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牌局

献给卡尔·斯坦纳^[1]

1956年12月5日，卡尔·乔治维克·陶贝医生被杀，他正式恢复名誉还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2]回来不过三周。（除--去审讯期间的监禁，陶贝在劳改营待了17年。）这起谋杀案始终未被侦破，直到1960年6月，警方在莫斯科逮捕了科斯蒂克·库什尼兹——外号“艺术家”或“老鹰”，苏联国内顶尖的保险箱劫犯，被黑社会尊为窃贼之王。负责审讯的莫洛佐夫队长对科斯蒂克的表现极为吃惊：他在发抖。这位科斯蒂克以往接受审讯的时候，谈论起自己和所作所为，总是带着骄傲和一位手艺大师的自豪。如果情势不妙，他甚至会得意地向警方自首没被审问的事：两三年前他犯下的抢劫案（比如卡赞邮局的盗窃案）。想让科斯蒂克认罪并不难，因为这个勇敢的夜鹰兼神偷有一个弱点，虽然很符合人性，却和他其余的人生相互矛盾，那就是：科斯蒂克挨不了打。审讯者只要提高嗓门，或者扬起手来故作威胁，这位人称“艺术家”或“老鹰”的科斯蒂克就变成了一块破布，而破布是挤不出半点儿供词的。莫洛佐夫队长和科斯蒂克已经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劳改营里，科斯蒂克身为告密者；不久后的另一次，他身为盗窃犯)，因此深知如何不应与他对话（当然除非急需如此）。只要同意不打他也不吼他（这有辱他的尊严，也会破坏他的脑细胞），科斯蒂克就会一五一十、巨细靡遗地全盘供出他的“事业”。他是天生的演员——实在是个颇具灵感的演员。在动荡的人生里，他曾一度加入业余剧团，改良了自己粗鲁的遣词用字。后来他在劳改营里也丰富了自己的表演经验，作为文化团的一员、导演、演员及告密者。顺便提一句，科斯蒂克认为牢狱生活是他的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以前的革命分子总把自己的牢狱生活视为“大学”一样；所以，他的哲学和他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在两个伟大的角色 （他的措辞）之间有一道合理的鸿沟，你得尽可能地填补它。”我们必须承认，在科斯蒂克最辉煌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坐牢对他而言只是“自由”的延伸，对所有其他盗贼亦然。无数“政策”借由那些所谓同流合污者的奇想与癖好而制定出来。一个小偷最大胆、最荒唐的幻想都可以在劳改营里实现：从前的主人们——他们豪华的乡间别墅总有宵小之徒环伺，成了那些从前被逐出天堂的流放者们的仆人、“助手”或奴隶；从前的正义女皇，那些女部长和女法官，如今成了她们曾审判的，她们曾对着他们引用高尔基、马卡兰科和其他经典来宣扬社会正义与阶级意识的那些人的情妇和奴隶。简单地说，这是罪犯的黄金岁月，尤其是对这新的等级制度下有手艺大师之名的那些人，比如“艺术家”科斯蒂克·库什尼兹。黑社会老大只有在黑社会才能做真正的王者；但是科斯蒂克不仅有以前的主人为他效劳，还有一大帮冷酷的罪犯也听从他的使唤。科斯蒂克想要什么，只要给个暗示，不管是说句话或眨个眼，前秘密警察契鲁斯尼科夫那双紫红色的靴子就会火速穿到新主人科斯蒂克的脚上；或者，通过厨师——前皮条客、杀人犯的好心与善解人意，前省委员会秘书的妻子会先增肥，再带到科斯蒂克面前，因为“艺术家”喜欢胖女-人：“白皙又丰满，才是我们俄国女-人的最佳典范。”

但是科斯蒂克在漫长的招供后仍不住颤-抖（尽管质询者并未提高声调，甚至还要他放轻松，开玩笑地称他为“市民”），莫洛佐夫队长更像是受了一个奇怪灵感的启发，而不是因为他的线人提供的线索，要求专家将科斯蒂克的指纹与四年前在秋明发现的铁锹——卡尔·乔治维克·陶贝一案的凶器上的指纹比对。结论是肯定的。于是一宗看似毫无意义的谋杀案，至少掀开了一部分面纱。

相簿里的照片

1899年，卡尔·乔治维克·陶贝出生于匈牙利埃斯泰尔戈姆。尽管关于他年幼时期的资料十分有限，但世纪之交中欧城市普遍萧条的情形显而易见：灰色的平房，阳光缓缓照进后院，分割出两块截然不同的区域—— 一边是慑人的明亮，一边是如同黑夜、潮--湿--发霉的阴影；成排的黑刺槐分泌出树汁，像是浓稠的咳嗽糖浆或药片，童年患病时的麝香味；冰冷的巴洛克药房，哥特式的白瓷容器闪着微光；昏暗的中学校园铺砌了院子（斑驳的绿色长椅，形似绞台的破秋千，粉刷过的木屋）；市内的建筑都漆成了玛丽亚·特蕾西亚黄^[3]，那是黄昏时吉卜赛乐队在大饭店露天餐厅演唱的歌谣里，枯叶与秋日玫瑰的颜色。

就像许多省城里的孩子一样，药剂师的儿子卡尔·陶贝也梦想着，有那么一个快乐的日子，他将在离开之前鸟瞰这个城市，隔着厚厚的眼镜片看它最后一眼，就像透过放大镜看学校里那干透了的、滑稽的黄色蝴蝶标本，既难过又厌恶。

1920年秋，在布达佩斯火车东站，他登上前往维也纳的快车的头等车厢。火车驶离的那一刻，年轻的卡尔·陶贝再次向父亲挥手道别（父亲挥动着丝巾，像一个黑点逐渐远去、消失），便很快带着皮箱走进三等车厢，和工人们坐在一起。

信条

有两个重要因素使得我们无法更好地了解卡尔·陶贝人生中的这一动荡时期：他的非法活动，和他使用的诸多化名。我们知道他熟知流亡者的咖啡馆；他和达维多维奇·诺夫斯基合作过；他交往的流亡者不仅有匈牙利人，还有德国人和俄国人；他用卡洛里·比特斯和基里尔·贝兹的化名为左翼报社撰写文章。关于他那一时期的作品，有一份不完整也不完全可信的清单，列出了130篇论文与文章，我们在此只引用几篇确信出自他手笔的——因为它们都有一种激烈的风格（这只是阶级仇恨的另一个名字）：“宗教资本”、“红日，或一定的原则”、“贝拉·库恩^[4]的遗产”、“血腥白色恐怖”、“信条”。

他那段流亡岁月里的相识与传记作者塔马斯·温格瓦里博士，提供了一段这样的描述：“1921年，我在《》（Ma）杂志的维也纳编辑部——那时候的编辑是优柔寡断的拉约什·卡萨克——见到贝兹同志，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谦逊和冷静。虽然我知道他是《血腥白色恐怖》、《信条》和其他文章的作者，却无法将那种激烈、强势的文风和这个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看起来既害--羞-又局促不安、安静寡言的男人联想在一起。”温格瓦里接着说：“奇怪的是，我听他谈论得更多的是医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有一次，在他工作的诊所实验室里，他让我看一排排整齐的罐子，里面装的是长到不同阶段的胎儿；每个罐子上都贴了一个已故革命者的名字。他当时告诉我，他把这些胎儿拿给诺夫斯基看的时候，诺夫斯基恶心得吐了出来。这个才22岁就给人成熟感觉的安静的年轻人，没多久就和一直小心翼翼地跟踪着他的警察起了冲突，不仅如此，还和他的战友们争执 ：他认为我们的行动不够有效，文章也太温和。”他在维也纳待了四年以后，对革命行动的缓慢进展不再抱有幻想，决定启程前往柏林，相信那里会是“来自欧洲监狱的杰出流亡者的中心”。尔后直到1934年，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在我看来——而且我不认为我看错了——以同一笔名发表的某些文章应该是他写的，它们读起来“仿佛藏了一颗炸弹”（卢卡奇语）。我知道他在被捕前一直和恩斯特·台尔曼^[5]共事。1935年春，我们读到他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之前发表的一篇演讲，他预言了达豪^[6]的所有惨状，并再一次警告世人危险的到来：“一个幽灵，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漫步。”那些软弱的人，曾感佩于新德国，以及她那随着进行曲前进的黝黑的青年和健壮的女战士的力量，有那么一会儿被陶贝的预言惊呆了。然而也只有那么一会儿：接着陶贝在一位著名的法国记者的刺激下，脱掉了夹克衫，尴尬却又坚决地拉起上衣，露出背上犹新的鞭痕。纳粹的官方宣传曾回应称陶贝的公开陈词是“共产主义者的煽动”，但他们打消了疑虑：欧洲的精神需要新的、坚强的人，而这些人会从鲜血与火焰中站起来。于是，那名被皮开肉绽的伤痕震惊了片刻的记者，抛开了所有疑虑和相互矛盾的证据，憎恶起自己的懦弱和拉丁血统使然的神经质——“提到血就会哭泣”。

漫长的路

1935年秋的某个雨天，卡尔·陶贝医生越过拉脱维亚——苏维埃边界，再次变成基里尔·贝兹，或许是希望一劳永逸地抹去道德上与身\_体上的创伤。他抵达莫斯科（根据温格瓦里所言）是在9月15日，不过另一位消息人士却给了另一个日期：10月5日。两个月来，化名贝兹的陶贝仿佛着了魔似的，走遍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冰冷的雨和雪使得厚厚的镜片起了雾。傍晚时分，我们看见他和妻子手挽着手，绕着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散步，被墙上迷人的灯光吸引，它们照亮了革命标语的红色大字，照亮了莫斯科的夜。K. S. 说：“他想要看到一切，想要去看、去感受，不只是因为他的近视，也是想要确定这不是一场梦。”他在丽池饭店——第三国际的欧洲精英成员都居住于此——分到了一间房，但他待在那里的时间很少，和维也纳、柏林的旧同事也不怎么热心来往。在不断漫游的那两个月里，他对莫斯科的熟悉程度远甚于生命中的其他任何城市；他了解所有的住宅区、街道、公园、市府建筑、名胜古迹，还有所有的公车、有轨电车的路线。他已经知道了所有店铺的招牌和标语。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用自己的方式学习俄语，通过海报和标语，正是他自己最常使用的行动语言。”

有一天，他伤心地意识到，除了第三国际那些守口如瓶的正式员工，他连一个俄国人都没有遇到。这突如其来的发现令他深受震动。他散步回来后浑身颤-抖，还发了烧。

K. S.曾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和陶贝共处了约六个月，根据他的证词，那天的情形是这样的：在特维尔大道的公车上，一名男子坐在陶贝旁边想和他聊聊，当他发现陶贝是外国人之后，就立刻起身换了座位，嘴里喃喃着道歉。他的行为击中了陶贝，像一股电流，像一种意料之外的启示。陶贝在下一站便下车了，在城里游荡直到黎明时分。

一整个星期，陶贝都没离开丽池饭店三楼的房间，妻子准备了茶和咳嗽糖浆照料着他。陶贝挨过病痛的折磨之后，人看起来老了许多，却仍执意敲开了负责人事的切尔诺莫尔季科夫同志的门。“切尔诺莫尔季科夫同志，”他用沙哑、颤-抖的声音说，“我待在莫斯科不是为了度假，我想要工作。”切尔诺莫尔季科夫令人费解地回答：“再耐心地等一会儿吧。”

两幕之间

说来或许有些奇怪，但是陶贝医生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是从他抵达莫斯科，到一年后被逮捕的这段时间。一些档案显示，他曾为国际贸易协会工作过一阵子，其后由于贝拉·库恩（他本人也形势不利）的介入，他做过记者、翻译，最后成了第三国际匈牙利分部的校对人员。我们还知道1936年8月，他陪伴生病的妻子居住在高加索地区。温格瓦里断言他的妻子患的是肺结核，而K. S.却声称她是因为“神经质”而接受治疗。如果我们认同后者的解释（也得到许多间接证据的证实），它表明在这一时期陶贝一家经历了不为人知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无法弄清这是因为幻想破灭，还是大难临头的预感。“我深信，”K.S.说，“贝兹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可能再产生什么更大的影响。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以为这不过是对他个人的一点小误会，和历史的大潮流毫无关联，因此微不足道。”

不过，一件和陶贝有关的、看似寻常的小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9月下旬，有个帽檐低得盖住了眼睛的、气喘吁吁的年轻人猛然撞上了陶贝（正从影印店出来），把陶贝的眼镜摔到了人行道上。年轻人不安地向他道歉，慌乱之中还踩碎了镜片，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这事发生40多天以后，1936年11月12日凌晨2点35分，化名基里尔·贝兹的卡尔·陶贝医生被捕。

钝斧

如果有着复杂架构的命运之途不是那么难以预测，只能察觉却无法确知结局，那么我们不妨说，虽然卡尔·陶贝的下场很悲惨，但他出生的时候却很幸运（只要大家同意以下论点：无论如何，生时短暂的苦痛比死后的虚无更有价值）。不论在达豪还是在遥远的科雷马，那些想杀死陶贝身\_体里的革命者的人，并不想也不能扼杀他身\_体里的医生、奇迹的创造者。在此，我们无意从这事例中发展出任何异端的、危险的思想：那一场灾难和它的死亡阴影，尤其在暴君看来，不过是超自然的面具，而医生也不过是某种魔术师——这全是一种特定的人生观导致的理所当然的结果。

我们知道，1936年将近年末时，陶贝医生在摩尔曼斯克劳改营待了一段时间；他被判死刑，后来减刑为服20年苦役；在前几个月里，他曾经绝食抗议他们没收了他的眼镜。我们只知道这些。1941年春，我们在北方边远地区的一座镍矿场发现他的踪影。那时他穿着白色的医护服，像个正派的人似的，为许多被判死缓的病患看诊。两次手术使得他在劳改营里声名大噪：一次是来自卢比扬卡、曾拷打过他的克里钦科中尉（现在的囚犯）阑尾破裂，陶贝成功地给他做了手术；另一次是为被叫作史基德林的犯人动手术——史基德林用一把钝斧砍了自己的四根手指，企图摆脱镍矿场的可怕折磨，陶贝救回了两根手指。前窃贼史基德林的反应倒是挺有趣的，当他意识到自己施行的外科手术失败了，就扬言要惩罚陶贝，割断他的喉咙。另一个罪犯——他的室友告诉他，听说社会新生者的平反判决即将宣布（传言后来变成了事实），史基德林才打消了念头，（至少暂时）撤回了他郑重其事的威胁。他准是意识到了，等他重拾小偷的勾当，那两根手指头会派上用场的。

机会游戏

关于人称地狱的冷冻岛屿的证词时有新增，但是描述机会游戏机制的资料仍然罕见。我指的不是生与死的机会——关于这消失的大陆的所有文学作品，都不过是对这场赢者罕有、没有规则的大博彩做了放大的隐喻而已。对现代的研究人员而言，研究这两种机制间的关系一定很有趣：当大博彩的转盘残酷地滚动，仿佛神话中邪恶之神的准则化身于此，这无情的旋转木马的牺牲者，受到不切实际又可恶的模仿心理的驱使，效仿着机会的重要规则。那些被奉承的、享有特权的贴着“被社会接受”标签的犯人，在无止尽的极夜里，倾付一切豪赌：钱、有耳罩的帽子、靴子、一碗汤、一片面包、一块糖、一个结冰的马铃薯、香烟、一层（自己的或别人的）有文身的皮肤、一棵油菜、一把匕首、一条命。

在新亚特兰蒂斯的囚犯们的扑克牌游戏和机会游戏的历史尚无记载。因此，我有必要简短地（根据特勒斯臣科所言）解释一下这荒谬游戏的部分规则——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这篇故事交织在一起了。

特勒斯臣科花了十年时间，在那片沉没世界（主要在科雷马）的不同地区做研究，发现犯人们之间有着花样百出的赌博方式。其中最寻常的可能是跳蚤游戏，它和温暖地区玩的苍蝇游戏非常类似：每个游戏者面前放上一块糖，然后大家肃穆地等苍蝇飞过来，看苍蝇停在哪一块糖上面，就按先前约定好的那样决定了赢家和输家。跳蚤充当和苍蝇同样的功能，只是现在的诱饵是游戏者本身，没有任何人为的工具，除了他身上的臭味和“运气”，当然了，如果那牵涉的是运气的话。跳蚤爬上身的那个人，常要履行令人讨厌的职责：割断赢家指定的随便哪个牺牲者的喉咙。犯人间的游戏名录与他们的图像学同样有趣。在20世纪40年代，犯人手里拿一副真正的牌（偷来的或从外面带进来的）玩游戏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尽管如此，特勒斯臣科说，最受欢迎的赌博方式仍是用几张报纸糊起来的自制牌（当然也做过记号）。他们玩所有与运气有关的游戏，从最简单的斯卡特、扑克、21点到有些深奥的塔罗牌。

魔鬼

“魔鬼或母亲”是和马赛塔罗牌非常类似的一整套象征性语言。然而那些坐牢时间更久的、麻木不仁的罪犯会拿出自制的牌做另一种交流，这委实有趣：他们往往以抽牌代替说话，然后像得到命令似的一瞬间亮出刀来，血光四溅。根据一名可靠的犯人提供的解释，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那些纸牌上的中世纪图像，还混合了东方和古俄罗斯的象征系统的一些元素。最常见的变化是纸牌的数目减少成26张。

“我一直没机会看到78张的一整副牌，”特勒斯臣科说，“不过用一下算术（78除以2和3）就能明白这只是经典塔罗牌的简化版。我深信这种简化纯粹是出于技术性的考量——这样更容易制作和藏匿。”至于颜色（有时只是标上首字母），则减少到四种：粉红色、蓝色、红色和黄色。绝大多数表示牌意的符号画成简单的草图，如下所述：棒子（指示、命令、头，但也指碎裂的颅骨）；高脚杯（母亲、伏特加、-yin-乱、联盟）；匕首（自由、同性恋、割喉）；金币（谋杀、折磨、孤独）。其他的符号和变化有：妓-女、皇后、国王、父亲、69、三驾马车、权力、倒吊人、无名氏（死亡）、肠子、魔鬼、傻瓜、星星、月亮、太阳、审判、矛（或锚）。“魔鬼或母亲”基本上仍是源于中世纪遥远神秘的地区和亚洲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游戏的变种。将纸牌摊开来看，“魔鬼”牌代表命运之轮，对一个狂热的人而言意味着生死大权。特勒斯臣科总结道：“在欧洲的塔罗牌里，手相与黄道带的象征之间的联系还没消失，犯人们胸部、背部及-臀-\_部的文身，和对西方人而言的黄道带有同样的意义，按同样的原理也可以和‘魔鬼’联想到一起。”特尔茨也把文身与神秘符号的关联性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有一个文身，前面是一只撕裂普罗米修斯胸膛的鹰，后面是一只和女-人摆出古怪交-配姿势的狗。一枚硬币的两面。头与尾。明与暗。悲剧与喜剧。对自命不凡的嘲讽。性与笑的相仿。性与死亡。”

马卡兰科的恶棍们

昏暗的牢房里泛着浅蓝色的薄雾，烟云卷卷而上，四个打牌的犯人像波维尔^[7]似的，斜倚在饱受臭虫侵害的床铺上，发黄的烂牙不是咬着脏稻草，就是抽着烟草卷成的又粗又脏的雪茄。五花八门的观众一脸崇拜的神情，看着这几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的脸和他们刺了文身的胸膛与手臂——因为他们不可以看牌，那是给大人物看的；他们要等牌打出来以后才敢看，不然可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能登上这座囚犯的奥林匹斯山，能在场看到他们神情肃穆，手里握着的牌能操控别人的命运——通过神奇的牌局，这命运在观众看来是运气的模样——就已经是极大的荣幸了。无上的荣幸还有：能够为他们的炉火添柴，给他们递茶水，为他们偷块毛巾，抓到他们衣服上的虱子，或者被使了个眼色就冲向人群中某个可怜的人，一劳永逸地让他安静，以免他冒犯了天庭的喋喋不休会打断那无情游戏的进程——那游戏不便说出的奥秘在于数字13，它用鲜血与火焰的颜色标示，可以让一切幻想提早收场或者化为尘土。所以能在那儿坐在床铺上，面对着文了身的神祇——“老鹰”、“蛇”、“龙”、“猴子”——和他们将狗或魔鬼与别人的母亲（这是囚犯唯一奉为神圣的）配在一起的咒骂，就很是幸运了。在蓝色薄雾下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画面，那些囚犯，马卡兰科的恶棍们，以“被社会接受”之名，上演着过去50年来在欧洲大城市剧院的戏码，头上随意地歪戴着无产阶级的帽子，嘴上叼着红色的康乃馨—— 一如芭蕾舞剧《淑女与流氓》^[8]中的地痞，将做著名的皮鲁埃特旋转^[9]，从流氓摇身一变成了行吟诗人，或成了绵羊，温驯地饮着什么人掌中的水。

“猴子”与“老鹰”

史基德林拿牌用的是左手的残指（凭这一点很容易辨识出这个著名的囚犯，而他在警方档案里食指与中指的指纹记录也莫名地消失了）。他luo着上半身，平滑的胸上的文身是一只正在手--yin-的猴子。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科斯蒂克，盘算着复仇计划。有那么一会儿，床铺上的囚犯们和底下那些犯下重案的观众都陷入一片死寂：他们在思考。观众们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眼睛眨也不眨，只是盯着空气中的某处呆愣着，嘴里叼着咝咝燃烧的烟-屁-股（却没人胆敢捻熄它，没人敢动一动脑袋或-搔-一-搔-爬着虱子、毛发茂盛的胸口）。这些疲惫的、要死不活的囚犯们不再低声耳语：有事要发生了。默不作声的囚犯是危险的。命运之轮停止了。某人的母亲要伤心了。他们知道的、他们可能会知道的，就这么多了；除了沉默与咒骂的可怕语言之外，政治家们对囚犯的暗语全然陌生，就算他们知道那些词的意思也没有用，因为它们在小偷行话里的意义转变了：上帝指的是魔鬼，而魔鬼说的是上帝。史基德林等待老大出牌；轮到他了。在黑社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克鲁敏西与盖迪亚西维利这会儿把牌放在一边，愉快却也惴惴不安地看着“猴子”与“老鹰”之间的决斗。（史基德林是以前的老大，在他住院期间，人称“艺术家”、朋友称之为“老鹰”的科斯蒂克篡位。）

底下每个人都感到不安，床铺上那些小偷也沉默得太久了；每个人都在等待尖叫声和咒骂声。不过，既然这是两个老大、新任与前任之间的决斗，游戏规则也就有所不同。首先，有了争斗与挑衅的言辞。“好了，猴子，”老鹰说，“现在你可以把左手插到口袋里去了。”过了一两秒钟，前任老大、著名杀人犯史基德林才对这恶劣的侮辱做出回应：“咱们等着瞧，老鹰。你先出牌。”有人咳嗽了一声，一定是先前同局的玩家；否则还有谁会这么不小心呢？“我该用哪只手呢，猴子，左手还是右手？”科斯蒂克问。“听着，鸟人，你最好快出牌，就算是要用鸟嘴叼出来。”床铺嘎吱地响，然后是一片静默。突然间，科斯蒂克咒骂起对手残疾的母亲，那是囚犯唯一奉为神圣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就算是不熟悉小偷行话的人也明白了：老大输了；某人的母亲要伤心了。

杂种

我们可能永远无从得知，是谁告诉陶贝医生这场著名的牌局——它将他判处了死刑，狡猾的“猴子”走了运，打败了尊贵的“老鹰”、大师中的大师，科斯蒂克·库什尼兹。最有可能的假设是一个告密的小偷——陷入了是倾向于掌权者还是自己的同类，这样噩梦般进退两难的处境——最终拿命运当赌注，选择保护(自以为真的可以保护)他当时的主人，向当局报告了劳改营里的事。一定程度上，陶贝受益于劳改营以残忍著称的监管员潘诺夫的“青睐”，作为第一批罪犯被遣往科雷马，往东北去了3000公里。特勒斯臣科的假设，对我而言似乎完全合理：史基德林本人通过一名手下向陶贝通报。史基德林这么做的原因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猴子”想要-羞-辱“老鹰”。那日未获幸运之神眷顾的人，就得揽上为史基德林干掉陶贝的重大责任，如果他无法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十分可耻地称为“杂种”。做“杂种”，意味着会受到所有人的鄙夷，这对一个前任老大而言是无法忍受的。

人称“艺术家”或“老鹰”的科斯蒂克，隔天从矿场回来的时候（他在那里当上工头，成了犯人们的祸害），知道陶贝已经被送走了，就拖着脚步到处走着，像得了麻风病的泼妇一般吼叫着。“你视为囊中物的人跟别人跑了。”新老大史基德林轻蔑地对他说。“你骗人，猴子。”科斯蒂克回答，他面如槁灰，但他脸上的表情透露了他其实相信史基德林的话。

撬棍

科斯蒂克——换了羽毛的老鹰、曾经恶名昭彰的保险箱窃犯、前任老大，就这样挨了八年，像个得了麻风病的泼妇曲着身-子，藏起那只啄着他的肝脏的老鹰刺青，不断更换着劳改营和劳改营的医院——那儿从他的胃里取出过各种钥匙、线团、汤匙和生锈的铁钉。八年来，史基德林的影子像个凶兆般盘旋在他头上，捎来的信息在各个转运站等着他，用他真正的名字唤着他：“杂种。”然后有一天，科斯蒂克终于成了自由人（如果活在耻辱的重负下还可说是“自由”的话），他收到一封信，来自某个知道他的秘密的人。信寄自莫斯科，过了十天才寄达马克拉可夫。信封上盖着1956年11月23日的邮戳，里面是一则混乱的新闻（没有日期），然而科斯蒂克已经从中得到了他需要的信息：陶贝医生——老党员、第三国际前成员、被叫作基里尔·贝兹的那位，已经恢复了名誉，离开集中营，成了秋明一所医院的院长。（特勒斯臣科判断这则新闻是史基德林寄来的，对我而言这似乎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个保险箱窃犯势必得成为杀人犯，否则就仍然是个“杂种”——满足了那个已经享受了那么多年复仇快乐的人。）科斯蒂克当天就离开了。他如何在没有必要文件的情况下，在三天内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了秋明，这里并没有结论。他从秋明火车站一路步行到了医院。在后续调查中，火车站的搬运工能记起命案当晚有个陌生人曾询问过陶贝医生的情况。但他记不起那人的长相，因为他的帽子低得遮住了双眼。陶贝作为自由人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工作了两年以后，几天前已经抵达秋明，就睡在医院，当晚他值夜班。科斯蒂克进入房间时，陶贝正站在桌子旁开鲔鱼罐头。收音机柔声流转，陶贝没听见门打开的声音。科斯蒂克从袖口拿出一把撬棍，朝陶贝脑袋上猛敲了三下，连他的脸都没看一眼。然后他不慌不忙地，也可能是因为放松了心情，从一个搬运工身旁走过。这搬运工是前哥萨克人，喝饱了伏特加，坐着睡着了，却晃动着身-子，仿佛坐在马鞍上。

最后的荣耀

只有两个人护送陶贝先生的棺木：管家芙拉·艾尔斯，她是伏尔加德意志人^[10]（她是该族群极少数存活下来的人之一），还有秋明当地一个虔诚但有些神经错乱的女-人，她出席几乎所有的葬礼。芙拉·艾尔斯早从陶贝医生初来乍到，从那些在莫斯科的岁月开始，就已经是他的管家了。他去世的这会儿，她应该已经有70岁了。虽然她和陶贝的母语同样是德语，他们却总是用俄语交谈。这有两个理由：一来陶贝一家希望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新环境，二来是出于一种极度的礼貌，实际上是更为巧妙的恐惧。

但如今医生已没有家人活在世上（陶贝的妻子在劳改营中去世，儿子在战争中阵亡）,芙拉·艾尔斯重回母语，她干裂发紫的嘴唇热情地用德语低声祈祷。与此同时，秋明那个虔诚的女-人念着俄语，为上帝的仆人卡尔·乔治维克的灵魂祈祷。医院定做的葬礼花圈上用金色的字母写着他的名字。

这发生在1956年12月7日寒风刺骨的午后，秋明墓园。

将格鲁吉亚的杀人犯和陶贝医生联系到一起的种种，既遥远又神秘，一如上帝的种种。

[1] 卡尔·斯坦纳（Karl Steiner）：生平不详。

[2] 诺里尔斯克劳改营：1935年成立，1965年关闭，累计囚禁55万人。诺里尔斯克地区位于苏联极北地区，气候十分恶劣。

[3] 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哈布斯堡王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最钟爱嫩黄色，建造的美泉宫外墙便涂成此色。

[4] 贝拉·库恩（Béla Kun, 1886～1939）：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5]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 1886～1944）：1925年成为德国共产党主席，1933年在柏林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被希特勒下令杀死。

[6] 达豪（Dachau）集中营：纳粹德国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达豪镇附近的一个废弃兵工厂，距离慕尼黑16公里。1933年3月建成启用，曾先后关押过21万人，1945年4月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同时发生达豪屠杀。

[7] 波维尔：沙俄时期的一个贵族阶层。

[8] 《淑女与流氓》：苏联时期著名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芭蕾舞剧。

[9] 皮鲁埃特旋转：芭蕾舞中的单脚尖旋转。

[10] 伏尔加德意志人：生活在俄罗斯的南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拉托夫（伏尔加河下游港口）周边及其以南的德意志族人。1942年几乎所有健全的伏尔加德意志人都被强制送入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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