丰十一年（1861），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良机降临到李鸿章头上。这一年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乞师。⁽⁴⁶⁾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饷源充足。因为曾国荃不愿意承接这个任务，曾国藩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这件事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创建淮军。

创立淮军，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早在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就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编练淮勇的计划，打算以“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的方法编练淮军。他认为，淮北之人刚健勇悍，适合当兵。“以臣愚见，淮、徐等处，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之勇，但患无训练之人。……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⁴⁷⁾而这支军队，现在用于平定太平天国，将来可用于平定黄淮流域的叛乱。

得到这样的机会，李鸿章自然喜出望外。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有团练。同治元年（1862）灯节刚过，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

在京期间，曾国藩曾经教李鸿章作文。在幕府中，曾国藩又曾教李鸿章做人。现在，他又给李鸿章上了第三课，建军。这是曾国藩教授李鸿章的最重要的一堂课。他对李鸿章的文字能力非常放心，但是对他带兵打仗的本领有所怀疑。毕竟李氏在安徽数年，留下了“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

因此曾国藩利用一切时间，详细教导李鸿章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亲手为淮军制定营制营规。因为担心李鸿章急躁、傲慢、任性的性格误事，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淮勇一到，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一一加以考察。他担心李鸿章召集来的淮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因此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八营，供李鸿章使用，也是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陶铸淮勇风气。这样在淮军初创之时的十三营中，湘军班底实际占了主要成分。

同治元年（1862）三月底，李鸿章登舟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称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实可统带一军“驰赴下游，保卫一方”⁽⁴⁸⁾。

因此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十七天，即三月二十七日，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此就开府一方。

师徒两人分居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教与学。抵沪之后，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乞钧示”，“乞核示”。曾国藩则在信中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授。

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不出上海孤岛。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已极，根本不能用。更为复杂的是，上海的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部分是洋人。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共同防守，华洋杂处，形势复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⁴⁹⁾。

然而千头万绪中，李鸿章并未迷茫，因为出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送给他一条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临别赠言：“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⁵⁰⁾也就是说，军事是一切的根本。如果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脚跟，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的威信自然就建立起来了。反之，如果打不了胜仗，他再有手腕，也无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的首肯。

按照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投入战斗，而是积极“练兵练器”，苦练数月，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后，他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六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连战皆捷，解了上海之围，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与地位。这一战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

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还有如何处理洋务。

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枢纽，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⁵¹⁾，“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⁵²⁾。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他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十五日给曾国藩写信说：

最难者洋务。⁽⁵³⁾

二十一日又说：

与官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遥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将来接任后，此事必须斟酌。……鄙见分剿尚可，会剿有许多不便，洋人性急不可待，将若之何？敬求训示主裁。⁽⁵⁴⁾

曾国藩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的见解确实高人一筹。针对李鸿章的困惑，曾国藩指示他说：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一语，鄙人有复奏一疏暨复恭邸一书言之颇详，兹抄呈台览。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以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安相合。⁽⁵⁵⁾

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曾国藩指示他说：

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⁵⁶⁾

愿阁下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并遍嘱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吾辈心中有一分矜气，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不可不察。⁽⁵⁷⁾

对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表示谨遵不渝。“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⁵⁸⁾“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⁵⁹⁾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卓有成效。他说，因为他遵照老师指示，对洋人讲信义，所以洋人很愿意和他打交道：

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⁶⁰⁾

李鸿章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培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众超群。

李鸿章文笔优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别人怕事，他则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纶评价他：“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⁶¹⁾“任艰驭远，前古未有。……忌者益众，公一不屑意，履晦履险，若无其事。”

独当一面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

到上海不久，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有官吏，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吏治为之一清，很快就把江苏治理得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⁶²⁾。

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并且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武器，并向西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淮军在短时期内，“尽改旧制，更仿夷军”，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中跃居第一。

李鸿章在上海依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则通过李鸿章的表现更加认识到李鸿章的才华。应该说，李鸿章的表现远比他期待的还要出色。曾国藩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垣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⁶³⁾

李鸿章的才华是让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一位接班人来说，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有“德”。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侔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比如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⁶⁴⁾李鸿章仍不为所动，不放黄翼升走。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⁶⁵⁾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⁶⁶⁾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1863）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⁶⁷⁾的感谢之词。

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

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开花大炮”会攻天京。

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因此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一开始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⁶⁸⁾接着又提出部队需休整两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⁶⁹⁾

作为学生，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多次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将河墙战法进行到底

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恋权恋栈。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因为“非我不可”，别人都不如我。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培养。“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为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选替手。”⁽⁷⁰⁾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⁷¹⁾

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步，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

首先，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洋务的看法和见解，与曾国藩有高度共鸣。

其次，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见识不高，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左宗棠和沈葆桢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甚至决裂。相比之下，李鸿章在这些人当中综合得分最高。

最后，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十二岁，并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为人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刚强坚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体出了很大问题，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繁难，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更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现“封侯”之志。

当然，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曾国藩看得也很清楚。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也是曾国藩弟子，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拼命著书。”⁽⁷²⁾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⁷³⁾他是一个只能办事，不能传道的人物。然而人才无法求全，曾国藩说：“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⁷⁴⁾对李鸿章这些缺点曾国藩只能接受。

因此经过多年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裁湘留淮。当曾国藩把这一计划通报给李鸿章时，李鸿章是非常兴奋的。枪杆子就是权力来源：“兵制尤关天下大计。”因此他迅速致函曾国藩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并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唯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⁷⁵⁾。

现在，正如李鸿章所说的，“师门”曾国藩要“征调”这支保留下来的军队了。

曾国藩是一个凡事从长远筹划的人。早在他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的时候，就已经给这支军队预定了多年之后的“剿”捻任务。那时虽然是由僧格林沁负责“剿”捻，但是曾国藩认为此人头脑简单，战术单调，难以成事。湘军都是南方人，不耐北方寒冷气候，也不惯食面，而淮勇生长在北方，刚劲斗狠，正可以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寇之用”。因此淮军东下之初，曾国藩就告诉李鸿章，这支淮军现在的任务是平定上海方面的太平军，将来还会用来平定中原一带的捻军：“目下可使在沪、常、苏之合肥健儿慕义归正，将来可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⁷⁶⁾

然而淮军和湘军一样，都是基于个人恩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如同周代的分封制一样，将领们只效忠自己的直接领导。淮军虽然广义上说，是湘军的一个分支，但是这毕竟是李鸿章的军队，有着浓重的李氏色彩，曾国藩能否指挥如意，心里并没有把握。

因此曾国藩首先要解决的是淮军的指挥问题。

他去信试探李鸿章的态度，首先问淮军部下能否听他的指挥：“贵部淮勇铭、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谊，不识离苏赴齐，尚能心性相孚否？”其次是要求李氏兄弟中的“季泉、幼泉同往相助。祈阁下于竹报中一为劝驾”⁽⁷⁷⁾。湘军自认姓曾，淮军也一样，自认姓李。因此只有姓李的人协同指挥，他才放心。

巧的是，就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同一天，五月初四日，李鸿章也主动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虽然师徒二人不知道对方在这一天给自己写信，但是两信的内容竟然若合符节，李鸿章的信几乎完全是针对曾国藩一信所提问题的回答。可见师徒两人之心有灵犀，也可见李鸿章的明敏通透。对于恩师的心理，李鸿章十分清楚。他在信中对老师说，他准备把淮军中的三部交给老师指挥，同时他还打算让弟弟李鹤章随同曾国藩出师，帮助他协调诸将：“铭、盛、树三军共三十三营，计一万六七千人可供指挥。刘省三虽奉严旨敦迫，必须留置左右以备先驱。鹤弟前请开缺，如尚未出奏，应令随侍旌麾，少效犬马，藉可联络诸将。伏祈迅速缴调。鸿章奉命暂权督篆，事棘何敢固辞！所幸墨守师训，亦步亦趋，再随时随事请教，冀无颠蹶。”⁽⁷⁸⁾

他说，调拨给曾国藩的铭、盛、树三军均是淮军精锐，而刘铭传尤为“淮军特出之将”，他这样做是“以上驷奉吾师，以中、下驷留鸿章左右，设有警变，只有自将而已”⁽⁷⁹⁾。李鸿章的表态令曾国藩非常满意，看来这个徒弟比左宗棠、沈葆桢之流强过何止万倍！

然而，虽然得到门生的全力配合，曾国藩的“剿”捻进行得却不顺利。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人，他凭头脑打仗，而不凭血气之勇。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他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深知对以马队为主来去如风的捻军不能采取穷追战术。经过反复考虑，曾国藩制定了“河防”战略，也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办法打击捻军。曾国藩计划东以大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这三条河的河岸增筑木栅，挖土筑墙，择要分兵驻守，以压缩和限制捻军流动作战的范围，把捻军驱逐到角落里加以歼除。这是曾国藩一贯的“以静制动”的战备原则的新发展，目的仍是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⁸⁰⁾

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实施这个策略需要花很长时间，地方也不配合。主要原因是河南官绅反对设防贾鲁河、沙河，认为这是将捻军驱往豫西，是“以豫为壑”。河南方面出工不出力，堤墙一再倒塌，再三修补，勉强建成，质量又不过关。

186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河防堤墙建成约莫一个月光景，捻军大部队在河南省城开封以南十数里之地，“潮涌而至，抚标三营所守堤墙，当被冲破”⁽⁸¹⁾，轻易突破了建得不坚固的贾鲁河墙，向东奔驰而去，闯至豫东、山东，纵横驰骋，破坏严重。

河防崩溃，曾国藩当然非常忧灼。不过，对这一情况，曾国藩早有预料。早在建设河防之初，曾国藩就说过：“假如初次办不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⁸²⁾预想到这一策略一旦受挫，可能会招来政治上的攻击。

事实正是如此，朝野舆论物议纷起，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指责曾国藩靡饷两年（实际是一年五个月），捻势益张。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受御史参劾五次。清廷对他也失去耐心，一年之内，廷寄责备七次。同治五年（1866）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说：

接奉廷寄，有御史参劾之章，为不怿者久之。⁽⁸³⁾

曾国藩在朝廷和捻军的双重压力下，身体每况愈下⁽⁸⁴⁾，以至“病盗汗舌蹇之症”加剧。他感觉自己一个人不能支撑，遂决定调学生李鸿章前来做自己的助手。他奏请朝廷饬李鸿章驻扎徐州，负责东路，他自己则主控大局，仍然驻扎周家口，以当中路。⁽⁸⁵⁾

然而他没想到，朝廷竟然因此脑筋急转弯，计划让李鸿章来取代他。不久之后，曾国藩接到寄谕，令曾国藩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鸿章署理。

这实际上是让曾国藩把兵权交给李鸿章。这颇出曾国藩意料。

如前所述，河防的大方向是对的，虽然初次遭到失败，但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所致，并不是防河之策本身的错误造成的。他需要的只是时间。

但是清政府却不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这个决定，是慈禧做出的。朝廷现在已经不是慈禧和恭亲王联合主政，而变成慈禧一个人专政。

原来同治四年（1865）三月，就在曾国藩出征前不久，慈禧在朝中发起了一场“小政变”：她亲拟诏旨，革去恭亲王奕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使。

祺祥政变之初，慈禧没有自己的势力，也不熟悉政务，所以把国家大事几乎全权委托给奕。奕明敏有才，因此军事大事布置得井井有条，出现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然而慈禧翅膀硬了之后，压抑不住争权夺势的本能，故有此举。

慈禧此举扭转了祺祥政变以来蒸蒸日上步入正轨的朝局。后来虽恢复了奕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议政王的称号却从此取消，再也没有恢复。“尤为重要的是，经过这次打击，奕在那拉氏面前完全屈服下来，处处谨慎，遇事模棱，不敢轻易表示异同，在统治阶级中的威望和影响也渐趋衰微。”⁽⁸⁶⁾

朝局因此渐渐走向平庸昏乱。在曾国藩“剿”捻期间，慈禧经常瞎指挥。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更以治病求医为喻，对此痛下针砭：

夫未病之时，桓公遇扁鹊，弗之信也。既病之后，又委诸庸医，施治失序，针药杂试，攻伐溃乱，乃别求一新医而试之。则疗治之疾徐甘苦，宜一听新医家主张，而他人不得道谋。乃病家之妇孺臧获，竟欲掉舌伸指，指麾新医，使听命焉。虽俞、扁亦难为功，况智识短浅不如俞、扁者乎？⁽⁸⁷⁾

信中之“新医”，乃曾国藩自况，而病家之指手画脚的“妇孺臧获”，则影射太后、小皇帝与其周围的奴才们，厌烦之情，溢于言表。慈禧小政变之后，曾国藩对她一直表现出一种反感情绪。

慈禧和咸丰一样，对军事一贯是急于求成，对僧格林沁如此，对曾国藩依然如此，一有挫败，就想换人。因此才有曾李互易之举。这就让做事一贯坚持到底的曾国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

李鸿章北上之时，朝廷并未指明由何人接任两江总督。朝廷的上谕要求曾氏病愈后上京陛见，实际上含有另行安置之意。

李鸿章接旨后，即递上奏折，强烈建议曾国藩回任，因为“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恐”⁽⁸⁸⁾。自己在前督师，曾国藩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若接替人选不当，诚恐呼应不灵。因此朝廷遂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国藩不愿意这样做。曾国藩自己的想法，是以散员“留营以维系军心”⁽⁸⁹⁾，与军事相始终。曾国藩是一个做事追求有始有终的人，既然“剿”捻，就一定要坚持到最终胜利。劳师无功，遽回本任，在职位上与昔年学生彻底对调，一时之间无论面子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承受。无奈朝廷坚决不准他以散员留营，他只得黯然南返。

左宗棠闻听此事十分高兴，并且放出口风：“湘淮暗分气类，即从大帅分起。”⁽⁹⁰⁾希望挑动曾李矛盾。朝野上下也出现很多传闻，说曾国藩“剿”捻失败，是因为他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李鸿章经常干预和掣肘，导致曾国藩指挥不灵。

虽然在回任之时心情确实不愉快，但是作为一个有胸襟的政治家，曾国藩内心明白李鸿章是最适合接替他的统帅人选。曾国藩写信给朋友，对左宗棠的说法予以澄清，并致信李氏兄弟，让他们不必心存芥蒂。针对李鸿章初出师不利遭遇言路弹劾的局面，曾国藩坚定地表示：“如有大风波，仆自分任其愆，必不使（李鸿章）独当其咎。”⁽⁹¹⁾

交卸钦差大臣关防后，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特意说明：

淮军入鄂，请弟殷勤款待，视之如一家眷属。盖年余以来，诸军虽未立大功，而其听我之话，与听少荃之话实无以异。弟若隔膜视之，则将领或疑我平日之不诚。⁽⁹²⁾

回到两江之后，虽远在千里之外，但曾国藩的心仍然悬在“剿”捻战场上。曾国藩对李鸿章全力支持，自始至终为李鸿章积极筹饷献策，尽心尽责。他诚心诚意希望李鸿章能尽快把“捻匪”荡平，因为不管是“曾家”还是“李家”，在他看来都是一家。湘淮一体，曾李一家，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他对李鸿章说：

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危，阁下危，则仆累卵也。⁽⁹³⁾

李鸿章接任之后，军事进展也并不顺利，一开始连遭惨败，张树珊败死，成大吉军哗变，号称劲旅的刘铭传军几乎被歼。曾国藩心情十分沉重，对赵烈文说，这一段时间，“各帅均被斥责”，“辞气严厉，为迩来所无。少帅（指李鸿章）及沅浦胸次未能含养，万一焦愤，致别有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且大局如此，断难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他在讲这些话时“神气凄怆”，致使能言善辩的赵烈文都感到“无以为慰”⁽⁹⁴⁾。

不过事实证明，李鸿章毕竟是可以信赖的杰出人才。他接手“剿”捻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利用河流的天然障碍，重点设防，布置关锁，采取坚壁清野政策。“以静制动”，“觅地灭贼”，力图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河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收获成功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不过李鸿章此时年富力强，头脑更为聪敏灵活，在战术上，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结合得更紧密，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因此他领兵一年多后，就把捻军镇压下去。

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湘消淮长、曾李瓜代的过程。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13页。

(2)　《曾国藩全集·奏稿》8，岳麓书社，2011年，第328页。

(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

(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677页。

(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39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

(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38页。

(8)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223页。

(9)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94页。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701页。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

(12)　《李伯元全集》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1页。

(14)　美国学者福尔索姆说，李鸿章的身高“至少有六英尺”，六英尺合1.83米。见过李鸿章本人的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说：“李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六英尺四英寸以上。”六英尺四英寸合1.95米。学者翁飞认为，综合李鸿章现在留下来的全身照和一些史书的描述，李鸿章的身高应该不低于1.83米。

(15)　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中华书局，1991年，第83页。

(16)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314页。

(17)　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供他参考时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

(18)　他的幕僚赵烈文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日记中也说：“揆帅会试幕僚，每月二期，今当第二试，应教撰《对策》一首。”曾国藩还给他的学生们留作业，并定期检查。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十日日记：“旋王、马诸生呈阅五日功课。”

(19)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100页。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281页。

(21)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64页。

(2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69页。

(23)　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9页。

(24)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177页。

(25)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26)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曾经写过《劝诫委员四条》，其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这四条是专门针对进入他幕府的幕僚的。意思是说，凡是进入我幕府的人，必须于军、政、饷、文四事之中至少选择一项，进行专门学习，以增长才干。

(27)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页。

(28)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29)　同上。

(30)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1页。

(31)　曾国藩密友欧阳兆熊在其编写的《水窗春呓》中有《进场饭》一文，也写当时曾幕中人为曾国藩这一“早餐规矩”所苦之事。

(32)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33)　梁启超：《李鸿章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34)　唐文治记述吴汝纶晚年对曾国藩的回忆：“此数百年来一人，非特道德崇隆，勋华彪炳而已。乃其精神已不可及。遂一言文正每日于寅正起，卯正早餐，群僚毕至，公详告各案，剖析如流。辰巳两时接见宾客将领等，或批答公牍。午初作大字，午正餐毕，即遍历群僚宿舍，无偶遗者。或围棋一局。未正后见宾治事，酉出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至亥正止。高诵朗吟，声音达十室以外。子初与家人或幕僚谈，旋灌足。子正始寝，至寅正又起，盖晏息仅二时，岁以为常，其自强不息如此。”

(35)　吴永则如此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梁启超说：“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36)　《吴汝纶全集》1，黄山书社，2002年，第220页。

(37)　张文虎：《覆瓿集·杂著》乙编上，第7～8页。转引自朱东安：《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52页。

(38)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39)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40)　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8·报刊记载·外人记述·史料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42页。

(41)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42页。

(42)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43)　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85页。转引自戴逸：《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56页。

(4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49页。

(45)　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8·报刊记载·外人记述·史料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28页。

(46)　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

(47)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55页。

(48)　《曾国藩全集·奏稿》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5页。

(49)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71页。

(50)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51)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59页。

(52)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53)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24页。

(54)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27页。

(55)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1页。

(56)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81页。

(57)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344页。

(58)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9页。

(59)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4页。

(60)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9页。

(61)　《吴汝纶全集》1，黄山书社，2002年，第215页。

(62)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272页。

(63)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384页。

(64)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203页。

(65)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66)　《曾国藩全集·书信》5，岳麓书社，2011年，第324～325页。

(67)　《曾国藩全集·书信》5，岳麓书社，2011年，第563页。

(68)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69)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70)　蒋星德：《曾国藩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7页。

(72)　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8页。

(7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5页。

(74)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11页。

(75)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348页。

(76)　《曾国藩全集·书信》4，岳麓书社，2011年，第232页。

(77)　《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424页。

(78)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265页。

(79)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267页。

(80)　与此同时，针对捻军与地方联系紧密的特点，曾国藩又制定了“查圩”之法。所谓“查圩”就是命令地方官清查农村的圩寨，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使之不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曾国藩规定，各乡村建立圩寨，圩设圩长，坚壁清野。在圩寨外高筑墙、深挖沟，凭墙“击贼”。把人丁、牲畜、粮米、柴草等一切足以资敌的物资，一一搬入圩寨之内，使捻军来后“无可掳掠”。同时分别良莠。圩长应编造良民册与莠民册，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

(81)　《曾国藩全集·奏稿》8，岳麓书社，2011年，第165页。

(82)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62页。

(83)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323页。

(84)　八月十六日日记：“次早晨视四体，两臂、两腿、腰脊，瘦去一半，膝以下更甚，断不能再服官矣。”

(85)　曾国藩：《请饬李鸿章暂驻徐州调度军务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第45～56页。转引自董蔡时：《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86)　朱东安：《曾国藩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

(87)　《曾国藩全集·书信》7，岳麓书社，2011年，第764页。

(88)　《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8页。

(89)　《曾国藩全集·书信》8，岳麓书社，2011年，第435页。

(90)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152页。

(91)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153页。

(92)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64页。

(93)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245页。

(94)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