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刘备取益州
第一节 张松、法正的双重布局
建安十六年，益州的大门朝刘备敞开。益州牧刘璋邀请刘备入蜀。
《蜀书·先主传》载，刘璋听说曹操将讨汉中张鲁，心怀恐怯。益州别驾从事张松建议刘璋邀请刘备入蜀，先取汉中，以拒曹操。他说：“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刘璋听取了张松的建议，派法正赴荆州迎请刘备入蜀。
实际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三年前曹操下荆州时，刘璋曾再三遣人向曹操致敬，结好于曹操，为什么三年后又转而请刘备帮他讨张鲁以拒曹操呢？吕思勉认为，刘璋邀请刘备入蜀，实际的动机是想震慑蜀中诸将，讨张鲁只是名义。“盖自（刘）焉牧益州以来，与土著迄未能和协；（刘）璋是时所患者，实在蜀中诸将；而无端而召先主，将为群下所疑，故以讨张鲁为名。”(1)吕先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刘焉、刘璋父子监牧益州二十多年，其地位一直不稳固。刘焉为汉鲁恭王的后裔，在灵帝末官拜太常，位居九卿。他见王室多故，天下将乱，想外出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当州牧，以避世难。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对汉末政局影响极大的建议：“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2)此前，州刺史只负监察的职责，权力较轻；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派朝廷重臣出任州牧，掌握一州军政大权，以利于稳定地方。开始，刘焉意在交趾牧。时为侍中的益州广汉人董扶精于图谶，他私底下对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乃改求为益州牧。恰值益州刺史卻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并州、凉州的刺史都被盗寇所杀，汉廷乃采刘焉之议，遣列卿出任州牧。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刘焉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跟刘焉同时以列卿出任州牧的还有黄琬和刘虞。黄琬出任豫州牧，刘虞出任幽州牧。史言：“州任之重，自此而始。”(3)
刘焉监牧益州，董抚和时任太仓令的益州巴西人赵韪都辞去官职，跟随刘焉回到益州。刘焉到了益州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他以张鲁为督义司马，杀了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道，再上表朝廷，声称“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刘焉为立威刑，借故杀了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在益州引起疑惧。于是，犍为太守任岐及校尉贾龙起兵攻刘焉。任、贾二人均为益州蜀郡人。刘焉赴任时，益州亦有黄巾扰掠，时为益州从事的贾龙领家兵数百，摄敛吏民，破走黄巾，迎请刘焉赴任。现在连贾龙也因疑惧而起兵攻刘焉。(4)刘焉依靠的主要是由南阳、三辅一带涌入益州的流民。刘焉将这些流民收编为军队，号为东州兵。依靠东州兵，刘焉击杀了任岐、贾龙。除掉任岐、贾龙后，刘焉志意渐满，造作乘舆车具千余辆。《英雄记》这样描述刘焉在益州的作为：“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5)荆州牧刘表为此上表汉廷，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6)，指责刘焉有僭越之迹。益州与荆州之间的关系因此而一直很紧张。
时刘焉之子刘璋随汉献帝在长安。汉献帝派刘璋赴益州晓谕刘焉，刘焉却将刘璋留在益州。刘焉的另外两个儿子刘范和刘诞后来参与了马腾反李傕的密谋，兵败被杀。河南郡人庞羲与刘焉世家通好，护送刘焉诸孙入蜀，自己也投奔了刘焉。兴平元年（194年），刘焉病死。益州大吏赵韪、王商以刘璋性情温和仁厚，遂与群吏共推刘璋为益州刺史。时值李傕郭汜之乱，朝廷无暇顾及益州，遂以刘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刘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在益州侵暴不法，扰掠百姓，刘璋不能制。于是，州人颇有离怨。赵韪素得人心，他看到州人对刘璋不满，“乃阴结州中大姓”，谋攻刘璋。建安五年（200年），赵韪起兵攻刘璋，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皆为响应。东州人害怕被诛灭，齐心协力，为刘璋死战，遂破赵韪之众，在江州（今重庆）斩杀赵韪。杀了赵韪，刘璋的地位却并未因此而巩固。张鲁控制汉中后，不服从刘璋，刘璋杀张鲁母及其弟，双方遂成仇敌。刘璋遣庞羲击张鲁，不克，遂以庞羲为巴郡太守，屯阆中，以御张鲁。庞羲想招賨民为兵，扩充人马，却为刘璋所疑。双方互生嫌隙。《蜀书·刘二牧传》将这种局面归结为“皆由璋明断少而外言入故也”。
刘焉父子未能获得益州本土士民的信任，只好依靠外来流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东州兵侵暴不法的行为采取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而这又会加剧主客矛盾。刘焉、刘璋父子不能辑和主客矛盾，从而导致原本拥护他们的益州士人如贾龙、赵韪，后来都与他们兵戎相见；而追随他们的客籍人士中，就连与刘焉世家通好的庞羲，也互生嫌隙。
刘璋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在益州统治的危机。曹操南征荆州，刘璋三次派人结好于曹操，实有借助曹操及其挟持的许昌汉廷以增强自己在益州地位的意思。他首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操，次遣益州别驾从事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操，再遣益州别驾张松诣曹操。曹操加刘璋为振威将军，其兄刘瑁为平寇将军(7)。
刘璋既已结好于曹操，为什么又转而结好刘备呢？这主要是受了张松、法正的影响。法正，扶风郿县人，建安初年与孟达入蜀投奔刘璋，却未得刘璋重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8)，法正因此而悒悒不得志。他与蜀郡的张松相友善。张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干”(9)。二人都精明而有干略，但都不治行节，因而志趣相投。他们“忖璋不足以有为，常窃叹息”(10)。张松之兄张肃出使曹操时，曹操表其为广汉太守。张松出使曹操时，曹操却不复存录张松。尽管日后曹操几次颁布求才令，强调只注重一个人的才能，而不在意其德行，但这一次，他的确没看上“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的张松。张松以此怨恨曹操。曹操不久受挫于赤壁，退出荆州大部；刘备旋即略定荆州江南四郡。于是，张松归来后，“疵毁曹公”，劝刘璋绝曹操而结好刘备。他说：“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11)并推荐法正出使刘备。
刘璋能够接受张松的建议，也跟形势的变化有关。刘璋结好曹操，本意是想借外力以巩固自己在益州的地位。现在，曹操兵威受挫，退出了荆州大部。刘璋结好曹操，无助于他在益州内部统治危机的解决。
法正出使荆州归来，向张松称说刘备有雄略。二人密谋奉戴刘备为益州之主。只是一时未有机缘。
不过，按《蜀书·刘二牧传》的记载，法正在受命去邀请刘备入蜀前，还有两次出使荆州。第一次是受命去结好刘备，第二次是与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也就是说，起初刘璋并未想邀请刘备入蜀，而只是结好刘备。刘璋遣兵助刘备守御，双方俨然如盟友的关系。
建安十六年，曹操扬言要讨汉中张鲁，张松遂以此为契机，向刘璋建议，以讨张鲁为名，邀请刘备入蜀。为促成刘璋做出决定，张松对刘璋分析利害说：“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刘备），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12)张松的话道出了刘璋在益州的真实处境，也抓住了刘璋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于是，刘璋派法正赴荆州迎请刘备。
益州方面，有人对刘璋邀请刘备入蜀感到不安。益州主簿黄权劝阻道：“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13)黄权感到不妥，主要是认为主客关系不好处理。他认为只须闭境确保地方安宁，待到天下太平，归顺汉廷中央，才是正确的选择。黄权显然不认为曹操讨张鲁会对益州构成什么威胁。荆州零陵人刘巴当时客居益州，为刘璋的座上宾。他也劝谏刘璋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纳）也。”(14)刘巴在荆州时便对刘备避若仇寇，在刘备占据江南四郡后，不惜绕道交州，来到益州，自然不赞成刘璋邀刘备入蜀。黄权还只是认为主客关系不好处理，刘巴则认为刘备“入必为害”。益州从事王累甚至将自己倒悬于州门，以谏阻刘璋。对于这些谏议，刘璋均不听。显然，他们并不了解刘璋的心思，并不了解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的真实意图。
刘璋不曾意识到，此举将决定性地改变他的命运。他不知道，张松、法正设下的是一个双重的布局。第一重布局是为刘璋设下的：在讨张鲁的名义下，邀请刘备入蜀，真实意图则是震慑蜀中诸将，增强自己在益州的地位；没有讨张鲁这个名义，则不能遮掩过益州其他的人。在这一布局之中，张松、法正设下的却是另一个布局。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奉戴刘备为益州之主；如果没有第一重的布局，则不能遮掩过刘璋，不足以让刘璋做出邀请刘备入蜀的决定。
在张松、法正设下的这个双重布局中，益州的士民们看到的是，刘备入蜀将帮他们讨伐汉中的张鲁；刘璋看到的是，他在益州的地位将得到巩固；张松、法正看到的是，益州将迎来一个新的主人。
第二节 刘备反目袭刘璋
刘备率军沿长江逆行至江州，再由垫江至涪城。所至之处，刘璋敕令给以供奉，“前后赠遗以巨亿计”，以致刘备“入境如归”。刘璋率步骑三万到涪城会合。
二刘在涪城举行了盛大的欢宴。据描述，当时的场面，“乘舆帐幔，精光耀日”，非常壮观。在盛宴内外，却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机锋折冲。
刘备与刘璋会于涪城，张松和庞统都认为这是一举而夺取益州的良机。张松让法正密告刘备，可趁宴会之时袭擒刘璋。刘备说：“此大事也，不可仓促。”(15)他拒绝了。庞统也建议刘备说：“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刘备说：“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16)再次予以拒绝。
张松和法正建议刘备趁宴会之时袭擒刘璋，源于二人早有此谋。法正赴荆州邀请刘备入蜀时，即建议刘备趁此机会，夺取益州。《蜀书·法正传》载：
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与璋会涪。
《蜀书·先主传》中说：“（法）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资治通鉴》在叙述这一节的时候，提到刘备有过一阵犹豫，庞统帮刘备决疑定计。
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统曰：“乱离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以为然。(17)
《资治通鉴》的叙述取材于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但《资治通鉴》在录入上述内容的时候，显然也觉得司马彪的有些叙述不合情理，所以做了改动。最重要的改动是将刘备表示断然拒绝的“吾所不取也”改为表示犹豫的“奈何”。毋宁说，司马光、刘恕诸史臣在替刘备考虑一个问题：既是应刘璋的邀请而入蜀，又要伺机取蜀，政治上如何交代呢？
刘备拒绝了张松、法正和庞统所提的在涪城之会上袭擒刘璋的建议，显示刘备此时尚有政治上的顾虑。
张松和法正二人自觉在刘璋手下不得志，在刘备身上看到了自己施展抱负与才能的希望，所以他们急切希望刘备能尽快取得益州。但是，具体的做法在政治上却说不上高明。作为原益州集团的人，他们适合扮演的角色是帮刘备联络、沟通益州的士人，帮刘备“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劝刘璋让州给刘备。这样既帮刘备取得了益州，又保全了故主刘璋。他们却建议刘备在宴会上袭擒刘璋，难怪王夫之评论他们说：“璋初迎昭烈，二子者，遽欲于会袭之，忍矣哉！君子于此，劝璋以州授先主而保全之，则得矣，其他皆不忠不智之徒也。”(18)
庞统作为刘备的谋主也做此建议，其政治水平比诸范增建议项羽在鸿门宴上杀刘邦，还要低下得多。范增建议项羽在鸿门宴上杀刘邦，虽然说不上光明正大，但因刘邦有闭函谷关拒纳诸侯之失，得罪于东方诸侯，所以杀之而并非全然无名。刘备与刘璋都托为汉朝宗室；刘璋虽治蜀无方，但并无声闻天下的罪行；刘备入蜀，还是应刘璋之邀而来帮忙的。如果刘备与刘璋当面握手言欢，背后却操戈相向，纵然占据益州，日后如何收拾益州人心呢？刘备若按庞统的建议而占据益州，其政治水平跟吕布夺刘备的徐州恰在伯仲之间。况且，就算在宴会上袭擒刘璋，是否真的就能“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甚至能否控制涪城局势，刘备都没有把握。毕竟，刘璋是率三万步骑来赴会的。
刘备没有动手，涪城之会没有变成一个血与火的盛宴。聚会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会上，刘璋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则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二刘之间的这番推领颇有意味。
从刘璋对刘备的推领情况看，此时，他对刘备并非完全没有防范的意识。他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无异于向刘备暗示：你的发展前途应是汉廷中央，而不是益州。
刘备推刘璋领益州牧看上去纯属多余。因为刘璋的益州牧是获得过汉献帝的王命认可的，本来就具备合法性，无须再由刘备来推领。这个看似多余的举措，只能说是刘备对刘璋的一种表态：完全尊重刘璋在益州的地位。
这种表态当然是刘璋所期待的。一方面，他期望刘备表白自己对益州没有觊觎之心，另一方面，由刘备来表白他对刘璋在益州地位的尊重，正是他邀请刘备来的目的：增强自己在益州的地位。
有了彼此的这番表白作为前提，涪城之会遂成了一场欢饮的盛宴。在涪城，双方“欢饮百余日”。这场盛宴一直持续到建安十六年底。
当涪城上演着觥筹交错的欢宴时，北面的关陇正上演着刀光剑影的厮杀。这年三月，曹操声言讨张鲁，激反关中的凉州诸将；七月，曹操亲自率军西征；八月，双方激战潼关；马超、韩遂等兵败后西奔凉州；十月，曹操进至陇上，围攻安定城，迫降杨秋；十二月，曹操自安定还师，他留夏侯渊屯长安，自率大军东还；次年正月，曹操回到邺城。
也就是说，当涪城饮宴正欢时，关陇战事正酣。我们却未见二刘有讨张鲁的军事行动，也未见他们对马超等凉州诸将的抗曹之举做出呼应。考虑到，马超兵败后居然是先投奔张鲁；及至攻雒城、成都期间，刘备才派李恢赴汉中联络马超，可知在建安十六年刘备对凉州诸将连起码的联络都不曾有过。联系刘璋赴会时率步骑三万的声势和“乘舆帐幔，精光耀日”的排场，刘璋的确有意借助刘备的声势以巩固自己在益州的统治，刘备本人也无意于此时北上进取。
欢宴百余日，讨张鲁的事才提上日程。讨张鲁原是刘璋声称邀请刘备来益州的目的。在最主要的目的已经达到后，刘璋还是希望刘备去讨张鲁的。汉中也属于益州，由于张鲁的叛逆，益州巴中一带也不稳定。所以，讨张鲁也是在巩固刘璋的地位。刘璋增刘备之兵，厚加资给，使击张鲁；又令白水关的驻军归刘备节制。刘备合军共三万余人，车甲、器械及各种物资都很充足。刘璋自还成都，刘备北至葭萌。
刘备至葭萌后，并未立即北上讨张鲁，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在葭萌，刘备逗留了上十个月的时间。刘备与刘璋反目，以曹操征孙权、孙权呼刘备自救为借口，据此可推知二刘反目的时间。《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孙权”；建安十八年春正月，“进军濡须口”。前者为起兵的时间，后者为抵达前线的时间。《吴书·吴主传》载，建安十七年，“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对于交战时间，双方的记载相吻合。刘备以孙权呼救为由声称退还荆州，可以推知，刘备与刘璋反目，应该在建安十七年十月以后。其间，庞统给刘备提出取益州的三策：
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发使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19)
刘备在葭萌足足待了十个月的时间，庞统认为刘备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从庞统所言“闻数有笺谏璋，发使遣将军还荆州”看，刘备不讨张鲁而“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引起了杨怀、高沛诸将的疑虑。若再盘桓下去，必将有变。所以他说，“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
当时，摆在刘备面前的选择实际上有三个：要么北上讨张鲁，要么对刘璋采取行动，要么退回荆州。庞统所进的三策，皆着眼于对刘璋采取行动。
从在荆州时面临是否要伺机取蜀，到涪城之会上面临是否要袭擒刘璋，到此时又面临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刘备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如何既将益州纳为复兴汉室的基地，又不违背他“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初衷？唯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得到益州才是复兴汉室事业的光大，而不只是占据一块地盘。
在几次面临选择的关头，张松、法正、庞统诸人的建议都太过急功近利，而未能从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和更宽广的战略视野帮刘备理出一个恰当的取蜀思路，既得到益州，又不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
我认为，刘备应该去讨张鲁。汉中是益州的一部分，占据汉中，北阻秦岭，益州才称得上“险塞”。刘备为完成“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迟早是要攻取汉中的。
最重要的是，讨张鲁而取汉中，将有助于刘备以政治手段取得益州。考虑到，日后刘备从曹操手中尚能夺取汉中，在当时从张鲁手中夺取汉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刘备占领汉中，那么巴蜀面向外部的两个主要方向——东面的荆州和北面的汉中——都处在刘备势力的控制之中。这种态势能使刘备向益州的士人们——无论是益州本土士人还是客籍士人，刘璋与二者的关系都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中——展示：是刘备而不是刘璋能给他们提供保护。然后，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的基础上，促使刘璋将益州让给刘备。即使不是让州，至少也能将刘璋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纳入到刘备复兴汉室的大业之中。
刘备既然是表示“欲信大义于天下”，就应该先伸大义于益州。根据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的说法，讨张鲁与拒曹操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刘备能自然而然地将讨曹灭贼、复兴汉室的政治主题赋予在讨张鲁的行动之中。这样取得的益州才是他日后复兴汉室的基业。以这种方式取得益州，无须付出与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反目的政治代价，也不会在孙权方面留下“猾虏乃敢挟诈”的负面印象。
早在建安十六年，刘备就应该着手北上讨张鲁，以与关陇的军事形势呼应，与马超等凉州诸将相接。若经营得当，有望形成一个包括刘备、孙权、刘璋和马超等凉州诸将在内的反曹大联盟。这样，在汉末的政治地图上，东起扬州，跨越荆益而连接关陇，将形成一种大势，以对抗曹操集团。倘能如此，汉末的政治演变可能是另外一种前景。但在建安十六年，刘备与刘璋在涪城欢饮百余日，坐视北方的形势而无动于衷。
在涪城，庞统作为刘备的智囊，盘算过如何在宴会上袭擒刘璋，却不曾做政治上的考虑，也不曾以一种宽广的战略视野将关陇的形势纳入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之中；在葭萌，刘备面临选择时，他首先面对的仍然是政治上的难题，但庞统策划的几套方案，跟他在涪城建议刘备袭擒刘璋一样，完全没有政治层面的考虑。
庞统的方案太贪利趋进。他所说的上计，实在说不上是上策，而是成功概率极低的险棋。自葭萌回师，径袭成都，能否“一举便定”，关键在于能否确保行军隐秘，从而达成奇袭的效果。但自葭萌至成都，中间要经过涪城、绵竹、雒城等几处重要据点，很难保证行踪隐秘。而一旦泄露，则前有坚城，后有强兵，刘备的处境将极其危险。中计与上计的区别在于先解除背后白水关方向的威胁，再南下攻成都；不利之处是若先除掉背后白水关的杨怀、高沛诸将，则成都方面可能会有警觉，会做抵抗的准备。至于下计，也不是放弃取益州，而是退还白帝城，连引荆州，避免腹背受敌。
刘备此时的处境譬如骑虎难下。如果他不能在讨张鲁的行动中看到一种以政治手段谋取益州的前景，那么他的选项便只剩下两个，要么退回荆州，要么对刘璋动手。若在葭萌久拖下去，刘璋会对他产生疑虑，益州的士民也会对他产生疑虑。在这种处境中，刘备决定对刘璋动手。
在葭萌，有一位益州本土士人也参与了决策。他叫彭羕，益州广汉人，仕州不过书佐，“又为众人所谤毁于州牧刘璋”，被髠钳为徒隶。彭羕“心大志广”，但跟法正一样风评不佳，也跟法正一样不得志。刘备入蜀后，他赶到葭萌，先见庞统，两人共语，通宵达旦。法正也“宿自知羕”，遂共同推荐给刘备。关于这段经历，日后彭羕在给诸葛亮的信中写道：“会公来西，仆因法孝直自炫鬻，庞统斟酌其间，遂得诣公于葭萌，指掌而谈，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20)彭羕跟法正一样，在刘备身上看到了自己施展抱负和才能的希望，所以主动求见。从他说到“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可知刘备与庞统等人一直在谋划如何占领益州，而彭羕与刘备等人商略的见解，大抵英雄所见略同。
刘备最终采用了庞统所说的中计。跟庞统的方案稍有不同的是，刘备打算制造一个借口，不光是要诳来白水关的杨怀、高沛二将，还要显示：双方翻脸，曲在刘璋。
时值曹操准备东击孙权，孙权呼刘备自救。此事给刘备提供了制造借口的机会。刘备写信给刘璋说：“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顺便向刘璋请求增补兵力一万人及粮草诸物。刘璋没有完全满足刘备的要求，只答应给兵四千，物资方面给其半数。(21)王沈的《魏书》称刘备便是以此为借口与刘璋翻脸。他激怒士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恡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22)《魏书》所述刘备翻脸的借口，前提是刘璋未满足其要求，这跟陈寿《蜀书》中所述刘璋只满足刘备要求的半数，逻辑关系倒也连贯。所以《资治通鉴》采录了《魏书》的说法。
刘备的这个借口实在是非常牵强。不管他怎样激愤，事实上他并不曾真“师徒勤瘁”地为益州征强敌；刘璋对他是“厚加资给”，“车甲器械，资货甚盛”，而刘备却诬之以积财吝赏，实在说不过去。况且，纵然刘备所说的一切都成立，也不至于就要举兵相攻。
实际的情况是，刘备这个计划的后半截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因张肃泄密而使双方在事实上翻脸了。时在刘璋身边的张松显然并不知道刘备的计划，以为刘备真的要退回荆州。他给刘备及法正写信问：“今大事垂立，如何释此去乎！”张松之兄张肃知其谋，担心祸及于己，遂向刘璋告发。不知刘璋听说刘备等人的密谋后作何感想。这个他请来帮忙、在涪城之会上“欢饮百余日”的刘氏宗室，已在暗中准备对他动手。
所以，刘备的这个借口至多只能在原荆州的士兵中间激励士气，却不能向益州士民显示曲在刘璋。
刘璋迅速收斩张松，通知沿路诸关隘，闭关以拒刘备。双方关系正式破裂。但在葭萌北面的白水关驻军显然并不知晓。刘备召来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旋即勒兵至白水关，收并其驻军，然后，回师占据涪城(23)。
刘备举兵的消息传到成都，益州从事郑度建议刘璋说：
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野谷是资，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橦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擒耳。(24)
郑度针对刘备客军作战的弱点，建议刘璋坚壁清野，耗垮刘备。这正是刘备所担心的。但如法正所料，刘璋未用郑度之计。他说：“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从刘璋的话看，此人虽然暗弱，但宅心还算仁厚，不忍扰民以拒刘备。
刘璋遣刘璝、张任、吴懿等将率军拒刘备。诸将皆败，退保绵竹。吴懿投降刘备。刘璋又遣李严、费观督绵竹诸军以拒刘备，李、费二人也率军投降刘备。于是，刘璋之子刘循及张任诸将退守雒城。
从刘璋迎战刘备的战略看，刘璋纵不能采用郑度坚壁清野的建议，也应该坚守不战，使刘备不能得志。刘备客军作战，唯有战胜而求生。刘璋却主动出战，这正是刘备所想要的。待到刘璋坚守雒城，刘备的战事遂没有开始那么顺利。
关于刘备围攻雒城的情形，吕岱给江东方面带回去这样的判断：“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25)曹营方面甚至传言刘备已死。《魏书·袁涣传》载：“魏国初建，（涣）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时有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涣以尝为备举吏，独不贺。”魏始建社稷宗庙在建安十八年七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在该年十一月。曹操方面传言刘备已死，应是刘备攻雒城期间。大概是因为战事艰难，刘备才会召诸葛亮、张飞和赵云从荆州率军入蜀。
攻雒城期间，庞统中流矢而死。此间，法正给刘璋写过一封长信，以大量篇幅分析形势，劝刘璋及早投降；而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宗室相攻的局面，只做了一个极含糊的解释。信中说：“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26)言下之意，倒是刘璋“违信黩誓”，背信弃义，才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法正信件的这部分内容，简直不知所云。实则，他说不出一个正当的理由来交代眼下发生的事情。
刘备围攻雒城，时间长达一年多。至建安十九年夏，才攻破雒城。攻下雒城后，刘备进围成都。诸葛亮、赵云、张飞等入蜀后，进克江州，略定江阳、犍为、巴西、德阳等地，然后，引兵来会，合围成都。
刘备还派李恢赴汉中联络马超，马超遂降于刘备。为造成震慑效果，刘备暗中以兵资之，令马超领兵屯于成都城北，给成都守军一种印象，似乎马超也领兵来助刘备攻取益州。城中见此，大感惊恐。
围攻成都数十日后，刘备派简雍入城游说刘璋投降。刘璋派手下张裔赴刘备营中谈投降条件。刘备“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27)，于是刘璋决定投降。成都投降前的情形，《蜀书·刘二牧传》载：
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刘璋决定投降时所说的话，王夫之认为，“犹长者之言也”；但王夫之说刘璋“其不断者，不能早授州于先主，而多此战争耳”(28)，这却有些苛责刘璋了。
从雒城长达一年多的坚守，到成都吏民“咸欲死战”，及至刘璋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益州吏民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抵抗意志。此前，投降刘备的多为客籍士人，如吴懿、李严、费观，连许靖这样的七旬老翁都试图踰城投降。巴蜀本土将吏中，张任被擒后誓死不降；严颜被擒后犹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29)；黄权则在刘璋降后才归顺刘备；广汉李邈日后尚敢当面指责刘备夺益州之不当。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与益州本土士人一直未能建立相互的信任，这也是他感到统治危机从而邀请刘备入蜀的原因。为什么益州吏民此时倒表现出了一种愿意替刘璋死战到底的抵抗意志呢？或许可以说，益州吏民咸欲死战的抵抗意志，与其说是来自对刘璋的效忠，不如说是对刘备背弃信义的义愤。
刘璋随简雍同车出城，向刘备投降。当他听信张松所言“刘豫州，使君之宗室”、“使君之肺腑”之类的话时，当他与刘备在涪城“欢饮百余日”时，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在益州的统治竟是终结于眼前的这个人之手。
千年后，一个叫洪迈的人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刘璋开门延刘备，坐失益州。”他拿此事与韩馥举冀州以迎袁绍做类比，并感叹道，“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30)！
刘备如愿以偿地占据了益州，代价之一是失去了庞统。庞统在攻雒城时中流矢而死，时年三十六岁。刘备非常痛惜，“言则流涕”。
在中国民间的印象中，庞统是与诸葛亮齐名的人物。这应归功于《三国演义》的普及作用。《三国演义》中，水镜先生司马徽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历史上，将“伏龙”、“凤雏”并提以比诸葛亮和庞统的说法，见诸《襄阳记》。庞德公评鉴当时住在襄阳的人物，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31)。
根据《襄阳记》的记述，司马徽将庞统与诸葛亮一道推荐给了刘备；而据陈寿《三国志》记载，刘备起初对庞统的才能似乎并无充分的认识。庞统被重用，缘于鲁肃和诸葛亮的推荐。鲁肃给刘备写信推荐庞统：“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32)鲁肃之所以了解庞统而向刘备推荐，是因为庞统曾送周瑜之丧至江东，与江东士人多有交往。庞统曾对顾雍之子顾劭说：“陶冶世俗，甄综人物，吾不及卿；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长。”(33)江东士人印象中的庞统，颇自负于帝王大略。
刘备与庞统交谈后，“大器之”，遂以庞统为荆州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此时，我们才看到庞统与诸葛亮并列。刘备入蜀，留诸葛亮镇荆州，而以庞统相随，襄赞谋划。
庞统在刘备集团中最主要的表现是帮刘备规取益州。他参与了刘备取益州过程中几个重要环节的决策。从他在涪城建议刘备袭擒刘璋、在葭萌给刘备提出的三策看，庞统实在称不上王佐之才。他的政治水平甚至比不上刘备本人。
在刘表时代，荆州还有另外一个士人圈子，如傅巽、蒯越、韩暠等同为刘表、刘琮父子重要智囊。傅巽被誉为“瑰伟博达，有知人鉴”。据《傅子》载，“巽在荆州，目庞统为半英雄”(34)。《傅子》中没有讲为什么傅巽视庞统为“半英雄”，另一位追随刘备的南阳人却指出过庞统的弱点。他叫张存。张存，字处仁，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刘备攻下雒城后，任命张存为广汉太守。张存经历了刘备从入蜀到攻刘璋的整个过程，对其中的决策应该有所了解。他也不看好庞统。据载：
存素不服庞统，统中矢卒，先主发言嘉叹，存曰：“统虽尽忠可惜，然违大雅之义。”先主怒曰：“统杀身成仁，更为非也？”免存官。(35)
雅者，正也。张存说庞统“违大雅之义”，意指庞统帮刘备决策时的种种谋划，有失光明正大。此评可谓切中要点。刘备以“杀身成仁”为庞统辩护，就像他把自己攻刘璋之举比作武王伐纣一样，实在是不知所云。
陈寿将庞统与法正合传，并在评论中将二人与曹魏的谋臣做类比：“拟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法正、程昱、郭嘉三人都以“奇画策算”见长，德行方面稍差。法正“不以德素称”，郭嘉“不治行检”，程昱“性刚戾，与人多迕”。所以，陈寿评论法正与程昱、郭嘉堪比“俦俪”，基本还算恰当；但称庞统与荀彧堪为伯仲（仲叔）之间，实在是不恰当。在曹操集团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荀彧参与决策时所表现出的政治水平，确实称得上陈寿给他的评语“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庞统帮刘备所做的种种谋划，政治水平跟荀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伏龙、凤雏”，这一说法的光环掩盖了庞统其人的局限。刘备取益州过程中表现出的局限，庞统不能辞其责。
第三节 刘备取益州的善后措施
刘璋投降了，刘备和他带领的那些军人进城了。
益州的士民们看到，那些士兵进城之后，都扔下武器，争相奔赴各府库，抢夺宝物财货。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刘备为激励将士们攻城而许下的承诺。据载：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36)
益州的士民们看到，刘备入成都后，大飨士卒，大行赏赐。入城之后论功行赏，据载：
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37)
益州的士民们看到，士兵们从百姓家中抢掠的谷帛又还给了百姓。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跟一位叫赵云的将军的谏议有关；他们更不知道的是，成都的房宅及周围园地桑田也都差点被分赐给诸将。据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38)
上引诸书所载，为《资治通鉴》所采录。《零陵先贤传》见诸《隋书》经籍志，裴松之曾注引的家传、别传类的著述则只有少量见诸隋志。《云别传》应已失传。隋志将此类著述归入杂传，以其为地方性或私人性的传记，不免有溢美之词，故其史料价值会打折扣。但诸书参证，应该可以确定，刘备入城后，确曾纵兵抢掠和大行赏赐。《蜀书·先主传》载：
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39)
“取蜀城中”，表明当时抢掠的范围还不只是成都。“还其谷帛”，表明抢掠的对象还不只是官府的库藏，还包括百姓的私人财物。
在战乱中，士兵们抢掠财物原是难免的现象。刘邦入咸阳后，也发生过“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的事，刘邦本人也想住在奢华的秦宫里，樊哙和张良劝谏，他才纠正。张良还说此种做法无异于“助纣为虐”，刘邦这才封其府库，还军灞上，并与秦民约法三章。刘邦以此深得秦民之心，为他以后还定三秦打下了基础。日后刘邦在中原与项羽相争，不论战事顺利与否，关中都是他稳固的大后方。
刘备进城之后，任由士兵们抢掠府库及百姓财物，甚至欲瓜分百姓田宅，以大量财物赏赐将士，俨然大业已成，论功行赏。那时候，他显然忘了，高祖如何因之以成帝业。为复兴汉室大业计，他应该安抚益州士民，让他们安居复业，然后向他们征调赋税和劳役、兵役，这样才能将益州经营为日后复兴汉室的基地。
益州易主，刘备的另一个举措是构筑一个新的权力班底。《蜀书·先主传》载：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陈寿的叙述意在表明刘备新人事格局的包容性。时贤在看待刘备集团的人物构成的时候，有所谓“主客”“新旧”之分(40)。“主客”与“新旧”的说法来自当时之人。从历史考察的角度看，我们不妨做这样的界定，以方便表述：益州本土之人为主，外来人士为客；客籍人物中，刘焉、刘璋时期入蜀的人为旧人，随刘备入蜀的人为新人。
若以主客、新旧的角度看刘备取得益州后的人事格局，可以看到，刘备据蜀后的权力班底里，最主要的还是追随刘备入蜀的人，即客籍集团中的新人。这批人如诸葛亮、张飞被委以显职重任，自不用说。麋竺、孙乾二人在徐州时代便追随刘备。刘备在徐州为吕布所败时，麋竺、麋芳“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刘备“赖此复振”。刘备得益州后，拜麋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麋竺“干翮非所长”，位次却在诸葛亮之上，主要是以他对刘备早期事业的贡献(41)。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自刘备起兵之初便追随刘备，无异于刘邦的沛县旧识，刘秀的南阳故人。简雍“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以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42)。孙乾为秉忠将军，“见礼次麋竺，与简雍同等”。伊籍在刘表主政荆州的时期，便对刘备“常往来自托”；刘备以他为左将军从事中郎，“见待亚于简雍、孙乾等”。至于马超，以他自身的影响和帮助刘备迫降成都的功劳，授以平西将军，也说不上特别优崇。马超起兵时，尚且自称征西将军。
其次是客籍人物中的旧人，如扶风法正、汝南许靖、南郡董和、河南庞羲、南阳李严、零陵刘巴、陈留吴懿、江夏费观等，法正与张松最早创谋迎刘备主益州，无论是论与刘备的关系还是论取益州的功劳，处以显位，自不用说；许靖、李严、吴懿、费观等人在刘备攻刘璋的过程中迎降刘备；庞羲与刘璋本有嫌隙。
刘备重用的客籍旧人中，可堪圈点的是刘巴和黄权。刘巴为荆州零陵人，他在荆州时便避刘备若仇雠，又屡屡阻挠刘璋邀刘备入蜀讨张鲁。刘备却辟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重用刘巴，可能跟诸葛亮的举荐有关。《蜀书·刘巴传》中提到，“诸葛孔明数称荐之”。诸葛亮对刘巴的器重可能是因刘巴的才能。刘备取益州后，“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建议“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刘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日后，刘巴与诸葛亮、法正、李严、伊籍一起共定《蜀科》；刘备称帝时，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文及诸文诰策命，都出自刘巴之手。可见刘巴娴熟于汉家典章制度。这些才能得之于他平素所积的学养。诸葛亮“数称荐之”，可能缘于他对刘巴学养的认知。
处于显位的益州本土之人，只有黄权和彭羕。黄权为益州巴西阆中人，刘璋请刘备入蜀，黄权亦曾劝阻。刘备攻刘璋，分兵徇诸郡县，黄权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才诣降刘备。刘备以黄权为偏将军。
彭羕却跟法正一样，是刘备所用人物中较有争议的两位。刘备定益州后，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在刘璋时未获重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现在，他帮刘备夺占益州，厥功甚伟，权倾内外。史言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看来，法正得势后对当初毁谤他的人进行了报复，以致有人看不下去，提醒诸葛亮应该加以抑制：“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诸葛亮回答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43)法正的飞扬跋扈，连诸葛亮都觉得难以加以抑制。一个当初在益州人口碑中名声不佳的人，在背弃故主、夺占益州后，如此作威作福，在益州士人中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
彭羕，益州广汉人，刘备取益州后，任命他为治中从事。彭羕“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仕州不过书佐，“后又为众人所谤毁于州牧刘璋”，被髠钳为徒隶。史言：“（彭）羕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44)又一个在刘璋的时代不得志的人，在益州易主之后，飞扬跋扈。法正和彭羕的境遇不同的是，法正因为对刘备夺益州功劳大，连诸葛亮都难以改变他在刘备心中的印象，诸葛亮本人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而诸葛亮对彭羕，表面上虽与相交，“而内不能善”，多次提醒刘备，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遂渐渐疏远他。彭羕先是被外放为江阳太守，旋即以失言而获罪被诛。从他下狱后给诸葛亮写信申辩的内容看，彭羕被诛，应该不是因为真有什么逆谋，而是影响太恶劣。
刘备占领益州后，最失策的还是对益州故主刘璋的处置。早在入蜀前，庞统为促成刘备决策取蜀，说到“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以安置刘璋；围攻成都时，刘备与刘璋的使者张裔谈投降条件，“许以礼其君而安其人”(45)，刘璋这才投降。
刘璋投降后，刘备对他的处置办法是，将他迁至荆州公安，将其私人财物及振威将军的印绶尽数归还给他。刘璋的长子刘循因娶庞羲之女，经庞羲请求，留在益州；次子刘阐则随刘璋迁至公安。此外，刘备娶了刘璋之兄刘瑁的遗孀吴氏。刘备称帝后，立吴氏为皇后。
刘备进城后，纵兵抢掠，已然没做到他承诺的“安其人”，将刘璋徙置荆州，形同软禁，又没有做到他承诺的“礼其君”。相比之下，曹操对待投降的对手，如张绣、刘琮、张鲁，大多给以礼遇厚待。
刘璋投降前，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万，谷帛足供一年，城中吏民也都愿意拼死拒战；如果刘璋像僚属们建议的那样誓死抵抗，战事旷日持久，势必增加变数。刘备南下攻雒城、成都期间，霍峻留守背后的葭萌，汉中的张鲁便派部将杨帛诱降霍峻。虽然未遂，但此事已足以显示北面所承受的风险。刘璋在有条件继续抵抗的情况下，以益州百姓为念，不欲生灵涂炭，开城投降。无论如何，他只是投降者，而不是战俘。
刘备这样处置刘璋，既不妥当，在政治上也不够明智。益州虽已夺占，但刘璋其人并非没有政治价值。五年后，刘备群下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援引东汉初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推刘备为汉中王。依照这一故事，刘备要在没有得到汉帝封授的情况下称王，只能是由与刘备同层级的诸侯推举，才具有临时的合法性。(46)论者注意到这份表文上列出的名单次序，居然是马超领衔，而庞羲和射援二人，既在诸葛亮、关羽和张飞之前，也在法正和李严之前。
刘备本人得到过汉廷王命封拜的爵位是宜城亭侯，官位是左将军、豫州牧。上汉帝表的那个名单上，获得过汉廷王命封拜的人却寥寥无几。只有马超比较突出一些。上汉帝表将庞羲和射援列于诸葛亮及关张之前，是要以他们代表原刘璋集团。而这原本是刘璋本人最适合充当的角色。刘璋与马超一样，是与刘备同层级的人物。他们与刘备的关系，一如河西五郡中梁统诸人与窦融的关系。如果刘备妥善地安置好刘璋，那么，在他援引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这一模式称汉中王时，以刘璋代表原益州集团，显然更符合同层级诸侯推举的模式，也更能发挥绥抚蜀中旧人的作用。
日后，孙权袭占荆州，刘璋落到孙权手上。孙权倒是尽量发挥刘璋父子的政治价值。孙权先是以刘璋为益州牧，把他安置在秭归，俨然一副要送他回去统领益州的姿态，实则利用刘璋的身份号召益州内部反刘备的势力。刘璋死后，适值益州南中雍闿反叛，降附于吴。孙权又以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将其安置在交州与益州交界处，策动蜀中反刘备的势力。诸葛亮主政后，着手恢复联盟。诸葛亮平南方，孙权召刘阐还吴，才收起以刘璋父子牵制蜀汉这张牌。
第四节 刘备取益州对孙刘联盟的影响
在孙刘两家的帝业规划中，占领益州都是重要的环节。建安十五年，孙刘联盟已经站在了益州的东方门户前，孙权提议联盟共同取蜀。刘备拒绝了。刘备拒绝孙权的理由，吴蜀不同背景的资料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蜀书·先主传》载：
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缀计。迁观为别驾从事。
孙权提议联盟共同取蜀，时间应在他让南郡给刘备的前后。按殷观的说法，刘备答应孙权取蜀却不马上采取行动，“可以收吴、蜀之利”，收蜀之利可以理解为日后由刘备取蜀，但何以能收吴人之利呢？大概是指这样可以促成孙权转让南郡。殷观建议刘备表面上答应孙权共同取蜀，但鉴于荆州诸郡刚刚取得，需要时间安抚，因此取蜀计划不便于马上付诸实施。刘备接受了殷观的建议，“权果缀计”。刘备升迁殷观的官职，亦表示他肯定殷观的建议所取得的效果。
《吴书·鲁肃传》则如是记述：
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威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怯，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
根据《蜀书》的记载，刘备是说益州可以伐而取之，只是由于时机的原因而不便于马上行动；而根据《吴书》的记载，刘备是说刘璋与自己同为汉朝宗室，不应该伐而取之。二者的差异之大，已然不能用叙述角度的不同来解释了。
这两种说法，很有可能是刘备在不同的时间里回复孙权的。最初，刘备可能是按《蜀书》中记载的说法回复孙权的；后来则是按《吴书》中记载的说法回复的。
当初，周瑜策划的那个取蜀方案，几乎打消了孙权让南郡给刘备的念头。周瑜死后，孙权一方面听从鲁肃的建议，将南郡让给刘备，以抗曹操；另一方面，仍未放弃取蜀的想法。所以，他才会在答应让南郡的几乎同时提议联盟共同取蜀。刘备方面，根据殷观的建议，既答应伐蜀，又拖延行动，可以收吴人之利，收的便是孙权交让南郡之利。此时，孙权提议联盟共同取蜀，刘备按《蜀书》记载的说法回复孙权，合乎情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刘备的说法也有了变化。而最重要的变化，竟是益州方面主动地将一个可以单独据蜀的机会提供在了刘备的面前。刘璋主动邀请刘备入蜀。此时，刘备再回应孙权，便开始声称自己与刘璋同为汉朝宗室，不应该伐而取之。
史书没有记载，刘备就自己率军入蜀对孙权做出过什么样的交代。他拒绝了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现在，他自己率军入蜀，按理他应该给孙权一个交代。围攻雒城期间，法正在给刘璋的信中说：“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47)言下之意，是说孙权也派兵来相助，目的在于恫吓刘璋，促其投降。信中所说的孙权之弟当是指孙权的从弟孙瑜。查诸人传记，却未见到孙瑜、甘宁曾有出兵益州的记载。
不过，韦昭的《吴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建安十六年，（吕）岱督郎将尹异等，以兵二千人西诱汉中贼帅张鲁到汉兴寋城，鲁嫌疑断道，事计不立，权遂召岱还。(48)
按韦昭的说法，在刘备入蜀的那一年，孙权曾派吕岱率兵两千入益州，诱击张鲁。吕岱本传中不曾记载此事。但《吴书·吴范传》中却提及此事。吴范是会稽上虞人，精于术数预测。据《吴书·吴范传》记载：
及壬辰岁，范又白言：“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后吕岱从蜀还，遇之白帝，说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权以难范，范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备卒得蜀。
《吴书·吴范传》中说到吕岱从蜀东还一事，甚至还说到吕岱亲眼看见刘备攻益州的艰难情形。壬辰年为建安十七年，甲午年为建安十九年。根据《吴书·吴范传》中的记述，吕岱从蜀还，应在建安十七年吴范做预测之后，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得益州之前，则吕岱所言刘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应是刘备攻雒城期间的情形。
吴范传中的这则记载可与韦昭的《吴书》相印证，证明孙权确曾在建安十六年派吕岱率军入蜀。吕岱东还时途经白帝城，表明吕岱率军入蜀不是孙权在其他方向采取的一个单独的行动。吕岱率军入蜀的使命是诱击张鲁，这与刘备受邀入蜀的目的一致。据此可以推知，刘备入蜀，对孙权给过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跟刘璋邀请刘备入蜀的那个说法是一致的，即刘备率军入蜀，是帮刘璋讨张鲁以拒曹操。
刘备给孙权的这个说法，与孙权提议联盟共同取蜀的思路只有一点差异。孙权原本的思路是：取刘璋－讨张鲁－以拒曹操；刘备的说法是：帮刘璋－讨张鲁－以拒曹操。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取刘璋还是帮刘璋的问题。虽然有这点差异，但最终目的都是拒曹操。
从孙权也派兵入蜀诱击张鲁看，帮刘璋讨张鲁以拒曹操，应该是被视为联盟共同的行动。只不过从派出兵力看，以刘备为主，孙权佐之。
那么，在刘备入蜀前，在张松派法正赴荆州联络刘备期间，刘备再回应孙权联合取蜀的提议，回应的说法调整为江东叙述中的那个版本——刘备信誓旦旦地强调他与刘璋同为汉朝宗室，应该“冀凭威灵，以匡汉朝”，而不应该相图——也就很好理解。因为有此调整，刘备再将帮刘璋讨张鲁以拒曹操变成联盟共同的行动，也就顺理成章。
有资料显示，刘备入蜀之初，孙刘联盟仍维持着比较良好的状态。《蜀书·廖立传》载：
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于亮，因问士人皆谁相经纬者，亮答曰：“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
从诸葛亮的答语看，此时庞统尚在，可以推知孙权遣使通好于诸葛亮，应该是在刘备与刘璋反目之前。问题是，当刘备最终与刘璋反目时，刘备再如何调整自己的说法，孙权又如何看待刘备的行为呢？
刘备与刘璋反目在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大举南下征孙权。这是自赤壁之战以来曹操最大规模的一次南征。孙权“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预做准备。虽然韦昭的《吴书》中说孙权召吕岱东还，是因为诱击张鲁的行动“事计不立”，但是，很显然，吕岱从益州撤兵东还，应该与曹操大举南下有关。此时刘备都做出姿态要东下救援孙权。按刘备做出的姿态，他应与吕岱一同东还；只不过，适在此时，他与刘璋反目，双方旋即兵戎相见。吕岱看到的“部众离落，死亡且半”应该是刘备攻雒城时的情形，那么他也应该看到了刘备与刘璋反目之初的情形。
刘备为跟刘璋反目制造的那个借口原是想显示：双方翻脸，曲在刘璋。它还兼顾到了跟孙权的关系。刘备对刘璋特地提到，“孙氏与孤本为唇齿”。于是，这个借口似乎也能向孙权解释：为什么以前所说的帮刘璋讨张鲁的行动，现在变成了攻刘璋。
正如这个借口在益州方面未起作用一样，它对孙权方面的解释作用也实在非常勉强。刘璋未能完全满足刘备的要求，纵然值得指责，也不至举兵相攻；即令刘璋如此，也并不影响刘备东下救援孙权。况且，此时刘备的主力尚在荆州。
看来，刘备反目攻刘璋，是孙刘联盟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只不过，当时孙权正承受曹操大军南下的压力，所以未便采取行动。不过，已有迹象显示孙权开始对刘备不信任。一个表现是孙权派人迎妹还吴。《汉晋春秋》载：
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49)
刘备与孙权妹妹的婚姻原本就是政治婚姻，刘禅乃甘夫人所生，而非孙氏所出。此前，江东与许昌尚未决裂，孙曹尚为姻亲之时，孙策、孙权兄弟一再拒绝曹操遣送任子的要求；此时，孙权的妹妹却想携刘备之子刘禅至吴，其动机只能从政治上去解释。此举必定出自孙权的授意，目的是对刘备有所挟制。
此事可以说是联盟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征兆。《资治通鉴》将此事列于建安十六年。上引《汉晋春秋》只是概言在刘备入蜀之后。孙权妹妹欲挟刘备之子刘禅至吴，这在联盟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刘备与刘璋反目前，孙刘联盟关系尚属良好，所以此事不应发生在建安十七年十月之前。从该年十月至次年春，孙权要应付曹操大军南下的压力，恐怕也无暇及此。孙权迎妹还吴时，诸葛亮、赵云、张飞尚未入蜀。《三国大事表》将诸葛亮入蜀一事系于建安十八年。(50)因此，孙权迎妹还吴的时间，大抵应在建安十八年中的某个时间——在那年春曹操撤军北返之后，在那年底诸葛亮引兵入蜀之前。孙权从派兵协助刘备入蜀到迎妹还吴，中间唯一的重大变故就是刘备从声称帮刘璋讨张鲁到反目攻刘璋。
待到刘备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主力入蜀，以武力夺取益州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孙权对刘备已彻底失去信任。《吴书·鲁肃传》载：“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陈寿的《三国志》在说到刘备入蜀后、诸葛亮入蜀前荆州的留守情况时，惯例是以诸葛亮与关羽并提，而以诸葛亮在前，如《蜀书·先主传》言“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蜀书·诸葛亮传》言“亮与关羽镇荆州”，《蜀书·庞统传》言“亮留镇荆州”，《蜀书·廖立传》亦言“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吴书·鲁肃传》中载孙权骂刘备时，独称“留关羽守”，依惯例推，此事应在诸葛亮等主力入蜀之后。
孙权愤怒地感到自己被刘备欺骗。建安十五年，孙刘商议调整荆州的地盘，刘备敷衍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促成孙权转让南郡。孙权接受了，他让出了南郡。刘备旋即将回应孙权取蜀提议的说法，调整为声称他与刘璋同为汉朝宗室不应该自相攻伐。孙权也接受了。刘备声称帮刘璋讨张鲁而率军入蜀，孙权还派兵协助。他不曾以一兵一矢加于张鲁，却对同为汉朝宗室的刘璋操戈相向。他拒绝了孙权共同取蜀的提议，而他本人却以武力夺占了益州。在孙权看来，刘备言行相违的背后，只为一个目的：在分享荆州之利后，单独占有益州。
刘备成功地没让孙权染指益州。他单独得到了益州，却失去了孙权对自己的信任。当孙权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时，他开始重新审视联盟关系。
(1)吕思勉，《秦汉史》，第十一章《后汉乱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350页。
(2)《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纪五十一，灵帝中平五年。
(3)《资治通鉴》卷五十九，汉纪五十一，灵帝中平五年。
(4)《蜀书·刘二牧传》。
(5)《蜀书·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
(6)《蜀书·刘二牧传》。
(7)《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吕布袁术列传》。
(8)《蜀书·法正传》。
(9)《蜀书·先主传》引注《益部耆旧杂记》。
(10)《蜀书·庞统法正传》。
(11)《蜀书·刘二牧传》。
(12)《蜀书·刘二牧传》。
(13)《蜀书·黄权传》。
(14)《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15)《蜀书·先主传》。
(16)《蜀书·庞统传》。
(17)《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献帝建安十六年。
(18)《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二九》。
(19)《蜀书·庞统传》。“将军未至”当为“将军宜及其未至”。
(20)《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21)《蜀书·先主传》。
(22)《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
(23)《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献帝建安十七年。
(24)《蜀书·法正传》。
(25)《吴书·吴范传》。
(26)《蜀书·法正传》。
(27)《蜀书·张裔传》。
(28)《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三二》。
(29)《蜀书·张飞传》。
(30)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第1版。
(31)《蜀书·庞统传》注引《襄阳记》。
(32)《蜀书·庞统传》。
(33)《蜀书·庞统传》注引张勃《吴录》。
(34)《魏书·刘表传》注引《傅子》。
(35)《蜀书·杨戏传·季汉辅臣赞》。
(36)《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献帝建安十九年。
(37)《蜀书·张飞传》。
(38)《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献帝建安十九年。
(39)亦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献帝建安十九年。
(40)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1版。
(41)《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
(42)《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
(43)《蜀书·法正传》。
(44)《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45)《蜀书·霍王向张杨费传》。
(46)详见《刘备称汉中王》一章。
(47)《蜀书·法正传》。
(48)《吴书·吕岱传》注引韦昭《吴书》。
(49)《蜀书·二主妃子传》注引《汉晋春秋》。
(50)《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大事表》，中华书局1955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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