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
纪念列昂尼德·舍伊卡[1]
历史上将他记载为诺夫斯基，但那只是一个假名（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他的假名之一）。但是有个问题立即会引人生疑：历史真的记载过他吗？在《格兰纳特百科全书》的索引中，经认可的共计246篇革命伟人与参与者的传记与自传里，并没有他的名字。豪普特评论这套百科全书时提到，革命中所有重要角色都已包含在内，唯一的遗憾是“让人惊讶又费解地缺漏了波德沃伊斯基”。就连他也没有提及诺夫斯基，尽管诺夫斯基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比波德沃伊斯基要重要得多。于是，“让人惊讶又费解地”，这个对政治理念有着严格的道德准则的男人，这个热心的国际主义者，在革命史册上成了一个面目不清的、未留下只言片语的人物。
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它支离破碎，也不完整——我还是会试着重现诺夫斯基这个杰出又神秘的人物。上文中的评论家对其他传记所做出的解释大致也可以解释本文中的某些疏漏，尤其是关于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即革命及革命后的那几年：1917年以后，他融入了大众生活，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豪普特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传记都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肯定会有相当多的疏漏，有谨慎和仓促。赶紧宣布死亡，我们可以补上一句。
古希腊人有一个可敬的习俗：凡死于火灾的、被火山吞噬的、被岩浆掩埋的、被野兽撕裂的、被鲨鱼吞食的，或尸首被兀鹰散布到沙漠上的，他们都会在死者的家乡为其建起墓碑或衣冠冢；因为身\_体只是水、火与土，但灵魂却有始有终，理应建起一座殿堂。
1885年圣诞节过后，沙皇第二骑兵团在第聂伯河西岸停歇下来，顺便庆祝主显节[2]。骑兵上校维亚泽姆斯基王子，戴着象征耶稣的银十字架，突破冰水而出。在此之前，士兵们已经用炸药将厚厚的冰层炸出20米深；水成了铁锈色。年轻的维亚泽姆斯基王子拒绝士兵在自己腰上绑绳子。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蓝色双眼凝视了片刻冬天清朗的天空，便纵身跳入水中。他从冰水漩涡中露出头时，迎来了齐声的喝彩，接着是开香槟的嘭嘭声——附近的一所小学被征用做了临时的军用食堂，香槟是从那儿拿来的。每个士兵都得到了节庆配给的700克俄国干邑酒，这可是维亚泽姆斯基王子送给第二骑兵团的私人礼物。在村里的教堂举行过仪式之后，大家便开始畅饮，直到傍晚时分。大卫·阿布拉莫维奇是唯一没有出席仪式的士兵。他们说他那会儿躺在暖和的马厩食槽里读着《塔木德》，这看来有联想的成分，令我觉得可疑。一名士兵注意到他的缺席，便展开了搜寻。他们在仓库里（有些人说是马厩）找到他，放在身边的干邑酒一滴都没喝。他们强迫他喝下这王子赏赐的酒，为了避免亵渎制服脱掉了他的上衣，然后用鞭子抽打他。等他不省人事以后，他们把他绑在马上，拖到第聂伯河河畔。先前破冰的地方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浮冰。他们用马鞭绑住他的手腕，好让他不至于淹死，然后把他推进冰水里。等他们终于把他拉上来时，他已是脸色发青、半死不活。他们又把剩下的干邑灌进他喉咙里，然后在他额头上举着银十字架，齐声唱着“你所怀的胎”。到了晚上，阿布拉莫维奇发了高烧，他们把他从马厩送去村里的老师萨洛蒙·马拉默德家。马拉默德16岁的女儿用鱼肝油替这个倒霉的士兵涂抹背后的伤口。他所属的军团翌日早晨就要出发镇压一场暴动，离去之前，还发着烧的阿布拉莫维奇向马拉默德的女儿发誓会再回来。他信守诺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场浪漫邂逅的真实性，因为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出生了，他会以“B. D. 诺夫斯基”之名被载入史册。
在沙皇的秘密警察组织——奥克拉纳警备队的档案里，记录了三个出生年份：1891年、1893年、1896年。这不仅是革命者用假文件的结果（只要塞-点钱给神父或者工作人员，这事就解决了），更是官僚腐败的证据。
达维多维奇4岁时已经能读能写。9岁时，父亲带他到犹太市场附近的萨拉托夫酒馆，在瓷痰盂旁边、靠角落的一张桌子上，父亲经营着他作为律师的业务。在那里常常可以见到有着一脸火红色胡子、眼眸深邃的沙皇的退役军人，还有改变了信仰、穿着布满油污的长袍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俄国名字与他们闪米特人的步态（3000年的奴役生活和遭受集体迫害的漫长历史，产生了一种犹太人区独有的步态）不太协调。因为小鲍里斯·达维多维奇的读写能力已经超过了父亲，他会记下他们的控诉。有人说，到了晚上，达维多维奇的母亲会读《诗篇》[3]给他听，还会唱诵它们。当达维多维奇10岁时，一位老土地督察员给他讲了1846年农民暴动的故事，那是一个正义与不义的双方都遭受了皮鞭、军刀和绞刑的残酷故事。13岁时，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反基督者》的影响下，达维多维奇离家出走，却被警方从偏远的火车站送了回来。接着是一段既突然又出人意料的空白。我们发现他在市场上卖两戈比一个的空罐子，也提供走私烟、火柴和柠檬。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当时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影响，致使全家人大难临头。（有些人坚称肺结核也起到一定作用，很有可能是因为这疾病导致一种无常的、生理上的虚无主义症状。）
14岁，达维多维奇在一家符合教规的肉铺当学徒。一年半以后，我们发现达维多维奇在小酒馆洗盘子、清茶炊，就是他曾经记录法律起诉状的那一家。16岁，他在乌克兰巴甫洛格勒的兵工厂分运炮弹。17岁，他在里加做码头工人，在罢工的时候读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与舍勒·米哈伊洛夫的书。同年，我们又发现他在西奥多·基贝尔纸板箱厂工作，日薪五戈比。
达维多维奇的档案并不缺乏信息，教人困惑的是编年问题（他的诸多假名和一连串使人茫然的出没地点，只会为此带来更大的困扰）。1913年2月，我们发现达维多维奇在巴库[4]做一个蒸汽机司炉工的助手；同年9月，他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一家壁纸厂罢工活动的领导者之一；10月，他是圣彼得堡街头示威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档案里也不缺乏细节：骑警们举着军刀和黑色皮鞭——容克[5]式的皮鞭——驱散游行的队伍。达维多维奇，那时被叫作“贝兹拉波尼”，设法从多哥鲁科夫斯卡街上一家妓院的侧门逃走了。他有好几个月和流浪汉一起待在正在翻修的公共澡堂里，之后加入了一个计划用炸药暗杀的恐怖组织。1914年早春，我们发现他以那家公共澡堂夜间保安的身份，铐着脚镣，踏上了前往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的艰难之路。发着高烧的他，一路上昏昏沉沉地通过了几个驿站。到了纳雷姆，达维多维奇那又瘦又硬的脚踝上的铁链才被解开，他在岸边发现一艘没有桨的小船，成功地逃脱。他任由小船漂到水流湍急处，却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大自然的力量就像人类的力量一样，不会屈服于梦想与诅咒。他在5英里外的下游被人发现，一个漩涡把船弄翻了。他在冰水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或许意识到自己正重演着家族传奇：在河岸上，身上还有一层薄冰。6月，达维多维奇以雅各布·穆泽尔之名，因在囚犯中组织秘密恐怖团体被判刑六年；在托木斯克监狱的三个月里，他听着被带往刑场的人的尖叫声和遗言；他在绞刑架的阴影下，阅读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有关历史唯物论的文章。
1912年春，在圣彼得堡高雅的沙龙里，关于拉斯普京[6]的讨论已经白热化，一位名叫詹姆亚尼可夫的年轻工程师出现了。他穿着最新款式的浅色西装，领口别了一朵深色兰花，戴着时髦的帽子，拿着手杖，还挂着一枚单片眼镜。这个花花公子有得体的举止、宽阔的肩膀、整洁的小胡子和浓密的黑发，他吹嘘着自己的人脉，谈论起拉斯普京时带着嘲弄的口吻，还声称和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私交甚笃。从这里开始，故事将以一种经典的方式展开：女士们起初怀疑这个年轻的吹牛大王，后来她们发现了他不容置疑的迷人之处，便开始用各种邀约纠缠他，尤其是当他的一个故事被证实以后。沙皇一名高级官员的妻子玛利亚·格雷戈罗娃·波普克，有一天在郊区认出了詹姆亚尼可夫，他正坐在黑漆马车里，一面埋首于图纸一面给出指示。詹姆亚尼可夫是圣彼得堡电缆铺设（这是历史验证的事实）的总工程师，这消息使得他更受欢迎了，收到的邀约也更多了。詹姆亚尼可夫乘着黑漆马车，在约定的时间抵达后，便喝着香槟谈论起维也纳的上流社会，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同情和某种怀旧情绪。到了10点整，他就留下微醺的女士们，坐上马车离开了。人们怀疑詹姆亚尼可夫有个出身上流社会的合法妻子（有人说还有小孩），因为每次聚会只要一到10点，他就突然告辞了。这究竟是真是假，无从得证。然而，许多人都视此为他的古怪行径的一部分，尤其是那次著名的疏忽以后——那是在格拉西莫夫斯家的沙龙，奥尔加·米海洛夫娜正唱着咏叹调，詹姆亚尼可夫直盯着自己的银怀表，接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等咏叹调唱完就离开了现场。
詹姆亚尼可夫突然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消失，谁都不会觉得意外。这是一个常识：他身为总工程师会经常出国，有机会为自己的行头添购些精致的配件，买些合适的礼物，或者带回些国外时尚生活的新趣闻，借此减轻些工作的压力。只是著名的晚会少了他，会令人抱憾，如果他拍电报确认会出席却又没出现，就会更教人扼腕。但是，这一次他离开得未免太久了些，或许可以说詹姆亚尼可夫在圣彼得堡沙龙的现身只是季节性的潮流，终将面临被遗忘的可悲命运。（他的地位被一名年轻英俊的军校生取代了。他带来新鲜的法庭逸事，以及拉斯普京本人在法庭现身的消息，而且他不像詹姆亚尼可夫还有其他职责在身，可以娱乐大家直到天亮。）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位似乎很喜欢像个皇后似的坐着马车在城中闲逛的玛利亚·格雷戈罗娃·波普克，竟跟踪起史托宾斯卡街上一群扫大街的挨饿受冻的囚犯来，因为在他们之中有一张她熟悉的脸孔。她走向那个人，扔了一枚硬币在他手上；毫无疑问，那是詹姆亚尼可夫。
于是，工程师詹姆亚尼可夫的鬼魂再次回到沙龙，简短地威胁说要毁了拉斯普京的名声。要确立如下事实并不困难：詹姆亚尼可夫频繁地出国游，其目的并不光彩——他最近一次从柏林回来时，边防警察在他的黑皮箱里，丝质衬衫和昂贵的西装底下，发现了50把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但是格雷戈罗娃无从得知的那些事——还要过二十多年，它们才会被披露（要等莫洛托夫大使偷走的奥克拉纳警备队的档案被找到以后）——引爆了更大的震惊：詹姆亚尼可夫曾是著名的“侵占”邮车事件的策划者与参与者，该事件后数百万卢布落入革命分子手中；除了被没收的勃朗宁手枪外，他曾经三次把炸药与武器运进俄国；作为《东方黎明》的编辑——那是在秘密印刷厂里用卷烟纸印制的报纸——他曾亲自用黑皮箱运送塑料模板进来；过去五六年间大型的暗杀行动，都是他干的（和其他暗杀行动不同的是，詹姆亚尼可夫的地下作坊组装的炸药会把被害者变成一堆血肉）；因为他傲慢自大的作风(无疑是假装的)，分配在他手下的工人都憎恶他；他曾亲口承认，他梦想制作一个核桃般大小，却破坏力惊人的炸药（据说他差点儿就实现了这一理想）；警方以为他在暗杀罗尼兹州长之后就死了（有三名证人确认酒精罐子里装着的脑袋是詹姆亚尼可夫的，但是魔鬼般的阿兹夫[7]的出现，需要查明酒精罐里的头颅，尽管它已经缩皱了，但并不符合詹姆亚尼可夫的“亚述人的头骨”）；他先后两次越狱，还有一次从劳改营逃走（第一次他打破了牢房的墙，第二次是在淋浴时间，换上监狱管理员的制服，把他赤luo地留在那里）；最后一次被捕后，詹姆亚尼可夫假扮成行商，坐着犹太人的单马车，沿着著名的维科摩斯基走私贩之路，穿越边境；他用的假护照上的名字是M. V. 詹姆亚尼可夫，但他的真名是鲍里斯·达维多维奇·马拉默德，化名B. D. 诺夫斯基。
我们的资料里有一段明显的空白（我们不想用它来烦扰读者，而读者可以保有愉悦却虚假的满足感，认为这个故事就像其他故事一样，是作者靠想象力创作出来的——这对作者来说倒是幸运的）。后来，在马利诺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我们在一群严重失常、危险的疯子中发现诺夫斯基的踪影。他打扮成高中生的模样，骑着单车从那里逃到巴统。尽管已由两位知名医生确诊，但他无疑是在装疯卖傻；警方对此也有所察觉，将这两名医生视为革命的同情者。他后来的行踪多少也都明朗了：1913年9月的某日清晨，就在天亮之前，诺夫斯基登上一艘船，藏身在几吨鸡蛋中间，经君士坦丁堡前往巴黎。在那里，我们发现诺夫斯基白天在高柏林斯戈博兰大街上的俄罗斯图书馆，在吉美博物馆里，学习历史与宗教哲学；到了晚上，他在蒙帕纳斯的罗桐多喝啤酒，头上戴着“全巴黎最漂亮的帽子”。（布鲁斯·洛克哈特[8]提到诺夫斯基的帽子，并非没有政治用意：大家都知道，诺夫斯基是法国强有力的犹太人制帽业工会的官员。）开战之后，诺夫斯基从蒙帕纳斯消失了。农收季时，警方在蒙彼利埃附近的葡萄园找到诺夫斯基，他手臂上还挽着一篮子熟了的葡萄——这一次，给他铐上手铐并不困难。诺夫斯基究竟是从法国逃走的还是被放逐的，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他很快就作为社会民主党《新报》与《莱比锡人民日报》的一位合作伙伴出现在柏林，化名为B. N. 多尔斯基、帕拉贝伦、维克多·特韦尔多赫列博夫、普洛雷斯基和N. L. 达维多维奇；另外，他还为马克思·席佩尔的《制糖史》写了一篇著名的评论。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布鲁姆写道：“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没有道德观念，愤世嫉俗，对理念、书籍、音乐还有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狂热。要我说，他看起来像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不过，他智识上的活力是不容置疑的。这个布尔什维克的新闻大师懂得如何引导话题，像他爆炸性的社论一样。”（“爆炸性”一词使我们大胆地推断，奥斯卡·布鲁姆可能熟知诺夫斯基的秘密生活。除非这只是一个无心的隐喻。）柏林战争爆发之际，工人们集合在鬼魂一般的旗帜下，烟雾弥漫的卡巴莱[9]回响着女-人的尖叫声，所有的炮灰都想靠啤酒和烈酒灌醉心中的恐惧与绝望，布鲁姆补充道，唯有诺夫斯基尚未在这欧洲的疯人院里丧失心志，保持着准确的判断力。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诺夫斯基正坐在巴塞-尔著名的达沃斯疗养院的会客室里用午餐——他因为神经紧张和轻度肺结核在这里治疗—— 一位名叫莱文的社会主义国际的成员来看望他。古鲁尼沃尔德医生朝他们走来，他是瑞士人，也是荣格（他行业里的权威）的信徒和友人。根据莱文的证词，他们的话题围绕在天气（晴朗的10月）、音乐（一位女病患近日举办的音乐会）和死亡（她的音乐灵魂在前一天晚上告终）上。主餐结束后，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的服务员正准备送上点心温柏蜜饯时，跟不上话头的古鲁尼沃尔德医生（只是为了填补令人尴尬的沉默）带着鼻音说：“圣彼得堡好像在闹革命。”（停顿。）莱文握着汤匙的手停在半空中，诺夫斯基惊了一下，伸手去拿雪茄。古鲁尼沃尔德医生感到十分不安。诺夫斯基试图使颤-抖的双手平静下来，他的声音听起来漠不关心。“请问，您是从哪儿听来的？”古鲁尼沃尔德医生像在道歉似的说，他早上在镇里电报局的窗上看到贴着的新闻。诺夫斯基和莱文不等咖啡送上来，就面色苍白地火速离开，搭出租车进了城。莱文写道：“我听着会客室里的低语，还有像铃声一般的银器碰撞的声响，感到一阵晕眩。我仿佛透过一片雾看见了被我们扔下的世界，它不可挽回地陷入过去，就像沉入混沌的水里。”
凭借一些文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诺夫斯基而言，当一阵爱国心与痛苦的浪潮横扫过后，收到休战的消息无论如何都是一大打击。莱文曾谈到一次精神危机，梅斯涅洛夫急需一个同伴帮他度过这个阶段。然而，诺夫斯基似乎没有多大的抵触就丢了他的毛瑟枪，为了表示懊悔，还烧掉了炸弹袭击的计划书与70米射程的火焰喷射器，加入了国际主义者的行列。不久后，我们在那些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0]的支持者中发现了他，他孜孜不倦地到处派发反战宣传册，身为士兵中激昂的煽动者，他直挺挺地站到炮弹壳上，像一尊雕像。有一个女-人在诺夫斯基这场迅速的、可谓毫无痛苦的转变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革命史中将她的名字记为：季娜伊达·米海依洛夫那·梅斯勒。有位叫里奥·米库林的不幸爱上了她，他对她的描述足以铭刻在大理石上：“上天给了她一切：才智、天赋与美貌。”
1918年2月，诺夫斯基出现在图拉、坦波夫和奥廖尔的麦田，出现在伏尔加河河畔。在哈尔科夫，在他的监督下，护送队将没收充公的小麦运往莫斯科。诺夫斯基身穿部长级的黑皮衣制服，脚上穿着锃亮的靴子，头戴一顶没有官衔的羊皮帽，握着毛瑟枪调遣护送队，直到最后一艘船消失在朦胧的远方。次年5月，诺夫斯基穿上迷彩服，成为阻断邓尼金[11]后防的狙击手。西南部前线一连串可怕的爆炸事件发生得既突然又诡谲，留下了一片屠宰场，就像专家能从笔迹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这些爆炸案烙着诺夫斯基的印记。9月下旬，在飘着红旗的“斯巴达克斯号”鱼雷艇上，诺夫斯基启程前往日瓦尔巡逻，突然遭遇装备了25毫米枪炮、七艘轻型舰艇组成的英国海军战队。鱼雷艇在夜幕的掩护下猛然转向，成功抵达喀琅施塔得。如果欧林斯基船长的证词可信，比起诺夫斯基的坐镇，鱼雷艇上的船员实在更应该感谢一个女-人——季娜伊达·米海依洛夫那·梅斯勒的精明：是她用信号旗和英国船队谈判的。
诺夫斯基在那些年里写的一封亲笔信，是仅存的将革命情感与个人爱欲既深沉又神秘地融合在一起的真实文件：“我一进大学就入狱了。我被捕了13次。第一次被捕之后的12年，大半时间都在做苦工。还有三次我走上痛苦的放逐之路，在这条路上度过了三年的光阴。在短暂的‘自由’期间，我就像坐在电影院里一般，看着令人悲伤的俄国村庄、城镇、人和事件逐渐消逝，但是我总是在逃亡——在马上、船上或车上。我不曾在同一张床-上睡满一个月。在沉闷漫长的冬夜，当华西列夫斯基岛上闪烁起微弱的灯光，一个俄国村庄在月光下显现出一种虚假的、不真实的美，我认识到俄国的现实有多么可怕。我唯一的热情就是这艰苦、壮烈又神秘的革命事业……原谅我，季娜伊达，带我走进你的心——这会像肾结石一样让人痛苦。”
1919年12月27日，停靠在喀琅施塔得港口的“斯达巴克斯号”鱼雷艇上举行了一场婚礼。相关的资料极少，又彼此矛盾。据某些人说，季娜伊达脸色惨白，一种“融合了死亡与美丽的苍白”（米库林语），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刚千钧一发逃离死亡的革命女神。米库林提到季娜伊达头发上的白色婚礼花环，那是旧时代与旧习俗的唯一象征，而奥林斯基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季娜伊达受伤的头上包着“像婚礼花环一般的”白纱。事后证明这位奥林斯基的记忆要比诗意的米库林（可以说他无声无息地与诺夫斯基擦身而过）更实事求是，他对这温馨情景中的政委也有简略的描述：“他英俊的脸上神情严肃，即使在这样隆重的场合，他也穿着简朴，更像一个决斗获胜的年轻德国学生，而非才与人发生过激烈口角的政委。”在其他细节上大家或多或少达成一致。船上很快就用信号旗做装饰，亮起了红、绿、蓝的灯泡。既庆祝这场婚礼，也庆祝他们逃过了一劫，船员们都梳洗干净，全副武装地来到甲板上，仿佛接受检阅一般。不过，告知总参谋部行动进程与幸运得救的电报引起了红军舰队官员的注意，他们此刻已经抵达，穿着蓝色的军大衣，里面是白色夏季制服。鱼雷艇上的船员用哨声和欢呼欢迎他们的到来。电报员气喘吁吁地来到年轻的新婚夫妇的休息室——指挥官舰桥，手里拿着解码的电报，那是从苏联所有的港口，从阿斯特拉罕到安赛利传来的贺电：“愿新婚夫妻永浴爱河！”“愿红军舰队长存！”“为‘斯巴达克斯号’英勇的船员们欢呼！”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派来了装甲车，车上载着前一天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查封的九箱法国香槟。喀琅施塔得的铜管乐队爬上舷梯，登上甲板演奏着进行曲。因为华氏零下22度的低温，乐器都发出嘶哑的怪声，像是用冰做成的一样。巡逻艇成群涌现，打着信号向船员庆贺。严肃的契卡三人组曾三度来到甲板上，以安全为由拔枪要求停止庆祝活动；他们三次都在听到诺夫斯基的名字之后把枪收回枪套，加入官员们的齐声高喊：“苦乐与共！”空了的香槟瓶像25毫米炮弹一样飞来抛去。黎明时分，太阳像一道遥远的火光冲破了冬日的晨雾，一名醉了的契卡警察发射出一枚高射炮，向新的一天的到来致敬。船员死沉地瘫倒在甲板各处，躺在成堆的碎玻璃、空酒瓶、彩色纸屑和一摊摊冻住的、红得像血一样的法国香槟上。（读者必定能分辨出师承意象派的里奥·米库林笨拙的抒情。）这段婚姻在18个月后告终，季娜伊达在非法入境欧洲时成了苏联外交官A. P. 卡拉马佐夫的伴侣。至于她和诺夫斯基短暂的婚姻，有些资料提及几次嫉妒的折磨与充满激\_情的复合。不过，关于诺夫斯基常因嫉妒心作祟而鞭打季娜伊达·米海依洛夫那的说法，可能也是另一种嫉妒——米库林的——想象的产物。季娜伊达在她的自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蜻蜓点水般地一笔带过她的私人回忆：这里提到的鞭子只是以一种历史性的、隐喻的含意——无情鞭笞着俄国人民脸庞的“皮鞭”。
（1926年8月，季娜伊达·米海依洛夫那·梅斯勒死于疟疾，享年不到30岁。）
如前所述，对诺夫斯基在内战和战后几年里的生活，很难建立起确切的编年表。我们知道在1920年，他在突厥斯坦与残暴的埃米尔叛军交锋，以敌人的狡诈与残暴制服了敌人。1921年——年鉴中记载疟蚊和马蝇蜂拥而至吸-吮-人血的那一年炎夏，他负责铲除坦波夫地区的匪患，在那儿得到的刀疤在他的脸上增添了英雄主义的残酷印记。在东方各民族大会[12]上，诺夫斯基冷淡地坐在主席台上，发黄的齿间永远叼着烟。他的演讲迎来如雷的掌声，但一位记者却观察到，这位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哈姆雷特”的人，如今却毫无激\_情、目光呆滞。我们还了解到，他还曾一度担任高加索－里海革命海军委员会的政委、红军炮兵团的军官，后来在阿富汗和爱沙尼亚出任外交官。1924年底，他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现身伦敦，与长期不信任的英国进行谈判。其时他还私下密切联络工会代表，他们邀请他参加下一届在赫尔召开的代表大会。
就我们所知，诺夫斯基最后的职位是在哈萨克的中央通信联络处。这令他感到无趣，在办公室里又开始画草图、做计算：一个核桃大小却有惊人破坏力的炸弹。直到去世之前他都沉迷于此。
通信联络处的代表B. D. 诺夫斯基，于1930年12月23日凌晨两点在哈萨克被捕。他的落网远没有在西方国家的报道中那么戏剧化。根据诺夫斯基姐姐的可靠证词，他既没武装抵抗，也没在楼梯上打斗。对方只是通过电话，紧急要求诺夫斯基到中央办事处。电话里的声音可能是值班工程师布特恩科。自此持续到清晨8点的调查期间，诺夫斯基的所有文件、照片、手稿、草图、计划案和书，都被拿走了。这是铲除诺夫斯基的第一步。根据最近才从诺夫斯基的姐姐A. L. 鲁宾娜那里得到的消息，后来发生的事情如下：
诺夫斯基被安排和一个叫I. S. 莱因霍尔德的人当面对质，莱因霍尔德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受命暗中破坏经济。诺夫斯基坚称他从没见过这破锣嗓子、目光呆滞的倒霉鬼。他们给诺夫斯基15天的时间把事情仔细想清楚，然后再次把他带到审讯官面前，还给了他三明治和香烟。诺夫斯基拒绝了，只要求笔和纸，好让他联络高层人士。次日黎明，诺夫斯基被带出牢房，送到苏兹达尔。就在那个寒冷的清晨，车子抵达火车站时，月台上空无一人。只有一辆牛车停在铁路侧线，他们就用这辆车载送诺夫斯基。费杜金——一位高个儿的、满脸麻子的、顽固的质询官，和诺夫斯基在这辆牛车里独处了五小时左右（门是从外面上锁的），试图以道义责任劝说诺夫斯基做假口供。谈判完全失败了。接着是好几个不见天日的漫漫长夜，诺夫斯基在苏兹达尔监狱里遭到隔离监禁，那潮--湿--的石墙牢房被称为“狗屋”，它在建筑上的主要特点就是让人感到自己被活埋了，体验到凡人终须一死的生命和石头与时间的永恒相比，不过是无垠大海中的一粒尘埃。诺夫斯基的身\_体本来就有毛病：长年的苦役，以血与汗维持的革命热诚，导致他的肺、肾和关节都衰败了。如今他布满疖子的身-躯，会在橡胶警棍的殴打下爆裂开来，流出珍贵的鲜血和无用的脓液。与这活死人墓的石墙接触，无疑使诺夫斯基得出了和认为人类只是无垠大海中一粒尘埃的想法不尽相同的形而上结论，但是也向他揭示出另一种“狗屋”的设计师始料未及的结论：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意义的。这个男人在心底有了如此异端的、危险的想法——关于人有限的存在本身的徒劳，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另一个（终极）困境：是为了那难能可贵、代价高昂的认知（排除所有道德后，终至绝对的自由），接受这有限的存在之短暂？还是为了这同样的认知，臣服在虚无的怀抱里？
对费杜金而言，打倒诺夫斯基是名誉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在漫长的质询官生涯里，他总能成功：即使是最执着的囚犯，他打断他们的骨头，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意志（这也是为什么最难搞定的人总是交到他手上）。然而，在经验丰富的费杜金眼里，诺夫斯基仍像一个科学谜团、未知的生物，表现得不同寻常、无法预测。（考虑到费杜金低于平均水平的受教育程度，他那值得称道的理论肯定不是教条主义的，他也绝不会做任何与目的论有关的推理。他肯定认为自己是某种理论的创始人，他将它阐述得十分简洁，好让所有人都能明白：“只要打断他的牙，就算是顽石也会开口。”）[13]
1月28日深夜，他们从牢房里带走了这个仍然叫作诺夫斯基的男人，他如今只剩一具空壳，一副腐烂的、饱受折磨的皮囊。从诺夫斯基呆滞的目光——灵魂与生命尚存的唯一迹象——可以看出他决定去忍受一切，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完全清醒地写下自己人生传记的最后一页，就像是在写最后的遗嘱。他是这样想的：“我已经到了成熟的年纪，何必毁了我自己的传记？”看来，诺夫斯基已然了解，最后的审判不仅是40年来自觉地、呕心沥血地撰写的自传的最后一页，而且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总和，是决定了一切的结论，而其他一切只是（已经是）毫无意义的论文、无关紧要的数学运算——与那决定了这些次级运算的意义的最终公式相较而言。
两名警卫一左一右地架着诺夫斯基走出牢房，走下令人晕眩的昏暗楼梯，来到这座监狱的地下三层。他被带到一间房间，里面只有一个昏黄的灯泡从天花板垂下。警卫放开诺夫斯基，他脚步蹒跚，听见身后铁门关上的声音，但是起初他只注意到那道仿佛要穿破他的意识的令人痛苦的光线。门又开了，费杜金走了进来，先前那两个警卫跟在他后面，还带来一个年轻人，让他待在离诺夫斯基约莫一米的地方。诺夫斯基脑中一闪念，觉得这很可能是另一次假对质，许多假对质中的一次，于是他咬紧-了没了牙的下巴，吃力地睁开浮肿的眼皮，看着这个年轻人。他原以为会看到一具目光呆滞的行尸走肉（像莱因霍尔德一样），但他却仿佛意识到什么似的打了个哆嗦，在他面前的是一双年轻的、活生生的眼睛，眼里充满了人的恐惧，全然是人的。年轻人赤luo着上身；诺夫斯基既惊讶又恐惧地发现对方结实的身\_体上完全没有瘀青的痕迹，半点儿瘀伤都没有，健康的深色皮肤也未受腐化。最让他感到惊惧与恐慌的是那无法洞悉其意义的凝视，以及这场原以为一切都已过去、却又深陷其中的未知游戏。他可曾领会费杜金给他准备的巧妙的、可恨的把戏？费杜金就站在他身后，虽然还看不见他，他还屏住了呼吸，好让诺夫斯基自己去发现它，因它而感到恐惧。等到因恐惧而生的否认对他耳语“那不可能”之时，再以事实给他重重的一击——这事实可是比他用来射穿自己脑袋的仁慈的子弹还要可怕。
就在因恐惧而生的否认对他耳语“那不可能”之时，他听见费杜金的声音：“如果诺夫斯基不招供，我们就杀了你！”年轻人的脸因为恐惧而扭曲，他跪倒在诺夫斯基面前。诺夫斯基闭上双眼，但手铐无法掩住双耳，他还是听得见年轻人的哀求，突然间像出现奇迹似的，那哀求声开始动摇他坚硬如石的决心，即将瓦解他的意志。年轻人用颤-抖的、嘶哑的嗓音哀求诺夫斯基招供，让他活下去。诺夫斯基清楚地听见警卫扣上扳机。在他紧闭的双眼后，痛苦、失败的预感和恨意同时苏醒；他有足够的时间发现费杜金已经将他看透、决定蹂躏他最在乎的东西：自我中心。如果诺夫斯基已经有了“人有限的存在与受苦是徒劳无益的”这可取却危险的想法，那么将面临的仍然是道德上的选择；费杜金直觉性的天赋已经意识到这一选择并没有将道德排除在外，而是相反。枪肯定装了消音器，因为诺夫斯基几乎没听见枪声。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年轻人已经躺在他面前的一摊血泊里，脑浆四溢。
费杜金并不浪费唇舌。他知道诺夫斯基已经明白了，便示意警卫带诺夫斯基离开，他们架起他的手臂。费杜金给了诺夫斯基24小时，让他在守卫森严的牢房里考虑清楚；在那里，诺夫斯基就能“在石头做的寿衣下”[14]确定自己的道德立场——它像魔鬼一样在他耳边低语，说他的传记已经完善、不可更改、毫无瑕疵，如雕像般完美。第二天，1月29日深夜，情景重现：警卫带诺夫斯基走下令人晕眩的螺旋梯，进入监狱深处的牢房。诺夫斯基惊恐地意识到，这种重演并非偶然，而是一个该死的计划的一部分：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要赔上另一个人的性命，他完美的传记会被破坏，他一生的杰作（他的人生）会被这最后的几页损毁。
费杜金的策略是完美的：布置与前晚相同，同一个费杜金，同一间牢房，同一个灯泡，同一个诺夫斯基——这些元素足以提供相同的场景，呈现同一的、不可避免的情节，就像不可避免会有昼夜交替一样。只是在他眼前颤-抖的半luo年轻人有一点细微的不同（像在同一间牢房里度过的一天会与另一天有些微不同）。费杜金可能从这短暂的宁静中察觉到了，对诺夫斯基而言今天的审讯会比昨天的更为艰难。今天，即便诺夫斯基站在那个不知名的年轻人面前，也不留一丝希望给自己的道德心，也不再寻求什么念头来帮他一把——那念头置相当明确的外在事实于不顾，对他低语说这是不可能的：昨晚迅速、有效的展示已经让他明白，这类想法是徒劳的、致命的。（而到了明天、后天、三天或十天后，这个念头会变得更荒谬、更不可能。）
诺夫斯基觉得似乎曾在哪里见过这个年轻人。他皮肤白皙却满脸雀斑，脸色很差，有浓密的深色头发，还有一点儿斜视；他应该是戴眼镜的，诺夫斯基甚至可以在他鼻梁上分辨出清楚的压痕。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实在像是约莫20年前的自己，这个荒唐的念头使诺夫斯基惊讶不已，随即试图将它抛掷脑后；尽管如此，他有那么一刹那，不禁想到这一点相像（如果是真的、故意的），将给费杜金的质询带来一定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其为费杜金策略中的一个错误与缺陷。但是费杜金肯定也感觉到了，如果这点相像是故意的，是他精挑细选的结果，那么这关于相像和身份的念头必然会使诺夫斯基发现根本的区别：这点相像会让诺夫斯基明白，他杀害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这些人原本会和自己一样，散播未来传记的种子，持续不断、源源不绝，却在一开始就遭到摧毁，还在萌芽时就被消灭，而且可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诺夫斯基如此顽固地不配合调查，就会（事实上已经）发现一系列谋杀案正归于他的名下。
诺夫斯基感觉到费杜金正在他身后，屏住呼吸，等着伏击他的思想、他的决定，如同他能感觉到站在一旁的警卫，握着上了膛的枪，等着诺夫斯基借他的手杀人。费杜金的声音十分平静，完全不带威胁的意味，仿佛在宣布一项完全合理的行动：“伊塞-耶维奇，如果诺夫斯基不招供，你就会死。”诺夫斯基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半句话，还没来得及考虑要他投降的可耻条件，那年轻人就用他近视的双眼打量着他，凑近他的脸，低声说出令诺夫斯基战栗的话：“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别让那些畜生得逞！”
就在那一瞬间，几乎同时发出了两声枪响，尽管轻得很难听出来，就像开香槟时软木塞-的嘭嘭声。诺夫斯基忍不住睁开了此前紧闭的双眼，来确认自己的罪行：又一次，警卫近距离地直射后颈，枪管向上瞄准头颅；年轻人的脸已无法辨识。
费杜金不发一语离开牢房，警卫带走诺夫斯基，将他扔在石头地板上。诺夫斯基在老鼠横行的牢房里，做了整晚的噩梦。
次日晚上，第三班警卫进来之后，他要求见质询官。
同一晚，诺夫斯基从石牢房转往监狱医院，在那里待了十天，仿佛陷入了昏迷状态。警卫和医护人员——他们被派来将这残体复原到能称得上是人的程度——监视着他。费杜金从经验中懂得，那些远不如诺夫斯基强悍的人，到了忍无可忍之际，到了唯一的问题只在于死得有尊严时，就会充满一种毋庸置疑的力量——在垂死之际，或许是因为体力耗尽，人会凭借一股顽固的决心，想从死亡中得到最大可能的利益，而那往往就是走入英雄式的沉默。经验也告诉他，生物机能恢复、血液正常循环和疼痛感消失，会让康复期的病人和前死亡候选人出现机能一致的现象，其结果——虽然看似矛盾——是意志力的衰退，对英雄式逞强的需求也会不断减弱。
与此同时，对诺夫斯基隶属于为英国工作的某间谍网络的控诉被撤销了，特别是在与莱因霍尔德的当面对质失败以后。（英国工会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欧洲的媒体上大肆喧嚷诺夫斯基被捕一事，谴责官方媒体完全未经证实的荒谬指控：他与一位理查兹先生在柏林密会，而理查兹据说像犹大一样，用30枚银币收买了诺夫斯基。当事人理查兹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那日出席了在赫尔召开的工会会议——反驳了这项指控。）工会令人难堪的介入，让调查员们背负了十分艰巨的任务：证明他们的声明是正确的，才能在更大范围的国际舞台上保住名声。
谈判从2月8日进行到21日。诺夫斯基拖延着质询的时间，试图在供词里——这可能会是他死后留下的唯一文件——加入一些措辞，通过精心的自相矛盾与夸张手法，不仅减轻他最终的溃败，还能暗暗告诉未来的调查员，这篇供词的整个架构都是建立在靠折磨压榨出来的谎言之上。这就是为什么诺夫斯基要无比坚定地为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斗争。至于费杜金，他最大限度地提出要求，其决心与谨慎比诺夫斯基更甚。经过几个漫漫长夜，两人为了这份艰难的供词斗争得气喘吁吁、精疲力尽，稿纸上裹着浓重的烟味，他们埋首其中，两人都要给它添上各自的热情、理念和更为高明的见解。和诺夫斯基一样，费杜金非常清楚，这份长达十页、密密麻麻打出来的供词完全是杜撰出来的，是他，费杜金本人在漫长的夜里用两根手指笨拙又缓慢地打着（他喜欢事事亲力亲为），努力从某些假设推断出合理的结论，如此编造出来的。因此，费杜金感兴趣的不是所谓的事实或人物，而是那些假设和对它们合理的运用；在最后的分析里，费杜金的推论和诺夫斯基的一样，而诺夫斯基是从另一个理想的、理想化的前提出发的，摈弃了所有先入为主的假设。我相信最后他们所依据的都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的目的：诺夫斯基拼命要在自己的死亡与溃败中保全的，不只是他个人形象的尊严，还有所有革命志士的尊严，而费杜金在杜撰与假设之时，拼命想保住的则是革命正义以及施行这正义者的严苛与一致性；因为摧毁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体的所谓真理，总好过更高层次的利益与原则受到质疑。如果，费杜金在质询的最后阶段突然冲向他固执的受害者，那绝不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因为神经质或吸毒上瘾所产生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为自己的信念进行斗争——和他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将各自的信念视为无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激起费杜金怒火和恨意的，正是被告这种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自己那点微薄的真理的病态需求，而所谓的事实只会疯狂地绕着脑壳打转，毫无进展。他们这种盲目的真理无法形成一种需要牺牲的、不关心也不能关心人类弱点的、有着更高的价值与正义的系统，这激怒了费杜金。对费杜金而言，出于责任签字招供是合理的，更是符合道德的行为，因而值得尊敬；无法理解如此简单明白的道理的人，都会变成他的死敌。诺夫斯基的案子之所以令他尤为挫败，是因为他敬佩诺夫斯基是个革命志士，十多年前他还一度将其视为偶像。那日在苏兹达尔火车站侧线旁的牛车上，他曾不顾一切地，带着适宜的敬意、十足的自信想要说服他。然而在那之后，他醒悟了，革命志士的神话在他眼前完全破灭了：诺夫斯基不明白他的自我中心（自然是恭维与赞美的产物）比责任感更为强烈。
2月下旬的某个清晨，诺夫斯基回到他的牢房，精疲力尽却又心满意足，准备记住修改过的供词手稿。手稿经过编辑，画满了鲜红如血的墨水涂改过的痕迹；在他看来，他的供词太过沉重，他无法逃过死刑的判决。他笑了笑，或者他觉得自己在笑。费杜金已经实现了他的秘密意图——准备好自己光荣的传记的最后一章。在这些荒谬指控的冰冷灰烬下，未来的调查员会发现一个生命的悲怆，与一篇完美的传记并无分歧的结局。
起诉书最后改定是在2月27日，对破坏分子的审判安排在3月中旬进行。5月初，经过了漫长的延宕，调查计划突然有了突发的、意想不到的变化。诺夫斯基被带进费杜金的办公室，对他背熟了的供词进行最后一次排演。费杜金告诉诺夫斯基起诉书改过了，把新版的打字稿递给了他。站在两个警卫中间，诺夫斯基看完文稿后突然咆哮了起来，或者他认为自己在咆哮。他们又一次将诺夫斯基拖进“狗屋”，把他留在一群肥滋滋的老鼠之间。诺夫斯基试图用头去撞牢房里的石墙；他们给他穿上约束服，送进了医院。由于注射了吗啡，诺夫斯基陷入昏迷，醒来之后便要求见质询官。
与此同时，费杜金同时进行了两场质询，成功获得了一个名叫柏瑞西恩的人的供词。这人只是因为受到了威胁（很可能还因为一两杯酒）就在一份声明上签了字，声称早在1925年5月——他和诺夫斯基在新西伯利亚的电缆厂共事的时候，他本人就给过诺夫斯基第一笔款项。柏瑞西恩宣称，那笔钱是柏林每三个月定期给他们的贿款的一部分，好让诺夫斯基通过柏瑞西恩和一个叫泰特海姆的人，妥善地设立几家外资公司，主要是德国和英国的。泰特海姆是工程师，蓄了一小撮山羊胡，戴着眼镜，接受的是旧式教育而观念陈旧，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不认识的人扯进供词里。但是费杜金找到了说服他的方法：老泰特海姆在长久的抵抗之后，原已决定有尊严地死去，却听到隔壁房间传来骇人的尖叫声，他认出那是膝下独女的声音。费杜金许诺会放了他的女儿，他便同意了费杜金的所有条件，读也没读就在口供上签了字。（过了好几年，关于泰特海姆一家的真相才浮出-水面：在某个劳改营的转运站，这老人极其偶然地从一个叫金斯伯格的女囚犯口中得知，就在他接受质询的那一天，女儿在监狱里被杀害了。）
5月中，那两个人和诺夫斯基展开对质。诺夫斯基闻到柏瑞西恩一身浓重的伏特加味儿；他的厚舌-头说着一口糟糕的俄语，向诺夫斯基抛出他们长期合作的丰富细节。诺夫斯基从柏瑞西恩由衷的怒气里明白了，费杜金已经运用他的逼供艺术在柏瑞西恩这里得到了理想的合作——这是每一次像样的质询的目的。多亏了费杜金极具创造性的才能，使得柏瑞西恩接受了他的说法，并视之为活生生的现实，比成堆的事实还要真实，还给它们添上了自己的懊悔与恨意。泰特海姆则十分茫然，目光注视着遥远的亡者世界，记不起曾经签过字的口供细节，费杜金不得不严厉地提醒他必须好好表现。于是泰特海姆慢慢地想起了金额、援引的数字、地点与日期。诺夫斯基意识到，逃跑是自己得救的最后机会，这也是费杜金替他准备的最不名誉的死法：他会像一个小偷那样死去，像犹大一样，为了30枚银币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究竟是费杜金为了逼迫诺夫斯基诚心合作的计划之一，还是不想带着污名死去的诺夫斯基导致的起诉书的另一次修改，这可能将永远是个谜。）
对质之后当晚，诺夫斯基再次企图自杀，想借此保住一部分传奇。但是警卫机警的目光和狗一样的听力，察觉到一些可疑的声响，也许是从垂死之人的牢房里传来了解脱的叹息。于是血管爆裂的诺夫斯基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他固执地不断扯掉绷带，他们只能给他静脉注射。（朝最终清除诺夫斯基又近了一步。）
面对这样顽强的抵抗，费杜金做出让步，（基于先前的控诉）指控诺夫斯基是谋叛的主脑。诺夫斯基分别与所谓的破坏行动核心的每个成员对质（在费杜金的监督下），他麻木、散乱的眼光呆视着半空中，辨认着几个惊恐的陌生人——他曾和他们一起“密谋炸毁有着重要军事意义的设施”。此外，他还补充了记忆中的计划书的部分细节。费杜金终于发现诺夫斯基是一个有用的、娴熟的合作者，便将起诉书错综复杂的手稿中的那些矛盾、不连贯的地方交给诺夫斯基自行修改。（诺夫斯基在此利用了从沙皇的牢狱、与谨慎的检察长斗争中获得的毕生经验。）
在这次合作的平静过程中只被打断了一次，那是在5月底，诺夫斯基和拉比诺维奇进行对质的时候。早年在巴甫洛格勒时起，I. I. 拉比诺维奇就是诺夫斯基的精神导师；他是一名专业的工程师，是他发掘出诺夫斯基的天分，带其领会制造炸弹的奥秘。在诺夫斯基非正规却极为出色的学习过程里，拉比诺维奇充当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不仅给予年轻的诺夫斯基建议和专业素养，而且以自己的名声与手段，多次拯救诺夫斯基，为他支付高额的保释金，诸如此类。（1910年前后，震惊圣彼得堡的一系列爆炸案造成的可怕后果，曾引起对老拉比诺维奇的合理怀疑，也一度使他疏远了这个极具天分的学生。）诺夫斯基从拉比诺维奇身上得来的许多恩惠，在内战期间做了报答。当时，一群热心的契卡因为拉比诺维奇对炸弹的知识而深起疑窦，视其为一个潜在的刺客，诺夫斯基帮他脱-了身。不过，诺夫斯基与拉比诺维奇之间的关系，似乎主要是一种钟爱：关于一个理想化的父亲在一个年轻人身上看见了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隐秘梦想的老套故事。所以，诺夫斯基拒绝在涉及拉比诺维奇的那一部分口供上签字。（不过，因为拉比诺维奇的形象——遗传、种族与环境，他出现在法庭上对质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费杜金打出最后的王牌，从抽屉里拿出柏瑞西恩与泰特海姆的口供——已经补充了新的细节，和另外三名“公共基金大窃案”参与者的口供。三人都指认诺夫斯基是头目，细致地描述了他的个性，将他的革命热忱贬斥为对金钱的贪婪，将他传奇般的苦行主义说成是可笑的伪装、是出于狡猾。部分文件涉及他早期在巴黎与圣彼得堡的生活，清楚地影射这位革命青年无疑是用奥克拉纳警备队丰厚的基金买了时髦的帽子、红色的背心，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
诺夫斯基明白他别无选择。为了与费杜金交换，他签下了口供，大意是说拉比诺维奇教授与他合作制造炸弹，细致到弹片与雷管的种类，火药、甘油炸药、煤油炸药和TNT炸药的破坏力及组装方法，制造定时炸弹的场所，以及它们在特定环境下的破坏力……这些全是诺夫斯基自行口述加入供词的。作为回报，费杜金当着诺夫斯基的面将有关盗窃与投机集团（现在没用了）的文件扔进大铁炉里烧了。
4月中旬，对蓄意破坏者的审判——如今牵涉到20人——在秘密中进行。根据某位史纳瑟洛夫的证词，诺夫斯基尽管漫不经心，说话时充满激\_情，史纳瑟洛夫认为那是他发了高烧的缘故。“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演说。”史纳瑟洛夫毫无恶意地补充（显然是在影射那些关于诺夫斯基是个糟糕的演说家的误传——这是摧毁诺夫斯基神话的第一个前兆）。这次审判的另一位幸存者考林，称赞诺夫斯基尽管在数月的质询中受尽可怕的折磨，其锋芒却丝毫未减，“彻底征服了我们所有人”。他还说：“诺夫斯基曾经是个眼光灵活、行动敏捷的人，如今却拖着脚步，骨瘦如柴，双眼深深凹陷，有时似乎完全心不在焉；他看起来像个鬼魂，却不是自己的鬼魂，至少在他开口之前不是，可是他一开口，倒更像是魔鬼而非人类。”有一点应当指出，诺夫斯基在这次审判中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与流亡媒体，他们坚持认为，在这次审判的组织中潜藏着--奸-细，他们与革命人士无关。因此，诺夫斯基就将他雄辩的致命力量瞄准了这个方向，试图在一股怒火中推翻孟什维克与工会的争议，因为这些争议会让他的传记与结局走向他最害怕的境地，也是这几个月来他誓死反抗的。
州检察官V. N. 克里钦科是审理叛国罪的专家，对最早的五名被告处以最高惩罚，但就像考林说的，令众人惊讶的是，克里钦科在结案陈词中并没“把诺夫斯基拖下水”。（我倾向于认为诺夫斯基在这件案子中扮演的角色是以此为代价的。）克里钦科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赞许了诺夫斯基，因为无论如何，诺夫斯基直到最后都还能保持正直（从他真心配合审讯可证）。克里钦科甚至称诺夫斯基是“老革命”，强调事实上他在观点与信念上都是个狂热分子，在某个致命时刻被反革命与国际资产阶级的阴谋利用了。为了替这个道德偏差找到科学的解释，克里钦科从被告小资产阶级的背景、他频繁造访西方——那期间他对文学琐事的兴趣大过政治——的毁灭性影响中找到了答案。在科雷马医院里，已几近失明、身患败血病躺着的老拉比诺维奇，曾告诉陶贝医生，审判后他与诺夫斯基在法院前厅的会面。拉比诺维奇对诺夫斯基说：“鲍里斯·达维多维奇，我看你一定是疯了。你的答辩会害死我们所有人。”诺夫斯基回应了一个古怪的表情，像是一丝苦笑：“伊萨克·伊里奇，你可能知道犹太人的葬礼习俗吧，当他们准备将尸体从犹太教堂送到墓园的那一刻，会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俯身呼唤死者的名字，大声说：‘要知道你已经死了！’”诺夫斯基顿了一会儿，说道：“多好的习俗！”
为了表示感激，可能也深信自己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死亡，诺夫斯基在最后的演说中坚持自己的罪行理应判处死刑，那是唯一公正的处罚，他也不认为检察官的决定过于严苛，不会上诉求保命。因为他已经设法避开了可耻的绞刑架上的套索，他感到能死在行刑队前是个幸运的、合适的结局；甚至在道德情境之外，他一定认为某种更高层面的正义会要他死于铁枪铅弹之下。
但他们没有杀他（选择死亡似乎比选择活着还困难）：判刑减轻，在处于死亡的阴影中一年以后，诺夫斯基又踏上了艰苦的流亡之路。1934年初，我们在新殖民地图尔盖发现了他，化名多尔斯基，和他在沙皇时代最后一次入狱时用的是同一个名字。（无须从他的更名改姓里揣想他未来的动向、违抗与挑衅的迹象，因为诺夫斯基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实用的考量，有些文件里还在用这个名字。）同年，诺夫斯基得到政府许可，到更偏远的阿克约宾斯克定居，那里充斥着可疑的移民，他在种植甜菜的农场工作。12月，诺夫斯基的姐姐获准去看望他，却发现他病了，直抱怨肾痛。这时候他已经戴上了不锈钢做的固定牙套。（很难说他的牙齿是否确如陶贝医生所言，是在受讯问时被打断的。）她想申请将他转移到莫斯科，这提议被诺夫斯基拒绝了：他不想再看到那个世界。“他期待着在清晨时分死去，”她写道，“和他被捕时一样：他身\_体僵硬，目光呆滞，凝视着那扇从不锁的门。三点一过，就会抱起吉他，轻柔地唱着让人费解的歌。他常有幻听，会听见走廊上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在那些年里，莫斯科流传着如下的逸事：“咱们的诺夫斯基现在在做什么呢？”“他在喝茶配醋栗果酱，抱着吉他弹《国际歌》。”“但是带着弱音器。”有人还会恶毒地加上一句。）
众所周知，诺夫斯基在1937年那个可怕的冬天再次被捕，被带往某处。翌年，我们在遥远的英索玛发现他的踪迹。他写的最后一封信上，盖着位于索罗维特斯基岛附近凯姆的邮戳。
诺夫斯基历史的后续与结局是以卡尔·弗里德科维奇的文章为依据（他将多尔斯基误称为波多斯基），背景为遥远、寒冷的北方——诺里尔斯克。
诺夫斯基神秘离奇地从劳改营消失，很有可能是在某次暴风雪时逃逸的，在那种天气下，塔楼守卫、枪和德国牧羊犬都一样派不上用场。暴风雪平息之后，追捕者仰赖警犬嗜血的天性，动身搜索逃犯。三天来，营里的犯人一味地枯等“出去！”的指令；三天来，兴奋地吐着唾沫的德国牧羊犬费力地想挣脱颈子上的铁环，拉着疲惫不堪的追捕者翻越深厚的雪堆。到了第四天，一名警卫在钢铁厂发现了诺夫斯基。他脸也没刮，看起来像个幽灵，待在炼钢炉边取暖。他们松开了德国牧羊犬。随着狗儿的嗥叫声，追捕者冲进铸造车间。逃犯站在炼钢炉顶部的梯子上，被火光照亮。一个心急的警卫开始往上爬。就在警卫接近之际，诺夫斯基跳进了炙热的炼钢炉里。警卫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他们面前消失。诺夫斯基就像一缕青烟似的升起，对他们的命令置若罔闻，桀骜不驯地，摆脱-了德国牧羊犬，摆脱-了寒冷、炙热，摆脱-了惩罚与悔恨。
这个勇敢的人死于1937年11月21日下午4点钟。他留下了几支烟和一把牙刷。
1956年6月底，伦敦的《泰晤士报》——似乎仍然相信鬼魂的存在——宣称有人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围墙附近看到诺夫斯基，凭那副钢牙认出了他。所有的西方流亡媒体都刊载了这个消息，它们渴望阴谋与感动。
[1] 列昂尼德·舍伊卡（Leonid譒ejka, 1932～1970）：塞-尔维亚画家，建筑师，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最具原创性的艺术家。
[2] 主显节：天主教与基督教的重要节日，纪念耶稣降生为人后首次显露给外邦人，庆日是在每年1月6日。在俄罗斯东正教中亦称为“主领洗节”，在冰水中浸洗是其主显节传统。
[3] 《诗篇》：《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主要内容是对犹太人的神耶和华的祈祷和颂赞。
[4] 巴库（Baku）：阿塞-拜疆首都。
[5] 容克：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东部地区的贵族地主。
[6] 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Gregory Efimovich Rasputin, 1869～1916）：俄罗斯萨拉托夫省人，帝俄时代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被认为是东正教中的佯狂者之流。后因丑闻百出引起公愤，遭到暗杀。
[7] 亚乌诺·阿兹夫（Yevno Azef, 1819～1968）：双重间谍，为社会主义革命党组织暗杀行动，同时是奥克拉纳警备队的秘密警察。
[8] 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 Bruce Lockhart, 1887～1970）：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记者，作家，情报官员。
[9] 卡巴莱（Cabaret）：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后盛行于欧洲的一种具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表演场地亦可称为“卡巴莱”，主要为设有舞台的餐厅或夜总会。
[10]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使苏俄尽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采取和谈策略。
[11]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Anton Ivanovitch Dénikine,1872～1947）：俄国白军领袖之一。十月革命后他组织“志愿军”进行反对苏联共产党的军事行动，1918年他率志愿军从顿河出发，几乎占领莫斯科全境。
[12]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1920年9月1日至8日，第三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
[13] 《工人报》曾发表费杜金回忆录《第二阵线》中的部分内容（1964年8月和11月）。到目前为止，该自传的片段只涵盖了费杜金最早期的“背景”，并不见其实际作为的生动细节，而代之以过于简略的思考，据此判断，他的完整的回忆录恐怕也无法揭示出关于他天赋的秘密。在我看来，除--去实战经验不说，费杜金全无理论。他利用人内部的心理学中最深刻的原理逼出口供，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心理学的存在；他和人类的灵魂及其奥秘打交道，却浑然不知。不过，即便是今日，费杜金的回忆中最吸引我们的还是他对大自然的描述：西伯利亚风景的简朴之美、冻原上的日出、穿过北方针叶林的暴雨和洪水、遥远湖泊的宁静与青灰色的湖水……在在证明他有着不可否认的文学天分。
[14] 这个表述出自里奥·米库林，使其1936年所著的传记流芳百世。这个隐喻乍看随意，实则不然。米库林因心脏病发，死于苏兹达尔监狱的隔离监禁室。（有些资料则宣称他是被绞死的。）
在线阅读：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