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炫耀你的钞票——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

在威斯康星的小农场里有一个小男孩，长大后他成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经济学思想家之一，他是这个国家最接近卡尔·马克思的人。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并没有吸引一群革命者。但是和马克思一样，他也是个局外人，他是一个对自己所处的高速变化的社会投以批判眼光的观察家，并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马克思，这个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观察到了工业革命的进步。他的著作如同砸向富人阶级的炽热岩石。凡勃伦来自一个挪威农民的小社区，远离浮华的美国文化。他的著作里充斥着对美国权贵阶层虚荣空虚的嘲讽。

凡勃伦在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中长大，恰逢1865年南北战争的末期。新的铁路线横贯宽广的平原；工厂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钢铁、木材和皮靴；富饶的煤、石油和土地成为美国经济的引擎；巨大的消费者市场以及数以百万的移民劳动力不断涌入以寻找发财的机会，同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19世纪末，美国经济已经超越了英国，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是第一个由新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拥有小型的农场和实业，而古老的欧洲社会则被划分为贵族、富裕的实业家和穷苦大众。随着美国工业的繁荣，小公司逐渐变为巨头公司，企业主也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些人过上了奢侈阔绰的生活，远远超过了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马克·吐温将这个时期称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新财富只是表面金光闪耀，但在肤浅的表层下则是一个浪费和不道德的社会。

凡勃伦以一种戏谑的眼光看待美国社会。从年轻时期他就特别喜欢颠覆传统、扰乱人心。当他还是一个男孩时曾在一次争论中对邻居的狗开枪，并在邻居的围栏上胡乱用希腊语写上辱骂的话语。高中时他递交了一封题为“为食人族请愿”的信，令老师们大为震惊。获得耶鲁博士学位后，他返回了父母的农场，终年不事劳作，埋首于多种语言写就的书籍中。他爱好广泛，从生物到古代神话无不有所涉猎。广博的知识为他从中年开始的离经叛道的写作提供了素材。他一直在各种临时的场所工作，包括通过窗户爬进去的朋友的地下室。每晚在那里，他用紫色墨水的自制笔写作。

传统经济学理论并未涉及美国新富阶层的兴起。毕竟，经济领域里全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精于算计，对成本和收益仔细权衡后才采取相应行动。拥有理性头脑的人总会实现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如果这意味着使用财富购买金表和大理石雕像，那他们就会这么做。

在他最为著名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驳斥了思考经济行为的传统方法。理性经济人衡量各种各样的物质需求然后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但是欲望源自何处？它来自于每个人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很多经济学理论没有涉足的领域。依照凡勃伦的观点，人们并不是通过理性的计算决定购买行为和选择消磨时光方式的。你必须了解人们由社会所塑造的本能和习惯，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选择。

从表面上判断，资本主义与古代原始社会毫无相似之处，不存在雨中的舞蹈、用动物祭祀神明、将贝壳作为礼物赠给临近的村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理性民众投身于买卖和利润的赚取。但是实际上，凡勃伦说，如果近距离观察你会发现现代经济里依然有原始习俗的痕迹。我们并非像一个完全理性的人那样出于需求购物，而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消费。设想一下你最近买的新款T恤：即使你是出于喜欢而购买它，但在购买的过程中难道没有想到朋友们对它的评价吗？你会购买自己喜欢但是会被别人嘲笑的衣服吗？

在早期社会中，人们通过拥有足够的权力，而不用工作获得他人的认可。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随着人们越来越善于耕种和制造，产生了商品的盈余。这些盈余使得神职人员、国王和武士不用劳作。他们珍贵的物品——银酒杯、精致的头饰、镶有宝石的剑——为他们带来荣耀。普通工作被视作一文不值。凡勃伦告诉我们一些波利尼西亚首领已经习惯于让奴隶为其事事代劳，以至于他们宁可挨饿也不愿意自己将食物从盘子送到嘴里。

凡勃伦在当代美国经济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本能。暴发户阶层以股票的收益为生，他们不需任何付出就可以继承大笔遗产。如同波利尼西亚的首领们，他们通过炫富获得社会的肯定——参加休闲活动和购买奢侈品——并且不需要工作。凡勃伦将富人购买豪宅、皮草和去法国里维埃拉度假的行为称作“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并称获得特权的少数人为“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

有闲阶级的男士们身着燕尾服和丝绸领结以显示他们从不从事任何制造工作，比如犁地或驾驶公交车。他们的穿着因此被认为要比农民简朴的尼龙衬衣更为漂亮。但是在凡勃伦看来，富人锃亮的皮鞋比穷人磨得发光的夹克袖子漂亮并没有什么道理。

为了彰显自己从没有削过土豆或擦过窗户，有闲阶层女士们的衣服需要设计得尤为不适合日常穿着。我们对裙子如此迷恋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的昂贵、对穿着者每一个转身的束缚以及对所有有用行动的限制。贵妇们的存在是为了显示她们丈夫的财富。在某种极端时候，引人注目的需求意味着当一件丝绸连衣裙的价格提升后，购买需求反而会随之上扬而非下跌。高价意味着买得起的人变少，这时连衣裙成为炫耀地位的更好方式，于是更多的有钱人便想拥有它。

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会扩散到想成为富人的较低社会阶层。中间阶层的人们购买象牙手柄的勺子并非为了改善勺子的功能性，而是为了让使用者在朋友面前更有面子。即使最底层的穷人也可能为了保住最后一个花瓶或项链而忍饥挨饿。

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浪费行为。它将经济能量从生产人们真正需要的产品转移到用来炫耀的商品。结果便会导致对枯燥和繁重劳动的不满：人们模仿富人追求更多的消费，富人为了引领潮流出手更为阔绰，为了不被抛在后面所有人都疲于奔命。而凡勃伦拮据的开销确实让他的批判显得更为有力。他的衣服松松垮垮看起来好像睡觉时没脱过，他的手表用别针胡乱别在马甲上。他建议抛弃丝绸和花呢，用纸制作衣服。

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Gornelius Vanderbilt）是当代美国类似部落首领的人物，他在19世纪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航运男孩成长为一个铁路巨富，所遗留的财产在今天看来数以亿计。范德比尔特家族曾建造很多豪宅以及度假别墅。他的一个儿子将罗德岛的大理石房子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妻子，这个奢华的宫殿由50万立方英尺的白色大理石建成。

在范德比尔特这种人炫耀性消费的背后是一种被凡勃伦称为“掠夺行为”（predation）的本能。野人国王互相用长矛攻击彼此，现代有闲阶级在商场上用诡计击败对手。以范德比尔特和另一位商人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争夺联结芝加哥和纽约铁路线的控制权为例，德鲁策划了一场计谋，妄图通过影响铁路公司的股价战胜范德比尔特。为了实现目标他需要先让股价飙升。为此他到访了纽约那些经常被股票经纪人光顾的酒吧，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他故意掏出手绢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这时一个纸条掉在地上，他装作没有看到。当他离开后，经纪人们抓起这张纸片，发现上面含有一个“提示”，这些信息使他们相信公司的股票会大涨。于是经纪人们赶紧去购买股票，希望在价格升高后获利。急切的购入带来了股票价格的飙升，德鲁的计策如同比赛中的制胜一招（凡勃伦认为有钱人热衷于运动也源于同样的掠夺性本能），它使德鲁获得了铁路的控制权。

范德比尔特、德鲁与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成就了新的美国经济，但是这是一种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为了赚钱他们不得不互相欺诈、玩弄诡计。他们因自身的野蛮被称为“强盗资本家”（robber barons）。范德比尔特曾说道：“我管什么法律不法律，难道我没有权这样做吗？”

凡勃伦认为，掠夺本性对真实的人类需求毫无用处。然而，还有另一种本能，即“工匠技艺”（workmanship）。它指的是以满足整个社群需要而从事富于创造力工作的本能：比如修缮铁路以保证火车的正点率。凡勃伦并未像马克思那样号召革命，他认为当社会由工匠技艺本能而非掠夺本能统治时，因炫耀性消费导致的浪费便会遭到杜绝。社会将摒弃野蛮社会的最后一丝残余，这意味着为了和邻居攀比而导致的非理性消费得到终结。拥有工匠技艺本能的人群包括发明和改进机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引导经济实现以满足人类真实需求为目标的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尽管凡勃伦颠覆传统的经济学思想并未流行开来，这个性格怪僻的挪威人在1925年还是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在年近70岁时被邀请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对此凡勃伦表示了拒绝，并退隐到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郊外山上荒草之间的一栋小屋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简易的屋子里摆放着他自己打造的家具。1929年10月，在遥远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纽约市，股市崩溃，耀眼夺目的美国经济在衰退的飓风中烟消云散。凡勃伦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他去世于经济风暴来袭之前的几个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如隐士般，住在以老鼠和臭鼬为伴的小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