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吵闹的小号——福利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的一个夜晚，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教授们被赶往一处防空洞躲避德国的轰炸。傍晚时分，他们得知警报解除后从防空洞里安然无恙地走出来，身\_体疲惫、睡眼惺忪。而就在面前的草地上，他们惊讶地发现一个同事完全不顾周遭的危险，正独自坐在一把帆布躺椅上，全神贯注地埋首于一张报纸。这个人就是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庇古性格古怪，终日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走来走去，将所有精力都倾注于思考的艺术中。庇古师从著名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后者开创的基础市场理论仍为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所沿用。马歇尔将这个学生视为天才。

庇古的确将老师的理论进一步深化，他特别阐述了市场的运行并不总是完美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资本主义那些最忠实的支持者都相信市场会失败——有时并不能充分地使用经济资源。这里的“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领域的大灾难或危机，有时候即使整个经济没有坍塌，某种特定市场，比如渔业或石油业也可以崩溃。庇古精准地为其下定义，因此成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领域的先锋。他检验了人们在购买、销售、工作中以及公司在生产和雇佣过程中所做的决定为社会带来的整体利益，即“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这种经济学分支可以用来判断经济形势，在这里就是一个市场运转的好坏。

庇古提出市场经常指引人们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往往会包含损害他人的副作用。为了理解这一点，可以假设你的邻居在吹小号。你并不喜欢他发出的吵闹的声音，特别是当他已经连续吹了几个小时后。这种情况下，邻居的爱好便具备了一种非故意的副作用：他的演奏令你感到烦恼。我们如何在邻居的享受和你的烦躁之间进行权衡呢？在做判断时我们会以整个社会为基点考虑什么才是最好的，而不是某个个人。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作为整体的社会”，意味着对你和你的邻居一起来说最好的是什么。有一段时间你不会在意那些噪音，这时演奏所带来的好处——邻居的愉悦感——要大于代价本身，即你自己的轻微不悦。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继续演奏。但是3个小时后小号声音开始要把你逼疯。假设第3个小时的小号练习带给你的恼怒情绪要比邻居从中获得的愉悦大得多，那么从社会整体角度而言你的邻居最好在两个小时后收起小号。但问题是他通常会继续演奏，因为在决定演奏时间时他仅仅会平衡对他本身产生直接影响的利益和代价（他“私人”的利益和代价）。他权衡了演奏的快乐和连续吹奏数小时导致的嘴唇的疼痛，但忽略了更广泛的代价（社会代价）：他带给你的头痛。

同样的问题会贯穿整个市场。我们会更清晰地了解其间的利益和代价，因为二者可以由金钱衡量。例如，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油漆工厂和附近的渔业的利益。通过权衡了制造油漆的成本和售卖价格后，油漆厂会生产为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油漆数量。假设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化学副产品，它不会影响工厂的利益，但会作为废料被排放到附近的河流里。渔业公司位于河的下游，化学废料的排放导致了一些鱼的死亡。这种情况下便会损害渔业公司的利益。油漆厂的这种行为和令人头痛的小号效果是等同的。生产额外数量的油漆所导致的渔业公司的损失要大于油漆厂从生产和销售这些油漆获得的收益。如果我们将社会——工厂和渔业公司看成一个整体，那最好不要额外生产更多的油漆。但是，如同小号手，工厂仅仅将目光锁定在直接影响自己的个人代价，包括制造油漆所需的颜料价格，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即化学废料对渔业所带来的损失。从社会整体角度而言，市场导致了油漆的“过度”生产。

即便如此，非故意的副作用有时可以是有益的。如果包装公司发明了一种可以使食品容器更便宜的新型塑料，包装公司便会盈利，同样，使用这种知识制作出更廉价的仪表盘的汽车制造商也会盈利。包装公司研究新塑料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或许会比公司赚取的额外利益大得多。但是当包装公司在做研究所需投入的决定时，公司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即会对其他公司带来的积极效用。因此该公司会减少研究投入，而不是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在这个例子中，包装厂与油漆厂产生的问题是相反的。市场导致了“太少”的创造社会利益的产品。

经济学家将油漆厂的污染物和包装公司的研究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ies），因为他们除了创造者本身，还会对外部的人或公司产生影响。庇古指出当社会效应（对每个人产生的整体影响）和“个人效应”（只对生产外部性的人产生影响）之间存在差异时市场失败的风险便会加剧。人们用货币支付个人的收益和损失：油漆厂购买颜料，顾客购买油漆。当个人的损失和收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时，市场便会实现良性运行。这种情况下社会等同于个人，所有社会影响都包含在人们购买的物品里。当外部性存在时，个人的损失和收益并不包括所有的社会损失和收益。外部性也不算在人们购买的任何商品中，比如工厂的污染物。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影响不同于社会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油漆厂“过度”生产的原因，它并不为污染付出代价，于是并不会为社会整体利益而停止生产更多的油漆。包装公司并不会得到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因此会选择更少的研究投入。

经济学家们将那些不需人们花钱购买也能从中获益的商品称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比如路灯。我在夜晚使用路灯辨别方向时不会对另一个人使用同样的路灯造成妨碍，这种收益是具有非排他性的。与大部分商品不同：如果我食用三明治，你就不能食用，并且我可以通过不售出的方式阻止你的消费行为。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为路灯付钱呢？你完全可以说自己不关心安装路灯与否，等别人掏钱装好后再享受有灯光的街道。经济学家称之为“搭便车”（free-riding），它适用于很多重要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你会在意组建军队保护国家安全的开销吗？军队保护了边境，所有人都会享受到其中的好处。当某些产品允许搭便车时，市场能提供的这类产品就会很少，甚至于没有。

因此，当人们创造了外部性或者渴望公共产品时，说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发挥的作用是错误的。市场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糟糕的产品数量过多，而好产品数量却不足。庇古认为，政府需要推动市场向正确方向迈进，它应该鼓励“积极的”外部性，抑-制“消极的”外部性。政府为公司开展研究投入的花费（拨款）可以鼓励包装公司有更多的意愿开发更多有利的技术。对油漆生产征税可以鼓励工厂减产使其产量最有利于整个社会。在庇古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对所有类型的产品征税，比如酒精和汽油，这两类产品都会对该产品的消费者之外的人产生影响。（醉酒者会骚扰清醒的人，汽车驾驶员会损耗人们共享的公路。）

对于公共产品，政府实行了更有力的措施。政府可能会将税收用于提供产品本身，这是路灯和军队开销基本一直由政府提供的原因。关于政府存在的一个主要经济论点就是如果没有政府便没有公共产品。

在庇古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同样明白了如果市场掌控在少数或唯一的公司（垄断企业）手里就会失败。在20世纪之初，巨型公司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的石油市场，美国钢铁公司掌控了大部分的钢铁。因为不存在竞争者，垄断企业可以选择产品的定价，它具有“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垄断企业试图推高价格以攫取更多的收益，高昂的价格意味着消费者购买数量的减少以及企业产量的减少。这种行为损害了整个社会，因为消费者想要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然而垄断企业仅仅是以自身利益为基础决定产品的生产数量。在充满竞争的市场里因为企业数量多，商品也就更多，从而使价格相对较低。这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竞争的市场要比垄断更有利于社会。

政府的“反托拉斯”（antitrust）政策尝试通过取缔垄断企业的生产或将其分解为小型公司从而使市场更具竞争力。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解散了标准石油，将其重组为几十个独立的公司。直到今天，政府仍然对垄断企业的影响忧心忡忡。20世纪末，一个法庭发现微软公司曾经尝试建立自身的垄断地位，为了有利于于竞争，法庭限制了该公司销售产品的方式。

庇古的著作曾经被时间尘封。在他写作的那段时间——20世纪20—30年代——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共产主义经济是最好的”（见本书第16章）。庇古研究的是更具体的关于特定市场如何运作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更为宏观的问题得以解决，很多人相信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体系，但是它需要一种更为有利的政府行为的参与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庇古的著作为改良特定市场的运转提供了一些政策，如油漆业、渔业、石油业等。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依然使用这些理论思考政府如何应用税收和补助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