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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宋襄之仁

1 沉迷在古老梦想中的活化石

在人们的既定印象中,宋襄公是个迂腐顽固又智商低下的假道学,讲究“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纯粹志大才疏的榆木脑袋,死爱面子活受罪,其实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在本章中,笔者将穿越史海的重重迷雾,上穷碧落下黄泉,追索一个远古民族的复兴梦想,详细解读他们以及后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并深入分析宋襄公性格行为的成因来源以及历史功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虽然千年毁誉,难以定断,但历史的有趣,就在这里,诸位看官尽可独立思考,见仁见智。

以鄙人的愚见,宋襄公并非什么蠢猪,也不是什么假道学,他只是一个沉迷在古老梦想中的活化石而已。因为珍稀,所以孤独;因为陈旧,所以有些不合时宜;又因为梦想破灭而可悲可叹,所以让人觉得他可怜又可笑。如果要拿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武侠人物来类比的话,他有点像苦苦追求“反清复明”梦想的迂阔书生,红花会大当家的陈家洛。

大明朝已经亡了近百年,当年的遗老遗少们早已灰飞烟灭,他们的后人们也大多做了清朝的顺民,陈家洛仅凭手中几个江湖人物,以及书中乾隆皇帝那并不靠谱的汉人血缘与虚假承诺,而天真地幻想用仁义道德和民族大义来唤醒来感动敌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与自己爱人的幸福,而企图恢复大明朝的江山,这不是与宋襄公一样可悲可叹可怜与可笑吗?

然而,为了自己“愚蠢”的梦想,明知不可而为之,这不仅可笑,也很可爱,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些可敬,就像西方的堂·吉诃德。

——去吧,与风车决斗,勇敢的骑士,就算遗臭汗青,为天下所笑,也百死不悔,因为这就是你们的选择。你们看起来很傻,但是你们比很多聪明人都可爱。

2 争让君位

宋襄公的名字叫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也是太子,为许穆夫人的姐姐宋桓夫人所出。比起齐桓公小白生于一个亲情淡薄淫乱不堪的问题家庭,兹父的童年就幸福多了,宋桓公看重他,宋桓夫人宠爱他,他的兄弟们也很尊敬他喜欢他,可谓父慈子爱兄友弟恭,正宗的春秋模范家庭。

但是很可惜,兹父甜蜜的青少年,在宋桓公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60年这一年,由于狄人对卫国的大举入侵,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这一年,凶残的狄人打败爱鹤如命的卫懿公,攻入卫国国都,对卫国百姓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侥幸逃出的不足五千卫国遗民被宋桓公夫妇安置在曹邑,卫国重建工作就此展开。

然而就在此时,宋桓公夫妇不知什么原因闹起了矛盾,激发至不可收拾,最终竟然以离婚收场,兹父顿时从天到地,变成了一个单亲家庭的苦命孩子。

关于两人为啥闹矛盾,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从前后的历史事件中应该可以推断出来。当时,齐桓公为了帮助卫国重建家园,出钱出人不遗余力,从而获得了莫大的名声。但是宋桓公明明是第一个出手帮卫国的,最后却贡献乏陈,风头全被齐桓公抢了去,相信宋桓夫人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娘家有难,老公却上心不够,倒是自己的堂姐大卫姬与堂姐夫齐桓公那边大把大把的金银财物送过去,这让宋桓夫人在姐妹面前很没面子。当然宋桓公也有他的苦衷,齐桓公财大气粗,又是诸侯盟主,宋桓公想跟他斗富置气,那也要足够的底气才行。于是小两口整天吵架,宋桓公一气之下把老婆给休了,赶回娘家,从而造就了一首千古绝唱。

这首绝唱就是《诗经》中的《河广》一诗,据《毛诗序》载当为宋桓夫人在此期间所作: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大意是:谁说黄河广又宽?我一束芦苇便可渡!谁说宋国遥又远?我一踮脚就能望见。谁说黄河宽又广?一只小船它都容不下!谁说宋国远又遥?我无须一个早晨就能到!

明明黄河那么宽广,明明宋卫距离如此遥远,但是宋桓夫人却正话反说,夸张戏谑之语中极尽悲恸,想家念子之情贯透字里行间,又以迭章排比,反复吟咏,情辞动人,文采斐然,当可与诗仙“白发三千丈”之句媲美。

爱情与亲情看似易得,但在诸侯之家,却原来有如此多的阻碍,许穆夫人与宋桓夫人两姐妹都是大才女,却又都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实在令人欷歔不已!

宋桓夫人思念儿子,兹父何尝不思念母亲,但限于礼制,母子难以重逢,所以后来他即位后,就在宋国西部距卫国较近的黄河岸边,筑起一座土台,想娘的时候就登台远望,遥寄思念之情,后人称之为“宋襄公望母台”或“襄台”。

在今天河南雎县北湖湖心岛驼岗上,这座“望母台”遗迹犹存,宋襄公的墓也在附近(雎县因此而古称襄邑或襄陵),他生不能尽孝于母亲膝下,死后也只能求魂灵遥望卫国,这便是诸侯之家的悲哀。

这样看,兹父的确是一个孝子,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他是在作秀,但是接下来一件事情,就不能光用作秀来解释了。

兹父有个同父异母的庶兄叫目夷,字子鱼,是宋国很有名的贤人,宋桓公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也曾想过改立他为太子,但由于兹父也一向表现良好,所以才最终作罢。

但兹父此时却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决定,硬要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让给哥哥,他对宋桓公说:“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

宋桓公也很摸不着头脑,便问他为什么。这可是国君之位啊,不是孔融让的那颗破梨。

兹父回答说:“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兹父认为自己如果当了国君,就不能经常去卫国看母亲了,而且他自认能力不及目夷,所以才主动让贤。

如果单从这句话来看,兹父似乎是个孝顺又谦虚的好孩子,而且高风让贤,品德高得不得了。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此,我们不是兹父,当然不得而知,不过对人性对政治都有着深刻了解的毛泽东同志在小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宋襄公论》,里面就指出兹父明知这样违反了当时的礼法和继承制度,还要坚持让位,明显是做给宋桓公和天下人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博得“仁爱”的美名。

过让则伪,过谦则矫,毛泽东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他的国文老师也因此给这篇作文破例打了105分的超满分,可见其见识独到非同凡响。但可惜宋桓公不是毛泽东,他的脑袋拐不了那么多弯儿,于是竟在兹父的坚请之下真的决定换太子了。

如果兹父真如毛主席所言是个野心勃勃且狡诈伪善之徒,这会儿一定哭死了,不过好在目夷听说了这件事儿后非常上道,他坚决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兹父能以国让之,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庶立而嫡在下,不顺也,不顺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于是逃到了卫国。

兹父一看目夷跑了,他也跟着跑,顺便也好去看望一下母亲。于是哥俩儿前脚跟后脚全都逃到卫国去了。

目夷为啥放着大好的太子之位不要,除了兹父“仁孰大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他认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很“不顺”(不符合立君的顺序)。

宋是商纣王同母长兄微子启的封国,当年周灭商后,周天子采用“以殷治殷”的策略,将殷商遗民们迁到了东部黄淮平原,封微子启于宋,公爵,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以延续商之宗祀,管理商之遗民,并作为周室东南屏藩,阻挡淮河流域东南异族的入侵。

所以,作为殷商民族直系后裔的宋人,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与周人之文化迥异。据《左传》记载,有一次晋宋两国盟会,宋平公提出用殷商的传统祭祀乐舞《桑林》来招待晋悼公。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非常之神秘怪诞,竟把不识殷礼的晋悼公给吓病了。

除了文化风俗,商与周继承制度也大有不同。商人的传统君位继承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也就是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应为氏族社会制度的残余),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君位继承制给商朝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宋国早期也是如此。

据《史记·殷本纪》:“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可见殷人注重血统关系的亲亲继承制度,远比周人的注重政治阶级的嫡长子继承制要落后。统治阶级由于君位继承中因名分不定而产生的祸乱纷争,或许就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可惜,宋国在西周与春秋之初,并没有吸取他们祖先的经验教训,仍然固守陈规采取这样的落后政治制度,从而造成了宋国长时期的政局不稳,也导致宋国错过了很多大好发展机会,以至在宋殇公(宋桓公的堂伯父)时开始从一等大国渐次沦为二流诸侯。司马迁在《史记·宋世家》最后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宋国自公元前729年宋宣公去世将君位传给弟弟宋穆公,一直到公元前681年宋桓公在内乱中即位,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宋国就经历了宋穆公、宋殇公、宋庄公、宋闵公、宋公游、宋桓公六位国君,其中有兄传弟、父传子、叔传侄,甚至还有堂兄弟之间互相传的,传来传去都不知道到底该传给谁了,再加上奸臣权臣从中捣乱,造成宋国数十年国无宁日。这种局面是号称贤人的公子目夷不愿意再看到的。

目夷的口号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坚定的学习贯彻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动摇,才能摆脱内乱,让宋国平稳健康地发展下去!”

所以说兹父如果真的是在演一场戏的话,那么目夷就陪他演下去好了,兄友弟恭,争相让国,一片和谐,多么美好。

与此同时,齐国的五子争立局面已然萌芽,齐桓公与管仲都很头痛,同样都是公子,齐国的公子与宋国的公子差距咋就那么大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在儿子教育这方面,齐桓公做得实在很失败,瞧瞧人家兹父与目夷,思想觉悟与政治水平多高?

有了这样两个好儿子,宋桓公可以放心地死而瞑目了。公元前652年,做了三十年太平国君的宋桓公病重不起,赶忙派人去卫国召回太子兹父,传话说:“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意思是说兹父你再不回来,是想把老爹我愁死啊!

身为大孝子的兹父当然不愿意老爹被愁死,于是赶紧回国看望父亲,次年春天,宋桓公就很欣慰地死掉了,太子兹父即位为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见到弟弟顺利继承君位,目夷不久也从卫国放心地回来了,宋襄公于是任命目夷为司马,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从此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二人让国之壮举,名传天下,世人皆以之为仁义无双,包括齐桓公与管仲在内,所以有了葵丘盟会上的后事相托,其意似有让宋襄公继承齐国霸业之意。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宋襄公之“仁义”的,后世很多学者都批评他这是虚情假意,沽名钓誉。“徒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苏轼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从后来宋襄公的所作所为看,他明显是个有极大政治野心的人,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权力呢?如果他真的仁义无双,也完全可以在继承君位后再自己做主行禅让之举,但他并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他的所谓仁义,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我非常赞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但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宋襄公假仁假义,恐怕不止是为了钓名那么简单——宋国数十年的内乱教训惨痛,宋襄公身为储君岂有不知?那么当他看到公子目夷能力卓著德才兼备,且又如此受到宋桓公的宠爱与国人的尊敬,他难道不会对可能发生的内乱感到忧虑吗?即便他坚信公子目夷的品行没有问题,但他也不能保证宋国的其他公子或权臣不会横生枝节从中捣鬼,毕竟宋国一直以来没有“嫡长子继承”的明确概念与规定,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宋襄公和目夷很有可能是心照不宣地配合演一出戏,来为宋国政局的平稳过渡保驾护航。

诸侯难为啊,宋国的诸侯更难为。殷商民族历史悠久,殷商遗民陈腐守旧,他们很难接受新的事物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宋襄公之后,宋国弟弟夺取兄长君位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于是内乱不止,政局动荡,宋国一步一步向下沉沦。

无法为自己注入新生的民族是可悲的。殷商从黄帝时代就雄踞一方(商原为少昊氏之一),后又代夏以为天下共主,曾经灿烂,曾经辉煌,绵绵延延两千多年,老而不死,亡而不灭,幻化成宋,荣光早已不再,却好似依然活在梦中,画地为牢,最终将自己活活困死在内。

3 梦想与宿命

宋襄公从小就有一个理想,目标远大的光荣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继承先祖商汤的仁义,重现殷商文化的辉煌。

为了这个伟大的民族复兴事业,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也希望自己的哥哥公子目夷以及所有国人能和他一道舍小我而成大业,同舟共济,齐心合力,纵使惨败也执迷不悔,至少大家都努力了。

人如果没有理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但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宋国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不认同宋襄公的所谓光荣理想,他们认为上天已经抛弃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这么做纯属惹祸上身,简直愚不可及。一个愚不可及的理想,就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已。

宋襄公是孤独的,数千年来,十分之九的中国人都认为他比猪还蠢,仅凭仁义和梦想就能让小国称霸民族复兴吗?弱者是不配讲仁义的,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

但是宋襄公还是抱着这个梦想头也不回地出发了。公元前651年,宋襄公还在服丧期间就列席了齐桓公主持的葵丘盟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从此大会小会每会必至,将其大好事业青年的形象深入人心,齐桓公因而以爱子相托,周天子襄王也因而把自己的妹妹王姬嫁给了他。这两件事儿对于宋襄公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耀,他折腾得更加起劲了。

公元前647年夏,齐桓公、宋襄公与诸侯在咸地(今河南濮阳东南)会晤,共同谋划对付淮夷。

所谓淮夷,就是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东夷部族。东夷族的历史非常悠久(其实殷商原本就是夷人的一支),最早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曾经和黄帝逐鹿中原,也曾经和夏民族角逐天下,但是却屡次失败,其中部分同化进夏民族中,部分演化成商民族,部分又在周初被齐国融合,到得春秋初期,只剩下少数的东夷部族散居在山东东部与江苏北部。生活在江苏北部淮河流域的这些东夷族,就统称为淮夷。

两年后,宋襄公又与诸侯在杜丘(今山东聊城东北)会盟,以救援被楚国入侵的徐国(嬴姓诸侯,位于今安徽泗县西北)。

是年冬,齐桓病重,霸业渐衰,宋襄公又引兵伐曹(周文王子叔振铎始封,都陶丘,即今天山东定陶),曹国抵挡不住只得投降,从此成为宋襄争霸的一颗重要棋子,因为它地处中原地区水陆交通的中心,经济发达但军事落后,是一只大肥羊。

一切貌似很顺利,但是到了宋襄公七年(公元前644年),宋国突然发生了两件怪事,给了迷信的宋襄公一次极大的精神打击。

第一件怪事儿,五块陨石落于宋国境内。全体宋国百姓都目睹了这次天文奇景,但是没有人对着流星雨许愿,因为这在古代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而是大祸的前兆。

第二件怪事儿,有六只水鸟因风大之故居然退着飞过宋国国都上空。商为鸟图腾部族,现在鸟居然倒着飞(虽然有点儿不可置信,但史书就是这么记载的),这显然也是很不吉利。

这两件怪事儿在宋国上下都引起了极大的慌乱。我们前面讲过,周人的祖灵信仰与天神崇拜非常严重,但殷人比周人还要严重,而且严重得多得多,甚至到了一种迷信的地步。他们每年都要举行非常多的祭祀、占卜等活动,鬼神信仰在殷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一部分。周人有时还注重人的意志,殷人则全然不顾,一切都以鬼神的意志为准,所以为鬼神代言的巫人地位崇高之极,甚至足以影响国家大政。(商王凡事无论大小有疑难,都要请教他们占卜吉凶。现代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殷商甲骨文卜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学者研究考证,殷商王朝的政治体制其实就是“政教合一”。

到了周代,政教渐渐分离。虽然占卜活动在诸侯间仍非常盛行,不过周代的诸侯大多只是将其作为参考,并不全信。只有身为殷人后裔的宋国残留了祖先的遗风,迷信鬼神与占卜,以为一切行事的准则。比如宋国先祖微子就曾对周武王说过:“对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意思是“决策的时候,你自己同意,占卜同意,即便卿士不同意,百姓也不同意,这样做也是吉利的。”

微子是上古著名的贤人,也是宋国的伟大先君,他的最高指示必定是“英明而正确”的,所以泥古不化的宋襄公当然奉行遵守,以为至理名言,对占卜的结果深信不疑。

早说过了,宋襄公他就是一块亘古不变的史前活化石,他永远活在过去,却不知他的想法已行将过时了。

当时,周内史叔兴奉周天子之命正在宋国聘问(春秋时一种外交活动,即派大夫携礼物去别国修好),宋襄公立刻好似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向这位天下最高占卜官员询问吉凶。(周代时占卜主要由负责记录历史的史官,也就是内史来兼任。)

内史兴叹了一口气,答道:“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一连串预言了三件大事,宋襄公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第一件事儿说鲁国今年会有很多的大丧,这跟宋襄公没多大关系,准不准倒也无所谓。

第二件事儿说明年齐国将有大内乱,这对于宋襄公而言是一个争霸的好机会。他为齐国感到慨叹,也为自己感到开心。数风流人物,就看明年了。

第三件事儿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宋国就要称霸天下了,忧的是自己将不会有好下场——这让宋襄公很纠结。是止步不前做个太平君主呢,还是继续前进走向辉煌再走向深渊呢,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宋襄公纠结了一番后决定继续走下去,不求天长地久只为曾经拥有,短暂的辉煌也是辉煌,总比一辈子默默无闻被人瞧不起强。

拼了,死了也要拼他一场!

宋襄公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让他遗臭万年。

为了不要一辈子被人看不起,最后却被后世无数人看不起,宋襄公的命运,着实令人慨叹!

我们发现,宋襄公对自己有没有被人瞧不起非常重视,简直是把尊严看得比自己命还重要,这种特殊的敏感心理其实并非宋襄公专有,而是所有宋国殷商遗民的集体心声。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头讲起好了。

周灭商后,原先的少数族群周人自然变成统治阶级,而原先的殷人作为亡国之余,自然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而沦为二等公民。虽然周王对殷之贵族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封之为公爵,“于周为客”,给予宋以宾国之待遇,周天子祭祀宗庙,要送给宋公祭肉;有了丧事,宋公来吊唁,周天子是要答拜的。但政治待遇是一回事儿,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固有民族歧视与地域歧视却很难消除。

这便是人类的天性,不以道德之高低为转移。就连鲁迅老舍等文学大师,也免不了对前清的遗老遗少语多戏谑。亡国遗民总是令人讨厌的,沉迷于过去不能适应新时代的亡国遗民就更加令人讨厌,所以即便学养深厚的先秦诸子,也对宋人多有揶揄之语,更何况普通的周人士民。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比如《孟子》中“拔苗助长”的是宋人,《韩非子》中“守株待兔”的也是宋人,另外《庄子》中“朝三暮四”的是宋国猴子。(居然连猴子也跟着倒霉了),“向氏为盗”的故事出自《列子》,“宋人沽酒”的寓言出自《晏子春秋》,“刻舟求剑”的笑话出自《吕氏春秋》。王利器先生辑录的《宋人愚事录》,就达20则之多。由此可见当时宋人普遍被视为异类,以致成为愚蠢的代名词。

但我认为这些故事中宋人的愚蠢并不等同于智商低。先秦诸子们只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写出了这些殷商后裔的文化心理。殷人与周人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周人尚人文而注重实际,殷人却尚鬼神而尊信宗教。殷人大多富于理论想象而长于艺术,以至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骋于理想追求王道,大有一往无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之概,宋襄公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以说,是文化习俗与民族性格的不同,造成了周人对宋人的歧视,也造成了宋人独特的敏感自尊心理。贵族一般都好面子,但殷商后裔的宋襄公尤其好面子,所以他才不顾国小民弱而奋起争霸,为的就是提高宋国的国际地位,维护殷商的民族尊严,他要让所有的宋人不再被歧视,而可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大声地说一句:我是宋国人!所以宋襄之霸与齐桓晋文皆稍有不同,他只高喊“仁义”口号,却不以“尊王”为其政治纲领。

我们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知道,宋襄公的光荣与梦想,最终还是悲壮地破灭了。看来叔兴这个周王专用占卜官果然不同凡响,一语成谶,简直奇准无比,貌似真能与鬼神交通一般,但实情并非如此。据《左传》记载,叔兴告辞宋襄公后,就偷偷跟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看来叔兴虽是占卜官,却认为这些怪事儿只是自然现象,跟吉凶没有半点关系。吉凶是由人的行为决定的。他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为了敷衍宋襄公,依照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一种个人的预测与推断而已。

由此可见,周室虽衰,手下还是贤人辈出的,之前的宰孔,这里的叔兴,都对国际形势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上古时代那么多“先知”其实就是这么产生的。

由此亦可见,随着思想的不断进步,周人的宗教信仰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而渐渐世俗化了,他们更看重人文的力量而不是鬼神,所谓“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他们对宗教的态度。

这样的文化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4 继承遗志

整个历史按照叔兴的预言发展下去了,宋襄公八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寂寂无闻地饿毙于寝宫之中。

宋襄公闻信,大哭了一场。放心去吧亲爱的小白大叔,您未竟的事业必将后继有人,代齐为霸,舍我其谁!

齐桓公尸骨未寒,齐国的内乱已不可收拾,五公子大战三百回合,最终头号狼崽子公子无亏胜出,在竖貂雍巫的拥立下即位为君。太子昭趁乱逃到宋国寻求援助,宋襄公当然义不容辞,很快联合了姻亲之国卫与归附之国曹、邾,共同出兵护送太子昭打回老家。

大兵压境,齐国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当初齐桓公即位,曾一举挫败外国干涉势力坐稳君位,但公子无亏却没有这样的好命,因为齐国实权派国高二氏根本就不支持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国君,两人于是联合起来,杀死公子无亏,迎接宋襄公仁义之师入城,然后一同拥立太子昭为国君,是为齐孝公。

宋襄公见大功告成,便也不再多留,参加完孝公的即位仪式后就打道回府了。他心里很美,认为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搞定了齐国内乱,这就是仁义的力量!

宋襄公错了。在权力面前,仁义只不过是狗屎而已。他前脚方走,齐国其他四公子后脚就集体发难,冲进宫内造反。齐孝公一见大事不好,赶紧重施故技,三十六计走为上,又逃回了宋国。

此时宋襄公已经回到了宋国,正要摆宴庆祝,却发现孝公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不由大吃一惊。

看来,仁义的力量有时也会碰到挫折。无奈,宋襄公只好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带着齐孝公一路再杀回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宋襄公就不信了,自己的仁义之师还能搞不过齐国那四只狼崽子?

据《左传》记载,宋襄此次伐齐之时,狄人还曾引兵救齐。齐与狄一向水火不容,狄人怎会救齐?小生想来想去发现只有一个可能:雍巫就是狄人派出的间谍,狄人救齐,只为帮助雍巫与四公子继续祸乱齐国而已。

公元前642年五月,宋襄公大败齐四公子军于甗(今山东济南附近),然后一举攻入齐都,保护齐孝公再次坐上宝座。

当年,齐桓公一坐稳君位,就迫不及待地让鲁国杀死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公子纠,果敢狠辣,颇有枭雄风范,现在齐孝公是否能继承老爹的优良传统呢?

宋襄公劝齐孝公不要这么做。手足相残,非仁义也。齐桓公虽有借刀杀兄之恶名,但也有很多以德报怨的仁义之举,齐孝公作为一个孝顺的好儿子,应该有选择地继承老爹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才对。四公子虽作恶多端,但毕竟是亲生兄弟,相煎何太急?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批评教育一下也就得了。

齐孝公一听宋襄公说得蛮有道理,于是赦免了四个兄弟的造反大罪,至此,齐国的这场闹剧总算告一段落。

齐国四公子被赦免后,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途:小卫姬之子公子元逃往卫国,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葛嬴之子公子潘与密姬之子公子商人母家都是小国,回去没啥前途,于是留在国内韬光养晦,明着好似变成了乖宝宝,暗地里却厚施钱财、阴交贤士、附爱百姓,仍对国君之位觊觎不已;宋华子之子公子雍则带着雍巫和他六个弟弟跑到华夏世仇楚国那里去了,冀望借助楚国的力量有朝一日也能打回老家。

看来,宋襄公与齐孝公这完全是在养虎遗患。仁义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感化虎狼的。

不过,宋襄公可不这么想,他自我感觉良好得很。当初,鲁国干涉齐国内政,结局是惨败;如今,宋国干涉齐国内政,却是大大的成功。为什么?因为仁义,除了此二字,宋襄公想不出其他原因。

5 奇怪的仁义

经齐国之事后,宋襄公的野心与信心更足了,他觉得自己于中原诸侯间本就爵位最尊(公爵),在齐桓公组织之华夏联盟中,也向以老二自居,如今老大退居二线,其他小弟又畏畏缩缩,老二不站出来代理老大继承霸业怎么行?

当然,光是安定齐国社稷这一项仁义功名,就想称霸于诸侯,显然是不够的,宋襄公于是决定继承并发扬“原老大”齐桓公的优良传统,举行盟会,团结诸国,继续大力推行仁义,以求逐步确立宋国在诸侯间的领导地位。

在后齐桓公时代,中原诸侯失去主心骨,立时变成一盘散沙,天下秩序重陷紊乱,齐国霸业消亡的后遗症逐渐显现——邢国投靠狄人,共同入侵卫国;郑文公去楚朝贺,投靠荆蛮;楚国持续打击“江汉诸姬”的领头羊随国,淮夷又接连进犯鄫国(大禹之后封国,今山东峄城东)——齐桓公四十年来努力经营之华夏团结,已成土崩瓦解之势,于是夷狄各族卷土重来,烟尘漫天更胜当初,国际局势急转直下,诸夏小国水深火热,各大巨头又噤若寒蝉但求自保;值此万马齐喑之刻,宋襄公勇敢地站了出来,将齐桓公丢下的那面残破的大旗举起,在荒芜的乱世中孤独呐喊,却只闻旷野寂寂,无人喝彩。

宋襄公与齐桓公的称霸举措都是盟会,但路线稍有不同。齐国国力雄厚经济发达,可以胡萝卜大棒双管齐下,行尊王攘夷之道称霸天下;宋国地处中原东南,为抗击南蛮与东夷之第一线,加以国力不济,所以只能行外交之手段,寄希望于以仁义感服蛮夷,这当然很不切实际,但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除此之外,宋襄公恐怕也没有其他争霸的资本了。

于是在宋襄公十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广约各东方小国会盟于曹国南鄙,共谋仁服东夷之策,却没想到各国都非常不卖面子。不来的不来,迟到的迟到,宋襄公出离愤怒了。

首先是身为盟会举办方的曹共公(伯爵),竟不肯致饩,毫无地主之礼,宋襄公憋了一肚子火,只因是在别人地盘而不敢发作,简直憋屈到了极点。

好,我忍!

宋襄公口念“仁义”二字真经,强忍心中怒气,想等开完了会再说,却没想会期已至,诸侯中却只来了一个小小的邾国(颛孙之后封国,今山东邹县东南)国君邾文公(子爵),其他诸侯一个没到。宋襄公无奈,只好拖延会期。

好,我等!

一直等到该年三月,滕国(周文王子叔绣始封,今山东滕县东南)国君滕宣公(子爵,名婴齐)才姗姗来迟,带着满脸歉意的笑容,正要上前打招呼,宋襄公突然跳了起来,大声命令:迟到了还好意思笑,来人,给我绑了!

妈的不忍了,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Hello Kitty啊!

宋襄公不忍了,但是还得等下去,因为此次盟会的主角鄫国国君还没来,淮夷屡次进犯鄫国,襄公所以才召集诸侯欲求解决之道,鄫子(也是子爵)不来怎么成?

于是宋襄公等啊等啊,一直从三月份等到六月份,等得春去夏来百花残,鄫子依然不见踪影。

不等了!再等下去橘子都红了,宋襄公的耐心已丧失殆尽,只得先行与曹共公、邾文公歃血为盟,将曹南之会草草收场。

此次曹南之会,比齐桓公的首次北杏之会还要失败,失败中的失败。

一直等到六月二十一日,鄫国代表团这才慢悠悠地走到曹国南边儿的邾国,此时曹南之会早已结束,鄫子为表弥补,于是要求单独与邾文公会盟。

邾文公当然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向盟主宋襄公请示该怎么办,宋襄公命令他把鄫子给绑了,送到雎水(古代名川,位于宋都之东南)河畔去祭神,以此仁义之举,来感服东夷。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弄不懂了。啥,杀一国之君以祭神,宋襄公还认为这是仁义之举?如此“仁义”真是千古未见。

我们不了解宋襄公的杀人动机,更不了解宋襄公奇怪的“仁义观”,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太过久远,千年隔阂,观念当然天差地别。

宋襄公只是一个活在过去活在梦中的老古董,却不是一个变态狂魔,这世上所有号称仁义的历史罪人都有其冠冕堂皇的犯罪动机,宋襄公也不例外。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殷人尚鬼神,尚到一种非常离谱的地步。据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殷人祭祀鬼神,不仅用活牲献祭,而且还用活人献祭,不仅用活人献祭,而且用贵族献祭。他们认为人牲越尊贵,鬼神就越开心,最隆重的祭祀大典,甚至将整支的军队献祭。这种神权至高无上的观念不仅与周人的重民思想背道而驰,恐怕也是殷商王朝众叛亲离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华夏诸侯一般都是不用活人献祭的,即便用,一般也是用奴隶;只有与夏商一脉相承的蛮夷部族,以及蛮夷风气浓厚的秦楚等国,才有杀死贵族作为人牲或人殉的惯例。(秦国的人殉直到战国秦献公时才取消。)而宋襄公杀鄫子所祀之雎水神,就是宋人与东夷人共同尊信的重要神祇。东夷本与殷人渊源颇深,宋襄公重归传统,杀鄫子献祭,显然是想重修殷商遗民与东夷部族的旧好,以求华夏蛮夷大和解,这在他这个老古董看来当然是仁义,却没想到时代已经变了,他这样的举动只会大失人心。

事实上,宋襄公的倒行逆施之举,在宋国统治集团中也不乏反对的声音,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子目夷,目夷说:“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你看,目夷的观念就比宋襄公进步多了,他认为祭祀是给人祈福的,人才是鬼神的主宰,鬼神反而地位更低,它们又怎么能接受活人的献祭呢,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宋襄公想要这样去当霸主,恐怕很难。这样胡搞,宋国不灭亡,就是万幸了。

看来宋人也不是个个老古板,公子目夷就很容易接受新思想,蛮懂得与时俱进的嘛!

但是很可惜,执拗的宋襄公对于这些声音根本听不进去,他决定一条道走到黑,不管不顾地继续仁义下去,殊不知他的所谓仁义,不仅已被后人解读成伪善,甚至已被斥责成残暴了。中国历史上残暴的人很多,但像宋襄公这样残暴却自称仁义的人却很少见,于是千年骂言,缕缕不绝,大体认为宋襄公为王莽、岳不群之流,外仁内狠的伪君子。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进步和发展,宋襄公的残暴就源自于此。所以历史中才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有时明显是错误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却还有人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仁义无比的。

6 可怜的盟主

夏去秋来,宋襄公又想起曹南之会上曹共公的慢礼之举,于是率军包围了曹国,对其展开军事惩罚。

然而这次,事情依然没那么顺利。

宋襄公之仁义,主要是纠缠在一个“礼”字上,但是公子目夷的仁义,却是看重在一个“德”字上,这种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分歧,必然导致两人的争论没完没了。果然,公子目夷又开始唱反调了,他说:“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目夷认为宋襄公“德”不够,应该回去再修修思想品德课,修完了学分再来打曹国,那样就可以像周文王般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宋襄公本对目夷的话不以为然,但是这年冬天,在陈穆公的牵线之下,齐、楚、鲁、郑、陈、蔡六大国会盟于齐(这会明显是开给宋襄公看的),以勿忘齐桓之德,并修齐桓之旧好(实有与宋襄公曹南之会分庭对立之意)。忽闻此信,宋襄公顿时傻眼,赶紧命令,撤兵!

一直以来,诸侯间凡有盟会,宋襄公总是每会必至,表现得最为积极,然而这一次六大国盟会如此重要的活动,大家竟然都不带他一起玩儿。可怜的宋襄公,他顿时意识到自己被孤立了,一种莫名的羞耻与尴尬涌上心头,他的自尊严重受创,几天几夜吃不下饭,哪里还有心思继续围困曹国。

小国都不听他的,大国更是根本不鸟他,一个被孤立的国家如何才能在乱世中生存?宋襄公哭叫着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跌跌撞撞,头破血流,血泪模糊了双眼,逆流成河。

宋襄公回到宋国后,闭门思过,日夜忙于国事,整整一年没有参加任何国际事务,公子目夷还以为他真的在修德,内心非常欣慰。

第二年年底(公元前640年),修完德的宋襄公终于跳了出来,向天下大声宣布:你们开会不带我一起玩儿,我就自己开会请你们一起来玩儿,然后一起推选我做盟主,你们说好不好哇!

公子目夷当场跌倒,大呼:“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

目夷把形势看得很清楚,认为一个小国,却要争盟称霸,那基本是找死!

鲁国的著名君子臧文仲听到了也叹:“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

意思是说:顺从别人的意愿可实现双赢,强迫别人顺从你的意愿多半就不行了。

看来臧文仲也是个有识之士,只不过目夷看的是形势,他看的是人心,他就像中国的弗洛伊德,非常懂得分析人类的欲望。

总之一句话:做人做事必须以己度人量力而为,一相情愿自不量力恐怕只会惹祸上身。

可惜,宋襄公已经沉浸在追求理想的狂热之中,再多冷水也无法浇熄。

现如今,齐国霸业消亡,天下重陷紊乱,机会稍纵即逝,错过了恐怕再难等到!况且宋国地处抗击蛮夷第一线,夷祸事早上门,与其晚来,不如早来,至少能让局势明晰些,拼死一搏或许还有转机。

正这样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宋襄公耳边响起。

“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鲁国多丧,齐国将乱,内史叔兴预言都已被一一证实,第三条不会也快了吧?

不管,拼了!所谓功成身可死,宋人千千万,死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于是,在宋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39年),宋国邀请齐楚两个超级大国在鹿上(宋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盟会,三大巨头历史性地坐在了一起。

自齐国霸业中衰后,楚成王借此良机,重又将其魔爪伸向中原,将原先归附于齐的蔡、许、陈、郑等国陆续拉拢到楚国阵营之中,现在只要再搞定宋国,则中原之形势,必在其掌握中矣!所以他非常重视此次盟会,早早来到会场,表现得非常积极。

至于齐孝公,他欠宋襄公好大的一个人情,自然也不能不去。而且在齐孝公看来,齐国屡经内乱,当务之急是稳定政局恢复元气,势必不能再贸然争盟招惹祸患,如今既然有宋襄公不知天高地厚地强出头,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也欣然前往,并在会上表现得谨小慎微,态度异常低调。

齐孝公或许不是一代雄才,但他绝对是个聪明人,而且是个懂得审时度势有自知之明的聪明人,管仲与齐桓公何等眼光,他们是不会乱挑继承人的。

比起齐孝公,宋襄公就显得有些不识时务了,他借口爵位之高低,竟当仁不让地首执牛耳,齐侯次之,楚子居末,三人依次歃血为盟。

在宋襄公看来,楚成王名虽为王,实乃僭称,算不得数,以他一个子爵,敬陪末座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礼”,宋襄公他毕生尊奉、宁死也不敢稍有违逆的“礼”。

楚成王肚子都快气炸了。什么礼不礼的,我堂堂楚王,干吗要去守周礼?他妈的就算是周天子亲至,我楚王都不一定卖面子,你宋公算个屁啊!

但是在表面上,楚成王还是收起灰太狼的狼牙,披上喜羊羊的羊皮,装出了一副食草动物的温顺模样。他心想这里毕竟是人家的地盘,真闹起来恐怕得吃亏,不如暂且咽下这口恶气,等有机会再来秋后算账。

宋襄公的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他开心坏了。谁说荆蛮都不懂礼、不讲理的,你看楚子就很守礼,也很通情达理的嘛!看来寡人“仁”名远播,足以感化万邦,千秋霸业,便自今而始。

就这样,三大巨头表面和谐,各怀鬼胎地在鹿上之会亲切会晤,重申召陵之盟三国友谊,提出应继续加强三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方面领域的合作,并就当前国际国内焦点话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普遍共识。宋国领导人宋襄公最后还在会上提议:为了促进华夷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宋国愿意再次作为东道主,邀请天下各国来一场衣裳之会,大家不带兵车,不置武装,坦诚相待,友好相会,打破长久以来的华夷之间的隔阂,一举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与争端,共同谋求世界和平。

对此,齐楚两国领导人均表示同意,并对宋襄公尊崇仁义,热心国际公共事务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宋襄公客套了一番又提议:由于齐楚两国在诸侯间威望卓著,各国诸侯的邀请工作就由两国领导人分别来进行,宋国会尽全力做好一切招待事宜,到时希望两位领导人能联合各国诸侯,共同尊奉寡人为盟主,如何?

说完,宋襄公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率先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让楚成王和齐孝公也来签。

面对这份烫手的文件,齐孝公谦虚地表示:“吾流离万死之余,幸社稷不陨,岂复先君之威而得诸侯之重耶?吾心有余而力不足。”

齐侯不肯强出头,宋襄公还以为他真的是在谦虚,于是也不计较,心想中原这些诸侯我自己请也是一样的,关键还是楚国那边的诸侯,于是转而又去问楚成王。楚成王又好气又好笑,心想你这个公爵那么能耐,干吗不自己去请,现在却来求我这个子爵,真是狐假虎威欺骗寡人的智商,鄙视你!

然而,楚成王最后却一口答应了,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大名,如此之爽快,连宋襄公都觉得有些诧异。

签字仪式结束后,三国领导人又一同携手观看了主题为“仁义之声”的大型歌舞晚会,商周礼乐依次登场,晚会气氛友好而热烈,详情不再赘述。

至此,大会圆满成功,宋襄公的霸业完美升级,只要一小步,就能达到巅峰。

真的吗?真的这么容易吗?

傻子都看出来了,楚成王肯定是不怀好意的。当年齐桓公与管仲处心积虑数十年,都搞不定这位南霸天,宋襄公仅凭他那点可笑的仁义,就想让他心甘情愿俯首帖耳,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等到八月份会期将至,宋襄公真的准备一个保镖不带的就去盂地(宋邑,今河南雎县西北)参加盟会时,公子目夷赶紧劝他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

宋襄公却道:“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

公子目夷见宋襄公不听劝,心内大急。你是君子,想要以诚待人,不肯出尔反尔,这是好品质,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君子的,万一楚国人不讲信用耍花样咋办!

宋襄公长叹道:“若吾果为楚人所害,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是吾不从子之言以至乎此。”

公子目夷见宋襄公为求霸业舍身度外,竟将后事托付于自己,不由长声叹道:“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君虽不言国,国故臣之国也。)

宋襄公的确是个老古板,但也不是疯傻之人,他难道真不知道这次盟会的危险吗?鲁国算是个礼仪之邦了吧,当年柯之盟不还是摆了齐桓公一道?连鲁国人都不讲信用,蛮夷之楚就更有可能不讲信用了。当初召陵之盟,楚国明明与中原九国歃血为盟,信誓旦旦从此盟好,血迹未干,楚国就把许国打了个哭爹叫娘,其信用何在?

但是没办法,论国力,宋连楚一个小指头都比不上,楚真要对宋不利,宋襄公多带兵车去也没用,还不是一样打不过人家?而且这样更糟糕,人家会说是宋国先不讲信用的,楚国打得好,打得有理!

所以说,不讲信用被人打,打了都白打;讲信用被人打,至少占据了道德优势,至少能换取诸侯对宋国的同情,以及对楚国的憎恨,从而再造当年八国伐楚的盛况,这未尝也不是一招苦肉计。

于是,宋襄公比后世的关公还牛,连把单刀也不带,就空手赴会了,心中还抱着一丝幻想:楚国人当着天下诸侯的面,应该不敢公然违约的吧?

宋襄公错了,要楚成王讲信用,老母猪都会上树,这世上没有白捡的霸主之位。宋襄公与虎谋皮,百分之两百会把自己的皮给搭进去。

宋襄公更错的是,天下诸侯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都来。他自己去请的诸侯,除了曹国,一个都不给面子,就连齐孝公也借故没来参加;至于楚国那边的诸侯陈、蔡、郑、许倒是都来了,不过他们都是楚国的跟班小弟,楚王放个屁都是香的,何况只是耍你一个很傻很天真的宋襄公。

结果理所当然的,楚成王在盟会上扒下自己身上的羊皮,露出满嘴的狼牙,伏兵尽出,将可怜的宋襄公跟个小鸡仔似的抓了起来,然后联合陈、蔡、郑、许,与临阵倒戈的曹,一同出兵攻打宋国。

值此危急时刻,齐、鲁、晋、秦等中原大国并没有如宋襄公预期的那样出兵相救。楚国方面的联军将宋都商丘团团围住,一连数月,半个援兵未至。

大家的态度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你宋国与楚国之间的矛盾,我们管不着,被耍了是活该,被揍了是找死,跟楚国人讲信用更是犯傻,还想在我们这儿捞点同情分,没门儿!

别的国家不救宋国还情有可原,齐国内乱全靠宋襄公相助平定,但此时仍然不发一兵,可见在国家利益面前,所谓仁义,所谓邦交,全都是狗屎而已,只有宋襄公还拿它当块宝,妄图借此而称霸天下,岂不是很傻很天真?

宋襄公沦为人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陷入危难,他的心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后面事情的发展来看,他对自己固守信礼并无一丝后悔之心,如此一个旷古未见的化石级老顽固,你叫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另外一边,趁乱逃回宋国的公子目夷已经在宋都商丘即位为君,率领国人对楚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楚成王一时不能取胜,便派人去威胁宋人说:“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

然而宋人却并不吃这一套,他们回答楚王说“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生杀任你,欲降不可以也!”表示宋国已经新立了君主,楚国不要妄想用原来的国君勒索宋国,撕票就撕票,怕你啊!

春秋时期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郑昭宋聋”,意思是说郑国人眼睛亮,懂得随时变化,策略灵活,所以懂得审时度势随时换老板;而宋国人全都是听不进话的聋子,骨头超硬,宁死就是不投降,楚国好多次想把宋国打服,一次也没成功过,这种坚强不屈的文化精神,反而让战国时宋国亡在了郑国的后头。

所以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宋国被打得很惨,但始终没有屈服,楚宋僵持不下,这正是兹父(既已不是国君,就不能再称宋襄公了)最想看到,楚成王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7 耻辱与愤怒

由于宋国地处广阔的河南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扼,为四战之冲地,所以只有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宽阔深渊的护城河来抵御外患。

据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宋国的城池大多高达11.5—12米,远超当时各大强国。宋都商丘,更为四面环绕沼泽地区之超强防御堡垒,楚军虽强,但想轻易啃下这块硬骨头,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基本上春秋时楚攻宋,大多为围城战,只有耗着打,攻是攻不下来的。战国时楚还曾让鲁班制造云梯攻宋城,结果也是被墨子击败。

事实上,兹父之所以敢跟强楚叫板、争盟,除了自恃仁义之外,也有倚仗宋国坚城易守难攻之故。

果然,楚成王最终耗不下去了,再这样苦耗着非但宋国打不下来,反而会耗个两败俱伤让其他诸侯趁机占便宜,不如见好就收吧,给宋国一个教训便是。

于是楚成王派大夫斗申宜去鲁国献捷,将打宋国得来的部分战利品送给鲁僖公,明着不说,实际上是想让他来做调停人,给自己一个台阶好下,毕竟就这样退兵有点没面子。

鲁僖公心领神会,于是笑纳了这些战利品,这个小滑头对救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感兴趣,但对调停这种讨好又不费力的事情当然义不容辞。于是,是年秋,鲁僖公与楚国方面的诸侯会于薄地(今河南商丘北),并劝楚成王放了兹父,退兵与宋国讲和。

楚成王早就想放了兹父了,这废物没有半点利用价值,简直就是只垃圾股,长期持有纯属浪费,不但升不了值反而耗粮食;杀了吧等于脏了自己的手,还会大失人心,跟在股市上割肉没啥两样;还不如赶紧脱手还给宋国。再说了,宋国那个目夷看起来挺厉害,让他当国君还不如让兹父这个傻货来当,敌人的愚蠢就是自己的幸运嘛!

于是楚成王就坡下驴地放了兹父,不仅转手了一只烂股票,反而卖了鲁僖公一个人情,小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兹父虽然恢复了自由,但国内已有新君,于是就跑到了卫国,与母亲重聚。

短短几天,从霸主到囚徒,从囚徒再到一无所有的平民,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兹父累了,他想过一段平静安乐的日子,将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彻底忘去。至于宋国的前途,就交给新君目夷吧,他在国难之际沉着冷静,干得不错,既然如此,那就继续干下去。

但目夷却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于是亲自来到卫国请兹父回去继续领导国家,并说:“国为君守之,君何为不入?”

目夷是明智的,他虽暂代了国君之位,但兹父在宋国国内仍有大批支持派,万一这些人不服气生出什么乱子来,那可如何是好?

宋襄公回到宋国复位,心中没有后悔,只有恼恨。此次受辱,他不怨天不怨地,只怨那郑、许、陈、蔡、曹等国诸侯,心中恨死他们,甚至比恨楚成王还恨。

这帮没有骨气的“夏奸”,公然媚夷全不知耻,明明把中国操纵之权,授之于荆楚蛮夷之手,长此以往,楚人目中尚有中国乎?

耻辱啊耻辱,宋襄公自己被囚倒不觉得很耻辱,却反而为诸夏感到耻辱起来。

宋襄公痛定思痛,他终于明白,光靠盟会是解决不了楚国问题的,必须打一仗,堂堂正正地打一仗,来展现宋国的精神,重振诸夏的勇气!此战无论输赢,只讲仁义,因为只有仁义才能将华夏诸侯重新团结在一起。在宋襄公看来,利益关系的联盟是没有任何凝聚力的,只有仁义才是王道!

于是,宋襄公积极备战,日夜练兵,准备在适当的时机与楚国来场仁义大战。他坚信仁者无敌,即便他屡战屡败,但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宋国;因为他坚信他的仁义即便不能感动荆蛮,但一定能感动上天,感动所有华夏诸侯。

在那些下着雨的夜晚,宋襄公仍然怀抱着梦想,安然入睡。梦里,是一个洋溢着温暖阳光味道的大海……

但是很可惜,时代变了,温暖和煦的阳光沙滩海浪并不存在,如今这个暴风骤雨的新时代并不相信仁义,就在宋襄公回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38年)三月,郑文公再次带着大量聘礼亲自前往楚国朝见,极尽讨好之能事。在郑文公眼里,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至于仁义,几毛钱一斤?

宋襄公闻信拍案而起:一个出身王室的姬姓贵族,一个堂堂的华夏伯爵诸侯,却屡次自愿主动、卑躬屈膝地去向一个南方蛮夷子爵献媚,频繁之程度比朝见周天子还甚,简直岂有此理!好,就先去揍郑国,打狗给主人看!

出征之前,宋襄公还在誓师大会上兴奋地向将士们表示:“如天不弃我,则商之业可兴矣!”

宋襄公非常清楚明白地宣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台下有的人很激动,有的人很振奋,但也有人很担心很纠结,就是各自怀抱着这样矛盾的想法,大军离开宋国,朝郑国出发。

8 最后的义战

在《东周列国志》中,宋国此次伐郑是举倾国之兵单独前往,但事实并非如此,宋襄公这个没落霸主也不是一点儿号召力都没有的,据《春秋》记载,当时加入宋国联军的不仅有姻亲之国卫、归附之国滕,而且还有楚方面的小弟许国。另外陈国此时也倾向于宋国这边,为联军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

由此可见,薄之会宋襄公受辱归国后,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外交工作,将很多楚国方面的小弟争取到了自己这边。人常说宋襄公是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很显然,楚国无信无义之举也让一些华夏诸侯感到反感,于是他们纷纷叛楚投宋,楚成王外交受挫必求于军事,就算宋襄公不动手,楚国迟早也会动手的,宋楚两大阵营迟早一战。关于这一点,我想宋襄公或许考虑得比我们更早。

事实上,宋地方三百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兼地处天下南北交通之地,所谓襟带河济,屏蔽徐淮,舟车四达,商务辐辏之国也。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其势力来说,宋都是北进中原的楚国霸图路上的大肥羊和拦路虎,就算宋襄公忍气吞声闭门自保,楚王也不会放过宋国的。由此可见,宋襄公的不自量力并非公子目夷说的那样是徒惹祸患,他也是很无奈的,局势险恶危机四伏,他必须豁出去赌上一赌!

宋襄公的策略,应该是想尽快打服郑国,从而将中原南部的诸侯结成强有力的抗楚同盟,守望相助,以抑制荆楚势力继续北上扩张,在这一点上,宋襄公与齐桓公殊途同归。

但是很显然,齐国的军事实力是远非宋国可以比拟的,据史料记载,齐桓公时代的齐军共有三军,按春秋军制,一军为12500人,所以齐军的总兵力在四万左右,再加上齐国每次军事行动,都有大批小弟跟在后头,人马雄壮,可谓威风八面。但是宋国在春秋初期一直只有一军,军事统帅称大司马,襄公即位后由公子目夷担任;后来宋襄公受辱回国,谋霸之心不已,故将宋军扩为左、右二军:使公子目夷将左军,特设左师之职(其大司马之职,则由公孙固改任);襄公则自将右军(当时尚无右师一职)。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宋国伐郑,左师公子目夷并未参加,可见左军是负责守国,宋军中只有右军出战;而卫是新建之国,许、滕则是积弱小邦,派出的兵恐怕更是有限;综上所述,宋襄公伐郑之兵应该不会超过三万,就这么点儿兵就想打服郑国,恐怕没那么容易。

果然,郑文公仗着楚国这座大靠山撑腰,一面坚守,一面紧急派人向楚国求援。楚成王见宋襄公竟敢打他家狗,大怒,便召集群臣商量说:“郑事我如父,宜急救之。”

楚将成得臣眼珠子一转,道:“救郑不如伐宋,围城打援,以逸待劳,岂不更妙?”

楚成王一听这主意妙哉,赶紧大夸了成得臣一通,引兵攻宋。

这位在孙膑之前就悟通了“围魏救赵”之妙计的军事人才成得臣,究竟是何方神圣?

成得臣,楚国若敖族(楚西周时君主若敖的后裔)领军人物,名得臣,字子玉,春秋时代楚国著名将领。

强将手下自有强兵,按《左传》记载,之前齐桓公时楚攻郑曾出兵六百乘,又楚之军制与华夏诸侯军制不同,华夏诸侯每辆兵车配步卒100人,楚每辆兵车配步卒150人,故可推知楚军机动兵力至少有九万,非常之可怕!

看来,楚国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当年齐桓公引九国之兵都不敢与之一战,宋襄公有这个胆子跟它拼上一拼吗?全世界拭目以待。

楚军进入宋境后,所向披靡,一直攻到宋都商丘附近,好在国内有公子目夷的左军防守,这才得保商丘暂时无虞,但是楚军势大,宋襄公势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赶紧从郑国撤兵,回去保家卫国。

成得臣见大鱼已经上钩,便不再进攻,而将大军驻扎在泓水(雎水支流,今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南岸,派人向宋襄公约战。

宋襄公当然应战,这些年中原诸侯畏楚如虎,个个都跟缩头乌龟一般,宋襄公都替他们害臊!值此万马齐喑之际,必须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与楚国来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决战,无论是输是赢,反正不能让楚蛮子看扁了!

宋襄公非常清楚,对付楚国这样的贪狠之狼,只能让自己硬起来,越软越是助长它的气焰,越怕越是要被欺负,左右拼它一场,就算输也要输得轰轰烈烈。

然而,宋襄公的决定遭到了宋军高层的普遍反对。

长久以来,楚军在中原所向披靡,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对手,宋军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大司马公孙固力劝宋襄公道:“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之矣!”

公孙固的话代表了很大一批宋国自保求全派的意见,他们认为上天已经抛弃了殷商,所有努力都是徒然的,宋襄公欲图民族复兴,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遭到上天的惩罚。

宋襄公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叫公孙固闭嘴。

公孙固长叹而退,他实在想不通宋襄公为什么明知毫无胜算仍不惜拼命一击,这不是找死吗?要他说,就跟楚国认个错服个软,保证啥事儿都没有,最多也不过割地赔款而已。好比郑国那样,暂时的委曲求全未尝也不是一种策略。

宋襄公看着公孙固的背影,视线渐渐模糊,他的眼眶已经湿润。

不用公孙固多说,宋襄公岂能不知晓这一战的危险?叔兴之谶言犹在耳,悲剧的宿命已然注定,这一战,他就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的,飞蛾扑火在所不惜,总之要他向荆蛮跪地求饶,对不起,做不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明知危险可以避免,仍坚守信念拼死一搏,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如果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懦夫也敢出手,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过,地球人都知道,勇者与傻子只有一线之隔,执著与顽固也只有一线之隔。

终于,公元前638年十一月一日,在料峭的寒风之中,春秋时期最愚蠢、最可笑,也最悲壮、最感人,还最古怪的一场战役——泓水之战爆发了。

这场战役的第一大古怪,也可以说是第一大疑点,就是身为楚国著名将领的成得臣,竟然在决战前没有事先渡过泓水占据有利地形,而是在宋军完全列好阵势后,才慢腾腾地开始渡河,这太古怪了,完全不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事将领所为。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车战。以战车作战有两大要素,非常之关键。

首先就是地形。春秋时候的战车驾驶起来非常麻烦。不仅车体长、横面宽、轮子大、底盘高,而且还得用缰绳同时驾驭四匹桀骜的骏马,这可不像我们现在参加一两个月驾驶班就能速成的,那得从小就开始训练,以为先秦时贵族的必修课。所以,即使最优秀的御手也需要足够平坦的地形,否则随时有可能整车倾覆。

其次就是阵形。由于战车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太差,所以只能使用大排面横列方阵作战方式:两军对垒的战车都以横排前进,迎面对冲,敌我车辆俩俩交错,战车兵从车上立直了身子,趁着与敌车一错轴的时刻,拿戈往旁边车上的人脑袋上招呼,或者用矛去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后排间隙要足够,这样才不会追尾;左右列的间隙也要足够,这样才能确保错车时两两夹击对方战车——就好比《尚书牧誓》里面讲到武王伐纣,每行进个五六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军队纪律,那是有实际用途的。

由此可见,春秋时车阵作战,谁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谁的阵形更稳固更整齐,谁就更有可能获胜。那么成得臣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怎么可能犯如此巨大的错误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根本没有把宋军看在眼里,认为随便打都能获胜,所以才会不加防备大摇大摆地渡河。

少数人的看法,是说成得臣此乃诱敌之计,他就等着宋军钻进自己的埋伏圈里,好来个瓮中捉鳖。

两种见解都有道理,我在这儿不予置评,但当时宋军大司马公孙固显然认同的是第一种看法,他对宋襄公说:“敌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提议半渡而击之,打他个首尾不能相顾。

但是这条妙计在毕生尊奉古军礼的宋襄公看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他摇了摇头说道:“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吾虽丧国之馀,寡人不忍行之也。须其出。”

春秋三传,宋襄公的答词略有不同,但都很朴素,然而在《东周列国志》中,小说家冯梦龙为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冯梦龙很有才,在他的笔下,宋襄公完全变成了一个舞台上的小丑,喜剧效果十足,一副无厘头的蠢货形象。从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泓水之战演变成了一出搞笑的闹剧,悲壮之感全无。

过了一会儿,楚军已完全渡过泓水,但是乱乱哄哄,正在整理队列,部署阵形,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乱进攻,打他个立足未稳。

这依然是不被当时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宋襄公还是摇了摇头道:“未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待其己陈。”

但在《东周列国志》中,宋襄公再次变化形象,从小丑变成了流氓,他竟朝公孙固的脸上吐了口口水,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

冯梦龙又在恶搞了,宋襄公朝手下大将的脸上吐口水,举动好似街头无赖一般,这与他迂腐君子的形象岂非矛盾?

文字真是太神奇了,一个活得太认真以至较真的悲剧人物,也可以被塑造成一个极具喜感的拙劣小丑,历史就是这样被打扮得面目全非的。

正说话间,人多势众身经百战的楚军已经排好阵势,漫山遍野黑压压一片,好不吓人。

每一个宋国将士,包括宋襄公在内,脸上都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这些勇敢的战士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在危险面前感到害怕,就和你、我,以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一般都有过伟大的梦想,破灭了,于是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有时投机,有时退缩。这种生活方式并没错: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不幸的,人们必须谨小慎微地生活。眼前的楚军强大到令人战栗,在那样的大势之下,他们的结局早被注定为必被遗忘的失败者传奇,这种挫败感和悲剧命运足以让任何人失去斗志。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信念,或者叫做坚持,它能让人以全世界再无第二的斗心奔向失败……楚国人可以挺进中原,也可以征服华夏,但是在此之前,请先从宋国勇士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于是蓦地,宋襄公圆睁双眼,奋然振臂,传令大军击鼓进攻,然后亲率兵车一马当先杀向楚阵,宋军为主将气势所鼓舞,遂一齐呐喊,燃烧热血与斗志朝失败冲锋而去,楚军同时击鼓,两军交错,杀声震天。

——冲啊,勇敢的甲士们,公平痛快地去战斗,用你们的戈矛,舞动礼义!

为了宋国的尊严,为了君子的荣耀,宋襄公与他的勇士们终于豁出一切拼死一战,虽然悲壮的结局早已注定,但这就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无论如何,这就是宋襄公的选择,也是他的宿命……

宋襄公实在是个傻子,这样的傻子,当今这个世界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9 古代的军礼

月色映照在商丘城头,悲伤而宁谧,宋襄公捂着流血不止的大腿,躺在战车上呻吟,城门大开,公子目夷带人迎了出来,将这帮残兵败将接入城内。

宋军败了,大败,这支军队人数又少,且为新建,根本就不是具有丰富作战经验之强大楚军的对手,他们很快就陷入重围,一番激战,宋襄公大腿中箭,无力再指挥战斗,只能率众突围,为了掩护他撤退,数百忠心耿耿的门官竟全数战死,宋军损失惨重。(门官:春秋时国君的亲卫队,由卿大夫子弟组成。)

梦醒了,世界一片荒芜。

继齐桓之后,宋襄的霸业也灰飞烟灭,随风飘散,一个散得凄凉,一个散得悲壮。

从此,千年笑声在围观的看客间回荡,笑齐桓的昏,笑宋襄的仁,笑他们傻,笑他们咎由自取。

然而,宋虽惨败,但余勇可贾,他们同仇敌忾,拼死抵抗,斗志更甚之前,楚军故而未能痛打落水狗,乃以凯旋之姿,跑到郑国索要“慰劳”跟“慰安”去了。

战后七天,也就是十一月初八晨,楚军至郑,郑文公夫人姜氏(齐桓公之女)、芈氏(楚成王之妹)亲自出城,慰劳楚军与楚成王。次日,楚成王入城,接受郑文公的宴请与享礼,郑文公向楚成王敬酒九次(上公之礼),并陈上各类礼品百余件(天子之礼),极尽讨好,唯恐不周。宾主尽欢直至深夜,芈氏又亲自将楚成王送回军营。这些都是违反周礼的举动,楚成王处处以蛮夷自居,屡次抵触华夏意识形态,光这一点,楚成王就做不成中原霸主了。经此事后,中原诸侯对他反感日增,尤其是齐鲁晋秦等大国。由此可见,一时的成功不算什么,一辈子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美。

楚成王以郑国恩人自居,又吃又拿,临走竟还带了两个女人回军“慰安”自己。据《史记索引》所云,此二女即分别为姜氏与芈氏所生之女,也就是说,郑文公竟然用自己的亲女儿“慰安”了楚成王,或者说,楚成王竟然奸淫了自己的亲外甥女!

这就是弱国的悲哀,要么拼死抵抗流尽男儿之血,要么卑躬屈膝得保苟延残喘,生存还是荣誉,这是一个问题,二者只能择一,选了就不要后悔。

宋襄公就不后悔,他丧师辱国,祸及百姓,国人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于他,他却执拗顽固,死不悔改,竟还“狡辩”说:“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为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这句话里的“重”字,应读平声;所谓“不重伤”,就是指不能打击已经在战场上受伤的敌人。乘人之危对无法再战斗的弱者出手,这是卑鄙小人的行径。

这句话里的“二毛”,不是指两毛钱,也不是指两根毛,而是两种颜色的头发,即头发黑白相间之意;所谓“不擒二毛”,就是指不能俘虏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兵,如果俘虏了,也要战后礼送回国,尊老敬贤的优良传统不能忘,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也该如此。

潘安的《秋兴赋》序言有曰:“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意思是说这位美男子在32岁的时候已经长出白头发了,即所谓“潘鬓”。看来,如果潘安穿越到楚军中上了泓水战场,宋襄公也肯定不会为难他的,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早生华发。

另外“不为阻隘”与“不鼓不成列”,意思是“不阻击敌人于地形险要之处”和“不攻打还没有结成阵势的敌军”。在春秋时代,不待对方摆开阵势就进攻的战例还并不多见,《左传》中明文记载的只有四次,一为鲁攻宋,一为晋攻狄,一为鲁攻莒,一为吴攻楚。

现在我们听到这些古军礼,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但在宋襄公的时代,它却是为华夏诸侯所普遍奉行的战争法则。虽然偶尔有人违反,但大多数还是很守规矩的。比如从前那个好鹤的卫懿公,《左传》详细记录了当时谁是他的御者,谁是他的车右,谁冲锋在前,谁坐镇在后。在蛮族面前,这样的战术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卫懿公坚持不肯撤去他的旗帜,这导致了他始终都是狄人重点攻击的目标,结果自然是死得很惨;再比如孔子的高徒子路,打仗时帽带断了,他宁死也要先系好帽带再去作战,结果帽带系好了,自己也被敌人杀死了。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战争法则呢?这些后来罕见的战争法则,到底有哪些内容呢?这些上古军礼为何后来又逐渐隐没了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

在战国以前古人的意识形态里,天下为一家,大家长是“天子”,各国都是兄弟或姻亲之邦,亲戚之间有矛盾,可以用战争来表达怒火,但目的只是为了定出个胜负,杀伤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对方服个软认个错,就行了,点到为止,无须斩尽杀绝。这样才能保证战争之后两国能重新恢复兄弟之谊,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打闹闹还是一家人嘛。

所以,那时候的战争,在我们现代看来,形式大于内容,既不残酷也不血腥,怎么看都更像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比赛,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由贵族车兵(称甲士)组成,奴隶和平民(称徒卒)则好似在旁加油打气的拉拉队,通常只负责运输辎重、喂马煮饭等后勤工作。

既然是贵族的公平决斗,当然有贵族的臭规矩。

第一,战争要选择时间,不能伤害农时,耽误农业生产。不要有意利用对方民众的困苦,更不能在对方国丧的时候展开进攻。

第二,战争之前,要先到太庙去祭告祖先,强调自己打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然后还要占卜,如果不吉就不打,因为这说明祖先不同意。

第三,占卜吉了,还要给对方下战书,约好比赛的时间地点,不能“不宣而战”。完了还要大摇大摆地击鼓出境,不能偷偷摸摸隐藏行军路线。另外战场的选择也有讲究,必须选空旷的“隧野之地”,农田或城市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样会伤及无辜百姓。

第四,进入敌人的国家后,不能施暴于庙堂圣地,不可以打猎伤害农业,不可以破坏建筑物,不能焚烧居所,不能砍伐林木,不可以抢掠六畜、庄稼和其他器械。

第五,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美其名曰“致师”。这时候双方的勇士单打独斗,双方的士卒各自为运动员加油打气,“致师”一般只活捉不杀人,打击对方的士气而已,游戏的意味更显浓厚。

第六,致师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入场,等到完全摆开阵势,这才开始面对面冲锋,冲锋过程中战车还不能相撞(杀伤力太大),必须要错车而战,并且持何种武器的人应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严格规定。战场上看到了对方的国君,还得从车上跳下来,摘掉头盔,戴上帽子,然后才能上车开战;开战时碰上老弱病残,不能加以伤害;对方如果受伤了,还要把他带回军营好好治疗,然后礼送回国——这与荷兰思想家格劳修斯提出的近代国际法何其相似——坚持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反对杀害妇女、儿童等非参战人员,反对杀害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

第七,既然类似于竞技比赛,当然是一战定胜负,双方一冲锋,谁的阵脚先乱,谁就算输,对方一投降,这仗就算是打完了。所以战斗往往很快就结束,甚至一回合就能分出胜负,经常是白天打仗,晚上就可以回家陪老婆。“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军礼明文规定:战争进行中,有一方溃败,只要逃跑超过百步,另一方就不能再追赶;战争结束后,一方撤退超过九十里,另一方就不许跟踪追袭,应该原地列阵,放归老弱俘虏,欢送败军回国。

幼稚吧,可笑吧,这些臭规矩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很是古怪。可这些在人类社会的童年,却真真正正地出现过。不止中国,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晚得多。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信仰相同,语言相通(拉丁语),故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也秉持着骑士之精神,视贵族之荣誉胜过生命,不杀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不对毫无防备、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发动攻击,甚至俘虏了对方骑士还搞“三陪”,陪吃饭喝酒沐浴,待如上宾,等他的领主拿钱来赎……当然,关乎信仰的宗教战争除外。

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之标准去评判古人的是非。泓之战中宋襄公他不蠢,他也不是不懂得打仗,他只是按老规矩办事而已,不幸的是这个老规矩渐渐不合时宜,所以被后人鄙弃丢光、最后忘光光罢了。

自春秋始,礼崩乐坏,诸侯力征,社会矛盾激化,古代温和的“以战为礼”思想已经不能适合新形势下的斗争需要,所以不断有人站出来打破这个规矩,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利益与政治利益,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鲁将曹刿以及楚成王。春秋时这样的人还少,等到战国,便几乎人人如此了。清人顾炎武就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所以说宋襄公的悲剧,在于他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处,旧的规矩行将过时,新的规矩又遥不可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妥协与变通,可惜宋襄公偏偏就是个从来不知变通的顽固分子,他执迷不悟地坚守着古老的梦想与规矩,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算他不守规矩不讲仁义,人们也不会对他有多少微词;反而他守规矩讲仁义了,一旦失败,却会遭到国人与后人更大的责难与耻笑。这里面居然还包括他的哥哥,思想先进的公子目夷在内。

公子目夷说:“君未知战。强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强者,皆吾敌也。虽及耄耋,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未成列者可也。”

宋襄公与公子目夷的争论,不啻为一场时代性争论,究竟在新形势下还要不要遵守古代的规矩,这是一个问题。

公子目夷的观点是:宋襄公根本就不懂战争,战争就得不讲规矩。如果真要有规矩的话,唯一的规矩就是要争取胜利。强敌在前,本来胜算就小,对方没有布好阵,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好机会,为什么不利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多杀敌人,还管他们是不是老头子,更管不了他们有没有受伤。如果敌人已负伤就不再打击他们,那么一开始就不该让他们受伤;如果要在战场上照顾那些年纪大的敌人,那不如直接向他们举手投降算了,何必还要打这一仗呢?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公子目夷的话貌似的确很有道理,后世的军事思想也基本是按照这个路子来的,于是在中国,战争方式开始变化多端,奇谋诡计层出不穷,为了胜利不择手段,战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别说什么“不重伤、不擒二毛”了,就算是几十万几十万的坑杀战俘,就算将整片整片的乡村城镇夷为平地,就算是杀人盈野、屠城灭国,杀得对方士兵平民男女老少一个不留,也眼睛不带眨一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坚持公平与仁义的战争方式,并坚持至死,且至死不渝者,或许就是我们这位被嘲弄千年的“蠢猪”宋襄公了。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一个规矩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战争也要有底线,没有底线的战争不是战争,那是毁灭。

有人说了,没有毁灭哪来的重生。我说,我宁愿要宋襄之仁,也不要这样的重生。

事实上,如今的现代战争也是讲点规矩的,比如“二战”以后的日内瓦公约,各国基本都遵行这部国际公法,违反了就属于“战争罪”,必须当成战犯接受国际军事法庭的制裁。

当然,宋襄公刻板遵守上古军礼也非完全正确,因为当时社会的实情已经不允许这么做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已至崩溃边缘,孟子亦不得不承认:“救死而恐不瞻,悉暇治礼义哉?”看来一味地遵守礼仪,似乎也不成。

如此看来,宋襄公没有错,公子目夷也没有错,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错了?

我个人的回答是,完全没有规矩不行,像宋襄公那样拘泥于旧规矩也不行,这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什么时候追求铁血与权谋,什么时候追求公平与正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无数次地问自己,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这是一个问题,它不仅是所有国家与民族共同的问题,也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10 千秋毁誉

如何正确认识宋襄公与他的经典战役泓水之战,这个问题缠绕了中国人很久,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演变,各种各样的评价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争论无休无止,看态势似乎还要继续争论下去,不知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的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一位叫做蔡明超的中国商人激于民族的义愤在法国拍卖会上以天价买下了两颗当年被英法联军抢掠去的古董兽首,然后宣布不予付款,目的是让这个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拍卖计划流产。

这件事在网络上传开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网友认为蔡明超违反了国际拍卖法,不守规矩,没有中国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更多网友认为蔡明超干得好,跟强盗就不该讲啥规矩,那些反对蔡明超的人纯属宋襄之仁,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争来争去,很多人都犯迷糊了,究竟是蔡明超做得对,还是宋襄公做得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貌似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搞明白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宋襄公那个时代就开始让人们感到疑惑了,即便是在当事人所在的宋国,国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很大,两派观点泾渭分明,各自走向极端。

以公子目夷和公孙固为首的国人显然是反对宋襄公的,而且反对之声非常尖锐,具体情况前文已经提及。

但是以正考父为首的部分宋国君子却是赞同宋襄公仁义之举的。《史记·宋世家》在最后就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大意是说:宋襄公的大夫正考父为了称赞他,因而追述契、汤、高宗时代殷朝兴盛的原因,最终写下《诗经》中的《商颂》。其中有一篇《殷武》就写道:“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看来殷商与荆楚乃是世仇)此外还有些君子也认为宋襄公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当时中原地区的国家缺少礼义,而宋襄公具有礼让精神,所以不惜褒奖之词,大力表彰于他,说他是仁慈的圣人。泓水之战发生地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慈圣镇,慈圣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宋襄公的。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的残酷性加剧,古军礼已经荡然无存,所以这时候的史书春秋三传大部分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左传》自不必多说,它大量记载了公子目夷与公孙固的反对意见,其态度非常明显。《谷梁传》也是差不多的意见,它说宋襄公“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又说:“兹父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认为宋襄公自不量力,丧军失民,其所谓仁义并不可取。

只有《公羊传》对宋襄公与泓之战大唱赞歌,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并相信他本来应该像文王一样取得成功,他最终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宋国臣民不争气。

而先秦诸子中的兵家,自然是百分百反对“宋襄之仁”的。孙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说要“乘人所不及”,又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吴起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说“行列未定可击”。

法家的韩非则认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以他也嘲弄宋襄公,称之“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

到了汉代经学兴起,认为宋襄公是道德英雄的看法又逐渐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就是名声也不怎么好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认为仁乃王道,宋襄公就是王道。董儒论事,只问是否合乎道义,不问是否能成功。

这就也有点偏颇了。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固然不好,为了道义不论成功是否也太扯了点呢?平衡,应该要有个平衡吧,太极端了都不好。

转眼到了宋代,这个与宋襄公有一字之缘的朝代,却是他骂名最多的时代。盖宋人重文轻武,看重文人的风雅,轻视武士之荣誉,宋襄公讲究堂堂正正尊重对手的战场对决,自然得不到心思灵活的宋人青睐,而通常斥之为假仁假义冷血无情之辈。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既喜好填词与风月,也喜欢指点江山评断青史的苏轼。苏轼在他的文章中大骂宋襄公假仁假义欺世盗名,说:“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

苏轼论史喜欢“诛心”,这在小生看来也颇不客观,真仁假仁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人都看法不同,怎可一概而论?历史是复杂的,依我看宋襄公功过参半,不能一棒子打死。

宋人黄震也批评宋襄公用目夷为相而不听其计,其实是个狂妄刚愎之人。(宋襄公知目夷贤于己而不用,盖妄人耳,历史反多其礼让,又何欤?)

另外一位宋代学者胡安国也在《春秋胡氏传》中列出了宋襄公四大罪状。

第一,宋襄公平齐内乱立孝公,这是“奉少夺长”(公孙无知才是长子),是自称守礼君子却违反周礼的虚伪表现。

第二,宋襄公以小国国君为祭祀牺牲,是谓残忍无道。

第三,宋襄公武力胁曹,是谓德薄之辈。

第四,宋襄公泓水战败,是“计末遗本,饰小名妨大德”。

光看这四大罪状,似乎宋襄公非但不仁,而且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就算不战败也要自杀以谢天下才行了。

明朝人基本上也对宋襄公持贬低态度。明著名隐士徐霖曾作诗曰:“不恤滕鄫恤楚兵,宁甘伤股博虚名。宋襄若可称仁义,盗跖文王两不明。”

接着我们再穿越到清代,发现这时宋襄公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说一句“骂名满天下”都不为过。

清人吴曾祺说:“(宋襄公)用人于社,昏暴甚矣,一败之后,无以自解,乃姑托以仁人君子之言。何不知羞耻如此。窃谓宋襄公此番举动,是为后世伪道学之祖。”

清人高士奇则说:“甚矣哉,宋襄之愚也……吁,宋襄其谁欺乎?夫祸莫朁于残人骨肉,而以国君为刍狗。无诡之杀,鄫子之用,以视重伤于二毛,孰大?逆天害理之事,宋襄敢行之,而故饰虚名以取实祸,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清人梁玉绳干脆就在文章里责备太史公《史记·宋世家》中的论赞采用古籍(《公羊传》)有失偏颇,他压根儿就不相信当时有部分宋国君子对宋襄公持肯定态度。(泓之战以迂致败,得死为幸,又多乎哉?执滕子,戕鄫子,行仁义不忘大礼者如是耶?何褒乎耳?)

最后到了现代,毛泽东同志站出来为宋襄公盖棺论定了,当时激烈的斗争形势,显然是不允许我党对反动派们姑息养奸的,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必须坚决予以批判,所以毛主席教导大家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伟大领袖的话自然是不会错的,貌似我们不该再对宋襄公做翻案文章了。但是,领袖的话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说的,本着我党“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与国际形势,是否应该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宋襄之仁”抽象为“公平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费厄泼赖”精神来继承呢?奇谋诡计固然灵活机动,但坏处是容易流为油滑,叛服无定,蔑视一切法则。“费厄泼赖”是否就应一概摒弃了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汉代《淮南子》中的一句话:“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看来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在乱世,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费厄泼赖”的精神并不可取,为了生存,必要的时候就该毫不犹豫地耍手段,这叫做斗争策略;而在治世,在社会矛盾并不激烈的时代,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战争术,以及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等,都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先生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先生说:“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在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斗争激烈,大家都不怎么讲规矩,所以“费厄泼赖”是要的,但为时尚早。

所以鲁迅先生认为,只有当大家都讲规矩的时候,我们才要讲规矩,否则宋襄之仁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蠢猪式仁义道德。

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刀枪。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费厄泼赖”。

且正如孟子所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弱者是不够资格讲“费厄泼赖”的,只有强者才可以。就像武侠小说中的盖世大侠:别人是刀枪剑棍全副武装,他却双掌打遍天下;别人是江南七怪一起上,他却从来不要帮手;有时候甚至可以潇潇洒洒地先让人三招,至于暗器毒药什么的阴险玩意儿,那是绝对不用的。否则的话大侠竟去耍些阴谋诡计,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所以,我们要变强,强了就能维护世界和平,就能潇潇洒洒地讲仁义,讲“费厄泼赖”了。这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里强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试想,如果这个世上的所有强者都不讲规矩,那么处在底层的弱者们就更加难以生存了,于是他们只能更加不讲规矩,恶性竞争之下,国际斗争加剧,社会矛盾激化,貌似稳固的金字塔迟早崩塌。

其实,这样对强者也有好处,你“费厄泼赖”了,你仁义了,你大侠了,你扶危济困关怀弱势群体了,你说你不当大哥好多年,别人都不答应,说你不当老大,谁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啊?不相信的话看看齐桓公。

所以说,“仁者无敌”这句话其实有问题,应该是“强而仁者无敌”才对。强者也一定要“仁”,强者不“仁”,又凭什么去要求弱者要“义”呢?这不是很可笑吗?

现在最后的结论呼之欲出了。“宋襄之仁”必须提倡,但必须在和平时代提倡,更必须在强者之中提倡。现代社会渴求公平与正义,但这些必须由金字塔的顶端带头执行,从上而下,上行下效,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圆明园兽首事件,大家有答案了吗?

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大腿中箭,这本算不上什么致命伤,但他也有一定岁数了,多年为霸业奔波与不断经受的挫折早已让他身心重创,再加上春秋时期医疗条件落后,没有云南白药,更没有什么消炎药止痛针,所以他的伤势日重一日,眼见着活不了多久了。

可怜宋襄公,毕生追求梦想播种仁义,收获的却是命运无情的嘲弄,他只能黯然离开春秋的舞台,拖着一条伤腿在历史的荒原中踽踽独行。寒风萧萧,衰草凄凄。对面,死神微笑着,向他伸出冰冷的怀抱。

宋襄公已经很可怜了,但这残酷的世界依然不肯放过他,第二年春,齐孝公发兵攻打宋国,包围缗地(缗音民,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竟原来也是白眼儿狼一只。宋襄公闻信吐出一大口血,伤势愈发严重。

墙倒众人推,远古的梦想已经破灭,如今这个世界已经不再相信仁义,这就是现实,残酷而无情的现实。我可怜的宋襄公,你觉悟了吗?

执著的人从不后悔于自己的坚持,想来宋襄公是不会觉悟的,他努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千年的笑骂是后人的事情,一切已与他无关。他求仁得仁,可以死得其所了。

宋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37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一个闷热无比简直就要将人逼疯的午后,宋襄公伤口严重感染,生命垂危。还好,在他弥留之际,所有的宗室重臣与妻儿老小都簇拥在他身边,恸哭着为他送行。

宋襄公用迷离的眼神环顾着周围那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哥哥公子目夷,堂弟公孙固,妻子王姬,太子王臣(瞧他儿子这名字取的,宋襄公的性格展露无遗)……宋襄公莫名地笑了。

他追了一辈子也没能追上齐桓公的脚步,临死一刻,他总算有一点比齐桓公强了。

太子王臣哭着问:“公父可有言以教儿臣乎?”

宋襄公呻吟着说道:“楚为宋之大仇,汝切不可忘。晋公子重耳,仁且得众,成大事之人也。有朝一日,汝当可借其力以抗楚,而报寡人泓水之恨……”

太子王臣含泪答应。

公子目夷在旁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暗咐:“主君一辈子糊涂,临死之前,总算是做了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天怜我宋……”

是日夜,宋公兹父中年而卒,一十四载的热血理想,曾几何时的风光霸业,至此全然化作梦幻泡影。他失败了,败得很惨,只能孤独寂寞地在历史尘埃中游荡,魂无所依,永远得不到他所梦想的位置。然而,宋襄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自杀式的拼死抵抗,他近似顽固的执著与勇敢,他强大到离谱的坚守与信念,已经远远超乎了楚成王的想象,并因此引发了楚内部政权的轮替(后文将提及),导致楚军未能乘胜一口气入主中原,华夏诸侯得以从容整合力量,等待新的霸主降临。

从这一方面看,这位“愚蠢”的霸主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大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其实你要说宋襄公的民族复兴伟大理想完全失败了的话,也不太对,至少它在另一个层面实现了,后来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孔子、庄子、墨子都是宋人或宋人后裔,他们的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源于殷商文化,他们对于无限制的战争方式也是基本持反对态度的。

另外,世人皆以宋襄公之败为泓水战术失当之故,其实不然,宋襄公之败实在战略,而非战术也。其战略之失误有二。

第一,中原诸侯多为周室宗亲,宋襄公不学齐桓公尊王以图霸,却只欲恢复已亡数百年之殷商故业,诸侯们岂能与他同心?周室封臣却助亡国余孽复兴故业,岂不笑话?

第二,宋处四战之地,四面皆是大国,实无称霸之资,若欲抵挡强楚挺进中原之势,只有放低姿态与华夏各国友好结盟合力抗楚,奈何自不量力争做诸侯盟主,岂不笑话?

故宋襄公精神可嘉,奉行军礼、以仁义之名号召诸侯也无不妥,但唯有战略与外交两项,却是零分交卷,实不可取。

宋襄公死后,宋太子王臣即位,是为宋成公。宋成公依照襄公的遗愿,将他葬在与卫国一水之隔的襄陵望母台附近,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春秋霸主,面向着白发送黑发的母亲,永远长眠。或许有国人会在他的坟前发出放肆的嘲笑,但也有人坚信,他的荣誉将永世长存。

与此同时,在宋国去往郑国的大道上,一支由数十辆马车组成的车队正如风疾驰。

为首的一辆马车上,一个重瞳长须的男子按膝而坐,目光如炬,神情从容而淡定。

车窗外,夜空中飘散着浓重的昏暗,阴郁,混乱不堪的气息,但在远处,似有一点微光,照亮路途,指引车队前进的方向。

他,就是宋襄公口中的晋公子重耳,一个天下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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