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吃猪崽的母猪
献给鲍里斯拉夫·佩奇克[1]
永恒之境
像古尔德·弗斯科伊这种主角的悲剧或喜剧（就字义而言）的第一幕，就像所有人间悲剧的开场一样：由生而始。不被接受的实证主义者环境与种族的法则，适用于佛兰德斯艺术，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就这样，悲剧的第一幕在爱尔兰发生，一如迪达勒斯[2]之辈所言，那是“遥远且不为人知的极地”；根据另一位不太喜欢神话、偏好细腻的乡土散文的探险家的说法，爱尔兰是“悲伤、饥饿、绝望与暴力之境”。然而，他也有些修辞和那境域的残酷不太协调：“日落在此踏上最后一步，爱尔兰是白昼消逝的最后一片土地。夜晚已然降临欧陆大地，西方的峡湾与荒原却依旧泛着紫色斜阳。就让乌云成形，让星辰陨落，突然，这座岛屿再次成为传奇中满布浓雾与黑暗的遥远境地，长久以来，都标示着航海家已知世界的边界。而边界的另一端是机会，可让死去的生命在那片黑暗的海洋里找到永恒之境。岸上那些名称怪异的黑色船只，证明了曾几何时，旅行也有它深奥难懂的意义：这些船只汇集了所有不靠岸、不回头的梦想。”
怪人
都柏林是个出产怪人的城市，而且是整个西方世界最恶名昭彰的怪人，包括落魄的贵族、狂妄的浪子、身穿双排扣大衣的教授、过剩的妓-女、声名狼藉的醉汉、衣衫褴褛的预言家、狂热的革命分子、病态的国家主义者、激\_情的无政府主义者、戴头梳与珠宝出门的寡妇，以及戴着头巾的牧师。这群嘉年华会般的人马整日沿着市区内的利菲河游行。因为缺乏更可靠的消息来源，布尼凯尔的都柏林照片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古尔德肯定从这个岛上带走了什么经验，而那经验能深入人的灵魂，就像海港附近罐头工厂的鱼腥味会深入人的肺部一样。
有如此草率的预设立场，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主角古尔德在一连串的画面中看到的最后一幕，肯定就是这群嘉年华会般的人；这群爱尔兰形形色色的怪人（就某种意义而言，古尔德也属于这群人）沿着利菲河往港口的方向一路减少，仿佛落入地狱般消散不见。
黑沼泽
古尔德出生于都柏林港口附近的某个郊区，听着船只的汽笛声，仿佛那凄厉的长嚎正在向耿直年轻的心诉说：在“都柏林”这个臭气与不义比任何地方都严重的黑沼泽外面，还有别的世界与国度。古尔德效仿他的父亲——他从受贿的官员变成（就道德上而言）更为恶劣的官僚，从热情的巴涅尔[3]的追随者变成谄媚的清教徒；事实上，他对祖国产生的强烈反感，只是经过扭曲、有受虐倾向爱国主义的伪装之一。“仆人龟裂的镜子，吞吃猪崽的母猪。”古尔德19岁时写下这残酷的句子，针对的恐怕不是父母，而是爱尔兰。
冒牌牧师、诗人和叛徒聚集在暗夜酒吧里密谋叛变与暗杀，古尔德与这些人漫天空谈，惹来一身疲惫。虽不忘在日记里记下一位近视的高个儿学生说的话，却没能预见这些话蕴含的悲剧后果：“任何有点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势必得走上放逐一途，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
这一段记载于1935年5月19日。
同年8月，古尔德搭上前往摩洛哥的“林森德号”商船。中途，在马赛停留三天之后，少了一位船员的“林森德号”再次起航；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儿，无线电发报员弗斯科伊的位子有了新人取代。1936年2月，我们在西班牙瓜达拉哈拉附近发现了古尔德·弗斯科伊的踪影，他加入了英美志愿者组成的、以传奇人物“林肯”为名的第十五旅。他当时28岁。
褪色的照片
这些记录文件就像可以擦拭重写的羊皮纸，可靠性值得怀疑。古尔德的一生，与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的存亡纠葛难分。我们只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位不知名的军人站在圣地废墟，照片后面有弗斯科伊的字迹，写着:“摩尔宫殿。共和国万岁。[4]”军人头上的巴斯克贝雷帽半掩住高高的额头，嘴角挂着微笑，（今天可以看出）那是胜利者的得意与失败者的痛苦：这自相矛盾的反映，就像额头上的皱纹，吊诡地预示了无可避免的死亡。另外一张团体照，拍摄日期是1936年11月5日。这张照片模糊不清。弗斯科伊站在第二排，同样戴着遮住前额的巴斯克贝雷帽。成列的队伍前面宛若一幅展开的风景画，不难看出是在墓地。这仪仗队炮火齐发，是射向空中还是射向人们的血肉之躯？从古尔德谨慎的脸上看不出答案。在这些列队军人头上，遥远的晴空有一架飞机盘旋，仿佛带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
谨慎的猜测
我看见弗斯科伊徒步从马拉加撤退，身上穿的皮外套是从一位阵亡的长枪队员身上夺来的（外套下只有瘦削的身-躯，和一条串着银十字架的皮链）；我看见他迈向刺刀，一路冲锋呐喊，仿佛有一双毁灭天使的翅膀；我看见他和无政府主义者相互叫嚣，对方的黑旗在瓜达拉哈拉附近光秃的山丘上飘扬，准备做高尚却毫无意义的牺牲；我看见他在炽热的天空下，站在毕尔巴鄂附近的修道院旁倾听教诲，仿佛创世时，生与死、天堂与人间、自由与暴政都不会逾越界线；我看见他无能为力地朝着空中的飞机射击，旋即就因为炮火、尘土与弹片跌倒在地；我看见他摇晃着学生阿曼德·若弗鲁瓦的尸体，他在桑坦德附近的某处死在他怀-里；我看见他头上缠着污秽的绷带，躺在希洪附近的临时医院里，听着伤员的胡言乱语，还有人用爱尔兰语呼唤上帝；我看见他和一名年轻护士交谈，那名护士像哄孩子般哄他入睡，用他从未听过的方式歌唱，后来他打了吗啡，在半梦半醒之间看见她爬到截了一条腿的波兰人床-上，很快他就听见欢爱的-呻-吟，如同梦魇；我看见他在加泰罗尼亚的某个地方，坐在军营临时总部的电报机前，不断发出绝望的求援信号，而附近墓地的收音机里正播着无政府主义者欢悦的毁灭之歌；我看见他承受结膜炎与腹泻之苦，看见他光着上身，站在一口有毒的水井旁刮胡子。
换幕
1937年5月底，在巴塞-罗那的郊区某处，古尔德求见营指挥官。年方四十的指挥官看起来像个保养得宜的老人，正靠着书桌签署死刑判决书。他的助理站在一旁，扣子直扣到颈项，穿着光可鉴人的猎靴，在指挥官签过名的判决书上一一按压吸墨纸。房里闷不通风，指挥官拿起细麻布手帕擦脸。远处传来大直径榴弹有规律的爆炸声。指挥官示意弗斯科伊开口，古尔德说：“译码讯息被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了。”“谁？”指挥官似乎心不在焉地问。爱尔兰人犹豫不决，用怀疑的眼神瞥了助理一眼。指挥官于是用凡尔登语汇说：“说吧！孩子。落到谁手上了？”爱尔兰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靠向桌子，在指挥官耳边低语。指挥官起身走近弗斯科伊，陪他走到门口，一路上拍着他的肩膀，如同拍着一个新兵或一位梦想家；如此而已。
旅行的理由
在5月31日到6月1日之间的那个晚上（1937年），弗斯科伊在摩尔斯电码发报机前度过了地狱般的一夜，不断发送紧急消息至位于亚美利亚山区的前线。火箭照亮了闷热又潮--湿--的夜，让这一地区看来虚幻不实。就在破晓前，古尔德将电报交给一名年轻的巴斯克人，而后往森林走了十步远，就精疲力尽地倒在潮--湿--的草地上。
总部的一名信使叫醒了他。弗斯科伊先望向天空，再看看手表：睡了不到40分钟。信使下了个命令，语气却不符合他的军衔：港口有艘船的无线电坏了，必须修复；等到工作完成，必须向副指挥官报告；共和国万岁[5]！古尔德冲进帐-篷，拿了工具袋就和信差前往港口。夜里有人在海关门口用白漆写了胜利标语：死者万岁[6]。远离码头的海面上，晨雾中勾勒出一艘船的侧影。信使与划艇上的水手互换着不必要的口令，弗斯科伊就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划艇。
铜门
海面上到处漂浮着烧焦的木材，那是整夜饱受鱼雷攻击的船只残骸。弗斯科伊望着灰色海面，想起受人鄙夷也活该被鄙夷的爱尔兰。（即使如此，我们并不认为这不屑的态度中没有一点儿怀旧情绪。）一路上同伴沉默不语，忙着划动厚重的桨。不久后，划艇驶近大船，弗斯科伊留意到上层甲板上的人正在打量他们；舵手还递了一副双筒望远镜给船长。
接下来将提到一些技术性的细节描述，但对故事本身或许并不重要。大船是艘老旧的蒸汽木船，约莫500吨重，据称是要运输无烟煤到法国鲁昂。船的铜制部件——把手、螺栓、锁和窗框——几乎都生了锈绿，旗帜上也覆满了煤烟，几乎无法辨识。
弗斯科伊和两名划艇上的水手爬上船边滑溜的绳梯（其中一人替他卸去了工具袋，以便他更轻松地爬上去）。甲板上空无一人。两名水手把他带到底下的船舱。船舱里也是空的，舱口的铜门同样生了锈。弗斯科伊听见钥匙锁门的声音；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他的愤怒更甚于恐惧——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天真地掉进了陷阱。
这趟旅行持续了八天。弗斯科伊八天八夜都在下层甲板狭窄的船舱中度过，隔壁就是引擎室，震耳欲聋的引擎噪音像石磨般打乱了他的思绪与睡眠。他莫名其妙地顺从于他的命运（我们将发现这是非常虚伪的），没有胡乱敲门，也没有大喊救命。他看起来根本没有逃跑的企图，反正无论怎样都是徒劳的。每到早晨，古尔德会走到锡盆边盥洗，然后瞥一眼食物（他们一天会送三次鲱鱼、鲑鱼和黑面包到铜门上的圆孔），但他除了水之外什么也不碰，就躺回僵硬的水手床铺上，透过舷窗凝视海上千篇一律的浪涛。到了第三天，弗斯科伊从梦魇中醒来，床铺对面的狭窄长椅上，两个男人静静地坐着望着他。弗斯科伊倏地站起来。
旅行同伴
有着碧蓝眼珠和一口健康白牙的访客，朝弗斯科伊友善地微笑。基于一种极不自然的礼貌（不论在时间或地点上，都极不自然），三个人都立刻站了起来，相互颔首做自我介绍。古尔德介绍自己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很古怪，令他感到完全陌生。
接下来的五天，三个人在铜门后闷热、狭窄的船舱里，进行可怕的博弈游戏，就像在打用性命做赌注的三人桥牌。他们只有在狼吞虎咽吞下一块干鲱鱼（第四天弗斯科伊也开始进食了）或是喝水润润干渴的喉咙、从咆哮中歇口气时，才会打断讨论（只剩震耳欲聋的引擎噪音陪伴寂静）。这三个人谈论正义、谈论自由、谈论无产阶级、谈论革命目标，激动地论证自己的信念，仿佛公海上这艘船昏暗的船舱是唯一客观、中立的场所，来进行这场充斥着论辩、激\_情、信念与狂热的可怕较量。他们卷起了袖子，不修边幅，满身是汗，因几近绝食而精疲力尽。只有一次他们完全停止了讨论：第五天，两位访客（除了名字之外，弗斯科伊只知道两人20岁左右，而且不是船员）让弗斯科伊独处了数个小时；在独处的那段时间里，隔着震耳欲聋的引擎噪音，弗斯科伊听见甲板上传来熟悉的狐步舞曲。午夜前，音乐戛然而止，访客们带着微醺的醉意回来。他们告诉弗斯科伊船上有场庆祝会：电报员在当天下午收到电报，通知他们的船“维捷布斯克号”已经改名为“奥尔忠尼启则[7]号”。他们给他带来了些伏特加，他却深怕有毒而拒喝。两人了解之后喝光了伏特加，还嘲笑爱尔兰人疑神疑鬼。
引擎噪音出乎意料地突然中止，猛然打断了舱房里的对话，仿佛那要命的节拍是仪式上的伴奏，一直以来为他们的思绪与争论带来刺激与鼓舞。现在他们都沉默不语，一片死寂，倾听拍打在船侧的海浪声、走在甲板上砰砰的脚步声，还有沉重铁链冗长的摩擦声。午夜过后，船舱的门锁被打开，三人离开了满是烟-屁-股和鱼骨头的房间。
手铐
“维捷布斯克–奥尔忠尼启则号”在距离列宁格勒9英里外的大海上抛锚。遥远岸上那片灯海突然分出一道不断扩大的光束，而风就像是先遣部队，捎来小艇驶近大船的声响。三名穿着制服的人朝弗斯科伊走来，一位是上校，另外两位没佩戴军衔标识，都拿着枪瞄准着他。弗斯科伊举起双手。他们搜过身，拿起绳子绑在他的腰上。古尔德顺从地爬下绳梯，登上汽艇，他被铐在座位上。古尔德看着探照灯照亮大船鬼魅般的剪影。他看到那两位同伴也被他们在腰际绑上绳子，爬下了绳梯。很快地，三个人就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全都用手铐铐在座位上。
公正的判决
爱尔兰人古尔德·弗斯科伊和两位旅行同伴发起的六天唇枪舌剑，真正的战果如何，对当代的研究者而言恐怕仍是个秘密。这也仍是心理学上的秘密，在法律上还是最有趣的一个：一个被恐惧和绝望逼到绝境的人，是否可能有如此激烈的争论与体验，在无外在压力、无暴力与拷问的情况下，就因为另外两人的观念，竟然质疑起自己多年来历经养育、教导、习惯与训练所建立起的一切认知。若是如此，对进行漫长信念较量的这三个人，高等法院根据某种更崇高的正义，判处三人同样严厉的刑责（八年监禁），似乎就不完全是武断的了。就算那两人用密集的意识形态轰炸，成功消除了共和党员弗斯科伊心里曾浮现的（某些可能有深远影响的）疑惑，也绝对有理由怀疑，那两人明明也同样受到了这针锋相对的辩论的致命影响：敌我相当的无情战争，就像一场血腥的斗鸡大赛，不论是谁获得虚妄的胜利，都没人能全身而退。[8]
尾声
弗斯科伊的两位同伴，在摩尔曼斯克巴伦支海沿岸失去了踪迹。在恐怖的1942年冬天，他俩曾有一段时间都躺在莫曼斯克的战俘营病牢区里，眼睛半瞎，因坏血病而消瘦，牙也全掉光了，看起来就像老人一样。
1945年11月，古尔德·弗斯科伊因越狱未遂，在加拉干达被杀身亡。他冻僵了的赤luo尸身被绑着绳子，倒吊在战俘营的入口，向所有妄想越狱的人示以警告。
后记
在都柏林军政府发行的“爱尔兰致西班牙”纪念册里，古尔德·弗斯科伊的名字被误列在布鲁内特战役[9]中被杀害的一百位爱尔兰共和党人的名单里。因此，弗斯科伊在实际去世前八年就被宣告光荣战亡。著名的布鲁内特战役，是由林肯营[10]于1937年7月8日深夜英勇起义发起。
[1] 鲍里斯拉夫·佩奇克（Borislav Pekič, 1930～1992）：被认为是20世纪塞-尔维亚文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多部小说、剧本，1945年高中毕业后不久，被指控为南斯拉夫青年民主党成员而入狱，五年狱中的生活和思考奠定了他此后创作的基础。1971年移民至英国伦敦后，仍被南斯拉夫政府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1989年塞-尔维亚民主党的创始成员之一。
[2] 迪达勒斯（Dedalus）：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人物。
[3] 巴涅尔（Cha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英国议会成员（1875～1891），19世纪后期爱尔兰自治运动领袖。
[4] 原文为西班牙语：“Alcázar. Viva la República.”
[5] 共和国万岁：原文为西班牙语“Viva la República”。
[6] 死者万岁：原文为西班牙语“VIVA LA MUERTE”。
[7] 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Grigoriy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1886～1937）：格鲁吉亚著名革命家。1921年曾领导布尔什维克对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进攻，并建立了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36年因利用影响力保护一些被苏联秘密警察和内务人民委员会调查的人物，受到斯大林的怀疑。
[8] 盘问期间，弗斯科伊坚决否认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曾在汇报中向指挥官耳语：译码讯息送到莫斯科去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苏联秘密间谍打算篡夺共和党军队的领导地位”这项既危险又亵渎的怀疑，早已由副指挥官一字不差地转述给质询官了。在加拉干达转运站，他与副指挥官契鲁斯尼科夫的短暂相遇揭露了这个秘密：指挥官把古尔德私下里的发言，当成笑话告诉了副官契鲁斯尼科夫。
[9] 布鲁内特战役：西班牙内战中，1937年7月交战双方在交通枢纽布鲁内特（马德里附近）进行的战役。
[10] 林肯营：西班牙内战中，来自美国的志愿者组成的一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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