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狮

献给安德烈·纪德^[1]

伟人

这篇故事里面唯一的真实人物爱德华·赫里欧，尽管身兼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里昂市市长、国民议会议员、总理、音乐学家等多重身份，却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不过，我要立刻澄清，倒不是故事里另一个一点儿也不真实的虚构人物比他重要，而是与这位真实人物相关的文献记载实在已经多不胜举。不要忘了，赫里欧还是位作家兼新闻记者，也是非常著名的政治家，随便一本像样的百科全书里都可以找到他的生平介绍。

某位消息灵通人士对赫里欧有以下的描述：“高大壮硕，虎背熊腰，头形尖削，头发浓密粗硬，脸像是用剪刀修剪过似的，蓄着浓密的短胡髭，给人很有力量的印象。他的声音独特，语调丰富，每一丝微妙的起伏、轻重都能体现出来，抑扬顿挫，善于掌控失序的场面。他也懂得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脸部表情。”这位人士对赫里欧的个性有如下叙述：“看到他站在讲台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他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戏谑；此刻表示信任，下一刻又像是耶利米^[2]在宣告戒律。如果有人反驳，赫里欧会接受对方小小的挑衅；如果有人阐述自己的看法，他会满面笑容——这是他即将展开一场绝妙评论的预兆，而且评论过后总会爆发出一阵闹哄哄的笑声与掌声，为那个浑然不觉落到陷阱里的人。当然，如果批评的人语带侮辱，那样的笑容就会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愤怒与激烈的回应，因为他向来谨慎，遇上这种情形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敏感被许多人视为自负。”^[3]

另一个人

至于故事中另一个重要人物A. L.

契鲁斯尼科夫，我们只知道他40岁左右年纪，身材高大，金发，有点儿驼背，能言善道，爱自夸，好女色，最近当上了乌克兰《新黎明报》的编辑。他是玩扑克牌和21点的高手，也会用手风琴弹奏波尔卡^[4]和恰斯图什卡^[5]。与他相关的其他证词都非常矛盾，所以可能并不重要。虽然有些资料来源理应不可信，我还是罗列如下：他是西班牙内战时的一位政委，在巴塞-罗那一带的战事中参加骑兵部队，而且表现突出；一天晚上尽管因患疟疾发了高烧，却还和两名护士一起睡觉；曾使诈称船上无线电需要修复，拐骗一个涉嫌搞破坏活动的爱尔兰人登上了苏联货船“奥尔忠尼启则号”；他本人确实认识奥尔忠尼启则；他做了三年的情夫，对象是一位重要人物的妻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送进劳改营的）；他曾在沃罗涅日学校的业余剧团里，饰演奥斯特洛夫斯基^[6]的《森林》中阿卡迪的角色。

尽管引用的这些资料不甚可靠，尤其是最后几份，但契鲁斯尼科夫的诸多故事里，有一个和赫里欧有关的，看似是凭空臆造，却还值得记录下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很难去质疑它的可信度，资料中在在显示契鲁斯尼科夫的一些故事虽然听来奇特，却都有真实事件做依据。最能让人信服的证据是，下面将要讲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爱德华·赫里欧本人的证实——达拉第^[7]还曾经准确地形容赫里欧那让人目眩的聪明（“une rayonnante”）。所以，我会尽我所能地讲述很久以前发生的契鲁斯尼科夫与赫里欧相遇的故事，让自己暂时从那些埋藏着故事却又沉闷的文献里解脱出来；多疑又好奇的读者可以去查阅附着的文献目录，他将从中找到必要的证据。（或许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我选择一种另外的表述形式——一篇短文或专论，那么我就能以通常的方式使用这些文献记录了。然而，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么做：引用可靠人士真实的口头证词来当作文件证据，这并不合适；再者，我也无法放弃说故事的乐趣，它让作者误以为自己在创造世界，而且——像他们说的——能改变它。）

电话与枪

1934年11月，一个寒冷的夜里，当地报社负责文化活动与宗教争端的特约编辑契鲁斯尼科夫，在耶果罗夫卡街上某栋屋子三楼温暖舒适的房间里，像个婴孩般赤身睡在贵族气派的大床-上。锃亮的紫红色长靴整齐地靠在床边，衣裤却散落满地，胡乱地混杂着（情欲急切的痕迹）女-人的丝质内\_衣。房间里弥漫着汗水、伏特加和古龙水的温热气味。

契鲁斯尼科夫做了一个梦（如果可以相信他的话），梦见即将上台表演，可能是《森林》里阿卡迪的那个角色，却到处找不着戏服。（在梦里）契鲁斯尼科夫惊恐不已，通知他上台的铃声已经响起，他却僵在那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赤身luo体地坐着，无法动弹。突然间，仿佛这一切是发生在舞台上，幕已升起，两侧眩目的灯光交错地打在他身上，他勉强能看清楼上的包厢和底下前排的观众，他们的头上笼罩着紫色的光晕。他认出了坐在第一排的是省委员会的成员，他清楚地看见了M同志发亮的光头在他们之中；M是《新黎明报》的主编，此刻正笑得透不过气来，嘲弄和-羞-辱他的“男子气概”。化妆室的铃声还在响着，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急切，契鲁斯尼科夫（在梦里）心想，那是火警铃声，幕布着火了，随时会爆发一场大骚动，而他仍得留在舞台上，无法动弹，像个赤luo的婴孩，暴露在无情的火焰下。他的右手突然挣脱-了诅咒，在梦境与现实的边缘，他本能地伸手去拿枕头下面的枪，他习惯把它藏在那里。他打开床头灯，碰翻了一杯伏特加。同一瞬间，他意识到这会儿长靴比枪还重要，就立刻把脚套进靴子里，像跳上马鞍似的。《新黎明报》主编的妻子娜塔莎原已入眠，这时却被铃声吵醒，睁开她美丽、微肿的亚洲眼睛。电话铃声戛然而止，两人都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是一阵焦虑的低声讨论。娜塔莎·费多特芙娜·M既困惑又害怕，费劲地穿着契鲁斯尼科夫从衣服堆里拿出来扔向她的胸罩。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起来。”契鲁斯尼科夫说着，把枪插进皮带后面，娜塔莎惊恐地盯着他看。契鲁斯尼科夫走向这个不安的女-人，在她丰满的胸间吻了一下，说：“接电话吧。”女-人站起来，契鲁斯尼科夫殷勤地把自己的皮衣披在她身上。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她的声音。“谁？契鲁斯尼科夫？”（契鲁斯尼科夫伸出手指放在唇上。）“我不知道。”（停顿。）然后女-人挂上话筒，发出一声短促的咔嗒声，她跌坐在扶手椅上。“是省委员会，”（停顿。）“他们说有急事。”

文件夹

契鲁斯尼科夫回到自己位于索科洛夫矿区的冰冷公寓之前，在覆雪的街上晃了一会儿，沿第聂伯河绕了远路，花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家。他脱掉皮大衣，倒了杯伏特加，打开收音机。没过五分钟，电话就响了。契鲁斯尼科夫任由电话响了三声才接起来。他假装被这通深夜电话（时间已过凌晨两点）惊着了，然后表示，既然是急事，会尽快在半小时内赶到；他才刚把衣服脱掉，还得再穿上才行。他们说，好，因为紧急会派车过来接他。皮亚斯尼科夫同志会亲自向他解释一切。

省委员会的秘书皮亚斯尼科夫同志开门见山：今天早上11点左右，公民爱德华·赫里欧，也就是法国工人的领袖将抵达基辅。契鲁斯尼科夫回应说，曾看到赫里欧将造访莫斯科的报道，却不知他也会来基辅。皮亚斯尼科夫问他是否明白这类人士来访的重要性。契鲁斯尼科夫说，是的，他知道（只是不太清楚这次造访为何如此重要，也不知道自己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皮亚斯尼科夫仿佛意识到契鲁斯尼科夫半信半疑，于是开口解释：姑且不论公民赫里欧的政治理念如何，但他确实对我们的革命运动抱有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猜疑。他引用赫里欧生活与事业上的种种细节，强调他相当中产阶级化的出身，细数他的各种身份，描述他对古典乐和全世界进步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使法国承认布尔什维克国家（他就是这么说的，“布尔什维克国家”）这方面的重要性。最后，皮亚斯尼科夫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开始翻阅。“你看，”皮亚斯尼科夫说道，“比方说，我引用这一段，‘就算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国人也不可能’（如果相信他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赫里欧将自己从宗教顾忌里解放了出来）‘就算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国人，也不可能不高声反对迫害神父的行为……’”（皮亚斯尼科夫同志在这里顿了顿，抬头看着契鲁斯尼科夫：“你明白了吗？”契鲁斯尼科夫点点头，皮亚斯尼科夫又说道：“对他们而言神父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对我们的农民来说一样……当然，我是说过去的年代。”）“‘因为那同样代表着对思想自由的抨击——归根结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抨击……’”皮亚斯尼科夫合上文件夹说，“我想，现在你清楚了吧？”“是的。”契鲁斯尼科夫为自己倒了杯水。他在皮亚斯尼科夫同志的办公室里一直待到凌晨4点。7点，他再次启程。在火车抵达之前，他有整整四个小时。

时刻

A. L. 契鲁斯尼科夫生命中那个重要的早晨，一小时接连一小时地如是展开：7点，被电话服务叫醒。他空腹喝下一杯伏特加，光着上半身用冷水清洗，然后换上衣服，擦亮靴子，在铁板上炒了两个蛋，配着胡瓜当早餐吃。7点20分，契鲁斯尼科夫打电话到省委员会。皮亚斯尼科夫满嘴食物接了电话，道歉说自己整晚都没离开办公室，坐在书桌前迷迷糊糊睡着了；他问契鲁斯尼科夫情况如何，已经为他约了化妆师阿夫拉姆当日下午4点在剧院大厅（舞台入口处）碰面，请契鲁斯尼科夫要准时赴约。7点25分，契鲁斯尼科夫致电娜塔莎·费多特芙娜。等了好久（此时省委员会派来的车在楼下直按喇叭）他才听见《新黎明报》主编夫人慌乱的声音。她无法想象他们昨晚怎会打电话到她的住所找契鲁斯尼科夫。她感到绝望。如果被M（她的丈夫）发现，她会服毒自杀。她无法忍受-羞-辱。对，对，服毒，吞老鼠药自杀。娜塔莎滔滔不绝、哭哭啼啼，契鲁斯尼科夫几乎插不进半句安慰的话：她不需要担心，这纯粹是个巧合，他会解释一切，但不是现在，他急着出门，车子在楼下等着呢；她也不应该考虑用老鼠药自杀。7点半，契鲁斯尼科夫坐上停在屋前的黑色豪华轿车。7点45分前没几分钟，他到了省委员会。皮亚斯尼科夫同志双眼红肿，两人干了一杯伏特加。在8点到9点半之间，他们把事情讨论好，打了几通电话；两人待在不同的办公室，以免干扰对方。9点半，双眼红得像兔子一般的皮亚斯尼科夫同志按下大胡桃木桌上的按钮，清洁女工就端了茶进来。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啜着热茶，微笑望着对方，好像刚刚联手完成了一项艰巨的重要任务。10点，两人出发前往火车站进行安全检查。皮亚斯尼科夫同志要求将印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标语的海报拿掉，迅速换上另一张听起来更抽象的海报：“打倒黑夜，昼日长存。”11点整，载着重要访客的火车驶进站台，契鲁斯尼科夫离开欢迎委员会，加入站在一侧、身着便衣的安全局人员的队伍。他们都携着手提箱，假扮成休闲的、好奇的旅客，自发地鼓掌欢迎这位来自法国的友好访客。契鲁斯尼科夫迅速打量过赫里欧之后（也许是因为那顶贝雷帽，他看起来不像什么重要人物），就穿过侧门离开，坐进车里扬长而去。

12点整，契鲁斯尼科夫抵达圣索菲亚大教堂。

往事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造，隐约是对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伊兹亚斯拉夫^[8]光荣时代的致敬。它只是以“圣城”赫尔松为名的赫尔松修道院的一个遥远的复制品。博学的内斯特^[9]在其编年史中记载，弗拉基米尔大公从赫尔松——他受洗的城市——带来了圣像画、教会雕像以及“四铜马*^[10]”。弗拉基米尔砌上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第一块基石之后，那么多汗水、鲜血，那么多尸体流入了宏伟的第聂伯河。古斯拉夫诸神与这位基辅大公——他采纳了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出了名的反复无常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信仰异教的俄罗斯人民以其异教徒的粗野对抗着“达日博格^[11]之子”，在很长久的一段时间里，朝风中——“斯特里伯格^[12]之子”——投掷出致命的箭与矛。然而，比起异教徒的行径，那些宗教的虔信者却更为野蛮，一神论暴政下信徒的狂热与凶残尤甚。

神圣的基辅，俄罗斯诸城之母，在11世纪初有400多座教堂，根据梅泽堡的蒂特马尔^[13]的编年史，它俨然成为“拜占庭的掌上明珠，君士坦丁堡的敌人”。俄罗斯以东正教选择了拜占庭帝国及其信仰后，将自己同一个古老高尚的文明连接了起来，但是因为教会的分裂和罗马当局的弃绝，使得俄罗斯无法倚赖欧洲的保护，任凭蒙古侵略者宰割。这一次宗教分裂转而促成了俄罗斯东正教与西方世界的隔绝；俄罗斯的教堂是用农民的血汗建造而成的，没有哥特式建筑高耸的尖塔，而俄罗斯农民的情感也从未被骑士精神打动过，依然“殴打女性，仿佛对圣母的崇拜从不曾存在”。

这些多多少少都体现在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墙面和壁画上，剩下的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史料:教堂由智者雅罗斯拉夫建于1037年，永远纪念他战胜异教的佩切涅格人的日子。他下令将壮丽的金色之门建在教堂入口附近，好让俄罗斯诸城之母基辅不必羡慕君士坦丁堡。它的辉煌昙花一现。蒙古大军冲出了草原（1240年），铲平了圣城。圣索菲亚大教堂早已残破不全，在1240年终至穹顶塌陷。同一时间，一座名为迪萨那的教堂穹顶也塌陷了，几百个在这里躲避蒙古人残酷屠杀的难民死去。1651年，《细述乌克兰》一书在鲁昂出版，作者波普兰^[14]，一名效力于波兰国王的诺曼贵族，写下了墓志铭一般的语句：“在基辅所有教堂中，只有两座遗留给后世纪念。其余尽皆令人伤心的废墟：残余的遗物^[15]。”

圣索菲亚大教堂最著名的镶嵌画“万福圣母马利亚”是基辅人民的荣耀，并援引《圣母赞》第十二节，将那道墙取名为“不可毁灭的墙”。不过，传说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当教堂崩塌，所有的墙都倾颓，唯有东侧半圆形殿的那些墙仍毫发无伤地矗立着，这是因为受到圣母马利亚镶嵌画的庇佑的缘故。

教堂里的竞技场

尽管乍看之下这似乎离题了（待会儿就会发现这只是个错觉），我们不得不先在这提到，通往楼上——王子、他们的宾客和贵族无须离开皇宫就可以在那里做礼拜——的环形楼梯墙面上装饰的那些奇怪壁画。这些掩藏在油漆之下的壁画在1843年被发现；因为仓促和好奇——它产生创造也产生错误——修复工作完成得极其粗糙：古老的铜锈，金器与礼服的光泽，以及上层贵族们耀眼的财富与奢华。除此之外，场景倒是未受损害：蔚蓝天空下拜占庭的竞技场和环形路；在视觉的焦点，皇帝与皇后尊贵的包厢被侍从们簇拥着；栅栏后面，马夫们等待着将嘶吼的马放到竞技场里；面色沉重的战士们武装着长矛，伴随他们的猎犬追逐着野兽；卖艺人和演员在露天舞台上献艺；壮汉竖起长杆，像猴子一般灵活的卖艺人正在杆上攀爬；角斗士举着斧头，冲向戴着熊头面具的对手。

君士坦丁七世的书中有一章名为“哥特游戏”，谈到了拜占庭宫廷的仪式，向我们指明了上述描写的意义：“这些娱乐被称为‘打败哥特人的游戏^[16]’，依仁慈宽厚的陛下之意，在圣诞节后每隔八天举行一次。游戏期间，仁慈宽厚的陛下的宾客们会戴上不同的凶猛野兽的面具和头颅，假扮成哥特人。”

关于往事就说这些。

酿酒厂

现在，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高耸的穹顶下，是斯巴达克斯酿酒厂的一部分——它的干燥炉与仓库。20吨的巨型水槽，底座是厚木板制成的，正靠在墙边运转；教堂的圆柱间遍布又大又重的铁桶，直排到后殿。干燥炉占了两层楼，木头栅栏从窗顶延伸到拱廊（这里恒温保持在10℃，适合那些给啤酒带来独特风味的有益菌类的生长）。弯曲的铝管从干燥炉及水槽中延伸而出，穿过其中一扇已经拆下的侧窗，一直连到置于教堂外几百米远一间矮楼里的发酵槽。栅栏、水管与水槽之间连着脚手架和梯子，啤酒花和麦芽的酸味让古老的墙壁闻起来像雨后无际的草原。长长的麻布帘遮盖住壁画与祭坛（因为最近颁布的法令），悬挂在墙上像灰色的旗帜。在原先放置“因大天使突然出现而惊讶”的《童贞女马利亚》的地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还在那里，只是上面盖着一块灰布），现在挂着人民之父的金框肖像，那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艺术家、学院派画家索克洛夫的作品：暴风雪中，一位老妇穿过人群，像农民那样虔诚地亲-吻和蔼的领袖的手；领袖对老妇微笑，将手放在她肩头，像个父亲一样；军人、工人和孩子们用崇敬的眼神望着他们。同一面墙上，在肖像下面挂着告示板和图表，微弱的光线从两扇窗上褶皱的麻帘里透进来。啤酒花的气味让人无力失神,契鲁斯尼科夫看着产量图，仿佛发了烧，正在看自己的温度表一样。

第二次修复

I. V. 布雷金斯基，“革命的参与者、农民的儿子、布尔什维克党员”、生产总工程师，脱-了帽子-搔--搔-头，把手上的报纸翻了个面，大概已经是读了第三遍，没发表任何评论。此时契鲁斯尼科夫正检视着教堂内部，仰头望望高高的穹顶，又把目光探向脚手架后面，估算水槽和铁桶的重量，一边心算一边嚅动干燥的嘴唇。穹顶上的壁画让他想起家乡的木制小教堂，很久以前他总和父母去那儿做礼拜，聆听神父的含糊的布道和会众的歌声：那遥远缥缈的记忆早已在他心中消退，现在的他是个有着新的人生观的新人。那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发生的其他事情，我们可以从契鲁斯尼科夫本人的证供中得知：“革命的参与者、农民的儿子、布尔什维克党员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布雷金斯基无谓的闲扯和争论，浪费了我们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他认为完成啤酒月产量的指标比宗教奇观更重要，还把人民委员会的命令揉成一团，扔在我脸上。我知道时间不多，试图对他讲道理，向他解释让教堂准备好做礼拜是为了大家着想。我对他的固执实在无能为力，便带他到办公室里私下把秘密告诉了他，但是没有提到访客的名字。然而这也没有说服他，我从他那儿用军用电话打了好几通电话给负责的官员也没用。我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拿出手枪指着他……我监督着从附近劳改营调来的120名犯人再次修复教堂，只用了不到四小时。我们把一部分干燥炉靠在墙边，用麻帘和帆布遮掩住，也用它们盖住脚手架，这样就好像东墙真的在进行修复工作一样。我们用圆木把水槽和铁桶滚开（全靠人力，没有机器），一路移到放发酵槽的楼里。3点45分，我坐上车，正好在约定的时间抵达剧院大厅，阿夫拉姆·罗曼尼奇已经在等我了。”

胡子和神父的帽子

我们继续引述契鲁斯尼科夫的证供：“皮亚斯尼科夫同志向阿夫拉姆·罗曼尼奇解释了一切，据阿夫拉姆事后说，皮亚斯尼科夫还让他签了一份声明，承诺对这件事保持沉默，就像这是国家机密一般。这显然相当有效：阿夫拉姆·罗曼尼奇替我黏胡子的时候，双手抖个不停。我们向剧院的戏服部门借来神父的长袍，上面有紫色的饰带，还有神父的高帽子。我们留给经理的纸条说明文化团的成员要在市民和工人的集会上做反教会的表演，需要这些行头。阿夫拉姆·罗曼尼奇没有多问，就全心投入了工作，他的手很快就不再颤-抖。他无疑是个专家，不但把我打扮成一个真正的神父，还主动帮我做了一个大肚子。‘你什么时候见过瘦巴巴的神父啊，契鲁斯尼科夫先生？’我同意，不管事后阿夫拉姆·罗曼尼奇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打算在这里赘述），我还是坚持认为，对整件事的成功，阿夫拉姆几乎和我有一样大的功劳：尽管我有舞台经验，他给我的建议还是大有助益。‘契鲁斯尼科夫先生，’他说，他埋头工作，已经全然忘了自己的恐惧，‘你一刻都不能忘记：胡子，尤其是这种胡子，不是靠头部抬起来的，而是用胸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你必须学会协调头和身\_体的动作。’阿夫拉姆甚至还给了我十分有用的、关于仪式和唱诗的建议，他以前在剧院可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可能是从犹太教堂学来的，谁知道呢？）‘契鲁斯尼科夫先生，如果你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就低声喃喃自语。能叨念多久就叨念多久，像在生会众的气似的。然后转动你的眼睛，像在诅咒你侍奉的神，哪怕就一会儿。至于唱诗……’我说：‘我们已经没时间了，唱诗的事晚点再说吧，阿夫拉姆·罗曼尼奇！’”

紫红色的靴子

契鲁斯尼科夫在化妆室里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他正经历的转变，这时间相对而言算短了。载契鲁斯尼科夫前来的省委员会司机A. T.

卡沙洛夫，一般被叫作阿约夏，在契鲁斯尼科夫坐进车的时候亲-吻他的手。“这就像是彩排，”契鲁斯尼科夫写道，“刚开始少了阿夫拉姆·罗曼尼奇的指导，我还觉得怯场，但后来便不会了。起初我以为阿约夏是在开玩笑，但随即发现，人们实在太容易掉以轻心了。如果我头戴皇冠现身，他可能会一下跪在泥泞的雪地上。”契鲁斯尼科夫补充道，还带着些许愤愤不平和自以为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努力，才能清除黑暗的过去在人民灵魂中留下的痕迹。”

（有件事要立刻说明：在冗长的盘问过程中，即使受到最残酷的虐待，A. T. 卡沙洛夫也决不承认当天曾经受人愚弄。事发后不到一个月，他在质询官办公室里和契鲁斯尼科夫对质时，仍顽固地坚称只是在和契鲁斯尼科夫先生开玩笑。尽管体力透支，肋骨也断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辩词：他原本就是要载契鲁斯尼科夫到剧院，怎么可能会以为坐上车的是个神父呢？当他被问到1934年11月21日当天，是否曾问过所谓的教会人士，也就是契鲁斯尼科夫“那么契鲁斯尼科夫先生怎么办？我们要等他吗？”，阿约夏予以否认。当被问到是否曾对所谓的教会人士，也就是契鲁斯尼科夫说“想在基辅碰见神父很快就会比碰见驯鹿还难”，阿约夏再次否认。所谓的教会人士，也就是契鲁斯尼科夫说曾用严肃的口吻问过他“孩子，你为什么需要神父呢？”，而他也曾回答“为了替有罪的灵魂祈祷”，答案还是否定的。）

5点半，黑色豪华轿车停在昏暗的教堂大门前面。神父契鲁斯尼科夫掀起了长袍的下摆，露出他锃亮的紫红色靴子。“现在你懂了吧，傻瓜？”契鲁斯尼科夫问阿约夏，阿约夏正困惑地先看看他的胡子，再看看他的靴子。“这下你懂了吧？”

香炉

“仪式在7点前几分钟开始。”契鲁斯尼科夫写道，事实上他提供了一份关于仪式的详尽说明。（但是出于某种创作的需求，要为这现存的文件补充一些可能并不必要的颜色、声音和味道——这已在现代式微的三位一体，使得我去想象契鲁斯尼科夫文件中没有提到的事：从基辅博物馆的宝库里拿来的三叉银烛台上摇曳的烛火——文件在这里又一次和我们想象的画面纠缠在一起；烛光映照在拱形穹顶那些圣徒鬼魅般的脸上，映照在镶嵌画里圣母马利亚的长袍褶子上，也映照在缀有三个炫目的白色十字架的紫斗篷上；在圣像的光环和画框上，教堂的器皿、圣杯和冠冕上，链子吱吱作响，在昏暗中晃动的香炉上，有黑色与金色的闪光，而焚香的气味、永生的灵魂混杂着啤酒花、麦芽的酸味。）“里尔斯基同志一冲进教堂就画起十字，”契鲁斯尼科夫继续写道，“于是我拿起香炉，让它在我们的会众头上摆荡起来。我假装没注意到新信徒的到来，但是在昏暗中，透过缭绕的香烟，我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M同志的光头和公民赫里欧那一头粗硬的短发。他们踮着脚静静地走进来，停在教堂中间。他们的突然到来造成的怯场感已经离我远去，我把仍在晃动的香炉移向他们，嘴里喃喃念着。公民赫里欧十指交叉合着双手，不像在祈祷，倒像是握着拳，靠在腹部紧紧揪着那顶巴斯克贝雷帽。在他们头上晃过香炉之后，我又往前走了几步才转过身来，看见赫里欧望着天花板，然后朝他的翻译员倾过身去，而翻译员正挨着皮亚斯尼科夫同志。我继续把香炉摆向娜塔莎·费多特芙娜头上，她头上裹着黑色头巾，正低头跪在地上。她不动声色地瞥了我一眼，鼓励的眼神抹掉了我心里最后的一点焦虑。（她的脸上已丝毫不见晨间的恐惧。）瑟玛·恰夫恰瓦泽也裹着黑色头巾，跪在娜塔莎旁边合手祷告。她是皮亚斯尼科夫的妻子，也是一位老党员。她18岁的女儿赫娃，共青团员，就跪在母亲身边。除了一位老妇-人——我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她为何在场——其他都是熟人：那天早上在皮亚斯尼科夫同志的办公室里给我们送茶的艾雅同志，她身边坐的是省委员会的编辑人员和秘书，我想不起来其中的一些女士是谁，一定是契卡^[17]的同志们的妻子。我必须承认，他们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既遵守纪律，又充满奉献精神。除了上述人物，以下是其他同志的姓名，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他们的贡献不比我少。（后面列了40个名字，到处标注着“及其妻”的字眼。）再加上文化团的12名员工和2名保镖，总共60位信徒。”列出名单后，契鲁斯尼科夫总结道：“赫里欧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教堂里只逗留了五分钟，但我总觉得他们似乎待了整整十五分钟。”

关于竞技场的解释

僵化的礼拜仪式仍在进行，如同壁画中的景象：信徒们沉浸在祈祷的喜悦中，先是低头俯视地面——地狱之母，再抬头仰望天空——天国所在。这时候赫里欧和他的随行人员轻手轻脚地前去观赏环形楼梯两旁的著名壁画。为这场合特地安排的艺术史家莉迪亚·克鲁普尼克，用无可挑剔的法语（受到了赫里欧真诚的恭维）向他解释教堂中何以出现渎神的绘画——这令人费解的事不可能不引起好奇的访客的注意。“虽然环形楼梯和圣龛有一段距离，但它们仍是教堂整体的一部分，赫里欧同志自己也能判断出这一点。这样看来，竞技场的画面出现在教堂中本该使神父们感到震惊与愤慨，但这不过是现代人的顾忌，”莉迪亚继续说，“和11世纪的拜占庭风格，以及你们哥特式教堂里的那些绘画、雕像一样怪异。如同那些不堪入目又荒诞不经的怪兽和免戒室的雕刻，一点儿也不曾冒犯你们祖先的虔诚，那么在我们虔诚的祖先看来，让世俗绘画进入教堂也并不可耻。”赫里欧点点头，注视着壁画，画中的乐器尤为吸引他。莉迪亚·克鲁普尼克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君士坦丁堡反对圣像崇拜的时期，耶稣基督和圣徒的肖像都被各种凶恶的景象取代了，比如赛马、猎杀野兽或人的血腥场面。”（赫里欧同志一面翻转着手中的帽子，一面再次点头，像个小学生似的。）“但是我们这样比较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莉迪亚·克鲁普尼克继续道，迷人的声音中似乎隐忍着怒意，“西方的一些文化遗迹也有类似的主题，例如巴勒莫宫廷教堂的穹顶，就描绘了和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的渎神景象：壮士的搏斗、吹奏长笛和簧管的奴隶。归根结底，我们不应该忘记，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像你们法国诺曼底的教堂一样，是一座宫廷教堂，而环形楼梯通往王子们的寓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出现渎神的主题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双脚发冷^[18]的赫里欧同志默默地看着壁画，陷入了沉思。

机械狮

第二天，仍然在旅行的新鲜劲儿里，发着烧的爱德华·赫里欧裹着毯子，坐在从基辅前往里加、柯尼斯堡的温暖的卧铺车厢里，在笔记本里写下他对基辅的第一印象。只有一件事（也与我们的故事有关）破坏了赫里欧所见的美好：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乞丐。赫里欧明确地表述了他的困惑：“教堂前的乞丐多半又跛又老，但是有一些却很年轻，而且看起来十分健康，见我们要离开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围拢过来，这无疑是给古俄国带来怪异动物的那些俄罗斯贫民与笨蛋的顽强后裔。”（接着评论了这个年轻的国家将要面临的任务。）

我们也在契鲁斯尼科夫的文章中发现了对那些乞丐的相同描述（只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提到它）：“离开教堂的时候，我们逮捕了一群突然冒出来扑向我们的寄生虫，也许是被焚香的气味引过来的。”

赫里欧翻看着笔记（回想起那些面孔、风景和对话，一个和他12年前初次造访的俄国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的世界），他试图提炼、浓缩自己的感想。以他一贯的实用主义作风和机智，他认为（目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提自己12年前的著作中的题词，以表示他的看法前后一致，也好由此堵上那些恶毒的嘴。他要全文重述，和1922年11月那篇的写法完全相同，也献给同一个人：《小巴黎人》报的主编艾里-约瑟夫·博伊斯。为了确定这个决定的可行性，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本书的皮装本——20本特别版中的最后一本，浏览题词（我们在此将它翻译出来，也许会丧失些许原文的准确性与风格）：

亲爱的朋友：

我启程前往俄罗斯的时候，不仅得到了我们著名的批评家们的诸多侮辱，而且他们还预见了将要降临在我身上的最坏的厄运。他们将我视为中世纪从里昂派去使鞑靼人和喀喇汗人皈依的不幸僧侣。那时候莫斯科的王公们为了吓唬访客，会在宝座下藏着机械狮——它们的职责是当会谈时，在最恰当的时机发出吼声。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却明白我的意图，相信我的公正。我正从这出人意料的轻松旅程中归来。他们没有号令机械狮对我吼叫，我可以自由地、平静地观察一切。我做这些笔记时，可以不用考虑是否会取悦谁。我将它们献给你，作为赞誉。请你收下。

诚挚的赫里欧

赫里欧对自己的决定十分满意，把书放到一旁，继续凝望着他所谓“忧郁的俄罗斯风光”。

（赫里欧第二次造访俄国的结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并非我们这个故事的兴趣所在。）

事后

1938年9月，A. L. 契鲁斯尼科夫在莫斯科被捕，那时是基洛夫遇刺^[19]之后四年，赫里欧事件的发生过了将近四年。当时契鲁斯尼科夫正坐在电影院里，引座小姐走过来低声说外面有人急着见他。契鲁斯尼科夫站起身，调整一下腰带上的手枪，便向戏院大厅走了出去。“契鲁斯尼科夫同志，”一个陌生人对他说，“省委员会有急事找您。车子已经在等了。”契鲁斯尼科夫在心里咒骂着，想着准是又要被卷入一场大闹剧，就像四年前的那一出似的，那次还给他颁发了勋章，提拔了他。他毫不起疑地坐上车，随即被解除武装、铐上手铐，押去了卢比扬卡监狱。他被殴打、虐待了三个月，但是拒绝签字承认他曾违反苏维埃的纪律，参与谋害基洛夫，或曾加入西班牙的托派。他们又把他单独监禁了十天，让他考虑清楚：若他不签字招供，他的妻子就会被拘捕，他一岁的女儿会被送进孤儿院。契鲁斯尼科夫终于崩溃，签下了文件，承认起诉书上的罪名——其中包括他参与了阿夫拉姆·罗曼尼克·史朗领导的谋叛。他被判入狱十年。在劳改营里，他遇见一位NKVD^[20]的旧识，他们曾在西班牙并肩战斗过。契鲁斯尼科夫成了告密者。1958年，他被恢复了名誉，状况是：已婚，育有三个子女。1963年，他随旅行团去了波尔多、里昂和巴黎。在里昂，他参观了为纪念它的著名市长而建造的图书馆，在游客留言簿里写道：“爱德华·赫里欧作品的仰慕者。”署名：A. L. 契鲁斯尼科夫。

[1] 米尔克·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20世纪30年代初曾成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拥护者，1936年受苏联当局邀请访问苏联，归国后发表《访苏联归来》，猛烈批评苏联当局。

[2] 耶利米：《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期的一位先知。

[3] * 安德烈·巴里特（André Ballit）发表于1957年3月28日的《世界报》（Le Monde）。

[4] 波尔卡：源于19世纪中期的波西米亚的一种民间舞蹈音乐。

[5] 恰斯图什卡：一种诙谐幽默的俄罗斯民歌的形式。

[6] 奥斯特洛夫斯基（Aleksandr Nikolayevich Ostrovsky, 1823～1886）：俄国剧作家，俄国现代剧院的创建者。

[7] 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 1884～1970）：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1938年至1940年曾任法国总理。

[8] 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Vladimir, 约955～1015）、雅罗斯拉夫一世（Yaroslav, 约978～1054）、伊兹亚斯拉夫一世（Izyaslav Yaroslavich, 1024～1078）：这三位基辅大公统治的时代是基辅罗斯最强盛的时期。

[9] 内斯特（Nestor, 1056～1114）：基辅修士，在修道院中写下了最早的斯拉夫史。

[10] “四铜马”，有些专家表示应称为“四铜像”。从这词汇上的摇摆不定，我们可以看出异教与基督教两种信仰的冲突与结合。我的消息来源吉恩·狄斯卡特发现，所有和圣索菲亚大教堂有关的内容，几乎都是从某位法国人的一篇对俄国艺术的研究文章中逐字摘录的。他的相关文章曾发表在波尔多与图卢兹一带发行的《警察期刊》上；像是遥远的回声，又为“狗与书”故事的抽象寓意激起另一层涟漪。

[11] 达日博格（Dazh-Bog）：古代斯拉夫神话中的主神之一，很有可能是太阳神，或被神化了的英雄。

[12] 斯特里伯格（Stribog）：古代斯拉夫神话中风与天空大气之神。

[13] 蒂特马尔（Thietmar, 975～1018）：梅泽堡主教和编年史家。

[14] 波普兰·纪尧姆（Beauplan Guillaume, 约1600～1673）：法国工程师，1630年至1648年间在波兰军队服役指挥乌克兰南部的要塞-建设。他几乎探索了当时的波兰全境，17世纪50年代回到法国后出版了《细述乌克兰》。

[15] 残余的遗物：原文为拉丁语“reliquiae reliquiarum”。

[16] 原文为拉丁语“Ludus Gothicus”。268年9月，克劳狄作为罗马帝国加利恩努斯皇帝的最高将领，指挥罗马军队在纳伊苏斯战役中决定性地击溃了哥特人。加利恩努斯死后，克劳狄被宣布为皇帝，并得到称号“Gothicus”，意为“打败哥特人的”。

[17] 契鲁斯尼科夫总是用这个词（指从1917年至1922年间的苏联秘密警察）。

[18] 众所周知，赫里欧此行之后就病了，几乎没能挺过去。《逗闹》（Charivari）杂志有一位恶毒的撰稿人写道，赫里欧无疑是在“造访寒冷的教堂和过热的皇宫”时生病的。这个影射在当时引起相当激烈的评论。

[19] 1934年，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和重要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直接触发了“大清洗”。

[20] 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缩写，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政治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实行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所下辖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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