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分成两半的世界——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

1956年11月，82个人乘着一艘旧船从墨西哥出发，这艘船的核载只有20人，船上满载着食物、步枪和反坦克火炮。船员们严重晕船，船舱漏水，还有一个人从船上掉到了海中，但七天后他们还是抵达了古巴。船上有两个年轻人，他们未来将跻身于20世纪最著名的革命当中。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这些人的领导，之前尝试过想要推翻古巴政府。船上的医生是一位阿根廷人，名叫切·格瓦拉，他在学生时代就骑摩托车周游拉美，而一路上所见的贫困和苦难激起了他的怒火。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都敌视古巴政府。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对穷人漠不关心，任由孩子们赤脚走路，无学可上。相反，古巴政府更重视那些在古巴赚钱的美国公司以及那些在哈瓦那赌场里挥霍享乐的富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想要改变这一切，这正是他们踏上危险的海上之旅的原因。他们的船停在一大片沼泽上，在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古巴军队杀害。格瓦拉、卡斯特罗和其他少数人逃进了山区，并从那里开始了对政府的战争。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都相信，古巴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贫困是由富裕国家的贪婪所引起，尤其以美国为甚。他们说，有钱的国家“剥削”穷国。想想看，卡尔·马克思是怎么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资本家让工人从事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并且将大部分的劳动所得据为己有。“剥削”这个词意味着不平等和错误。不过，这个概念是如何适用于国家的呢？像美国这样由上百万工人和企业组成的国家，是如何剥削古巴这样的穷国的呢？

经济学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提出了一个解释该问题的理论。弗兰克出生在德国，20世纪60年代定居拉美。在前往南方之前，他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头衔。对于弗兰克的老师来说，马克思的观点既危险又不正确，甚至翻看马克思的书都是错的。整个有关剥削的概念，不论是在雇主和工人，还是在不同国家之间，都毫无道理可言。（当工人接受工作时候，他是自愿接受雇主所提供的工资的，因此这里面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但是，弗兰克无法同意他的老师。如同格瓦拉，他说自己人生真正的教育是从旅途中学到的，而他曾经搭车走遍了美国上千公里的道路。此后，他还周游了拉美的许多国家，宣传自己的理论，并为那些即将掌权的激进派领导人出谋划策。

标准经济学认为，与富裕国家的贸易往来会帮助贫困国家变得富裕。弗兰克的思路恰恰相反：贸易损害了穷国的利益。弗兰克说，这是因为贫困国家出口商品（譬如香蕉和咖啡）的利润并不会进入真正的经济发展当中，比如建造新的学校或者工厂。实际情况是，贫困国家的经济被大型的外国公司所控制。例如在古巴，这些公司拥有全国耕地的四分之三。外国公司经营着种植园和矿场，并从贸易中获取利润。一些本地人确实变得更为富有，像是有势力的地主以及少数为外国公司打工的幸运儿，他们在进口汽车和服饰上大把挥霍。

弗兰克将这些外国企业视为15、16世纪登陆南美的欧洲探险者的现代翻版，探险者们洗劫了那里，将大量金银带回欧洲。现代版征服者的代表之一就是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该公司在20世纪初期经营着纵横拉美的商业帝国。这个公司在自己的香蕉种植园边上建造了完整的城镇，以及运输水果的铁路，甚至还拥有自己的警察队伍。由于该公司剥削工人，掌控政府官员，拉美报纸将其称作“章鱼”。1928年，该公司哥伦比亚的工人罢工，遭到了军队的枪击。该公司的触角无处不在，它榨取拉美大陆的财富，并奴役那里的人民。

弗兰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而不是缩小。世界资本主义分成了两个部分，位于核心位置的是来自欧洲、北美的富裕国家，而位于边缘位置的是拉美、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国家。核心的胜利以边缘的牺牲为代价。因此，贫困国家的命运——变得更加贫困——“依附于”富裕国家让自己变得更加富裕的努力。弗兰克以“依附理论”观点为人所知。相对于传统经济学有关发展和进步的教条观点，弗兰克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以一篇论文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理论：“不发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一名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01—1986）对于贫困国家的贸易陷阱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解释了富裕国家如何最终控制了贫困国家。普雷维什后来成为了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随后又成为联合国的重要官员。普雷维什虽然不像弗兰克那样激进，但是他的观点依然与传统的经济学不同。他的观点主要涉及贫困国家可销售商品的价格问题。传统的贸易观点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李嘉图认为，如果国家能够在商品生产上实现专业化，那么他们在制造（换句话说，这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上就能做得更好，而且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从中获益。如果古巴发现自己相比生产汽车更容易生产糖，那么古巴应该向美国出售糖，并从美国购买汽车。自由贸易会帮助古巴这样的贫困国家，逐渐接近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这也是该理论的出发点。

普雷维什认为这是错的。像古巴这样贫困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初级”产品，如糖、咖啡和香蕉。但是富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加工产品，如电视机、汽车。当人们收入提高时，他们会为购买电视机和汽车多花钱，但是他们基本不会为糖和咖啡多花一分钱。（假设你的收入提高了10倍，你在汽车和珠宝上的开销可能会增加同样的倍数。但哪怕你每天都多买一杯咖啡，恐怕也不会将咖啡上的开支增加10倍。）

普雷维什认为，对于贫困国家来说，这当中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事实。当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对富裕国家汽车的需求会同样增长。但当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时，他们对贫困国家的糖进口需求则会增长得很慢。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汽车的价格上涨会比糖更快：贫困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了。因此，当贫困国家的人民需求更多汽车的时候，该国必须出口相对更多的糖才能实现支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量的糖能买到的汽车越来越少，到最后，贫困国家的发展赶不上富裕国家的速度。高增长率会创造对汽车的高需求，但是出口糖的收益已经不足以满足这一需求。这幅图景和19世纪经济学家的乐观展望何其迥异！看起来，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的贸易充满了陷阱，贫困国家出口低价的糖和咖啡，并且永远落后于富裕的国家。

那么贫困国家的出路在哪里呢？普雷维什说，贫困国家不要技术化，而应该多样化，就是说要生产许多不同的商品。他们需要生产糖和咖啡，但也要生产汽车和电视机。与其用出口糖和咖啡挣来的钱购买国外的汽车，他们应该将国外汽车挡在国门之外，然后用这笔钱建造自己的汽车厂。20世纪50—60年代，拉美、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采取了这种做法（见本书第22章）。

普雷维什并不是革命者。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是可以帮助贫困国家的。与此相反，弗兰克就像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无药可救，而革命是唯一的选择。人民只有掌握权力，建立起社会主义才能结束剥削。这也正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在战胜古巴政府后试图做的事情。在大山深处，他们用800人战胜了古巴军队的3万人，并在1959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哈瓦那。卡斯特罗组建了政府，控制了那些他憎恨的外国企业。

到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崛起了，依附理论不再受到青睐（尽管弗兰克有关剥削的观点对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家来说仍旧重要）。暴力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拉美诸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当军队在智利掌权的时候，弗兰克正好住在那里。他逃回了当初为躲避纳粹而逃离了整整40年的德国。智利回归资本主义之路是由那些学成自芝加哥的智利经济学家领导，和弗兰克不同，他们继承了芝加哥老师有关自由市场的理念。这些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男孩”。只剩下古巴的卡斯特罗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格瓦拉在1967年被玻利维亚的军队（在美国人的协助下）处死，当时他正为下一场革命做着准备。今天你还能在不少T恤衫和海报上看到格瓦拉的形象，他们也常常以昵称“切”来回忆他。他波浪形的头发还有贝雷帽成了为革命不顾一切的战士的象征。

反对弗兰克理论的不仅仅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社会才有可能跨入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拉美的贫困国家远没有达到这一标准。批评人士说，弗兰克虽然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观点，但是却忘记了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

依附理论的主张者指出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诸多不公平现象无疑是正确的。富裕国家往往坚持一种体系，在其中他们可以自由地向贫困国家进行出口，但对接受贫困国家的出口往往不太情愿。另外一种不公平现象是美国对拉美和世界上其他一些独立国家进行的商业和政治干涉。美国支持智利那样的反社会主义的政变，因为美国和敌对的共产主义苏联争夺着影响力，而后者是社会主义政府的盟友。美国入侵了格林纳达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向越南发动了长期战争，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共产主义的影响。

指出不公平的存在是一回事，但是像弗兰克那样声称这些不公平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则是另一回事。亚洲国家的崛起表明贫困国家也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变得富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摆脱-了20世纪中期的贫困，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家或地区。如同普雷维什所建议的那样，他们都迅速地将自己的经济多样化，生产出船舶、汽车和电脑。而他们与富裕国家的贸易并没有损害自身的利益——贸易成了发展的杠杆。而今天，中国正在重演这一幕。