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学校的影响
教育的改变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父母能承担起教育孩子的工作，完全教会他们去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学校便无需存在了。在过去，小孩几乎完全在家中接受训练。工匠会用自己的手艺来培养儿子，把自己从欠亲的实践经验那儿得到的技巧传授给他。然而，现在的文化对我们提出了更为复归西的要求，需要学校来减轻父母的负担，继续父母刚刚开始的工作。前进的社会要求年轻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而我们在家里无法给予他们。
在美国，学校还没有经历完欧洲业己完成的所有发展阶段，在有的学校，我们还可能看到权威或传统的遗迹尚存。以前，在欧洲的教育史上，只有王子和贵族子弟接接正规教育，唯有他们是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其他人只要干自己的本分，不要想爬得高一点。后来，被认为于社会有用者的范围扩大了。宗教机构接管了教育一职。在那儿，少数经过挑选后的人能够学习神学、艺术、科学，接受职业训练。
随着技术的发展，老式的教育形式已经不能胜任了。对更广泛教育的争取是个长期的过程。村镇里的教师通常是当地的补鞋匠或裁缝。他们教书时手中提着一根木棍，效果却很不好。只有教会学校和大学才教授艺术和科学，有时甚至皇帝都不学读写。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就有必要会读会写、会算术会作图了，我们所知的公立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然而，这些学校往往都是根据政府的需要而建立的，当时的政府需要的是有教养的顺民，学习去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并且随时能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就是为了适应这一目的的。我本人仍记得在奥地利，有一段时间这些情况还残存着。当时，对无权阶级的教育就是旨在使他们驯服，让他们做适于其社会地位的工作。但是慢慢地，这种教育的缺陷便暴露出来了。自由的思想开始萌芽，工人阶级越来越强壮，要求也越来越多。公立学校进行调整适应了这些要求。如今流行的教育理想是：儿童应当学会独立思考，应当得到更多的机会来熟悉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长大后应当能够分享全部人类文明，并为之做出贡献。我们不再只希望教会孩子谋生或到工厂找份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为大众利益共同努力的人。
教师的作用
无论我们知道与否，任何建议学校改革的人，他都在寻找一个途径以增加社会生活的合作度。例如，这就是进行性格教育这一要求所隐藏的目的。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了这一点，这一要求的理由便十分明显。然而整体而言，教育的目标和技巧尚未得到彻底理解。我们必须找到许多教师，他们不仅能教会孩子谋生本领，而且教会他们以有益于人类的方式来行事。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他们自己也要接受训练以完成这一任务。
课堂里的合作与竞争
在现今体制下，我们往往会发现：小孩刚来学校时，他们对竞争的准备要比合作充足，在他们的学校生活中，对合作的训练会持续不断。这对小孩来说是一个灾难，这种灾难不亚于他冲动前面去击败其他人，也不亚于落在后面放弃奋斗。在后两种情况中，他主要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奉献、帮助，而是尽力为自己捞取利益。家庭应当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其中平等的一员，班级也是如此。如果受到这样的教育，小孩会真正相互感兴趣，喜欢与人合作。
我看到过很多“有困难”的儿童，通过对同学的兴趣、与他们的合作，这些儿童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想特别提一个一个小孩。他来自一个自己觉得每个人都对他有敌意的家庭，认为学校里每个人也会对他有敌意。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在学校得了一张很差的成绩单，在学校被训责了一顿，拿回家后又受到一番惩罚。这种经验一次就够令人沮丧了，两次受惩真是太残酷了。难怪这个小孩成绩极差，是班里的捣蛋分子。最后，他找到了一位老师，他理解他的处境，向其他孩子解释这个孩子原以为大家都与他为敌。他要求大家帮助他，让他相信大家都是他的朋友。后来这个男孩的行为发展有了出人意料的改善。
有些人怀疑能否教会小孩这样理解并帮助别人，但是以我的经验看，小孩往往会比大人更能理解这些事情。有位母亲有次把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的女孩和一个3岁的男孩)带到我的屋里。小女孩爬到桌子上，把她妈妈给吓呆了。她吓得无法动弹，只是大叫：“下来！下来！”小女孩根本不予理会。3岁大的儿子说：“呆在那儿！”这个女孩马上安全地爬下来了。他比他母亲更理解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对于发展班级的统一和合作，一个常常提出的建议便是让孩子进行自治，但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谨慎而行，要有老师的指导，而且要确信孩子也作了充分准备。否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对于自己的自治并不太认真：他们视之为一个游戏。因此，他们会比老师严厉苛刻得多，或许利用开会来获取个人优势、散布不和、彼此嘲笑，或用来争取优势地位。因此从一开始，老师就要观察、建议，这很重要。
评价孩子的发展
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个小孩智力发展、性格和社会行为的最新标准，就不可避免要进行某种测验。实事上，有时候这种智力测验能拯救一个小孩。譬如，成绩不好的小孩，老师会希望他留级。对他进行一个智力测验后，发现事实上他能上更高的年级。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无法预料一个小孩将来发展的限制，智商低只能用以说明一个孩子的困难，以便找到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智商测验的结果没有揭示真正的心理障碍，当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后，我们总可以将它改变。我发现，如果允许小孩来玩智力测验，熟悉它们，发现它们的工作原理，增加经验，他们的智商分便会提高。总之，任何智商都不应视为对孩子未来发展设定一个由命运或遗传决定的限制。
也不应当告诉小孩本人或其父母他的智商分。他们不知道它测验的意图，也许会认为这代表着一个最终判决。引起教育中最大问题的，不是小孩的任何限制，而是他认为自己有什么限制。如果小孩知道自己智商分很低，他可能会失去希望，认为自己不可能成功。在教育占，我们应当将能力用于增强小孩的信心和兴趣，并消除他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诠释而对自己能力所设的种种限制。
对于学校的评语也是如此。如果老师给的评语很坏，老师可能认为他是在激励孩子更加努力，但如果孩子家教甚严，他会害怕把评语拿回家，他们不敢回家，或者涂改评语。小些小孩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自杀。因此，老师必须想到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不对孩子在家里的生活及其对孩子的影响负责，但是也必须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家长很有野心，那么如果小孩带着一张很差的评语回家，就可能出现吵闹和斥责。倘若老师稍微宽容和蔼一点，小孩可能会受到鼓励，继续进步而取得成功。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的评语总是很差，每个人都认为他是班里最差的学生，他自己也会慢慢相信这一点，并且相信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然而，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能进步、提高。在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有充足的例子说明：在学校落后的孩子可以重获信心和兴趣，继续取得杰出的成就。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孩子们自己无需评语的帮助，能对彼此的能力做出合理的评判。他们知道谁的数学最好，拼写、绘画最好，最会玩游戏，也知道每个人在班里的强弱顺序。然而，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好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前面的人，以为自己不可能赶上去。如果一个小孩这种态度十分坚决，他会让这种态度伴随其终身。即使成人之后，他也会计算自己与别人的位置，肯定自己总会落在后面。
在读过的所有班级里，大部分小孩在学校都会占据大体相同的位置。他们总会是靠近最好，处在中间，或在最下面。我们不应认为这一事实能表现一个人的天赋如何。它只是说明一个人为自己设置的限制、他们的乐观程度以及活动范围。在班上排位最末的小孩会突然改变并开始取得惊人的进步，这绝不异常。孩子们应当了解自我限制会产生的错误，老师和孩子都必须打消这个神话：小孩正常智力的发展与遗传息息相关。
先天素质与后天培养
在教育的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便是相信遗传对于发展的限制。这使老师和家长有了可乘之机而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放松努力，并且轻松地卸下他们对孩子们的影响和责任。任何避免责任的企图都应遭到反对。如果一个教育工作者真的要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归于遗传，我看不出他怎么可以在这一行中干出任成绩来。相反，如果他看到自己的态度和努力能影响孩子，他就逃不掉自己的责任。
在此，我所指的并非生理遗传。生理缺陷的遗传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了解了这些遗传问题对于心灵发展的重要性的，唯有个体心理学。小孩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缺陷，并根据自己对这一缺陷的判断限制自己的发展。影响心灵的并非缺陷本身，而是小孩对自己缺陷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因此，如果一个小孩有生理缺陷，这一点极为重要：让他明白自己并不一定缺少智力或个性。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生理缺陷，可能成为进行更大努力或取得更大成功的刺激之物，也可能成为必会妨碍发展的障碍。
当我首先提出这一观点时，许多人指责我不科学、提出只是不合事实的个人信念。然而，我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正面证据也在稳步增加。现在，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对性格中遗传特征的信仰可以称之为迷信。这当然是一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迷信。一旦人们想逃避责任，对人的行为举止抱一种宿命观，性格特征来自遗传的理论便肯定会抬头。简单说来，这就是相信小孩一生下来就已决定是善是恶。这自然很容易便可证明是胡说八道，只有强烈希望逃避责任的人才会任其存在。
正如性格的其他表现一样，“善”与“恶”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它们是在社会环境里、在其他人之中训练的结果，它们隐含了这个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有利于他人的利益”呢，还是“有损于他人的利益”。孩子出生前，他没有这种意义的社会环境。一出生，他便可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他选择的道路会依赖于他从环境和自己身\_体中所接受到的印象的感觉，依赖于他对这些印象与感觉的诠释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会依赖于他的教育。
智力的遗传亦是如此，尽管正面证据也许还不太明显。智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兴趣”，我们已经看到兴趣的受阻，并非遗传使然，而是由于沮丧、气馁和对失败的害怕。毫无疑问，大脑的实际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所得，但大脑是心灵的工具，而非来源。只要脑部的缺陷不至于严重到，运用我们的现有知识无法克服的程度，否则便可以训练大脑来使之得到弥补。在不同凡响的能力后面，我们发现的不是不同凡响的遗传，而是坚持不懈的对兴趣的培训。
即使我们发现有些家庭，数代为社会贡献出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我们也不能断定起作用的是遗传影响。我们宁可这样假设：家里某一成员的成功激励了其他人，家庭的传统的期望也促使孩子们继承先人的志趣，并通过锻炼和练习训练自己。因此，譬如我们知道伟大的化学家利比格(Liebig)的父亲是位药店老板后，我们无需断定他在化学方面的才能来自遗传。仔细调查后，我们发现他的环境允许他追求自己的兴趣，在其他孩子对化学还一无所知的年纪时，他已经熟悉了大量化学知识。
莫扎特的父母喜欢音乐，但莫扎特的天才并非来自遗传。其父母希望他喜欢音乐，并对他极力鼓励。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整个环境便充满音乐。在杰出人物当中，我们通常会发现有一个“早的开始”：在4岁时弹钢琴，或者很小时便给家里其他人讲故事。他们的兴趣持续长久，而他们的训练则自发而广泛。他们不气馁，不犹豫，也不后退。
如果老师相信孩子给自己的发展所设置的限制已固定不变，那他决不可能消除这些限制。如果他这样对孩子说：“你没有学数学的天分。”他自己是会更加轻松，但这只会使孩子泄气，我自己便有这类切身\_体会。好几年我都是班里的数学笨蛋，坚信自己完全没有数学才能。幸运的是有一天，我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解出了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这个突如其来的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全部态度，以前我对这门功课已完全失去兴趣，后来我开始喜欢数学，并利用这一个机会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我成了全校数学最好的人。我想这个经验帮我看出：特殊天赋或天生才能理论是个谬论。
认识个性特征
任何人只要学习过如何了解儿童，就很容易区分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小孩的合作程度可见于他的姿势、他倾听和观看的方式、与其他小孩保持的距离、交朋友的容易与否、以及注意与集中的能力。如查他忘了任务或丢了课本，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功课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如此讨厌学校的原因。如果他不加入其他小孩的游戏，我们可看出他有一种孤独感，并且只顾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老是要别人帮他做事，我们可看到他缺乏独立精神，并希望受到别人的支持。
有些小孩只有受到秀才不出门赞美和欣赏时才会做事。许多受宠的小孩，只要得到了老师的注意，功课便会做得很好。如果他们丧失了这个得到照顾的位置，麻烦便产生了。没有听众，他们便无法工作；如果观看，他们便会失去兴趣。数学往往会给这种小孩带来巨大的困难。当只要他们记住一些规律或句子时，他们记得极为精彩，但一要他们自己解决一个问题，他们便束手无策了。
这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足，但正是那些老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和注意的人，会给别人的幸福带来最大的危险。如果这种态度不改变，他会终身继续需要并要求得到别人的支持。只要一遇到问题，他的反应就是算计着强迫别人为他解决问题。他的终身都不会为别人的利益做出贡献，只会成为别人的永久包袱。
想成为注意中心的小孩还有一种不同的类型。如果处境不如意，他便会做鬼脸，扰乱全班，引其他孩子开小差，让大家都讨厌他，这样来引起注意。斥责和惩罚对他毫无效果，他以此为乐。他宁愿受罚，也不愿受到忽视。在他看来，自己的恶行所带来的不快是为自己所得到注意付出的正当代价。许多小孩只把惩罚视为对自己的挑战。他们视之为一场看谁坚持得最久的比赛或游戏，而他们总会赢，因为结果就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因此，与父母或老师对抗的小孩，他们在受罚时，不但不哭，反而会学会笑。
如果一个小孩很懒，除非他是用懒惰直接攻击父母老师，否则他往往是个害怕失败的雄心勃勃的小孩。成功这个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发现孩子把什么视为失败能让人大吃一惊。许多人如果不能超过其他所有人，便会觉得得自己被击败了。即使他们成功了，如果有人做得更好，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懒惰的小孩从来不会品尝到真正的失败感，因为他从未面对过一次真正的考验。他避开问题，不与别人一较长短。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他没有这么懒的话，他肯定能克服自己的困难。他总是逃进这个快乐的白日梦之中：“我要是肯做的话，我什么事都能做成。”只要一失败，他便可以将失败化小，一边想：“我只是懒而已，并非没有能力。”这样便维护了自尊。
有时老师会对懒学生说：“你努力一点的话，就会成为全班最聪明的学生。”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名声的话，为什么他要努力学习来冒这个险？也许如果他不再懒惰了，人们便不再认为他才华未显了。人们会用实际成就来评判断他，而不是用可能的成就。懒孩子的另外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他做了一点点事，便因此受到表扬。人人都希望他至少已经开始改过自新了，都急着鼓励他继续进步。但同样一件工作，如果是勤劳的孩子做的，人们便甚至不会对此加以注意。这样，懒孩子便靠别人的期望过日子了。他已经被宠坏了，从婴孩期便学会了要通过别人的努力来得到一切。
还有一类孩子往往很容易便可辨认出来。他们喜欢在同龄人中起带头作用。人类确实需要领袖，但需要的只是能为大众谋福利的领袖。这样的领袖比较罕见。大多数儿童要做带头人，只是对他们能够控制、操纵别人的这种处境感兴趣。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与同伴玩成一片。因此，这些儿童的前景并不一派光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必会出现。两个这样的人在婚姻、商场或社交关系中碰头时，往往不是悲剧的结果，便以闹剧靠终。每一个人都力求寻找一个机会来控制对方，建立自己的优越地位。有时在一个家里，长辈看到宠坏的小孩对自己颐指气使时，他们会以此为乐，对他开怀大笑，继续怂恿他。然而，教师很快便可以看：这种性格发展方式不利于在社会上过一种有益的生活。
自然，孩子们各不相同，我们的目标绝非要把他们切成同一个式样，铸成同一个模子。我们想做的只是要防止那些显然会导致挫败和困难的习惯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在童年期相对而言要易于纠正或防止。如果这类习惯未得以纠正，那成年后生活的社会后果便不仅严重，而且会造成损害。童年期错误与成人期失败之间有一个直接联系。没有学会与人合作的儿童，以后会成为神经症者、酗酒者、罪犯或自杀者。
儿童的焦虑性神经症是受到黑暗、陌生人或新环境的惊吓。忧郁症患者曾是爱哭的娃娃。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希冀走到每个父母身边帮助他们避免错误，特别是因为最需要得到建议的父母往往反而从不去寻求建议。然而，我们却有希望能接触到每一位教师，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接触到每一位儿童，尽力帮助他们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培养他们去过一种独立、勇敢、乐于合作的生活。这便是人类未来福利的最大保证之所在。
对教育工作的一些观察
即使是在大班里，我们也可观察到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如果了解他们的性格，而不是对他们一无所知，那便更能教导他们。然而，大班肯定是一大不利。有些孩子的问题被隐藏起来了，难于适当地进行处理。一位老师应当对他所有的学生了如指掌，否则他便无法吸引他们的兴趣与合作。我认为，如果孩子几年都是同一位老师，这对于他们会有极大的帮助。在某些学校，老师半年左右便是一换。教师们没有足够机会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无法看出其问题，追踪其发展。倘若一位教师与同一帮孩子呆上三四年，他便更能找出他们生活方式中的错误并予以纠正，也更容易帮助这个班级发展为一个互相合作的小集体。
让小孩跳级往往并无益处，通常他承担着各种无法实现的期望。如果一个孩子比同班同学大许多，或比其他同学发展快得多，也许可以考虑把他升到高一点的班级中去。然而，如果这个班级如我所主张的一样是个小集体，那么一个成员有了成功的话，也会有利于其他人。
如果班中有光芒四射的学生，那么整班都会加速进步，大步提高。剥夺其他成员这样的刺激力，这是不公平的。我更愿意建议，对于一个聪颖过人的学生，除了让他做班里普通的功课外，应当让他参加其他活动，培养其他兴趣，比如说绘画。他在这些活动中的成功也会扩大其他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也大步前进。
让孩子留级就更不幸了。每一位老师都认为留级的孩子通常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是一个问题，尽管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极少数留级生也不会造成丝毫问题。但是，绝大部分孩子留级后依然落后，老惹麻烦。同学们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持悲观看法。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现今学校结构中，也难于使某些孩子免于留级。有些教师利用假日来训练孩子，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中的错误之处，这样尽力使一些落后生免于重读。认清错误后，这些孩子能顺利地度过下一学期。确实，我们只能运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差生，让他看到他在估计自己能力时所犯的错误，这样便能使他无拘无束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下去了。
我曾看到孩子们被分为聪明的学生和愚笨的学生，并被分开不同的班级。一旦这样，便可看到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当然我也必须声明我的经验主要来自欧洲，不知道美国也否也会如此。在慢班里，我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与出身贫寒的孩子堆成一片。而在快班中，我发现大部分孩子父母都比较富裕。这一现象似乎很易理解。对于贫穷的家庭，小孩对于上学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父母的困难重重，他们不能分出太多时间来教育孩子，或者则便是自己的教育程度不高，不能帮助他们。
但是，我并不认为应当把那些未为上学做好充分准备的孩子放到慢班。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师懂得如何来纠正他们的准备不足。并且，通过与那些准备更充分的孩子相处，他们会获益良多。如果把他们放到慢班，他们对这一事实会十分清醒，而快班的孩子也会知道，因而会瞧不起他们。这便促生了产生沮丧气馁及对优越地位不正当追求的沃土。
大体上，男女同样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对男孩和女孩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相互了解，来学会与异性合作。然而，如果认为男女同校可解决一切问题，那便是大错特错了。男女同校有其特殊问题，除非这些特殊问题得到承认并予以处理，否则混合学校里性别疏远比单性学校更甚。
例如，有一个问题便是：在16岁之前，女孩比男孩发展得快。如果男生了解这一点，便难以维持自尊。他们看到女生超过了自己，因而垂头丧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害怕与异性竞争，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失败仍记忆犹新。一位赞同男女同样并了解其问题的教师能从中取得极大成就，但如果他不完全赞同，对此不感兴趣，他便会以失败告终。还有一个问题便是：除非孩子受到良好培养和管理，否则肯定会产生性的问题。
学校的性教育问题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教室并非进行性教育的适当场所：如果老师对全班说，他无法知道是否每个孩子都正确理解了他。这样的话，他可能激起了他们的兴趣，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已做好了准备，否则他们会如何调整这些兴趣以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如果孩子想知道得多一点，并私下问他，那老师应当坦白地说出实情。这样，他便有了一个机会来判断这个孩子真正想知道什么，并帮他找到正确答案。然而，如果在班上不断地谈论性，这极为不利。有些孩子肯定会曲解，把性当成似乎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就毫无益处。
顾问会议的工作
为了接触到教师以及建立学校顾问服务项目的这一目的，大约在15年前，我在个体心理学中开始发展顾问会议，这在维也纳及许多欧洲城市中已证明非常有价值。拥有崇高理想的远大希望固然不错，但是除非找到其实际方法，这些理想毫无价值。有了这15年的经验，我认为是可以说顾问会议被证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所拥有的最好工具来处理儿童的各种问题、及将儿童教育成有责任感的公民。自然，我坚信，如果顾问会议基于个体心理学，那么它们成功会更大，但我也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它们与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事实上，我一直主张顾问会议应当与心理学其他学派联系起来，应当对各派所得结果进行比较。
在顾问会议的建立过程中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他擅长解决教师、父母和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他与某校的教师一起探讨他们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在访问这所学校的时候，有教师向他描述某个孩子的情况及问到：这孩子很懒，也许还爱吵、逃学、偷窃、或许还老拉功课。这位心理学家运用了自己的经验，然后进行了一场讨论。大家谈论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和性格发展，以及她的问题首先出现时的情境。教师们和心理学家讨论了问题的可能起因，以及如何进行处理。因为他们经验丰富，所以很快就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在心理学家来访的当天，孩子和她母亲也须在校等候。心理学家和教师决定如何与父母交谈最好，如何对他们施回影响，告诉他们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就把他们叫进来。父母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然后心理学家与父母进行一场讨论。在讨论中，他向父母建议如何来帮助孩子。通常，父母会很高兴有一次咨询的机会，都很愿意合作，但如果他们抵制，心理学家或教师可以讨论一下类似的情况，从中推断出可以运用到这个孩子身上的办法。然后把孩子叫进来，心理学家与她交谈，不是谈她的错误，而是其问题。在这个小孩身上，他要寻找妨碍他健康成长的观点和判断，以及她所轻视和其他孩子所注重的信念，等等。他不是斥责这个孩子，而是与她友好地交谈，以了解其观点。如果他要提到这个小孩有某种错误，他得作为一种假设，然后征求这个孩子的意见。对这件工作没有经验的人，看到孩子正确理解并迅速改变态度，会大吃一惊。
我所训练的教师对这件工作都是乐此不疲，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使得与他们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变得更有意思，而他们的努力也会获得成功。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额外负担，因为往往半小时左右他们便可以解决一个拖了多年的问题。全校的合作精神增强了，经过短短的一段时间，大问题没了，只需要治疗小问题了，教师本人也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学会了去理解个性的统一性，及其各方面所表现的一贯性。如果在日常教程中突然出现什么问题，他们自己就能解决它。事这站，我们的希望也是如此：如果教师都受到心理学的培训，那么心理学家就成多余的人了。
因此，比如说，如果一位老师在班上有个懒孩子，他会向孩子提议讨论一下懒惰的问题。讨论一开始，他便问：“懒惰从哪儿来？”“为什么有些人会懒？”“一个懒孩子为什么改不了？”“什么东西非改不可？”孩子们会讨论这人问题，然后得出结论。懒孩子并不知道自己便是讨论对象，但既然讨论的是自己的问题，他会对此感兴趣，并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如果只是攻击他，他必一无所获，但如果让他聆听一场心平气和的讨论，他便会仔细考虑，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意见。
没有人能像老师那样了解孩子的心灵。他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如果富有技巧，他能与每个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小孩的早期错误是继续下去还是得以纠正，这完全在于他。像母亲一样，他是人类未来的保护者，他能做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