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计划者——苏联的经济问题

在苏联的共产主义时代，一个制造挖掘设备的工厂停止向急需设备的煤矿输送机器，督察员在视察工厂时困惑地发现里面堆满了机器的半成品。厂长解释说他们接到命令要求将机器涂成红色，但问题是工厂的仓库里只有绿漆，如果他们将喷有错误颜色的机器交付使用，将会被关进监狱，与其冒险不如停工。督察员请求他所在的部委允许工厂将机器喷成绿色后这批机器才终于制造完毕，煤矿也得以重新开工。[书 .免`费`分`享V.信shufoufou]

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正开展历史上最为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它建立起了马克思所期盼的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社会。从煤矿机器的故事可以窥见普通的经济学规则是如何被颠覆的。对于英国或美国的工厂主而言，听从政府官员的指导意见，甚至使用什么颜色油漆的想法可能看起来有悖常理。在英国，工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或按照顾客的喜好将机器涂上粉色的斑点。如果顾客最终拒绝购买涂有粉色斑点的机器，工厂会受到来自市场本身的惩罚，而非关进监狱。

但是，苏联政府负责做出所有的经济决策，从生产的产品种类、如何生产以及谁获得产品，一直到各种细节。它会拟定计划，告诉工厂生产多少拖拉机和鞋子以及每种尺码的数量。这种利用资源的决策方法被称作“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工厂遵循的是政府的命令而非市场需求，普通百姓也要听从于计划。如果你需要一处新房，你就得向政府提出申请。如果你想购买面包或肥皂就必须去国有商店，在那里价格由政府制定，而非市场的供求机制决定。

另一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民众收入的决定方式。在资本主义里是多劳多得，如果你赚取的工资多于自己所需你可以挥霍。而在共产主义里，无论每个人的效率、体力或智力如何，收入都是一样的。人们获得是“所需要的”，而不是在流程中生产出的物品。

苏联领导人承诺共产主义会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共产主义制度憎恶资本家通过压榨工人致富，要比资本主义更加合理和人性化。俄国有一个关于神奇桌布的童话，当铺开桌布时便会出现一顿丰盛的宴席。政府的五年计划似乎是为了使这个神话变为现实，但是事与愿违。关于食物、电力和汽油的生产目标的规划经常是错误的。民众只能整天在饥寒交迫中领取所需的食物。工厂墙上会看见这样的涂鸦：“在饥肠辘辘中迎接五年计划”。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期，数百万人忍饥挨饿，饿殍遍野。

为何苏联经济出现了如此重大的问题？或许是共产主义本身的错误导致的。在共产主义制度里，人们的收入与所付出的没有关联，不论干活多少获得的酬劳都是一样的，谁还会去努力工作呢？谁还会去从事更为繁重或需要挑战的工作呢？事实上，人们为什么要工作呢？共产主义的失灵在于动机的错误，而争论也因此产生。共产主义的捍卫者们认为，正是共产主义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行为差异：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具有服从性和忘我精神，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投身于艰苦的工作中。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引爆了这场争论。米塞-斯是奥地利的犹太经济学家，1940年因为躲避纳粹的迫害移民美国。1920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公共财富的经济核算》的文章。这里的“经济核算”指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计算每个人的收入。社会公共财富探讨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社会，与苏联极为相似。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和共产主义十分类似。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经济并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人利益控制，而是经常由某种中央计划干预。所有财富都属于社会，而非个人。米塞-斯的文章分析了中央计划替代市场是否可行，以及在社会主义或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否成功的问题。他的论点暗示，人们是否自私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他相信即使最后一个人拿着微薄的工资还能欣然接受政府命令其打扫厕所的工作，苏联那样的共产主义经济依然注定失败。

设想一下即使在最小的国家里，每天实施的令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决策：待售的成千上万种产品，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新的商业的出现以及破产企业的倒闭。这些事情只有对于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才是简单的。他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鱼而不是猪肉，因此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花费一下午的时间去固定渔网或磨长矛。当另一个名叫“星期五”的男人出现后，事情变得有点复杂，因为需要考虑第二个人的需求。而在人口上百万的国家里，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欲望由价格决定。如果对布谷鸟钟的需求上升，其价格就会上涨。这鼓励钟表制造商增加产量，一段时间之后，受到高价格的驱使，就连家具制造商也会转去生产钟表，价格随之回落。消费者对于时钟的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市场还可以引导原材料实现最大利用。钟表制造商可以挤掉其他购买木材的使用者，比如椅子生产商。因为钟表制造商赚的钱更多，便会愿意出更多的钱购买木头。因此，原材料在价格的影响下实现最有效的分配和使用——生产人们最想要的产品。

在中央计划中政府主导着一切。苏联很多决策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做出。他的会议永远都是决策性的会议，许多事情是领导人必须做的，比如成立新的部委或者与外国政要签署协议。他也经常要处理细枝末节的经济问题，比如一座新桥应该有一条还是两条车道，莫斯科的蔬菜应该种植在哪些区等。他和官员们的会议经常要讨论上百个问题。难怪他会对工作人员吼道：“你给我的文件已经摞到我的胸口了！”

米塞-斯观察到的问题要比信息过量深刻得多。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会在木头实现最大利用的领域发出信号。没有价格就无法正确恰当地决定如何使用木头，或者鞋子和面包的生产数量，也无法决定面包或肥皂的价格。当政府决定价格时，价格便失去了作用。图书、面包和肥皂往往因为定价过低导致生产数量无法满足人们的购买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商店外永远排着长队。因此，在米塞-斯看来，斯大林对于价格和生产做出的决定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他说“社会主义是对理性经济的废除”，苏联的经济问题在于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

米塞-斯的文章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孰优孰劣的激烈讨论：如果共产主义是非理性的，那资本主义就是更优越的。随着共产主义的传播，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也变得紧迫起来。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苏联还是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新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国家快速向工业化迈进。许多思想家，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对共产主义希望建立一个消灭剥削的平等社会的目标抱有同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进化，而且苏联经济实现对美国的超越指日可待。

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认为，鉴于经济本身的复杂性，把一切交给市场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就是其中一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共产主义波兰派驻华盛顿的第一位大使。另一位是阿巴·勒纳（Abba Lerner，1903—1982），作为从东欧移民英国的犹太人，勒纳青少年时期曾在贫穷的伦敦东区做裁缝，后来成为了一名老师和排版员。20世纪30年代，欧美经济陷入严重的大萧条危机，他的印刷店倒闭了。为了找寻出路，他进入夜校学习经济学，随后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授课。

兰格和勒纳不同意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非理性的观点。他们认同经济需要价格作为衡量标尺，但是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们有能力制定自己的标尺并用一种理性的方式运行经济。计划者们只需要解决数学问题。你可以将供给和需求想成一个方程式：当鞋子的价格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供给就会实现平衡。经济是由成千上万互相影响的市场组成的。在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将所有市场进行了检验，每一个市场用一种方程式表示，并显示什么时候实现平衡。他和追随者们共同展示了市场实现平衡的方式。（我们将在本书第25章看到）此外，他们还发现了引领市场更大限度使用经济资源的条件。

兰格和勒纳说：为什么不去解答瓦尔拉斯的方程式？这个答案将会告诉中央计划者合理利用资源的价格。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制度里，合理的价格是存在的，但不一定非要出自于市场。中央计划者们可以对市场做出改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他们能够计算出最优价格，并进行各种调整，以实现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好的公平。

对于米塞-斯而言，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同垄断游戏，由坐在舒服的扶手椅里面的官员计算出的价格永远不真实。当人们谨慎使用自己的金钱的时候市场才是有效的。有真实意义的价格来源于商人试图获利的行为，而非摆弄方程式的经济学家们。因此，米塞-斯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理性的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