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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成长——经济增长理论

当你还是孩童时,父母或许每年都会在你生日那天在墙上刻下你的身高,看看你长了多少。当刻度升高的时候,你会感到骄傲,因为你的身高更高了,又长大了,可以做比原来更多的事情了。如果你有弟弟或者妹妹,他们的刻度原本或许远远在你的刻度之下,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也渐渐追赶了上来。经济学家思考经济的方式也是如此。不同的经济体就像是渐渐长大的人:往往是那些“年轻的”增长得更快,追赶旧的经济体。和孩子一样,当一个经济体增长后,它的能力范围也扩展了:人们可以消费的产品更多,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道路和医院的建造,用于抗击疾病。从某些方面看,经济体如何以及为何增长,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个经济体增长的同时也就能够更好地解决稀缺性的问题。因此,尽管许多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经济学家不使用“经济增长”这一现代表述,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关注这个问题。他们希望了解社会如何在时间的长河里变得更为富裕并且更加复杂。这一问题的一大部分是关于经济体如何变大,以及如何“成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学家开始以新的思路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经济体的表现是负增长:经济体的产出更少,企业破产,上百万人失业。如果大萧条是一次危机,那么经济的常态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利用所有的资源来进行生产,因此失业率很低,闲置的工厂也少。假以时日,经济体实现了增长,其生产能力提升了,社会也更加富有。在各种危机之间,这是常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上的主要先进国家的发展都很稳定,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波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增长的新时期来临了。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是如今少数经历了战后经济增长和此前大萧条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离开军营,回到哈佛大学继续自己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业。因心血来潮,同时也是在妻子的建议下,他转向了经济学。这个建议效果不错。索洛利用数学和统计学对原有的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增长得更快?

索洛与同时期另一位如今被忽视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1918—1989)提出了一个理论,用来解释正常状态下,当经济体的全部资源被用来生产产品时,经济如何增长。他们要求我们设想一个简化的世界,在那里商品通过使用资金(设备和工厂)和劳动力来生产:少量挖掘机和上百带着铁铲的工人挖掘火车隧道,或者也可以用大量挖掘机和少数驾驶员来完成同样的工作。富裕的国家相比自身的人口拥有大量的资金,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里每个人的产出更高。人均产出可以很好地衡量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一个由10个人组成并生产100英镑价值商品的社会,其富裕程度是生产同样价值产品但人口为20人的社会的一倍。10个人构成的社会能够为每个人平均提供双倍的商品:它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比20人的社会的更高。索洛的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人均收入的增长。

举例来说,如果你投资更多的钱购买新的面包炉,你就增加了经济体的产出,因为可以生产更多的面包。根据索洛的理论,当你向同样数量的工人投入更多资本时,你能够获取的额外产出会越来越少。这一效果被称为“资本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 to capital)。比如我们可以想象,某个国家只有有限的面包炉,每投资一个新的面包炉都会大大增加面包店的产出,而当越来越多的面包炉建造起来以后,也就越来越难找到人去操作它们。因此,第100个面包炉就只能带来远远少于第10个面包炉所能够增加的产出。【www.yuedu88.com】

资本收益递减意味着,当一个经济体增加资本储备并增加生产时,其增长率会逐渐减少。最终,来自额外资本的收益会耗尽。如果资本是唯一创造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经济会在人均收入不再增长的位置停滞。实际上,从长期来看,还是有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的因素——技术的进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技术是让投入变成产出的处方,例如将布料、毛线和金属变成牛仔裤。这个秘诀是知识:如何剪裁布料,如何缝纫,等等。当人们发明出更有效的缝纫技术后,这个知识就会进步,牛仔裤的制造也就更简单。经济体就变得更加“多产”。技术进步允许以一国所拥有的资本和人力实现更多的产出。同样也可以生产出新的商品。当文字从石碑转移到羊皮纸,从羊皮纸转移到现代纸张,再从现代纸张转移到数码产品之上时,社会实现了进步。索洛认为,社会更高的生产率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才是增长的真正引擎。

索洛的理论是乐观的。这种理论认为贫困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准会逐渐赶上富裕国家,正如更小的孩子最终能在身高上赶上年长的人一样。拥有较少资本的贫困国家,其发展速度会快于坐拥大量资金的富裕国家,因为富裕国家从资本中获取的收益大部分已经耗尽。正因为贫困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那么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准就会逐渐赶上来。不论是贫困国家还是富裕国家,他们的发展都会在一个地方停滞下来,到那时唯一的发展动力是技术进步。一个国家离这个状态越远,它向这个方向前进的速度越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如同索洛所说,欧洲追赶着美国。欧洲国家利用晶体管、电脑这样的新技术,并且建造美国式的大型自动化工厂。在战争末期,欧洲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接近美国的四分之三。除了欧洲,日本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稳定的进步延续了数十年,大萧条也没有再次降临。经济学家将这段时间视为增长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只有20%的法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60%。电冰箱和电视机在战后的法国是稀罕货,但很快就普及了。而且当人们的收入提高的同时,他们的劳动时间反而在减少。而英国,尽管已经不再是经济的领头羊,由它的欧洲邻国取代了这个位置,但其经济也还是在增长。公休日和看电影消遣成为常态。1963年,在一部名为《热情暑假》的英国热门电影中,一群机修工在午餐时借到一辆面包车,驾车驶往南方,并最终抵达希腊的海滩。此后许多年,不仅仅是有钱人,机修工和巴士司机都向往艳阳照耀下的夏日假期。1957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大部分国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到全国去看看……你能看到一个繁荣的国度,我们从来没有过得好,在我国的历史上也前所未有。”

然而,这只是一部分人的黄金时代。欧洲取得了成功,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贫困当中。只有少数国家,比如韩国,如索洛的理论设想的那样迎头赶上,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还落在后面。在索洛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贫困国家走向富裕的办法是建设大量的工厂、道路和港口。在之前的章节里我们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是如何试图做到这一点的。索洛告诉我们,投资更多的资本——工厂和设备——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推动增长。想要获得长期增长,经济体需要更好的技术。但是索洛的理论并没有解释新技术究竟来自何方。这令技术变成“外生的”:来自经济体的外部,因此无法控制,就如同阳光滋养花圃一样。这个理论还假设,技术能够向所有的经济体平等开放,无论是马拉维还是瑞士。当马拉维利用了新技术,这个国家就会变得更接近瑞士。但是实际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阻碍贫困国家采用最新技术的屏障。这个国家可能缺乏正确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或者在商业中并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技术并非外生的:技术由一个社会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创造。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1955—)开创了新的增长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技术是“内生的”——在经济体内部被创造出来。在罗默看来,技术进步与阳光日照并不相同。人们之所以会发明更好的汽车引擎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引擎销售中盈利。技术是特别的,因为一旦发明之后,就可以一遍又一遍地使用。一家航空公司花钱研究某种金属的熔点,是为了将这种技术应用在更轻的机翼的制造中,最终也是为了销售飞机并盈利。而这项技术可以让厨具制造商用来生产更好的炉具,并且厨具制造商无须再支付这项技术的研究费用。这一特性令技术与大部分人购买和销售的东西不同。经济学家将其称为“非竞争性”商品。拿钻机来做比较:当你用钻头的时候,我就不能用。而且钻头损耗后需要替换。而有关金属熔点的知识一旦被发现了,就永远在那里了,新的发现不断增加,我们的知识储备就能无限地扩大。

鉴于技术的非竞争性,以及技术可以不断扩充,因此它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新想法的收益不能全部归它最初的创造者所有,那么从经济整体的最佳利益来看,研究和开发就会大大地不足(我们在本书第14章讨论了庇古教授的市场失灵,这就是一个例子)。罗默有关技术和增长的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资助研究和开发来发挥作用,从而带来相比单独的私有市场来说更多的创新。

在索洛理论里认为发展会减速的地方,罗默却认为发展还会继续,因为新的知识会扩散到整个经济体。这意味着那些善于创新知识的大体量经济体能够在不减速的状态下继续增长。而那些小体量的经济体并不能自动地追赶上来。不幸的是,这已经变成许多世界上最贫苦国家的真实命运。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最终无法为其国民提供足够的食品、教育和居住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发展的问题至关重要,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曾说,一旦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无法再思考其他问题”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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